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珷」非合文補說

《利簋》「珷」非合文補說

作者：子喬

（按：本文首發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2017年9月20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107，系舊稿補充資料後發表，補充資料時漏引了2007年發表的《應公鼎》以及李學勤先生稍後的觀點，這是不應有的失誤。所幸此器反而是對本文觀點有利的證據，這裡已經做了相應的補充和修改。）

利簋是西周最早的一件青銅器，其銘文開篇即云：「珷征商[1]，唯甲子朝」。金文的「珷」在《利簋》發表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歷來有「合文」和「繁文」兩說[2]。《利簋》的發表，再次引起了爭論。因為在所有的「珷」中，《利簋》的「珷」最早，也是第一次出現武王的王號，有助於我們考察其性質，但是銘文卻單稱「珷」，而不稱「珷王」，這對「合文說」似乎比較有利。所以，筆者考察「珷」，也從《利簋》說起。

在最早發表的兩篇考釋《利簋》的文章中，唐蘭先生持「專字說」[3]，於省吾先生持「簡稱說」[4]。這兩說均可歸入「繁文說」，因為他們都認為「珷」是從「王」之「武」字，而非「合文」。

張政烺先生在稍晚發表的文章中持「合文說」[5]，指出「珷」是「武王二字合文，周代銅器銘文中數見，當讀武王二音。甲骨文對於常見之商王名號多合書，此亦其類，不能看作一個形聲字。較晚銘文如《盂鼎》、《夨簋》皆於珷下又加一王字，說明當時漢字越來越走上一字一音了。」張先生的觀點，學術界信從者不少，此不贅引，他們的意思是：《利簋》的「珷」不帶「王」字，所以是「合文」；後來逐漸變為「專字」，後面則帶「王」字了。

如果筆者理解不誤的話，這等於是說：「珷」的使用存在可以識別出的這兩個階段。筆者對此不敢苟同，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

我們先來走一條捷徑：眾所周知，「玟」和「珷」性質相同，因此「玟」的情況，有助於說明「珷」的問題。《大盂鼎》有「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玟作邦」（集成2837），「玟王」和單稱「玟」同時出現，該怎麼讀呢？日本學者白川靜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認為「玟珷」是「文武」的繁文，其說可從[6]。參照「合文說」的思路，單稱的「玟」是兩個字的合文，讀為「文王」，而「玟王」的「玟」則是一個字，讀為「文」（否則就讀成「文王王」了）。可是，同一篇銘文中的「玟」，要作這兩種讀法嗎？

顯然，在《大盂鼎》里，「玟」是用於「玟王」的專字，「玟王」可簡稱「玟」，則「珷」之於「珷王」亦如是。可見，僅憑《大盂鼎》就可以證明，「珷」由兩音的「合文」變為一音的專字之說，是不可信的。筆者這種「曲線救國」的思路可能不被認同，那麼下面就專論「珷」，結論也一樣。

筆者認為，對於《利簋》的「珷」，「合文說」忽視了《德方鼎》和《何尊》，忽視了這三件青銅器極為接近的鑄造時間，而以較晚的《大盂鼎》和《宜侯夨簋》為據，這顯然是不妥的。

於省吾先生明確指出：「珷為武王的簡稱。西周金文中文王武王的文武，往往從王作玟珷，見於盂鼎、何尊、宜侯夨簋和乖伯簋。又德鼎的『延珷祼自蒿』，珷也是武王的簡稱。或以珷為武王二字的合文，非是。」

（按：本文的古文字材料，釋文從簡從寬，但引文盡量保持原貌。不過，為了在不同的設備上正確地顯示，對某些文字不得不替換為與之接近的通行字，如上文的「何」、「乖」、「延」、「祼」。只是這種替換未必符合原作者的本意，所以建議感興趣的讀者去閱讀原文，一切以原文為準。）

筆者認為，於省吾先生的這段話，其實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可是，為何有的學者並不同意呢？應該是於先生的文字過於簡單，沒有強調這些青銅器和《利簋》的年代關係，特別是《利簋》、《德方鼎》、《何尊》的年代極為接近。下面，筆者將對於先生的觀點進行詳細的補充和論證。

有「珷」的青銅器一共八件，另有清華簡一篇，這裡先說青銅器，按其大致時代排列如下：

1、《利簋》：「珷征商」（集成4131）。銘文單稱「珷」，時代為武王或成王。早期武王說為主流，近年成王說漸起，新世紀以來的代表學者有：彭裕商[7]、杜勇[8]、曹漢剛[9]等。

2、《德方鼎》：「延珷祼自鎬」（集成2661）。銘文單稱「珷」，時代為成王或康王。該器很可能與《何尊》同時，記事時間為三月，比《何尊》早一個月[10]。另有學者認為該器是成王后期所作，但最晚不超過康王[11]。《何尊》發表後，成王說成為主流。

3、《何尊》：「復爯珷王醴祼自天……唯珷王既克大邑商」（集成6014）。銘文稱「珷王」，時代為成王初年。基本是公認的，此不贅述。（按：銘文記事時間為成王五年四月，鑄造時間不會偏離太多。）

4、《中方鼎》：「賜於珷王作臣」（集成2785）。銘文稱「珷王」，時代有成王[12]、康王[13]、昭王[14]諸說，此不贅述。

5、《宜侯夨簋》：「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圖」（集成4320）。銘文稱「珷王」，時代為康王。基本是公認的。

6、《大盂鼎》：「在珷王嗣玟作邦」（集成2837）。銘文稱「珷王」（另「玟王」與單稱「玟」同時出現），時代以康王說為主流，另有穆王說[15]。

7、《乖伯簋》：「朕丕顯祖玟、珷」（集成4331）。銘文單稱「珷」，斷代分歧較大，但以共王或其後為主流[16]，《集成》則定為「西周晚期」。

8、《應公鼎》：「珷帝日丁」[17]。銘文稱「珷帝」，時代為宣王[18]。

我們再來按銘文稱呼分組：

A、單稱「珷」組：1.《利簋》、2.《德方鼎》、7.《乖伯簋》。

B、稱「珷王」或「珷帝」組：3.《何尊》、4.《中方鼎》、5.《宜侯夨簋》、6.《大盂鼎》、8.《應公鼎》。（按：「珷帝」與「珷王」構成方式相同。）

以上涉及一些考古類型學和年代學上的細節，這裡不過多地討論。因為細節所造成的出入，比如4、5、6的順序，不致影響我們的結論，而1、2、3、7、8的順序和位置，應該是比較可靠的。

無論如何，我們找不出這樣一個分界：它上面（早）的銘文均單稱「珷」（合文），而它下面（晚）的銘文則均稱「珷王」（變為專字，否則就讀成「武王王」了），單稱「珷」和稱「珷王」或「珷帝」是交替出現的。由分組也可以看出：A組包含了八件中最早的《利簋》和較晚的《乖伯簋》，B組則包含了較早的《何尊》和最晚的《應公鼎》。其實，只看到第3條，甚至第2條，結論就應該出來了：

《利簋》的記事時間為武王克商之時，而武王克商後的在位年數，歷來眾說紛紜，但可能性最大的是2年、3年或4年[19]，後周公攝政7年，而《何尊》的記事時間為成王5年，則可知《利簋》與《何尊》的記事時間僅相距14年至16年。如果周公攝政7年在成王紀年之內，則兩器相距只有7年至9年。如果周公攝政7年與成王紀年有交叉，則兩器相距在7年至16年之間。至於銅器的鑄造時間，並不會與此有太大的偏離。如果按《利簋》作於成王世之說，則與《何尊》的時間相距更近。（按：但是筆者認為成王說並不可信[20]，這裡只是指出《利簋》的「王號死謚說」和「珷為合文說」有矛盾之處。）

「武王」雖為生稱，但文王逝世後，武王並未馬上稱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其稱王當在《逸周書?世俘》「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之時或稍後。「珷」不論性質如何，也均應在此時或稍後產生。所以，《利簋》的「珷」距離這一時間極為接近。

最多16年（或最多9年）的時間，最初的、《利簋》讀為「武王」的合文「珷」，就能演變為《何尊》的「一字一音」了嗎？那麼與《何尊》同時的《德方鼎》卻單稱「珷」，又該如何解釋呢？該怎麼讀呢？這麼短的時間，在先秦漢語發展史上，是可以忽略的，更準確地說，是這門學科的研究，對這麼短的時間，是無法分辨的，不足為據[21]。《德方鼎》與《何尊》的情況，和《大盂鼎》里「玟王」與單稱「玟」同時出現的情況，幾乎相同。

因此，可以認為，此三器的鑄造時間固然有先後之別，但其銘文作為語言文字材料，卻只能視為同時之作，單稱「珷」和稱「珷王」從武王王號產生之初就是並存的，恐怕無法看出由前者演變為後者的跡象。

我們再往下看：成康之世的《中方鼎》、《宜侯夨簋》、《大盂鼎》均稱「珷王」，而共王世或其後的《乖伯簋》則單稱「珷」，至宣王世的《應公鼎》又稱「珷帝」。李學勤先生認為，《應公鼎》的「珷」最好理解為「武」的專用寫法而不是合文，「珷帝日丁」不可讀為「武王帝日丁」，其說甚是[22]。「珷帝」顯然與「珷王」的構成方式相同。

至此完全可以看出，單稱的「珷」就是「珷王」的簡稱，諸器或繁或簡而已，無他。《何尊》有「復爯珷王醴祼自天」[23]，同時的《德方鼎》則有「延珷祼自鎬」，兩相對照，更加明顯。

總之，單就《利簋》而言，將「珷」看作「武王」的合文可以講通，但這種問題必須結合其他文例才行。鑒於上面所列的情況，「珷」應以解釋為「武」的孳乳字為宜，即加「王」旁的「武」字。它是用於武王王號的專字，單稱之「珷」是「珷王」的簡稱，可能是因銘文字數、格式或作者習慣而有意省略，也可能是無意脫漏，並不是「武王」的合文。不論「珷王」還是單稱「珷」，「珷」均應讀為「武」，而非「武王」。

以上是西周金文的情況，下面再說一下簡帛方面的新發現：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有一篇《封許之命》，其中文王、武王均單稱「玟」、「珷」，文字結構與西周金文相同：「……肇佑玟……珷司明刑……捍輔珷」[24]。竹簡時代和文字書寫時代均為戰國中晚期[25]，所記之事發生在西周成王世[26]，其用語、文風與西周金文非常接近，但具體成文時間仍待考證。

《封許之命》「玟」、「珷」的寫法和用法，很有可能源於西周金文。但是眾所周知，金文的「玟」、「珷」只流行了一段時期，自宣王世的《應公鼎》之後就不見了，兩者之間有500年左右的斷帶，所以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理論上並不能排除前者是獨立形成的。不過，這種寫法和用法如果真的源於西周金文，則進一步證明了，「珷」由兩音的「合文」變為一音的專字之說，是不可信的：

我們不妨將《封許之命》加入上文的單稱「珷」組，位置在最後。如果《封許之命》單稱的「珷」是專字，則《利簋》的「珷」就未必是「合文」；而如果《封許之命》單稱的「珷」是「合文」，《利簋》的「珷」亦是「合文」，則「珷」一字兩音跨越西周早期至戰國中晚期，那麼中間的「珷王」又該如何讀呢？讀「武王王」，無此文例；讀「武王」，則「珷」時而讀「武王」，時而讀「武」，理由何在？

如黃盛璋先生認為：「表示為某王之專詞，過去金文所見，只有文王、武王，如大盂鼎、乖伯鼎（引者按：應為簋）、何尊、德方鼎有『延珷祼』、臨潼新出利簋『唯珷征商』（引者按：原銘『珷』前無『唯』字）。『武』加『王』旁，表武王專詞，但下皆不加王字。大盂鼎之文王、武王，何尊之武王，各加『王』旁，但下仍有『王』字。故仍應讀本字『文、武』，乖伯鼎之『玟珷』應屬此例。利簋、德方鼎『珷』應為武王之合文，讀為武王，如讀為武，則武王簡稱武於情理不合，……」[27]

這種觀點意在彌合「專字說」與「合文說」，所以把「珷王」的「珷」看作專字，而把單稱的「珷」看作合文，以期能夠解釋周全。但是不知為何，《乖伯簋》卻例外，單稱「玟、珷」卻仍「應讀本字『文、武』」，然而又說「武王簡稱武於情理不合」。這種觀點不僅自相矛盾，而且不知到底哪裡「於情理不合」？《大盂鼎》「嗣玟作邦」的「玟」，難道不是前面「玟王」的簡稱嗎？

當然，我們可以說，「珷」由合文變為專字後，合文的用法並未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即使不考慮上文所言，「珷」能否在最多16年（或最多9年）的時間內，就由兩音的「合文」變為一音的專字，這種說法也是十分勉強的，最起碼有邏輯上的缺陷：

遇到單稱「珷」就說是「合文」，讀為「武王」，遇到「珷王」就說是專字，讀為「武」，等於是永遠正確。既然最早的、《利簋》單稱的「珷」是「合文」，後來逐漸變為一字一音，所以後面又加「王」字，那麼，如果再遇到晚出而單稱的「珷」，就應該重新審視「合文說」。

還有學者認為，《利簋》「珷系武王二字合書，西周金文中特指周武王。他銘亦有作『珷王』者，當是一種敬稱的寫法。文王字亦寫作玟王，與此相同[28]。」這種觀點也是想在「珷王」和單稱「珷」之間找到一種通用的解釋，因為合文「珷（武王）」之後再加「王」，不免令人費解。但是這種解釋並不合理，如果說「珷王（武王王）」是敬稱，那麼單稱「珷（武王）」就是不夠尊敬嗎？而且歷史上也沒有「武王王」之稱。

這些說法或許可以勉強解釋同時期的《德方鼎》和《何尊》前者單稱「珷」而後者稱「珷王」的現象，但對《大盂鼎》「玟王」和單稱「玟」並存的現象，則無能為力。因為同一篇銘文的「玟」，不可能既是合文又是專字，單稱的「玟」必然是「玟王」的簡稱，不可能是「玟」讀「文王」而「玟王」讀「文王王」。「珷」和「玟」的性質相同，因此結論還是上文所言：「珷」是用於武王王號的專字，並不是「合文」。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封許之命》單稱的「玟」、「珷」源於西周金文的「玟」、「珷」，但是如果兩者無關，前者是獨立形成的，那麼僅就《封許之命》的字面而言，「珷」當然可以看作「武王」的合文。

附記：近年新見某器亦出現「珷王」，時代為珷王或成王初年，這對拙文也是有利的，因為與《利簋》同時代的「珷王」越多，越能證明「專字說（簡稱說）」可信。但是筆者對其真偽沒有把握，故而暫且不論。

2017年9月19日 初稿

2017年9月20日 首發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

2017年11月1日 修改補充

【注釋】

[1] 現在的「玟」、「珷」兩字均從「玉」，不從「王」，與文王、武王無關，本文僅借用其字形。

[2] 張玉金：《德方鼎銘文續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3] 唐蘭：《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文物》1977年第8期。

[4] 於省吾：《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第8期。

[5] 張政烺：《〈利簋〉釋文》，《考古》1978年第1期。

[6] 轉引自注2。

[7]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2月，第49頁。

[8] 杜勇：《金文「生稱謚」新解》，《歷史研究》2002年第3期。

[9] 曹漢剛：《利簋為成王世作器考證》，《中原文物》2014第3期。

[10] 劉啟益：《西周紀年》，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73頁。

[11] 馬承源：《德方鼎銘文管見》，《文物》1963年第11期。

[12] 同注10，第77頁。

[13] 杜勇：《安州六器與麥氏四器年代考辨》，《管子學刊》2001年第4期。

[14] 同注7，第263頁。

[15] 李山、李輝：《大小盂鼎製作年代康王說質疑》，《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

[16] 何浩、羅運環：《論乖伯簋的年代及其國別》，《楚文化研究論集》第3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95頁；另見注10，第261頁。

[1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八號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7年第1期。

[18] 李學勤先生認為此器屬於「宣王前半」，見李學勤：《新出應公鼎釋讀》，《古文字學論稿》，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1頁；另，發掘報告認為此器屬於「宣王晚期」，見注17。

[19] 李學勤：《武王在位有四年說》，《東嶽論叢》，2000年第3期；杜勇：《清華簡〈金縢〉有關歷史問題考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年第2期；呂廟軍：《清華簡〈金縢〉與武王克殷在位年數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李銳：《由清華簡〈金縢〉談武王在位四年說》，《學術交流》2015年第7期。

[20] 筆者曾經寫過一篇《關於西周前期王號的「生稱」和「死謚」問題》（國學網論壇，2003年8月4日首發，現該處文章已失，另見天涯論壇，2004年12月5日，http://bbs.tianya.cn/post-no05-16926-1.shtml）。拙文認為，《利簋》和《十五年趞曹鼎》分別鑄於武王和共王時期的可能性，要遠大於鑄於成王和懿王時期的可能性。這類銅器都是其主人為了紀念、感謝王對他們的賞賜而作的，「用作」之「用」應訓為「因」，即因受賞而鑄器。如果受賞和鑄器的時間相距很遠，那是很不合情理的。利在克商後第八天受賞，武王四月回到宗周（《世俘》），此後還至少活了一年零八個月（注7第31頁），《利簋》為何會拖到武王逝世之後才鑄成呢？難道鑄器竟需要這麼長的時間？至於《十五年趞曹鼎》，如果說它是懿王早年所作，這就等於把共王在位年數的上限也做了一個大致的限制。如果某項研究將共王在位年數定在16年（含）以上，則在客觀上對「生成說」有利，偏離越多越有利，比如劉啟益先生將共王在位定為19年（注10第9頁）、不少學者將《休盤》定為共王20年器、「斷代工程」的結論是共王在位23年等等。如果這些觀點中任意一個是可信的，則對「死謚說」非常不利。難道趞曹會在受賞後4年至8年才鑄成此器嗎？持「死謚說」者對此應給予積極的解釋，但至今仍未見到（對「死謚說」的其他意見此不贅述）。彭裕商先生顯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但他只是力證武王克商後第二年就去世了、共王在位不超過20年的可能性最大，卻沒有具體討論此二器為何拖了這麼久才鑄成，其所舉的幾個旁證《叔夷鎛》、《叔夷鍾》、《孟簋》和《班簋》也皆有可議之處（注7第31頁、第49-52頁）。持「死謚說」的曹漢剛先生讀到拙文後，也覺得如果以「某王」和「王」為同一人，這種很長的時間差難以解釋，只能換一種思路：賞賜利的「王」是成王而非武王；賞賜趞曹的「王」是當時的太子，後來的懿王而非共王（注9）。然而此說卻並不可信。限於篇幅，這裡均不詳論。總之，根據銘文語境和以上理由，認為《利簋》和《十五年趞曹鼎》分別鑄於武王和共王時期是完全可以的，除非將來發現直接證據證明它們分別鑄於成王和懿王時期。新出《內史亳觚》出現「成王」，塗白奎先生作《內史亳觚與西周王號生稱》，其重點就在於受賞和鑄器的時間差，可謂抓住了關鍵（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2012年6月12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888，後發表於《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3期）。儘管有學者不同意塗文的觀點（黃鶴：《西周金文王號為生稱或死稱問題述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6期），但《內史亳觚》仍是這一課題在長期僵持之後的一個新材料。至於「用作」之」用」的意義，關係到對銘文語境的理解。《十五年趞曹鼎》的「用」只能訓為「因」，是表結果的連詞，因為賞賜物里沒有銅料和貨幣，《利簋》則在字面上可以解釋為，用所賜之銅鑄器。趙誠先生認為，甲骨文未見「用」作介詞和連詞之例，「用」由動詞虛化為介詞再虛化為連詞的過程發生在周代，《利簋》處於介詞虛化為連詞過程的初期，解釋成介詞更好（趙誠：《甲骨文至戰國金文「用」的演化》，《語言研究》1993年第2期）。但是，「用」在商代金文里已經出現了用作介詞和連詞的例子，如《小子省卣》「揚君賞，用作」（集成5394），就相當於後世的「對揚王休，用作」，完全是表結果的連詞。所以，按趙誠先生的思路，《利簋》的時代介詞向連詞的轉化已經完成，「用」解釋成連詞「因而」更好一些。另可參看子喬：《新見〈玉苟盉〉「穆王」為生稱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學者文庫，2017年10月12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125。按：此文稱器主人為「玉苟」有誤，應為「玉茍」或「玉敬」。

[21] 在考古類型學上也是如此，如彭裕商先生試圖從形制、紋飾、字體的角度把利簋定為成王初年之器，這恐怕是很困難的（注7第49-50頁），因為考古類型學也無法精確到這麼短的時間。

[22] 見注18，李學勤文。

[23] 《何尊》「豊」字，諸家或釋「豐（豐）」或釋「禮（禮）」，高明先生釋「醴」（《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375頁），從新出的《內史亳觚》看，兩器之「豊祼」均以釋「醴祼」為勝。

[24]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中西書局，2015年4月，第39頁（圖片）、第118頁（釋文）。第一個「珷」字簡文漫漶，原書釋文按缺字處理，這裡根據簡帛網論壇用戶「松鼠」先生的意見寫出，見《清華五〈封許之命〉初讀》，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246&page=3，第26樓。

[25] 同注24，第（壹）輯，2010年12月，前言。

[26] 筆者認為，封許在成王世的理由是，「珷」出現在冊命文字中，從文意看與後文的「王」不是同一人，後文「王」為時王，「珷」為先王，而不是僅僅因為出現了「珷」就認為武王已逝。

[27] 黃盛璋：《穆世標準器——鮮盤的發現及其相關問題》，《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巴蜀書社，1990年，第25頁。

[28]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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