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報道 | 莆田的「叛徒」
莆田商人中的一部分讓人感到神秘好奇。在很多人看來，他們封閉排外、不守規則、精於算計，種種行事方式令他們擁有著周邊地市羨慕的財富，但卻難以獲取與財富值相匹配的尊重。45歲的莆田鞋商陳英洪決計於打破這一局面，在這個被稱為「假鞋之都」的城市，他執意研發生產真品戶外鞋，希望將其打造為光耀門楣的事業，以此獲取認同尊重，乃至令莆田發生改變。
某種程度上，陳英洪是莆田傳統價值觀念的「叛徒」。二十多歲時，他渴望自由獨立，與「家法高於一切」的莆田宗族法則發生嚴重衝突，逃離家族產業與父母包辦的婚姻，隻身出走尋覓新的人生路徑，對故鄉心生絕望。十幾年後，他帶著從事外貿生意所得的財富回歸莆田，與周遭格格不入的狀況仍在延續，甚至更為劇烈。他以近乎偏執的方式挑戰這座鞋城商業上的定位和格局，然而，11年的堅持，換來的不僅是宗族疏離、同行排擠，更令他耗盡多年積累的財富，深陷於巨額債務的泥潭。
陳英洪帶有悲劇色彩的命運起落，不只是一個在假鞋之都堅持生產真鞋的故事，更是現代社會價值理念與傳統宗族倫理法則碰撞衝突的結果。他努力將新理念新方法帶入莆田社會，但與此同時又難以全然擺脫莆田傳統對個人命運的滲透束縛。兩股力量於一身的衝撞拉扯，令他陷於痛苦掙扎。若以現時狀態對陳英洪的人生作出結論，還為時尚早。對於旁觀者而言，值得思考的不只是他的一時成敗，更能從其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一個有所堅持的人，究竟該以何種方式與周遭環境相處，與自我內心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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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春節，莆田許多村子的道路就會被各式豪車佔滿。它們是從全國各地專門託運回來的。對於平日里在外打拚生意的莆田商人來說，過年回家不只是為了探望父母，更是一年一度展示實力的時刻。用一位31歲珠寶商人榮發的話來說，春節就是個競技場。只要擺宴席，比手掌還大的新鮮鮑魚一桌一盆，穿山甲一桌一隻。「五六百萬的車很常見，一百多萬的車大馬路上到處是，多得一塌糊塗。」
平時在外吃多少苦都沒關係，一旦回到莆田村裡，一定要有面子。贏得面子的方式除了展示豪車，還包括給留守在村裡的長輩蓋高樓。在莆田農村，七八層的別墅並不少見，但住戶往往只有一對上了年紀的老人。莆田人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是，有小偷在一棟單層面積六百平方米的十七層別墅里住了一個月，才被住在樓下的老夫妻發現。「你們外地人蓋房子就是蓋房子，我們蓋房子簡直是在蓋小區。」
在這場攀比財富的遊戲里，45歲的陳英洪如今已經不是贏家。兩年前的春節，他至今回憶起來仍覺得是場噩夢。大年三十，村裡其他人聚在一起談論這一年又賺了多少錢，接了哪些大生意，他卻在家裡應付上門催債的高利貸債主。他覺得對方明知他掏不出錢，就是要挑這個時間上門羞辱他。
2006年回到莆田的時候，他未曾料想到未來將會遭遇這樣的局面。這個曾經的耐克代工廠工人滿心豪情，帶著在廣東從事外貿生意賺取的五千萬回到曾令他傷心絕望的故鄉，希望做一番事業，甚至改變一個行業。
「提到莆田，你最先想到的是什麼？」他問我。
「……假鞋。」猶豫了幾秒鐘，我還是說了出來。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話突然浮現在腦海里：「在莆田，讓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鞋從來就不是一句空話。」
「這顯然有問題」，他情緒有些激動。「我們有全世界最發達的產業集群，為什麼大家一提起莆田來就只記得假鞋？我們應該做出來最好的鞋子！我要讓全世界尊重我們莆田的鞋子！」
這是一個在「假鞋之都」堅持生產高品質真鞋的男人。他的品牌叫做「洛弛」，英文名 Clorts，Clothes 與 Sports 各取一半。他覺得其他人無論是給國際大品牌做代工，還是做高仿，都是「短視」、「掙快錢」、「沒有前途」。而他則是「有遠見的人」，「跟別人說我的思路，他們根本聽不懂。」
說這些話時，陳英洪語氣篤定，但當年的五千萬現金已經變成了近億的負債。為了抵債，三年前新建的數萬平方米的廠房已經拆除，幾百名工人早已遣散，他現在的廠房是跟朋友借來的，幾百平米的空間里空空蕩蕩，只有十幾號人。而就在樓下，一家高仿鞋工廠正在熱火朝天地生產。
很多同行覺得他是個異類，甚至是個笑話。也有少數人認可他的價值，但用的是他不怎麼喜歡的方式。不同於其他近兩百位不要回錢誓不罷休的債主，一位生產鞋底的老闆搬走了陳英洪鞋廠里的電腦，封上他倉庫的大門，希望跟他合作，債務可以一筆勾銷，但要佔15%的股份。
對當時已陷入絕境的陳英洪來說，這不失為一個起死回生的選擇。但他當場拒絕。「我不喜歡一個要強姦我的人娶我做老婆。他只是想賺錢，而我要做事業。理念不同，怎麼一起做事？」
晚上的中國安福市場是高仿鞋的狂熱交易市場
陳英洪反覆強調，從他回到莆田開鞋廠的第一天起，賺錢就從來不是他最看重的事。他想做出「真正的品牌」、足以光耀門楣的事業。「選了這條路，就得準備好傾家蕩產、頭破血流。如果想賺錢我有幾百種方法，比如做 copy 就行。可是 copy 有什麼意思？人生總得有點追求。」
而現實是，生產高仿鞋在莆田是門大生意。來到莆田一個星期後，我認識了一位「阿冒」，莆田話里賣假鞋的人。他興奮地告訴我，想要領略莆田假鞋生意興盛到何種程度，就一定要去安福市場，並且要晚上去。
「為什麼？」「你們白天上網下單，我們晚上打包發貨。」
晚上九點多，阿冒帶領我前往安福市場。一起吃夜宵的大排檔距離安福大約兩公里，他告訴我一定要步行過去，不要打車，因為「那邊實在太堵」。如他所言，走了五六分鐘，幾十輛摩托車從身邊駛過，后座上都放著一米多高的牛皮紙箱。阿冒說都是剛從安福提完貨的，紙箱里都是假鞋。
不一會兒，「中國·安福電商城」的紅色燈牌出現在眼前。站在燈牌下，我問阿冒怎麼看在莆田堅持生產自主品牌的人。他哈哈大笑起來：「簡直就是找死。同一條生產線做出來的鞋，貼阿迪耐克的標賣四五百，掛自己牌子一百五還不一定賣得出去，神經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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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市場是個晝夜顛倒的地方。這座由火葬場改造而成的小區如今成為了莆田高仿鞋的交易樞紐。從「中國·安福電商城」的大門進入，是一條二百多米的商街。商鋪招牌看上去都很眼熟，但細看之下總有些不一樣的地方。「新百倫國際」、「美國新百倫」、「亞太新百倫」，僅各式各樣的「新百倫」就有二十多家。
但陳英洪並不想過這樣的生活。他覺得自己最大的痛苦，根源在於在一個樂於追逐形而下需求的環境里，有過多的精神追求。早在十七歲時，他就成了莆田鞋業的一員，進入耐克代工廠打工做鞋，每月收入六七百元，在80年代末期，那是一個可觀的數字。但他覺得這不是一段愉快的經歷——他厭惡耐克代工廠標準化的生產流程，厭惡上趟廁所都需要請示的嚴格管理，甚至厭惡製鞋原料散發的氣味。
更令他厭惡的則是部分莆田人的習氣，「保守短視」、「愛掙快錢」。他因此成了一個莆田的叛逆者，去廣東賺取人生的第一桶金。「那個時候，我感覺此生最討厭做鞋子，最討厭跟莆田人打交道。」
「莆田商人」中的一部分，常帶給人隱秘複雜的感受。他們做生意喜歡抱團，一個鎮從事一門遍布全國的生意，仙游搞紅木、涵江做農貿、忠門搞木材、東庄搞醫療、北高搞黃金。令莆田人自豪的是，他們做生意擅長「無中生有」，例如不產木頭的忠門鎮卻控制了中國九成以上的木材貿易。
高仿鞋則是在莆田本地發展壯大的產業。表面上看，安福和大部分住宅小區沒什麼不同，但住在防盜門背後的卻有很多是仿鞋賣家。白天的安福很冷清，商鋪大門緊閉，晚上八九點鐘，燈光逐漸亮起，它開始蘇醒，交易持續到後半夜。麵包車、摩托車、電動車，白天忙著接單的賣家們趕來提貨，當場驗貨後交給快遞點。走進快遞區，幾十家門店現場收發，滿耳都是撕扯膠帶的響聲。
「你以為海淘就是真的？天真啦。」一位阿冒興緻勃勃地向我介紹，比起現在嚴打莆田鞋的淘寶，海淘才是售假的重災區。很多淘寶買家是知假買假，而海淘買家是花正品價格買假貨，因而利潤更高。時下流行的阿迪達斯 Yeezy350，阿冒們拿貨的價格按照模擬度不同，高則六七百元，低則一百多，但買家們通常要付三千多元。
在安福的出口附近，我看到幾塊「快遞異地上線」的招牌。鞋子從莆田發貨，但若是上網查詢物流信息，顯示發貨地可能是深圳、上海、廈門，或是香港、紐約、洛杉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主動向我推銷購物小票，透明塑料袋裡裝著信用卡刷卡單、商場收據，香港的一份一毛九，美國的一份三毛五，若是一次性買一大包（一百份），二十五元。
如此的行為方式令莆田人擁有著周邊地市羨慕的財富，但卻難以獲取與財富值相匹配的尊重。福建其他地方的人覺得他們封閉排外、不守規則、精於算計，「神仙難掙莆田的錢」。一位漳州的建材老闆覺得莆田人將生意做遍全國，卻沒有真正睜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心中只有一個執念，回家蓋房。「給東庄大老闆做外牆大理石保養，一次幾萬塊，但他一年也住不了幾天 。」
商販正在市場內交易
但陳英洪認為自己和其他莆田人不一樣。二十幾歲時，面對討厭的人和事，他選擇逃離。而十幾年後，異鄉賺取的財富讓他生髮出蓬勃自信——我不喜歡你，那我就改變你。
回到莆田時，曾讓他厭煩的莆田鞋業和離去時相比已然變了樣。經過十幾年的進化，以假亂真在莆田絕不是一句空話。陳英洪手下的產品研發負責人熊曉劍在廣東做了十幾年運動鞋，「五米開外看出真假」是句口頭禪。但自從來到莆田，他不得不把這句話收起來。不久前他找一家鞋廠談合作，對方拿出兩隻 Yeezy350，讓他先猜真假，再談生意。反覆觀察了幾分鐘，他才給出正確答案。這樣的「頂級高仿」在淘寶上售價超過三千塊，而阿冒提貨的價格大約七百。
在陳英洪看來，太著眼於眼前利益、愛賺快錢是很多莆田生意人的局限。但他也從中嗅到了機會。家族成員一致反對他回莆田造鞋，認為這是在犯神經。但在他眼中，鞋子是全世界每一個人的必需品，是「日不落的產業」。他覺得莆田坐擁全世界最發達的鞋業產業鏈，沒有理由不誕生自主品牌，只缺有遠見有魄力的企業家。而他，將會成為這一角色。為了表明自主研發生產的決心，他特意在公司名稱里加入「技術」二字。
在莆田，很多鞋廠做仿鞋起步，因為初創工廠很難拿到大額訂單。而陳英洪不但堅決不做仿鞋，而且要直接做戶外鞋。比起普通運動鞋，戶外鞋工藝更複雜，成本更高，風險更大，一個直觀的對比是，普通運動鞋廠的數量要遠多於戶外鞋廠。但陳英洪並不在乎。他覺得戶外鞋是運動鞋裡的「王者之鞋」，做好了戶外鞋，其他都是「區區小事」。
打造品牌是個慢功夫，陳英洪做好了五年乃至更久不盈利的準備，在同行們眼中，這簡直是發瘋。他起初的設想是主攻產品設計，集中精力將產品打造到極致，把具體生產外包出去，就像大品牌找人代工一樣。回莆田不久他拜訪一家大鞋廠謀求合作，對方不肯：我現在手頭一大把單子，根本做不完，為什麼要接你這個？
尋覓了整整半年，都沒有人願意接他的訂單。屢屢碰壁後，他決定自己建工廠。這意味著資金成本和風險係數都直線上升。身邊人一致反對，認為他太過冒進，不切實際，他卻堅持認為誰都不懂他的思想。「莆田人有個最大的毛病，缺乏遠見。萬一將來生產工序完全智能化了，不需要人力生產了怎麼辦？一場災難啊！有品牌就不怕。」
在莆田，沒有多少人願意聽他這一套。比起思考未來，人們更習慣於埋頭賺錢。我在莆田反覆聽到的一個描述是，假如兩輛來安福拉貨的車發生剮蹭，雙方會很有默契地探出頭來相互道個歉，連剎車都不踩，因為耽誤不起賺錢的時間。
商販正在修改鞋面標籤，以便於假鞋看起來更逼真
在安福市場抬頭向上看，很容易發現監控攝像頭，大多是阿冒主動裝的，用來防備工商局突擊檢查。出口處一排房間的上方掛著藍底白字的招牌，「城廂區打擊制售假冒品牌運動鞋領導小組辦公室」，十幾米外，交易熱火朝天地進行。走出安福，正對面的樹叢里掛著出售淘寶店鋪的牌子，「全安福最安全，最耐用，合作一次，終身朋友」。
「他考慮的事太遙遠了，對我們來說，做一單是一單，錢進到口袋裡，心裡最踏實。」談起陳英洪時，一位鞋廠老闆對我說。
「可是你有沒有考慮過，做高仿總歸不是那麼正當的事。」我問他。
「買的人他也知道是仿的嘛！一雙耐克兩百多，誰都知道不可能是真的。他心甘情願。」說著，他從桌上拿起一隻梨。「如果造一個假梨，有毒，吃出人命了，那是傷天害理。假鞋有什麼關係？又害不死人嘛！還能省錢。你省錢，我賺錢，兩全其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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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總這個人是典型的無知者無畏，當時根本不懂鞋子。」熊曉劍2007年放棄了匡威的邀請，從廣州來到莆田負責洛弛的產品開發。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他了解到陳英洪願意一年花300萬元設計費聘請韓國設計師設計五十款鞋，而市場上一款鞋的設計費大多是幾千元。
熊曉劍以為陳英洪有如此魄力，一定是理順了各個環節。但事情並非如此。
回歸莆田之前，在廣州的十幾年，陳英洪大部分時間做賺差價的外貿生意，時間久了，他覺得終歸要有屬於自己的產業，於是有了兩次失敗的嘗試。一次生產電腦包，一次生產珍珠飾品，都犯了類似的錯誤：做電腦包時，他將主要精力放在產品設計上，以為生產加工不是難事。但拿著設計圖找人代工時卻發現，好的加工廠都被台商壟斷不願接單，願意接單的工廠卻又造不出來。
但他不願放棄自己打造產品的願望，於是將目光轉向了曾經厭棄的家鄉。他覺得背靠莆田龐大的產業集群，只要打磨出好的產品，一切都不是問題。
然而，他卻第三次犯下同樣的錯誤。離鄉十幾年，莆田已經變得和他想像中大不相同。
在福建，以產鞋聞名的城市除了莆田，還有晉江。兩座相距110公里的城市都曾是國際運動鞋品牌的代工基地，但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其雙雙受創。因訂單銳減而欠下巨額債務的鞋廠老闆們紛紛跑路，留下了廠房、生產線、製鞋原料，以及數以萬計的製鞋工人。
危機下的兩座鞋城，命運從此分岔。晉江的鞋商們開始瘋狂投放廣告興起造牌運動，1999年的安踏與如今相比就像個小作坊，年利潤不過三百萬元，卻拿出八十萬請孔令輝在央視體育頻道喊出「我選擇，我喜歡」，從此快速崛起。而莆田呢，則走上了生產高仿鞋的道路。對於從事了幾十年代工生意的莆田人來說，設備、技術、材料，一切都不是問題。大大小小的高仿工廠快速滋生，比起正規代工廠，他們不要發票，不繳稅金，能以更低的價格獲取同樣的原材料，進而賺取更高的利潤。
如此的發展路徑，使得莆田雖擁有超過4000家鞋廠，卻沒有一家上市公司、沒有一個大眾熟知的品牌，也缺乏生產高端產品的能力。陳英洪沮喪地發現，他在莆田根本找不到合適的設計師。幾經尋覓，他以每年三百萬元的高價聘請韓國設計師，有同行看到設計圖後忍不住感嘆：我們在造小船，你是要造航空母艦。
重回莆田的陳英洪顯得和同行們大不相同。例如，儘管他初二就早早退學跟隨父親在外經商，但卻非常喜歡讀書。他在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讀了 EMBA，每年都會出國遊學。他最愛讀的書包括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凱文·凱利的《失控》、《必然》，幾乎每天都在 QQ 空間和微信朋友圈發表讀書心得。
但莆田的鞋商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能賺錢才是硬道理。造鞋是個流程繁複的系統工程，後續環節的難度遠超陳英洪的想像。不僅無人願意代工，甚至很難採購到原材料。用熊曉劍的話來說，若是生產中低端運動鞋，莆田沒有的材料，別處也不會有，但高端戶外鞋當時在莆田尚屬空白，想在本地買齊材料「簡直是天方夜譚」。
面對困難，陳英洪常採取其他人覺得過於偏執的態度。手下人認為韓國人的設計圖紙網布顏色太多，最好統一成一種，否則成本太高。但他禁止做任何修改，覺得閥門一旦打開，遲早和其他廠家同質化。他帶著設計圖拜訪莆田最大的網布加工廠，對方拿著計算器算了一陣，開價三百萬。他以為只需要幾萬元，差點當場暈過去。
為解決原材料難題，他只得將目光投向海外。一次去義大利參加鞋展時，負責翻譯的員工簽證沒過，他只好在展位上一手拿著鞋子，一手蹺起大拇指，不停重複幾個現學的單詞：high quality, good design, very good.
不僅是莆田同行，外國同行也覺得他是個異類。十幾年間他參加了上百場國際鞋展，關於莆田鞋，他聽到次數最多的兩個單詞是 copy 和 cheap。「很多人根本不敢相信我的鞋子是在莆田造的。」
商販正在市場內交易
他把國外同行的驚訝理解為對洛弛品質的尊重。但贏得尊重是一回事，商業交易又是另外一回事。由於品牌知名度低，訂單規模小，他只得溢價採購原材料，價格上浮百分之三四十。高昂的設計製造成本使得洛弛的定價也走高價路線，每雙售價八百至一千元。
這是一場短期內註定看不到回報的賭注，沒有多少人願意花高價去買一個不熟悉的品牌。在同行們眼中，這是與莆田鞋的生存之道對著干。一位曾經嘗試做自主品牌但又回歸仿鞋生意的鞋商對此的看法是，莆田鞋低價造假的整體形象已經深入人心，高價精品註定沒有出路。「如果鞋子質量好就可以有活路的話」，他說，「那莆田早就遍地是品牌了。」而陳英洪的想法卻是：「中國產品總被人認為是低價的，什麼道理？好東西不可能賣不動！」
時間久了，同行們與他漸行漸遠。反感他的人輕則與他保持距離，重則在行業里散布消息，說他是瘋子、騙子。連身邊人也常與他發生分歧，一次在海邊吃飯時，熊曉劍忍不住跟陳英洪感嘆：你真是對鞋子不懂，你懂的話絕對不敢做這個品牌。
但陳英洪並不在乎。十幾年前離開莆田時，他就已經嘗過了眾叛親離的滋味。為了證明自己才是正確的一方，他不惜再嘗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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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英洪留著一張在天安門廣場拍的照片，那是十幾歲去東北原始森林采蜜途中特意去拍的。沒出現在照片里的是打滿補丁的褲子，總是大幾號的鞋子。青春期的腳長得太快，但父親拿不出錢總是給他買鞋。讀完初二，16歲的他便按照父親的命令，跟著家族幾十號人走南闖北做蜂蜜生意。
那時的生意無關致富，只是為了生存。我在莆田詢問了很多人，為什麼莆田人能讓生意遍布全國，以至於有「東方猶太人」之稱，答案是「窮」、「逼出來的」、「在家活不下去」。
莆田一面靠海三面環山，與周邊地勢隔絕，地少人多。地理的隔絕也作用於語言，莆田話與福建其他地方都不相通，特殊的發音方式被調侃為「地瓜腔」。在周邊地市的人看來，莆田人窮且不會講話，「好女不嫁莆田男」。無奈之下，莆田人只得走出福建四處謀生。
珠寶商人榮發的父親90年代帶著八百塊錢從莆田來到北京，住過火車站、大橋、防空洞，四處遊走做打金匠。當時黃金白銀仍是國家管制物品，不能在市場上自由流通，私下交易黃金涉嫌「投機倒把罪」。他的打金器具很快被罰沒，但他蹲守在派出所門口，請警察吃飯喝酒，酒過三巡稱兄道弟，要回了東西，也得到了默許。
榮發覺得這正是莆田商人的典型特徵：「特別拼，攻心能力強，很擅長這種柔性的人情世故。」他身邊另一位莆田同齡人的總結則是：莆田人膽大，只要能賺得到錢，合法不合法另外再說吧。
莆田人做生意喜歡抱團，若有人拋下宗族成員單幹，一定遭人嫌棄。1995年，榮發的父親把家族裡十幾口人帶到北京。因為打金噪音大容易被查，他們住在大興西紅門的地下三層的地下室里。沒過幾年，地下打金作坊住了幾十號人，全是自家親戚。幾年後，打金生意漸漸做大，他成了北高鎮首富，在村裡第一個蓋起六層別墅。
按照類似的模式，十幾萬北高鎮人遍布全國，佔據了中國前十大珠寶品牌加盟店面的七成。嚴格而言，借地下打金生意起家並不合法，但在莆田人的信用體系里，只要不騙自家人，在外做不正當的事並不影響一個人的聲譽。能否受人尊重，關鍵看能為家族花多少錢。榮發家捐資興建的祠堂，造價兩千萬。「掙錢的動力就源自於此。單單生存你能花多少錢？不就還是掙錢回去買面子嗎？」
對莆田人而言，宗族秩序高於一切，但種種規矩卻讓少年時代的陳英洪感受到壓制束縛。外出采蜜本就辛苦，父親不僅給他安排最重的任務，還讓他買菜、做飯、洗碗，負責家族幾十人的飲食。在父親眼中，這是對長子的栽培磨練，他卻覺得父親在擺布他的人生。
在一次頂撞叔父後，父親將他痛打一頓，罵他「大逆不道」。斥責換回了激烈的反抗，一次過年回家後，陳英洪留在了莆田，去耐克代工廠打工，從此不願跟父親主動講話。「那個時候，只要能離開我爸，我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從此在他人眼裡，他成為一個習慣與莆田傳統秩序進行對抗的人。按照耐克代工廠的規定，每個人只能專註於手頭工序，不得越界。但他並不滿足於此，不到一年時間，他摸清了運動鞋生產的整個流程，並鼓動工廠里的兩名同伴和他一起另立門戶，生產仿製鞋。
不同於如今技藝嫻熟的「阿冒」，當年的仿製進程很不順利。三人東拼西湊了十幾萬元，雇了十幾個工人，卻買不起先進設備，一天只能生產二十幾雙。買不到高質量的原材料，只好用耐克代工廠淘汰的廢料，結果整批鞋脫膠，虧了幾十萬。
父親痛罵他做不三不四的生意，但更激烈的矛盾還在後面。他在耐克代工廠認識了一個女孩，想與她結婚，但父親否決了他的念頭，安排了另一樁婚事。
時至今日，莆田一些鄉鎮仍保留舊日婚俗。他們極少與外地人通婚，認為那是沒本事的表現，甚至是不孝，損害家族顏面。即便常年在外打拚，也一定要回家娶個莆田媳婦，生意才好代代相傳，免得落入外人手裡。
東庄、忠門、北高几個鎮上在外做生意的年輕人，每逢過年回家首要任務就是相親。每天見十幾個女孩是常事，還常常要在女孩家門口排隊。彩禮金額五六十萬很平常，百萬以上也不罕見。最值錢的是18歲新娘，有些鎮的規矩是姑娘過了18歲，每大一歲彩禮少兩萬。
正在填寫快遞單號的商販
在政府干預下，每逢過年，幾個鎮上會掛起「聘金不是身價，婚姻不是買賣」、「高聘金高風險結夫妻重感情」、「嫁女兒是嫁幸福不是嫁金錢」的標語，但彩禮錢仍舊節節攀升。我在忠門鎮聽到一個故事：雙方將彩禮額度定為80萬，但當男方回家取現金時，女方父母打電話通知他不必再回來，因為已收下另一家的100萬聘金。
莆田人的觀念是，先生活在一起再培養感情，結婚時雙方是否相互了解並不重要。離婚更是不可容忍的事，足以讓一個人身敗名裂。但當年的陳英洪不願接受父親的安排。他想退親，幾個叔父痛罵他，長子不受婚約，全家族結婚都會沾晦氣。
隨後三四年，是陳英洪人生的一段黑暗時光。仿鞋生意失敗後，他在幾家鞋廠當車間主任、廠長，都不順利，婚姻也亮起紅燈。他覺得妻子高大賢惠，是典型的賢妻良母，但就是產生不了感情。女方帶走了傢具、電器，還有出生不久的女兒。他成了全村第一個離婚的男人。
生意和婚姻雙雙崩盤，陳英洪難以忍受周遭厭棄的眼神，一個人去了廣東。
再次回到莆田時，他拆了父母住的老房子，花一百多萬蓋了一棟三層別墅。少年時的叛逆執拗，變得更加強烈。當年造假失敗的經歷，使得造出好鞋子不只是一門生意，更成了他心裡的一個執念。他要藉此證明自己，洗刷當年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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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鞋產業的興盛，讓大批莆田年輕人享受著財富帶來的快感。莆田學院距離安福市場不到1公里，誕生了許多白天上課，晚上發貨的學生，開網店賣假鞋快速致富。他們走出校門後繼續以此為生，莆田學院因此有了「阿冒學院」的別稱。「你別看我們晚上騎個電動車拉貨很苦逼，白天我可開路虎。」一位阿冒言語間滿是自豪。
有人建議陳英洪一邊做品牌，一邊做高仿。在莆田，很多人也確實這麼做。一位名叫宋宗虎的鞋商在東北做了十幾年外貿，把莆田鞋賣到俄羅斯，2005年回莆田建廠造鞋，既做代工，也做仿鞋，因此有了兩個外號，之前叫「東北虎」，後來叫「彪馬虎」。
但陳英洪從不願涉足高仿鞋。一是多年積壓的執念，要向人證明自己做得了正當生意，二是覺得高仿鞋風險大門檻低，不是紅海，是血海。
利益誘惑下，嗅覺靈敏的年輕人從全國各地湧入莆田參與高仿生意。26歲的陝西人阿育三年前在貼吧里看了幾個阿冒發的帖子心情激動不已，買了一張火車票來到安福市場旁邊的西門小區，租了一間一室一廳的房子，月租1200元，又花2600元買了一台二手筆記本，註冊了一家淘寶店，從此成了一名阿冒。
商販正在市場內交易
在安福市場周邊，電線杆上、麵包車後窗甚至是樹叢中，隨處可見「淘寶微商培訓」的廣告。阿育用「受益匪淺」形容上課的感受，「都是淘寶大神們十幾年凝聚下的經驗」。摸索了幾個月後，他每天的利潤可以穩定在一千元以上。
但最近一年多，他覺得生意越來越難做，以往每晚八點出門拉貨兩點才能收工，現在十點出門，十二點就能結束。原因之一是淘寶嚴厲打擊莆田假鞋，店鋪總是被封，二是來莆田淘金的人越來越多，拉貨時全國各地的方言都能聽到。競爭越激烈，利潤就越薄。「如果說做淘寶還需要一點技術，做微商真的連智障都會，門檻實在太低了。」
陳英洪看不慣這些現象，不同於習慣於悶聲發財的莆田商人，他樂於主動發表自己的看法。在各種場合，他反覆表達對莆田鞋業前景的擔憂，認為很多代工訂單是在製造垃圾，甚至敢在行業會議上跟市領導拍桌子。
熊曉劍認為陳英洪的優點是很好學，但缺點是沒學透就急於表現，說得太多。「別人會覺得我有成功的案例擺在這裡，你突然拿個大喇叭來跟我說這樣不行，並且你還沒賺到錢。你說我怎麼能聽得進去？」熊曉劍曾代表洛弛去參加一個行業會議，在去會場的大巴車上，有人評論道：陳英洪這個人啊，只會吹牛。他曾經提醒過陳英洪注意一點，但陳不為所動，反倒專門創辦了一本名叫《洛弛紅》的內刊，寫長篇文章論述自己的觀點。
時間久了，除了自家原材料的供應商，陳英洪不愛跟同行打交道，擔心對方竊取他的創意。「最大的小偷就是偷你頭腦的人。創意這東西價值千金，但要是說出來那就是一文不值。」對於這些年逐漸樹立起品牌形象的晉江同行，他的看法是，過度資本化，一切為了包裝上市，鞋子本身做的一般。「我的想法一直很單純，就是把心思集中在具體生產上，做出最好的鞋子。」
儘管小心提防，但市場上還是出現了洛弛的仿製品。他起初會努力剋制憤怒的心情，安慰自己：被人抄說明鞋子受人認可，哪個大品牌不被人抄？但時間久了，他漸漸發現有些不對勁：戶外鞋行業里排名前兩位的品牌也開始抄襲洛弛的設計，甚至照搬推廣海報，而且專抄他賣得最好的款式。他激動地向我展示雙方產品的對比圖，除了 logo，幾乎一樣。「他這樣一宣傳，不懂的人還以為是我抄他。你說這個行業無賴到什麼程度？」
夜晚大批發貨的商戶
生意進展艱難，他與家人的關係也變得微妙。令他感受複雜的是，他努力想向家族證明自己能做出好鞋，但家人親戚卻紛紛做起仿鞋生意。兩種不同路徑形成了鮮明對比：一個只讀到小學三年級的堂弟剛開始開鞋廠時很不順利，半年多就倒閉。陳英洪覺得他並不具備經營一家工廠的能力，但出於家族情義，還是對他施以援手。堂弟後來工人近千，一年利潤一千多萬，仿鞋生意越來越好，而陳英洪從廣州帶回的五千多萬卻越來越少。
儘管艱難，陳英洪還是努力堅持。除了琢磨鞋子，他幾乎沒有業餘生活，形容自己「離開商業都很弱智」。因為產量一直不大，洛弛的工人數量維持在二三百人，在莆田只能算是個小工廠。他在家族裡描述宏大構想的頻率開始降低，「說太多，他們也理解不了。」
但他偶爾還是按捺不住表達的慾望。他覺得堂弟一副暴發戶的樣子，但對方畢竟掙到了錢，也不好直接說什麼，便假裝不小心把內刊忘在堂弟家的沙發上，「讓他感受一下我在思考些什麼樣的問題。」
苦苦支撐下，2013年底，一家連鎖商場集團與洛弛簽訂協議，計劃在東三省的100多家商場開設專櫃。陳英洪興奮不已，覺得機會終於來了。他先後貸款四千多萬，蓋了幾萬平米的廠房，計劃將工人增加到三千人。
那時的他未曾料到，等待他的將是一場災難。
6
第一次聽陳英洪談起離婚時，我曾以為這是他與陳舊法則勇敢抗爭的結果，但情況卻正相反。離婚後，他從未參加過家族裡其他成員的婚事，因為抱有負罪感。「如果人生重來一次，我絕對不會離婚。任何一個事情上，我都可以當他們的老師，但是婚姻不行，沒資格。離婚是沒有道德、沒有責任感的事，婚姻是可以磨合的，我沒做到。」
兩股力量拉扯著他。一方面，他覺得這些年的痛苦艱難很大原因在於與周圍環境的不兼容，想法過於超前。但另一方面，他又無法完全掙脫莆田的傳統禮數。
離婚時，法院將女兒判給了前妻。後來幾經周折，他把女兒帶回身邊撫養成年。送女兒去美國留學後，他開始考慮新的婚事。他想要一個兒子，對極重視宗族傳承的莆田人來說，這是大事。
2014年，遵照莆田的習俗，他通過相親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對方是位中學老師，比他小12歲，家裡八個兄弟姐妹，她最小。陳英洪開車去女方的村裡接她時，她穿著裙子，坐在村口的石頭上。陳英洪覺得那個場景深深地打動了他。「她非常樸實，但在精神上又有些追求。這和我很像。」兩人一見鍾情。
與此同時，東北的大額訂單也讓他心情舒暢。事業與愛情齊頭並進，他覺得終於迎來了證明自我的機會。
晚上的中國安福市場是高仿鞋的狂熱交易市場
幾個月後，局面卻急轉直下。
為擴大生產規模，陳英洪先後向銀行申請了近四千萬元貸款。和很多輕資產的中小民營企業一樣，洛弛是通過「互保」向銀行借貸——不同企業相互為對方提供擔保，如果其中一家還不上錢，其他擔保方有責任替其償還。經濟景氣時，企業主們都覺得互保不過是蓋個章的事。但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實業遭遇瓶頸，麻煩出現了。
洛弛的互保方是一家生產 LED 的企業，陳英洪的表妹在這裡擔任財務經理。陳英洪認為對方和自己意氣相投，不炒股不炒房，對商業專註勤奮，一心打造好產品。但這家公司卻沒能抵擋住行業的不景氣，走到了破產的結局。
陳英洪起初並不太擔心，他相信這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會努力償債。但令他不安的消息很快傳來：債主們紛紛上門擠兌，對方承受不了壓力跑路去了上海，被抓了回來。按照法律規定，償債的重負已經轉嫁在他身上。
更大的麻煩還在後面。在互保鏈中，危機會迅速蔓延——一旦一家企業出現問題，其他擔保方很容易被銀行認為存在經營風險而提前抽貸。陳英洪很快收到抽貸通知，要求他提前償還近4000萬元的貸款。
「當時的心情，真是一口老血噴出來。」危機發生的時刻，正趕上他興建廠房、大規模僱傭工人的關口。他後來曾反覆假設，倘若事情晚爆發幾個月，新訂單能夠產生收入，事情還有迴旋的可能。
但假設只是假設而已，事態像雪崩一樣失控。與洛弛有資金往來的供應商紛紛上門討債，有人揮起拳頭，有人打算上吊，有人掏出了刀。最艱難的時刻，上百號人圍堵在工廠門口，按照陳英洪事後的統計，債主多達190多家。銀行將他列上了徵信黑名單，不能住星級酒店，不能坐飛機。為了不連累妻子，他們雖辦了婚禮，但至今沒辦結婚手續，新生的兒子也沒上戶口。
與他相比，阿冒們的日子雖也不比往常好過，但卻總能用更加靈活輕巧的方式繼續賺取財富。我見到了一位網名叫做「做鞋子的男人」的阿冒，簽名檔是「屌絲逆襲的典範」。他不願透露姓名，讓我叫他黃海。他的微信朋友圈轉發了一篇企業主哭訴做實業艱難的文章，轉發語是：「還是大莆田幸運，鞋子做得不亦樂乎，外面早就一片寒冬。」
商販正在修改鞋面標籤，以便於假鞋看起來更逼真
黃海今年34歲，從福州一所二本大學畢業後留在當地做了兩年銷售，覺得收入低沒前途，回莆田加入阿冒的行列。十年過後，他覺得自己依靠聰明才智過上了好日子。「現在人總覺得有關係有門道很牛逼。那為什麼不能覺得莆田人靠自己頭腦賺錢很牛逼？」
與大部分阿冒不同的是，黃海沒開過淘寶店也不做微商，覺得門檻低競爭激烈，應當利用自身優勢，差異化生存。他懂英語，會編程，現在主攻阿里巴巴、facebook、Youtube、instgram 等渠道，把鞋賣給全世界追求潮流但又想省錢的買家。
他打開手機上的 WhatsApp，向我展示和海外買家的聊天記錄。「你看，這是捷克的，這是智利的，這是法國的。」閑暇時，他會看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以及一些國外的時尚資訊網站，掌握國際最新潮流動態。「你不要瞧不起我，畢竟我也是一個小知識分子。」
我與他聊起陳英洪。他表示聽過這個人，敬佩他的精神，但覺得他不聰明，想得太多，過於有追求。五年前，他產生過與陳類似的想法：老子有錢了，不能再干這個不上檯面的事情。他花一百多萬在商場里開了一家女鞋專賣店，做了三年，賠了幾十萬。「誰不想做正規生意，經濟不景氣，實體店一做就死，誰敢做？」
他很滿意現在的生活，覺得要是在清朝，這是王爺格格才能享受的日子：每天睡到中午起床，下午打遊戲，接孩子放學，晚上跟買家聊天發貨，掙著比一線城市更高的收入，享受著乾淨的空氣和悠閑的生活。「北京那麼多北大清華畢業的學生，買得起房嗎？莆田一大堆三本爛學校畢業的阿冒，還有沒上過學的，好幾套房，為什麼？因為我們有頭腦，會選擇，把握住了商機。」
臨走時，他拍拍我的肩膀：「小何，好好思考一下人生的路要怎麼走。趁年輕，現在改變還來得及。」
7
互保鏈危機的突然爆發，對陳英洪而言宛如一場猝死。無奈之下，他拆了廠房，賣了設備，關了專賣店，幾百名工人停工返鄉。兩年多過去，他依舊為巨額債務所困。為了清理庫存償債，鞋子價格從曾經的近千元降到了兩三百元，這意味著過去十幾年一心打造的高價精品路線就此宣告失敗。
危機過後，留下的除了幾十萬雙的庫存，還有一雙近五米高印有洛弛 logo 的藍色大鞋子。這雙鞋曾在很多展會上成為人們爭相合影的目標，但現在，它孤零零地立在陳英洪借來的辦公室樓下一個廢棄的籃球場上，背後是一片堆滿垃圾的荒草灘。
二十多年前，他離開莆田，在廣東的外貿生意漸入佳境。儘管離開時家族裡的人對他沒有好臉色，但他還是遵循莆田人的守則，把家族裡的十幾口人先後帶到廣州，共同致富。「你不支持他們，三姑六婆都要找你算賬。你天誅地滅，不要在家裡混了。」
二十多年後，他遭遇債務危機，除了那位小學三年級輟學的堂弟借了他四百萬，家族裡鮮有人支援他。姐姐建議他主動求援，他不願意。
回莆田努力了十幾年，他還是沒能獲得渴望已久的尊重。但他仍不甘心，仍舊相信一定能打造出世代傳承的品牌。「我這個人屬於誤入鞋途，這輩子就是做鞋了！」他甚至已經想好了要讓兒子將來繼承產業，從小培養他對鞋子的興趣，「除非我現在暴死掉」。眼下，他正在謀求聯合其他有興趣的鞋廠，打造一個「『互聯網+』產業垂直供應鏈管理服務平台」，藉此東山再起。在他的描述中，這會引發「可怕的裂變反應」，「幾個億的大生意」。
一天傍晚，他開車載我去莆田市區吃飯。在路上，他再一次聊起對供應鏈平台的構想。第二天上午，他要去市裡開有關鞋業轉型升級的會議，他祈禱市領導能夠支持他的想法。過了一會兒，他又流露出擔心的情緒，害怕會議會流於形式。
他現在討論的東西，與十幾年前回到莆田時已經變得很不一樣——甚至走到了反面。曾經的他最不喜歡和莆田人一起合作，對企業資本化也沒有興趣。
「這真的是你想做的事情嗎？」我忍不住問他。
「沒辦法啊，我得先活下去。」他變得激動起來，大聲說道：「我做夢都想做具體生產，可是我被拖到泥坑裡了，我得拔劍而起！」
從莆田回到北京一周後，我又聯繫了黃海。在莆田見面時，他興緻勃勃地問我能不能聯繫一些網紅大 V 幫他寫軟文推廣鞋子。但再次聯繫時，他的狀態卻像是換了一個人。他發給我兩段視頻——警察在安福市場門口攔下了一輛麵包車，將一整車鞋全部收走。就在我離開莆田的第二天晚上，工商、質檢、公安等部門開展聯合行動，在安福市場出入口設卡檢查，發現假鞋一律查扣。按照阿冒圈子裡流傳的消息，打擊行動將持續很長一陣子。
黃海的語氣有些無奈：「廣大底層勞動人民，掙點錢不容易。」
應採訪對象要求，榮發、黃海為化名。
吳呈傑、吳垚池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操作過程得到福建工程學院鄭舒翔先生熱情協助，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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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曾鳴 採訪：何瑫、趙晗 撰文：何瑫、趙晗
攝影：賈睿 視覺：梁爽 部分圖片提供：東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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