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跨文化傳播及翻譯的認識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大潮，文化產品和服務的國際流動越來越頻繁，文化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格局中的比重越來越重要。由此可見，跨文化傳播在當今世界已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跨文化傳播，既是處於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之間的人際交往與信息傳播活動，也涉及到各種文化要素在全球社會中遷移、擴散、變動的過程，及其對不同群體、文化、國家乃至人類共同體的影響。

簡單來說，跨文化傳播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互動，形象的說法就是個人與陌生人的交往關係。因而這可能也要求我們在過程中放棄一些個性，與群體的普遍性保持一致。

在現實中，有這樣一種情況，我們雖有文化歸屬感，但並不能很清晰地認知我們所屬的文化群體，直到遇到了來自其他文化的人並與之交往，我們才能在一個文化參照框架中確認自己的文化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講，跨文化傳播首先要基於人與人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文化陌生感，或者說它就在有文化距離感的個體間發生，滿足精神領域的需要。

最初建立起對跨文化重要性的認識仍要感謝教授關於她在德國交流時的感受的分享，那些節約與分類的習慣深深觸動著我，也因此我彷彿明白了跨文化學習和交流的誘人之處。這讓我們學習到了別國的經驗，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做到有機統一，而不是固守著犧牲環境發展經濟再回頭治理環境的想法。唯一的疑問是，我們中華泱泱大國，作為古國早在古代就將文化傳播到各地供別國學習，如今已經淪為一個所謂的借鑒他國經驗的拾人牙慧者嗎？在想起我的親身經歷後，我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初中時我有幸參加了學校的遊學，前往澳大利亞學習。我們坐校車上學，放學便在家門口的空曠地帶玩橄欖球。雖然我從來從沒接觸過橄欖球，但玩著玩著也就懂一點了。當然，最令我深有感觸的，則是主人對我的招待。第一天的晚飯自然是典型的西式晚餐，火腿腸，土豆泥等等，偶爾拿這個當正餐的我吃的並不快。令我沒有想到的是，經歷了第二天早上的西式早餐之後，寄宿家庭第二天的晚餐給我帶來了驚喜。一頓雞肉炒飯，很有家鄉的味道，在這種很少吃飯食的國度，主人竟用這種方式讓我體驗賓至如歸的感覺。我想，正是跨文化交流給這種飲食文化的交流創造了平台。西餐在中國的普及我們都感受到了，可是有時候我們體會不到中餐在西方的滲透，而這次，我在異國體會到了中餐的味道。跨文化的交流與傳播，讓各種文化的交匯與滲透變為可能。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價值觀，在交匯過程中難免會發生碰撞，我們需要培養寬容心，從而尊重彼此的文化，包容文化差異。我們需要摒棄傳統的思維定式和模式化，用適當的方式去接受別國文化。文化間的差異本不是壞事，但如果我們不能做到借鑒創新，包容交匯，那麼這種小碰撞最後就會變為衝突，正因如此，也唯有彼此交流，以禮相待，才能轉化為共同進步的動力。

就文化和傳播的關係方面，有著這樣的一種觀點：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傳播是創造、修改和改變一個共享文化的過程，雖然不能否認其中存在文化體制內專制、權力支配關係，但仍能把文化推向開放、互動、溝通、理解，而文化就是按照某種方式互動和創造某種互動的方式。

就在這文化的傳播中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著障礙，不僅僅在於個體間的空間距離和社會文化距離，個體與陌生人的疏遠，文化間的衝突，更突出的則是同質化所帶來的褊狹的傳播機制，以及同質化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

然而即使存在著這些障礙，也無法阻止一些成功的誕生，如孔子學院。孔子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代言人之一，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孔子學院在海外的成功創辦開闢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路子，這種傳播模式在全球化發展日益密切的時代背景下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新的生命力，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品牌。

在文化輸出中佔有一席之地必然是翻譯了。翻譯是跨文化傳播的重要橋樑，是文明交融的必由之路。翻譯的優劣直接影響跨文化傳播的發展進程。(1)佛教傳入中國的事例: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直接影響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起初，印度僧侶把佛經引入中國時，由於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用梵文諧音翻譯成漢文(如羅漢，蘭若，菩提)，一系列與儒家傳統相去甚遠的辭彙在當時的中國難以流行；經過一代代譯經者與中國文化的深入磨合，佛經譯文中出現了一些符合漢地用語習慣的辭彙(如唯識，法門，俱舍)，深度契合了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至此佛教開始了黃金時代！(2)晚清民國時，西方文學名著的翻譯:早期的西文翻譯家林紓的譯本極度保留了中華文化的影子，可以說是將西方名著的故事用文言文進行中國式的再創作。(如《黑鬼籲天錄》(現譯《湯姆叔叔的小屋》，《撒克遜英雄劫後錄》(現譯艾凡赫))。這種「高雅」的譯法，在封建士大夫文人階層中大受好評，但不僅損壞了原著的意蘊，也難以波及底層中國老百姓，自然影響力不大後來的西文翻譯者們秉持了尊重原著的準則，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按照中國平民大眾的用語習慣翻譯出了適合中國讀者的作品，將西方文學的果實移植到了中華文明的參天大樹綜上所述，翻譯是跨文化傳播的生力。軍和急先鋒。只有為大眾服務，尊重各自文化傳統和用語習慣的翻譯，才能切實促進跨文化傳播事業的蓬勃發展！

從上述例子中不難看出翻譯對於文化傳播成功與否的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對翻譯必須保有謹慎的態度，並且在發現不恰當後就及時改正，而非固守舊譯，這樣才更有利於理解。這不免讓人想到關於「龍」的翻譯的爭論，龍作為深刻體現中華民族包容性的圖騰，是中國古代人民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結晶。遠古時代，中華先人分為不同的氏族，每一個氏族都有一種圖騰信仰(就是把某種動物作為氏族象徵的早期宗教活動)。中華民族的主體—華夏族的圖騰是蛇，因為上古傳說中，華夏族的創造者—伏羲和女媧都是人頭蛇身的仙人。華夏族在發展過程中，與周邊不同圖騰信仰的部族發生了交流與摩擦，經過不斷的鬥爭與磨合中，華夏族取得了勝利，眾多的部族實現融合。作為最主要部族的華夏族，沒有把蛇圖騰強加給別的氏族，而是以蛇為主體，將馬圖騰的面孔，鹿圖騰的角，魚圖騰的鱗片，鷹圖騰的爪子複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嶄新又偉大的圖騰—龍，而不是像西方的dragon一樣冷血而恐怖。

從上圖的對比之下我們不難看出前者是祥瑞的圖騰，是中國龍；而後者則是西方文化中的邪惡的象徵dragon。因而我認為把龍翻譯成dragon，應該說是一種錯誤。中國的龍是祖先的象徵，是民族共同的圖騰信仰，是民族凝聚力的紐帶。西方的dragon是以會飛的蜥蜴為模板，創造的冷血怪獸！在基督教中dragon就是魔王，撒旦！龍是神靈，dragon是鬼怪，兩者只是形似，而神不似！至於翻譯成loong，倒是無可非議，既在發音上接近，又不至於像long那樣因有著讓人印象深刻的意思而不能讓人立刻反應還有代表龍的功能。而且既然在孔夫子的翻譯上我們有這個自信翻譯成Confucius，而不懼怕外國人的不理解，那為什麼在龍上就不行呢？難道只因西方文化中已有「龍」的存在，並且是以dragon來代表的嗎？這實在是荒謬的。羅素曾說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於追求自由，那我們便不應被他國人的理解與否所束縛，更應從我們自身的文化出發，當我們帶著這種自信前行時，我們便可以反駁馬悅然中國文化傳播不再因為翻譯滯後而受阻礙。

當然，傳播過程中我們仍要注重原則。一、理性傳播尊重文化的多樣性。二、對等傳播平和看待文化差異性。三、和平傳播擯棄話語霸權。四、有公信力的傳播切忌急功近利。

（其中不乏借鑒，若有不妥，希望能不吝賜教，非常感謝）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