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戰國的知乎回復匯總】豐臣秀吉死後的政權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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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豐臣秀吉之明，在其死前和死後，不可能不限制以德川家康為首的各大名。但秀吉並不是神，也會有想不到之事，更無法預料和應對死後多變而複雜的時局。秀吉在世時所創製的以自己為頂點的武家官位體制，試圖將所有大名束縛在自己制定的政權框架之內。而且在秀吉彌留之際及死後，建立起的所謂的「五大老·五奉行體制」（姑且不討論對大老之稱謂），歷來是學界研究的熱點。按照以往的通說，五大老是秀吉死后豐臣政權的最高決策機關，五奉行則是執行五大老的政令的實務性機構，雙方一起支撐著秀賴成人前的豐臣政權。絕大部分愛好者的腦海里或許也是這種印象。根據學者脅田修的指摘，造成五大老是國政決策機關印象的兩點關鍵要素，一是朝鮮撤兵的的命令由五大老連署，而更為關鍵的第二點是武家、寺社領的知行宛行權在五大老手中。關於第一點，學者曾根勇二指出，除了五大老外，五奉行也有署名（曾根勇二論文《朝鮮出兵的撤兵指令》），因此並非五大老之專權。關於關鍵的第二點，五大老確實連署（或者某幾位大老連署甚至家康單獨署名）了不少知行宛行狀，這些知行宛行主要分為知行增加、遺領安堵、當知行安堵及轉封幾種。從學者堀越祐一梳理出的慶長三年（1598）十二月至慶長五年五月大老署名下發的62份知行宛行狀中，僅有四份是知行的增加，此前小早川秀秋曾一度減封越前，秀吉死後的慶長四年（1599）二月五日，重新轉封筑前、筑後，而其越前舊領由同為秀吉親戚出身的青木重吉繼承，知行由八萬增至二十萬石。但此二人的知行加增有特殊性，一是二人均為秀吉親緣，二是在宛行狀中明確提到了加增知行乃是太閣之旨（《毛利家文書》），即豐臣秀吉生前既定計劃的踐行，這明顯也是為了強化一門的勢力。一個月前的正月九日，加增薩摩的島津忠恆知行五萬石，以獎勵其在朝鮮泗川之戰的軍功（《島津家文書》），至於同年十月一日加封堀尾吉晴五萬石，是作為其普請越前府中城的普請費用（《古文書集》），可見大老連署的知行加增事項，除了實現秀吉生前遺命的小早川秀秋和青木重吉外，所佔的比例極其微小。至於子繼父的遺領安堵、當知行再次安堵以及轉封則只是對於差不多同等知行的再確認罷了。因此從上述比例可見，五大老雖然具有知行宛行權，但實際操作過程中的知行新增例子極其有限。

在慶長五年（1600）二月一日，德川家康曾獨斷下發宛行狀將森忠政由美濃七萬石加增至信濃十三萬七千石；同日免除田丸直昌五千石的軍役；二月七日，加增細川忠興豐後飛地六萬石。家康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恰巧是在前田利家死後，其他三位大老在本國的空檔。待同年四月毛利輝元和宇喜多秀家回來後，又再也沒有哪個大名新增知行了。而且從上述諸多宛行狀來看，都有「被宛行之」，可見知行授予的實施主體並非五大老，而五大老只是名義上代為執行，其授予主體自然是作為權力頂點的豐臣秀賴。

不僅如此，在豐臣秀吉死前十三天，即慶長三年（1598）八月五日五大老與五奉行互換的起請文（《竹中氏雜留書》）中互相保證遵守法度、不結黨，其中關於知行的要求也是，在豐臣秀賴成人前，凡知行之事首先要詳細調查，再由家康及其他大老外加五奉行會商，最後遵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施行。眾所周知，五奉行中只有淺野長政向家康稍微靠攏，石田三成則是強烈的反家康派，因此絕大部分場合下，五奉行方面在數量上佔優，再加上其他大老也不一定希望看到家康一人做大或者賣好，所以家康雖然被放在五大老之首的這一極其尊崇的位置，但實際知行加增這種最重要許可權依然會受到其他大老和奉行的掣肘。可見秀吉的此番布置還是很巧妙的，以五大老的威信來維持豐臣政權之權威，但又通過五奉行來限制五大老的勢力膨脹。

如同使用官位來定製序列，禁止大名私自通婚一樣，五大老五奉行體制也是一個豐臣秀吉制衡諸大名的辦法。眾所周知，豐臣家的藏入地約為220萬石，這也是豐臣家的實力遠超其他大名的所在（家康那250萬是含了大量家臣領）。如果以豐臣家的名義肆意進行加增，必定會使得豐臣家的藏入地減少，弱化豐臣家實力。也正是因為如此，德川家康的心思和目標就是要進行加增，同時以豐臣家藏入地為代價賣自己的人情，可謂一舉兩得。五奉行的存在正是避免此種情況的發生，這也正是為什麼開頭說到的知行實際加增的例子極少（例如前面加增島津忠恆的文書中直接說的就是以在薩州的藏入地為其知行，造成了豐臣家藏入地有五萬石的減少）。

之所以五大老作為一個重要的存在，侵朝的失敗，秀吉的死亡，使得諸大名通過外侵佔有知行地的夢想化為泡影，但諸大名在朝鮮付出的代價必然要進行填補，否則會出亂子，五大老則正是要壓制和調解這些大名的此種想法。話雖如此，但日本國內卻沒有能夠消化侵朝諸大名軍功和支出的知行了，如果使用豐臣家的藏入地増封這些大名，將會對豐臣家的經濟基礎及本身的實力造成極大打擊，所以這個尖銳矛盾正好被德川家康所利用。比如之前趁其他大老不在，家康對森忠政等人的知行加增使得豐臣家一下失去十幾萬石的藏入地。而且秀吉預料不到的是在自己死後，前田利家的死亡和前田利長的屈從；石田三成因七將襲擊事件而失勢；上杉景勝被德川家康冠以公儀之名而討伐。原有的微妙平衡被打破，抱有危機感的毛利輝元和宇喜多秀家恐怕心裡也會覺得下一個就是自己，而增田長盛、前田玄以和長束正家試圖奮起一搏恢復原有的制衡大老的情形。因此兩大老和三奉行最後聯合起來，這也是他們最後扳倒家康的機會，關原合戰正是這種情況下的總清算。

關原合戰獲勝後，德川家康得以用豐臣家之名義大肆加封在關原合戰中加入己方的將領，終使豐臣家淪為一介65萬石的大名水平（雖然豐臣家的公儀還在，但作為公儀支柱因素之一的藏入地卻被大幅削減了），達到了之前的目的。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姑且不論通過官位體系制定條條框框，還是本身通過速推納降和所謂譜代不給力導致豐臣政權脆弱云云，實際上是五大老五奉行體制的平衡被打破，無法消化侵朝歸來後諸大名的不滿，以及最重要的藏入地控制權被德川家康逐漸攫取，在此諸多不利的情勢下，豐臣家的滅亡已經只是時間問題了。可見，秀吉死前安排的制衡諸大名的辦法不是沒有，也不是沒有實施，只不過預料不到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了。

補：其實不能說豐臣秀吉的手段沒做到位或者說用人不明，相反的秀吉通過官位體制、五大老五奉行體制、秀賴的師傅前田利家及政權代理人德川家康的安排、下發遺言狀和互換起請文等等手段試圖使自己死後的政權相對穩定。但一旦以自己為頂點的掌權者，也就是秀吉自己死亡後，生前再怎麼厲害也無法意料以後之事。所以在豐臣秀吉死後至關原合戰的兩年間，不僅局勢過於混亂，而且德川家康的手段確實高。家康首先違反秀吉遺言中關於禁止大名私婚的指令；在秀吉死後的兩個月就開始親自前往各大名官邸去拜訪，如當年十月十四日拜訪池田輝政、二十四日京極高次、十一月二十三日織田信包、二十五日增田長盛、二十六日長宗我部元親、十二月三日新莊直賴、五日島津義久、九日細川幽齋、十七日有馬則賴。試問公司總經理到你家拜訪，你心裡再煩他，是不是也要給幾分面子，但沒準就被對方說服動了呢？之後又違反秀吉之命，將本由自己和奉行眾共同執掌的伏見城中的奉行眾趕跑（《和歌山縣史》所收《雜賀家文書》），獨佔了這座「天下的政廳」。轟走了石田三成，壓服了前田利長、征討上杉景勝、宇喜多秀家因家中騷動自毀長城，毛利輝元親自向家康奉上待如父兄的起請文。如此情況下，誰還攔得住此時已經魔化的德川家康，這種情況下作為最終的總決算的關原合戰，西軍方要是能贏也真是逆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