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的「科爾尼洛夫們」與斯大林派

西班牙的「科爾尼洛夫[1]們」與斯大林派[2]

（1932年9月20日）

《真理報》依然閉口不談德國事變[3]。但在9月9日，它發表了一篇意味深長的西班牙報道。這篇報道僅僅間接觸及了西班牙革命，卻鮮明地暴露出了斯大林派官僚的政治紊亂。

此文寫道：「一月總罷工失敗後，托派（然後是幾句例行的叫罵——列·托）斷言革命已被打退，接下來是敗退的時期。」果真如此嗎？如果說，在今年一月，有一些西班牙革命者就已經做好了給革命送葬的打算的話，那他們沒有、也不可能與左翼反對派有任何關係。只有在確鑿無疑的客觀跡象面前，革命者才能承認革命時期已經結束。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不是可憐兮兮的印象主義者，不會僅因灰心喪氣就做出悲觀的預測。

在《西班牙革命與威脅它的險情》一文中，我們分析了西班牙革命的大體發展路線及其可能發展的速度。俄國革命用了八個月的時間，才發展到它的頂點。但是，西班牙革命不用照搬俄國革命的歷史期限。法國大革命在經過差不多四年的時間後，才讓雅各賓黨獲得了權力。在革命的烈焰燃起後，雅各賓黨才開始形成，這是法國大革命發展遲緩的原因之一。西班牙的情況與之相似：在共和革命剛開始時，共產黨仍很稚嫩。因此（也是出於其它原因），我們認為：西班牙革命的發展會比較緩慢，它要經歷一系列階段，包括議會制度的階段。

我們當時指出，革命之中既有漲潮也有退潮。領導革命的藝術，便在於不在退潮時強攻，不在漲潮時退卻。因此，把革命中的「偶然的」搖擺當成革命的總趨勢，是革命者首先要避免的錯誤。

一月總罷工失敗後，西班牙革命顯然出現了局部的退潮。只有吹牛家和冒險家才會對這個事實視而不見。但是，把局部的退潮說成革命的覆滅，則是徹頭徹尾的懦夫和逃兵。革命者必須最後一個撤離戰場。誰想埋葬活生生的革命，誰就該被槍斃。

西班牙革命的局部退卻和停滯，讓反革命囂張起來。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在歷次革命中都出現過[4]。群眾在輸掉一場重大鬥爭之後，往往會後撤和沉默。沒有經過充分鍛煉的領導層，常常會因此誇大失敗的程度。這些因素鼓舞了死硬的反革命分子。這便是桑胡爾霍[5]將軍的復辟政變背後的政治機理。但是，人民死敵的反撲，卻像一記鞭子，打醒了群眾。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領導層往往會措手不及，這種情況並不少見。

《真理報》寫道：「將軍們的叛亂被輕而易舉地粉碎，表明革命的力量並未瓦解。8月10日事件給革命漲潮注入了新的推力。」這話完全正確。可以說，整篇文章里就只有這段話說對了。

西班牙共產黨是否被這次事件打了個措手不及？僅從《真理報》的報道來看，我們只能回答：是的。這篇報道的標題是《工人戰勝了將軍》。顯然，沒有革命工人的奮起反擊，被放逐的就不是桑胡爾霍，而是薩莫拉。換句話說，工人用自己的英勇與熱血，幫助了資產階級共和派保住權力。對此視而不見的《真理報》寫道：「共產黨同右翼叛亂的鬥爭……如此進行，以至不給反革命政府哪怕絲毫支持。」

共產黨想朝哪個方向努力，暫不討論；我們先只討論它的「鬥爭」的結果。儘管資產階級共和派一再忍氣吞聲，不敢觸怒保王派，有產階級保王派卻還是想幹掉共和派。與此同時，無產階級走上了舞台——「工人戰勝了將軍」。保王派被放逐國外，資產階級共和派保住了權力。在這樣的事實面前，共產黨怎能否認它「支持了反革命政府」呢？

既然如此，共產黨是否應該對保王派與資產階級共和派之間的內鬥袖手旁觀？1923年保加利亞中派分子的教訓告訴我們，這種政策等於自殺[6]。西班牙工人的力量還不足以奪取政權，所以，在它挫敗保王派的同時，也就暫時幫助了它的敵人——資產階級共和派。1917年8月的布爾什維克要比1932年8月的西共強大得多，但在粉碎科爾尼洛夫叛亂後，布爾什維克仍然沒有立即奪取政權的實力。由於工人粉碎了科爾尼洛夫叛亂，克倫斯基政府才能多活了兩個月。不妨回想一下：當時布爾什維克的水兵營甚至還給克倫斯基的冬宮站崗放哨，抵禦科爾尼洛夫。

西班牙無產階級的力量足以粉碎將軍們的叛亂，卻還不足以奪取政權。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的英勇鬥爭必然會——即使只是暫時的——幫助資產階級共和派鞏固統治。只有腦袋空空、一味用套話代替分析的人，才會否認這一點。

可悲的是，無論是在西班牙還是德國，斯大林派官僚都看不出敵人陣營內部的真正矛盾，看不見活生生的各個階級，看不見它們之間的鬥爭。「法西斯分子」普里莫·德·里維拉被趕下了台，由「法西斯分子」薩莫拉取而代之，而薩莫拉的盟友又是「社會法西斯分子」——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當群眾介入保王派與共和派的內鬥時，也就難怪斯大林派會暈頭轉向了。出於正確的本能，群眾拖著共產黨，投入了反覆辟的鬥爭。工人戰勝將軍之後，《真理報》便埋頭撿起自己的理論的碎片，企圖把它們重新粘接起來，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這就是它愚蠢地吹捧西共不給資產階級政府「絲毫支持」的主要原因。

其實，從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西共不僅在客觀上支持了資產階級政府，而且在主觀上也沒有與它劃清界限。文中寫道：「個別支部和個別地區組織未能充分展現出共產黨的真正面目，未能與社會法西斯分子和共和派的陰謀詭計展開對抗，它們本應澄清黨的態度：既同保王派鬥爭，也要同包庇保王派的『共和』政府鬥爭。」我們都很清楚， 「個別支部」和「個別地區組織」在斯大林派的文章里是什麼意思——這些託詞無非是為了掩蓋思想上的怯懦。1928年2月15日，斯大林首次承認富農並非左翼反對派的捏造——他在《真理報》上撰文指出：「某些地區、某些省份……」出現了富農。既然犯錯的只能是具體執行者，錯誤就只能發生在「某些地區」。這些術語的運用，把黨變成了各個地區組織的簡單堆砌。

剝掉官僚的文過飾非，上面這句話的意思其實是：在反擊復辟的鬥爭中，黨並不知道如何「展現出自己的真正面目」，不知道如何同社會黨與共和派對抗，也就是說，黨不僅暫時在軍事上支持了共和派—社會黨政府，而且未能趁機削弱政府、壯大自己的力量。

共產國際的當權官僚的政策，使西共長期積弱，從而導致西班牙無產階級未能在1932年8月10日奪取政權。無論如何，西共有責任參加（也確實參加了）反覆辟鬥爭，在反覆辟的臨時大陣線中，西共位於左翼，它的右邊是資產階級共和派。這個臨時聯盟的領導層一刻也沒有忘記它的「真正面目」：阻止鬥爭的深入發展，束縛群眾的手腳，在戰勝將軍們之後，立即掉頭向共產黨開火。而西班牙的斯大林派呢？根據俄國斯大林派的供詞，他們未能「既同保王派鬥爭，也要同包庇保王派的『共和』政府鬥爭」。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叛亂前夕，西共把所有的敵人都塗上了同一種顏色。在鬥爭達到高潮之時，它卻給自己臉上抹上了與敵人相同的顏色，同共和派與社會黨打成一片。只有那些不明白官僚中派主義的起源的人，才會對此感到驚訝。在理論上（如果這也能算「理論」的話），官僚中派主義避免機會主義偏向的方法，就是一概否認各種敵人有著政治和階級的差異：胡佛[7]、馮·巴本[8]、王德威爾德[9]、甘地、拉可夫斯基[10]統統都是「反革命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帝國主義特務」。但在實踐中，每當政治事變出現新的劇變和新的威脅時，斯大林派就會手忙腳亂地同一部分敵人鬥爭，同時匆忙拜倒在另外一些「反革命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腳下。

面臨著戰爭的威脅，斯大林派在阿姆斯特丹投票支持馮·舍奈赫[11]將軍、法國共濟會員和印度資本家帕特爾[12]（甘地代表了他的最高理想）提出的虛偽的、怯懦的、外交式的決議[13]。在德國，共產黨突然在國會中宣布支持「社會法西斯」的總統候選人，以防「民族法西斯」的總統候選人上台，也就是說，他們選擇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立場。在西班牙，斯大林派在危機時刻未能對抗資產階級共和派。難道還有誰不明白，這些絕非偶然的失誤，絕非「個別支部」的錯誤，而是官僚中派主義與生俱來的缺陷嗎？

在剝削階級陣營發生內鬥時，工人群眾的介入，給西班牙革命注入了強大的推力。阿薩尼亞[14]政府不得不下令沒收大貴族的土地，儘管它在幾周之前還與類似措施相距十萬八千里。假如西共能看清各個階級及其政治組織之間的真正區別，假如它能預見到事變的真實進程，假如它能真實地揭露與批判各個敵人的罪行與過錯，群眾就會把阿薩尼亞政府的新的土改措施歸功於共產黨的政策，並對自己說：我們應該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更加勇敢地前進。

假如德國共產黨自信而堅決地落實了統一戰線政策（這是整個局勢的要求），假如它批判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同波拿巴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鬥爭時的軟弱、動搖與怯懦，而不是什麼「社會法西斯主義」，群眾就會從共同的鬥爭中，從共產黨的批判中學到一些東西，並且會更加堅決地追隨共產黨。

每當發生新的事變，共產國際的現行政策就會讓群眾產生這樣的想法：共產黨對階級敵人的預測完全落空；一到關鍵時刻，共產黨就會拋棄它過去教導的一切。這就是群眾對共產黨缺乏信任的原因。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西班牙有這樣的危險：阿薩尼亞的軟弱的土改措施，只會讓資產階級得利，而不會讓無產階級受益。

在非常特殊、非常有利的情況下，即使領導層十分糟糕，工人階級也有可能勝利。但是，這種情況是非常罕見的。無產階級必須學會在不利情況下獲勝。同時，各國源源不斷的經驗證明，斯大林派官僚的領導，阻礙了共產黨利用有利條件來壯大隊伍，阻礙了共產黨的靈活行動，阻礙了共產黨準確辨別敵人、騎牆派和友軍。總而言之：斯大林派官僚已經成為阻撓無產階級革命獲勝的最大的內部障礙。

本文主要根據康絲坦絲·維斯曼從《托洛茨基文集（1928—1940）》（法文版）第三卷譯出的英譯文轉譯，還參照了刊登於《階級鬥爭》1932年第11—12期的文本，另外還參考了李星同志的譯文。

[1] 拉夫爾·格奧爾基耶維奇·科爾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將。出身於土爾克斯坦（今哈薩克）的一個哥薩克家庭。1885年入讀軍校。日俄戰爭期間任步兵第1旅參謀長，戰後於1907年至1911年間任俄國駐中國武官。1911年後歷任步兵第8團團長、西伯利亞步兵第9師師長。一戰爆發時被任命為步兵第48師師長。1915年4月被奧軍俘虜，1916年7月逃回俄國。1917年3月被任命為彼得格勒軍區司令，6月任臨時政府武裝力量最高統帥。8月底，反革命勢力企圖推舉科爾尼洛夫為首發動政變，推翻臨時政府，但政變剛一開始就被工人階級粉碎了。十月革命後，科爾尼洛夫繼續組織白匪軍負隅頑抗，最終於1918年4月13日在庫班被紅軍擊斃。——中譯者注

[2] 1932年8月10日，以何塞·桑胡爾霍將軍為首的一批保王派軍官發動軍事政變，企圖推翻西班牙共和國，復辟君主制。由於工人階級的積極反抗，這次政變很快就被粉碎了。托洛茨基同志在這篇文章里把這次叛亂比作1917年8月的科爾尼洛夫叛亂，把桑胡爾霍等人比作西班牙的科爾尼洛夫。——中譯者注

[3] 1932年7月20日，弗蘭茨·馮·巴本政府在普魯士發動政變，撤除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普魯士邦政府。在7月31日舉行的德國國會選舉中，納粹黨獲得了1374萬張選票，贏得了230個議席，成為國會最大政黨。9月12日，德國國會通過了對弗蘭茨·馮·巴本內閣的不信任案。正當納粹黨步步逼近政權的時候，共產國際和德國共產黨的錯誤政策，卻使德國工人階級失去了反擊納粹黨的能力。結果，僅僅過了半年多，就讓納粹黨篡奪了權力。——中譯者注

[4] 《論西班牙革命》收錄的文稿中並沒有這句話，這是根據共產主義鬥爭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機關報《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1932年11月—12月號上刊登的文稿補上的。——中譯者注

[5] 何塞·桑胡爾霍·薩卡內伊（José Sanjurjo y Sacanell，1872年3月28日——1936年7月20日），生於潘普洛納（Pamplona），父親是軍官，支持卡洛斯派。曾參加了鎮壓古巴起義的戰爭，並參加了兩次里夫戰爭。1928年任國民警衛隊總司令。第二共和國成立後繼續擔任國民警衛隊總司令。1932年改任海關司令。1932年8月10日發動軍事政變，企圖復辟君主制，失敗後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1934年獲釋後流亡葡萄牙。1936年7月參加了反動派的武裝叛亂，7月20日因空難身亡。——中譯者注

[6] 1919年10月6日，保加利亞國王鮑里斯三世（Борис III，1894—1943）任命保加利亞全國農民聯盟（Български земеделски народен съюз）的領袖亞歷山大·斯托伊梅諾夫·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 Стоименов Стамболийски，1879—1923）為首相，斯坦波利斯基在任上實行了一些改良措施，招致了反動勢力的強烈反對。1923年6月9日，反動勢力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政府，建立了以亞歷山大·佐洛夫·贊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 Цолов Цанков，1879—1959）為首的獨裁政權。保加利亞共產黨認為這是「城鄉資產階級的內鬥」，對此袖手旁觀，使贊科夫政權站穩了腳跟。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保加利亞共產黨才改變了消極旁觀的態度，並準備發動武裝起義，但由於準備倉促，9月23日的武裝起義被軍隊鎮壓，革命力量遭到慘重損失。——中譯者注

[7] 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共和黨人，1929—1933年任美國總統。——中譯者注

[8] 弗蘭茨·約瑟夫·赫爾曼·米夏埃爾·瑪麗亞·馮·巴本（Franz Joseph Hermann Michael Maria von 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生於貴族家庭，一戰前曾在總參謀部工作，併當過駐美使館武官。一戰期間因在美國策劃破壞活動，被驅逐出境。一戰後參加天主教中央黨。1921年至1932年當選為普魯士邦議會議員。1932年6月1日被興登堡任命為總理，7月他在普魯士邦發動政變，推翻了由社民黨領導的中左翼邦政府；為了換取納粹黨對他的支持，他還取消了前任布呂寧對衝鋒隊的禁令。同年11月，由於在議會選舉中未能得到多數支持，他便於11月17日辭職。1933年1月30日任希特勒政府的副總理，併兼任普魯士邦總理。同年4月10日被迫辭去普魯士邦總理的職務。「長刀之夜」後出任德國駐奧地利大使，1938年2月被免職。1939年至1944年任駐土耳其公使。二戰後被拘捕，但未被起訴。——中譯者注

[9] 艾米爾·王德威爾德（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南郊伊克塞爾城，1881年進布魯塞爾大學，1885年畢業，獲法律博士學位，在布魯塞爾當律師。1885年加入比利時工人黨，參與領導比利時工人為爭取普選權舉行的3次全國性總罷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選為議員。1900年以後成為比利時工人黨議會黨團領袖。從1900年9月起，第二國際在布魯塞爾設立常設機構社會黨國際局，他擔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持社會沙文主義立場，公開支持帝國主義戰爭。8月4日被任命為國務大臣。1918～1937年，先後在資產階級政府中擔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衛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後反對蘇維埃俄國，致力於恢復第二國際。1923年被選為新成立的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常務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譯者注

[10] 赫里斯季安·格奧爾基耶維奇·拉可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亞社會主義革命家，長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參加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同盟、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積极參加了巴爾幹地區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1923年後支持左翼反對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獲平反。——中譯者注

[11] 保爾·馮·舍奈赫（Paul von Schoenaich，1866年2月16日——1954年1月7日），德國陸軍少將，曾任近衛龍騎兵團長、輕騎兵團長等職務。1918—1928年參加德國民主黨。1920年退役。1922年參加德國和平協會（Deutsche Friedensgesellschaft），參加和平主義運動。1929—1933年、1946—1951年兩次擔任德國和平協會主席。——中譯者注

[12] 維塔爾巴伊·帕特爾（Vithalbhai Patel，1873—1933），印度民族主義政治家。——中譯者注

[13] 指1932年8月27—29日召開的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戰大會。這次大會的參加者大多是親蘇派和平主義者。——中譯者注

[14] 曼努埃爾·阿薩尼亞·迪亞斯（Manuel Aza?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於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個富裕家庭，自幼父母雙亡。1900年畢業於馬德里大學，獲博士學位。1914年參加改良黨（Partido Reformista）。一戰期間曾為多家報紙寫過文章。1926年組建共和行動（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國成立後，於4月14日出任陸軍部長，同年10月14日出任總理， 1933年9月6日辭職。1934年他將共和行動與激進社會共和黨（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亞自治共和組織（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併為左派共和黨（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獄，1935年1月獲釋後，參與組建人民陣線，1936年2月，人民陣線在大選中獲勝後，出任總理，同年5月辭職，改任共和國總統。1939年3月，共和國覆滅後辭去總統職務，流亡法國，1940年10月死於蒙托邦（Montauban）。——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