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一篇老文：面對癌症，醫生的選擇

罹患癌症，實屬不幸。在和病魔鬥爭的過程中，人們常常期待奇蹟。但現實是，奇蹟總是稀有的。醫生不是上帝之手，「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與延長生命相比，還有一個東西也很重要：生活質量。為了延長一些生命，而遭受極大痛苦，或許不是最佳選擇。

嘗試一切可能的療法，親人感覺到自己儘力了，獲得了心理上的安慰；患者本能的求生慾望，也願意去嘗試一切可以嘗試的方法。但是，癌症目前還屬於不可治癒的疾病；魏則西所患的癌症，也屬於不常見的癌症，沒有什麼好辦法去嘗試。恰逢武警二院打出的生物治療廣告，正是利用了這個心理特徵，患者急於抓住任何可以救命的稻草。莆田醫院固然可恨，百度固然可惡，但是，患者本人的心理特徵也確實給了他們行騙的機會。

所以，面對疾病，面對命運，怎樣選擇？

中國人民受黨教育多年，信仰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居多，很多人相信人定勝天。而且相信人死燈滅，所以一定要抗爭，一定要和病魔鬥爭。但，在命運面前，每個人都很渺小。該放手的時候，還是要放手。醫生可以治病，但不能救命。上帝召喚誰了，誰就該走了。能平靜面對死亡，是每個人的必修課。

我父親在我15歲的時候，突然腦血管瘤破裂，從我知道這個消息到他過世，不超過3個小時。這麼多年來，我都在反思這件事。這件事給我造成的心理衝擊，一輩子也不可能緩解。但是，這件事讓我開始在人生的早早期就開始思索死亡這個沉重的話題。仍然沒得出任何結論。但是，面對命運，面對死亡，我開始有了一些平靜。

中國大陸以外的醫院，一般都配有教堂，台灣日本甚至有佛堂和道觀。目的並不是搞封建迷信，而是讓患者和患者親人，在面對不幸的時候，可以從造物主哪裡獲得內心的安寧。不論什麼宗教，都相信人死是一個新的開始，不管是佛教的輪迴，還是其他宗教的上天堂，都是新的開始。這或許在面對死亡的時候，能讓親人獲得些許安慰。

逝者已逝；生活還要繼續。

世俗一點的建議是：如果一個人已經油盡燈枯，就讓他平靜的享受最後的時光吧。和命運鬥爭了一輩子，也該歇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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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癌症，醫生的選擇

奄奄一息的病人氣管將被切開，插上導管，連接到機器上，並被不停地灌藥。這種折磨，是我們連在懲罰恐怖分子時都不會採取的手段。

家屬們面對一大堆突如其來的選擇，變得無所適從。當醫生詢問「是否同意採取一切可行的搶救措施」時，家屬們往往會立馬說：「是」，於是噩夢開始了。

醫患雙方都是「過度醫療」的受害者。少數醫生用「有治療，就有進賬」的思路去做他們能做的事。而更多醫生們是單純出於害怕被訴訟，不得不進行各項治療。

假如死亡也有一種藝術形式，那它應該是：有尊嚴地死去。而不是伴隨著心肺復甦術和隨之而來的肋骨斷裂的痛苦結果，甚至更可怕的慘不忍睹的折磨。

面對癌症，大多數患者走著這樣一條路：先手術，花掉數萬元；然後化療，花掉數十萬元；不行再放療，再花掉數十萬元；接著轉戰中醫治療，花掉數萬元，最終人財兩空。

親人離去後，很多人發現，我們對癌症並不了解，對治療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沒來得及讓逝者享受最後的親情。

美國是癌症治療水平最高的國家，當美國醫生自己面對癌症侵襲、生命臨終時，他們又是如何面對和選擇的呢？美國南加州大學家庭醫學科副教授 Ken Murray 的這篇文章，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儘管在實踐中極為複雜，但作為一種態度、觀念，或許給我們一些啟發。題目為編者所加。

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醫師，同時也是我的導師——查理，被發現胃部有個腫塊。經手術探查證實是胰腺癌。負責查理手術的主刀醫生是國內同行 中的佼佼者，並且他正巧發明了一種針對此類胰腺癌的手術流程，可以將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 3 倍——從 5% 提高至 15%（儘管生活質量依然較低下）。查理卻絲 毫不為之所動。

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再沒邁進醫院一步。他將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與家人相處，非常快樂。幾個月後，他在家中去世。沒有接受過化療、放療或手術。他的保險商也省了一大筆錢。

有些醫生重病後專門在脖子上掛著「不要搶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時不要被搶救，甚至還見過有人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

人們通常很少會想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醫生也是人，也會面臨絕症、死亡。但醫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

不同之處在於：和儘可能接受各種治療相反，醫生們幾乎不選擇被治療。因為他們知道病情將會如何演變、有哪些治療方案可選，儘管他們通常有接受任 何治療的機會及能力，但他們選擇「不」。「不」的意思，並不是說醫生們放棄生命。他們也想活著，但對現代醫學的深刻了解，使得他們很清楚醫學的局限性。

職 業使然，他們也很明白人們最怕在痛苦和孤獨中死去。他們會和家人探討這個問題，以確定當那一天真正來到時，他們不會被施予搶救措施——也就是說，他們希望 人生在終結時，不要伴隨著心肺復甦術 (CPR) 和隨之而來的肋骨斷裂的結果（正確的心肺復甦術也可能會致肋骨斷裂）。

幾乎所有的醫務人員在工作中都目睹過「無效治療」。所謂的無效治療，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採用一切最先進的技術來延續其生命。病人氣管將被切開，插上導管，連接到機器上，並被不停地灌藥。這些情景每天都在 ICU（重症監護病房）上演，治療費可達到 1 萬美元 / 天。

這種折磨，是我們連在懲罰恐怖分子時都不會採取的手段。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醫生同事跟我說過：「答應我，如果有一天我也變成這樣，請你殺了我。」甚至有些同道專門在脖子上掛著「不要搶救」的小牌，來避免這樣的結局。我甚至還見過有人把這幾個字紋在了身上。

有時家屬所謂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醫生們會儘力做「所有能做的事」，無論它合理與否

為什麼醫生們在病人身上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療，卻不願意將其施予自身？答案很複雜，或者也可以說很簡單，用三個詞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醫生、體制。

先來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設甲失去意識後被送進了急診室：通常情況下，在面對這類突發事件時，甲的家屬們會面對一大堆突如其來的選擇，變得無所適從。當醫生詢問「是否同意採取一切可行的搶救措施」時，家屬們往往會立馬說：「是。」 於是噩夢開始了。

有時家屬所謂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問題在於，他們有時可能並不了解什麼是「合理」；因為醫生在搶救時，他們會儘力做「所有能做的事」，無論它「合理」與否。

不難看出，知識的不足、錯誤的期待是導致糟糕決定產生的主要原因。當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

少數醫生用「有治療，就有進賬」的思路去做他們能做的事，更多醫生只是單純出於害怕被訴訟，而不得不進行各項治療

醫生們也是因素之一。問題在於，即使醫生本人並不想進行「無效治療」，卻因為有制度和法律在約束，他也必須得找到一種能無愧於病人和家屬的方法。

假設一下：急診室里站滿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屬們——他們並不懂醫學。在這種時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難以把握的。如果醫生建議不採取積極的治療，那家屬們很有可能會認為他是出於省事、省時間、省錢等原因才提出的這個建議。

有些醫生能說會道，有些醫生堅定不屈，但無論如何，他們面對的壓力都一樣大。當需要處理涉及到「臨終治療選擇」一類的事宜時，我會儘早把自己認 為合理的方案一一列出（任何情況下均是如此）。一旦病人或家屬提出不合理要求，我會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該要求可能會帶來的不良後果一一解釋清楚。

但在很多時候，醫患雙方都只不過是這個推廣「過度醫療」的龐大系統中的受害者而已。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少數醫生用「有治療，就有進賬」的思路去做他們能做的事，為了錢而不擇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醫生們只是單純出於害怕被訴訟，而不得不進行各項治療。

醫生們仍舊不對自己過度治療，研究發現，生活在臨終護理所的終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樣疾病但積極尋求治療的病人活得更久

不過，醫生們仍舊不對自己過度治療。因為這種治療的結局他們見得太多，幾乎所有人都能呆在家裡寧靜地離去，伴隨的疼痛也可以被更好地緩解。更重要的是他了解醫學的進步，只需要對自己負責。

臨終關懷和過度醫療相比，更注重為病人提供舒適和尊嚴感，讓他們能安然度過最後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發現，生活在臨終護理所的終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樣疾病但積極尋求治療的病人活得更久。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生了一場病，事後查出是肺癌，並已擴散至腦部。我帶著他去了各種專家門診，最後明白了：像他這種情況，如果採用積極治療的話，需要每周 3～5 次去醫院化療，而即使這樣他也最多只能活 4 個月。

最終，表哥決定拒絕任何治療，僅僅服用防止腦水腫的藥物，回家休養。我們在之後的 8 個月里共度了一段快樂時光，做了許多小時候愛做的事。我們去 了迪士尼公園，這是他的第一次。我們有時也宅在家。最後他昏睡了三天，安靜地走了。表哥不是醫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質量，而非生命的長 度。

假如死亡也有一種藝術形式，那它應該是：有尊嚴地死去。

至於我，已經清楚地向我的醫生說明了我的意願。放棄搶救——當死亡最終來臨的時候，我可以不被奮力搶救，而是安詳地睡去，就像我的導師查理，我的表哥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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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父親診斷為癌症晚期（相關閱讀）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急診科主任醫師 陳作兵

父親退休後就回農村老家定居了，半年前腹脹明顯、少尿、消瘦，診斷為惡性腫瘤晚期，已轉移，無法手術。同事、親友紛紛給出了一系列治療方案，包括化療、放療、熱療等。

以往都是我給別人挑選方案，現在輪到為父親決定治療方案，我卻束手無策。

和家人商量後，決定由父親自己決定。父親喜歡國學，對生命哲學有自己的見解。我將診斷和治療預期告訴父親後，父親最終決定第二天出院。

出院當天上午，父親去了曾經上班的辦公室，下午到西湖邊走了一圈。然後去我們家看了看。之後回到了諸暨農村老家。

其後每周末，我帶上妻女，必回諸暨。女兒和她的堂兄弟妹們圍在爺爺旁邊，和爺爺說話。

母親每天會來電話告知我父親的情況，剛開始幾天，說父親看了幾個退休的老同事、老同學。後來父親躺在床上，母親就每天來電告訴父親每天說了哪些話，吃什麼東西；再後來父親住院了，母親就彙報父親一天過的是否開心……

父親彌留之際，母親給我來電話，問要不要搶救。我這麼回復母親：父親萬一昏迷或停止心跳，不要採取任何搶救措施，我會和醫生溝通，如果允許，可以適當的鎮靜催眠，讓他安詳地離開這個精彩的世界。

這是我作為一名醫生對自己父親臨終治療方案的抉擇，我的理解是，癌症病人如果沒有確切的治療預期，我們應該讓他們輕鬆、快樂的離開。此文希望給正在痛苦抉擇中的患者及家屬有所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