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土豆霉病引發的大饑荒，百萬人死亡、百萬人逃難

中國文化充滿了對飢餓的感悟，在傳承千年的歌詞詩賦之中，或是在老少皆知的革命記憶。

現如今的我們也體會過飢餓的感覺，大抵是為了減肥熬了幾天，嘴便饞得受不了。

又或是看到饑荒的報道，會為屏幕那端瘦骨嶙峋的受難者感到過心痛。

但即使如此，我們所認識的飢餓依然淺薄。

見慣了小麥、水稻的我們，想到土豆（馬鈴薯）也就想到：

燉土豆、炸薯條、土豆牛肉、土豆燜雞，美食能列出一大串……

但土豆還有更重要的角色，在我國的調研中發現，土豆種植區與貧困地區高度重合。

早在一個半世紀前的愛爾蘭，就曾依靠著土豆養活了全國的窮人。

但一場天災誘發了饑荒，原本產量穩定的土豆連年歉收，底層的愛爾蘭民眾徹底失去了唯一的口糧。

他們沒有多餘的錢買糧食，哪怕救濟院里最便宜的麵包也買不起，更無力支付地主的租金。

原本搖搖欲墜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來源，只能賣掉孩子換取有限的糧食。

但持續7年的災難沒有放過任何人，原本800萬人口的殖民地人口銳減1/4。

近百萬人飢腸轆轆地死去，另外百萬人為了生存遠渡大洋漂泊到世界各地。

他們有的會在旅程中無助的死去，有的抵達異國再度生長，一些人還成了今日名門的祖先。

但更多的人流亡異國，只能在不待見當中再度過上勉強度日的生活。

土豆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但大家卻恨不起這一種作物。

在愛爾蘭有一句諺語：窮人的餐點——除了小土豆就是大土豆。

17世紀，愛爾蘭只是個有著50萬人的貧窮小國，正是土豆的到來改變了這個國家。

愛爾蘭人愛極了土豆，幾乎只要有土豆就能度過一生。

再加上愛爾蘭獨特的社會構成，他們沒有中產階級，除了地主、神職人員，便是貧下中農。

據統計，直到19世紀40年代，愛爾蘭靠著好吃、耐飽、有營養的土豆，讓人口增長了17倍之多，達到了空前的830萬人。

人口越來越多，能夠滿足八百萬張嘴的更是只有土豆。

接近三分之二的人以種植土豆維持生活，土豆種植面積佔去1/70的國土面積。

如此單一的生態圈看似穩定，其實未必是好事。

果不其然，一場馬鈴薯晚疫病讓愛爾蘭的農業徹底崩盤。

1845年，秋天的微風佐以陽光，簡直讓人預料到一個好收成的到來。

愛爾蘭好久沒有這麼好的天氣，只是誰也沒想到，晚疫病的病原馬鈴薯晚疫菌最喜歡的恰恰也是這種天氣。

病原菌們感受到天氣的召喚，孢子囊散發出大量孢子借著風、雨傳向遠方。

孢子落在一片片土豆地上，芽管穿入植株，感染了這些續命的糧食。

植株葉背逐漸出現肉眼可見的白色霉斑，迅速擴展到葉柄和莖上。

晴朗的天氣加劇了病情擴散，能夠躲過一劫的土豆少之又少。

病斑逐漸乾枯成褐色，埋在土裡的土豆塊莖形狀出現凹陷，變得越發畸形。

一場讓愛爾蘭人膽寒的土豆晚疫病剎那間席捲了愛爾蘭島。

晚疫病迅速蔓延，遠在美洲的美國東海岸同樣出現了嚴重的病情。

但農作物單一的愛爾蘭成了最大的犧牲品，1845年土豆減產了1/3。

災情繼續蔓延，第二年減產高達2/3，隨後災情不斷提升，成為了大饑荒最初的導火索。

愛爾蘭農民幾乎嘗試所有的手段。

他們將翻了一遍土，舊的土豆植株或是燒了或是掩埋在土裡。

犧牲一整季度的收成是一件勇敢的事情，這意味著家中可憐巴巴的妻兒需要極為拮据地度過一大段空檔期。

但是勇敢並沒有換來晚疫病的結束，新種植的土豆依然出現了乾枯、霉斑。

對這一切無能為力的農民只能看著那一畝三分地發愁。

他們從沒有嘗試種植其他作物，更妄論所應有的種植經驗了。

除了身後一間只容得下幾口人的小屋，門外只有寥寥炊煙和遍地的病株。

最糟心的是，身側站著的妻兒與老母親，已經大半年沒有吃上一餐飽飯了。

這種事情要是擱在今時今日，政府的儲備糧將會是窮人最後的稻草。

可惜這對於愛爾蘭並不適用，當時的愛爾蘭沒有掌有實權的政府。

他們正處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愛爾蘭顯官達貴都會在英聯邦謀得一職。

無論是顯官達貴還是萬人之上的神職人員，都無法理解農民的疾苦。

愛爾蘭是英國的第一個殖民地，但愛爾蘭卻是個「糟糠之妻」。

將近百分之八十的愛爾蘭人是天主教徒，對於英國人這群新教徒而言，他們簡直就是慵懶、愚蠢的代名詞。

信仰是他們之間無形的隔閡，而土豆則是另一種見證。

土豆來自美洲的安第斯山脈，或許是某個人的一念之差，它被當做「戰利品」帶回了歐洲，從此落地生根。

但它的到來顯然遠不如甘蔗受歡迎，它依然伴隨著致命的成見。

即使這種新作物能夠在更少的土地上產出更多的糧食，在歐洲人看來也只是被殖民者或是未開化的民族才會吃的下等作物。

他們就是有一萬種理由不喜歡土豆。

因為《聖經》沒有記載過土豆；或是它們埋在土裡，有著古怪的外形，還帶著泥土的腥味；又或者它會帶來麻風病和不道德。

在《植物的慾望》一書中，將土豆與小麥做對比，如果小麥金黃色的外表與太陽相照應，那麼土豆毫無以為就是黑暗的代名詞。

成見早已根深蒂固，在英國人眼裡吃著土豆長大的愛爾蘭人該是多麼下賤的民族呀！

但愛爾蘭畢竟是英國人的殖民地，英國政府再怎麼也不能寒了殖民們的心。

他們組建了科學委員會，調查評估作物受損情況，採取多種措施保存受損作物。

並且藉機廢除《穀物法》，打破了進口國外穀物的限制。

除此以外，他們還成立了一個救濟委員會，負責安頓災民。

不過細究起來，這些有模有樣的救濟措施在當時也只是有個模樣罷了。

此時距離巴斯德發現微生物還有十年，對微觀世界的認知局限了科技委員會的調研。

只有植物病理學之父安東·德貝里將孢子接種在土豆上，確定了病害是由這種微觀致病物引起的。

但這也只能讓科技委員會直到與其他霉病相似罷了，以至於他們沒有儘快給出足以改變現狀的提案。

《穀物法》的廢除則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進口穀物降低了國內糧食的價格。

但這只是暫時的，英國本土的種植者漸漸不再從事收益平平的耕種，轉而投身畜牧業。

糧食越來越趕不上需求，糧食價格不久又開始回升。

真正在《穀物法》收益恐怕只有資本家，趁著糧食價格降溫，就連勞工價格都變得低廉了。

救濟委員會大抵是整個救援過程中最糟糕的一環。

貧富差距巨大的愛爾蘭，窮人們連買個麵包的錢都掏不出。

直接救濟又違反了當時執政者所奉行的「政府不干涉市場」思想，他們只打算花費英國年產值的0.5%，其餘的採取「以工代賑」。

他們讓愛爾蘭人通過公共工程就業，獲得收入來購買救濟委員會提供的廉價糧食。

只不過就業崗位只有70萬個，救濟委員會又另外設立了濟貧院。

濟貧院能為災民提供住宿、糧食，只是受限於場地、經費，最高只能承載10萬人。

濟貧院作為主要救濟手段，瞬間人滿為患，惡劣的環境滋生了疾病，傷寒、霍亂、壞血病四處橫行。

直至1848年，饑荒中的逝者五分之一死於條件很差的濟貧院。

不過相比那些沒有得到任何救助的100萬人來說，到也算是得了些好處。

時任殖民地大臣的格雷伯爵在此時提出了一個「富有建設性」的計劃。

他決定將濟貧院里的女孩送往流放罪犯的殖民地——澳大利亞，史稱「饑荒孤女」。

不僅是孤女們，許多人也選擇遠渡海洋，去到美國、加拿大等地。

直到愛爾蘭大饑荒結束，死亡人數達到86萬，移民人數超100萬。

大饑荒對人口結構的影響是永久性的，愛爾蘭人口在之後再也沒有達到1841年的峰值。

1911年，愛爾蘭的人口約為440萬左右，2011年，愛爾蘭人口為458萬。

不過目前全世界愛爾蘭後裔人數卻達到驚人的7000萬人，真如古話所說：無心插柳柳成蔭。

美國五任總統肯尼迪、尼克松、里根、柯林頓和奧巴馬都是愛爾蘭人的後裔。

人口驟減成了大饑荒的宣洩口，糧食提供和糟糕的救濟行動總算將餘下的人安定下來。

恰如黑死病大流行，馬鈴薯晚疫病也在恰當時機逐漸消失，但也從此開始它的「世界之旅」。

20世紀80年代再度爆發一次世界級大流行，這一次的病菌被稱作A2雜交型，全新的病菌具有更強的感染性。

1950年，我國許多土豆種植區也曾爆發過晚疫病，直到60年代進口抗病品種，癥狀才得到控制。

事實上愛爾蘭所爆發的馬鈴薯晚疫病與之後所有晚疫病流行相比，已經是最容易控制的。

在當時如此多地方都有晚疫病肆虐時，卻只有愛爾蘭爆發了大饑荒。

這是因為愛爾蘭太過依賴土豆這種收益豐厚的農作物，幾乎全國就只依靠這麼一種農作物、一種品種。

這毫無疑問是人們有史以來嘗試過的最大規模的單一栽培，其災難性的後果也證明了單一栽培的可怕之處。

同一塊田裡，單一栽培是傳統的種植的方法，但在現代農業中已經不夠科學。

有研究發現，單一種植人工馬尾松林容易引發嚴重毛蟲的災害，如果混合其他植物就能有效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不同的樹木會吸引不同的昆蟲、鳥類，複雜的生態鏈更加穩固不容易遭受毀滅性破壞。

即使回歸經濟作物種植，也有間種、套種這類方式。

通過在同一塊田內間隔種植相同生長期的不同作物，不但能增產，還能利用不同植物起到一定隔離效果，預防蟲災、病害。

同時，更為複雜的作物關係有時還能提高土地肥力，減少農藥、化肥的使用。

例如與花生伴生的根瘤菌，能夠起到固氮的作用，提高土壤里的氮含量，足量的氮能使作物生長更加茂密。

歷經大饑荒後的愛爾蘭，正是缺乏對作物混種的農業思想。

所幸，因為貧民無力種植，大量土地流入了地主手中。

這為之後管理種植提供了便利，在農產品品類上的豐富讓愛爾蘭再也沒有爆發如此規模的饑荒。

許多人高聲大罵英國政府的殘忍無道，忘了追究一切的根源，以至於忽視了農業知識的重要性。

正如愛爾蘭的土豆種植，為了一時吃飽卻忘了為長遠打算。

不過沒關係，大自然會投出它的反對票。

*參考資料

Late Blight in Potato, PUBLICATIONS.

許彩麗, 馬鈴薯與愛爾蘭大饑荒 ——農作物單一種植引起的災難.

楊天虎. 英國政府對19世紀中葉愛爾蘭大饑荒的對策研究[D].南開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