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編輯總結：第三隻眼看現代中華文化與世界的關係 （5）

前言：O編輯總結：第三隻眼看現代中華文化與世界的關係(1)

中華文明的出路與未來—儒家文明的工業化時代變化與發展 (一）

某種意義上說，在農業社會生產力條件下，儒家思想和社會架構可以說是人類的登峰造 極之作 – 雖然有周期律影響（根本是土地產出，人口發展和資產通過兼并集中的矛盾 ）但是表現出了無與倫比的穩定性和包容性。這點從歷史上歐洲的動蕩與愚昧（包括科技的落後）及中國的相對穩定和發展可以看出來。即使是相對後退的元朝，在馬可波羅眼裡也是驚為天人可見一斑。但是正如建立在農業基礎上的傳統天主教模式在工業革命前後並不適合生產力迅速發展需要，從而催生出新教一樣。比天主教政教合一模式更近一步的傳統儒家社會架構及思想在今天條件下是無法完全適應工業社會的迅速發展的。 更何況這其中還遇到了五四以及文革等社會運動的衝擊，導致本應循序漸進的社會思想調整在激烈衝突中進一步零散。（事實上歐洲歷史中新教和天主教的衝突除了造成大量死亡外還造成了事實分裂—大量的新教徒離開老歐洲而投奔美國，從而削弱了歐洲自己的力量和促進了美國崛起，說到底，人口還是國家的基礎。）當然，這裡個人並不想完全否認文革的意義，畢竟在有幾千年陳舊思想束縛下的社會，打破舊觀念樹立新思想是最快的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方式。問題是無論是文革還是五四，都有破而不立的重大問題，前者的德賽兩先生只是西方的表象而不是內核，後者追求的共產主義也因為毛的去世和內部結構不適應而隨即寂滅。可以說，我們常說的道德價值缺失和西方各種思潮（從無政府自由主義到拜西方民主神教再到基督教或本土邪教在中國的擴散）恰好是前一段運動破而不立的後果。更進一步說，由於對西方的過分迷信式崇拜，現在很多年輕人談西方就是「天不生大英猶如萬古長夜」，談中國就是「裹腳布，烈女傳」也是國人逆向民族主義影響下教育缺失的結果。也正因如此，在當今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中國在從以農業社會為主，全面向工業和第三產業轉型的關鍵時刻，未來中國社會，尤其是中華文化向那個方向發展是值得任何一個對中華人文領域關心的人去關心的 。 畢竟正如王義桅教授所說的：

「正如中國古代的「天下」觀自認為代表了「天下」，其實只是東亞體系，西方的普世價值體系也只是世界普世性的西方文化折射。普世價值說是西方的「先發優勢」，它窒 息了中國憑藉「後發優勢」從道義上趕超西方的途徑。

對中國而言，破除 「中國威脅論」悖論的唯一出路是實現「再全球化」——現在 所謂的「全球化」，本質上是試圖以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全球化」。而「真正的 全球化」是尊重和表達各種文化、各種理念和發展模式，充分展示文明多樣性的全球化。

歷史上，西方擁有普世價值（文明）夢，中國擁有天下大同夢。在新的時代，世界需要中國夢，因為中國模式正在豐富普世價值內涵的同時在打破「西方模式是進步唯一模式」的普世價值壟斷權。

近代以來，西方話語權主導下的「普世價值」實際上束縛了世界夢，而以西方文明為唯一正確的「多元性」（即一個價值觀，不同膚色）實際窒息了多元性。歐洲有識之士認識到，西方文明缺乏應對不確定性世界的動力，甚至缺乏走出債務危機的手段。他們紛紛對中華文明的復興寄予希望，期待中國能創新出一條西方之外的替代選擇。換言之，世界需要中國夢。這是我們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不竭源泉。

近代以來中國「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的邏輯，今天已上升為文明轉型的邏輯。這就是大國崛起、民族復興、文明轉型「三位一體」式中國和平發展所傳遞的主要信息。文明轉型的邏輯是以「中國夢」實現「世界夢」，為世界轉型提供「源於中國而屬於世界」的器物、制度與精神公共產品。。。。

由是觀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不是單純的「復古」——復古從根本上解決不了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也不能應對世界挑戰；更非「接軌」——西方難言先進，且自顧不暇；而應是復興、包容、創新的三位一體。」

而在這個思路下，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的我們也有必要重新理清儒家思想文化到社會架構從五四至今受到的衝擊與影響，從而分析如何復興，包容，創新，以建立新的中華文明內核，從而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的中華文明需要。

（下文基本是吳飛老師《中國的現代處境和古代資源》一文的調整，鑒於我不是100%贊同吳飛老師的意見，因此對於自己不同意的部分有所刪減和改動以表達我個人的意見，特此表明）

一 現代性問題與古今之爭

自從十九世紀中國文明開始全面接觸西方以來，如何理解和進入現代就成為中國思想中最關鍵的問題，雖然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會呈現出各種面貌；而如何安置傳統文化，也就取決於如何理解現代性。

從五四時期開始的，對儒家的全盤否定的態度，是基於對現代性的這樣一個理解：只有與古代文化徹底劃清界限，才能真正實現現代的科學民主精神。隨著現代文明的各個方面進入中國，也隨著國內對西方現代性的理解不斷深入，這樣一種以現代徹底否定傳統的態度已經逐漸被揚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對西方文明體系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中國人從不同角度意識到，在西方現代文明的進程中，古今之爭一直是一個極為核心的問題。簡單地以現代否定古代，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都不能成為文明批評的基本前提。相反，如何在現代文明的基本構架中實現美好生活，不僅是中國文明關心的課題，而且是西方知識分子同樣在苦苦思索的問題。

甚至可以說，在西方現代文明形成的最開始，古今之爭就成為一個非常核心的話題。眾所周知，進入現代文明的兩個核心事件，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都是以用古代批判現實為開端的。而且，這都不是簡單的借古諷今。

無論文藝復興對希臘羅馬的熱愛，還是馬丁·路德向奧古斯丁的回歸，都是非常認真的思想事件，而不是簡單的政治策略。至於馬基雅維里、蒙田、培根、霍布斯、洛克、牛頓這些現代文明的奠基者，無不對古典文明有著濃厚的興趣。可以說，沒有古典文明的復興，就沒有現代文明；現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就奠定在對古典文明的重新理解上。

到了十七世紀末期，英國的牛頓和洛克分別確立了科學理性與自由政治在現代精神中的核心地位，而法國知識分子中卻爆發了規模浩大的「古今之爭」，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

啟蒙運動的最高峰卻是盧梭，這個明確反對現代文明的各種特點，甚至反對文明本身的思想家。盧梭對現代文明帶來的種種問題的深刻反思，被當作對現代性的第一次系統而深刻的批判，但這批判的結果，我們都知道，卻是對現代性的一次有力推進。法國大革命是這次批判的產物，德國古典哲學和浪漫派也都受到盧梭的巨大影響，從此出現的左派思想也更成為現代性的有力推動者。

到了十九世紀，馬克思和尼采分別從左右兩個方面猛烈抨擊現代性。雖然他們利用的資源不盡相同，而且對現代文明的具體診斷也不一樣，但對現代性的否定卻是一致的，而且他們的思想中都大量藉助於古代資源。當然，批判的結果，又是再次推動了現代性的進一步發展。受尼采影響的後現代和受馬克思影響的共產主義，分別成為現代文明在二十世紀最激進的表現形態。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幾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因而為救治現代文明開出了一個又一個藥方。而他們努力的結果，都是再次推進和豐富了現代文明的內涵，同時也成為下一輪現代性批判的靶子。

古今之爭從來都是現代性的應有之義。可以說，自從現代文明發生以來，傳統文明就一直以這樣那樣的方式棲居在現代文明當中，並成為現代性反思自身和更新自身的重要動力。之所以說古今之爭是現代文明的核心問題，並不只是就歷史經驗來講，而且是從現代文明的本質含義來看。對現代精神最有力的推動之所以往往來自傳統文明，是因為古代文化本來就根深蒂固地包含在現代精神當中。我們知道，自由民主、科學理性、經濟增長、政教分離，等等，是現代性的一些基本內涵。但這些並不是人類美好生活的全部內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內容，因而現代社會的實質生活是不能僅靠這些觀念來構成的。自由民主，只能給人一個可以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受外在約束的環境，但本身並不能保證人的生活幸福；科學和經濟，可以為人們的美好生活提供更豐富的物質條件，但同樣不等同於幸福生活。所有這些都只是為美好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外在條件，但並不等於美好生活本身。美好生活，還必須有更實質的內容，而這些，正是靠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來填充的。政教分離，則是現代西方對自由地追求這種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可以說，正是因為有傳統的這些價值作底蘊，才有可能展開現代性的種種風景。自由、民主、科學、經濟等等，只是現代文明的外殼，而使現代文明成為一個偉大的、普世的、有價值訴求的文明體系的，則是這些外殼所包裹著的內容。因此，現代從來沒有離開傳統而存在過。古今之爭的存在，並不意味著現代和古代是必然矛盾的，而只是因為，當這個外殼忘記了、破壞了、壓抑了其中的內容，或是變得與其中的內容不相匹配的時候，其內在的傳統部分就會反抗和調整這個外殼。因此，沒有古代內容的現代生活不僅是索然無味、不值得過的，而且是根本就無法存在下去的。

對於中國與現代的關係，國內外的一些學者在一個基本的問題上都不能達成一致：當前的中國文明是否已經是一個現代文明？如果是，中國是在什麼時候進入的現代文明？

如果不是，中國在哪些地方還不夠現代？是經濟上不夠發達嗎？政治上不夠自由民主嗎？文化上不夠開放自由嗎？

從1919年乃至更早，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已經開始現代化，1949年以後的中國當然是一個現代國家。這就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等問題，並不是因為中國不夠現代造成的，而恰恰是中國現代性問題的一個集中反應；而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起到的並不是從古代到現代的這樣一個巨大轉變，而只不過是現代中國文明的內部調整。

與此同時，我們都應該承認中國現代化得不徹底，不能讓人充分滿意。但這種不滿意究竟是為什麼呢？我認為這反映的是一個極為悖謬的問題，即，中國之所以現代化得不徹底，恰恰是因為她已經變得太現代了，我們已經過於強調現代的這個外殼，而沒有充分發育外殼裡面應該有的文明內涵，使我們的現代生活不夠豐富，這從而也會影響到現代性的整體外觀，使得一些現代制度好像永遠無法在中國安頓下來。針對這樣的狀況，我個人認為，要充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恰恰是要努力發掘古代傳統，才能使這個現代文明變得豐富而厚實。

現代中國的開端起於對傳統的徹底批判，而不是像西方那樣，用更古老的希臘羅馬批判基督教會，或是用奧古斯丁批判經院哲學。從五四的時候，對傳統，尤其是儒學的徹底否定成為主旋律。於是，科學、民主變成了唯一的價值，因而也就變成了沒有內涵的、極為單薄的現代價值，而無法得到充分的實現。中國的現代文明，就是在這樣的古今之爭當中開始的。

相比之下，中國的社會發展也是如此：

中國是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國革命也是激進的革命，皇帝打倒就打倒了，沒留尾巴。而後面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現代化，不是原生，而是後發，不是主動，而是被動。這個過程，血流成河，淚流成河。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短短二三代人中前一批現代人很快蛻化為保守或反動勢力，從而很快被新的、更激進的現代人取代的現象是世界歷史發展史上至今的獨一份。但所有這些發展都遵循較單一的現代邏輯，所奉行的都是這一套現代思想或那一套現代思想。講傳統的人不是沒有，但大多要麼成為死硬的復古主義（例如某些搞弟子規的）而被歷史拋棄，要麼用傳統文化來附會現代思想，削足適履地加入到現代文明之中。

最典型的就是所謂的專制獨裁說，可以說，近代中國學西方出現程度最高的就是兩詞，一個叫封建(feudalism)，一個叫專制(有人說翻譯despotism﹐有人說翻譯absolutism)。封建的特點是四分五裂，專制的特點是中央集權，兩個詞，本來相反。中國鬧革命，是以反封建、反專製為旗號，這個旗號是從日文轉譯，從西方借過來的。過去，大家一直把封建和專制當一回事，甚至乾脆捏一塊，叫封建專制，這是誤讀。中國和西方，歷史的路子不一樣，最大差別是在政教關係。中世紀歐洲，簡直是五胡十六國，小國林立，書不同文，車不同軌，封建貴族，比部落長老強不了多少，歐洲只有宗教大一統，沒有國家大一統。中國正好相反，特點是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宗教歸國家管。因此西方革命是分兩步走，先借專制反封建，奉中國為榜樣，再借民主反專制，連榜樣一塊反。所謂專制，不是despotism(專制主義)，而是absolutism(絕對主義)。絕對主義是西方的「初級階段」。

再看中國革命，「反專制」一直是旗號。國民黨、共產黨都打這個旗號。專制和民主，兩種政體，西方都有。它們怎麼變成一黑一白，太值得研究。專制，本來是古典時代希臘對波斯的誣衊，小國對大國的誣衊。近代，這個概念被泛化，又被西方拿來誣衊東方古國(東方專制主義)，誣衊亞非拉，誣衊伊斯蘭國家，誣衊共產主義。他們把專制主義與絕對主義、共產主義與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一鍋亂燉，混合了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概念。有人說，民主是西方的基因，專制是東方的基因，更是扯得沒邊。如果西方光有雅典，沒有斯巴達，沒有馬其頓，沒有羅馬，沒有中世紀，還有歐洲嗎？如果西方從來就民主，它還鬧什麼革命？

因此說，認為只有西方的現代模式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一味按照西方標準進行自我否定必然會進入認知誤區。因為對方提供的模式本來就是雙重標準的。

事實上，如果真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在自由理性的現代外殼裡面，填充古典中國的文化內容，那就容易很多了，也不會有前面超過一百年的血色。

當然，我個人雖然不能認同中國最早的現代人對西方和現代的重大誤解，但並不認為這個誤解就一定是毫無來由的。要進一步理解這一點，還需要回過頭來，再看看西方的現代文明架構。

西方文明傳統對其現代性模式有著根本的影響，這不僅在於古代文明的傳統始終包裹在現代制度的外殼之中，而且更在於，外在制度與內在靈魂追求的這種結構，本身就是其文明傳統的產物。比如，當談到基督教文化對現代西方的影響，要區分兩個方面：一個是作為宗教的基督教各教派，在現代政教分離的制度保證下，始終是很多人追求靈魂救贖的精神依託；另一個是作為文明架構的基督教文明，即，哪怕在不以基督教為國教的現代國家，其政教分離的基本架構，也是按照基督教對靈魂、政治等的理解方式來設計的。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廢。在現代西方的宗教自由政策下，佛教、伊斯蘭教等非西方宗教都可以作為其文化內涵，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所有這些體系都必須遵循基督教文明中設立的政教關係的基本框架。在這個意義上，哪怕其中有再多的佛教徒，也只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

同樣，我們在面對中國問題的時候，會比較容易理解，作為各個文化體系的儒釋道各家，應該成為現代中國人安置個體幸福的精神歸宿，甚至由西方傳入的宗教，也可以起到這樣的文化功能，但是，這些文化體系所處的基本文明架構，卻不能照搬基督教文明的架構。說得再直接一些：我們不能在基督教文明創立的現代制度框架下，僅僅填充中國的內容而已；不能將西方政教分離的架構簡單拿到中國來，再用中國文化來填充其「教「的部分。而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人，自覺不自覺地一直沒有把自己套進這樣一個西方架構當中，而是在尋找著自己的現代道路。只有在中國式的文明架構之中，才可能在更根本的意義上把中國的古代傳統變成塑造現代中國文明的有效資源。

在五四時期的思潮中，改變傳統的家庭制度和家庭倫理，就被當作了一個首要的問題。進入新中國之後，新的《婚姻法》更是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是中國現代革命中最成功的一個方面。而在西方的現代轉化中，家庭革命並不是首當其衝的問題，甚至女性主義的興起也非常晚。中國的現代革命首先從家庭開始，幾乎可以類比於西方的現代革命首先從宗教開始。當然，這絕不意味著，革命後的中國家庭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在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中，家庭倫理仍然是最核心的方面，只不過，在現代的家庭中，必須從新的角度考慮問題而已。相應的，當現代中國人強調個人的獨立和自由的時候，很少人從自然權利這樣的概念出發，而是更多看重個體的人格獨立，尤其是年輕人和女性在家庭中的獨立地位。再比如社會概念，本來應該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現代觀念，體現著現代社會的有機團結，是實現自然權利的現代空間。但在現代中國一般民眾的意識中，「社會」卻往往被當作與家庭相對的，一個極為危險的領域，是孩子長大成人之後，具備了相當的處世技能和防範本領才能涉足的。

此外諸如國家、政治、幸福等方面，都逐漸形成了中國式的現代意識。這樣一套現代觀念，不是在西方那種教會與國家的架構中出現的，人們也沒有從上帝或自然狀態那裡尋找獨立自由的依據，更沒有從所謂的神法或自然法那裡為現代的正義和法律正名。沒有這些理論根據的現代文明，怎麼可能依循基督教文明的基本架構呢？

這樣看來，現代中國不僅需要依賴完全不同的傳統文明來建構其現代品性，而且要在更大的意義上，形成中國式的現代文明架構。因為要形成這一套文明架構不可能照搬基督教文明，那就必須依靠自己的古代資源。雖然五四時期的中國人並沒有主動依賴傳統資源思考中國的現代問題，但他們理解科學民主這些現代問題的方式早已決定了，我們必須從中國的古代文明中尋求現代文明架構的資源。只有充分利用這些古代資源，才可能使現代中國文明不僅能充分保障人的自由和安全，而且有助於實現人格尊嚴和幸福；才能使現代中國不僅富足繁榮，而且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如果能做到上述內容，中華文明就能在根本意義上挑戰西方將自身價值當做普世價值的謬論。從而為世界多元化產生自己的貢獻。但同時也正因為中華文明有這樣的潛力，因此才會被西方的普世價值派視為最大對手之一，因而被全方位的在輿論上打壓，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