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江浙與廣東紅包文化差異來源的再思考

關於江浙與廣東紅包文化的區別,網上現在已多有文章提到這事,並嘗試給出一些分析,如:

hunjia520.cn/news/8517.

這些分析有一定意義,但我認為流於描述性。

個人對文中提出的原因之一的「宗族論」表示強烈懷疑。

舉例,福建潮汕宗族勢力強大,紅包份額事實上比江浙更重。江浙內部也是宗族強大的浙南最愛發大紅包。

而且廣東的紅包一大特點就是見了誰都給,包括街坊、同事、甚至門衛等等,這和宗族顯然毫無關係。

個人認為紅包大小純屬改開以後形成的新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紅包是所謂的封建遺毒文化,只能以偽裝形式存在。

改開以後,廣東和江浙的巨大區別是廣東的改革一開始就從城市開始。當時香港已經是資本主義大都會,有成熟的城市文化;深圳是特區,一開始就以造城為目的;廣州也是從大城市直接起步改革開放的,在90年左右時城市的現代化程度在大陸已經首屈一指。廣東地區農村雖然同步富裕,但始終深受中心大城市文化影響,城市裡輕視血緣、重視鄰里的紅包體系直接影響了鄉村。

而江浙滬眾所周知,改開後的經濟發展首先由農村發動。江浙滬城市和東北、華北地區城市一樣,是計劃經濟核心區,改革滯後,80-90年代經濟普遍停滯;而江浙農村在當時則利用政策鬆動先富了起來。在先富起來的江浙農村,紅包大小成為了血緣關係親疏和財富地位的重要象徵,並隨著農村的經濟優勢逆輸入江浙城市。但至今江浙城市的紅包份額仍普遍是要小於鄉鎮農村地區的(浙南地區無此城鄉差異,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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