從大飛機工程項目，看待不同國家的國運。（二）

日本製造業的加拉帕戈斯進化趨勢，現在最明顯的就是曾經幾乎稱霸世界的消費類電子產品，無論是索尼，松下，他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家用電器，無論是白色家電還是黑色家電，都已經從中國這個世紀上最大的家電市場上逐步走向消亡。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從全世界退潮。

曾經被粉絲膜拜為「索尼大法」的索尼消費類電子產品。目前已經乏善可陳。

日本製造業的加拉帕戈斯進化體現的最充分的行業就是手機。自從2000年摩托羅拉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智能手機天拓A6188以來，全世界的智能手機，伴隨著網路運用成為了2000年以來全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而日本製造廠商，在智能手機這個領域，不僅沒有借著風潮以及其深厚的工業基礎從而引領時代的潮流，反而在自己原本壟斷的市場里被迫給蘋果公司巨大的分成。

現在回頭來看，美國的蘋果公司產品，能夠在日本的手機市場上佔領一席之地，唯一的可能在於駐日美軍的刺刀，而日本公司本身的手機產品，在日本本土，進化的日趨遠離世界的主要潮流。更不用說在世界上其他市場的徹底退出。在今天，智能手機這樣的強系統集成工業品，日本的手機製造業的詭異進化路線，實際上就是日本社會內部固化的封建社會傳統的表達，各種運營商，都在固守著自己的地盤，將本應是開放的新興的手機製造行業，搞成了一種只有在日本才能賣的出去的產品，反而距離世界的潮流越來越遠。

在中國內部的很多人，還依然驚嘆於日本在工程技術領域中的優勢地位。但是筆者認為這種擔憂的意義並不大。大型系統集成工程對於工程技術的發展方向，是有著牽引作用的，掌握一些優勢的細節化的工程技術，其在經濟上的總體利潤是無法超過大型系統集成工程的總體利潤的。最近一段中國上海商飛推出的C-919大飛機，其中雖然有很多子系統是由其它國家的分包商提供的，但是研製大飛機的根本性領域：風洞群，超級計算機，超大型液壓模鍛機等等這些基礎性質的工業大配套體系，是中國航空工業的根本性支撐。也就是說飛控，液壓等等這些子系統的可替代性，遠遠高於中國自有的風洞群，超算，超大型液壓模鍛機這樣的根本性支撐力量。換句話說，中國要在這些子系統上上搞進口替代，難度遠遠小於建設一整套航空工業基礎配套的難度。

日本在一些工業技術上的先進並不能帶給日本以很高的利潤，賣散件的利潤，永遠比不上賣總成，賣總成的利潤永遠比不上賣成體系的成品。恰恰危險在於，日本的工業產業集團會隨時因為其缺乏引領性的工業項目而走入歧途，這樣的危險幾乎時時存在。

而現代工業的一種重要目標——安全利益的產出——日本的工業產業集團交出來的答卷更是負分的。

近些年來，中國的社會學研究領域有一個概念被反覆的強調：內卷化。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為過密化。內卷化效應就是長期從事一項相同的工作，並且保持在一定的層面，沒有任何變化和改觀。這種行為通常是一種自我懈怠，自我消耗。

運用這個概念工具來觀察日本社會的內部運行，可以發覺，日本現在已經是一個實際上的內卷化社會：人民年齡構成老年化；老年人在日常社會的經濟運行中的財富分配和權力分配過重；年輕人日漸失去活力、宅化；人口增長緩慢，甚至負增長；社會利益分配傾向於各種地頭蛇一樣的權力構架，人事晉身依託派系；這樣的情況不僅僅在日本出現，在韓國也同樣出現——韓國的人口增長緩慢，大量的人口流出；在中國的東北地區，也已經出現了。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形成「內卷化」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其社會內部的階層固化、封建人身依附化。整個社會不同經濟部門內部的權力固化，利益分配模式僵化。各種小集團將整個社會搞成各種形式的封建割據，搞「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的政治經濟形態。

這樣的社會政治經濟形態一旦形成，其搞大型系統集成工程的的政治需要就會下降，因為缺乏政治需求嘛，而即便是搞大型系統集成工程，也會因為整個社會內部的不同形式的封建割據而將整個大型系統集成工程扭曲。

在航空設計領域裡，有一種很有意思的論調：任何戰機,都是妥協的產物,技術和指標間的妥協,軍隊和國會之間的妥協,製造工藝和設計之間的妥協。 沒有哪個戰機可以是完美的,最終是否成功,要看這款戰機是否用最小的代價,達到了賦予他的要求。

套用一句筆者經常說的話：大國的內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小國的主要矛盾是外部矛盾。

中國的運-20，更體現中國當前作為一個世界島邊緣地帶國家的使用方向：內部矛盾的根系，結出了一個對外運用的利器的果實。日本的C-2運輸機奇葩的結果，與中國的運-20運輸機相比，C-2的設計和製造反而將解決設計與製造集團內部的不同勢力的妥協放在了其將來主要運用空間：對外矛盾的最高形式需要——戰爭的需求之上。它的設計和製造，充分的體現了日本這個中等強國所不應該有的內部妥協機制。最後將C-2運輸機搞成了一個為了平衡其內部不同封建勢力而妥協而製造出來的內卷化怪物，其本意：對外運用的軍事以力量解決其小國外部矛盾的緊要需求反而被擺到了次要位置。

這當然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一件事情。

形成這樣的局面，其根本的原因在於，日本的國家的不正常化。

從二戰開始，日本的經濟發展就在駐日美軍的刺刀的保護之下，而其防務力量的畸形與定位的不明確，導致了其喪失了能夠帶動整個工業體系發展的最重要的龍頭項目：軍事-工業聯合體的組合。

而這種大型系統集成工程項目的缺失，反過來進一步導致了日本國內工業體系的碎片化以及封建化；而這種社會不同經濟部門的固化和封建化，反過來又限制了日本的大型系統集成工程能力。

死循環。

塞繆爾·P·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出了這個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無論是 持有何種意識形態的，都可以分為兩種政府形式：一種是強勢政府，另外一種是弱勢政府。亨廷頓的強大政府論就是建立在他對第三世界觀察和估價之上的。其要義是，欲根除國內政治的動蕩和衰朽，這些國家必須樹立起強大的政府，舍此無他路可走。

而發達國家的政府，無一例外都是強勢政府，只有強勢政府，才能形成對社會的不同利益集團的碾壓性構築力量，保持其國家在激烈的地緣政治競賽以及殘酷的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競爭中的優勢地位。

日本的C-2的運輸機，根本上說，就是日本這個國家的政權弱勢，無法形成對國內封建化的工業產業集團形成碾壓性的優勢的後果。

反過來，日本國內這種封建化的工業產業集團製造的奇葩的大型系統集成工程，不能支撐保持其政權在激烈的地緣政治競賽以及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競爭中的優勢地位。

即便是在這樣一個比爛的時代里，日本的弱勢政權以及他所庇護的日本的工業產業集團也爛的過分了些。

基於這個認識，就可以解讀前幾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及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的國際政治行為的根源——他們在尋求一切將日本國家正常化的可能縫隙。

不過其前景嘛，筆者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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