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十一章 反法西斯聯盟的破裂

第十一章反法西斯聯盟的破裂

如果您真的以為，戰爭的壓力，是決定共和區的政局變化的唯一因素，那麼您就很難理解，為什麼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雖然守住了馬德里，還打贏了瓜達拉哈拉戰役，但在贏得這樣重大的軍事勝利之後，還是很快就倒台了。它這麼快就倒台的原因，就是因為嚴格的政治問題最終壓倒了其它一切問題，這也符合克勞塞維茨[1]那條經常被人引用的原則：「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從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這段時間裡，軍事形勢的變化已變為次要因素，而政治形勢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具體過程、以及這種變化造成的後果，才是主要因素。

拉爾戈·卡巴耶洛以為，只要他當上了政府首腦，就能保證政府再也不會向右轉，並能保證無論發生什麼情況，西班牙都會是一個「工人共和國」[2]。然而，他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接受這個不再革命的體制，絕不能突破這個體制的限制。為了避免使西班牙遭到孤立，他不敢觸怒法國、英國和蘇聯，而正是這三個國家的政策，成了影響他的國內政策的主要因素，甚至支配了他的戰爭政策。

國家政權的重建，同樣導致了那些似乎已在七月事件中被徹底消滅的勢力死灰復燃：在新的「人民政權」中，被剝奪財產的股東與有產者、新舊官僚及各政黨的代表的勢力不斷增大，而各工會的勢力卻不斷減弱。卡洛斯·拉馬就這個問題寫道：「這三股緊密相連的勢力——國家官僚、有產者與政客——發現要想解決他們的各種問題，就必須重建國家政權，恢複合法的機關，並恢復他們在政治上、司法上和社會上的影響力。[3]」

拉爾戈·卡巴耶洛認為，要想打贏內戰，就必須重建國家政權；然而，國家政權的重建，卻打亂了現狀，破壞了各方勢力的均勢：對於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官僚階層而言，重建國家政權本身就是目的。卡巴耶洛在工人群眾當中享有盛譽，所以他才能打著向革命作出妥協的幌子，重建了國家政權。可是，國家政權在恢復之後，它就越來越想擺脫革命，越來越想反對革命：參加了國家政權的各種政治勢力，背後都受著西方強權和蘇聯的壓力。出現了一股強大的逆流，它先是要求暫停革命，現在又變為了反對革命，而拉爾戈·卡巴耶洛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礙。

來自國外的壓力：摩洛哥問題

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在摩洛哥問題上的立場，是它的「反法西斯」戰爭政策所導致的後果的最佳例證。革命前，「老頭子」在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的綱領中，表達了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明確承認包括獨立在內的各種自決權利。在內戰期間，弗朗哥軍隊內有大量的摩洛哥部隊，這使這個問題變得更為尖銳。如果共和國政府承認摩洛哥的獨立，不難想像這會對叛軍中的摩洛哥土著部隊的士氣產生何等強烈的影響：所有支持共和國的政治組織、摩洛哥民族主義者，以及弗朗哥本人，都非常清楚這一點[4]。

但是，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西班牙共和派與摩洛哥民族主義者結盟的問題，卻已不只是西班牙一國的問題了。西班牙人民陣線想獲得法國和英國的援助，但法國和英國都是殖民大國：如果摩洛哥發生革命起義，很可能會對法國在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5]構成直接的威脅，並讓英國感到焦頭爛額——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暴動已經讓英國感到疲於應付。

某些革命派建議「在阿拉伯世界引發起義」[6]。卡巴耶洛政府卻採取了相反的政策：摩洛哥民族主義者派了一個代表團前往瓦倫西亞，請求提供資金和物質援助，最後卻空手而歸[7]。西班牙共和國絲毫不敢觸犯英國和法國的利益。萊昂·布魯姆政府是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的潛在盟友，它下令禁止在法屬摩洛哥出版報紙和舉行集會；而弗朗哥為了確保大後方的安全，安撫西屬摩洛哥，便允許在法屬摩洛哥被禁止出版的報紙在西屬摩洛哥出版，還允許在西屬摩洛哥舉行被法屬摩洛哥當局禁止的集會。卡巴耶洛政府甚至還向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建議，向英法兩國割讓部分西屬摩洛哥[8]。卡巴耶洛政府害怕觸犯西方強權的利益，結果它不僅拋棄了支持殖民地人民自決的原則，也放棄了真正能夠對弗朗哥的要害造成致命一擊的機會。因此，革命的暫停，就對戰爭的形勢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外交部長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借口尊重自《阿爾赫西拉斯條約》[9]之後的一切國際條約，致使西班牙革命失去了同北非民族主義運動結盟的機會，導致人民軍失去了向敵軍宣傳失敗主義的革命武器，而在對付義大利干涉軍時，這一革命武器曾發揮了巨大作用。

西班牙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

西班牙共和國在國際上處境孤立，只有蘇聯給它提供了大量的物質援助，因此，蘇聯外交官在西班牙就獲得了特殊的地位。羅森貝格和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馬上就逾越了大使和領事的傳統職權範圍。他們每天都與西班牙政治家及軍方首腦進行商談，插手媒體，並在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講，為本國政府的政策辯護，並支持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政策[10]。蘇聯政府認為，它與西班牙的同盟關係是一種全新的、不受任何禮節束縛的關係。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羅森貝格把一封由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11]簽名的信件轉交給了拉爾戈·卡巴耶洛，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第一個將這封信公之於眾[12]。三位蘇聯領導人向卡巴耶洛詢問：「軍事顧問同志們」的活動是否令他滿意？他們非常想了解軍事顧問是否逾越了顧問的地位，並表示卡巴耶洛如果對羅森貝格同志有什麼意見，可以直接而坦率地向他們反映。這封信的妙處主要在於蘇聯政府向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友好建議」：西班牙政府應該關注農民問題，發布一些事關農業問題和稅收問題的法令，贏得農民的忠誠；通過保護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免遭剝奪財產，爭取他們的支持，至少也要使他們保持善意的中立；並「通過盡量保障他們的貿易自由」，把阿薩尼亞的夥伴爭取過來，「以免讓西班牙的敵人認為西班牙是一個共產主義共和國，而這對西班牙是特別有害的」；最後，西班牙政府還應該鄭重宣布，「凡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國人，以及不支持叛軍的國家的公民，他們在西班牙的財產與合法權益都會受到政府的堅決保護。」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拉爾戈·卡巴耶洛作出了簡短的答覆。蘇聯的來信中指出「議會行動在西班牙也許會比在俄國更為有效」，而卡巴耶洛針對這句話，斷然指出「即使是在普通的共和派當中，也找不出一個議會體制的積極支持者。」他還肯定了蘇聯顧問「在執行任務時表現出了真正的積極性與非凡的勇氣。」至於羅森貝格，「大家都喜歡他。」拉爾戈·卡巴耶洛感謝蘇聯領導人提供的建議，並指出：他們向他建議的政策，其實就是他自己的政策。在這一階段，蘇聯政府與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在大政方針上還沒有出現重大分歧。可是，拉爾戈·卡巴耶洛在回信中的語氣，卻暗示了他的不滿：斯大林的「建議」或許是正確的，但這卻表明斯大林那邊可能消息不夠靈通，而且斯大林那種屈尊俯就的態度，也讓敏感的卡巴耶洛覺得很不舒服。

毫無疑問，這就是雙方分歧加深的根源所在。幾個月來，「西班牙的列寧」一直被共產黨斥為官僚、黨閥和破壞統一的人。其實，真正的分歧，源自深刻的猜疑。

蘇聯建議讓西班牙的社會黨與共產黨合併，但遭到了卡巴耶洛的拒絕，這可能是雙方關係惡化的原因之一。據阿拉吉斯泰因記載，斯大林通過西班牙駐莫斯科大使帕斯庫瓦[13]，向卡巴耶洛遞交了另一封信，在信中向他提出了這個建議，卡巴耶洛收到這封信後，曾打算斷然拒絕。但工總的這位老領導畢竟始終是維護團結的旗手。不過，必須承認，在統社青壯大、社青團原先的領導層集體投靠了共產黨之後，他肯定不會對這種政策有多少好感。最重要的是，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態度，讓他深感不快——我們前面講過，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領軍人物都是共產黨員和統社青團員；他在《我的回憶》一書中，用了好幾頁的篇幅來描寫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和米亞哈的「公然抗命」，以及他們企圖讓政府退居次要地位的野心。共產黨對馬德里的全面控制，共產黨通過第五團、政治委員和蘇聯顧問，控制了首都周邊的軍隊，這都讓他憂心忡忡。他的副手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此前一直深受他的信任，但他現在卻覺得，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是受蘇聯指使的，並嚴厲地指責了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他認為，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影響了他的權威。最後，他抱怨羅森貝格「插手」西班牙內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用了一些不那麼圓滑的手法」，趕走了羅森貝格。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羅森貝格被召回莫斯科[14]，由列昂·海奇斯[15]接任。此前一直隱而未發的危機，一下子爆發出來了。大量的衝突，以及涉及共和區所有政治組織的政局變化，釀成了這一危機。

右翼反對派取得了進展

要想在一九三六年重建國家政權，就不能沒有拉爾戈·卡巴耶洛；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那些不希望進行社會革命、並急於從人民政權身上抹消掉革命的一切痕迹的人，就把他當成了眼中釘。拉爾戈·卡巴耶洛與蘇聯的同盟關係的破裂，給這些人提供了機會。法國政府採取謹慎態度，並堅決執行不干涉政策，也給這些人提供了口實。

社會黨內的各種勢力進行了洗牌。當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疏遠了共產黨的時候，普里耶托的支持者卻在向共產黨靠攏。由岡薩雷斯·佩尼亞和拉莫內達領導的社會黨執委會成了「團結」的吹鼓手，並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同共產黨簽訂了協議，在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各級機關全面建立了聯絡委員會，使這兩個工人政黨在人民陣線內結成了統一的聯盟。普里耶托在這一階段甚至提議立即與共產黨合併[16]。導致卡巴耶洛疏遠共產黨的原因，正是導致普里耶托靠攏共產黨的原因。社會黨右翼和共產黨事實上都贊同重建國家政權，他們都支持建立正規軍，反對集體化，贊同保護中產階級，反對工會的干預，支持暫停革命。他們都沒有把內戰當成階級戰爭，而是當作國際民主力量與國際法西斯主義之間的戰鬥。統社青的壯大，讓拉爾戈·卡巴耶洛憂心忡忡，卻令普里耶託大為寬心；一九三七年一月，統社青在瓦倫西亞召開代表大會，桑蒂亞戈·卡里約在大會上號召全國團結，並鼓吹放棄一切社會主義的當前目標。他提議組成反對三大敵人——弗朗哥、托洛茨基派和搗亂分子——的聯盟，這與共和國那些希望同「極端分子」作鬥爭的溫和派不謀而合。

共和派也對這一演變深感欣慰：「布爾什維克革命」現在已經變成了過去的幽靈，而共產黨已經成了一個令他們大加讚賞的「可敬的」組織。馬德里的共和派青年組織與統社青結成了永久「聯盟」。共和派希望通過大國的調停，使國家恢復正常。卡洛斯·艾斯普拉和一些共和派領導人準備出訪法國，而阿薩尼亞已派貝斯泰洛[17]出訪英國[18]。馬丁內斯·巴里奧重新撿起了妥協方案，並開始付諸實施：據傳米亞哈將軍將在英國政府支持下，成立一個軍政府，爭取同叛軍達成妥協，實現和平[19]。這一切行為都缺乏組織和協調。反法西斯聯盟已經滿身裂痕，但還要發生許多衝突，各方勢力重新洗牌的跡象才會出現。

馬拉加的陷落：反卡巴耶洛大聯盟的形成

第一次公開鬥爭並不是針對拉爾戈·卡巴耶洛本人進行的，他當時威望仍然很高，不能直接對他下手。自從馬德里保衛戰打響以來，政府的反對派就在不斷向何塞·阿森西奧將軍——卡巴耶洛的左右手——開火。這個共和國的正規軍官「高大健壯，外表年輕，擁有聰穎的頭腦，是一個優秀的軍人，一個煽動家……略帶狡黠，大膽，喜好冒險，充滿野心[20]」，他曾穿過民兵的外衣，先是在馬拉加、後來又在索莫西耶拉戰鬥過，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在瓜達拉馬戰線獲得了卡巴耶洛的賞識。卡巴耶洛當上總理後，任命阿森西奧為陸軍部副部長。在十二月以後，阿森西奧在陸軍部副部長的職位上，領導了組建人民軍的工作，並策划了多次軍事行動，同共產黨多次發生衝突，共產黨向他發起了系統而謹慎的、然而又是非常有效的抹黑行動，全勞聯也跟共產黨一起抹黑他[21]。

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馬拉加猛然陷落，成了對他進行公開攻擊的導火索。從一九三六年夏季開始，馬拉加就陷入了叛軍的包圍，它從來沒有獲得過增援，更重要的是，它曾多次要求提供武器和物資，然而卻什麼也沒有得到。當地的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手持武器彼此對峙。當義大利干涉軍乘船前往馬拉加時，停靠在卡塔赫納港口的共和國艦隊對此毫無反應，結果義大利干涉軍最後攻佔了馬拉加。當叛軍逼近馬拉加時，共和國政府無動於衷。當時他們真的沒有辦法既能拯救馬拉加，又不至於危及馬德里嗎？這多半只有理論上的可能性。總之，馬拉加被共和國政府忽視了；它的保衛者沒有齊心合作；它遭到了叛軍的猛烈轟炸；保衛它的軍官消極怠工，他們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部隊；最後，馬拉加的鬥志垮了：民兵在恐慌中湧上擠滿了難民的道路，奪路而逃，他們的領導往往跑得比他們還快[22]。馬拉加的陷落、國民警衛隊與突擊警察在最後一刻向敵人進軍、叛軍進城之後的殘酷鎮壓，令人不禁為之唏噓。二月十四日，全勞聯與工總在瓦倫西亞聯合舉行示威遊行，參加遊行的群眾多達數十萬人，他們高聲要求進行總動員、清洗軍官團並實行有效的統一指揮。這些口號得到了拉爾戈·卡巴耶洛的贊同，他下令進行總動員。但是，共產黨控制的報刊卻將馬拉加的失守歸咎於阿森西奧。共和派、社會黨右派和全勞聯也加入了聲討阿森西奧的行列：反法西斯聯盟的所有黨派一致要求陸軍部副部長離職。拉爾戈·卡巴耶洛對阿森西奧無限信任，並為了保住阿森西奧而抵抗到了最後一刻，當他不得不屈服時，他「不禁灑下了熱淚」：二月二十一日，阿森西奧遞交了辭呈[23]。這是總理的一次個人失敗。

卡巴耶洛用自己的另一位追隨者卡洛斯·德·巴萊巴爾接替了阿森西奧[24]。共和黨左派報紙《政治報》（Política）對這一任命大加抨擊，總理親自對此加以反駁，然後又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不點名地抨擊了混入政界的外國間諜與代理人，並暗示共和派企圖通過西方調停，同弗朗哥達成妥協。於是卡洛斯·艾斯普拉取消了出訪計劃。

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反擊雖然逼退了他的對手，卻使自己失去了人們的同情。共和派、社會黨右派和共產黨都在考慮替換卡巴耶洛的人選。他們考慮的人選有普里耶托、馬丁內斯·巴里奧和內格林。三月二十三日的《時報》寫道：「比方說，一個由現任財政部長內格林先生領導的內閣（當然少不了這個計劃的領軍人物普里耶托先生的參加，他目前一直謹慎地躲在幕後），也許會接受調停，並給共和區指出一條更可取的出路，結束無望的掙扎。」

全勞聯與共產黨的衝突

馬拉加的陷落還導致了共產黨與全勞聯發生新的衝突。儘管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黨都同意把馬拉加的陷落歸咎於阿森西奧的「背叛」，但他們馬上又相互指責對方曾協助了阿森西奧的背叛。共產黨指責馬拉加的無政府主義者「玩弄革命的遊戲」，設立了過多的委員會，結果導致了紀律混亂、不負責任的局面。而無政府主義者則指責共產黨到處拉攏其他黨派的人的行為，搞得反法西斯陣線人心惶惶，還指責共產黨幫助釋放了一批不忠於共和國的軍官。阿爾梅里亞（Almería）省長下令逮捕著名無政府主義活動家、縱隊領袖弗蘭西斯科·馬洛托[25]，給雙方的對立火上澆油。同時，社會黨也發表了一份怒氣沖沖的宣言，譴責了無政府主義的「契卡機關」的活動，列舉了在中部地區被殺害的社會黨活動家的名單。為了反擊，全勞聯報刊也列出了在卡斯蒂利亞被共產黨武裝殺害的無政府主義活動家的名單。政府試圖讓雙方冷靜下來，將攻訐共產黨的全勞聯與伊無聯報紙暫停出版，但又暫時釋放了莫拉托[26]。

然而「契卡」事件僅僅是個開始。《全勞聯》發表了監獄代表梅爾喬爾·羅德里格斯[27]對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公共秩序委員何塞·卡索爾拉的詳細控訴。根據梅爾喬爾·羅德里格斯的控訴，共產黨仍在馬德里私設監獄，共產黨的警察不經正當程序，就逮捕全勞聯活動家，把他們關進共產黨私設的監獄裡，對他們嚴刑拷打，有些人還慘遭槍殺；此外，根據卡索爾拉的命令，有些被國家警察逮捕的囚犯雖然被人民法庭宣判無罪，但馬上就被警察帶到了其它監獄。

由保安警察進行的調查發現：卡索爾拉身邊有一個團伙，通過反覆拘押和釋放犯人大發橫財。四月十四日，《全勞聯》發表了聳人聽聞的頭條文章《卡索爾拉是領法西斯錢的姦細》，並要求卡索爾拉離職。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受到了各方的壓力，也宣布將進行調查。這是一起嚴重的醜聞；拉爾戈·卡巴耶洛抓住這個機會，於四月二十三日解散了保衛馬德里委員會，一舉擺脫了它。此後，馬德里也成立了一個市評議會[28]。

卡巴耶洛與共產黨的衝突

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解散，是重建後的國家政權的一次勝利，也是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報復。這使卡巴耶洛奪回了主動權。就在保衛馬德里委員會解散的同一天，馬德里的《社會主義者》與《卡斯蒂利亞自由報》（Castilla Libre）譴責了「穆爾西亞醜聞」：共產黨私設監獄，關押和拷打社會黨活動家。與此案有牽連的省長被政府撤職，涉案的四名共產黨警察也被逮捕審判。拉爾戈·卡巴耶洛隨後又向軍隊——共產黨的另一個重鎮——下手了。他嚴格限制了政治委員的權力，並規定只有他自己才能任命政治委員。許多政治委員被迫離職。這實際上就等於向共產黨宣戰，而共產黨也是這麼認為的。共產黨馬上對卡巴耶洛大加撻伐，把此前媒體對卡巴耶洛的各種抨擊加以歪曲之後，再改頭換面重發一遍。他們把一切軍事失敗都歸咎於卡巴耶洛。他們把卡巴耶洛描寫成一個「獨斷專行的黨閥」，儘管根本不稱職，卻想把一切都抓在手裡：出於致命的自負，他不信任蘇聯專家的意見，企圖指揮一切，以為自己是小拿破崙。他包庇叛徒阿森西奧，拒絕肅清軍隊；在人民軍需要米亞哈出任參謀長的時候，他卻由於嫉妒米亞哈而不肯批准這一任命[29]。

在這種權力鬥爭中，卡巴耶洛是無法獲勝的。在瓜達拉哈拉戰役之後，他提出了一個由阿森西奧制定的進攻計劃。這個計劃要求共和軍向埃斯特雷馬杜拉和安達盧西亞發動進攻，沿著梅里達—巴達霍斯一線建立一條戰線，把國統區切成兩半。這個計劃的依據是：國民軍在這一地區兵力比較薄弱，共和軍的進攻會得到當地游擊隊的同情甚至支持，如果這個計劃能成功，就能立即緩解北方戰線的壓力。但米亞哈反對這個計劃，他不願意從馬德里周邊分兵；蘇聯顧問也反對這個計劃，他們不相信憑藉當地戰線上的兵力就能完成這個計劃。

儘管拉爾戈·卡巴耶洛是總理兼陸軍部長，但他卻未能實施這個作戰計劃：蘇聯只給了他十架飛機，而米亞哈又拒絕從馬德里戰線上抽調他需要的部隊。顯然，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權威，已經不足以控制重建後的國家政權了[30]。

革命反對派的興起

此時，政府還得面臨新的政治困難與經濟困難，儘管政府在宣傳中一再號召大家要英勇地忍受各種困難，但這些困難已經再也無法遮掩下去了。工廠不是已經停產，就是產量很低。供應系統已經幾乎斷炊了。食品供應的情況非常糟糕。從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三月，生活成本上漲了一倍，而工資的平均漲幅只有百分之十五。根據供給卡領取的最低限量配給也不一定能按時提供。麵包店前永遠排著長隊。另一方面，黑市卻興盛起來了。包括巴塞羅那在內，各地的飯店又重新開張了，但飯菜的價格卻令人望而生畏。取代了各種委員會的政府機構往往都是腐敗的巢穴。統工黨和全勞聯—伊無聯的報紙上登滿了讀者抱怨生活成本高漲、要求消滅特權與不平等的來信。四月十四日，巴塞羅那婦女舉行遊行，抗議糧價過高。但是，工會和政黨卻還在不斷要求工人為了軍事勝利而節衣縮食：工人對此報以冷嘲熱諷。

因此，在一九三七年頭幾個月的形勢影響下，在那些曾在一九三六年秋季同意與政府合作的組織內部，革命反對派的勢力開始增長起來。

統工黨是第一個被趕出反法西斯聯合政府的組織，它似乎又要從頭走一遍老路。幾周以來，《戰鬥報》都在要求自治政府允許統工黨復歸，它痛批自治政府，認為自治政府從趕走統工黨那一刻開始，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然而，這條路線在統工黨內部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安德列烏·寧曾與孔帕尼斯一同前往雷里達，平息當地統工黨的不滿。伊共青的報紙公開批評本党參加政府的政策。後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證明了「不參加政府」理論的正確性：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胡安·安德拉德在《戰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參加政府是「消極的和有害的」。安德列烏·寧向統工黨大會提交的理論草案卻對這個關鍵問題不置一詞。統工黨的政治戰略與策略也暴露出了同樣的曖昧模糊與同樣的自相矛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統工黨中央委員會號召以工農兵代表會為基礎，舉行立憲會議選舉[31]。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安德列烏·寧將其解釋為「工會、農民組織與戰士組織的會議」。四月四日，安德拉德提出，用選舉產生的基層委員會來取代工會，他還在四月里在《戰鬥報》上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了建立委員會和代表會的口號，他將這些委員會和代表會理解為西班牙版的蘇維埃。另外，共產黨和統社黨對統工黨的攻擊，許多黨派的地方組織對統工黨的迫害，再加上新聞審查，逼得統工黨別無選擇。它已經徹底被反法西斯聯盟拒之門外。它越來越明顯地採取了革命反對派的政策，它批判反法西斯聯盟，說它已經變成了「神聖的聯合[32]」，批判革命的暫停與退步，批判共產黨與統社黨的反革命行徑。自始至終，統工黨都在高度重視同全勞聯的活動家保持聯繫，竭力勸說他們同自己一起組織保衛工人運動與革命成果、反擊溫和派聯盟的革命聯合陣線。

統工黨的青年組織伊比利亞共產主義青年團表現得要比自己的母黨更為堅決果斷。伊共青系統地發起了宣傳[33]，公開要求解散議會，並以工廠委員會、農民會議與士兵會議為基礎，選出一個立憲會議。伊共青不像安德列烏·寧，它果斷宣稱革命派應當致力於建立蘇維埃式的委員會。它提議：為了贏得內戰與革命的勝利，應當組織一個革命青年陣線。

全勞聯內部也形成了一個獨立於統工黨的革命反對派。一批反對民兵正規化的無政府主義活動家在巴塞羅那成立了「杜魯蒂之友」集團（Agrupación de los Amigos de Durruti），並出版報紙《人民之友》（ElAmigo del Pueblo）。他們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發行的一篇小冊子中，對內戰與革命做了總結：「戰爭與革命的八個月過去了。我們對革命的退步深感痛心。……八個月前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員會、各種地區委員會和各支治安巡邏隊，八個月後它們一個都不剩了。」他們對戰爭與革命的觀點與統工黨和伊共青相同：「戰爭與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這種觀點：先打贏戰爭，再進行革命。」在一九三七年春天，他們的意見得到了全勞聯與伊無聯許多地方組織的贊同，各地的全勞聯報紙上都出現了這種意見，就連全勞聯巴塞羅那組織的《晚報》（La Noche）也發表了由「杜魯蒂之友」的領軍人物巴利烏斯[34]簽名的文章[35]。

這個反對派有一個重大缺點，那就是它沒有一位重要的西班牙領袖。桑蒂利安依然保持沉默。義大利人貝爾耐里[36][37]便成了這種革命觀點的理論家與鼓吹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貝爾耐里在自己主辦的義大利文報紙《階級戰爭》（Guerra di Classe）上撰文反對「首先打敗弗朗哥」的口號：「打贏戰爭是必要的；但是，要想打贏戰爭，就不能只依靠純軍事手段，而應該同政治和社會問題聯繫起來。」貝爾耐里是一個老資格的流亡者，他擁有比西班牙同志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更為深厚的修養，他譴責了莫斯科審判，並看出了斯大林的總體政策同西共的態度之間的聯繫：「（西共是）西班牙民主與自由主義的外籍軍團。[38]」他責備自己在全勞聯—伊無聯里的朋友們「政治幼稚」，他警告他們：「諾斯克[39][40]的陰影正在逼近。……君主主義—天主教—正統派法西斯主義只是反革命的一部分。……要麼通過革命戰爭戰勝弗朗哥，要麼就只有失敗，這是唯一的抉擇。」

但是，這個缺乏領導的反對派卻在日益壯大。一九三六年九月，加泰羅尼亞自由青年聯合會與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簽訂了統一行動的協定。但加泰羅尼亞自由青年聯合會的報紙《道路》（Ruta）卻採取了革命的立場。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它對卡巴耶洛政府發出了堅決的控訴[41]。加泰羅尼亞自由青年聯合會譴責西共與共和派結成的聯盟，批判它是蘇聯同法國和英國結成的聯盟在西班牙的翻版，目的是為了「扼殺革命」。

因此，伊共青的口號能在自青聯中獲得廣泛的響應，也就不足為奇了。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一萬四千多名青年在巴塞羅那召開大會，成立了加泰羅尼亞革命青年陣線。加泰羅尼亞自青聯書記菲德爾·米洛[42]、伊共青總書記索拉諾[43]和加泰羅尼亞革命青年陣線書記、青年自由派阿爾弗雷多·馬丁內斯[44]在大會上發表了講話。這個運動迅速向其它省份發展：在馬德里[45]和列萬特，自青聯和伊共青聯合舉行了多次群眾大會和宣傳活動。

青年工人也分成了兩大陣營。一方面，在統社青的倡議下，反法西斯青年聯盟成立了，桑蒂亞戈·卡里約認為它代表了「所有捍衛自由……、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捍衛祖國的獨立不受外國侵犯的青年共和派、青年無政府主義者和青年天主教徒的統一」，但它實際上是由統社青和其它幾個共和派政黨的青年組織結成的聯盟。另一方面，來自伊共青和自青聯的革命派都參加了革命青年陣線。青年成了革命運動和武裝鬥爭的先鋒隊，如果說他們沒有在政黨和工會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話，至少他們在武裝力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加泰羅尼亞之外，統社青構成了西共背後的「青年近衛軍」的主力。它的許多活動家，特別是原社青團的老戰士認為反法西斯青年聯盟過於溫和，他們拒絕參加反法西斯青年聯盟，並堅守革命的目標。瓦倫西亞代表大會剛剛閉幕，統社青內就湧起了批判「新路線」、「妥協與曖昧的政策」、「忽視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怒潮[46]。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阿斯圖里亞斯聯合會書記拉法埃爾·費爾南德斯[47]退出了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委員會。阿斯圖里亞斯聯合會拒絕接受卡里約的路線，譴責統社青內缺乏民主精神，並與阿斯圖里亞斯自由青年聯合會簽訂了建議革命青年陣線的協定[48]。幾天後，強大的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列萬特聯合會的書記何塞·格雷戈里（José Gregori）也退出了統社青全國委員會，列萬特聯合會也隨之退出統社青。桑蒂亞戈·卡里約在《現在》（Ahora）上指責他的對手受到了托派分子、弗朗哥和希特勒的指使。但這個運動仍在不斷發展，就連統社青在加泰羅尼亞的一些地方組織都參加了革命青年陣線。西共原本通過統社青控制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青年，但在統社青內爆發的這場危機，表明它的控制權已經受到了有力的挑戰。

局勢一觸即發

於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革命漲潮所需的各項條件再次齊聚了。革命反對派的理論至少在加泰羅尼亞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工人群眾的響應，他們以前曾追隨全勞聯，卻發現自己的革命成果面臨著前功盡棄的危險。在工總、陸軍和行政機關里，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也開始向共產黨發起反擊。經濟困難與契卡醜聞成為了騷亂的溫床。

執政聯盟中的溫和派在焦躁中不斷發展。執政聯盟原先就面臨著各種勢力要求暫停革命的外部壓力，而在革命初期被嚇得魂不附體的小資產階級，在經過幾個月之後，終於緩過神來，恨不得徹底抹去革命的每一絲痕迹的他們，也向執政聯盟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在列萬特和加泰羅尼亞，農民有時會向集體化的支持者進行激烈的報復，並向強迫他們參加集體化的工會或工人民兵宣洩自己的怒氣。工總旗下有一個組織，叫加泰羅尼亞小貿易商與小實業家協會（GEPCI），它集中表達了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情緒。巴斯克政府向革命發起了堅決的進攻。它派警察佔領了《北方全勞聯》（CNT del Norte）設在畢爾巴鄂的印刷廠，這家印刷廠是在七月革命期間被全勞聯佔領的；隨後，共產黨報紙《紅色尤斯卡迪》（Euzkadi Roja）接管了這家印刷廠。全勞聯會員手持武器進行反擊，然後阿吉雷政府逮捕了當地全勞聯的領導層。幾天後，巴斯克政府在三月二十四日宣布將在整個巴斯克地區舉行盛大的復活節慶典，並在耶穌受難日[49]那一天關閉所有的電影院。被激怒的革命派制定了聯合的計劃。共和派、社會黨普里耶托派和共產黨很清楚革命派的聯合會給自己造成什麼樣的威脅，他們覺得必須先下手為強，挫敗統工黨、全勞聯與伊無聯，從而一勞永逸地鞏固共和國。

拉爾戈·卡巴耶洛也發現了自己已陷於孤立。他身邊的人越來越多地討論起了建立工會政府[50]，全勞聯—工總的團結被捧上了天，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各項計劃似乎又要死灰復燃。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全勞聯和工總在瓦倫西亞召開聯席會議，卡洛斯·德·巴萊巴爾含蓄地攻擊了共產黨和蘇聯，並對全勞聯與工總的聯盟大唱讚歌，認為兩大工會的聯盟代表了整個西班牙。然而，在革命剛開始時可以做到的事情，現在卻再也做不到了。全勞聯和工總都已不再是整齊劃一的力量：兩大工會的統治集團都發生了分裂，它們內部都出現了兩個陣營，不同陣營之間的裂痕日益明顯。拉爾戈·卡巴耶洛仍被夾在中間。他希望以國家為後盾，成為左右兩派的仲裁者，懾服那些不服從他的控制的右派和那些拒絕承認他的權威的左派。他不想重新發動革命，因為他擔心這樣會輸掉戰爭；他也不想公開反對革命，因為這樣做的話，工人就沒有理由繼續支持戰爭。然而，儘管他是作為工人的代表出任政府首腦的，但他現在卻既控制不了工人，也控制不了國家政權了。工人與國家政權一旦發生衝突，他就會下台，所以他竭力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然而，正如拉巴塞爾所說的，他必須「躲在僵化的國家政權背後」，避免做出任何重大決定，才能讓他的政府苟延殘喘。因此，拉巴塞爾總結道：「他玩弄陰謀詭計，一邊同檯面上的各種勢力簽訂協議，一邊培植私人的小集團；例行公事成了政府的主要工作，因為他找不到別的辦法來把各方勢力調和起來。他既不要民兵，又不要正規軍；他既不要舊的官僚機構，又不要新的革命機關；他既不要游擊戰，又不要塹壕戰。他向共產黨許諾進行總動員和實行強化防禦的計劃，又向無政府主義者許諾進行革命戰爭；然而他到頭來什麼都沒做。[51]」

巴塞羅那五月事件

在加泰羅尼亞，革命的成果與工人武裝基本上得到了保留；這裡也是革命反對派的重鎮。而這裡也有一個最堅決地企圖結束革命的組織——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52]，孔帕尼斯的共和國政權與小資產階級急於擺脫無政府主義者的束縛，他們給統社黨予以堅決的支持。加泰羅尼亞的事變引爆了火藥桶。

首先，自一九三六年七月開始，全勞聯民兵就控制了邊境關口，但是，從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開始，內格林的邊防部隊開始接管邊境：四月十七日，邊防部隊控制了普奇瑟爾達的邊境，隨後又控制了費蓋拉斯的邊境，最後控制了整個共和區的西班牙—法國邊境地帶。全勞聯民兵對進佔的邊防部隊發起反擊，而全勞聯加泰羅尼亞地區委員會趕忙派人前往當地調停，達成妥協。四月二十五日，工總領導人、統社黨黨員羅爾丹·科爾塔達[53]在莫林斯·德·雷（Molins de Rei）被暗殺。統社黨對此反應激烈，並將其歸咎於「搗亂分子」和「暗藏的法西斯特務」。全勞聯對這一事件進行了正式譴責，並要求組織調查，它認為調查能夠洗清自己的罪名。但是，羅爾丹·科爾塔達之死令人想起了革命後發生的「夜間處決」與報復。統社黨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它給羅爾丹·科爾塔達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統社黨從自己控制的警察和軍隊中抽調人員，進行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示威[54]。參加葬禮的統工黨代表和全勞聯代表發現，情況比他們原先預料的更為嚴峻：統社黨通過這次葬禮，向他們炫耀自己的力量。次日，自治政府的警察在莫林斯·德·雷進行了報復：警察以涉嫌謀殺羅爾丹·科爾塔達為由，給當地的無政府主義領袖銬上手銬，押送巴塞羅那。在普奇瑟爾達，邊防部隊與無政府主義者發生交火：八名無政府主義者身亡，其中包括當地集體化的核心人物安東尼奧·馬丁[55][56]。

此時，一個流言在巴塞羅那不脛而走：內務部長已經下令，要把所有不屬於國家警察的工人武裝統統繳械。工人立即做出了反應：幾天內，工人和警察相互繳械，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均勢。巴塞羅那眼看就要爆發巷戰。政府下令禁止在五月一日舉行遊行和集會。《工人團結報》譴責了它所謂的「反全勞聯聖戰」，並請求工人保持克制，不要中了敵人的挑撥。《戰鬥報》號召「拿好武器」，保持警惕。

五月三日,星期一，當天發生的電話局事件，引爆了一觸即發的局勢。一九三六年七月，全勞聯從叛軍手中奪回了電話局，此後這棟建築就一直被全勞聯佔領著。設在電話局裡的電話交換機原先屬於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在被全勞聯佔領後，電話交換機的工作便由工總—全勞聯聯席委員會和政府代表共同監督。由全勞聯民兵把守的這棟建築，是所余無幾的雙重政權狀態的典範，因為全勞聯加泰羅尼亞地區委員會可以隨心所欲地控制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的通訊，阻止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下達命令，還能控制撤至瓦倫西亞的共和國政府同它的國外代表之間的聯繫[57]。五月三日當天，公共秩序委員、統社黨黨員羅德里格斯·薩拉斯帶著三卡車的突擊警察前往電話局，進入電話局後，他繳了一樓的民兵的槍，但在樓上的機槍威逼下，他沒敢往上走[58]。治安部隊的領導、無政府主義者阿森斯和吉奧爾馬上就得到了消息，他們迅速趕到現場，根據五月四日的《工人團結報》報道：「正當我們的同志對突擊警察在建築內的行動進行反抗時，他們及時趕到，勸說同志們採取正確的態度。」但是，大部分工人已經開始了罷工：儘管沒有一個組織下令，巴塞羅那全城卻還是建起了街壘。

全城已經進入了戰爭狀態，當天晚上，全勞聯地區委員會、伊無聯、自青聯與統工黨執委會舉行了聯席會議。統工黨代表指出：這一運動是巴塞羅那工人對挑釁做出的自發回擊，關鍵時刻已經到來：「我們必須領導這場運動，擊敗內部的敵人；否則運動就會失敗，而我們也都要完蛋。[59]」但全勞聯和伊無聯的領導人不同意他們的看法，並決定退讓。

次日，也就是五月四日，工人的自發行動得到了統工黨、自青聯與「杜魯蒂之友」的支持，他們控制了加泰羅尼亞的首府，但他們卻逐漸遭到了包圍。孔帕尼斯同全勞聯領導人會談後，通過廣播發表講話，譴責了羅德里格斯·薩拉斯在電話局的行動，並呼籲各方保持冷靜。全勞聯地區委員會也支持孔帕尼斯：「放下你們的武器。我們應該對付的是法西斯主義。」《工人團結報》僅在第八版報道了前一天的事件，隻字未提遍布全城的街壘。當天下午五點，工總領導人、拉爾戈·卡巴耶洛的私人朋友埃爾南德斯·桑卡霍[60]與兩位無政府主義部長加西亞·奧利維爾和菲德麗卡·蒙蔡尼從瓦倫西亞乘飛機抵達巴塞羅那。他們輪流發表廣播講話，為孔帕尼斯和全勞聯地區委員會領導人助陣：「一股瘋狂的浪潮席捲了全城，」加西亞·奧利維爾驚呼道。「我們必須立即停止手足相殘。所有人都要保持冷靜。……政府……將採取必要措施。[61]」

五月五日，星期三，工人依然留在街壘上。廣播電台播放了全勞聯與自治政府達成的協議：雙方停火，維持軍事現狀，警察和武裝市民將同時撤離。協議中沒有提到由誰來控制電話局。然而，運動已經開始退潮。第二十六師的全勞聯分子和第二十九師的統工黨分子[62]在得知巴塞羅那市內的消息後，集結在巴爾瓦斯特洛（Barbastro），準備向巴塞羅那進軍，但他們在比內法爾（Binéfar）停了下來；全勞聯地區委員會派代表勸說第二十八師[63]師長格雷戈里奧·喬維爾，要求他不要採取任何進攻性的行動。全勞聯的另一位領導人、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副陸軍委員胡安·曼努埃爾·莫利納[64]經過一番猶豫之後，勸說無政府主義指揮官馬克西莫·弗蘭科[65]把他的部隊停在比內法爾。但衝突仍未徹底停止：菲德麗卡·蒙蔡尼的汽車遭到了統社黨分子的攻擊；加泰羅尼亞工總書記安東尼奧·塞塞[66]（他參加政府的消息剛剛通過廣播播放出去）被殺死了，很可能是全勞聯的民兵乾的。杜魯蒂之友號召繼續鬥爭，他們遭到了全勞聯—伊無聯的猛烈批判。

五月六日，星期一，秩序幾乎完全恢復了。孔帕尼斯宣布這次事件中沒有勝利者也沒有失敗者。各方都在呼籲巴塞羅那工人群眾保持冷靜，統工黨也支持這一呼籲，它宣稱：「無產階級已經對反革命取得了局部勝利。……工人們，回去工作吧。」新成立的加泰羅尼亞臨時政府由一個共和派、全勞聯會員巴雷里奧·馬斯[67]和工總會員比迪耶利亞組成，但沒有柯莫雷拉和羅德里格斯·薩拉斯[68]。除了請求中央政府進行干預之外，孔帕尼斯的手段似乎都是正確的。被中央政府派往巴塞羅那平息局勢的加西亞·奧利維爾和蒙蔡尼（假如他們可信的話）曾向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保證：只要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不向中央政府求助，中央政府就不會對加泰羅尼亞進行軍事干預。然而，就在五月五日，普里耶托已下令艦隊出發，抵達了巴塞羅那港口。幾小時後，孔帕尼斯向中央政府求助，在部長們的壓力下，拉爾戈·卡巴耶洛決定接管加泰羅尼亞的公共秩序與防務。曾擔任過國民警衛隊司令、現在又投靠了共產黨的波薩斯將軍接管了加泰羅尼亞所有部隊的指揮權。為了保衛法律與秩序，政府從哈拉馬戰線抽調了五千名突擊警察，組成了一個摩托化縱隊，派往加泰羅尼亞。可是——這件事很好地體現了當時的混亂情況——這支剛剛恢復了加泰羅尼亞的秩序的警察部隊，原本應該受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恐懼，可這支部隊的指揮員托雷斯·伊格雷西亞斯（Torres Iglesias）中校，以前卻是無政府主義民兵「土地與自由」（Tierra y Libertad）縱隊的領導：一些突擊警察進入巴塞羅那時，甚至還高呼「伊無聯萬歲！」（?Viva la FAI!）

這支部隊抵達巴塞羅那後，徹底平息了戰鬥。官方公布的傷亡數字為五百人死亡、一千人受傷。政府一方的死者除了安東尼奧·塞塞之外，還有共產黨軍官阿爾卡爾德（Alcalde）上尉；革命派一方的死者有弗蘭西斯科·阿斯卡索的哥哥多明戈·阿斯卡索[69]、著名無政府主義教育家弗蘭西斯科·費雷爾的孫子、綽號「奇科」（Quico）的費雷爾，他們都是在街上被打死的。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了其它的死者。五月六日晚上，卡米洛·貝爾耐里和他的合作者巴爾比耶里[70]的屍體被人發現了。工總的民兵在白天闖入他們家中，將他們抓走後，槍殺了他們[71]。值得注意的是，革命青年陣線書記阿爾弗雷多·馬丁內斯也在同一時間失蹤了，幾天後他的遺體才被發現。他們生前全都譴責過莫斯科審判，並批判西共、統社黨及其盟友的「反革命」態度。他們都是革命反對派的領導人。儘管在當時的混亂局面下，不可能進行調查（就算進行了調查，結果也幾乎不可能公布），但人人都能肯定貝爾耐里和馬丁內斯一定是政治報復的犧牲者。由於《真理報》曾發出威脅，許多人都相信這一定是蘇聯特務乾的。

五月事件的意義

五月事件因何而起，歷來眾說紛紜。統社黨聲稱五月事件是被統工黨內部的法西斯特務挑起的，真是這樣嗎[72]？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相信，五月事件是加泰羅尼亞資產階級在西方列強支持下挑起的，目的是粉碎加泰羅尼亞的革命形勢，真是這樣嗎[73]？其他人則認為，這次事件是由統社黨挑起的，目的也是要破壞革命，真的是這樣嗎？

這種討論或許純粹是浪費時間：如果一兩個間諜（充其量十個）就能挑起這種事件，那就說明局勢本身就已經達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而我們前面講過，局勢確實已經一觸即發。此外，沒有共和國軍警和加泰羅尼亞政府的配合，統社黨內的共產黨人是不會輕舉妄動的，我們認為，五月三日的武力示威並不是他們想要的。進攻電話局是恢復國家政權的步驟之一。我們甚至認為，他們根本沒有料到進攻電話局會引起這麼大的反應；如果他們想用武力擺脫加泰羅尼亞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會等上這麼久才動手——話雖如此，在接下來的幾天里，他們還是抓住這個機會，佔據了優勢，竭力粉碎革命運動。在五月初的緊張局勢中，進攻電話局肯定會被加泰羅尼亞工人當成挑釁。

工人對進攻電話局的反應，其實是一種自發的應激反應，明白了這一點，就能理解：為什麼在五月事件期間，在沒有任何指示的情況下，全勞聯—伊無聯的各個街區自衛委員會成了工人的領導機關。當全勞聯命令工人放下武器時，工人服從了紀律，執行了命令，這件事也可以作為佐證。喬治·奧威爾[74]與統工黨的武裝一起經歷了整個五月事件，他寫道：「工人們自發走上街頭，組織防禦，全體工人一致要求的只有兩件事：交回電話局；解除他們痛恨的突擊警察的武裝。[75]」

羅貝爾·盧松在研究五月事件的文章[76]中指出，武裝的工人佔有壓倒性的優勢，他們幾乎不放一槍就控制了十分之九的城市，這給盧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還指出，這股力量雖然十分強大，卻只用在了防禦上：在整個衝突期間，全勞聯在辦公樓後面有六輛坦克，但卻沒有投入戰鬥。工人手中的七十五毫米火炮未發一炮；被全勞聯民兵控制的蒙朱伊克要塞從未開火[77]。他寫道：「從第一聲槍響到戰鬥結束，全勞聯與伊無聯地區委員會只下達了一道命令，他們利用電台、報紙和一切手段，反覆下達這道命令：停火。」他認為，全勞聯的領導人最擔心的是：政權萬一落到他們手裡，他們就會不知所措；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他們不惜「放棄一切、拋棄一切，迎接失敗」。在他們私下談話時，他們以外國軍艦已開進港口為借口，來為自己辯解。對他們而言，這件事其實在去年秋天就已經解決了。他們當時選擇了合作，而不是奪取政權。桑蒂利安起初同意合作，但他很快就批評起了自己原先的態度，針對他的批評，加西亞·奧利維爾和巴斯克斯回答道：「我們能做的，只是坐等事件發生，然後盡量順勢而行。[78]」

據維克托·塞爾日記載，統工黨的領導人一直在擔心：當工人遭到挑釁，自行發動起義時，無政府主義領袖的優柔寡斷、軟弱無力和政治無能，會導致起義失去領導，最後被反革命勢力利用，給無產階級造成沉重打擊。統工黨的領導人知道自己的力量遠不如全勞聯，如果他們撇開全勞聯單獨行動，就有可能陷入孤立；奧威爾指出：「統工黨領導層直接下令，要求我們支持全勞聯，但只有在遭到槍擊，或是我們的建築物遭到進攻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回擊。」

巴塞羅那工人的自發反應，究竟是給革命提供了新的動力，還是造成了革命的倒退，這當然是一個值得商討的問題[79]。歷史學家只能指出：無政府主義領袖不願推動革命，而統工黨的領袖不相信自己能推動革命。孔帕尼斯雖然宣稱五月事件是一場「平局」，然而實情並非如此：五月事件敲響了革命的喪鐘，預示了所有的政治失敗，最後還導致了一些革命領袖的死亡。

五月事件的直接影響

總之，五月事件造成的第一個可見的影響，是加泰羅尼亞自治的結束：中央政府接管了加泰羅尼亞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基礎機關。但這似乎並不意味著要向全勞聯和統工党進行大鎮壓（這是它們最擔心的事）。當然，全勞聯和統工黨的武器被收繳了，它們的報紙和廣播電台遭到了審查，但公共秩序委員鄭重保證，他的部隊「不會把任何工會或反法西斯組織當成敵人」。這一表態，是在卡巴耶洛和他的內務部長加拉爾薩指示下做出的。五月四日，他們的喉舌、瓦倫西亞報紙《前進報》（Adelante）寫道，巴塞羅那事件是「幾個組織之間的共謀，它們雖然都參加了全加泰羅尼亞反法西斯陣線，但它們具有不同的路線，它們在工會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利益也是矛盾的，它們選了一個錯誤的時間，進行了這一準備不充分的陰謀。」

在這種情況下，全勞聯肯定要一再呼籲保持冷靜，《全勞聯之家》（Casa CNT）在五月事件的最後一天發表了聲明：「全勞聯與伊無聯會一如既往地繼續同反法西斯陣線的所有政治組織與工會組織精誠合作。最能證明這一點的證據，便是全勞聯正在繼續同中央政府、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和所有的市鎮政府合作。」全勞聯的領袖以為只要對這件事閉口不談，就可以把它瞞過去了，他們在五月六日發表了聲明：「當我們了解到事件的影響有多嚴重時，我們馬上就下令所有組織保持冷靜，並避免報道任何可能產生嚴重後果的事情。」不幸的是，儘管全勞聯拚命地隱瞞巴塞羅那事件的重大影響，共產黨的報刊卻還是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攻勢，將五月事件斥為「受德意特務機關指使的統工黨托派分子策劃的」叛亂。這場宣傳攻勢進行得非常巧妙，而全勞聯也小心翼翼，就連馬德里全勞聯民兵的喉舌《自由戰線》都採納了共產黨的論點，並寫道：「反抗……由人民選出的政府……的叛亂分子，都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與弗朗哥的同謀，」「必須無情地消滅。」在五月事件剛結束時，雙方看似打了個平手，但在接下來的幾周里，勝利的天平倒向了擁有明確的政治路線、勇氣和堅定意志的一方。

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倒台

共產黨把五月事件歸咎於托派分子和暗藏的法西斯分子：他們大談革命，只是為了製造混亂，必須嚴懲他們。五月九日，何塞·迪亞斯在瓦倫西亞發表講話，要求內務部長嚴懲搗亂分子，否則就得辭職。他大聲疾呼：「第五縱隊已經揭下了假面具，我們要做的就是消滅他們。」五月十一日，《前進報》做出了答覆：「共產國際外國支部煽動政府採取鎮壓措施，但政府如果這樣做，它就成了希爾—羅夫雷斯政府或雷魯克斯政府；這樣做會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會導致內戰的失敗和革命的破滅。……一個主要由工人運動的代表組成的政府，不能使用那些專屬於反動政府和具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政府的手段。」從這一刻開始，卡巴耶洛政府的壽命便屈指可數了[80]。五月十四日，馬德里的幾家日報宣稱：為了滿足共產黨在公共秩序與戰爭指揮等問題上的要求，內閣將在幾天內進行改組。五月十五日，共產黨籍的農業部長烏里貝在內閣會議上發言，要求政府下令解散和取締統工黨，並逮捕統工黨的領導人。拉爾戈·卡巴耶洛回答道，作為一個長期遭受迫害的工人組織的戰士，他拒絕解散任何工人組織。全勞聯籍的政府部長支持卡巴耶洛：菲德麗卡·蒙蔡尼翻開一份文件，指出五月事件是以統社黨為首的勢力挑起的。烏里貝和埃爾南德斯隨即起身退席。卡巴耶洛宣稱，「政府會繼續堅持下去」。但共和派的部長和普里耶托的夥伴沒有接受[81]。於是，拉爾戈·卡巴耶洛便辭職了。

[1] 卡爾·菲利普·戈特弗里德·馮·克勞塞維茨（Carl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年6月1日——1831年11月16日），德國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歷史學家。——中譯者注

[2] 拉爾戈·卡巴耶洛於1936年10月1日在議會的發言。10月3日的《時報》認為，他的發言表明他將發動一場深刻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改造國家政權。——原注

[3] 《二十世紀的西班牙危機》，第270頁。——原注

[4] 桑蒂利安曾提及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同摩洛哥民族主義者的談判。《戰鬥報》曾號召支持摩洛哥獨立，并力爭使共和國與阿卜杜勒·克里姆結盟。共和派統治者對摩洛哥問題的消極態度，曾使科爾佐夫大為驚訝；而弗朗哥卻聲稱：「我們西班牙民族主義者非常理解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我們尊重他們的民族主義。」——原注

[5] 當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勒令解散革命的民族主義運動「北非之星」（L』Etoile Nord-africaine，該黨後來改組為阿爾及利亞人民黨，後來又改組為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運動）時，以巴斯蒂亞尼（Bastiani）為首的該黨黨員正在國際縱隊中戰鬥。——原注

1926年，在法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以梅薩利·哈吉（MessaliHadj，1898—1974）為首的一批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成立了「北非之星」，該黨在1929年被法國殖民當局取締，1933年重建，1936年參加了法國人民陣線，但在1937年1月卻被人民陣線政府取締。1937年3月11日，該黨黨員另建阿爾及利亞人民黨（Parti du Peuple Algerien，PPA）。1945年5月，阿爾及利亞人民黨再次遭到法國殖民當局鎮壓。1946年10月，該黨部分黨員建立了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運動（Mouvement pour le Triomphe des Libertes Democratiques，MTLD）。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另一批黨員決定採取武裝鬥爭，他們在1947年建立了與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運動關係比較鬆散的「特殊組織」（Organisation spéciale），「特殊組織」後來與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運動分道揚鑣，在1954年與其它一些組織成立了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並於同年發動武裝起義，經過8年的艱苦鬥爭，終於在1962年贏得了徹底獨立。——中譯者注

[6] 關於這個問題，請參閱貝爾耐里發表於1936年10月24日的《階級戰爭》（Guerradi Classe）上的文章。——原注

[7] 格蘭迪索·穆尼斯（《失敗的里程碑：勝利的保證》[Falones de derotta:promesa de victoria]，墨西哥城，工人鬥爭，1948年，第329頁）曾特地提到了一個被派往西班牙的代表團，代表團團長是一位法國托洛茨基主義者。（達維·魯塞[David Rousset]以前的一些朋友宣稱，這個代表團團長就是達維·魯塞，果真如此嗎？）——原注

[8] 1937年3月18日的《泰晤士報》（TheTimes）披露了英國外交部拒絕這一建議的消息，它是首家對這一建議進行報道的媒體（而且並沒有遭到否認）；菲利克斯·莫洛認為卡巴耶洛政府是在2月9日提出這個提議的。這家保守派報紙寫道：「西班牙政府正在考慮改變西屬摩洛哥的形勢……考慮簽訂領土協議。」拉爾戈·卡巴耶洛對此閉口不談，他在《我的回憶》一書中寫道，當他被趕下台時，他正在同摩洛哥民族主義者談判。關於這個問題，請參閱波洛騰，《大偽裝》，第135—138頁。——原注

[9] 1906年1月16日，為了解決第一次摩洛哥危機，歐洲列強在西班牙海港城市阿爾赫西拉斯（Algeciras）召開了會議。經過近三個月的激烈爭論，會議最後於4月7日通過了《最後議定書》，承認摩洛哥獨立，但規定：摩洛哥的警察組織和治安權力交由法國和西班牙管理；對摩洛哥財政實行國際監督。由與會的幾個大國提供資金，成立國家銀行，法國占較多股份，業務活動受法國法律的管轄；外僑可以購置土地，從事商業、採礦等活動；關稅由一名政府代表、一名外國代表和一名國家銀行代表組成的常設委員會管理。《阿爾赫西拉斯條約》其實是歐洲列強瓜分摩洛哥的分贓協議。——中譯者注

[10] 羅森貝格於1936年11月1日和9日在馬德里紀念（Monumental）劇院發表了演講。安東諾夫也出席了一次露天集會，孔帕尼斯在這次集會上獲得了參加四十萬人的掌聲。——原注

[11] 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亞賓（Скрябин）。時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中譯者注

[12] 這封信最初發表於《辛辛那提時代之星》（CincinnatiTimes-Star），後來被不斷翻印。——原注

[13] 馬爾塞利諾·帕斯庫瓦·馬丁內斯（MarcelinoPascua Martínez，1897年6月14日——1977年6月14日），生於巴利亞多利德。1919年參加社會主義運動，但在1921年退出社會黨。1931年重新參加社會黨。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9月21日出任西班牙共和國駐莫斯科大使，1938年4月11日改任駐巴黎大使。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14] 據加西亞·普拉達斯（García Pradas）記載，拉爾戈·卡巴耶洛曾通知莫斯科：羅森貝格生病了，他或許需要「換換空氣」。——原注

[15] 列昂·海奇斯（Leon Hajkis，1898—1937），俄文名為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維奇·海奇斯（Леонид Яковлевич Гайкис），生於華沙。1916年參加波蘭社會黨左派（PolskaPartia Socjalistyczna – Lewica），1917年參加俄共（布），1919年參加紅軍，1921年進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部工作。1937年2月19日出任蘇聯駐西班牙大使，6月17日被召回國內，8月21日遇害。1955年平反。——中譯者注

[16] 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最後一個樂觀主義者》，第288頁）記錄了這次執委會會議的情況。他本人支持兩黨採取統一行動，但認為組織上的統一仍然為時過早。皮耶特洛·內尼（《西班牙戰爭》[La Guerre d」Espagne]，巴黎，弗朗索瓦·馬斯佩洛出版社[Fran?ois Maspéro]，第67頁）記錄了他在1937年3月3日同普里耶托的談話，普里耶托在談話中要求立即同共產黨合併。——原注

[17] 胡利安·貝斯泰洛·費爾南德斯（Julián BesteiroFernández，1870年9月21日——1940年9月27日），生於馬德里。曾在馬德里大學、索邦大學等學校求學。1908年參加阿列杭德洛·雷魯克斯的激進共和黨，1912年參加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不久後參加工總與社會黨。1917年10月，因積极參加罷工運動，被判處終身監禁，1918年2月在獄中當選議員，獲得特赦。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主張工總同獨裁政府合作，並於1925年至1931年出任工總主席和社會黨主席。1931年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至1933年出任議會議長，並於1932年再次出任工總主席，1934年辭去工總主席的職務。1939年3月5日，支持卡薩多發動政變，推翻內格林政府，企圖向弗朗哥乞和。馬德里淪陷後被反動軍隊逮捕，同年被判處三十年徒刑，後死於獄中。——中譯者注

[18] 關於艾斯普拉的出訪計劃，請參閱1937年3月23日的《時報》。阿薩尼亞曾告訴費舍爾，他已經派貝斯泰洛出席英國國王喬治六世（George VI，1895—1952）的加冕儀式，以便爭取英國進行調停：先實現停火，然後撤出外國軍隊，最後各方再召開會議，爭取實現「民主的解決方案」（《貝尼卡爾洛之夜》，第420頁）。1936年12月15日，拉爾戈·卡巴耶洛曾經拒絕了英國和法國提出的先休戰、再舉行全民公決的計劃。1937年2月，美國國務卿柯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又提出了新的建議（請參閱1937年2月26日的《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上的聲明）。——原注

[19] 據《每日郵報》報道，有人正在採取行動，準備扶植一個以米亞哈為首的政府，企圖同叛亂頭目達成「光榮的和平」，全勞聯全國委員會專門在1937年4月26日發表聲明，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原注

[20] 胡利安·戈爾金，《西班牙的食人政治（希特勒與斯大林）》（Caníbales politicos [Hitler y Stalin] in Espa?a，墨西哥城，克扎爾出版社[EdicionesQuetzal]，1941年），第215—217頁。戈爾金是在監獄裡認識阿森西奧的。——原注

[21] 據戈爾金記載（同上，第218頁），阿森西奧曾解釋說，共產黨之所以這麼恨他，有兩個原因：一、他曾拒絕支持第五團；二、瑪爾加麗塔·內爾肯（Margarita Nelken）曾代表共產黨在突擊警察中間進行宣傳，他曾為此威脅要槍斃她。——原注

[22] 馬拉加守軍司令比利亞爾瓦（Villalba）中校被軍事法庭指控犯有拋棄自己的司令部與部隊的罪行。但是，一直跟他在一起的政治委員波利瓦爾是共產黨的國會議員，而國會拒絕剝奪波利瓦爾的議員豁免權。在此類事件中，很難分清什麼是背叛、什麼是無能，也無法分清什麼是合理的鎮壓、什麼是政治報復。——原注

[23] 阿森西奧後來由於希洪失守而被內格林政府指控犯有叛國罪，但最後被宣判無罪，並重新擔任指揮職位。他的參謀長、跟他一起受株連的馬丁內斯·卡夫雷拉（Martínez Cabrera）也跟他一起被宣判無罪，但馬丁內斯·卡夫雷拉最後還是被弗朗哥殺害了。——原注

[24]卡洛斯·德·巴萊巴爾在七月革命後身負重傷，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裡沒有參加任何活動。根據他的記載（《斯大林主義的背叛》[La traición del stalinismo]，第70—71頁），共產黨曾拉攏過他，準備推舉他當陸軍部長；這一針對卡巴耶洛的陰謀遭到了他的拒絕，結果使他遭到了共產黨的嫉恨。——原注

[25]弗蘭西斯科·馬洛托·德爾·奧霍（Francisco Maroto del Ojo，1906年3月15日——1940年7月12日），生於格拉納達。當過傢具工人。安達盧西亞全勞聯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內戰爆發後組建了「馬洛托縱隊」。1937年初被捕，同年5月1日獲釋，共和國覆滅後被反動軍隊逮捕，1940年遇害。——中譯者注

[26]馬洛托後來被內格林政府指控犯有叛國罪，被判處死刑，但又獲得了特赦。不過莫拉托最後還是沒有躲過弗朗哥的殘殺。——原注

[27] 梅爾喬爾·羅德里格斯·加西亞（MelchorRodríguez García，1893年5月30日——1972年2月14日），生於塞維利亞。馬德里全勞聯主要領導人之一。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12月5人被司法部長加西亞·奧利維爾任命為馬德里監獄總監。卡薩多政變後被任命為馬德里市長。共和國覆滅後被反動政權逮捕，1944年獲釋後一直居住在馬德里。1972年逝世。——中譯者注

[28] 馬德里市評議會是根據4月18日頒布的一道法令成立的，這道法令發表於4月21日的《政府公報》（Gaceta）。4月24日，米亞哈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告解散保衛馬德里委員會，隨後共產黨也公開贊成這一舉措。在卡索爾拉事件中，只有共產黨和統社青為這位年輕的公共秩序委員辯護。共和派報紙《ABC》的立場一般比較親共，但它也在2月23日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馬德里的公共秩序》，裡面有多處因審查而開的天窗，這篇社論建議卡索爾拉遵守法律。4月24日，已經解散了的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指出，它已經取消了對這起事件的調查。4月26日，卡索爾拉向媒體發表聲明，駁斥了對他的指控，並發出威脅：如果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其他委員不願意為他辯護，他將親自為自己辯護。幾天後，他在《ABC》上發表了一篇報告，他在這篇報告中只強調了同偽裝成反法西斯組織的第五縱隊作鬥爭有多麼困難。這一事件最後無果而終。——原注

[29] 拉爾戈·卡巴耶洛下台後，赫蘇斯·埃爾南德斯在5月29日的講話中曆數了卡巴耶洛的各種罪過，我們這裡舉出的便是他對卡巴耶洛的指控的概括。——原注

[30] 在1936年，卡薩多、埃爾南德斯和阿拉吉斯泰因等人立場相差甚遠，但在內戰後，由於他們都反對共產黨，使他們的立場相互接近；在埃斯特雷馬杜拉攻勢這個問題上，他們都贊成卡巴耶洛對共產黨的指責。但很少有人像埃爾南德斯那樣認為這一事件是導致卡巴耶洛政府倒台的關鍵因素。拉爾戈·卡巴耶洛指出，他得到了共產黨部長們的支持，並迫使米亞哈服從了他的命令，這次進攻本來準備於5月16日開始。但迄今為止，這還只是卡巴耶洛一家之言。——原注

[31] 1936年12月12日至16日，統工黨召開中央委員會擴大全會。這次會議反對建立正規軍，要求建立革命的紅軍；譴責了莫斯科審判；拒絕參加第二、第三和第四國際；定於1937年2月15日召開統工黨下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指出：「革命已到了關鍵時刻。……戰爭與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們允許反革命獲勝，就會輸掉戰爭。……維持資產階級議會是一個致命的錯誤……應該用一個由工人委員會、農民委員會、士兵委員會、工廠委員會等組織選出的立憲會議來取代資產階級議會，並通過資產階級議會產生一個工農政府……」（比克托·阿爾瓦與斯蒂芬·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西班牙馬克思主義對陣蘇聯共產主義》[Spanish Marxism vs Soviet Communism]，TranscationPublishers，1988年，第五章。）——中譯者注

[32] 一戰爆發後，法國社會黨立刻站在本國資產階級一邊，支持戰爭，1914年8月4日，法國總統雷蒙·龐加萊（Raymond Poincaré）呼籲法國人民實現「神聖的聯合」（Lunion sacrée），同日，法國議會任命勒內·維維亞尼（René Viviani）為總理，組織「神聖聯合」內閣，法國各主要黨派都參加了這個內閣，社會黨人儒勒·蓋德和馬塞爾·松巴（Marcel Sembat）也參加了。本文中的「神聖聯合」，是指左翼政黨同資產階級政府相互勾結、放棄國內的階級鬥爭、欺騙工人階級為資產階級去充當炮灰的同盟關係。——中譯者注

[33] 關於這個課題，請參閱維雷瓦爾多·索拉諾（WilebaldoSolano）和路易斯·羅克（Luis Roc）發表在《共產主義青年》（Juventud Comunista）上的文章。——原注

[34] 扎烏姆·巴利烏斯·米爾（JaumeBalius i Mir，1904—1980），生於巴塞羅那。起初是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者，1922年參加加泰羅尼亞行動，並因參加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運動而被迫流亡法國。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回國，並一度與工農同盟比較接近，但後來又疏遠了工農同盟。此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1932年參加全勞聯，並參加了1933年1月和1934年10月的兩次起義。內戰爆發後，積极參加了巴塞羅那的平叛戰鬥，併當選為記者工會副主席。1937年1月26日加入《晚報》編輯部工作。1937年3月15日參與創建「杜魯蒂之友」集團，巴塞羅那五月事件後被捕，不久獲釋。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35] 下柳布雷加特的《思想》（Ideas）是被爭取到革命反對派立場上的無政府主義報紙之一。卡洛斯·拉馬明確地概括了《思想》所代表的純正的無政府主義路線與「杜魯蒂之友」的路線的區別，從「杜魯蒂之友」所使用的術語中可以看出他們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此外，巴利烏斯曾是工農同盟成員。另一方面，穆朗（Moulin）和弗蘭茨·赫勒（Franz Heller）等外國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同巴利烏斯的組織合作。——原注

[36] 卡米洛·貝爾耐里（CamilloBerneri，1897年5月28日——1937年5月5日），生於義大利洛迪市（Lodi）。1912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同盟，一戰期間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1926年流亡國外。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前往加泰羅尼亞，同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並肩作戰。1937年5月5日，在巴塞羅那五月事件中被斯大林派殺害。——中譯者注

[37] 卡米洛·貝爾耐里生於1897年，曾參加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一戰期間成為無政府主義者，曾在佛羅倫薩大學擔任哲學教授，墨索里尼上台後流亡國外。1936年7月自願參加全勞聯。他在國際自由運動中享有盛譽，並在西班牙享有一定的威望。——原注

[38] 《西班牙的階級戰爭》，第17頁。——原注

[39] 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社會民主黨人，1906年當選議員，十一月革命爆發後利用自由軍團鎮壓革命，並且是殺害盧森堡與李卜克內西的幕後黑手。——中譯者注

[40] 諾斯克：為總參謀部效力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他挫敗了1919年的德國蘇維埃革命，並下令殺害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與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原注

[41] 「為了逼迫我們放棄全部革命成果，中央政府正在抵制加泰羅尼亞的經濟。人民被要求做出犧牲，工人和民兵放棄了一大部分工資，而政府卻緊抓著自己的黃金不放，用來保障這個新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資本家的珠寶與財富得到了保護……，高得離譜的工資得到了保留，有些人的工資甚至還漲了兩倍。……當人民正在忍飢挨餓時，奸商卻被允許進行可恥而罪惡的投機買賣。……由於阿拉貢戰線堅持革命立場，為了整垮當地的各支縱隊，武器一直不發給他們。……人民的兒女被送上前線，穿著制服的軍隊卻被留在後方，為反革命效力。」——原注

[42] 菲德爾·米洛·索拉內斯（Fidel Miró i Solanes，1910—1998），生於塔拉戈納省埃爾普拉德聖馬里亞鎮（El Pla de Santa Maria）一個農民家庭。14歲失去父母，移民古巴，開始參加無政府主義運動，1933年返回加泰羅尼亞，1934年參加全勞聯，並參加了自青聯。1936年當選為全勞聯加泰羅尼亞地區委員會委員。1937年2月當選為自青聯書記，同年6月當選為自青聯半島委員會總書記，9月與統社青簽訂協議，成立全國反法西斯青年聯盟。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七十年代後期參加了重建全勞聯的工作。——中譯者注

[43] 維雷瓦爾多·索拉諾·阿隆索（WilebaldoSolano Alonso，1916年7月7日——2010年9月7日），生於布爾戈斯。1932年參加工農同盟的青年組織。1935年9月當選為伊共青總書記，內戰爆發後，代表伊共青參加了統工黨執委會，1936年11月當選為革命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國際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Revolutionary Youth Organizations）總書記。1937年2月同自青聯一同創建革命青年陣線。1937月巴塞羅那五月事件後，協助重建統工黨執委會，1938年4月被捕，法西斯軍隊佔領巴塞羅那時越獄，後流亡國外。1947年當選為統工黨總書記。1953年至1981年為法新社工作。弗朗哥獨裁政權垮台後參加了統工黨的重建工作。2010年在巴塞羅那逝世。——中譯者注

[44] 阿爾弗雷多·馬丁內斯·昂格里亞（AlfredoMartínez Hungria，？—1937），三十年代巴塞羅那自青聯主要領導人之一，1932年參加自青聯。1936年內戰爆發後當選為自青聯加泰羅尼亞地區委員會委員。1937年5月7日被斯大林派綁架殺害。——中譯者注

[45] 1937年3月2日，自青聯在馬德里召開代表大會，伊共青書記、統工黨黨員恩里克·羅德里格斯（Enrique Rodríguez）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贏得了滿堂喝彩。被眾人當作是首都革命反對派的領袖的加西亞·普拉達斯對共產黨和統社青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指出：革命青年應該為了「社會革命」而團結起來，並「絕不接受議會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原注

[46] 1937年1月15日，桑蒂亞戈·卡里約在瓦倫西亞代表大會上指出：「我們現在不是為社會革命而戰。我們的組織既不是社會主義組織也不是共產主義組織。統社青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青年團體。」——原注

[47] 拉法埃爾·費爾南德斯（RafaelFernández，1913年10月1日——2010年12月18日）。曾參加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阿斯圖里亞斯聯合會。1936年10月15日當選為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阿斯圖里亞斯聯合會書記。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48] 統社青執委會的一個代表團訪問北方，此舉遭到了統社青阿斯圖里亞斯聯合會的反對，這很可能就是導致統社青阿斯圖里亞斯聯合會拒絕中央政策的原因。1937年2月18日，統社青的兩位領導人羅德里格斯·塞斯塔（Rodríguez Cesta）和特里豐·梅德拉諾在畢爾巴鄂開會時被炸彈炸死。——原注

[49] 1937年的復活節與耶穌受難日分別為3月28日和3月26日。——中譯者注

[50] 但是，最積極地討論「工會政府」的人，卻是共產黨的領導人，他們堅決反對「工會政府」的建議。工會政府這個主意，似乎是把「工人政府」這箇舊口號，打扮得溫和一些之後，再重新拿出來用，而卡巴耶洛的朋友早在1936年9月就放棄了「工人政府」的口號。——原注

[51] Espagne,creuset politique，第152頁。——原注

[52] 柯莫雷拉與統社黨的代言人貝納維德斯寫道：「共產黨有一句名言：『要拿下薩拉戈薩，首先得拿下巴塞羅那。』這句話正確地反映了當時的形勢，並真實地表達了全國的心愿：把被無政府主義者奪取的權力交還給自治政府。」（《加泰羅尼亞的戰爭與革命》，第426頁）。——原注

[53] 羅爾丹·科爾塔達·多爾塞特（Roldán Cortada iDolcet，？—1937），工會活動家。當過石匠，曾參加全勞聯。1931年8月參加「三十人集團」，反對伊無聯對全勞聯的控制，退出了全勞聯。1933年參加工總，成為工總旗下的建築工會書記和社會黨加泰羅尼亞聯合會書記。1936年7月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成立後，成為統社黨巴塞羅那委員會委員。1937年4月25日被暗殺。——中譯者注

[54] 《戰鬥報》就此事寫道：「這是一場反革命示威，它的目的是要在小資產階級群眾和工人階級的落後階層中間製造仇視加泰羅尼亞無產階級的先鋒力量（全勞聯、伊無聯和統工黨）的氣氛。」——原注

[55] 安東尼奧·馬丁·艾斯庫德洛（AntonioMartín Escudero，1895年1月17日——1937年4月27日），早年參加全勞聯，曾與杜魯蒂的「團結」小組有過聯繫。1924年流亡法國，共和國成立後回國。內戰爆發後，曾擔任普奇瑟爾達鎮長。1937年4月27日在與邊防部隊交火時身亡。——中譯者注

[56] 安東尼奧·馬丁以前是一個走私販，1936年7月以後實際上成了海關主任。根據桑蒂利安記載，這就是他遭到眾多人仇恨的原因。但是，共和派、社會黨與共產黨認為他是「普奇瑟爾達的屠夫」，並在當地進行了長期的恐怖統治。貝納維德斯在《加泰羅尼亞的戰爭與革命》一書中將安東尼奧·馬丁稱作「馬拉加拐子」，用了很長的篇幅對他進行控訴。——原注

[57]阿圖爾·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描寫了瓦倫西亞的共和國政府是如何同巴黎大使館進行秘密聯絡的：外交部長德爾·巴約和大使阿拉吉斯泰因是連襟，他們的妻子都是瑞士的德意志人，所以他們就通過自己的妻子用德語進行秘談，這樣一來就能避免監聽。據貝納維德斯記載，阿薩尼亞的談話經常被全勞聯監督委員會竊聽（《貝尼卡爾洛之夜》，第424頁）。——原注

[58] 政府後來採取的措施，似乎可以證明：羅德里格斯·薩拉斯是在得到內務部長、艾斯凱拉黨員艾瓜德爾（Artemi Aiguader i Miró）的同意後才這麼做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共產黨報刊給羅德里格斯·薩拉斯找的各種借口：保障電話交換機的正常運行（《工人日報》，5月11日）；奪回前一天被統工黨和搗亂分子佔領的電話交換機（《國際新聞通訊》，5月29日）；或只是為了護送政府代表上任（羅德里格斯·薩拉斯本人對媒體的聲明）。——原注

[59] 戈爾金後來解釋說：「當天晚上，在統工黨執委會的倡議下，安德列烏·寧、佩德洛·波內特（Pedro Bonet）和我與全勞聯地區委員會全體委員、伊無聯與自青聯舉行了會議。我們坦誠地介紹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你我雙方都沒有讓群眾參加這次運動。這是群眾在遭到斯大林主義的挑釁時的自發反應……我們猜測你們跟我們一樣了解，無論是對於革命，還是對於戰爭而言，目前都是一個無比關鍵的時刻。我們要麼去領導這個運動，賦予運動明確而重大的目標，並實現這些目標，消滅內部的敵人，要麼就會讓運動陷於失敗，士氣大漲的敵人就會消滅我們所有人。必須馬上做出決定。』」然後戈爾金髮現無政府主義領袖們「低頭不語，猶豫不決」，他便建議：「我們應該立即派代表團去瓦倫西亞，向拉爾戈·卡巴耶洛和他的部長們解釋，告訴他們這個運動針對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針對斯大林派挑撥者。但我們沒有成功。」戈爾金還說，無政府主義領袖們在駁回了統工黨的建議後，還宣稱他們在加泰羅尼亞政府裡面有人，不用極端措施也能對付得了共產黨（羅伯特·J·亞歷山大[Robert J. Alexander]，《西班牙內戰中的無政府主義者》[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倫敦，雅努斯出版公司[JanusPublishing Company]，1999年，第2卷，第929—930頁）。——中譯者注

[60] 卡洛斯·埃爾南德斯·桑卡霍（CarlosHernández Zancajo，1902年11月4日——1979年9月27日），生於馬德里，當過司機。1918年參加工總和社青團。1924年參加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1928年當選為馬德里城市運輸工人總工會（Unión General de Obreros del Transporte Urbano de Madrid）副主席，1928年至1929年任社青團全國委員會委員，1934年至1936年任社青團主席。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61] 加西亞·奧利維爾發表這次講話後，在街壘上的工人中間流傳起了一個流言：加西亞·奧利維爾和他的朋友已被自治政府的警察逮捕，他們是在槍口威脅下才呼籲保持冷靜的。而在統社黨一邊則流傳著另一個流言：加西亞·奧利維爾曾警告他的朋友，不要相信他說的任何話，除非裡面含有暗號。——原注

[62] 「第二十六師」在英文版中為「第二十三師」，但在法文版為「第二十六師」，經查證，確認為第26師。第26師前身是全勞聯的「杜魯蒂」縱隊，第29師前身是統工黨的「列寧」縱隊。——中譯者注

[63] 法文版和英文版此處均為「第26師」，經查證，實為第28師，該師前身為全勞聯的「阿斯卡索」縱隊。——中譯者注

[64] 胡安·曼努埃爾·莫利納·馬特奧（JuanManuel Molina Mateo，1901年8月4日——1984年9月20日），通稱胡安內爾（Juanel），生於胡梅利亞（Jumella）一個農民家庭。青年時參加全勞聯，二十年代中期曾因參加革命活動而流亡法國。1927年在伊無聯的創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內戰爆發後作為全勞聯代表，參加了供應委員會，在五月事件發生時擔任加泰羅尼亞陸軍部副委員。五月事件後曾任第10軍和第11軍政治委員。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在法國參加了重建全勞聯的工作，並於1946年2月潛入西班牙，同年4月被捕，被判處十五年徒刑，1953年獲釋後流亡法國。弗朗哥獨裁政權倒台後返回西班牙，參加了全勞聯的重建工作。——中譯者注

[65] 馬克西莫·弗蘭科·卡維洛（Máximo FrancoCavero，1913—1939），富家出身，當過理髮師，參加過《土地與自由》和《維斯卡人民》（El Pueblo de Huesca）的編輯工作。共和國成立後曾參加過幾次無政府主義起義。1934年9月被捕，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獲釋。內戰爆發後曾參加過「紅與黑」（Roja y Negra）縱隊。民兵正規化後曾任第127混成旅旅長、第71師師長。1939年4月1日，共和國覆滅後自殺。——中譯者注

[66] 安東尼奧·塞塞··阿爾塔索（AntonioSesé Artaso，1895—1937），生於維斯卡。青年時曾參加全勞聯，在毛林影響下參加了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並參與創建工農同盟。1931年因支持參加共產國際而被開除出黨。此後參加了工總。1932年參與創立加泰羅尼亞共產黨，1936年6月11日擔任加泰羅尼亞工總組織書記，後來又擔任臨時總書記。內戰爆發後，參與創立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1937年5月5日在巴塞羅那被殺。——中譯者注

[67] 巴雷里奧·馬斯·卡薩斯（ValerioMas Casas，1894年5月22日——1973年7月19日），少年時參加全勞聯。1936年11月擔任全勞聯加泰羅尼亞地區委員會書記，1937年5月5日至6月29日參加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負責經濟、公共事業與衛生。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39年3月，代表全勞聯加泰羅尼亞地區委員會，參與創建西班牙自由運動（Movimiento Libertario Espa?ol），併當選為該組織總委員會委員。1939年9月被關進法國集中營，1942年7月被遣送至北非，盟軍在北非登陸後獲救。二戰後繼續參加全勞聯流亡組織的活動。——中譯者注

[68] 1937年5月5日，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評議會辭職，由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執行委員會代替。自治政府執行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主席：孔帕尼斯（艾斯凱拉）；

委員：巴雷里奧·馬斯（全勞聯），負責經濟、公共事業與衛生；

委員：拉法埃爾·比迪耶利亞（統社黨），負責公共秩序、司法與勞工；

委員：華金··波·馬斯（Joaquim Pou i Mas）（拉巴塞雷協會），負責供應與農業；

委員：卡雷斯·馬爾蒂·菲塞德（Carles Martí i Feced）（艾斯凱拉），負責財政。

比耶迪利亞的職位原本由安東尼奧·塞塞擔任，但由於他在參加政府後不久即身亡，便由比耶迪利亞接任。——中譯者注

[69]多明戈·阿斯卡索·阿巴迪亞（Domingo Ascaso Abadía，1895年6月10日——1937年5月4日），曾在薩拉戈薩當過麵包師，二十年代初開始參加無政府主義運動。內戰爆發後，曾在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內擔任加西亞·奧利維爾的助手，並曾率領阿斯卡索縱隊作戰。阿斯卡索縱隊改編為第28師後返回巴塞羅那。1937年5月4日，在五月事件期間犧牲。——中譯者注

[70]弗蘭切斯科·巴爾比耶里（Francesco Barbieri，1895年12月14日——1937年5月5日），生於義大利卡拉布里亞（Calabria），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志願參軍，曾兩次負傷。二十年代初開始參加無政府主義運動。西班牙內戰爆發後，率領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前往西班牙參戰。五月事件期間與貝爾耐里一同遇害。——中譯者注

[71]貝爾耐里和巴爾比耶里是在5月5日晚上被抓走的，次日他們的遺體才被發現。——中譯者注

[72] 德國大使在5月11日的筆記中指出，弗朗哥親口承認五月事件是他的特務乾的；他還說他在巴塞羅那城內有十三個特務。然而，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特務打入了統工黨或統社黨，或其它工會組織與政治組織。——原注

[73] 桑蒂利安寫道：來自布魯塞爾的阿根廷作家岡薩雷斯·帕切科（Gonzáles Pacheco）曾聽大使奧索里奧·加利亞爾多講過，在巴塞羅那確實有這樣一個計劃正在進行。除此之外，英法軍艦也開到了巴塞羅那岸邊，因此，他認為五月事件是由國際勢力策劃的一次挑釁，共產黨在這次事件中只是受命而為：當巴塞羅那城內發生暴動的時候，第27師師長何塞·德爾·巴里奧和他的參謀長出現在市內，可以證明這一點。——原注

[74] 奧威爾在1936年12月抵達西班牙，參加了統工黨的民兵，1937年初隨民兵在阿拉貢戰線作戰，五月事件發生時，他正在巴塞羅那休假，親眼目睹了整個事件的經過。——中譯者注

[75] 《論爭》（Controversy），1937年8月。另請參閱《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第9章至第11章。——原注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可在下列地址閱讀：

[英] 喬治·奧威爾：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中譯者注

[76] 《五月事件是又一個五月十五日嗎？》，《無產階級革命》，1937年6月10日。——原注

1848年5月15日，法國人民群眾舉行了革命發動，起主要作用的是以路易·布朗基為首的巴黎工人。他們的口號是進一步深入革命，支持義大利、德國和波蘭的革命運動。示威群眾沖入制憲議會會議大廳，要求履行向工人提供麵包、工作以及成立勞動部等諾言；他們試圖解散制憲議會，成立一個新的臨時政府。這次人民發動遭到鎮壓，領袖布朗基等人被捕。

關於5月15日，馬克思的評價是：

「無產階級以自己的行動加速了結局的到來，因為它在5月15日沖入了國民議會，作出了一個徒勞無功的嘗試；目的本來是想恢復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結果卻只是使自己精幹的領袖落到了資產階級獄吏手中。」（《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34頁。）

可在下列地址閱讀：一 1848年的六月失敗 ——中譯者注

[77] 據桑蒂利安記載，在他同孔帕尼斯會談之前，他下令海岸炮兵連瞄準自治政府大樓，並要求海岸炮兵的指揮員每隔一定時間，就給孔帕尼斯的辦公室打電話，如果他沒有親自回話，就向自治政府大樓開炮。——原注

[78] 桑蒂利安，《戰爭失敗的原因》，第164頁。——原注

[79] 托洛茨基主義者菲利克斯·莫洛就是這麼認為的；桑蒂利安雖然同意無條件停火，但不久後就開始對自己所起的作用感到後悔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麼認為的。——原注

[80] 赫蘇斯·埃爾南德斯記錄了西共政治局的一次會議，據他記載，這次會議決定卡巴耶洛必須下台。按照他的說法，他與何塞·迪亞斯反對這個「會毀滅正在鬥爭的陣線」的舉措。出席會議的蘇聯大使館的顧問、格洛、柯多維利亞、斯捷潘諾夫和奧爾洛夫（Орлов）反對他和何塞·迪亞斯，他們堅持認為「卡巴耶洛不再聽從我們的建議了」，「他拒絕將《戰鬥報》停刊，還拒絕取締統工黨」，在蘇聯顧問的大力要求下，會議最後通過了莫斯科的意見。——原注

[81] 埃爾南德斯寫道，當共產黨籍的部長退席抗議後，普里耶托也隨之退席，之後他還要求政府辭職。普里耶托指出（《西班牙戰爭的具體經過》[Entresijos de la Guerra de Espa?a]，布宜諾斯艾利斯，Bases，1954年，第52頁）：他只是警告了想「繼續堅持下去」的卡巴耶洛，向卡巴耶洛「指出，如果不向阿薩尼亞總統提交自己的解釋，他就不能這麼做。」普里耶托在被趕出內格林政府之後，急於撇清自己過去同共產黨的聯繫，所以他這番話可信度不高；內閣危機的發展及其結果，實際上表明：在推翻拉爾戈·卡巴耶洛這個問題上，普里耶托與共產黨籍的部長們達成了協議，至少也是默契。——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