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 家 鹵 簿

汴城中最顯赫、最尊貴、最具有權勢的家族，自然是趙氏皇族。作為城市的主角，他們的每一次亮相，都要經過精密的設計與鋪排，既要應天數、循古禮，昭示其統治的正當性，又要有鼓樂喧天、朱輪華轂，滿足著城中百姓的視覺期待。

中國古代帝王出行時扈從的儀仗隊伍，稱之為鹵簿。它集車駕、兵衛、輿服、軍樂、舞隊，及各種旗幡儀具於一體，規模常達數萬人。帝王深居在禁宮，其日常起居，不能輕易為常人所見。百姓們得慕天顏的唯一印象，便來自這皇家鹵簿中的一輦一輅、一冠一服。鹵簿儀列宏大壯麗，穿行在萬民仰止之間，所呈現出的，不僅是各朝最高規格的文物典章，也是儒治時代帝王所應代表的價值導向。

宋初，太祖皇帝黃袍加身後，制錢穀、收精兵、削實權，想盡了方法，力圖扭轉五代以來帝位屢遭嬗替的命運。至於樹立皇家威嚴的形象工程，更是絲毫不得馬虎。乾德四年，宋太祖親自下詔，將鹵簿中的所有輿服，由畫衣改為緙絲繡衣，費時六年完成，謂之為「繡衣鹵簿」。同時，禮部尚書陶谷參照歲時天象，織作攝提旗、北斗旗、二十八星宿旗、十二辰旗等二十一旗，凡朝會冊禮，皆懸於鹵簿之中。鹵簿中的馬步儀隊，則皆用禁軍，共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設鹵簿使、儀仗使糾督隊列，每遇效祀大典，即隨駕扈擁，文武百官引駕隊中，可謂祲威盛容。天下黎庶仰首於玉輦之下，皆感帝位尊崇。

由一人統御天下的皇權體制，在中國的農業時代存在了二千餘年，其彰顯皇權、規劃儀典的手段，也積澱得愈加精製而成熟。宋代的城市文化興盛，宋人的坐卧行止以及審美觀念，都較前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皇室鹵簿也隨之注入著新的工藝內容。首都汴城為帝王的行幸提供了寬廣的舞台。自真宗封禪泰山以後，宋代帝王的巡幸活動皆不出東京，他們似乎更願意行游在繁阜的汴城內，與商賈百工、行販走卒、藝匠歌伎等一干新興市民階層，共享城市時代的市井康樂。

每當浩蕩的鹵簿遊行在汴城的御街之上，從文物史的視角看去，這不僅是彰顯帝威的儀列，也是一幕內涵豐實的華夏禮器展。當中僅帽子一項，就可見到進賢冠、進德冠、平陵冠、寶照錦帽、帖金帽、鳳翅兜鍪、弓角襆頭等多種平日難能一見的樣式。仁宗即位後，詔令宋代大藏書家宋綬修定鹵簿。宋綬背負著展演皇家威嚴的使命，宵衣旰食、殫精竭慮，重新制定出仁宗大駕鹵簿，並編寫《圖記》十卷。宋人根據其《圖記》繪製了《大駕鹵簿圖書》一圖，為宋代儀制鹵簿留下了詳實豐備的珍貴畫面。

在汴城百姓的眼中，宋綬此次修定的大駕鹵簿，也是一場娛樂性豐富的觀賞秀。走在隊列前方的，是六隻威武的大象，象頭上掛著紫羅綉緞，身上掛著銅鈴。在叮叮咚咚的鈴聲過後，是太常卿、御史大夫等六位朝中的高級官員，名為「六引」，在各自的儀仗簇擁之下，魚貫穿行。其後是金吾上將軍、將軍、折衝都尉等武官，高頭大馬，戎裝新燦，由手持丈八犦矟的金吾騎士所環衛，昂首而過。而行列至此，不過是整個鹵簿的引路前導而已，可見其整體規模之浩大。

緊隨而來的各式儀隊，有清游隊、朱雀隊、車隊、引駕十二重、太常前部鼓吹、鈒戟前隊、御馬隊、金吾細仗隊、千牛仗等，直到仁宗所乘的玉輅，才是整個隊列的中心，玉輅由數匹青色大馬牽引，周圍有扶駕、駕士、陪乘將軍、骨朵直衛士等數百人，將帝王層層環衛，氣派之餘，營造出令人難以接近的皇族神秘感。玉輅之後，是後牙門、持鈒後隊、金吾大角、太常後部鼓吹、檢校諸輦輿、掩後隊、中道最後門、玄武隊等。每隊擁持著諸色旗、旃、旂、纛，共九十種數千面，迎風展擺之下，遮天蔽日，甚為壯觀。隊中其他的傘、扇、翰、蓋、幢、麾、鞭等儀仗，更是不計其數。

車隊素來是鹵簿中最吸引觀者目光的部分。它往往能顯示出一個朝代最高的工藝與技術水平。《大駕鹵簿圖書》中繪有軺車、白鷺車、鸞旗車、崇德車、皮軒車、指南車與記里鼓車。其中記里鼓車全車漆為紅色，由四馬並駕，每走一里，車上便有木人擊鼓，車行十里，車廂第二層的木人則擊鐲一聲。如果從後面打開車廂，可以見到車內精密的齒輪設計，環環相套，計算精準，彷彿放大的機械鐘錶的內核，此車是宋代一項傑出的科技成果。

龐大的鹵簿遊行在市民當中，營造出的盛大空間與狂歡氣氛，帶給市民亢奮的觀感之餘，也滲透著強烈的心理暗示。皇帝的權威與帝國的秩序，在金輦玉輅的滾滾車輪聲中，慢慢地浸滲到觀者心中。鹵簿象徵皇權，出現在汴城的街頭——皇帝與庶民的共有空間，代表萬民，親往南郊祭天。儀列兩旁的黎庶親眼目睹之下，油然生出對皇權的承認感與一體感。在仁宗之後，宋代歷屆帝王，都將行幸汴城當作樹立威權的重要手段，尤其是登基後的首次行幸，被視為是統治正當性的一次檢驗或者確認，具有著宣示皇權的意義。

仁宗賓天之後，由旁系即位的英宗，由於生病以及為仁宗守制，長期以來一直未在首都的居民面前亮相，國政始終由太后掌握。時任宰相的韓琦，為了還政天子，穩定人心，便計划了一次讓英宗「乘輿具素杖出祈雨」的行幸活動。在鹵簿簇擁下，提供給汴城市民一個爭睹帝容的機會，明確皇帝的實存性。當時，皇帝的印璽尚在太后的御殿之中，韓琦利用皇帝行幸時印璽必須隨行於鹵簿的制度，成功地將帝璽留在了英宗身邊，增強其統治的正當性。隨後，韓琦向太后陳訴此番行幸的反響時說：「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太后即使對韓琦這一系列老謀深算的舉動很不滿意，卻只能逐漸認同還政於英宗。

宋徽宗登基之後，為了抵抗章惇等人對他繼任帝位的質疑，同樣亟需一場盛大的行游，來彰顯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雖然徽宗皇帝的鹵簿史無前例地增廣到三萬餘人，但其行幸的目的地選擇，卻只是宗弟趙似的宅邸，並且在途中別出心裁地造訪了自己從前的居所，去觀看那裡生長的靈芝。徽宗首次行幸的主題，與英宗的「為民祈雨」相比，顯然看起來頗為輕佻，這也使得徽宗的汴城首秀頗受詬病，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可見，當皇權直接面對民眾時，鹵簿的環衛可以營造出光燦明耀皇家儀觀，但是在帝王不同的個性之下，有時卻難免會淪為一種束身的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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