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強大的市民階層？

前言

這篇文章原本是試圖去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沒有發展出強大的市民階級？ - 社會

然而在試圖追本溯源的過程中越寫越長，超出了知乎回答問題的字數限制，於是轉移陣地到這裡。想不到自己的第一篇知乎文章竟然是關於城市發展史這樣一個嚴肅、看似枯燥實則津津有味的領域。鑒於自身學術水平的局限性，觀點和論述中偏頗的部分還請讀者指正。

一、起源與特徵

市民階層的覺醒在中西方的城市發展史中差異還是比較顯著的，同時，市民階層崛起作為城市中一種政治力量登上城市的舞台，自然而然與城市建設與發展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要討論中國和西方市民階層的差異，需要從中西方各自的封建時期城市的形成和發展作為切入點。

城市首次出現在人類歷史中是被作為與鄉村相對的空間形式而存在的，關於城市究竟發源於何時、何地以及緣何而起，目前依然有多種學說，眾說紛紜，難有定論。一般認為城市伴隨著奴隸制的確定而產生，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傅築夫認為，城市的產生完全是因為階級鬥爭的結果。然而，階級的產生是由眾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這是中西方城市發源的共性，因此若要對中國和西方的封建城市的起源進行比較和對比，則需要進一步分析兩者在起源上的不同點。進行這一步工作需要順著中西方封建城市的發展歷程，以共性為線索，發掘和比較兩者的差異。

城市產生的最初目的大約是出於軍事防禦的需要，這一點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都是一個被普遍認可的觀點。雖然就「城市」一詞的起源而論，「城」、 「市」兩者在空間上並存，但從相關史料中可以發現，「城」和「市」在時間上卻並不是同步產生，這一現象是中西方城市產生的共同點。不同點在於，相對於中國封建城市的發展具有承繼性和連續性，西方城市的發展經歷了中世紀五六個世紀的斷層後重新出現的。因此，中國封建城市與西方封建城市在發端上應存在不同。

西方中世紀封建城市一個顯著的特徵是它們大多都是工商業的中心，是工商業者的聚居地。西方封建城市的興起與工商業的發展聯繫密切，主要觀點分為手工業起源論和商業起源論兩種。手工業起源論認為，隨著在公元十一世紀前後封建關係的最終確立，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的提高，促進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其原因一是因為農業產品產生了較大剩餘，可以養活專門從事非農生產的手工業從業者，二是因為手工業的技術發展，工序技藝變得越來越專業化，農民無法再將手工業作為副業與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的手工業者進行競爭。這種分工導致了農業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商品交換，進而催生了專事商品交換的商人的出現。在手工業者聚居的地方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最終成長為城市。

商業起源論則認為，西方中世紀封建城市的興起源於商人在堡壘和城堡周邊的聚集，這些聚集點逐漸發展為城市。這個理論的依據在於，十一世紀商路恢復通暢，歐洲的國際貿易逐漸發展，以義大利和北歐的航海活動為刺激，催生了一系列港口城市。同時，隨著商業由沿海城市逐漸向內陸深入，城市逐漸作為商業活動的據點，從而得到發展。

關於西方封建城市起源的這兩種觀點都指向了非農業人口的增長對於城市形成的作用，而城市的定義之一正包含了「以從事非農職業為主的人口的聚居地區」這一點。在封建莊園中的農奴和僱農家庭無法供養不斷增長的人口，於是分離出剩餘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沒有土地可以耕種，於是從事工商業是其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同時，城市的工商業往往是一個地區內發展的最高水平，即使經濟的中心，同時也是生產的中心，城市中的主要群體是從事工商業行業的普通市民階層。但無論是哪種觀點，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西方封建城市的興起主要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發過程，從事工商業的人聚集在一起以更好地進行其經營活動，與此同時使得城市得以發展。這個過程經常並不以封建領主的意志為轉移。

中國的封建城市與西方封建城市的起源有很多相似之處，譬如也具有手工業和商業的功能屬性，從軍事防禦的堡壘作為基礎而發展或具有鮮明的防禦用途等。但與西方最顯著的差異在於城市的發展並非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發運動，而是來自一種自上而下的原因。中國封建城市的建立往往伴隨著王權的影響力，比起工商業中心，中國封建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和統治中心，是王權在全國範圍內的嚴密統治體系的物質空間承載。在秦漢以後，中央集權制的國家要維持對龐大帝國的絕對統治，必須有一套嚴密的至上而下的統治體系，讓臣民直接感受到國家的存在，服從於皇帝的權威。都城是絕對的政治權力中心，而各個州縣的府城則是王權在地方的代表。在之後，才是由於人口的集中產生較大的市場，吸引工商業集聚和發展，且以商業為主要。工商業在中國封建城市的發展中不是決定性因素，而是一個重要因素：沒有王權的推動，工商業很難在此聚集和發展成規模。這與中西方的封建時期的經濟體系和生產關係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一般而言，往往是統治者在選定城市地點之後，為統治者消費服務的工商業在此集聚；另一種則是統治者在進行城市選址是會選擇已有自發性集聚的工商業從業者聚落的地區，以利用其服務。無論哪種，都是在王權的主導下導致城市的產生和發展，這一點與西方封建城市那種與封建領主的相對獨立性是迥異的。

概括而言，中國城市的產生以王權為主導力量，同時雖然工商業的發展也是影響王權的做決策的考慮因素，但這個因素始終不是最主要的，有時甚至會被統治者完全忽視。相反，西方封建城市的主導因素就是脫離封建莊園的手工業者和商人聚集而形成的，雖然在選取城市地點時往往會選擇城堡或者軍事堡壘等已有聚落作為選址地點，但是這並不是因為封建領主的權力作用，而是出於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利益考量做出的選擇，這與中國封建城市的起源和發展的機制是根本不同的。

二、經濟體系差異

中國封建城市，如前文所述，相比西方封建城市的工商業經濟中心的職能，更主要的作用是作為政治中心來體現的。確實，就自身而言，中國封建城市作為區域政治中心的作用大於經濟中心的作用。然而，當將中國封建城市和西方封建城市進行橫向比較的時候可以發現，中國封建城市的一些城市也具有經濟中心的作用，且經濟體量遠大於同時期的西方城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封建城市的社會經濟功能與西方封建城市相去甚遠：西方封建城市的經濟職能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導致封建制度的解體；中國封建城市並沒能起到促進資本主義萌芽生根發芽的歷史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為封建制度下的經濟體系提供補充，維護了封建經濟體系的結構基礎。這種史實說明，兩者的經濟體系應該有所差別。

中國和西方的封建時期城市均是經濟中心，然而作為當時主要的經濟部門：手工業和商業兩者在城市經濟中所佔的比例卻有著較大區別。總體而言，中國封建城市在經濟上以商業繁榮為其特徵，大多數屬於消費型城市；西歐封建城市則以手工業發達為其特種，為生產型城市。[2]雖然明清時期中國也有一些以手工業聞名的城鎮，如景德鎮等，但是在封建城市體系中所佔的數量和地位均屬於少數，從總體而言中國封建城市是商業繁榮的消費型城市。

中國的封建城市經濟體系以封建國有制佔據主導地位，實力雄厚的商人往往同時也是地主階級本身或其代理人。這樣一來，中國城市經濟反而成為封建經濟中的一個補充環節，不似西方封建城市一般孕育資本主義萌芽，衝破封建生產關係。西方封建城市的經濟掌控在各個行會當中，這些行會成員大都是逃離封建莊園的市民，是不持有土地的非地主階級，因此天然是與自然經濟有著鮮明的界限的。西方封建城市絕大多數行業都通過行會的模式對行業的各方各面進行組織，城市的經濟命脈掌握在行會的手中而非封建領主和地主的手中，這與中國封建城市經濟體系中工商業從業者的弱勢地位和對地主階級的附庸是有很大不同的。儘管行會本身具有封建性，但這種封建性更多體現在組織形式對當時已有封建制度的沿襲和借鑒上，在經濟上卻體現著進步性，這也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生根發芽提供了經濟基礎，比起中國的封建城市經濟體系更加可能產生資本主義。

中西封建社會的城鄉經濟體系也有較大區別，城市作為城鄉經濟體系的核心，也反映了中西方城建城市的另一個重要不同。在中國封建社會，城市經濟對小農經濟有著很強的依賴性，成為封建經濟的補充物；在中世紀西方，城市經濟具有不依賴於封建莊園經濟的某種獨立性，並發展成為封建自然經濟的瓦解者。這並不是說就經濟活力而言中國封建城市弱於西方封建城市，恰恰相反，由於中國的農民相對於西方封建莊園的農奴有著更高的人身自由和地域流動性，中國封建城市作為經濟活動的樞紐，無論在規模上還是繁榮程度上都遠高於西方封建城市。中國封建時代以地主私人土地所有製為基礎的地主經濟，競爭的主要形式為土地競爭和工商業競爭。其中，城市主要發生的競爭為工商業競爭，而競爭既包括行業競爭又包括官僚貴族和工商業從業者之間的權錢競爭。這種競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商業從業者的社會地位，有助於城市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社會基本生產單位為家庭，因此生產關係的各個環節不可能在一個家庭範圍內完成，這一點與西方行會組織下的生產組織有著很大的區別。因此，中國封建經濟中的手工業和商業必然對已經存在的社會組織架構即城市，產生依賴。

前文所述，中國封建城市是政治統治的中心，統治階級對於城市具有絕對的控制權，這就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工商業者依然不得獨立於王權之外，因此工商業經濟也很容易被整合入自然經濟體系當中。歷史上數度「重農抑商」政策就是封建王權對工商業的發展進行調控的證據，即以農為本的同時適度刺激工商業發展以作為經濟調控手段，當工商業發展即將突破自然經濟體系時，則由政策調控予以打壓。這種調控是高效而難以衝破的。一則因為封建政權的權力體系歷經千年已經非常完善，二則在這種調控造就的外部環境下，工商業從業者根本無可能積蓄起足夠的力量來衝破這種控制。這一現象是以農為本的封建國家對商品經濟的需求和商品經濟天然具有衝擊自然經濟體系的屬性二者之間的矛盾所造成的。在中國封建城市的長期發展之中，這種非物質空間的經濟規律和政策調控也反映在城市的物質空間轉變上。

西方尤其是西歐的封建城市由於行會的存在，一個城市內的工商業者往往由行會所規定的各種契約進行約束，對於行業內部的競爭有著較大的抵觸和限制，尤其是對於進行價格競爭的從業者，行會為了維護整個行業的利益一般予以禁止。西歐封建行會「限定價格、維持工資水平，以防止降低產品成本，保持傳統的一致性，扼殺競爭，內部和外部的競爭被拒之千里。」正是由於行會形成了一種可以比肩西方封建莊園經濟的僵化的調控制度（或規則），且更重要的在於進行這種調節的主體是工商業從業者自己而非封建領主，因此相對於中國封建城市來說，西方封建城市在經濟體系上是獨立的實體，而非現存封建經濟體系的附屬品。

中西方的封建城市在與周邊鄉村的關係上也有不同。中國封建時期的小農經濟佔據主流，因此手工業產品的主要來源在於農村家庭手工業。雖然存在官營手工業和城市私營手工業，但是官營手工業產品基本用於滿足統治階級的需求，不流入市場；而城市私營手工業，在早期無法與家庭手工業相比，而後期則陸續收到重農抑商政策的壓制和官營資本家的擠壓。總體上，中國封建社會的城鄉貿易關係是由鄉村輸入城市的單向為主的貿易關係，市場中農副產品所佔據的比重大於手工業產品。相反，西方封建城市的興起導致了封建莊園手工業的衰敗，因此封建莊園對城市手工業產生依賴。鄉村地區的莊園提供農副產品，城市提供手工業製品，貿易是雙向的，因此在經濟地位上是對等的，且城市經濟是封建經濟的對立物。

三、政治特點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西方封建城市經濟體系中所處位置和發揮作用的不同，也決定了兩者在政治層面的不同命運。西方許多封建城市中都發生過爭取自治權的鬥爭，其中行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國也有類似的行會組織，但是中國封建城市卻未能發生過爭取城市自治的運動。這雖然與中國有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有關，但是這其中也有其經濟根源。如前文所述，中國封建城市經濟是小農經濟的附屬，而西方封建城市經濟則是封建莊園經濟的對立。西方封建城市的行會存在共同利益，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同時其與封建統治者的共同利益較少，至少與城市內部市民之間的共同利益相比微不足道。而在中國的封建城市中則不是這樣，工商業從業者一方面受迫於強大的封建統治者的力量而難以形成有效的獨立政治實體，另一方面工商業從業者之間的競爭激烈，且不似西方行會有類似避免內部競爭的章程。同時，由於城鄉貿易中單向化的特點，工商業從業者，尤其是商人依附於小農經濟體系，從更廣的地域範圍內進行經營活動，且與同行競爭，這就需要同封建統治者謀求共同利益。這種情況下，工商業從業者謀求自治是沒有效率的，與封建統治者形成利益交換的同盟才是當時條件下理性的選擇。

就社會地位而言，西方封建城市的主流居民大多是工商業從業者，且大多是離開封建莊園的自由民或逃跑農奴。他們嚮往自由生活，不可能願意在城市中再受到貴族階級的奴役，因此往往有著較強的共同利益，在面對封建領主的壓迫時可以形成一個合力與之對抗。中國封建城市作為王權統治的中心，反而是市民受到管理和監督程度最高的地方。由於城市居民更集中，並與各級統治者共處以誠，因而他們所售的人身限制可能比在鄉村地區更嚴厲。與西方封建城市不同，中國城市行會沒有政治上的自治權，更沒有像西方的行會一樣成為城市的基層行政單位。但其具有一定的經濟和社會調節職能，這是一種進步的表現。由於在政治方面的積極性經常性被壓抑，以至於到了後期不僅進一步強化了經濟上與封建小農經濟的糾葛，在政治上也淪為封建統治的附庸。這點與西方封建城市的發展的區別最為鮮明。

因此，在政治特性上，中國封建城市與西方封建城市漸行漸遠，最終導致了完全不同的結局：前者直到晚晴末期仍然未能發展出成熟的資本主義，而後者則伴隨著市民階層的崛起，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發端的搖籃。

四、總結

中國和西方的封建城市在起源上具有許多相似性，也存在過相近的歷史契機。然而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由於經濟體系的差異和政治環境的不同，兩者逐漸走向了不同的發展方向。城市的發展進程中，經濟和政治是兩個主要的影響因素，中國封建社會歷史長久，幅員遼闊，經濟體系和政治制度有著不斷自我修正和容錯的時間和空間；而西方封建社會歷史區區幾百年，且征戰動蕩，缺乏強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外部環境的不同終究導致城市發展途徑的不同，反映了政治經濟學規律對於城市發展的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1]周子建. 從城鄉關係看中西封建城市的歷史作用[J]. 歷史教學問題,1986,04:17-21.

[2]漆蒙. 東西方城市起源比較研究[J]. 歷史教學問題,1986,03:6-11.

[3]吳金東. 論封建「王制」下中西城市的差異[J]. 長治學院學報,2012,06:74-77.

[4]畢道村. 論中西封建城市產生的不同原因的關鍵[J]. 社會科學,1985,10:66-69.

[5]馬繼雲. 中國封建城市經濟發展特點新探[J]. 社會科學輯刊,2002,02:103-109.

[6]劉文明. 中西封建城市經濟結構差異之比較[J]. 史學月刊,1997,03:105-110.

[7]劉景華. 封建時代中西城市比較的幾個問題[J]. 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2:31-37.

[8]J.W.湯普森 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M] 北京：商務印書館

[9]L.S.斯塔夫利斯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

[10] 喬爾·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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