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寫不出暢銷的人文學術圖書？

【嫿說】這是葛兆光先生在韓國坡州編輯學校的一次演講，與法律無關，與學術寫作和出版有關。發出來是為了勉勵自己，以及分享給潛在的同行。不了解其他學科，起碼在法學領域，我知道有許多優秀的中青年學者，有良好的學術素養，有傳播法律之美的熱情。希望以後可以合作，為讀者們貢獻暢銷的法律人文圖書。

受各位朋友的邀請，讓我來講一個與編輯有關，關於出版的事情，我感覺到很榮幸，因為我是一個在大學裡教書的老師，不見得多麼了解出版的現實情況。不過，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圖書出版社，尤其是人文學術圖書的出版社，無論是在中國，在韓國，還是在日本，都遇到很大的困難。怎麼樣走出這個困境，我也想不清楚。不過在這裡，我想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主要是針對中國的情況來說的。現在中國的人文學術，究竟是什麼樣的圖書既能引起國內國際的學術迴響，又能在圖書市場受到歡迎？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一

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陳寅恪曾經講過一段話，說學術一定要「預流」。什麼叫「預流」？就是你要進入世界學術的主流，如果你不能做到這一步，那你就是不入流。在中國話里，不入流就是什麼也不是，不值錢，沒有意義。什麼是有意義的話題？編輯應該和學者一樣敏感。

首先，我想說的是，從我們做學術研究特別是歷史研究的人來說，什麼是好的著作，什麼是好的學問？對於做出版的人來說，什麼是有影響的著作，什麼是好的圖書？我不討論這個書是不是賺錢的，我只是從我們做研究的人來說什麼是好的，從出版人的角度來考慮什麼是好的。

我想第一個就是要有好的選題。當然一般來說，好的選題是有一個比較大的目標和理想，要敢於「華山論劍」，不能說我爬上個小山頭就覺得我已經很高了。如果一個話題沒有籠罩力，沒有輻射力，那麼只有少數幾個同道會看，比如說，一本專業書，它寫得很專業，那可能就是有幾個專業的同行看，看了以後就少數幾個人知道，用中國話來講叫「抱團取暖」，這樣的圖書恐怕不會有很多讀者。但有一些大的話題，是大家都關心的。我在這裡給大家舉幾個例子。第一個就是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它討論的是冷戰以後，世界會出現一些什麼樣的問題，這樣的話題就會引起很多人的關注，不僅是研究歷史的，不僅是研究國際政治的，不僅是研究各種各樣的，比如說經濟這樣子的。第二個我給大家舉的例子是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的精神》，這本書之所以重要，是它回答了一個引起全世界討論的馬克思·韋伯關於宗教與資本主義精神關係的問題：為什麼歐洲的新教能夠刺激資本主義精神，而中國的宗教就不能有一樣的功效？這本書翻譯成日文，也引起了很大關注。第三個是何柄棣寫的、徐泓教授譯的《明清社會史論》，這本書討論的，表面上好像只是中國的科舉制度問題，但實際上討論的是一個中國古代社會的階層流動性問題，它的階層之間能不能流動，而這種能不能流動跟歐洲比較起來，為什麼歐洲能形成這樣的社會，而中國從古代就形成這樣的社會，對這些做一個比較。

但這是不是就是說只有大話題，才能成為一本好的著作呢？也不是。也有其他的好書，我在這裡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季羨林先生的《蔗糖史》。表面上看，它討論的只是一個糖的問題，就是我們吃的這個糖，但這本書實際上通過一個小小的糖，涉及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我注意到在這本《蔗糖史》出版的前後，英國出版的一本書叫做《甜食與權力》，它講的是西印度群島生產的蔗糖怎樣成為刺激和支持資本主義興起的重要因素，糖的大量生產，使得普通民眾有了補充能量的東西，下層人民的基本食物和熱量得到保障，提供了市場所需要的勞動力，使得它迅速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接著日本有個學者，他出版了一本叫《蔗糖的世界史》的書，講的是蔗糖怎麼改變世界歷史的故事。大家要注意，有幾樣影響世界的商品，一個是茶，一個是糖，還有一個是鴉片，這幾樣東西都很重要。日本學者出版了這本書，兩年後美國有一個大學教授出版了《蔗糖與中國社會》，它討論的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鄉村社會怎麼樣種植出口糖到日本長崎，以至於形成了一個長崎貿易圈。實際上，季先生這本書看起來像是比較小的書，可是為什麼季先生要在八十歲寫這麼一部上下兩卷本的書呢？這說明，無論是大的話題還是小的話題，只要所選的話題有足夠的影響力、輻射力和籠罩力，它就是好的。

接下來第二個，我覺得大家尤其是編輯，也包括我們做學者的，也應該懂得行情，必須要懂得行情。穿三年以前的衣服，你是落伍的，但你要是過於超前，穿十年以後的衣服，那叫邋遢，所以，要比別人早一步，而不是比別人早十步。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陳寅恪曾經講過一段話，說學術一定要「預流」。什麼叫「預流」？就是你要進入世界學術的主流，如果你不能做到這一步，那你就是不入流。在中國話里，不入流就是什麼也不是，不值錢，沒有意義。什麼是有意義的話題？編輯應該和學者一樣敏感。我記得2012年哈佛大學中國基金會在上海召集了大概十幾個中國學者和美國學者一起，開了一個未來哈佛大學中國基金會應該支持什麼研究課題的會議。我記得那次會議上，在黑板上寫了很多關鍵詞，大家就討論，最後剩下來大概十幾個關鍵詞，這十幾個關鍵詞裡面，我記得很清楚，其中包括「民族」「宗教」，包括「認同」等這樣一些問題。所以說，全世界都在關心著這些問題，那麼，編輯怎麼辦？編輯也應該關注這些東西，提前想到這些問題去組織書稿。比如說國際關係史，很多人都知道國際關係屬於政治學這個領域，可是大家注意沒注意到，現在外交關係研究越來越出現歷史化的趨向，這就需要編輯和學者同樣去關注。

那麼第三個，我覺得是要有足夠的厚度。所謂足夠的厚度是指的學術研究要有資料和思考兩方面的積累，不是只是趕時髦。趕時髦那叫「東風來了西邊倒，西風來了東邊倒」，可是，有厚度必須要有沉著的氣度和持久的耐心。為什麼要有氣度和耐心？因為一個好的著作或一本好的圖書，是沒有辦法三天、五天、半個月寫出來的。同樣做出版，你也不可能「短平快」，匆匆推向市場，我這次獲坡州獎的《想像異域》這本書，實際上是從2000年開始，從寫到出版，一共是十四年，所以，一本好的書不可能馬上就寫出來。當然，像中國的百家講壇，它很簡單，講了就出版，在市場上很轟動，但是它不是學術作品。我這四年在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訪問，有好幾次我在食堂碰見諾貝爾獲獎者約翰·納什，就是美國電影《美麗心靈》里那個主角，曾經得了精神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我想他一輩子就寫過十篇左右的論文，但是，他的成果非常偉大，所以，有些東西不是說「短平快」，一下就做出來的。

那麼，最後一點，就是一本書要有好的方法。我們通常講，一個好書的最高評價標準是什麼？是不僅具體成果影響你自己的專業內部，同時你的方法、你的理論，還可以給專業之外的其他領域去參考。我要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加拿大的卜正民教授，現在是在加拿大UBC，他是一個很好的歷史學家，他在前幾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做《殺千刀》，就是凌遲，《殺千刀》這本書講的是一個中國的故事，中國在古代，一直到清代，在處罰犯人的時候，最嚴厲和最殘酷的，要用刀子一刀一刀割肉，這在中國叫做「凌遲處死」。他寫這本書，剛開始寫的時候，曾經到復旦大學進行過演講，他說，他之所以會寫這本書，是因為他看到好多法國軍人在中國拍的中國刑罰的照片，這本書看起來只是講中國殘酷的刑罰，但實際上它也是在講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第一，歐洲在15世紀之前同樣有這樣的刑罰，像「五馬分屍」這樣的刑罰同樣存在。第二，這種殘酷的刑罰為什麼會在中國延續這麼久？它跟法律是什麼關係？第三，什麼樣的罪行要用這麼殘酷的刑罰來處置？這會涉及到中國社會的本質問題。這本書是他跟英國的法學家合作寫的，這樣才是一本好的書，因為這本書不僅僅是對歷史界有影響，對法學有影響，對世界文化的比較都有影響。

我想作為一本好書，一個好的編者，這四個方面都要有。我歸納一下就是說，它要有好的選題，要懂得行情，要有厚度，而且要有好的方法，這才是一個好的學術作品。

二

過去，中國的歷史著作急於表達政治意識形態，所以，它背離了司馬遷所說的「寓褒貶於敘事」的傳統，所以常常是觀念的說教，這使得歷史著作相當的刻板。

那麼接下來我講的問題是，好的學術研究不等於暢銷作品。出版社要生存當然要考慮經濟因素，但是怎樣把第一等的題目和第一等的圖書相結合？怎麼使得好的學術著作有更多的讀者去閱讀？

我想這個問題相當複雜，我也不能解決，我也不是出版家，我也不懂編輯，但是，我要給大家提供一些學術界最新的動向，現在的出版界能不能考慮考慮往這個方向多努力？

第一點，現在的學術界——我說的是中國學術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史的範圍在擴大。過去的中國史，基本是一個漢族中國的歷史，而現在呢，中國史的範圍在擴大。因此，邊疆的問題，民族的問題，中外交錯的文化史的問題，以及韓國、日本有關中國的認知問題，實際上越來越受大家關注。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先生，最近中國流行的兩本書是他寫的，尤其是《忽必烈的挑戰》這本書，在中國出版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講談社《中國史》系列裡也有他寫的一本。還有我的另外一個朋友，中文名字叫歐立德，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他寫的《乾隆帝》這本書，在中國也引起了很大討論。為什麼？因為它們不是在僅僅談漢族中國，它更多地是把眼光放在了中國周邊。包括我現在出版的這本書《想像異域》，也是在講中國與周邊。

第二點，我覺得是現在的出版，應該注重圖像與文字並重的圖像文化研究，因為世界閱讀潮流已經變化了，圖像也不是過去簡單說的藝術史，也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書籍插圖。讓圖像說話，這使得過去僅僅靠文字文獻資料研究的範圍在擴大，西方的藝術史也在變化。西方的藝術史越來越向視覺分析和圖像文化靠近，這一類圖書非常引人注目。其實，我們中國也出版過很多書，可是這些書大多還是屬於過去傳統的藝術史。但是，我現在越來越覺得，我們將來可能是往視覺圖像的另一個方向發展。它不僅僅是藝術史，因為藝術史研究的是好的藝術，我們現在要研究能不能把平庸的常見的圖像拿來做一做。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寧波在宋代出口了很多圖像到日本，其實，在當時看，那些圖像都不是高明的畫家畫的，只不過是一些商品。可是，這些圖像包含了日本的需求，包含了日本的文化需求。日本為什麼要買這個呢？為什麼要指定寧波的商人去製作這個呢？這些問題才是問題，圖像作為商品流通，它與市場交易以及文化溝通有關係，和思想觀念也有關係。

第三個呢，我覺得是歷史敘述很重要。所謂敘事的歷史著作，從中國引進和翻譯的美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到史景遷的敘事性歷史著作可以看到，它改變了中國歷史書四平八穩、非常呆板的教科書模式。這些書很受歡迎，也寫得非常好，這絕不是一些平庸的歷史學家能寫的。過去，中國的歷史著作急於表達政治意識形態，所以，它背離了司馬遷所說的「寓褒貶於敘事」的傳統，所以常常是觀念的說教，這使得歷史著作相當的刻板。可是，正像斯通所說，「歷史是敘事性很強的學問」，所以，越來越多的敘事書會成為歷史書的主流。大家可以看，這是最近剛出版的周錫瑞的《葉家》，姓葉的這個家，其實就是他太太葉娃一家，這一家在當代中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家族。他寫了一個家族的歷史，寫得非常的好。另外，現在在英國教書的沈艾娣教授，她寫的一本書叫《夢醒子》，《夢醒子》講山西的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留下來的日記，這個人是在晚清山西生活的，他寫這些日記，反映了華北鄉村小知識分子在變動時代的人生，這本書通過一個人的日記反映了整個社會的變化。這個大家都知道，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字叫何偉，寫的非常有名的書《尋路中國》和《江城》，這幾本書在中國暢銷得不得了。就連我們這些學界中人看《江城》，也覺得非常好看。他對當代中國，寫得比一些當代中國史的教科書要好太多了。因為很好看，而且非常深刻，能反映出中國的狀況。

第四點我要講的，就是重提歷史教科書。我覺得在歷史出版的著作里，我個人最重視的，也是最期待的，就是教科書。因為教科書影響一代又一代的人。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很糟糕，可是閱讀者最多。教科書在很多出版社，也是銷售最廣最大的一個門類。可是，有關歷史教科書的爭論是非常多的，為什麼我們三個國家，中國、韓國、日本，爭論來爭論去都是在歷史教科書上發生問題？這就說明歷史教科書的重要性。歷史教科書對於我們任何人來講，影響都是非常深刻的。歷史教科書或許都是大學教授在寫，也引起過很多爭議，比如說日本教科書的撰寫，曾引起過中國、韓國非常大的爭議。有一本《劍橋插圖本中國史》，作者叫伊沛霞，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教授，在我看來，她的中國史反而是不錯的，我曾向人推薦這本書。還有一部世界史教材，美國教授寫的，World Together World Apart，翻譯成中文是不是可以叫《世界離合》？這本書在我看來編得非常的好，我一直希望中國能夠有翻譯，因為在目前來說，中國要寫一個好的世界史不容易，據我所知，這本書有美國新澤西學院工作的一位教授在翻譯中，但遺憾的是，到現在也沒見到下文。我最近跟一個俄羅斯的教授聊起來，俄羅斯因為1990年改革，整個國家都在改變，所以也在重寫歷史教科書。但是，中國還沒有大變化，至今歷史教科書跟五十年前的好像也差不多，這是我們的問題。

三

我覺得，現在應該重新思考一下中國的學術界和出版界之間的關係。過去有一句老話，叫「好書出自好編輯」，可是，現在中國的出版社，越來越像一個圖書印刷廠，或者像一個圖書推銷員。

那麼最後呢，我要講一點感想。今年有半年的時間我在美國哈佛訪問，那時我在網路上看到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了日本講談社《中國史》系列，好像很火，我在網上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各種各樣的消息。這本書，除了出版社方面的營銷策略，除了這套書寫作的理論和方法之外，我要問的是：為什麼日本的這套書能夠引起關注？我昨天還在和在座的劉瑞琳女士討論，難道中國學者就寫不出這樣一套書？問題在哪裡？這需要將來大家一起去想一想。我覺得，現在應該重新思考一下中國的學術界和出版界之間的關係。過去有一句老話，叫「好書出自好編輯」，可是，現在中國的出版社，越來越像一個圖書印刷廠，或者像一個圖書推銷員；中國的編輯，越來越像一個書稿收購人和格式排版人。過去出版社跟學術界之間關係很深，編輯的功夫通常體現在書稿的修改上，我太太過去在出版社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書稿上不斷給它做修改，查證它的資料是不是正確的，它的文字是不是流暢的，同時，那個時候的編輯常常也會和作者討論，寫什麼書，怎麼寫。可是，現在的編輯有時候不僅做不到學術促進者，反而有時候還會製造一些麻煩。拿我舉例，我經常會和我的編輯產生矛盾，我經常覺得，我的編輯給我造成了很多麻煩，他們總是拿著出版局的規則，拿雞毛當令箭，在書稿裡面找骨頭。但是同時，他們對於內容及選題的策劃介入卻很少，為什麼？因為他不了解學術界的行情。

所以，我覺得，出版社能不能介入大學和研究所的研究？編輯能不能深入研究學術前沿在哪裡？出版社能否有效推動學者和教授的工作？我曾經跟華東師大出版社的負責人聊過，我們的編輯為什麼不可以乾脆就坐到課堂上，聽教授去講一節課，然後了解教授現在講什麼，怎麼講，講得好不好。他的PPT，他的講授，能不能記錄下來？此外，出版社有沒有自己長遠的規劃和選擇？坦白地說，我不知道日本和韓國的出版社怎麼樣，中國有很多出版社沒有長遠的規劃，沒有自己的特點，沒有自己十年、二十年想做什麼的想法。我覺得如果這樣子的話，每一個出版社都是一樣的，那麼，每一個出版社就沒有特色。很多年以前，我寫過一篇小的文章，叫《寫書人對出書人說》。現在我們這裡需要的是，寫書人和出書人共同來討論將來學術界的出版，怎麼樣突破現在的困境，贏得一個好的未來？這是我們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因為這不僅涉及到出版社是否能夠生存得更好，也關係到我們的圖書能不能出版，出版以後能不能得到反響。我有個習慣，我每個月會到書店去走一圈，仔細地去看一下這個書店現在都在賣一些什麼書。從學術的角度來看，現在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書是可出可不出的，但是你怎麼樣去選，才能選得到好書？這個好書怎麼樣才能更好地推廣和推薦出去？這是我們寫書人和出版人應當共同解決的問題。我是一個外行，我完全不能講出版業，只能講一個學術界希望出版界做到的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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