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自傳》之1 一顆紅星的幼年

《毛澤東自傳》的最初版本是一部極其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獻，是毛澤東於1937年親自向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口述生平事迹的忠實記錄。

《毛澤東自傳》是毛澤東口述並親自修改的生平事迹的忠實記錄，是中國革命史的極其珍貴的重要文獻，也是唯一以自傳形式出版的中共領袖傳記，可謂「中國第一自傳」。曾在解放前的「國統區」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發行，具有很高的史料和珍藏價值。書中記述了毛澤東同志從誕生至革命早期的人生歷程和思想脈絡。

偉大的人物，深刻的靈魂，生動的故事

圖1 看到1937年出版的封面照片，笑cry了，這不就是隔壁村的老表啊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湘潭縣的韶山沖。我的父親(1)是一個貧農，當他年輕的時候，因負債纍纍，便去投軍，他當了一年多的兵(2)。後來他回到我生長的村上，由於拚命地節省，他靠著做小生意和其他事業賺了一點錢，設法贖回了他的田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成為中農了。在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穫六十擔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費三十五擔——這就是說，每人約七擔——這樣，每年可以多餘二十五擔。靠了這個剩餘，父親積聚了一點資本，不久又買了七畝田，使我家達到「富」農的狀態。這時，我們可以每年在田裡收穫八十四擔谷。

　　當我十歲，我家只有十五畝田的時候，一家五口是：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們增加了七畝田之後，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個小弟弟和兩個妹妹。不過我們每年仍有三十五擔谷的剩餘(3)，因此，我家一步步興旺起來了。

　　這時，父親還是一個中農，他開始做販賣糧食的生意，並賺了一點錢。在他成為「富」農之後，他大部分時間多半花在這個生意上。他雇了一個長工，並把自己的兒子們都放在田裡做工。我在六歲時便開始耕種的工作了。父親的生意並不是開店營業的。他不過把貧農的谷購買過來，運到城市商人那裡，以較高的價格出賣。在冬天磨米的時候，他另雇一個短工在家裡工作，所以在那時他要養活七口。我家吃得很節省，但總是夠飽的。

　　我七歲起，就在本村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到十三歲。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裡做工。白天就讀《四書》。我的塾師管教甚嚴。他很嚴厲，時常責打學生。因此，我在十三歲時，便從校中逃出。逃出以後，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於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為那個城是在某處一個山谷裡面的。我飄流了三天之後，家裡才找到我。這時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過繞來繞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過距家約八里。

　　但，回家之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點。父親比較能體諒我了，而塾師也較前來得溫和。我這次反抗行為的結果，給我的印象極深。這是我第一次勝利的「罷工[罷課]」(4)。

　　我剛認識幾個字的時候，父親就開始要我記家賬了。他要我學習打算盤，因為父親一定要我這樣做，我開始在晚間計算賬目。他是一個很兇的監工。他最恨我懶惰，如果沒有賬記，他便要我到田間做工，他的脾氣很壞，時常責打我和我的弟弟們。他們一個錢不給我們，給我們吃最粗糲的東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總給僱工是吃雞蛋和鹹魚片，但很少給過肉。對於我，則既沒有蛋也沒有肉。

　　 圖2 1919年10月，毛澤東與父親毛貽昌(左二)、伯父(左三)、弟弟毛澤覃在長沙

我的母親是一個慈祥的婦人，慷慨而仁愛，不論什麼都肯施捨。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不過在父親面前，她就不能這樣做了。他不贊成做好事。家中因了這個問題時常吵鬧。

　　我家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是我，我的母親和弟弟所組成的，有時甚至僱工也在內。不過，在反對黨的「聯合戰線」之中，意見並不一致。母親主張一種間接進攻的政策。她不贊成任何情感作用的顯明的表示，和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說這樣不合乎中國的道理。

　　但當我十三歲時，我找到了一種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親辯論，我引經據典，站在父親自己的立場上和他辯論。父親常(常)喜(歡)責(備)(5)我不孝和懶惰。我則引用經書上的話來和他相對，說為上的應該慈愛。至於說我懶惰，我的辯解是大人應較年輕的人多做工作，而父親的年紀既然比我大上三倍(6)，他應該做更多的工作。並且我說我到了他那樣大的時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這個老人繼續「積聚財物」，在那個小村裡可以說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買田，但是他向別人押來很多的田。他的資本增加了兩三千元。

我的不滿增加起來了。辯證的鬥爭在我們的家庭中不斷地發展著。(在說話的時候毛很幽默地引用這些政治術語，他一面笑一面追述這些事件——史諾(7))有一件事，我特別地記得。當我在十三歲左右時，有一天我的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中來。在他們的面前，我們兩人發生了爭執。父親當眾罵我。說我懶惰無用。這使我大發其火。我憤恨他，離開了家。我的母親在後面追我，想勸我回去。我的父親也追我，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個池塘的邊上，對他威脅，如果他再走近一點，我便跳下去。在這個情形之下，雙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內戰」。我的父親一定要我賠不是，並且要磕頭賠禮，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這樣結束了這場「戰事」。從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當我以公開反抗來保衛我的權利時，我的父親就客氣一點；當我怯懦屈服時，他罵打得更厲害。

　　回想到這一點，我以為我父親的苛刻，結果使他失敗。我漸漸地仇恨他了，我們成立了一個真正的「聯合戰線」來反對他。這對於我也許很有益處，這使我儘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記賬，讓他沒有把柄來批評我。

　　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能夠記賬。我的母親則完全不識字。兩人都出身農家。我是家庭中的「學者」。我熟讀經書，但我不歡喜那些東西。我所歡喜讀的是中國古時的傳奇小說，尤其是關於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輕時，我不顧教師的告戒，讀了《岳飛傳》[《精忠傳》]、《水滸傳》、《反唐》[《隋唐》]、《三國》和《西遊記》等書(8)，而教師則深惡這些不正經的書，說它們害人。我總是在學校里讀這些書的，當教師走過面前時，就用一本經書來掩蓋著。我的同學大多也是如此。我們讀了許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夠背誦出來，並且一再地談論它們。關於這類故事，我們較本村的老年人還知道得多。他們也歡喜故事，我們便交換地講聽。我想我也許深受這些書的影響，因為我在那種易受感動的年齡時讀它們。

　　最後我在十三歲離開小學，開始在田中做長時間的工作，幫僱工的忙，白天完全做著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親記賬。然而我還繼續求學，找到什麼書便讀，除了經書以外。這使父親十分生氣，他要我熟讀經書，尤其是當他有一次，因對方在中國舊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適當的經書而使他官司打敗以後。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門遮蓋起來，使我的父親看不見燈光。我這樣讀了一本我很歡喜的書，叫做《醒世良言》[《盛世危言》](9)。該書的作者們都是主張革新的老學者，他們以為中國積弱的原因是由於缺少西洋的工具：鐵路、電話、電報、輪船等，並想將它們介紹到中國來。我的父親認為這一類的書是浪費時間的。他要我讀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的如經書那類的實際東西!

　　我繼續讀中國文學中的古傳奇和小說。有一天，我在這些故事中偶然發現一件可注意的事，即這些故事中沒有耕種田地的鄉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學者，從未有過一個農民英雄。這件事使我奇怪了兩年，於是我便進行分析這些故事的內容。我發現這些故事都是讚美人民的統治者的武士，他們用不著耕種田地，因為他們佔有土地，顯然是叫農民替他們工作的。

　　在少年與中年時期，我的父親是一個不信神佛的人，但母親則篤信菩薩。她對自己的孩子們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們都因父親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而感覺難過。九歲的時候，我便認真地和母親討論父親沒有信心的問題了。(10)自那個時候以及以後，我們都想了許多辦法來改變他的心，但沒有效果。他只是責罵我們。因為我們受不住他的進攻，我們退而想新的計劃。但他無論如何不與神佛發生關係。

　　不過，我的讀書漸漸地對我發生影響：我自己愈來愈懷疑神佛了。我的母親注意到這一點，責備我不該對神佛冷淡，但我父親則不說什麼。後來，有一天，他出去收賬，在途中碰見一隻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驚逃，但我的父親卻格外地害怕，後來他對於這次奇蹟的逃生，仔細想過。他開始想他是不是開罪了菩薩。自那時起，他對於菩薩比較恭敬起來，有時也偶爾燒香。但是當我愈來愈不信神佛時，他老人家卻並不管。他只有在困難的時候才向神禱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11)引動我繼續求學的慾望。我也已經厭恨田裡的工作了。這自然是父親所反對的。我們為了這事發生爭執。最後我從家庭中出走。我到一個失業的法律[法科](12)學生家裡去，在那裡讀了半年書。此後，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讀了更多的經書，並讀了許多當代論著和幾本書。

　　在這時候，湖南發生一樁影響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們讀書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們一班同學看見許多從長沙回來的米商[豆商](13)。我們問他們為什麼大家都離開長沙。他們說是城中發生了大亂子，並把這件事告訴我們。

　　原來那年發生一個大饑荒，在長沙有好多萬人沒有東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舉了一個代表團去見巡撫，請求救濟，但他卻傲慢地回答他們：「你們為什麼沒有糧食?城裡多得很，我向來就沒有缺少過。」當他們聽到巡撫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憤怒。他們召集民眾大會，舉行一次示威運動。他們攻進滿清衙門，砍倒作為衙門象徵的旗杆，並把巡撫趕走。過後，布政使騎著馬出來了。他告訴老百姓，政府準備設法救濟他們。他這話顯然是誠懇的。但皇帝(或許是慈禧太后吧)不高興他，責備他與「暴徒」發生密切關係，並將他撤職。一位新巡撫來了，馬上下令捉拿為首的亂黨。其中有許多人被砍卻頭顱，掛在柱子上示眾。

　　這事件，我們在私塾里討論了數日之久。它給予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許多學生都同情「亂黨」，但只是站在旁觀的立場。他們並不了解這對於他們的生活(有)(14)什麼關係。他們不過把這事當做一個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覺興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記它。我覺得這些「叛徒」都是與我的家人一樣的普通良民，於是我深恨對待他們的不公平了。

　　此後不久，「哥老會」(全國聞名的一種秘密結社)的會員和當地的一個地主發生衝突。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會員，他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地主，判決自然是有利於他的。「哥老會」會員失敗了。但是他們並不屈服，他們向這個地主和政府反抗，他們退到一個山(15)上去，在那裡建築了他們的山寨。官兵派來打他們，同時那地主散布一個謠言，說他們揭竿造反的時候殺死了一個孩童來祭旗。當時叛徒的領袖叫做「磨刀石彭」(16)。叛徒最後戰敗，彭被迫逃亡。結果他被捕砍頭。然而在我們這般學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為大家都同情這次造反。

　　 圖3 苦難輝煌，從草根到主席

第二年，新谷還沒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時候，我們一村發生食糧恐慌。窮人向富戶要求幫助，他們發動了一個「吃米不給錢」的運動。我的父親是一個米商，他不顧本村缺少糧食，將許多米由我們的鄉村運到城裡。其中一船米被窮人劫去，他氣得不得了。但我對他不表同情。同時，我以為村人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發生影響，即一個小學校中有一個「激烈」的教員。他之所以被目為「激烈」，是因為他反對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廟宇改為學校。他成為一個被大家議論的人。然而我欽慕他，並同意他的意見。

　　這些密切發生在一起的事件，給予我這已經有著反叛性的青年頭腦以一個永久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開始有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識，尤其是在我讀了一個談論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之後。我甚至現在還能記得這小冊子的開頭第一句：「嗚呼，中國將亡矣!」它講到日本的佔領高麗與台灣，中國的失去安南、緬甸等。(17)我讀了這本書之後，我為我祖國的將來痛心，開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國的責任。

　　我的父親要我在一個與他有關係的米店做學徒。最初我並不反對，以為這也許是很有趣的。但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一個有趣的新學校。於是不顧我父親的反對，立志進那個學校。這學校在我外祖母的縣城裡(18)。我的一個姨表在那裡當一個教員(19)，他將這個學校告訴我，並將「新法」學校的變遷情形講給我聽。那裡是不大注重經書的，西方的「新知識」教授得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進」的。

　　於是我與我的另一個表弟進了那個學校，注了冊(20)。我自稱為湘鄉人，因為我知道那學校只收湘鄉籍學生。但後來我發現各地人都可以進去，我才把我的真籍貫說出來，我付了十四吊銅板，做我五個月的膳宿費及購買各種文具用品之用。我的父親終於讓我入學了，因為朋友勸他，說這種「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賺錢的本領，這是我第一次遠離家鄉，離家有五十里。這時我是十六歲。

　　在這個新學校中，我讀到了自然科學和西洋學術的新課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員中有一位日本留學生，他戴了一個假辮子。假辮子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每個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未看見過那麼多的兒童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著華麗的衣服；很少有農民能將他們的子弟送到那樣一個學校去讀書。我穿得比旁的學生都蹩腳。我只有一套像樣的襖褲。一般學生是不穿長袍的，只是教員穿，至於洋裝，只有「洋鬼子」才穿。許多有錢的學生都輕視我，因為我常穿破爛的襖褲。但是，在這些人之中我也有幾個朋友，而且有兩個是我的好同志。其中有一個現在成了作家，住在蘇聯。

　　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又不為人所喜。做一個湘鄉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鄉的某一區人也很重要。湘鄉分為上區、中區，與下區，上區的學生與下區的學生不斷地打架，完全是因為鄉土觀念。雙方好像要拼個你死我活似的。在這「戰爭」中，我總是採取中立地位，因為我不是那一區的人。結果三區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覺十分苦痛。

　　我在這學校里有很大的進步。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教經書的，因為我古文作得不錯。然而我的志趣並不在經書。我正在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本關於康有為改革運動的書。一本是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到我能夠背誦出來。我很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並十分感激我的表兄——當時我以為他是非常前進(進步)(21)的，但後來他變成了一個反革命分子，變成一個劣紳，並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的大革命時代參加反動工作。

　　許多學生不歡喜「假洋鬼子」，因為他的辮子是假的，但我很歡喜聽他談日本的情形。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過一個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我記得當中幾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鶯跳舞，

　　春天的綠色田野何等可愛。

　　石榴花紅，楊柳葉青，

　　正是一幅新鮮的圖畫。

　　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日本的美，我又從這歌曲中感覺到它對於戰勝俄國的光榮和武功的發揚。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野蠻的日本。

　　這一切，都是我從「假洋鬼子」那裡學到的。

　　 圖4 就是這些真實的照片讓人反思和探索，這麼落後是怎樣一步步走向紫禁之巔的

我又記得在這個時候，在新皇宣統[溥儀]已統治了兩年的時候，我才最初聽到皇帝[光緒]與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時我還沒有成為一個反君主的人。老實說，我認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誠實、良好，和聰明的人。他們只需要康有為的變法就行了。我心醉於中國古代的著名君主——堯舜、秦始皇、漢武帝的史實，讀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書籍。同時，我還讀了一點外國的歷史和地理。在一篇論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聽到美國，記得文中有這樣一句：「八年之苦戰後，華盛頓勝利而造成其國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傳》的書中，我又讀到，拿破崙，俄國喀德琳[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登[惠靈頓]，葛拉德斯吞[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及林肯。(22)

　　我開始渴想到長沙去，那是一個大城市，是湖南的省會，離我家有一百四十里，我聽說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許許多多居民，許多學校和一個巡撫的衙門。這簡直是一個偉大的地方!這時我很想到那裡去，進那個為湘鄉人辦的中學。是年冬，我請求我在高小時的一位教員介紹我前去。他答應了，於是我步行到長沙，心中極端地興奮，一半生怕被摒，幾乎不敢希望真入那個偉大的學校做一學生。而使我驚異的，我很容易地就錄取了。但是政局變動得很厲害，我在那裡只讀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