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傳奇霍英東：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來源：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

1955年，剛剛32歲的霍英東走上人生第一個高峰。站在自己開發的香港第一高樓蟾宮大廈的頂層，這個船家走出的年輕人此刻已可俯瞰全港。

2年時間內，在「賣樓花」引領的地產狂潮中，霍英東攢下近2000萬港幣身家，當時香港的中英商人中，有如此家財者屈指可數。

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名利雙收的霍英東，卻在不久捲入時局的「陰謀」，迎來人生中最嚴重、最持久的一次打擊。

因為這次打擊，他在人生的第一個高點上黯然淡出，就此與香港經濟發展最為迅猛的黃金時間擦身而過。

（點擊前作《他在舢板上出生，在「國葬」中離世》，了解霍英東從海上風浪走向香港之巔的發家之路）

如履薄冰的大富豪

香港第一高樓蟾宮大廈預售期間，坊間突然傳出霍英東的各種消息，朝鮮戰爭向大陸走私物資、販賣軍火，還有消息稱港府要將其遞解出境。

彼時的霍英東剛剛締造財富神話，是風雲人物，其傳聞備受港民關注。一傳十、十傳百，幾天間港九各地都是霍英東將被遞解出境的消息，這也成了之後幾十年內其謠傳（走私、做軍火生意）的「資料」起點。

前作中已經詳析霍英東在朝鮮戰爭期間的貨運生意，他沒有涉足軍火，那時候也沒有紅色背景。實際上，在謠言漫天之前，很少人知道霍英東曾突破美英的「禁運」封鎖，和大陸有生意往來。因為那期間，他並不是這個「產業」里賺的最多、最顯眼的商人。

聽聞謠言之初，霍英東很震驚，但他認為謠言止於智者，因此不聞不問。但是沒多久，消息越傳越「真」，很多買了「樓花」的人上門要求退款。

霍英東曾試圖出面解釋，但效果甚微。這之後，隨著港英政府對他的「限制」，以及和大陸真正開展關係往來，霍英東就此事愈發難以開口，外界一度以為他默認了傳聞。

蟾宮大廈建成之後的幾年裡，雖然流言甚囂塵上，但霍英東依舊投建了幾十座高樓，每棟樓預售期間，「他將被遞解出境」的傳聞都會適時爆發一波，搞得買家人心惶惶。

霍英東逐漸意識到，流言並非不脛而走，其背後有力量在推動。多年後，霍英東回憶認為力量可能來自兩方面：一是港英政府因為朝鮮戰爭時期與大陸的貿易往來對他「有意見」，但霍英東沒有觸犯過香港法律，當局只能放出風聲、混淆視聽。

二是一些傳統地產商對於後起之秀「羨慕嫉妒恨」。霍英東曾「收錢收到自己都害怕」，一些不相熟的地產商要求和他合作、更有甚者直接提出借一大筆錢，在婉拒時，霍英東自認「可能得罪了一些人」。

這些傳聞對霍英東的影響很大。此前，他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為淘金駐紮荒島半年的「激進分子」，但之後的他愈發謹慎。因為瞻前顧後，霍英東的事業受到波及，時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選擇和決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霍英東決定慢慢淡出香港商界。

「在香港，沒有哪一個富豪在發家後，像我一樣如履薄冰地生存，在處理與港英當局的問題上，就像是走鋼絲、險象環生。」霍英東日後回憶說。

最具影響力的實業家

謠言影響了霍英東的決策，但是並不能動搖其鉅賈的地位，因為霍英東當時的影響力大到地產界、甚至港英政府都離不開他。

霍英東自認一生「從未負過任何人」，凡是幫助過他、和他有合作的人，最後都賺錢發達。因為有錢一起賺的行事風格，霍英東有著極高的口碑，很多生意人都稱他「對人沒得說」。

朋友要辦企業，找他出資入股，霍英東很少推辭；有朋友資金鏈斷裂無以為繼，請霍英東出資接手，只要金額在可承受範圍內，他一律應允。香港金融、地產波動期間，救急的港商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全香港只有霍英東一個人能救你」。

港英政府離不開霍英東則是在基建層面。發展地產的同時，霍英東也經營海沙生意。他在50年代後期收購了美國人經營的太平洋造船廠和荷蘭治港公司的全部機器設備，前者是香港人收購外國公司的第一個案例。

當時的香港每天都離不開「沙」，一天沒沙，建築、公路、填海等工程全得停工。但挖海沙是個需要大資本、耗時耗力，但所得不多的產業。在地產、金融遍地是金的彼時，很少有大商人願意投資挖海沙。

「做地產如果需要10%的時間，那海沙則要90%，而且根本賺不到什麼錢。」霍英東說。他將海沙的規模做得非常大，因為可以從中收穫滿足感和責任感——沒有海沙，香港不會在短期內出現高樓大廈林立的景象。

海沙是霍英東旗下唯一沒有受到時局影響的產業，即使之後決定收縮地產生意、只守不攻，霍英東也沒有放棄在海沙上的投入，直到80年代，因為新材料、粉碎岩石等代替海沙，他才逐漸放下淘沙的生意。

通過海沙生意，霍英東積累了大量船隻、施工隊、大型機械等工程資源，他也因此參與興建了很多市政工程。比如香港第一條人行天橋、各處碼頭港口的淤泥清理工作、深挖海床等等，霍英東還興建了當時世界最大的淡水湖工程，一舉解決了困擾香港市民多年的缺水問題。

圖註：香港船灣淡水湖

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在市政工程方面，港英政府找不到比霍英東更合適的合作對象，《文匯報》因此稱霍英東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實業家。

出於影響力、龐大資產和「不負人」的原則，霍英東相繼進入不少產業，其中就包括他從未想要涉足的博彩。

身不由己成為博彩大股東

上世紀60年代初，霍英東結識了同為香港地產商的何鴻燊，後者一代「賭王」的傳奇同期拉開帷幕。

圖註：右一霍英東，左一何鴻燊

這對強大組合因何進入博彩業，至今眾說紛紜。據霍英東自述，他從未想過涉足博彩，一是怕和賭產生聯繫，敗壞了名聲，二是怕「撈過界」，侵犯了別人的地盤。而且起初，何鴻燊也沒想過做博彩生意。

當時澳門的商界很封閉，生意場錯綜複雜，本地勢力、幫派、大陸攜帶武器的江湖人物等勢力相交錯，沒有人敢去澳門搶生意，就連來回的輪渡船都由他們控制。

這些勢力主要把控兩大生意，一是炒黃金，二是賭場。黃金是當時澳門最大的產業，利潤是賭場的10倍。但是黃金的生意有「地下」性質，澳門政府從中獲益甚少，反而是賭場能提供不少稅收。1961年，澳門當局決定改革博彩業，通過競標的方式拍賣賭牌，讓最具實力的生意人將其做大。

霍英東和何鴻燊介入競標是一個較為複雜的過程。距賭牌拍賣還有10天時，霍英東受邀去澳門參加一場足球賽，賽後的聚餐上，有人稱霍英東對於賭牌的歸屬已經運籌帷幄。

霍英東對此莫名其妙，但是也沒有在意。但何鴻燊不一樣，餐後，有消息稱「鬼仔」來澳門當「食餅仔」了。何鴻燊是混血兒，因此被稱「鬼仔」，「食餅仔」則是指參與某類競標，但不以中標為目的，純粹為了敲其他競標者「竹杠」，否則就惡意提價。

這句傳言中的惡意顯而易見，何鴻燊對此非常氣憤，一怒之下決定投標。但他此前毫無準備，參與投標要交100萬葡幣，何鴻燊遂找霍英東幫忙注資，霍英東答應後，反覆強調千萬不要透露「霍英東也拿了錢」，因為他不想和賭業有所牽涉。

為「爭口氣」參與競標後，麻煩來了：這份標書應該怎麼寫，投標的價格怎麼定？何鴻燊有點騎虎難下，找霍英東商量：如果隨便寫一份標書，豈不是坐實了「食餅仔」的傳言？

兩個商議許久，最後霍英東心一橫，不如來一票「真的」。他告訴何鴻燊：賭是壞事，但如果把賺到的錢用於繁榮澳門以及慈善事業上，那就成了好事。澳門政府希望通過博彩發展旅遊，全面帶動澳門發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搞「黃賭毒」，我們也可以這樣來改變澳門。

何鴻燊贊成了霍英東的提議，當天晚上，他們進一步敲定了繁榮澳門的細節，比如興建碼頭等設施，以及如何利用賭場的資金再投資，用於梳理河床、建酒店等項目。帶著這份標書，何鴻燊一舉中標，開始了其叱吒至今的賭王生涯。

不過中標之初，形勢依舊複雜。當時的賭場雖然是個小生意，但終究是從本地勢力手上虎口奪食，有競爭對手甚至警告說：何鴻燊新成立的澳娛得到博彩業專利的那天，就是澳門的末日。

澳娛（澳博前身）前幾年發展很困難，需要處理的關係很多。不過這一切和霍英東並沒有什麼關係，除了一些大方向上的建言獻策，他沒有參與過賭場經營的具體事宜。

但霍英東還是在第一時間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中標後，他便投資300萬疏通河道、發展外港，期間，其創造性地以「引水去泥」法疏浚澳門外港碼頭，被視為霍英東商業歷程中最大的貢獻之一。

當時的澳娛沒有能力投資基礎工程，霍英東攬下了全部資金。他帶著工程隊抵達時，有本地生意人笑話他：葡萄牙人佔據了幾百年，也沒有搞成一個像樣的港口，你能做成？

結果是，霍英東在短短几年間，解決了葡萄牙人400年沒有解決的問題。他的疏河工程成功拓展了澳娛和澳門的經濟，在此基礎上，他又聯合何鴻燊發展了信德船業，外地人前往澳門再不像以前那般困難。

對於這一點，霍英東非常自豪，很少自誇的他甚至曾說：「沒有我當日開通外港碼頭，所有澳門的一切都是假的。」

澳娛崛起後，因為霍英東名頭太大，媒體一度極力渲染稱他才是賭場的實際控制人，但霍英東稱其涉足博彩更像是「身不由己」。雖然佔據澳娛25%的股份，是大股東之一，但他從不管事，也不計較分紅——其每年拿到的分紅並不多。

除間接推動澳門發展外，霍英東還簡單粗暴詮釋了如何利用「賭業做好事」：2002年，他將澳娛的全部股份捐給了基金會，這部分股權價值100億港幣。加上此前的慈善捐贈，霍英東在是年的捐獻金額已累計達150億港幣。

「這塊地我們不賣了」

「無心插柳」投資的澳娛一日千里，霍英東的老本行地產生意卻駐足不前。

朝鮮戰爭後，霍英東時刻關注大陸的局勢。上世紀60年代初，他和新華社駐香港的人員成為好朋友，雖然港英政府給的壓力越來越大，但霍英東始終謹小慎微地維持著這段聯繫。

1964年9月，霍英東受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5周年大典。為了避開香港移民局的來回紀錄，他繞道澳門出發，坐了10個小時的汽車，又轉到杭州和觀禮團匯合，才一起上京。

彼時的霍英東對於大陸的了解很欠缺。他在兩年前去過廣東，當時三年自然災害剛結束，國人還飽受飢餓的肆虐。於是，受邀去北京時，為了不給接待人員添麻煩，為緩解糧食壓力貢獻一點小力量，霍英東自帶小電爐、玉米、芋頭，背著大大的行囊出發。

那一年，霍英東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和鄧小平。在會場門口，鄧小平和香港同胞們一一握手問好，這樣的禮遇讓霍英東覺得不可思議。

雖然全程秘密進行，但紙終究包不住火。從北京返港後，霍英東的壓力終於從流言纏身上升為實質性的壓迫。

1965年，為了活躍蕭條的地產市場，港英政府推出了海軍船塢地皮公開招標計劃，拿出從金門大廈至警察總部之間的一塊面積達27英畝的黃金地段進行拍賣，這是港府歷來公開招標中地皮位置最好的一塊。

那時候香港地產界有實力、有資金參與其中的商人不多，霍英東是其中一個。為了吸引投資，港府在倫敦和紐約的報刊登載廣告，但是外界一致看低香港地產的前景，沒有一人下標。香港的地產商在前一輪大跌中成驚弓之鳥，無人敢投這樣的大項目。

霍英東則認為香港地產未來大有可為，於是逆市而行，下標幾千萬。最後落標時，整個項目只有他一個人「下注」。但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霍英東的預料，投標截止時，港府告訴霍英東：這塊地我們不賣了，打算收回來。

如今，海軍船塢一帶已經成為香港最繁榮的商業區之一，若非港府臨時取消，霍英東從中賺得的錢將難以估量。

史無前例的恥辱

經歷這次打擊，霍英東明白，自己已經遭遇當局的「政治歧視」，很難再有大的作為。於是，霍英東產生了隱退的想法，這之後，他只守不攻，幾乎沒有再上新的地產項目。

不過霍英東對於香港地產的前景非常看好，他經常告訴生意朋友，也多次發表公開談話，稱香港未來的地產一定會有兇猛的勢頭，你們要把握好機會。果不其然，幾年後，香港的地產開始復甦，地價更是狂飆突進。

新一輪的饕餮盛宴中，已然沒有霍英東這個曾經頭號食客的身影。實際上，當時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能否掙更多錢已經不是霍英東思考的主要問題，在複雜的局勢中，他甚至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1967年，受「文革」影響，香港澳門發生了很多大事，六七暴動是其中之一，期間有流血傷亡事件。為了避免港英政府拿「典型」出氣，霍英東搭臨時飛機去了英國，開始了長達半年時間的周遊列國之旅。

霍英東的迴避十分明智。他不可能坐視港府暴力鎮壓工人，肯定得站出來有所行動，但他又非常不贊成工人採用「文革」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香港社會將他視為親中陣營的重要人物，如若留下，霍英東的處境將非常尷尬，甚至有可能遭遇惡意報復。

不過，有些事很難躲掉。儘管避開了最危險時期，但重回香港的霍英東依舊一頭撞上了歧視和壓迫，其中影響最大的便是「星光行事件」。

星光行是霍英東參與投建的大型地產項目，項目總造價3000萬，霍英東投了1750萬。建成後，霍英東將星光行出租，租客之一是一家名為中藝、以經營中國工藝美術品為主的企業。

因為這個「理由」，美國駐香港領事直接將星光行列入了黑名單，明確宣布其中租客不能買賣美國貨。

聲明出來後，星光行的租金大打折扣，但這還不是最糟的。沒多久，香港電話公司又給有意入駐的商家打電話：最好不好租用星光行，否則開通電話的時間將會遙遙無期。

沒電話連生意都做不了，沒有商人敢和政府作對，已經入駐的商戶聞訊後紛紛退租，偌大的星光行一時間門可羅雀。

其他投資人坐不住了，找霍英東出主意，商議的最後，大家決定出售星光行。消息剛傳出，英資地產公司馬上找上門來，以3750萬、近乎成本價的價格提出收購。更過分的是，交易的方式是還清星光行在銀行的貸款（1750萬），剩餘部分（2000萬）以承諾票據的方式結算，就寫一張欠條。

一棟大樓換一張欠條，對於霍英東而言，這已經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恥辱。但他已經失去選擇權：背後的勢力仍在強行干預，不讓星光行交易到其他親中商人手裡，不賣給英資公司，這棟樓只能空置。最後，霍英東只得收下一紙票據，而後來，星光行的市價升至了幾十億港幣。

左起：趙世曾、馮景禧、李嘉誠、霍英東、陳曾壽、郭炳湘

遭遇接二連三的壓迫，霍英東心灰意冷，儘管仍是資金最為充裕的地產商之一，但他決定放手，徹底淡出。霍英東離開後，郭得勝、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等崛起成為中流砥柱，開始了新一輪的風雲際會。

「體育就是政治」

1964年受邀觀禮後，霍英東每年都到北京，還依次去了井岡山、延安、紅旗渠等革命老區，儘管那時候他連普通話都聽不懂幾句。

每次回港，霍英東都帶回大批東西，特別是各種工藝品，買到滿屋子都是。後來他回憶稱：自己其實並不需要這些東西，他只是想通過消費，表達對大陸的支持。

不過這種支持有時候比較「尷尬」，在香港，霍英東是第一個使用國產電梯的商人，葡京、星光行用的都是國產電梯。當時「中國製造」的水準還很低下，霍英東以為能出口的東西肯定是好的，結果電梯幾天壞一次，還沒有辦法維修，因為香港找不到合適的零配件，霍英東因此「經常被人罵」。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中英兩國關係全面正常化後，霍英東與大陸的關係愈發緊密，其中有兩條線：一是體育，二是生意往來。

當時大陸仍是計劃經濟，沒有外商投資的空間和先例，「體育外交」成了霍英東率先實踐愛國抱負的平台。

霍英東是個體育迷，上學時最讓他興奮的事情就是足球練習賽。成為鉅賈后，霍英東還常做「白日夢」，幻想自己成了馳騁綠茵的巨星，受到萬眾膜拜。1971年，年近50的霍英東見到偶像球王貝利時，仍舊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得手舞足蹈。

1974年，霍英東當選亞洲足球聯合會的副主席，後又成為主席。當時中國雖然返回聯合國，但大陸在國際上沒什麼體育空間，幾乎所有國際體育組織的席位，都是「蔣政權」的。

實際上，那時候的體育問題就是政治問題，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席位，承認席位就是承認政權。

為了協助新中國恢復在各項國際體育組織中應有的地位，霍英東到各種國際賽事中奔走呼籲，不遺餘力。他還發動長子霍震霆一起，參與全球會議和比賽，一邊和反對者們辯論，一邊搭建關係網。幾年間，中國獲得國際羽聯、足聯、籃聯等席位的背後，都有霍英東的身影。

席位的獲取並不是個人能解決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解決問題需要個體去推動，處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糾紛，霍英東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之所以說矛盾不可避免，是因為當時意識形態的對抗幾乎勢同水火。霍英東幫助中國足球重返亞足聯，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國際足聯首先站出來否認。為了解決這件事，霍英東父子使出渾身解數、多次約見國際足聯主席和秘書長，最終才博得金口，而其過程並不像外界想像般順利。

時任國際足聯主席和秘書長曾應霍英東的邀請造訪北京，但是在這裡，他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機場沒人接機，安排的客房很小，飯店吃冷盤子。更直接的是，第二天開會，體委的人一上來就劈頭蓋臉，罵對方是資本主義的走狗，搞得場面十分尷尬。

尷尬還是次要，在推進體育外交期間，霍英東還遭遇「生命威脅」。如前所述，當時的體育實際就是政治問題，台灣方面對參與其中的人非常敵視。霍英東去國外參加會議，經常有台灣的特工跟在後面。1983年，他還接到通知，稱北京和香港的情報部門同時接到線索，獲悉有「三個小組」抵達香港，計劃暗殺一些親北京的政商人士，霍英東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一定要舉辦一次奧運會

霍英東並沒有因此而退卻。1984年，中國重返國際奧委會後第一次參加奧運會，霍英東不顧威脅，帶著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國洛杉磯。在那裡，他見證了許海峰、李寧一戰封神，國歌響起、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霍英東情難自已，他回憶稱那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之一。

奧運會期間，霍英東特別情緒化，中國選手輸了比賽，他連飯都吃不下。家人覺得霍英東有點「過」了，但是他說：港英政府統治下發家的人，那種民族感情，其他人恐怕理解不了。從洛杉磯歸來後，霍英東隨即捐出一億港幣，作為中國體育事業的基金。

後來，凡是大大小小的國際比賽，他都帶頭捐錢。北京申辦亞運會成功，他捐建了亞運村的游泳館，為了配合亞運會的組織工作，他又興建了北京貴賓樓。

圖註：亞運村英東遊泳館

亞運會期間，霍英東非常興奮，在北京，他看到了一個乾淨、禮貌、井然有序的城市，國家形象非常好。賽事結束時，霍英東爆發強烈願望：中國一定要舉辦一次奧運會。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願望。

為了配合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霍英東再一次全球奔走，通過自己的關係和聲望「拉票」。他多次私人宴請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又以中國奧委會的名義，捐錢在瑞典洛桑興建奧林匹克博物館。同時，霍英東還宣布，如果北京申辦成功，他將捐資至少10億興建一座可容納10萬人的奧運主會場。

圖註：霍英東和薩馬蘭奇

可惜，霍英東的努力沒能一蹴而就，北京以一票之差不敵悉尼，痛失2000年主辦權。宣布結果後，霍英東極度失落，見慣大風大浪的他甚至連夜搬出了原先的酒店，因為他不知道見到中國奧組委人員該說些什麼。一些陪同的老朋友看他不對勁，甚至連夜跟著他，怕霍英東會幹出愚蠢的事情（自殺）。

這次申辦失敗後，因為身體的原因（淋巴癌），霍英東逐漸放下了體育大使的工作，將體育重任交給了長子霍震霆。不過，他依舊以其他方式參與了北京奧運會的工作：2008年的場館中，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澳台同胞和海外華人捐贈建設的奧運場館，其中最大的一筆捐贈即來自霍英東。

「捐點錢算什麼呢」

為中國體育出錢出力、不斷奔走的霍英東，在大陸的經濟發展史上也留下了身先士卒的貢獻。

中國人講究認祖歸宗，霍英東出生在香港的船上，幼年喪父，只聽聞祖輩來自廣東，不知道祖籍具體在何處。上了歲數後，他認祖歸宗的情感愈發強烈，在廣東省有關部門的協助下，經過一番考證，最終確定霍英東的祖籍在廣州番禺。

1978年夏天，霍英東帶著全家老小，第一次回到故鄉。當時的他已經為中國體育做出巨大貢獻，大陸方很重視，出動了代表最高禮遇的紅旗牌轎車接送，路上還有人夾道歡迎。

霍英東心中滿是驕傲，但是一路走過，他又很惆悵。那時候的番禺全是破舊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霍英東想：家鄉還很落後，同胞們仍在受苦。回鄉期間，兒媳問接待的姑娘哪裡有洗手間，對方二話不說端來一盆熱水：可以洗手啦！家裡人都樂了起來，霍英東卻笑不出來，心裡堵得慌。

圖註：番禺舊照

回去之後，霍英東立刻捐錢給番禺建了一座園林式、佔地6萬平米的賓館。但是捐完了他又覺得：捐點錢算什麼呢？捐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地方的落後，我要回家鄉、回大陸投資，以實業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當時，改革開放政策剛剛提出，外商投資大陸的先例是零，霍英東成了第一個投資內地的港澳商人。

他的第一個項目是在中山建酒店。之所以投建酒店，是因為霍英東每年都到內地，去過很多地方，而每一處的旅遊服務設施都很落後。北京飯店是中國最高級的飯店，但是當時的浴缸沒有活塞、酒店沒有冰櫃、房間沒有熱水。

霍英東沒把投資酒店當成生意，他希望建一個標杆的同時，給中國的旅遊服務行業起到指導和促進的作用。

在當時什麼問題都上綱上線的背景下，投資酒店也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顧慮：涉外旅遊酒店會有精神污染嗎？內地東西會不會被吃光吃貴？賓館耗電大，影響群眾用電怎麼辦？

霍英東不怕虧本，他的計劃是即便全虧了，就當是又一次捐資。但是霍英東也有怕的地方，他擔心改革開放遇到阻力，國家的經濟再度停步，牽涉外資的人也受到「批判」——在時局中如履薄冰近20年的他，最擔心的就是這類事情。

1979年，北京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名為《生命讚歌》、表現少數民族歡度潑水節的壁畫，畫中的一位少女是裸體。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議，霍英東每次到北京都要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心裡就比較踏實。」

打開中國對外的「第一扇門」

是年11月，中山溫泉賓館正式動工，這是中國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

那時候國內的相關原料很短缺，建材、酒店設備和用品都沒有，全部得從海外下訂單。更大的問題則是國民還沒徹底擺脫「大鍋飯」時期的理念：干多干少都一樣，工人們不願意出力。

因此，項目與其說是一次投資，不如說是一項全面的革新。霍英東引入一套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和制度，包括工資、獎金制度，工程外包等等。但即使這樣，酒店也很難按照計劃、在1年內落成開業。

霍英東決定破釜沉舟。按照預定的開張時間，他提前邀請了很多僑辦的領導和港澳知名人士，其他人不明白他為什麼要給自己帶緊箍咒。霍英東說：我就是希望調動全縣、全省的力量，有了期限，才能有憑有據要求各方按規定和時間辦事情。比如設備運到了大陸，但是沒有按照規定時間運到中山，那肯定是有部門疏漏。

霍英東的深層目的則是給相關人士以刺激。「文革」之後，人心渙散，很多人都沒心思幹活，時任國家旅遊局長曾告訴霍英東，他們想在長城建一個廁所，但提了10年都沒有建成。

霍英東是個生意人，沒能力改變太多。但是他覺得情況不該如此：中國人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很成功，美洲、東南亞、新加坡、香港，而留在大陸的都是精英，沒有理由搞不好。霍英東希望通過建賓館這件小事情，讓接觸其中的人意識到，只要發揮積極性，沒有完不成的目標。「如果到了期限，賓館沒建好，頂多我被人罵罷了。」他回憶說。

1年後，這座建築面積23萬平方米、擁有250套客房、10棟別墅的賓館如期竣工，但是霍英東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賓館建成後，到中山旅遊的人大增，有時候一下子湧入幾千人，物資供應很緊張。有老百姓反應：開這些酒店有什麼用？電用完了，東西吃貴了，每天那麼多人，除了大小便，什麼都沒留下來。

經濟改革之初，新舊理念交匯，很多事情很難理清。有人當面指責霍英東，稱他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糟粕。這件事還被拿到全國政協會議上、當著霍英東的面討論，場面一度很緊張。

一座酒店給霍英東帶來了很多顧慮，他怕犯錯誤、怕牽累到別人。思前想後，霍英東才想清楚：大的方向上面自有定奪，我的出發點不過是想做一件對國家、對家鄉有益的事情，希望探索出可供別人參考的模式，又有什麼好怕的呢？

於是，他決定放手探索，先是投資2700萬在酒店周圍建了中國第一個高爾夫球場，又擴大賓館的規模和配套設施，比如購物中心、舞廳、騎馬射擊場、兒童遊樂場等。

期間，中山溫泉賓館接待了很多中外名流政要，其中一位的到訪則讓霍英東懸著的心正式落下。1984年，鄧小平在這裡下榻，他對霍英東說：「溫泉賓館搞得很漂亮，很好！開放是搞對了！」

在賓館附近爬山時，陪同人員建議鄧小平下山時原路返回，他笑了笑，一語雙關地說：要勇往直前，不走回頭路！

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濟騰飛，對於中國而言就是一條勇往直前的路。在這條路上，中山溫泉賓館只能算是一塊小小的路基，但是其重要性卻顯而易見——那是大陸「關閉」多年以後，向外敞開的第一扇門。

而對於中山而言，這扇門的意義更為顯著。建成後，該賓館接待了千萬人次的旅客，其中很多是海外僑胞和外國人，他們來旅遊、投資建廠、談貿易，中山也很快發展成為廣東經濟的「四小虎」之一。

「白天鵝，好！」

敲定溫泉賓館的同時，霍英東又籌辦了投資大陸的第二項工程。當時中國提出八大中外合資酒店的計劃，以此向海外投資者昭示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和誠意，霍英東主動要求參與酒店的建設。

他提出，合資建一座有一千間客房的酒店，建築材料、勞動工資、市政工程、綠化工程完全由其負責，大陸一方不需要投資。1979年，霍英東投資2億，興建了34層高的廣州白天鵝酒店。

白天鵝和中山溫泉賓館幾乎同期進行，這是一項更大的工程，霍英東提出了「自行設計、自己施工採購、自己經營管理」的全面培訓計劃。其中，為了培養內地第一批酒店採購專員，他招聘內地人來負責採購；施工方面，霍英東則將其承包給各個工程隊，而在當時，「承包」在內地還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辭彙。

這項工程遇到的問題很多。服務員穿尼龍短襪是意識形態問題、填湖施工是「異想天開」……人事制度、財會制度、保安制度，什麼都得改革，由於沒有先例參考，哪些變化合理、哪些變化不行，霍英東心裡沒底，完全是摸著石頭過河。

白天鵝酒店建成後，成了第一家對群眾開放的高級賓館，廣州市民蜂擁而來，差點把大門擠倒。因為擁擠，當天晚上被踩掉、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遊客一天用掉了幾百卷的手紙。

霍英東很興奮，他希望全廣州的人都來，全國的人都來，看看什麼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什麼是新事物。

那個年代的物資匱乏程度是現在人難以想像的。改革開放之前，國內一窮二白，霍英東到一些高級幹部的家裡做客，看到其衣櫃里就一套衣服，家裡連酒杯都沒有。每年廣交會時，有幾千人到廣州，食物、用水、用電，就得做計劃報給中央，由上面統一調配。

霍英東希望讓國人看到發展經濟所帶來的變化，那期間，什麼有利於經濟發展，他就捐什麼。比如在廣州清平，他看見有人進行物品買賣，馬上找廣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橋。

落成後的白天鵝成了大陸首批3家五星級酒店之一，英國女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老布希等都曾下榻於此。尼克松還在留言簿上寫道：我曾經住過美國和全世界許多酒店的總統套間，我認為沒有一間能夠超過白天鵝賓館。

圖註：英國女王和霍英東

鄧小平也曾考察白天鵝酒店，過程中，總設計師一言不發，霍英東心中有點忐忑。登上28層、俯瞰珠江美景時，鄧小平突然轉身拉著霍英東的手，用地道的四川話說：謝謝你，白天鵝，好！

天安門城樓上痛哭流涕

白天鵝對於霍英東而言像是一場戰役，他縱橫香港地產多年，也從未如此疲憊。八大涉外酒店中，其他酒店都是多家財團一起參與，只有白天鵝是霍英東孤軍奮戰。他每個禮拜都往返於香港和大陸，身體始終處於高負荷狀態。

酒店開張後，放下包袱的霍英東突然病倒，經查罹患淋巴癌。聽聞這個消息，霍英東相當絕望。在新華社一位朋友的建議下，他選擇了北京中科院腫瘤醫院進行醫治，這家醫院當時剛開業，他幾乎是第一個接受治療的病人。

霍英東有不少香港生意朋友因癌症去世，他們在國外進行治療，回港不久便過世。而霍英東則聽從朋友意見，在北京接受了一年多的放療、化療，治療期間，霍英東的病情一直相對穩定，直至後來擺脫病魔的侵蝕，因此，他將新華社的這位朋友視為救命恩人。

治病期間，霍英東經常躺在床上思考人生。他從貧苦中掙扎過來，而立之年便創下巨大財富，又在時局的壓迫下步步驚心。幾十年間，霍英東見慣了風風雨雨，到了卧病的年紀，他已經什麼都看淡了。

後來，霍英東回憶稱，當時心底的最大願望，就是能再多看看改革開放的成果，看到國民真正富裕起來。治病期間，霍英東宣布出資10億港幣成立霍英東基金會，將慈善系統化，不久後，他又創立了霍英東教育基金會。

1984年10月1日，身體逐漸康復的霍英東，應邀參加國慶35周年紀念日，登上天安門觀看慶祝儀式。他參加過很多次國慶觀禮，但第一次被安排到城樓上。

站上城樓，霍英東看到了巨型導彈、新型坦克，一位女記者走到他身邊，問他有什麼感想。霍英東一時間不知道說什麼，眼淚嘩嘩直淌。

按照霍英東後來的自述，他一輩子也沒哭過幾回。長子霍震霆結婚時，霍英東因為母親沒能堅持到這一刻，傷心了很長時間，卻也沒有流淚。但在觀禮台上，他卻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直至痛哭流涕。

圖註：1984年大閱兵

女記者採訪時正好導彈經過，後來報道稱霍英東先生看到新式導彈，激動得情難自已。但實際上，這和導彈有多大關係？霍英東當時的腦子裡就像幻燈片一下飛速閃過一幅幅畫面，他想起了番禺路邊的茅屋、想起了在國際體育會議中的一次次辯論、想起了不久前洛杉磯奧運會上的國旗國歌……國家正發生巨大變化，祖國正走向富強，霍英東一時感慨萬千。

這段往事，霍英東只在自傳中提及，他覺得哭這件事有點丟人。

「餅就那麼大，你吃太多，別人就沒有了」

伴隨著中國日益強大，霍英東也有了底氣。他是第一個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這兩個國家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之一，當時的港英政府對他很排斥。香港回歸之前，港英政府有很多針對內地的發言，霍英東每次都站出來找漏洞、批評港府，他的一篇《中國的現代化與香港『九七』》的演講稿，後來被大陸、香港多家主要媒體刊載，引起了很大反響。

香港回歸時，霍英東在主席台就座，近距離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冉冉升起、英國在香港超過150年的統治宣告終結。那一刻，霍英東熱血沸騰，為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並且生存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感到無比自豪和榮幸。

當時曾有評論認為，香港回歸後，擁有財力、實力和政治關係的霍英東將成為商界的最大贏家，但霍英東卻沒有像曾經那樣在商界大開大合。

多年後，其長孫霍啟剛透露了個中緣由：「爺爺總是告訴我們，一定要做實實在在的東西，炒股票、炒樓都是害人的事情。他說餅就那麼大，你吃太多，別人就沒有了。生意里有贏家就有輸家，做事情的時候也得為別人著想。因此雖然當時他做什麼生意都行，但是那個時候，掙錢已經不是他的目標。」

霍英東也曾表達類似的觀點，談到在大陸的投資時，他說：「我都這個歲數了(當時80歲)，還圖個什麼呢？」說這話的時候，霍英東直接向大陸捐贈的金額已經超過20億港幣，投資總額則沒有明確數字。

雖然將「存款也拿出來放到大陸」，但是霍英東在內地的生意並非一帆風順。開發海南時，有人找到霍英東，希望他出資投建，霍英東答應並且包攬了三亞市亞龍灣區域。

但合約簽完後，海南地價瘋長，炒地皮的發展商前赴後繼，亞龍灣這一黃金寶地成了各路人馬覬覦的目標。而按照簽約時的價格，霍英東的收益將是一個天文數字。因為種種原因，先前簽訂的合約最終取消，霍英東一口應下，並沒有將這筆損失放在心上。這件事，他同樣只在自傳中提及，沒有對外傳播。

霍英東希望他在內地的投資能直指偉大目標，遵循著這一理念，他將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在了家鄉廣州番禺的南沙島。

南沙的宏願與煎熬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霍英東看到廣東經濟不斷向南發展，港澳經濟不斷向北，珠江三角洲正成為兩邊經濟的交匯處。他想：能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貫通珠江三角洲，將廣東、港澳的經濟連成一體。經過一番考察，霍英東選擇了番禺的南沙島。

當時的南沙島是一片灘涂，寸草不生、人跡罕至。1988年，霍英東捐建的洛溪大橋通車，打通了廣州前往南沙的通路，由此正式開發南沙。此後的時間裡，他到訪南沙近千次。

霍英東希望將南沙發展成為「小香港」，一座以深水港為中心，交通運輸、工業加工、旅遊服務綜合發展的現代化濱海城市。為此，他先後建起了南沙大酒店、世貿中心大廈、東發碼頭、南沙客運港、虎門渡輪碼頭、南沙資訊科技園區等一系列建築。

外界並不清楚霍家在南沙島一共投了多少錢，但毫無疑問，霍英東徹底改變了這個曾經的灘涂，按照其規劃，南沙正向著現代化綜合城市大步邁進。

不過，和其他項目類似，霍英東在南沙的投資並非一帆風順，他曾言：外界認為我這樣的人，在內地投資一定是事事順利，其實不然，很多意想不到的阻滯，令人感到無奈，我甚至有時感到無力。

霍英東在南沙篳路藍縷的同時，當地政府藉助其打下的基礎，申請成立開發區，1993年4月，梁柏楠成為南沙開發區第一任黨委書記，5年後升任番禺區委書記。10年間，梁柏楠依靠南沙的政績不斷升遷，而真正的貢獻者霍英東卻遭受百般刁難。

建設南沙期間，霍英東遭遇了不少「地方官」的惡性競爭甚至敲詐，他在南沙開發東發碼頭後，又被脅迫建設了同樣的南偉碼頭，後者的管理權交給了梁柏楠的親信。霍英東建設小型的蒲州花園，「有人」在臨近山腳挖了一些黃土、栽了幾棵小樹，便「要」走了1500萬。霍英東事後說：「我一生搞工程，從未見過這樣離譜的事。」

圖註：南沙大酒店

所有工程的供水供電，都卡在「地方」手裡，霍英東每投建一個項目，都得遭遇各種關卡，投資金額因此大大增加。而所有這些事，直至2004年梁柏楠因受賄罪入獄後，才由霍英東基金會的律師對外透露。這意味著，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已經「默默」被敲詐了十幾年。

霍英東曾評價自己說：「別人負我，我也是默然處之、逆來順受。拿得起、放得下、輸得起、願吃虧。」他不僅吃金錢的虧，也吃名譽的虧。

他曾捐款1000萬建設洛溪大橋，但後來當地卻對該橋收取過橋費，霍英東的名字也被些在「過橋費」的名單里。當初捐橋純粹是為了支持家鄉建設，根本沒想過收取分毫，後來也壓根不知道這件事。事情曝光後，霍英東一度非常難過。

無論是早年間在香港做生意，還是來大陸進行投資，霍英東都謹小慎微，能忍則忍。他的處世原則是：寧願保持沉默，但一旦出來講話，就得講真話、實話，不能昧著良知說大話。霍英東雖然從未指名道姓揭發某些事件，但他的愛國心並不盲目，曾多次批評大陸存在的一些現象，其出發點只有一個：希望經濟環境能夠不斷完善，希望中國更加強大。

到今天，霍英東家族依然孜孜不倦、痴心不改地推動著南沙的開發與建設。從二代接班人、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到最近火爆網路的第三代霍啟剛，都早已接過霍英東的旗幟，繼續奮鬥和奉獻在南沙。

圖註：2015年3月，霍震寰為華商韜略新媒體題詞祝福

人生滿分100，我給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東信奉「公道在人心」，他曾說：「體育有裁判和規則來限定，做生意和體育看似不一樣，但實際上，規則都在自己的心裡。」

霍英東是一個很遵從「自我規則」的人，他一生創立了大大小小數百個公司，沒有一家上市。他給後輩定下規矩：除長房外，其他子女不得從商從政，因此他們大多從事醫生、律師等職業，每月從家族基金處領取生活金，雖不多，但足以保證生活無憂。

因為霍氏企業均未上市，霍英東的真正資產外界不得而知，此前，相關榜單統計的都是其博彩業市值，而這部分股份，霍英東早已全部捐出。

雖然沒有具體數字，但霍英東無疑給後輩留下了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版圖包含地產、金融、酒店、駁運，再到南沙島。其中，僅南沙項目的市場估值就接近700億港幣。

2006年10月28日，霍英東因病在北京逝世，國家及社會各界以高規格送別了這位企業家領導人。遺體返港期間，霍英東的靈柩覆蓋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並由十人扶靈，董建華、何鴻燊、李兆基等均在其列。有評論稱，霍英東在「國葬」的級別中告別。

逝世前，霍英東曾總結自己的人生，稱「回首往事，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他要給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東或許仍有遺憾：他沒能等到北京奧運會開幕，沒有等到廣東自貿區南沙片區正式揭牌。不過相較其恢弘的一生，這樣的遺憾無關緊要。

他伴隨著香港的海風出生，在「國葬」的禮遇中離世。前半生，他推動香港從小漁村蛻變為矗立亞洲的東方之珠；後半生，他傾注心血「喚醒」東方雄獅；這之後，他的名字被寫入史冊。

註：文中部分內容整合、改編自《霍英東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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