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七章 從革命到內戰

第七章從革命到內戰

據國民運動的一些歷史學家記載，七月二十日晚上，莫拉將軍覺得叛軍的事業已經失敗了，但是，此前跟他一起參加叛亂的呼嘯兵和長槍黨徒，不肯再聽他指揮，所以他只能硬著頭皮戰鬥下去。其實，莫拉會覺得悲觀失望，也是情有可原：在最重要的地區，也就是工業區和商業區——馬德里周邊、北方最活躍的地區、阿斯圖里亞斯與巴斯克地區、整個東海岸，軍事政變都被粉碎了。而且，工人民兵在中心城市擊退叛軍後，又繼續乘勝追擊，大有徹底殲滅叛軍之勢。加泰羅尼亞民兵在阿拉貢連戰連捷，正在逼近薩拉戈薩與維斯卡（Huesca）。馬德里民兵在索莫西耶拉（Somosierra）和瓜達拉馬阻止了莫拉的部隊，拯救了馬德里。幾天後，忠於共和國的軍隊與民兵奪回了阿爾瓦塞特，恢復了瓦倫西亞與馬德里的聯繫。巴達霍斯被奪回後，叛軍被一分為二，弗朗哥或凱波·德·利亞諾都無法立即增援莫拉。工人攻佔了希洪最後的幾個兵營，控制了北方最大的海軍港口。海軍艦隊停靠在丹吉爾沿岸，扼守著海峽，不讓摩洛哥駐軍在本土登陸。

軍事力量的平衡

叛軍在戰略上處於劣勢，它在兵力和物資方面只有微弱的優勢。我們前面講過，海軍反對叛亂。公認兵力薄弱的航空兵[1]已經參加了人民陣營。莫拉手上只有十幾架舊式飛機，那是在奇襲雷昂機場時繳獲的，全部部署在北方。在兵力這方面，叛亂將領確實較有優勢。拉巴塞爾估計，叛軍共有一萬五千名軍官和士官；在摩洛哥共有三萬八千名外籍軍團士兵和「摩爾兵」；國民警衛隊三萬人；呼嘯兵三萬人，幾乎全都在莫拉手下；大約七萬名正規軍。但這些兵力不可能同時使用。正規軍的新兵並不十分可靠，他們經常投靠到工人一邊。在後方必須部署可觀的部隊[2]。加利西亞與安達盧西亞的戰鬥持續了好幾個星期。只有零星的摩洛哥部隊抵達了本土。

八月初，叛亂將領只能部署兵力有限的幾支小縱隊：他們派了三千人對付巴達霍斯、一萬人留駐艾斯特雷馬杜拉、二萬人對馬德里發動第一次進攻。在這段時間裡，叛亂將領不停地從國統區焦急地向德國外交官求助：他們缺乏資金和武器。嗜血好戰而又紀律嚴明的摩爾兵和外籍軍團固然是強力的王牌，但不能指望他們能獨力贏得戰爭。

另一方面，工農民兵很快就暴露出了他們的弱點和局限性。在故鄉的街道上戰鬥時，他們的勇氣、熱情與犧牲精神使他們戰無不勝。但是戰爭中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困難。總的來說，他們的軍事組織簡直一塌糊塗。就像杜魯蒂說的：「目前為止，我們有一大堆不同的部隊，每支部隊都有自己的領導、自己的戰士——每天都會發生不可思議的變化——自己的軍火庫、自己的輜重列車、自己的補給品、自己的對待居民的政策，而且往往對戰爭有自己的一套觀點。[3]」讓—里夏爾·布洛什把內戰的這一時期稱作「流浪傳奇[4]階段」，他寫道：「內戰產生的第一幕景象，便是一大批完全不同的縱隊，他們各自為戰，在自己的作戰區域居住、衝殺、徵集糧草，有時還會按照獨立的路線發展起來。[5]」此外，「前線」上什麼意外都可能發生：你在迷路的時候，可能會發現自己跑到了敵軍戰線後方；你可能會在自己戰線的後方遭到伏擊；即使村民向你報告說有部隊經過了他們的村子，你也無法判斷那到底是哪一方的部隊。八月二十八日，成立了一個由軍官與政治活動家組成的戰爭委員會。儘管如此，它的權威仍然很不牢靠。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制定和落實任何全局性的計劃。各政黨會為了一次進攻而組織或加強一個縱隊，但進攻結束後，民兵們就都回家了。如果有誰不但要求民兵站崗，還要求他們挖戰壕的話，就會遭到民兵的抗議。而且，你在站崗兩次之後就能回家休息，夜間放哨時，如果你拒絕睡覺，就會被人當成瘋子。縱隊如果離開基地稍遠一點，大部分民兵就會離隊：他們喜歡晚上回家睡覺。杜魯蒂說過，他「聽過各種各樣的老一套的借口：小孩生病、老婆臨產、老母臨終。[6]」沒過多久，人們就發現民兵不適合在開闊的鄉間作戰。雖然民兵在初期取得了一些勝利，卻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民兵不但不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他們甚至不想保護自己：一支無政府主義縱隊曾冒著敵軍的猛烈火力，跟隨自己的領導行軍，這支縱隊的領導還以此自豪。阿斯卡索就是這樣犧牲的，莫拉後來也是這樣被打死的。民兵瞧不起職業軍人的「專業技能」，因為他們憑藉熱情與勇氣打贏了巷戰，所以他們也就把熱情與勇氣當成了最關鍵的因素。民兵不知道如何保養武器，很多民兵甚至都不會操作武器，他們拿到武器後，由於沒有經驗，就會把武器給弄壞，誤傷自己。武器彈藥十分缺乏。在阿拉貢和馬德里戰線上，從前線撤回的部隊要把武器轉交給接防的新部隊。在奧維耶多，軍事指揮部下令：除非發動總攻，否則不得向敵人射擊。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土製武器就能大顯身手了，比如開山的炸藥，在熟練的礦工手裡就成了威力巨大的武器。奧維耶多的民兵曾在八月改裝了幾輛卡車，他們用水泥做成裝甲，加強了卡車的防護，然後讓裝備了火焰噴射器的志願者搭乘卡車，突破了國民軍的防線。這些隨機應變的辦法，雖然可以起到奇襲之效，卻無法徹底改變力量對比。

而且，民兵對待子彈的態度，就像對待自己的生命一樣：他們把大量的彈藥的浪費在打飛機上，甚至還有人向船開槍。這些民兵不是正規的士兵：他們沒有接受過訓練，也沒有士官。許多臨時充任的領導根本沒起到任何作用。許多「共和派」軍官投敵叛變，出賣了自己的部下，並積極或消極地怠工。炮兵故意朝自己人射擊。即使是忠誠的軍官也遭到了懷疑：因為他們是軍官，所以沒有人信任他們，沒有人願意服從他們的命令。

在七月和八月，指揮部可能犯下了最嚴重的錯誤。首批有效的戰略調動，是在叛亂剛剛爆發後進行的。此後，所有人就都被困在了自己的作戰區域。在巴斯克地區，無政府主義者和國民軍彼此對峙：在頭幾個星期里，莫拉完全可以不管他們，而不用擔心他們會攻過來。加泰羅尼亞民兵在沒有炮兵的情況下，正在向薩拉戈薩進軍，這對敵人進軍馬德里的計劃幾乎不會產生任何影響[7]。所有人都在自顧自地打仗，根本不關心鄰省的情況。

最後，交戰雙方似乎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均衡。莫拉在瓜達拉馬山脈止步不前，而加泰羅尼亞民兵也沒有打下薩拉戈薩。礦工正在包圍奧維耶多，但阿蘭達也在為長期的圍城戰進行準備。在托萊多的阿爾卡薩爾，圍城戰已經開始了。在七月十九日參加了叛亂的國民警衛隊據守在這座古老的堡壘里，裡面有補給、彈藥和人質。民兵包圍了他們，就像民兵在瓦倫西亞和其它地方包圍了可疑的兵營一樣。偶爾，民兵會向厚重的城牆射擊。圍城戰進行到第三十四天，才調來了一門野戰炮。它沒有立即向阿爾卡薩爾開火，而是先摧毀了堡壘周圍的房屋，徹底地孤立了堡壘，切斷了守軍同外界的一切聯繫。在八月的第二周周末，希洪的礦工用炸藥炸開了圍牆，攻佔了兩個兵營。但在托萊多沒人敢這麼干，因為城堡里有六百多名人質，他們是被莫斯卡爾多[8]上校在撤退時從工人居住區抓來的，莫斯卡爾多上校拒絕釋放這批人質，他們只好在黑暗而惡臭的牢房裡度過了難熬的幾周。阿爾卡薩爾圍攻戰其實是一場「靜坐」戰：八月二十四日，當這場戰鬥進行到第三十四天的時候，路易·德拉普雷首次目睹了這次戰鬥，他寫道：「走在鎮子里彎彎曲曲的小巷上，當您看到兩個尖頂之間的四座塔樓時，您就會恨不得緊緊貼在牆上。……到處都能見到一堆堆沙袋，擋住了視線。戴著大草帽的民兵躲在街壘後面，觀察著對面的觀察者，雙方間隔只有五十米、四十米，有時只有二十米。他們不時互射幾槍，然後就大罵對方。到最後，您都搞不清到底是誰在包圍誰了[9]。」昂利·克雷里斯（Henry Clérisse ）寫道：「窮凶極惡的赤黨一心只想打垮英勇的保衛者。[10]」事實上，他們並不想。八月三日，民兵調來了一門四百二十毫米口徑的重型野戰炮[11]。他們曾向躲在城堡里的國民警衛隊建議：只要釋放全部人質，就保證國民警衛隊的生命安全，但這個建議遭到了國民警衛隊的堅決拒絕。然後，在停火期間，前軍事學院教授羅霍[12]少校、馬德里的卡馬拉薩（Camarasa）神父和智利代辦試圖勸說國民警衛隊投降，在停火期間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馬爾羅和科爾佐夫對這件事的描寫幾乎一模一樣：民兵把香煙和小刀送給國民警衛隊，狠狠地羞辱了他們。

在短暫的幾周里，整個西班牙的衝突就跟阿爾卡薩爾一樣陷入了僵持。雙方似乎都無法贏得勝利。

平衡被打破了

由於外國的干涉，這種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長期以來，葡萄牙就是陰謀集團的中心之一：從一開始，它就是叛亂的基地之一。里斯本的阿維茲酒店（Hotel Aviz）里設立了連接布爾戈斯與塞維利亞的電話交換機。叛軍可以自由出入葡萄牙與西班牙邊境，首批德國飛機就部署在葡萄牙境內的凱亞河（Caia），距離邊境只有一英里。作為交換，薩拉扎爾[13]政府把所有的「左翼」流亡者都交給了叛軍。八月底，義大利把她應允的飛機交給了叛軍。八月初，德國開始通過里斯本把軍事物資提供給叛軍。德國艦隊和義大利艦隊擋住了共和國艦隊，保護國民軍的運兵船，讓它們把摩爾兵運往西班牙本土。容克斯飛機與卡普洛尼飛機搭起了第一道「空中橋樑」[14]，使凱波·德·利亞諾贏得了勝利。

共和軍沒有獲得可與之相當的援助。法國航空部長原本同意給共和國提供一批飛機，卻遭到了廣泛的抗議：輿論對此大加撻伐，英國政府也在施壓，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屈服了，停止了交付飛機。七月十七日，法國人民陣線政府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武器，然後又提出了「不干涉」的政策，並得到了英國和蘇聯的支持[15]。從此，叛軍可以源源不斷地獲得大量武器彈藥，因為德國和義大利雖然也參加了不干涉委員會，卻還在不停地給叛軍提供軍火[16]。

西班牙共和國從此陷入了孤立，而叛亂將軍卻能得到事實上的國際盟友的援助。八月初，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受到了來自弗朗哥的壓力，再加上義大利政府和德國政府也要求遵守「丹吉爾的地位」[17]，英法兩國政府便勸說希拉爾將共和國艦隊撤離丹吉爾海岸[18]。八月四日，首批來自摩洛哥的大部隊在塔里法（Tarifa）登陸。摩洛哥與西班牙之間的交通從此不再有任何阻礙：國民軍再也不會缺乏兵力和物資了。

國民軍的攻勢

此時，國民軍可以發動他們的首次大規模攻勢，並試圖將被分隔開的兩片佔領區連接起來。八月六日，弗朗哥的摩洛哥部隊向西進攻：當他們兵分兩路，向北方推進，企圖同莫拉的部隊會合時，他們的左翼得到了同謀的葡萄牙的保護。叛軍的幾路縱隊沿著大道前進，一路上沒有遇到真正的抵抗，各地工農委員會在路上建造的街壘被叛軍包圍、拆除了。八月十一日，特利亞縱隊佔領了梅里達（Mérida），該城雖然布滿了地雷，卻並沒有引爆。雅古埃縱隊有一千五百名摩托化步兵和幾個輕炮兵連，它在八月七日渡過了莫雷納（Morena）山脈，十三日抵達了巴達霍斯，並於次日攻佔了該城。八月十二日，巴達霍斯突擊警察領導阿維拉（ávila）少校越過葡萄牙國境，公開譴責了「武裝平民」對該城的統治。十三日早晨，巴達霍斯市長棄城而逃。五十名民兵把自己鎖在大教堂里，與摩爾兵奮戰了兩天，打完子彈後全部殺身成仁：戰士們的英雄主義，無法抵消軍事領袖的叛賣與革命引發的混亂所造成的損害。

國民軍現在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北方戰線上，莫拉雖然得到了充分的兵力——戴著紅色貝雷帽、佩著聖像、披著肩章的呼嘯兵，卻開始擔心彈藥不足。八月一日，莫拉的私人特使波爾塔戈（Portago）侯爵在柏林請求德國政府提供飛機。十八日，他通過德國駐巴黎大使，請求德國政府提供一千萬發子彈。物資和彈藥通過葡萄牙運給了叛軍。南北兩塊佔領區連起來後，叛軍的後方就鞏固了。八月十五日，叛軍的進攻計劃成型了。十九日，聖塞瓦斯蒂安幾乎被徹底包圍，貝奧爾雷吉[19]縱隊也打到了伊倫（Irún）城下。弗朗哥的摩爾兵正在通過巴達霍斯，源源不斷地補充給莫拉的部隊。

這就是要塞戰役的開始[20]。民兵背靠大海，與佔有絕對優勢的叛軍交戰。莫拉的進攻得到了德國飛機的支援。飛機突然出現在空中，向開闊的田地上的民兵掃射和轟炸，使民兵陷入了混亂。但在城鎮里，民兵已做好了死戰到底的準備。像巴達霍斯那樣不戰而逃的情況，也發生在了其它城市的保衛戰中。全勞聯的戰士們已經準備戰至最後一人，他們揚言，如果不停止轟炸，就處決人質，萬一他們無法守住，就徹底摧毀城鎮，把廢墟留給敵人。然而，人民陣線中的溫和派，特別是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卻想把城鎮和居民留給敵人，並拒絕對人質進行報復。直到最後，巴斯克民兵都在保護財產和教會，不讓無政府主義民兵破壞。在伊倫附近的倫特里亞（Rentería），民兵在五金工人組成的工人委員會的政治領導下，並在法國志願者、前軍官雅克·梅納雄（Jacques Menachem）的軍事領導下，同叛軍進行了激烈的戰鬥。當局試圖解救被關押在瓜達盧佩（Guadalupe）要塞里的一百八十名人質，這批人質最終獲釋[21]。最後他們放棄了：軍事委員越過了法國邊境，三天後伊倫失守。但是，共產黨人、全勞聯會員和一小批外國志願者戰鬥到了最後一刻。保衛馬爾西亞爾（Marcial）要塞的八名戰士同摩爾兵死戰了六十小時，用完炸藥之後，就用石頭砸敵人。九月四日，最後一批民兵渡過界橋時，嘲諷地指了指空空如也的子彈帶。加泰羅尼亞派出了一列運輸彈藥的列車，卻被法國當局截下了。一箱箱裝有三萬發子彈的彈藥箱堆在巴塞羅那，等著政府承諾的道格拉斯飛機把它們運往伊倫。城鎮陷入了一片火海：國民軍得到的只是廢墟。

伊倫的悲劇，似乎使共和國陣營內重新發生了爭執。九月八日，根據阿瓦斯通訊社（Havas）記者的報道，聖塞瓦斯蒂安「正在進行巷戰」。全勞聯的戰士向關押著人質的抽水站發動了進攻。當地的省長是社會黨人、邊防部隊[22]軍官奧爾特加[23]中校，他企圖同莫拉談判：他的兒子已前往法國，企圖進入國統區。謠傳他向叛軍提出：只要國民軍事先同意赦免守軍，他就會保護人質、建築物與歷史遺迹，並交出聖塞瓦斯蒂安。官方並沒有公布關於談判的一點消息。但是，國民軍的飛機在十一日向城裡撒下了傳單：「尊重城裡的法律與秩序。我給你們四十八小時的時間。我等待著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的答覆。」人質在重兵保護下轉移到了畢爾巴鄂。聖塞瓦斯蒂安的形勢很混亂。國民軍的廣播電台宣稱無政府主義者已經殺死了雷薩奧拉，逮捕了伊魯霍。十一日，莫里斯·勒魯瓦（Maurice Leroy ）向《巴黎晚報》發電，稱伊魯霍「已控制局勢」，十三日他又稱無政府主義者「已控制城市」。其實，巴斯克民族主義黨仍然控制著城市。革命派輸掉了這場內戰中的內戰[24]。「搶劫犯」和「縱火犯」被警察和巴斯克民兵草率處決。十四日，卡洛斯派讓出大道，讓共和軍沿著大道撤出了聖塞瓦斯蒂安。他們剛剛撤走，莫拉的部隊就進入了這座吉普斯科亞的省會，城裡還留下了五十名國民警衛隊員，負責維持法律與秩序。

叛軍兵臨馬德里

九月初，在德國和義大利的大力支持下，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大部分觀察家都認為馬德里將會迅速淪陷：民兵看來是打不過職業軍人、坦克和飛機的。但是原定的進攻卻被推遲了。弗朗哥必須分兵增援北方，所以他謹慎地推遲了進攻：他似乎打算先集中充足的兵力，再發動致命的一擊。但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心理因素也對軍事行動產生了影響。從八月初開始，國民軍的報紙和同情叛亂的外國報紙就在齊聲盛讚托萊多軍事學院的學員。其實，在阿爾卡薩爾要塞的守軍中只有幾個軍校學員[25]。但是，國民警衛隊的英勇抵抗，在宣傳中被安到了學員頭上，於是，他們便成了抵抗「赤色」統治的西班牙青年的象徵，「阿爾卡薩爾的學員」的神話就這樣炮製出來了[26]。卡巴耶洛政府成立時，圍攻阿爾卡薩爾城堡的一方加強了進攻：炮彈把建築物轟成了瓦礫。國民警衛隊仍在城堡的地下室內堅守。但他們的補給即將用完，飲用水已經不夠用了[27]。弗朗哥拒絕進軍馬德里，準備解救阿爾卡薩爾[28]。他的部隊沿著塔霍（Tajo）河谷，從南方進攻。九月四日，雅古埃上校的摩洛哥先遣隊進入了塔拉維拉·德·拉·雷納（Talavera de la Reina）。

各地的民兵都進行了反抗，但是他們在遭到叛軍的奇襲後，陣腳大亂，四處逃散了，馬爾羅對此進行了鮮明的描寫。馬德里派出兩個摩托化縱隊，增援托萊多，他們遭到了奇襲，陷入了包圍，被消滅掉了。九月二十七日，巴萊拉將軍的摩洛哥先遣隊進入了托萊多。黃昏時分，一隊摩爾兵聯繫上了莫斯卡爾多的部下。叛軍解救了阿爾卡薩爾。前一天還在圍攻阿爾卡薩爾的民兵現在成了被圍攻的一方，他們在堡壘周圍的房子里，逐屋逐戶地進行著最後的抵抗。托萊多淪陷後，首都門戶大開，整個世界都在等待馬德里的淪陷，以及可怕的報復。

白色恐怖

叛亂爆發的時候，支持共和國的軍官和士兵不是遭到逮捕、謀殺，就是在草率審判後被槍殺[29]。在隨後進行的清洗中，任何被懷疑為工會、工人政黨或共和派的領導人的人都會被迅速消滅[30]。夜間的私刑處決在國統區同樣普遍，唯一的區別就是沒有人來阻止這種行為，因為這種行為的組織者——呼嘯兵與長槍黨徒——也是公共秩序的控制者。各地監獄人滿為患，為了騰出空間，每天都要處死大批犯人[31]。雙方都恨不得把對方斬盡殺絕。這在共和區是普遍的、公開的和自發的。而在國統區是有組織的、得到控制的，並得到了最高級的教會首腦的支持，比如托萊多大主教就宣稱「對上帝的愛，使半個西班牙的父親拿起了槍」，反抗「當代的魔鬼，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長著七個頭的怪物，一切異端邪說的象徵。[32]」在有人正確地指出「白色恐怖」之前，「白色恐怖」已在整個國統區肆虐了幾個月。

叛軍虐待俘虜的手段是駭人聽聞的：他們允許戰地記者前往前線採訪，卻絕不會允許記者進入監獄。從最落後的部落招募來的摩爾兵肆意凌虐婦女、閹割男人，在布拉西亞什[33]和巴爾戴什[34]看來，這「簡直是某種儀式性的行為」。但其他叛軍也毫不遜色。叛亂將軍特別喜歡在婦女身上發泄他們的施虐慾望；婦女不但要被強姦，還要被系統地羞辱、剃光頭、塗上紅顏料、再用蓖麻油沖洗。凱波·德·利亞諾將軍對此特別自豪。七月二十三日，他通過塞維利亞廣播電台發表講話：「赤黨的婆娘們已經明白了，我們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漢，被閹的民兵則不是；哭鬧喊叫都救不了她們。[35]」

國外報刊上登滿了記者的報道，但記者大多是同情叛軍的。貝特朗·德·茹夫奈爾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巴黎晚報》上發表文章，描寫了一位保衛阿爾菲拉（Alfera）的鐵路工人，他被埃斯卡梅斯[36]縱隊的呼嘯兵槍殺[37]。國民軍攻佔巴達霍斯後，製造了一場真正的大屠殺。阿瓦斯通訊社特派記者發回的電報稱，當地大教堂里屍橫遍地，就連聖壇上也是觸目驚心，「政府支持者的屍體被成排地陳列在大教堂門前的廣場上。」《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和《時報》的記者描寫了這次屠殺，而國民軍的軍官卻以無處容納戰俘來給屠殺開脫。一隊逃兵想逃往葡萄牙邊界，他們被帶進城裡，當場槍殺。據《時報》記者記載，一次就屠殺了一千二百人，「路上血流成河，頭盔還在血河上漂浮」，而在廣場上，屠殺還在進行。布拉西亞什承認：「這是非常粗暴的手段，」他還說，「每一個作戰人員都被槍殺了，因為只要還沒有進行總動員，他就會被當成激進分子。[38]」

白色恐怖是鎮壓群眾反抗的手段。至少那些叛亂頭目是這麼認為的。七月三十日，弗朗哥對《新聞記事》（News Chronicle）的記者說：如果有必要，他隨時可以「槍斃半個西班牙」。凱波·德·利亞諾在八月十八日指出：「八成的安達盧西亞家庭都在服喪，我們必須堅決動用更加嚴厲的手段。」巴拉托（Barato）上校曾向《多倫多星報》記者宣稱：「殺掉兩百萬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就能恢復秩序。」

每當國民軍發動進攻之前，都會有大批農民逃亡，這表明叛軍頭目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他們的目的，叛軍已經激起了強烈的恐懼。德拉普雷在一篇報道中描寫了埃斯特雷馬杜拉農民的「大逃亡」：「農民趕著豬和山羊，後面跟著老婆孩子。[39]」但是，就在這群驚恐萬狀的逃難者當中，男人們——「臉色黝黑、穿著罩衣、戴著大帽子」——立刻要求發給他們槍支（如果發給了他們，他們無論吃飯睡覺都會帶著槍），回去戰鬥。白色恐怖是一把雙刃劍：成千上萬人沿著公路逃走了，但又有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正在奪取武器，用盡一切辦法戰鬥下去。以前的各種偏見和願望似乎都消失了，人們只剩下了一個念頭：抵抗叛軍、阻止叛軍、戰勝叛軍。成千上萬人的認為，叛軍是一台擁有較高的訓練水平和較好的裝備的戰爭機器，為了對付它，必須使用另外一種同樣有效的戰爭機器，他們願意為此付出一切代價：「紀律」與「統一指揮」的口號得到了心甘情願的回應。他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戰鬥和堅守下去。為了生存，他們首先必須結束由多重政權和權力衝突而導致的混亂狀態，建立秩序，建立司令部，使民兵能夠勝任他們的首要任務：戰爭。

[1] 內戰爆發時，西班牙只有陸軍航空兵和海軍航空兵，1936年9月共和軍重組之後才成立了獨立的西班牙共和國空軍（Fuerzas Aéreas de la República Espa?ola）。——中譯者注

[2] 不過，留在後方的是政治性的民兵，以長槍黨徒為主，他們的任務就是「肅清後方」。——原注

[3] 轉引自A·普魯多莫與D·普魯多莫（A.etD.Prudhommeaux），《加泰羅尼亞1936—1937》（Catalogne,1936-1937），第18—19頁。——原注

[4] 原文為picaresque，本意為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在西班牙盛行的流浪漢小說，這類小說往往以一個流浪漢為主角，通過描述主角的傳奇經歷，描繪社會百態，諷喻世人。——中譯者注

[5] 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第127頁。——原注

[6] 轉引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勞聯》，第1卷，第221頁。——原注

[7] 據科爾佐夫所述，杜魯蒂曾對特魯埃瓦說過：「整個西班牙隨你打，但別碰薩拉戈薩：薩拉戈薩留給我來打。」（《西班牙日記》，第45頁。）各個集團多少都有類似的想法。——原注

[8] 何塞·莫斯卡爾多·伊圖瓦爾特（José Moscardó Ituarte，1878年10月26日——1956年4月12日），1896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曾參加過古巴獨立戰爭、菲律賓獨立戰爭和和里夫戰爭。內戰爆發時任托萊多省督軍。1936年7月21日在托萊多率領國民警衛隊發動叛亂，22日挾持大批人質，撤入阿爾卡薩爾堡壘。民兵因顧忌人質的安全，沒有強攻。9月26日，叛軍逼近托萊多，民兵被迫解除對阿爾卡薩爾的圍攻。莫斯卡爾多從此被吹捧為「阿爾卡薩爾的英雄」。後曾任安達盧西亞都督和加泰羅尼亞都督。——中譯者注

[9]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77頁。——原注

[10] 《西班牙1936—1937》（Espagne36-37），巴黎，若爾日·封蒂亞爾出版社（Georges Ventillard），1937年，第189頁。——原注

[11] 此處與上文的描寫不一致，不知何故。——中譯者注

[12] 比森特·羅霍·柳克（VicenteRojo Lluch，1894年10月8日——1966年6月15日），1911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1914年畢業後曾在巴塞羅那、塞烏塔等地服役。1922年返回托萊多步兵學校任教。1932年入讀高等軍事學院（Escuela Superior de Guerra）。內戰爆發後，支持共和國，曾擔任過總參謀長和陸軍參謀長等職務，參加過多次重大戰役。加泰羅尼亞淪陷後流亡法國。1957年2月回國，同年7月被判處三十年徒刑，不久獲釋。1966年在馬德里逝世。——中譯者注

[13] 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扎爾（António deOliveira Salazar，1889年4月28日——1970年7月27日），生於維塞烏省（Viseu），曾在科英布拉大學（Universidade de Coimbra）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1928年軍事政變後，擔任獨裁政府的財政部長。1932年擔任總理，建立起了法西斯獨裁統治。1968年因病辭職。1970年死去。——中譯者注

[14] 請參閱本書第二部第十四章。——原注

[15] 請參閱本書第二部第十三章。——原注

[16] 但是，西班牙政府根本沒有在國外發動反對不干涉政策的宣傳活動。社會黨人德·洛斯·里奧斯（de los Riós）曾以西班牙政府的名義，要求萊昂·布魯姆不要辭去總理的職務，儘管不干涉政策是布魯姆主動提出的（請參閱本書第二部第十三章）。希拉爾總理曾在8月9日指出：「西班牙政府不希望這場正在進行的鬥爭遭到任何外國干涉，無論這種干涉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是支持共和國的還是支持叛亂的。」——原注

[17] 按照1923年12月18日簽訂的條約，丹吉爾應為非軍事的中立區。——中譯者注

[18] 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五章。——原注

[19] 阿爾方索·貝奧爾雷吉·卡內特（AlfonsoBeorlegui Canet，1888年1月26日——1936年9月29日），步兵中校。1936年7月18日，按照莫拉的命令，在潘普洛納發動叛亂，隨後率叛軍佔領了吉普斯科亞。9月5日在伊倫戰役中負傷，9月26日因傷重不治而死。——中譯者注

[20] 其實，在這段時間裡發生了一系列的圍城戰。在奧維耶多、托萊多、拉·卡維薩（La Cabeza）、伊倫和聖塞瓦斯蒂安都發生了圍城戰。——原注

[21] 8月25日，奧爾特加（Ortega）中校「出於人道主義」釋放了一批人質，其中包括羅馬諾內斯伯爵，他後來逃到法國避難。——原注

[22] 邊防部隊（Carabineros）成立於1829年3月9日，由財政部管轄，主要任務為在邊境和港口巡邏，防止走私。內戰爆發後，三分之二的邊防部隊仍然忠於共和國。1940年3月15日被併入國民警衛隊。——中譯者注

[23] 安東尼奧·奧爾特加·古鐵雷斯（AntonioOrtega Gutiérrez，？—1939），邊防部隊軍官，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8月6日被任命為吉普斯科亞督軍。在吉普斯科亞戰役中指揮共和軍。1937年5月內格林政府上台後被任命為保安警察總監，不久後參加西班牙共產黨。1937年至1938年擔任皇家馬德里足球俱樂部主席。1939年3月擔任第3軍軍長。內戰失敗後被叛軍逮捕，6月15日被殺害。——中譯者注

[24] 看來，全勞聯領導人實際上並沒有主動反抗巴斯克當局。勒魯瓦在9月14日的《巴黎晚報》上發表文章，描寫了一次戲劇性的會談：一方是省長奧爾特加和共產黨人拉拉尼亞加（Larra?aga），另一方是全勞聯領導人蓋斯戈布（Gesgobu）和奧爾蒂亞諾（Orthiano），最終會談雙方決定撤離。全勞聯領導人加洛·迪耶斯（Galo Díez）寫道（《混亂之中》，第30頁）：「我們可以宣稱：撤離聖塞瓦斯蒂安，是所有時間如此之短的撤退行動中，最冷靜、最有秩序、效率最高的一次。」這等於承擔了撤退的責任。但是，他又指責巴斯克民族主義黨把「教會的財產」和「工廠、車間與商店裡的有用的東西」留給了叛軍。他還指出：「我們的同志想摧毀這些東西，他們不讓，他們手裡有槍，為了避免內訌，我們只好讓步。」——原注

[25] 克雷里斯指出：守衛要塞的有國民警衛隊650人、來自馬德里的第14團的150名突擊警察、十多名軍官和8個學員。——原注

[26] 關於這個課題，請參閱昂利·馬西（HenriMassis）和羅貝爾·布拉西亞克（Robert Brasillach），《阿爾卡薩爾的學員》（Les cadets de l』Alcazar，巴黎，Librairie Plon，1936年；英文版為《The Cadets of the Alcazar》，紐約，Paulist Press，1937年）。比方說，兩位作者記載了一件特別富有戲劇性的事件：7月26日，民兵通過電話向莫斯卡爾多上校發出威脅：如果他再不投降，就要槍決他的兒子，莫斯卡爾多拒絕投降，民兵就殺死了他的兒子。但是。佩德洛·伊薩西（Pedro Isasi）根據赫伯特·L·馬修斯（Herbert L.Matthews）提供的證據，以及各方對此事的記載，在1957年9月27日的《社會主義者》上撰文宣稱：整個事件都是編造出來的，莫斯卡爾多的兒子是在進攻拉·蒙塔尼亞（La Monta?a）時被殺的，而莫斯卡爾多全家都保持了自由之身。他還指出，通往阿爾卡薩爾的電話線在7月22日就被切斷了。馬修斯在他的著作《軛與箭》（The Yoke and the Arrows）中承認，小莫斯卡爾多在進攻拉·蒙塔尼亞時被殺的事情是他搞錯了。休·托馬斯在對照了各方的說法、尋訪了多名證人之後，認為國民軍的說法是正確的。（《西班牙內戰》[The Spanish Civil War]，第203頁。）——原注

[27] 根據一名堡壘守軍的回憶，堡壘里的儲備肉類為98匹馬和12頭騾子。——原注

[28] 在國民運動所有的歷史學家當中，只有阿斯納爾一人贊成弗朗哥的決定。其他人都認為，繞路解救阿爾卡薩爾，耽誤了攻佔馬德里。——原注

[29] 比如馬德里的卡拉塔拉中校和巴利亞多利德的莫雷洛（Morelo）將軍。在後來被槍殺的人當中，比較出名的有1934年加泰羅尼亞起義的鎮壓者巴蒂特將軍和空軍將軍努涅斯·德·普拉達（Nu?ez de Prada），然後還有在薩拉戈薩被殺的薩爾塞多（Salcedo）將軍、卡里達德·皮塔（Carídad Pita）將軍、羅梅拉雷斯（Romerales）將軍和坎平斯（Campins）將軍等人，他們的死，證明了陸軍並沒有完全參加叛亂。——原注

[30] 關於這個課題，請參閱馬德里律師學院的回憶錄，收錄於佩拉茨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勞聯》一書。克雷里斯也承認了這一點。——原注

[31] 巴蒙德，讓·德·皮埃爾弗（Jean dePierrefeu）。——原注

[32] 路易·馬爾堂—紹菲爾（LouisMartin-Chauffier）在《天主教與叛亂》（Catholicisme et Rébellion，巴黎，法國—西班牙協會[Comité Franco-Espagnol]，未註明出版日期）一書中提供了許多國民軍迫害教會的事例：教堂被燒毀，新教牧師被槍殺。——原注

[33] 羅貝爾·布拉西亞克（RobertBrasillach，1909年3月31日——1945年2月6日），法國極右派作家、記者。生於佩皮尼昂（Perpignan），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公開支持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佔領法國期間積極同納粹德國合作。法國解放後，於1944年9月14日自首，1945年1月19日被判處死刑，2月6日被處決。——中譯者注

[34] 莫里斯·巴爾戴什（Maurice Bardèche，1907年10月1日——1998年7月30日），生於奧隆河畔丹鎮（Dun-sur-Auron），1928年入讀巴黎高等師範學院，1932年在索邦大學任教。他是布拉西亞克的長期合作者，積極支持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在1942年至1944年間在里爾科技大學任教。戰後出版了多部著作，為維希法國、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辯護。——中譯者注

[35] 轉引自阿爾瓦，《西班牙共和國史》，第331頁。——原注

[36] 弗蘭西斯科·加西亞·埃斯卡梅斯·伊涅斯塔（FranciscoGarcía Escámez e Iniesta，1893年3月1日——1951年6月12日），曾參加里夫戰爭。內戰爆發前即參加了莫拉的陰謀集團。內戰期間參加過一系列重大戰役。戰後曾任迦納利群島督軍。——中譯者注

[37] 《日報》（Le Journal）與《巴黎晚報》對發生在安達盧西亞的大屠殺報道得比較多。據德·茹夫奈爾和勒魯瓦所述，每個村子的競技場都成了墓地。特里亞納被用「刺刀和手榴彈」蕩平了。人質被處決後，屍首會被棄置數日。昂利·丹茹（Henry Danjou）也記載了外籍軍團在攻佔梅里達後對工人活動家的屠殺，梅里達委員會的核心成員阿尼塔·洛佩斯（Anita López）也在這次屠殺中遇害。——原注

[38] 這些報道在感情上對國際輿論產生了重大影響。後來，國統區的審查越來越嚴格，關於鎮壓的消息或文件很少能傳出來。帕泰—納坦製片廠（Pathé-Natan）的攝影師羅貝爾·布呂（Robert Bru）就在塞維利亞被捕了，他被指控把巴達霍斯的照片發往法國。——原注

[39]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89頁。——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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