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門事件發生時間地點新辨

司馬門事件一向被認為是曹植命運的轉折點，使得曹植失去了父親的寵愛。關於該事件的發生時間和地點則眾說紛紜，時間上有建安二十二年說和建安二十三年說；地點上有鄴城說、許昌說和洛陽說。俞紹初先生在《曹植生平若干事迹考辨》一文中得出的結論是司馬門事件發生於建安二十三年七月至九月間的洛陽，本文嘗試為之作一些必要的補充，另將涉及曹魏洛陽城金馬門位置考論。

一、時間

《三國志·曹植傳》記載：

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並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陳壽在《曹植本傳》中的文字敘述順序一般就是事件發生的順序，但也有例外，就在此段中「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他用了一個不夠確定的詞——「嘗」，曾經。這就給弄清司馬門事件發生的具體時間造成了困難，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聯繫上下文來縮小範圍。

「增植邑五千」敘於曹丕「定為嗣」之後。曹丕被立為太子是什麼時候呢，見《三國志·武帝紀》：「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為魏太子。」 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之後（或者說同時）曹操給曹植增加了五千戶食邑，成為諸兒中唯一的萬戶侯。

向來以法治國的曹操，在曹植犯禁出司馬門之後，「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主要是讓諸侯守法，嚴禁諸侯和大臣（如楊修）交往，其目的在於反對內部分裂，加強中央集權，在這種司法背景下，絕沒有給曹植封戶的道理。況且，古人考核政績，是以年為單位計算的。如果此事發生在當年（建安二十二年）增加封戶之前，就不會給他封戶。發生在當年增加封戶之後，也會因此事而扣除所增封戶，以示懲罰。試問若曹植在增戶之前就開司馬門私出，曹操又為何會如此恩寵優渥，絲毫不見寵愛衰減的跡象。所以司馬門事件必然發生在曹植增戶之後，曹植增戶還要比曹丕被立為太子晚些，那麼司馬門事件發生在曹丕被立為太子之後。

而且曹丕「定為嗣」也不是因為曹植「開司馬門出」的失誤，而是其能夠「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在獲得世家支持和嫡長子的身份上勝過曹植。又見《三國志·賈詡傳》：

發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 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在「臨淄侯植才名方盛」的時候，文帝「深自砥礪」，又有賈詡以袁劉寵愛幼子導致亡邦滅家的教訓警示曹操，於是太子就定了下來，並沒有提到曹植因司馬門事件而「失寵」這件大事。

《資治通鑒》在「魏立五官將丕為太子」後說「久之，臨淄侯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資治通鑒》也認為司馬門事件發生在曹丕被立為太子之後。

《後漢書·楊修傳》注引《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 據此可知，參與司馬門事件的還有楊修，而這也是他之後為曹操所殺的原因之一。曹植本傳敘司馬門事後緊接云：「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也隱約透露了這個事實。根據陳壽的敘事順序，楊修是死於司馬門事件之後的。關於楊修被殺的時間史書有明確記載，《曹植傳》注引《典略》曰：「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根據俞紹初先生的考證，楊修被殺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九月，司馬門事件必發生在楊修被殺之前。

所以我們可以將司馬門事件發生的時間範圍縮小為建安二十二年十月到建安二十四年九月之間，這是可以確定的。

二、地點

俞紹初首先根據本傳中所提到的「公車令」，探討了一下司馬門的建制，認為曹植所開的司馬門並不屬於一般的宮外門，而是殿前公車司馬門，東漢時也稱宮南闕門。

《史記·張釋之傳》：「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劫不下公門不敬，奏之。」 注引如淳言：「《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招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這裡所說的司馬門是入殿必經之門，又稱公車司馬門，凡出入此門者必須下車，太子、諸侯都不能例外。俞紹初的考證說：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令。一般而言，由衛尉府屬下公車令職掌的司馬門應在天子所居之處，也就是說終兩漢之世只有長安和洛陽兩地才具備此種條件。長安是西漢帝都，東漢時己被廢棄，不存在司馬門的建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得出結論前，還須考慮到特殊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具體情況。建安元年曹操因洛陽殘破，挾漢獻帝遷都於許，據《續漢書·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建安八年，議郎王林為公車司馬令。』許都大概是設有公車司馬門的。此外還有曹操所居的鄴宮也有司馬門，它在顯陽門前，南出便是諸官府寺，是聽政殿的南外門，見於《文選》卷六左思《魏都賦》劉逵注。又據《武帝紀》注引《魏書》，建安二十二年六月曹操初置衛尉官，意味著自此之後他已經取得了設置公車司馬門的資格，把原屬於一般的王宮司馬門改為公車司馬門不是不可能的。由此說來，曹植開司馬門之事會不會在許都或者鄴城發生呢？

考《武帝紀》，曹操於建安十年平定冀州，此後常居於鄴，在多次東征西討中都未嘗至許昌。至於曹植則有大量材料說明，自建安一十六年封侯以來除跟從曹操出征外，從未離開過鄴。因此司馬門事件不可能發生在許昌是顯而易見的。（他首先排除了許昌說）

首先本傳明言曹植「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顯示司馬門近傍有馳道相通。馳道又稱御道，是專供皇帝行馳馬車的道路。身為魏王的曹操晚年幾乎儀同天子，據《武帝紀》：曹操（二十二年）四月受漢帝之命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六月初置衛尉官（公車令屬於衛尉），十月又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公車司馬門、馳道等設置以及與此相關的禁令也隨即恢復了。但曹操若不受命於漢帝還不至於公然在鄴城擅築馳道，而且遍檢史料也未發現鄴城有馳道的任何記載。

其實不然，鄴城也是有馳道的。鄴城成為曹魏王都後，曹操於建安九年開始大規模營建鄴城，見西晉左思的《三都賦》：「修其郛郭，繕其城隍……建社稷，作清廟。……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台列峙以崢嶸……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錢國祥先生也認為鄴城有御街：

（鄴城）宮殿區內禮儀性的大朝與日常政務的常朝東西並列，形成兩條南北向的宮殿建築軸線，西面大朝區為止車門、端門和文昌殿軸線；東面常朝區為司馬門、勤政殿軸線。大朝區的正門止車門前有十字相交的御街，其南北向御街直抵南牆正門中陽門，形成全城的中軸線。（圖1中用紅線標出）

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載有曹操所下有關司馬門事件的三則令：

1. 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
2. 又令曰：自臨淄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3. 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複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潘眉認為「開司馬門至金門」中「金門，疑即金明門。」 而《水經注》有記載：「（鄴）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廄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門。」 這樣說來曹植所開的司馬門竟是在鄴城了。

從鄴北城平面示意圖（圖1）來看，金明門屬於鄴北城的西牆城門。西牆金明門至東牆建春門之間有條東西橫街，將全城劃為南北兩部分。曹植從司馬門至金明門，目的無非是出城，勢必要走東西橫街，橫跨半個聽政殿常朝區、文昌殿大朝區、苑囿區銅爵園，豈非過於麻煩？而且觀曹植早年作品，他一般都是在鄴城城內活動的，筆者認為其出城遊歷的可能性較小。

而俞紹初用以否定鄴城說的是曹操的第三則令《下諸侯長史令》，他說：

由此令可知司馬門事件發生之時曹操並不在鄴城，令開頭說：「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帳下吏系軍營中的職事官，這表明當時曹操帶領諸侯出征在外，所以才把有關諸侯之令下達于軍營之中。若在平時鄴宮，諸侯與帳下吏了無關涉，就不會出現上述情況。令又說：「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以誰為心腹也。」曹操外出必帶諸侯同行，意在防止私出事件再次發生。曹植既然是肇事者，曹操所攜帶的諸侯中是不會不包括他在內的；又因他過去「特見寵愛」，為了消除別人對攜帶諸侯同行而產生的不必要的誤會，曹操在令中特意強調「不可恆使吾以誰為心腹也」，主要也是針對曹植而發的。這充分說明當時曹植跟從曹操在軍，並不在鄴城。據上所述，不能不認為私開司馬門事件發生在鄴城一說與史實桿格難通，是不正確的。

這樣判斷司馬門事件不在鄴城而在洛陽不免有些草率。《下諸侯長史令》需要結合語境來看，大意是：「諸侯長史和軍中官吏，你們知道我外出時每每帶領諸侯同行的用意嗎？自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以來，我都不再相信諸侯了。恐怕我恰巧出去，他們又私自亂跑，所以才加以管束，帶領他們同行。」一、「諸侯長史及帳下吏」說明下此令時曹操出征在外。二、「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說明下此令時曹植已開司馬門，但不知道距此令所下的時間之遠近。三、有人這樣理解：「因為曹植之前趁著曹操出征不在身邊時，在鄴城私開了司馬門，所以曹操在這次出征（二十三年七月西征劉備）時才把諸侯帶在身邊加以管束。」然而曹操出征同時曹植留鄴這種情況存在嗎？遍檢史料和年表只有建安十九年七月曹操征孫權，曹植留守鄴城這一次，其餘情況曹植都是在曹操身邊的，無論在鄴城還是從征。上文已經考證出司馬門事件發生的時間範圍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十月之後，所以「適出」並不是指曹操出征同時曹植留鄴，而是曹操和曹植在一處時，恰好曹操出去了一次。而且曹植犯禁和曹操把諸侯帶在身邊沒有什麼因果關係，令諸侯從征是曹操很早之前的慣例，下此令的目的如俞紹初所說，是「為了消除別人對攜帶諸侯同行而產生的不必要的誤會」。

酈道元十分明白地指出了曹植所開司馬門在洛陽。《水經·谷水注》：「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 盧弼斟酌潘眉「金門疑為金明門」的說法和《水經注》所言司馬門為洛陽宮門，認為「當以酈注為是」。

考《武帝紀》，曹操從建安二十二年十月到建安二十三年六月都在鄴城，（如果司馬門事件發生在鄴城，也只能是在這段時間內。）而從「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二十四年春三月自長安出臨漢中至陰平，夏五月引軍還長安，冬十月軍還洛陽；二十五年正月卒於洛陽。」 那麼曹操西征期間到洛陽有兩次：一次是二十三年七月至九月間道途所經，一次是二十四年十月由長安回師以後。

上面已經論證過司馬門事件發生的時間範圍是建安二十二年十月到建安二十四年九月之間。那麼我們又可以排除「二十四年十月」的可能性，我們可以根據《水經注》的說法確定下司馬門事件發生於二十三年七月至九月的洛陽。

據《河南志·城闕古迹》記載：「宮室。按《魏略》曰：董卓燒南、北二宮。魏武帝更於夏門內立北宮。」 曹操統一北方之後，定都於鄴。建安十三年開始南征荊州。曹操什麼時候修復洛陽，不見記載。但可以肯定，曹操後來已經開始重建洛陽，如《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志》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 曹操七月西征劉備，九月才到達長安，耽誤了一個多月，很有可能是為了監督、視察洛陽宮的重建而停留。

曹操自建安二十三年七月起率軍西征劉備，從此他出征、返回，均在洛陽或者長安，沒有再返回鄴城，一直到去世。曹操經營洛陽宮室，如起建始殿，立靈台辟雍，修發跡地北部尉廨等，見出他晚年有了遷都洛陽的打算。余嘉錫先生指出：「曹操晚年天下粗定，方亟亟謀篡竊，而許本非可都之地，故營治洛陽，以遺其子孫。」 恢復兩漢舊制和營治洛陽宮室都是他晚年為實現其取代漢室以遺子孫這個長遠政治目標所採取的具體步驟。

曹丕黃初元年（建安二十五年）十一月登基，十二月就來到洛陽建始殿接受群臣朝賀，這一切都說明之前洛陽經歷過大規模的修建並已初具規模，這時的洛陽已經具備居住條件，不再是荒蕪破敗。在此期間一直在洛陽活動的曹植，應該與洛陽的修建有關。據此判斷，曹植違禁的地點就是在洛陽，曹植進出的皇宮應該是剛整修好的，還沒有使用的皇宮。

《三國志·明帝紀》注引《魏略》載明帝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諸鍾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 加上《水經注》有提及，則洛陽有司馬門無疑，但是司馬門的具體位置在哪呢？這便涉及曹魏洛陽宮的形制。

洛陽宮城的正門閶闔門建造於曹魏初期，位置偏於宮城南牆西段，可以看出深受鄴城制度的影響。閶闔門前有條南北向大街——銅駝街，這是漢時就有的御街，上築有馳道。華延儁《洛陽記》曰：「漢有兩銅駝，在宮之南街四會道頭，夾路東西相對，高九尺。漢時所謂銅駝街。」 《水經注·谷水》：「逕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獸於閶闔南街。」 銅駝街就是閶闔南街，又名銅駝陌，其南徑洛陽城正門宣陽門。（見圖2）

《水經注·谷水》記載：「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渠水又枝分夾路南逕出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魏明帝始築闕，崩，壓殺數百人。遂不復築，故無闕。門南屏中，舊有置銅翁仲處。」由此分析，宮城南牆上有兩座宮門，西面為正門閶闔門，東面還有一座司馬門。據考古勘探和《水經注》記載，錢國祥先生把司馬門的位置確定了下來：

按照文獻記載，宮掖門皆可稱司馬門。但這座司馬門明顯不是一般的宮門，其位置、名稱及記載的相關事件都比較特殊。在前述記載中，這座司馬門應位於閶闔門的東側。根據對北魏宮城進行勘探獲得的資料，在宮城西側由閶闔門和太極殿組成的南北軸線上院落與東側院落之間，有一條貫穿宮城南半部的南北向道路，其南端接近宮城南牆而中斷，可見此處便是司馬門的所在無疑。門前兩側在魏明帝時曾鑄有兩個銅翁仲，漢代北宮正門也有「朱爵南司馬門」的稱謂，其南對的南宮玄武闕門外也鑄有二銅人。如此相同的位置、名稱及特徵，恐怕不完全是巧合。

上面已經提到，曹植所開的司馬門為殿前公車司馬門，東漢時也稱宮南闕門，而此司馬門正是南闕門，是入殿必經之門。

據記載，宮城閶闔門作為象徵帝王威儀的都城中最重要的禮儀性建築，是舉行帝王登基或接見四方朝貢者等重大活動的地方，一般極少用於通行。而不經由閶闔門而從東、西掖門到止車門也可進入宮中太極殿。對北魏宮城的記載有「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 ，顯然朝堂應在司馬門之內。所以宮城的東面軸線由司馬門北對尚書曹和朝堂等宮內重要官署區。概括下就是，大朝軸線為閶闔門至太極殿，常朝軸線為司馬門至朝堂。

繼續看這條《水經注·谷水》的記載：「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以及《洛陽伽藍記》中的記述：「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城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台。」 由宮城勘探圖（圖2）可知，此閶闔城門御道就是橫穿洛陽宮城中部的東西大道。閶闔城門御道和銅駝街一樣都「列馳道往來之禁」，所謂「經緯通達」。洛陽本身就有馳道，曹操不必新修，「儀同天子」則只需恢復禁令即可。

曹操令中說「自臨淄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據上所述，洛陽一定有馳道，那麼洛陽有金門嗎？西晉陸機的《洛陽記》提供了明證：

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俗語云：「金馬門外聚群賢，銅駝街上集少年。」

南朝徐陵的《洛陽道》：

東門向金馬，南陌接銅駝。華軒翼葆吹，飛蓋響鳴珂。

南朝庾肩吾的《洛陽道》：

徼道臨河曲，層城傍洛川。金門才出柳，桐井半含泉。

再觀曹植於明帝時期所寫《陳審舉表》：

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

裡面都有提到金門、金馬門，雖然曹植那句可能是虛指，但也不會無所憑依。所以我們可以明確金馬門簡稱金門，且洛陽一定有金門。

洛陽既然有金門，那這個金門又在什麼地方呢？它必然在司馬門之外，屬於宮外之門。《洛陽記》既云：「銅駝街，在洛陽宮南，金馬門外，人物繁盛。」我們可以大致判斷出它位於銅駝街的北端，洛陽宮的南面，兩條東西、南北向御道十字相交之處，即兩個銅駝所在的地方。這印證了《史記》中所載：「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說明銅駝、銅馬的存在與金馬門之命名息息相關。徐陵詩句「東門向金馬」說的就是從東陽門到金馬門這條東西向御街，「南陌接銅駝」說的則是從清明門開始垂直銅駝街的東西向街道。「華軒翼葆吹，飛蓋響鳴珂」描寫天子出行，行於御道的場面。

那麼曹植「開司馬門私出」王宮的目的或許是想遊歷銅駝街，畢竟「金馬門外聚群賢，銅駝街上集少年」投其所好。曹植有《名都篇》記敘洛陽宮外美女、少年雲集的場面：「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值千金，被服麗且鮮。」 當時曹植初至方興未艾的洛陽宮，潛意識裡不認為其父能夠「儀同天子」，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便不計後果堂而皇之地乘車而行。而且我們大致可以畫出他的行跡。（見圖3）

參考文獻：

盧弼《三國志集解》三國志吧點校小組

張可禮《三曹年譜》齊魯書社

《曹操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

錢國祥《中國古代漢唐都城形制的演進——由曹魏太極殿談唐長安城形制的淵源》

錢國祥《由閶闔門談漢魏洛陽城宮城形制》

俞紹初《曹植生平若干事迹考辨》

郭秀琦《曹植犯禁出司馬門時間地點新證》

彭曉丹《曹植司馬門事件辨析》

陳肅《司馬門事件》

郭湖《論鄴城制度》

田冰《論古代鄴城的興廢與生態環境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