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孩子成為了精神變態者......

這是美好的一天,薩曼莎告訴我:她 10 歲了。

我們坐在德克薩斯州一家精神治療中心的會議室里,這個會議室見證了飽受困擾的孩子們、擔憂的父母和臨床治療師之間的無數場艱難的談話。但今天卻瀰漫著純粹的喜悅。薩曼莎的母親來看她,她每周六來一次,這意味著可以在外面吃一頓午餐,並可以去逛超市。女孩需要新的裝備:新牛仔褲,瑜珈褲和指甲油。

薩曼莎剛剛超過 150cm,她有一頭波浪狀的黑色頭髮和堅定的目光。當我問她最喜歡的科目(歷史)時,她微笑了起來;我問她最不喜歡的數學時,她做了個鬼臉。她看起來鎮定快樂,像一個正常的即將步入青春期的少女。

但是當我們開始聊到不愉快的話題 -——導致她來到這個距離她家幾乎 2000 英里的少年治療中心的事件時,薩曼莎開始猶豫,低頭看著她的手。

「我想擁有整個世界,」她說。「所以我寫了一整本關於如何傷害人的書。」

從 6 歲開始,薩曼莎開始畫謀殺武器的圖:刀,弓箭,毒藥,讓人窒息的塑料袋。她告訴我,她假裝殺死了她的毛絨玩具。

「你在練習(殺死)動物嗎?」我問她。

她點了點頭。

「當你對你的毛絨動物玩具施行傷害時,你感覺如何?」

「快樂。」

「為什麼這會讓你感到快樂?」

「因為我認為總有一天我會在某個人身上做這件事(殺死)。」

「你有沒有嘗試過?

一片安靜。

「我試圖掐死我的小弟弟。」

薩曼莎的父母珍和丹尼在她 2 歲的時候收養了她。他們已經有三個親生的孩子,但他們還是讓薩曼莎和比她大兩歲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加入了他們的家庭。之後,他們又生了兩個孩子。

一開始,薩曼莎看起來像一個任性的孩子,暴戾但需要被關注。但小孩子不都這樣嗎?她的生母被迫放棄了她,因為她失去了工作和家,不能養她的四個孩子,但薩曼莎沒有受任何虐待。薩曼莎的認知,情感和身體發育都是正常的。她沒有學習障礙,沒有感情創傷,沒有 ADHD 或自閉症的跡象。

但是,即使在很小的時候,薩曼莎也顯現出了暴戾的一面。當她大約 20 個月大的時候,她和德克薩斯州的寄養父母一起生活,一天,她與一個男孩發生衝突。看護他們的人安撫了他們,衝突一度解決了。那天晚些時候,薩曼莎走到那個男孩玩的地方,她把褲子拉下來,往他身上撒尿。「她知道她在做什麼,」珍說。「等一個適時的時刻,來報復一個人。」

當薩曼莎年紀大一點的時候,她會掐,絆,推她的兄弟姐妹,當他們哭了,她就會微笑。她會破壞姐姐的儲錢罐,撕掉所有的帳單。有一次,薩曼莎 5 歲的時候,珍為了一個兄弟姐妹罵她。薩曼莎上樓,去她父母的浴室,把母親的隱形眼鏡衝到了排水溝里。「她的行為不是一時衝動,」珍說。「是有預謀的。」

「我想殺死你們,」薩曼莎對她母親說。

之前做過小學老師的珍,和做醫生的丹尼,意識到薩曼莎的行為已經超出他們的可控範圍了。他們諮詢了醫生,精神科醫生和治療師,但薩曼莎卻變得更加危險。他們在她六歲時將她送進一員進行住院治療,之前已將她送到精神病醫院三次。

等薩曼莎長大了就沒事了,一位心理學家向她的父母保證。另一個心理醫生認為薩曼莎是衝動的,藥物會解決這個問題。另有醫生是她具有「反應性依附障礙」,可以通過強化治療來改善,另一位心理學家指責珍和丹尼,這是薩曼莎對嚴厲和缺乏愛的養育行為做出的反應。

在 2011 年的一個嚴寒的十二月的天氣中,珍沿著他們家附近一條蜿蜒的道路開著車。薩曼莎剛滿 6 歲,突然間,珍聽到后座有尖叫聲,當她看著後望鏡時,她看見薩曼莎雙手掐著她兩歲妹妹的喉嚨,妹妹被困在汽車座椅上。珍將她們分開,一回家,她把薩曼莎拉到一邊,問她。

你在幹什麼?」珍問。

「我在扼住她,」薩曼莎說。

「你知道這樣做會殺了她嗎?她無法呼吸。會死的。」

「我知道。」

「你怎麼想我們其他人?」

「我想殺死你們全部。」

薩曼莎後來向她展示了她的計劃,珍驚恐地看著她女兒展示了如何扼殺或窒息她的毛絨動物。「我很害怕,」珍說,「我覺得我根本控制不了她了。」

四個月後,薩曼莎試圖扼殺剛剛兩個月大的弟弟。

珍和丹尼不得不承認,沒有什麼能起到作用 ——感情,紀律,治療都沒用。「我一直在試圖弄清楚什麼是有意義的診斷,」珍告訴我。「什麼診斷能符合我所看到的她的行為?」最終,她發現一個似乎可以描述女兒癥狀的病症 -——但這是所有心理健康專業人員都反駁的一個診斷,因為它被認為是極其罕見的和不可治癒的。直到2013 年 7 月,珍帶著薩曼莎在紐約市見了一名精神科醫生,他確認了她的懷疑。

珍回憶那個溫暖的下午,她走出精神科醫生的辦公室,站在曼哈頓的一個街角上,她渾渾噩噩地,被行人不斷地擠著,一種感覺淹沒了她,奇特地,意想不到的希望。有人終於承認了她一家人的困境。也許她和丹尼可以反抗這種概率,找到一種方式來幫助他們的女兒。

薩曼莎被診斷患有行為障礙,冷酷、無情、具有精神變態者的所有特徵。

精神變態者一直與我們生活在一起。事實上,某些精神病學的特徵已經存留下來了,它們在一定範圍內是有用的:外科醫生的冷靜、許多政治家雄心勃勃的自戀。但是,當這些屬性錯誤的組合,或出現極端形式時,它們可能會產生危險的反社會個體,甚至是冷血殺手。

研究人員迴避對孩子使用「精神變態者」這種稱呼,這個術語含有太多的恥辱,太多的決定論。他們更傾向於描述像薩曼莎這樣的孩子,有「冷酷無情的特質」,是一系列特徵和行為的縮影,包括

  • 缺乏同情心,悔悟或內疚;
  • 情感淡漠,有侵略性甚至殘酷;
  • 對懲罰無動於衷。

冷酷無情的孩子為了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傷害別人,不會覺得煩惱。如果他們看起來很有愛心,那麼他們很有可能正在試圖操縱你。

研究人員認為,有近 1% 的兒童表現出這些特徵,和自閉症或雙相情感障礙的比例一樣多。直到 2013 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在其診斷手冊 DSM-5 中提到了無情和情感淡漠的特徵。這種情況可能不被重視,因為許多具有這些特徵的孩子,可以迷人和聰明,足以模仿社會行為,能夠掩蓋他們真實的內心。

超過 50 項研究發現,與其他孩子相比,冷酷無情的孩子更容易成為犯罪分子,或者在生命的後期,表現出侵略性和精神病學特徵。而成年精神病患者只佔總人口的一小部分,研究表明,有一半暴力罪行是他們所為。

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家艾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說,「如果忽略這個問題,那麼我們手上就沾有鮮血。」

研究人員認為,兩個原因可以導致精神病:一種以天性為主,另一種則是養育方式導致的。對於一些孩子來說,他們成長在貧窮之中,與虐待他們的父母一起生活,在危險的社區中自我防衛,他們會變得暴力和冷酷。這些孩子天性不是冷酷無情的,許多專家建議,如果他們從這種環境中脫離,就可以從精神病的邊緣中走出來。

但一些兒童即使是在安全的社區中,由有愛心的父母撫養長大,也顯示出冷酷無情的特質。在英國和其他地方進行的大量研究發現,這種早發性疾病是具有高度遺傳性特徵的,在大腦中無法改變,特別難以治療。「我們願意認為母親和父親的愛可以改變一切,」Raine 說。「但有時候,父母儘可能地做得最好,但是孩子還是一個壞孩子。」

然而,研究人員仍然強調,一個無情的孩子,即使生來註定如此,也不會一定稱為精神變態者。據估計,五分之四的這些特質兒童不會成長為精神變態。所有人都想解決這個謎團——為什麼有些孩子發展成為正常的成年人,而另一些則通向毀滅?

訓練有素的觀察者可以在一個孩子 3 歲或 4 歲時發現無情和冷酷的特徵。在那個年齡段的這類孩子,當他們看到其他孩子哭泣,會興奮起來。相反的,正常發育的孩子,看到其他孩子哭泣,會感到焦慮,並會試圖安慰他們。這些孩子顯示出令人覺得發冷的冷漠。事實上,心理學家可以將這些特徵追溯到嬰兒期。倫敦國王學院的研究人員測試了超過 200 名 5 周齡的嬰兒,跟蹤他們喜歡看人臉還是紅色的球。兩年半後,那些喜歡看球的人表現出冷酷的特質。

隨著孩子長大,更明顯的特徵會出現。新墨西哥大學的心理學家肯特·基爾、《精神病患者》一書的的作者說,一個可怕的預兆在一個孩子 8 歲,9 歲或 10 歲時就會出現——當他一個人,沒有同伴的壓力時,會犯罪。這反映了危害性的內部衝動。在不同場合犯下不同類型的罪,這也可能暗示未來的精神病。

但最顯眼的標誌是早期的暴力行為。肯特說:「我在監獄裡遇到的大多數精神病患者都與小學或初中的老師打過架。「當我採訪他們時,我會問,」你在學校里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麼?他們會說,我把老師打昏了。事實證明這是很常見的。

看看成年人的精神病患者的大腦有什麼,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肯特在最安全的監獄掃描了數百名囚犯的大腦,記錄了一般的暴力罪犯和精神病患者之間的差異。一般來說,肯特認為,精神病性大腦至少有兩種神經異常,而且這些異常也可能發生在無情的孩子的大腦中。

第一個異常出現在大腦邊緣系統,其中包括處理情緒的大腦結構。在精神病患者的大腦中,這個區域含有較少的灰質。「這就像一條無力的的肌肉,」肯特說。精神病患者在智力上可能會知道,他做的什麼是錯誤的,但他感情上卻感覺不到。「精神病患者知道詞語,但不知道音樂」,肯特這樣描述。「他們只是(和普通人)沒有相同的電路。」

專家特別指出,杏仁核是大腦邊緣系統的一部分,這是冷酷或暴力行為的生理行為的罪魁禍首。有些身材矮小或者杏仁核不足的人可能無法感覺到同情心或是對暴力的控制。例如,許多精神病成年患者和冷酷的孩子並不能識別他人的恐懼或痛苦。倫敦大學學院發展精神病理學教授 Essi Viding 回憶說,給一名精神病患者識別有不同表情的一系列面孔時,當那個罪犯看到一張帶有恐懼表情的臉時,他說:「我不知道你所說的這種情緒,但在刺傷他們之前,這是他們的樣子。」

為什麼這個神經會有這種怪癖呢?喬治城大學研究員阿比蓋爾·馬什(Abigail Marsh)研究了無情和冷酷的孩子們的大腦,他說,悲傷的情緒,例如恐懼或悲傷的表情,是表示屈服和和解的信號。「它們意味著通過投降來防止被攻擊。如果對這些線索不太敏感的人,更有可能攻擊普通人不會攻擊的人。」

精神病患者不僅不能識別出別人的痛苦,自己也感覺不到這種痛苦。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艾德里安·雷恩說,一些年輕人有暴力犯罪特徵的生理指標是心率低。在瑞典,英國和巴西進行的數以千計的人的研究,都指向這種(低心率)生物學異常。

雷恩說:「我們認為低心率反映出一個人缺乏恐懼,缺乏恐懼可能會讓某人犯下暴力行為。」 或者也許存在一個「最佳的生理喚醒」,精神病人會尋求刺激,將心率提高到正常水平。「對於一些孩子來說,在生活中獲得這種喚醒的一種方式是,通過商店盜竊,加入幫派,搶劫商店。」

事實上,精神變態者大腦的第二個標誌是過度活躍的獎勵制度,特別是毒品,性或其他任何可以激發興奮的東西。在一項研究中,孩子們玩了一款計算機賭博遊戲,讓他們一開始獲勝,然後慢慢開始輸。肯特·基爾指出,大多數人會在某種程度上開始止損,而精神病患者會繼續玩下去,直到失去一切,「他們的控制系統不起作用」 。

自控力差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精神病患者會犯下殘酷罪行:他們的大腦忽視關於危險或懲罰的提示。

這種對懲罰的不敏感在幼稚園已經存在。「這些孩子已經超時了,但他們依舊不為所動,」伊娃·卡馬尼斯說,他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和冷酷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家人在一起。「即使超時,他們還不斷繼續下去,因為超時對他們沒有什麼感覺。但對於獎勵,他們是非常積極的。」

這種認識正在推動新一波的治療。如果小孩大腦對情緒的感受和同情的部分不起作用,但大腦的回報獎賞部分卻起作用,那麼臨床醫生應該怎麼辦?「你應該面對這種大腦系統,」基爾說。「你應該利用他們大腦中起作用的那部分。」

一年年過去,先天和後天的因素逐漸將冷酷的孩子變成精神病患者,阻止他們進入日常生活。他的大腦變得可塑性越來越少,而當他疲憊的父母達到忍耐的極限時,當老師,社會工作者和法官開始離他而去時,他的環境就變的越來越不寬容。在他十幾歲的時候,他也許不會敗局已定,因為他大腦的理性部分還在發展,但他可能會成為一個可怕的傢伙。

就像我在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門少年治療中心北廳 20 英尺處遇到的那個人一樣。這個高大、瘦長的少年剛從他的牢房走出來,兩名工作人員給他戴上手銬和腳鐐,帶著他走開。突然,他轉過身,面對著我,笑起來——一我感到恐懼。當年輕人喊叫咒罵地敲打著監獄的金屬門,其他人悄悄地透過狹窄的玻璃窗口看著他,我想,這好像是電影《蠅王》中的場景。

圖片來源:電影《蠅王》截圖

心理學家邁克爾·卡德維爾和格雷格·范·瑞布魯克因全國範圍內的青少年暴力流行而開啟了門達塔治療中心時,也是這樣想的。威斯康辛議會立法機關設立了一個新的治療中心,試圖打破一種循環:將年輕罪犯關在少年監獄,直到他們被釋放,然後他們繼續犯罪。

治療中心由心理學家和精神科護理人員管理,每三個孩子由一名工作人員管理——是其他少年矯正中心的四倍。

卡德維爾和范·瑞布魯克反覆試驗,做的是多數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們沒有治癒精神病,他們至少馴服了它。

門多塔的許多青少年在街上長大,他們沒有父母,被毆打或性虐待。暴力成為他們的防禦機制。卡德維爾和范·瑞布魯克回憶起幾年前的一個小組治療會議,其中一個男孩描述,他被掛在天花板上,他的父親用刀割傷他的手腕,並在傷口上灑了胡椒。「嘿,」其他幾個孩子說,「這就像我經歷過的事情」。

但是,如范·瑞布魯克所說,並不是門多塔的所有人都「出生於地獄」。一些男孩在中產階級的家中成長,父母沒有虐待他們,只是面對可怕的孩子無能為力。無論之前如何,不讓他們發展為成人精神病的一個秘密就是,持續地面對已存在的狀況進行抗爭。在門多塔,工作人員稱這是「減壓」。讓一個生活在混亂狀態的年輕人,慢慢浮出水面,適應世界,不要訴諸暴力。

卡德維爾提到,兩個星期前,一名病人對極小的不公正的事情感到憤怒,每當看護人員檢查他時,他會通過門噴出尿液或糞便(這是門多塔的一個普遍的消遣)。看護人員會躲開,20 分鐘後回來後,他會再次這麼做。「這已經持續了好幾天了,」卡德維爾說。「但減壓概念是,孩子們會在某個時刻感到疲勞。有一次你去檢查他時,他正很累,或者他沒有尿液朝你噴。你會有一點時間,你會和他進行一次積極的交流。」

運營總監辛迪·埃本森,也是一名註冊護士,帶我參觀了門多塔的北廳。當我們通過狹窄的窗戶的金屬門時,男孩們大喊大叫。「辛迪,辛迪,你能給我一些糖果嗎?」「我是你最喜歡的,不是嗎,辛迪?」「辛迪,你為什麼不來看我了?」

她停下來和他們開玩笑。經過這些大廳的年輕人,謀殺和殘害過人,搶劫甚至持槍搶劫。「但他們還是孩子。我喜歡和他們一起工作,因為我看到我們在這個群體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相對於年長的罪犯」,埃本森說。

與冷酷的孩子建立良好的關係是重要的,但這不是門多塔的優勢。該中心的真正突破是,淡化懲罰和進行獎勵。這些男孩被逐出學校,被安置在集體家庭中,被捕並被監禁。如果懲罰有用的話,那早已發揮作用了。但他們的大腦會對獎勵更為積極。在門多塔,男孩們可以積累積分,加入更有聲望的「俱樂部」。當他們到達一定程度,他們會在星期六獲得特權 —— 糖果棒,籃球卡,比薩餅,玩 Xbox 或可以遲到。要是打人,扔尿,亂罵工作人員,會減少男孩的積分,但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因為情感冷漠的男孩對懲罰沒感覺。

坦白說,我懷疑一個打倒老太太,偷走她社會保障卡的孩子真的會受到籃球卡的激勵嗎?

隨後我跟隨埃本森走入南大廳。

埃本森打開門,一個瘦小的 17 歲的男孩出現了。他展示了他的收藏,「這有 50 張籃球卡,」他說,「我擁有最多和最好的籃球卡。」後來,他為我描繪了他的過去:他的繼母經常打他,還曾經性騷擾過他。當他還是一個青少年時,他開始騷擾隔壁的年輕女孩和男孩。虐待持續了幾年,直到男孩告訴親生母親。「我知道這是錯的,但我不在乎,」他說。「我只是想要快樂。」

在門多塔,他已經開始意識到,短期的樂趣會把他作為罪犯送入監獄,而延遲的滿足可以賦予他更持久的紅利:一個家庭,一個工作,最重要的是自由。聽起來似乎不太可能,但這個啟示源於他對籃球卡牌的熱切追捧。

在他詳細地介紹了治療中心的積分系統後,男孩告訴我,這種積分系統,在外部世界,會轉化為成功。外部世界也在積分系統上運行。一貫的良好行為,會給他帶來治療中心的籃球卡片和互聯網收音機,所以他相信,好好工作會有回報。如果你做得很好,你可以成為一個廚師,也可以成為一個服務員,」他說。「那是我看問題的方式。」

他看著我,好像在尋找我的認同。我點頭,希望世界能如他所願這樣運行。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他的洞察力能夠持久。

卡爾在 2013 年向范?瑞布魯克發送了一封感謝信。他離開門多塔之後,除了一個人身傷害罪,他已經有十年沒有惹麻煩了,並且有了自己的生意 ——在洛杉磯附近開了一家殯儀館。他的成功是有標誌性意義的,因為他是一個比較難恢復的例子,一個來自不錯家庭的暴力男孩。

卡爾說:「我記得當我毆打我媽媽時,她出血了而且在哭泣。「我感覺很開心,喜出望外。」

卡爾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個小鎮上。他是計算機程序員和老師的孩子。「他發怒了」,他的父親在電話中回憶道。他的暴力行為開始於幼兒園,在幼兒園打他的同學。狀況迅速升級:他撕開他最喜歡的玩具熊的頭,削家裡車的輪胎,點火,殺死他妹妹的倉鼠。

他的妹妹記得,當卡爾 8 歲左右時,他拉著貓的尾巴越來越快地轉圈,然後忽然放手。「然後聽到貓撞到牆上。」卡爾看到這一幕笑了起來。

回想起來,即使是卡爾,也對他兒時的憤怒感到困惑。「我記得當我狠狠地打媽媽時,她流血並哭泣。我記得自己感覺很開心,喜出望外,特別滿意,」他在電話中告訴我,「這不像有人踢我的臉,我去復仇打回來的感覺。這更像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仇恨。」

他令人費解的行為,最終嚇倒了他的父母。他的父親告訴我:「他變得越來越糟。「後來,當他十幾歲時,被監禁,我很高興。我們知道他在哪裡,他是安全的,他這樣反倒卸下了我們的負擔。」

卡爾於 1995 年 11 月抵達門多塔少年治療中心,15 歲的他之前已被安置在精神病醫院、小組家庭,寄養處或少年矯正中心十幾次了。他的犯罪記錄列出了 18 項指控,其中包括帶武器入室盜竊和三起「人身襲擊」,其中一起的受害人被送往醫院。在林多姆山這個安全度很高的少年行為矯正中心,不到四個月里累積了 100 多次嚴重違規行為的他,被強行送往門多塔。在一項名為「青春精神病檢查清單」的評估中,共 40 分,他得了 38 分,比門多塔男孩們的平均分數高 5 個點——而這些男孩已經是威斯康星州最危險的人了。

卡爾在門多塔的歲月開始時表現非常惡劣:侮辱工作人員,用糞便在他的牢房裡隨處塗抹,大聲喊叫,拒絕洗澡,他大部分時間都被鎖在房間里,不允許與其他孩子混在一起。慢慢地,他的心理開始變化。這些工作人員的堅定狀態漸漸削弱了他的防守。「這些人就像殭屍,」卡爾笑著回憶。「你可以打他們的臉,他們什麼也不做。」

他開始時在治療和上課時總說話,但他漸漸安定下來。他開始在情感上發生了第一個聯繫。他認為:「這些老師,護士和工作人員,都有一種信念,他們可以改變我們。」 「好吧,嗯! 我們會變好。他們相信我們有潛力。」

卡爾並不完全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在門多塔呆了兩段時期後,他在 18 歲生日之前就被釋放了,並結了婚。20 歲的時候,他因為毆打一名警察被捕。在監獄裡,他寫了自殺筆記,製作了一個套索,並在關單獨監禁時試圖自殺。在那裡,他開始閱讀聖經和禁食,有一天,他說:「產生了人一個非常強大的變化」,他開始相信上帝。卡爾承認他的生活方式比基督教理想的方式差遠了。但他每個星期都會去教堂,他認為是門多塔為他的這一轉變鋪了路。在他 2003 年被釋放時,他的婚姻已經解體了,他離開了威斯康星州,最終定居在加州,在那裡他開了殯儀館。

卡爾高興地承認,死亡的生意(殯儀館)吸引了他。當還是一個孩子時,他說:「我深深地迷戀刀、切割和殺戮,但可以用無害的方式去釋放這種變態的好奇心。我覺得這種噁心的好奇心發展到了極致,就是連環殺手。這種好奇心沒有改變,但我做的一切都適度。」

當然,他的職業也需要有同情心。卡爾說,他必須訓練自己,當他客戶悲傷時,他表現出同情心,但這種同情心變的很自然了。他的姐姐也承認他在情感上有了一個飛躍。「我看過他和家人的互動,他的變化很大,」她告訴我,「他表現出了同情心,也為他人提供依靠。這根本不符合我對他的成見。我感到困惑 ,他真的有同情心嗎?還是他偽裝的? 」

在和卡爾談話之後,我開始意識到他可能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如果沒有門多塔中心和耶穌,我會成為一個恐怖的犯罪分子,」他病態的迷戀是有點令人毛骨悚然。但他現在再婚了,是一位有著自己生意的 1 歲兒子的父親。電話聊天后,我決定親自見他。我想見證一下他為自己做的救贖。

我計劃飛往洛杉磯的前一天晚上,收到了來自卡爾的妻子的電子郵件。卡爾被警方拘留。他的妻子告訴我,卡爾認為自己很有魅力,邀請了一個女朋友到他們的公寓里。(這個女人否認和卡爾有任何浪漫關係),當他妻子回來時,他們正和寶寶玩耍。卡爾的妻子很憤怒,抓住他們的兒子。卡爾的反應是拉著她的頭髮,把寶寶從她懷裡奪走,拿起電話阻止她打電話給警察局。

不管如何,我都去了洛杉磯,我天真地希望卡爾將在第二天的聽證會上獲准保釋。在上午八點半前的幾分鐘,他的妻子和我在法庭上相遇,開始漫長的等待。她比卡爾小 12 歲,一個穿緊身衣,留黑長發的疲憊女人,只有當她凝視兒子時,這種疲憊才會消退。兩年前,她在洛杉磯旅遊時遇見卡爾,經過幾個月的戀愛,她搬到加州並嫁給了他。現在,她坐在法庭外,盯著兒子,殯儀館的客人打來電話,想知道他是否可以保釋。

「我很生氣,」她說,電話鈴響了。

卡爾是一個強勢的人。他的妻子說他很有趣又迷人,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但是他有時會對殯儀事業失去興趣,把大部分的工作交給她。即使她在家,他也會帶著別的女人回家。

「他會說對不起,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為此感到焦慮緊張,」她告訴我。

所以你想知道他是否真的感到後悔?

「老實說,我已經不在乎了,我只是希望我和我的兒子安全。」

下午 3:15 分,卡爾進入法庭,戴上手銬,穿著橙色的連身褲。他露出了無憂無慮的微笑,即使當他知道他今天不會獲准保釋。他將再次入獄三個星期。

卡爾在被釋放後的第二天給我打電話。「我真的不應該有一個女朋友和一個妻子,」他說,他似乎表現出了悔恨。他堅持家人應該在一起,並認為法庭授權的家庭暴力班級將會幫到他。他看起來很真誠。

當我將卡爾的故事給卡德維爾和范?瑞布魯克講時,他們笑了起來。「這對於們多塔的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卡德維爾說。「他難以將自己的生活調整到完全健康,但他一直能夠遵守法律。即使是輕罪也沒關係,他不會武裝搶劫或殺人了。」

他的妹妹以同樣的眼光審視他哥哥的結局。她告訴我,「他比我遇見的任何人都倒霉。」

我問卡爾簡單地做一個守規矩的正常人難嗎?他說:「有很大的挑戰。」

我已經開始喜歡卡爾,他有智慧,願意承認自己的缺點,並渴望成為好人。他是真誠的嗎?還是想操縱我?至少卡爾證明,精神病可以馴服?還是這些特質是如此深入的根植於一個人體內,以至於永遠不會被移除?我不知道。

在聖馬科斯治療中心,薩曼莎穿著她從新買的瑜珈褲,但這並沒有給她帶來多少歡樂。幾小時後,她的母親將離開,飛回愛達荷。薩曼莎在吃比薩,並在珍的筆記本電腦上觀看電影。她似乎很傷心,但這種傷心不是因為珍的離開,而是因為治療中心乏味的日常生活。

在黑暗的房間里看著他們,我第一百次考慮到了善和惡的問題。如果薩曼莎的大腦缺乏神經系統,不會感到同情或悔悟,我們可以認為她是邪惡的嗎?「這些孩子無能為力,」艾德里安?雷恩說。「孩子們不想長大後成為精神病患者或連環殺手。他們想成為棒球運動員或偉大的足球明星。

薩曼莎知道她傷害人的想法是錯誤的,她試圖壓制這些念頭。但認知訓練並不總是有效。

雷恩認為,即使不把這種表現稱為邪惡,也必須試圖擺脫這些邪惡的行為。這是每天都要進行的鬥爭,在無情的大腦中,種植自然情感的種子,種植悔恨和內疚的情感。薩曼莎已在聖馬可斯生活了兩年以上,工作人員試圖通過定期治療來塑造她的行為,像門多塔治療中心一樣,對不良行為進行迅速但有限的懲罰,對良好行為提供獎品和特權——糖果,神奇寶貝卡。

珍和丹尼發現了薩莎曼開始有同情心。她已經交了一個朋友,最近,在這個女孩被辭退後,薩莎曼安慰了她。他們觀察到了薩莎曼自我意識的痕迹和已經有悔恨的情緒產生:薩曼莎知道她傷害人的想法是錯誤的,她試圖壓制這種想法。但是,認知訓練並不總是能夠遏制住她想要扼住一個人脖子的念頭。她想要另一天傷害人,「這個念頭已經出現了,我必須這樣做,」薩曼莎解釋說。「我不能把它丟掉。」

薩曼莎和她周圍的每一個人都感到疲憊不堪。後來,我問珍,薩莎曼是否有可愛的品質,讓你們覺得值得為她付出?「不全是噩夢,對嗎?」我問。她猶豫了。

「她對我們不全是噩夢,」珍最後回答道。「她很可愛,她也可以很開心。」她非常喜歡棋盤遊戲,她想像力很豐富,現在我們和她已經分開了兩年,她的兄弟姐妹說想念她。但薩曼莎的心情和行為會突然改變。「你一直等待另一隻鞋子掉下來。」

丹尼說,他們正在自我意識壓制衝動的勝利禱告。「我們希望是,她有一個認知上的理解,即使我和他人的想法不一樣,我的行為需要規範,這樣我才可以享受我希望得到的好東西。」 「因為她很早被確診,他們希望薩曼莎的大腦可以重新發展出一些認知上的道德。研究表明,溫暖和總是對孩子有回應的父母可以幫助孩子,他們將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不那麼冷漠。

但另一方面,紐約精神病學家告訴他們,她的癥狀出現得這麼早,而且如此戲劇化,這可能表明她的冷酷根深蒂固,幾乎沒有辦法改善它。

薩曼莎的父母盡量不去懷疑他們收養她的決定。但即便是薩曼莎,也想知道他們是否後悔過。「她問,你為什麼還要我?」珍回憶。「真正的答案是: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底線。如果我們早知道她現在的狀況,我不知道當時會不會改變主意。但我們告訴她:你是我們的女兒。」

珍和丹尼正計劃在今年夏天將薩莎曼帶回家。他們準備了預防措施,例如在薩曼莎的卧室門上使用警報。那些年齡較大的孩子比薩曼莎更強壯,但是家人必須保護好在 5 歲和 7 歲之間的孩子。儘管如此,他們相信她,他們想帶她回家,再試一次共同生活。

當然,即使薩曼莎可以在 11 歲時回家,但今後會怎麼樣?「那個孩子應該有駕駛執照嗎?」珍問。去約會嗎?她應該能上大學,但她能夠不以威脅他人的方式適應這個複雜的社會嗎?她可以有一個穩定的浪漫關係,並墜入愛河和結婚嗎?她和丹尼不得不重新定義薩曼莎的「成功」:只要她不進監獄就可以了。

但他們愛薩莎曼。「她是我們的孩子,我們想孩子們一起養育,」珍說。在過去五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薩曼莎一直在治療中心,她人生中將近一半的時間是這樣度過的——這不應該稱為她的生活模式。她需要學習適應世界。「我覺得是有希望的,」珍說。「但最艱難的是,她的這種危險永遠不會消失。對父母來說,這是高風險的投入。如果失敗了,將會非常嚴重。」

作者:Barbara Bradley Hagerty

譯者:王晨晨

來源:大西洋月刊

這是丁香醫生新開的專欄「偶爾治癒」(微信公眾號:to-cure-sometimes),我們希望記錄這個時代人和疾病、衰老、死亡相抗爭的故事,雖然醫學是偶爾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但在被這三個終極敵人戰勝之前,我們仍然可以選擇和它相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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