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時代

包拯在擔任開封府尹時，曾經審理過一個頗受矚目的「讓金案」。一位家住京師的商人，將兩箱金銀繒帛寄托在友人處。沒過幾年，此人去世，那位友人於是找到託付人的兒子，將要交還財物。不料其子卻因為父親並未留下寄託契證，也從未提及此事，拒不敢受。兩人推讓甚久，沒有結果。友人無奈之下，只好找到府衙，希望包拯能夠決斷此事。

宋人凡寄託財物，必訂立書面契約，並在契約上註明雙方的權利與義務，甚至保管報酬以及費用計算的方法。這種遇事必立約的習慣，是在宋代商業大潮的鼓動之下，逐漸形成的社會風尚。那位商人之子不敢隨便接受財物，也是宋代契約關係廣布民間並且深浸人心的一個結果。

在宋代日常生活中，契約關係是人與人之間一個日益突出社會聯繫。尤其在商業發達的汴城，幾乎每一個百姓的名字，都有機會籤押在契約上的某一方：田宅買賣、商品交易、僱傭人力、房屋租賃、典當、借貸、寄託、承攬、委託、分家，甚至是租車船遠行，也要訂立書面契約，還須有保人，以確保租賃者按期歸還。各種契約關係像一張網，將整座城市編織為一體。作為網點上的每一個立約主體，市民感受到社會身份的平等趨勢，同時，頭腦中也慢慢地培養出一個新鮮的契約型生活觀。

汴城吞吐著數量巨大的消費人群，其吃穿用度，都要通過商品買賣來解決。宋代調整了傳統的抑商政策，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日千里，已經出現了信用消費、資本借貸等具有近代化模式的商業形式。這些活動都需要設計詳備、履行規範的契約制度來支撐。

在契約關係的普及中，前代一些專事雜役工作的僱工、女使等，參與訂立買賣、租賃、僱傭等契約，從法律的角度被承認了獨立的身份與人格。尤其是一些技藝高超的廚娘、綉工、歌伎等，商品經濟對於專業人士的需求，使他們獲得了眾星捧月般的待遇，可輕易地為自己爭取到條件優厚的僱傭合同。契約制度的詳備是商品經濟推動的結果。訂約人的廣泛化與平民化，則代表著宋代城市超越前代，真正地進入了契約關係的時代。

在那件糾結於缺失契約的讓金案里，最終包拯令衙役去勾索證人，驗明究竟，將財物判給了商人之子。在全民皆商的汴城，差役們對於契約糾紛的處置早已駕輕就熟，只是這種彼此推讓的案子，極少前例可循。宋代繁冗的律法規條中，「惟交易一事，最為詳備。」官府對民間的立約活動提供「官版契約」。凡繳稅並蓋有官印的契約，稱為紅契，反之喚作白契。紅契為官方所承認，出現糾紛，可作為審理依據，白契則沒有法律效力，不被認可。於是，宋代標誌性的疊篆大官印，就隨著洶湧的商業需求而被大量的鑄制，為宋代各業交易與物產交割提供著正式的身份認定，留下一方方朱紅印跡。

然而，立約的普及與履約行為的嚴謹，便可以說明，宋人已經邁入了一個新型的商業時代的門檻嗎？在西方，契約精神是商業社會的基本文化。對契約觀念的訴求，著眼於合約關係中所體現出的個體獨立、平等、自由等內在原則。而宋代契約所關注的，依然是現世層面所能獲得的商業效果與功利所得。契約制度的設計，止步在完善律法的約束力上。可是，在東方，律法似乎自古便不是人們最為看重的行事準則。田忌賽馬的故事，幾千年來提醒著人們破壞規條是一種機智的體現。包拯在審結了讓金案後，評價說：「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對於雙方雖無立約卻彼此推讓的精神，給予了德行上的很高的讚揚。契約關係在宋代雖發展迅速，但是在人們心中，守約的理念似乎仍然只關乎於道德，而無關於法制精神中的社會基礎。契約精神在商業大潮的變奏下，仍然不過是儒家五常中「信」字的一個延伸。

當汴城商業的發展遭遇到傳統的精神，二者相衝相融、相剋相濟。從中成長起來的契約關係，便繼承了他們共同的面目特徵，只是後者的基因，明顯對其發揮著更深刻的影響。因為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對人心的滋養從來都勝過了那一紙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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