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曼努埃爾一世的帝國（第一章完結）

選自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

作者：Paul Magdalino

譯者：@蘭斯洛特卿@Melissa蘭@Aetius@Rita Herrera@孫夢迪

校對：石器

每日一思：某蛤里發：我的清真難道不如穆罕默德？

阿萊克修斯一世（1081-1118）

P27-34譯者：@孫夢迪 & @蘭斯洛特卿

在阿萊克修斯一世即將去世的時候，他靈感迸發，將對皇權的思考融入一首詩，託付給他的長子和繼承人約翰·科穆寧。他知道，這份權力會使佔據王座之人傲慢自大，自我膨脹。他也知道，約翰將會接過權與力，在王座上裁決國家和人民的命運。但終有一天，他也將面對同樣的審判。阿萊克修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最後的時刻已經到來。「曾有騎士自西方縱馬而來，誇耀自己的勇力震徹山海；曾有列國萬民盡享榮華，從四境直到無窮的天涯。他們都曾在朕的面前顫抖，像面對雄獅的羊群。然而當審判日到來，朕也要面對自己的命運。」稍後，他說道：「只有一件事物，你一定要銘記於心——美德，你要把它當作你的胸甲，頭盔和盾牌，用它來武裝自己。凱爾特人將在它的面前畏懼，諾曼人一看見它就會渾身發抖並逃之夭夭。波斯人，斯基泰人，阿拉伯人，阿巴斯哥人（Abasgian）[1]，凱爾特巴里人（Celtibarian）[2]，印度人和馬洛斯人（Maurousian）[3]沒有不敬畏它的。」

直到這時，阿萊克修斯才有時間總結他的思想：「在我即位很久以前，帝國在四面八方受到蠻族的入侵，他們試圖壓迫羅馬的人民並侵吞帝國的邊疆。在西方日落之地，無數斯基泰部落和裝備盾牌的義大利勇士正在侵犯帝國的領土；而在向東延伸到大海的日出之地，則慘遭波斯軍隊蹂躪，他們佔領了羅德島，米提林尼（Mitylene），萊斯博斯（Lesbos），希俄斯和基克拉迪（Cycladic）群島。除此之外，克里特人發動叛亂，塞普勒斯人則拒絕服從帝國的統治。這還不包括帝國內部的反對者。」

在說完這一切之後，阿萊克修斯給了約翰一些建議。首先，約翰應該認識到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只要主的榮光一直照耀著這裡，它就是永不枯竭的財富之源。約翰可以慷慨地使用它，因為財富的獲取是如此輕而易舉。同時，他也應該預先留存大量的儲備金。

「用這一切，你可以滿足國家開銷的需求。一旦國家機器開始運轉，各種開支就會像無底黑洞，張開血盆大口，吞噬掉這座財富之城。你還記得我曾經經歷過的一切嗎？你要迅速留意最近西部的動亂，以免這些事件冒犯了新羅馬的尊嚴與高貴。所以，我的兒子，你必須保護好這些財富，它們無時無刻不在吸引著那些仇恨著我們的蠻族。」

這些在《阿萊克修斯傳》成書三十年前留下的記載，讓我們得以一窺他給孫子——曼努埃爾一世[4]留下的政治遺產的一部分。阿萊克修斯所遺留的國際聲望，以及周圍親信的讚美使得曼努埃爾非常樂觀。他確信他的兒子繼承的將不只是一個地位崇高實力強大的政權，而且是一個能給鄰邦帶來秩序的偉大國家。他顯然沒有意識到，僅僅在三十年以前，帝國還處於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曼努埃爾治下大片的領土，像敘利亞北部，小亞細亞大部分地區，義大利南部和達爾馬提亞地區，在那時並沒有被收復。曼努埃爾甚至對於所謂神意裁決的畏懼遠大於帝國的敵人們——那些他認為早已被降伏的對手。他們看起來和一直以來的蠻族沒有任何差別，儘管他們有著不同的民族特徵，但基本上是難以分辨的，並被統一稱呼他們為「周邊國家」。通常對付他們的方式非常傳統：展現美德，或是重金賄賂，這是所有的蠻族都無力對抗的東西。

以上這些看法都是文學上常用的套句，阿萊克修斯所著之詩歌（Alexios』Muses）也免不了文學上的誇張。這些著作都是那些用爛的道德說教：這些著作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嘗試從其一生所作所為提取出值得銘記的精華，以使他對質上帝時無所畏懼，所以這些著作一定可以代表阿萊克修斯在那些環境中應該的想法。如果他真要給他兒子實用的建議，他就不必將那幫草原牧民稱為西徐亞（Scyths）人，而將突厥人稱為波斯人以及某種經常被外國人與印度人混為一談的人種。

總而言之，這些詩文可以被看作阿萊克修斯——這個拯救帝國於水火的人——的政治認知的真實表述。他並沒有誇大他的成就。他擋住了諸多諾曼強敵——吉斯卡德、博希蒙德與坦克雷德（Tancred）1080年代，他阻止了吉斯卡德和博希蒙德在亞德里亞海東岸獲得立足點的企圖；1108年，當博希蒙德又萌生此念時，阿萊克修斯再次給了他無情一擊。1090年代，已擾亂帝國在保加利亞統治將近五十年，又在1091年肆虐到君士坦丁堡城下的佩切涅格游牧部落幾乎被他一網打盡；與此同時，他還解決掉了突厥海盜頭領扎卡，後者從士麥拿（Smyrna）出發，佔領了薩摩斯（Samos）、希俄斯（Chios）與萊斯博斯（Lesbos），並與佩切涅格人聯合意圖從海上和路上同時封鎖君士坦丁堡。他還迫使突厥人從遙望君士坦丁堡的馬爾馬拉海和博斯普魯斯海沿岸撤退。1096年阿萊克修斯不僅避免了第一次十字軍對君士坦丁堡的攻擊，還利用他們奪回尼西亞——當時突厥蘇丹國的首都——使得他能夠將突厥人趕出他們在小亞低地部分的據點。之後他成功與遷都科尼亞（也就是伊科尼安）的突厥蘇丹們達成共識，狠狠地讓他們償還了之前突厥人對帝國領土的劫掠。但是十字軍違約繼續進攻，徑直拿下了埃德薩、安條克和耶路撒冷，這個問題尚未被解決。不過，1108年博希蒙德被擊敗後被迫締結的第沃爾條約，使得拜占庭無論從道德還是從法理上都對安條克具有很強的宣稱權。在帝國的另一邊，阿萊克修斯談成了他的兒子與匈牙利公主皮羅什卡（Piroska，嫁到帝國之後改名伊蓮娜）之間的聯姻，作為匈牙利王卡洛曼佔領達爾馬提亞和克羅埃西亞的補償。在帝國內部，所有的反對者都被平息了，帝國的軍隊和財政在短暫的崩潰後已經運轉良好。所有的證據都支持阿萊克修斯自信的論斷：取之不竭的金幣使得他兒子的權力不可動搖。

如果說阿萊克修斯對他的政治遺產的評估有什麼遺漏的地方，那就是帝國對於西方拉丁世界問題嚴重性的認識和解決他們的方法。至少在我們看來，拉丁基督王國的擴張導致帝國與其鄰居的關係進入了新的階段。突厥人和佩切涅格人的入侵雖然破壞力巨大，但形式上差不多，都證明了君士坦丁堡作為遭圍攻的基督教王國橋頭堡的傳統角色。諾曼入侵和第一次十字軍的出現前所未有地從基督教世界的內部對這一角色發起了挑戰。諾曼入侵或許可以被說成是反叛的僱傭軍領袖乘帝國遭遇危機之時發起的政變行為。但諾曼佔領南義大利對帝國的巴爾幹部分的威脅既沒有隨著吉斯卡德和博西蒙德之死而消失。在1082年為了換取海軍援助而授予威尼斯人的史無前例的貿易特權也沒有消失。更何況，當博西蒙德和坦克雷德加入十字軍，諾曼人的敵意成為了十字軍這個更大的，而且同樣是對拜占庭人來說前所未有的現象的一部分。阿萊克修斯將十字軍視為突然闖入帝國，又被金幣收買的野蠻人，這嚴重誤解了十字軍運動的起因和影響。於是，他和他寫《阿萊克修斯傳》的女兒一樣，忽視了十字軍運動和他自己向教皇烏爾班二世求援對付佩切涅格人和突厥人之間的關係。但是他在給他兒子的建議中完全沒有提到十字軍的征服——尤其是博西蒙德奪下安條克——在帝國引起的震動，這還是十分令人驚訝。1098年起，收復安條克和其它西里西亞和北敘利亞的諾曼人領土成為阿萊克修斯的首要目標，他為此放緩了其它所有的征服計劃，而且即使在坦克雷德拒絕遵守第沃爾條約後也沒有放棄。在阿萊克修斯晚年，只有突厥人的劫掠和庫曼人的入侵威脅使他不得不回過頭保護帝國在小亞細亞和巴爾幹的邊疆。皇帝決意對付博西蒙德和坦克雷德，彷彿跟他們懟上了。而在努力削弱從西方送至十字軍諸國的物質和道德上的支持過程中，他也逐漸理解了十字軍諸國賴以生存的體系和理想。

一開始，他對十字軍所征服領土的宣稱是基於十字軍領袖通過君士坦丁堡時發下的誓言。無論他們宣誓的是臣服、效忠還是拜占庭式的「宣誓服務」，他們顯然認為阿萊克修斯也將承擔封建主的義務，幫助他的封臣，而那些為了在東方成為一方領主而加入十字軍的人顯然認為以阿萊克修斯的名義收復的失地也該有他們一份。

阿萊克修斯一開始沒有理會他們對這一關係的理解，結果付出了代價。安條克之戰時，他沒能及時增援，戰後他又要求十字軍交出所佔領的土地。阿萊克修斯的行為讓博西蒙德獲得了絕佳的宣傳機會，後者活用這點，指責皇帝為不信者，並將其打為十字軍之敵。但阿萊克修斯吸取了教訓，當他向十字軍中博西蒙德的首要敵人，聖吉勒斯的雷蒙德求援時，他不再堅持要求十字軍將所有從穆斯林手中奪回的帝國固有領土立即轉交給帝國。雙方達成協定，當雷蒙德在帝國援助之下成功奪取黎波里後，他將以帝國封臣的名義持有這塊地。這個條約為日後帝國的外交開啟了一個先例，其影響的不止是新成立的黎波里，也包括其它十字軍國家，包括安條克。儘管第沃爾條約無疑對皇帝有利，並最終使安條克完全併入帝國版圖，博西蒙德得以終身保有這些領土，並且被允許將埃德薩加上他在敘利亞內陸地區拿到的其它領土傳給他的兒子。安娜科穆寧的書中記載的這一條約的文本與西歐封建習俗極為相似。不管起草者是為帝國服務的拉丁人還是希臘人，這些文本非常敏銳的參考了西歐人對東地中海現狀的認知。阿萊克修斯為了鞏固與坦克雷德的條約而採取的外交策略也是這樣。在Lilie對阿萊克修斯外交政策的傳統解讀進行的重要訂正中，他指出當我們討論阿萊克修斯與比薩締結的條約（1110-11）以及他與帕斯卡爾（Pascal）二世教皇關於教會聯合的非決定性的談判（1112）時，都應考慮到安條克的紛爭，尤其是博西蒙德回到歐洲開闢對帝國的第二戰場時（1105）來自義大利和法國的熱情歡迎。阿萊克修斯由此明白，對十字軍國家的緊逼會招來西方十字軍，除非他想辦法削弱或控制十字軍諸國與他們在西方的主要支柱間的聯繫：一是義大利的沿海城市，其艦隊提供了他們的移民和補給品；二是教皇國，其普世宣稱給了他們名正言順的不遵從分裂教派的希臘皇帝的最好借口。在皇帝努力控制十字軍諸國的過程中，他也逐漸接受了導致這些惱人的異常現象持續的現實情況。這最直接的體現是他在臨終時，正要通過聯姻與安條克的諾曼統治者達成協議。

總而言之，阿萊克修斯的表現說明他承認了拉丁人不是尋常的野蠻人。然而他在給他兒子的建議中沒有提到對拉丁人的認知——除了隱晦的稱讚這些馬背上的西方騎士戰技精湛之外——這既重要也很令人好奇。這就需要我們解釋為什麼他寫出來的跟他所做的有很大矛盾。如我們之前提到，這可能是日常事務跟純文學的不同。這還反應了關注短期的最優戰術還是關注其背後不變的長遠理念之間的區別。一方面，新興而且棘手的西方野蠻人應當受到密切關注，但另一方面，他們不過是另一幫野蠻人。這兩個戰略焦點（長期與短期）是中古帝國統治的基礎，西部和東部都是如此。我們將在本書中看到這兩個戰略焦點的各種形式。短期目標可能十分短暫和實用，而長期目標可能極為漫長。這個長期目標不僅向前追溯到希拉克略、查士丁尼時代甚至更遠，還向後一直延伸到人類歷史的終結，屆時羅馬帝國將作為《但以理書》中的四個王國里僅存的一個，在基督再臨的一系列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我們看來，這個長期目標看起來是個危險而奇葩的幻覺，但在這裡，以及很多情況下，我們要注意不要被我們對科穆寧王朝崩潰後拜占庭命運的後知後覺所影響。阿萊克修斯的詩文對我們理解這一時期的意義僅限於證實這一點：皇帝既看清和適應了第一次十字軍造成的現狀，又忽視這些現狀大談帝國的光榮傳統，認為蠻子最終總是要歸順的。總結起來，皇帝的建議中盲目樂觀的口吻與他實際採取的政策並不矛盾，甚至可說是理解後者的關鍵。他能容忍拉丁人的存在是因為他將他們視為僱傭軍，其風險和價格遠低於皇帝謀取的收益。在羅伯特.吉斯卡德死後他跟西方的所有來往，可以看出皇帝一向深信西方的擴張可為他所用。儘管他跟他的前任皇帝們都深受法蘭克傭兵之害，他還是毫不猶豫的以「基督徒團結」的名義請求烏爾班二世派基督徒援助東方的教友們。儘管皇帝對1096年到來的十字軍倍感驚訝，他還是立刻收編他們以彌補進攻尼西亞和安條克所急需的兵力——圍攻這兩地的晚期羅馬式要塞對一般的帝國部隊來說得不償失。如果事情按阿萊克修斯的計划進行，他很可能會更加不客氣的把十字軍的戰功攬到自己頭上，而如果博西蒙德遵守他的誓言，他很可能會掌管帝國在東部的軍隊——他確實要求過這個職位，而且完全有這個資格。諾曼人對帝國除了仇視，也有傾慕的一面，而阿萊克修斯也自信能在此基礎上跟他們建立持久的良好關係。從阿萊克修斯聽到安條克被博西蒙德奪取後的強烈反應來看，他遠比他女兒寫的那樣信任博西蒙德：安娜堅稱她親爹並沒有被博西蒙德在君士坦丁堡的友好表現騙住。

可以確定，第沃爾條約作為博西蒙德和阿萊克修斯原先條約的替代，不僅旨在解決安條克問題，也是要驅使博西蒙德和他的封臣們為帝國的利益而戰。皇帝給博西蒙德的特權是根據他的軍事表現來定的，條約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允許博西蒙德在埃德薩和阿勒頗建立一個世襲的公國，這就意味著在帝國即將收復的沿海地區與穆斯林國家間創造出一個緩衝國。

所以說，阿萊克修斯在十字軍問題上的挫折和妥協，並沒有減少他利用十字軍成就光復帝國的計劃的決心。我們能從他跟比薩的條約中看到他的雄心：比薩向他保證，絕不會採取任何會使他失去「您所掌握的一切，和您將要掌握的一切——克羅埃西亞、達爾馬提亞、都拉齊翁甚至遠達亞歷山大里亞」的行動。我們很難想到一個還沒完全掌握小亞細亞海岸部分的皇帝就已經計劃控制巴勒斯坦和埃及，這連偉大的巴西爾二世都沒想過。如果說這與我們印象中那個謹慎的政治家不符，那麼是時候改變這個印象了。阿萊克修斯一度準備遠征巴勒斯坦的另一個印證，是他曾經相信一些僧侶的預言：阿萊克修斯在成為耶路撒冷國王前不會死。這一預言無疑是關於晚期羅馬皇帝的舊式Pseudo-Methodian末世論的另一個版本。顯然，阿萊克修斯為了推進他對十字軍諸國的計劃，索性當起了最後的皇帝。政策與預言如此碰巧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發生在帝國——當然也不僅僅只存在於帝國。

約翰二世（1118-1143）

P35-41譯者：@Melissa蘭

起初，阿萊克修斯最中意的兒子與繼承人看起來並不打算延續他父親的政策。繼位伊始，他的第一個舉動就是拒絕續訂他的父親與威尼斯人之間的協議，然而在威尼斯人在愛琴海沿岸造成了一系列的劫掠與破壞之後，他才不得不回心轉意。另一方面他在小亞細亞的東南部開展了一系列有威脅的軍事行動，攻佔了勞提西亞（Laodicaea）和索佐波利斯（Sozopolis），重啟了阿萊克修斯一世在1099年所放棄的對安納托利亞進行再征服的計劃。在1128-1129年，他與匈牙利開戰，武力強迫塞爾維亞與拉什卡臣服，完成了他的父親在1094年時匆匆撤軍留下的未竟事業。1130-1135年以及1139-1142年，他兩度與安納托利亞北部的突厥酋長國達尼什曼德（Danishmendids）開戰，暫時性地佔領了卡斯塔莫努（Kastamon），甘格拉（Gangra）以及其他要塞，並且還對收復新凱撒里亞（Neokaisareia）地區進行了一次並不成功的嘗試。直到12世紀30年代中期他才開始著手考慮安條克，以及與西方的關係問題。

通過仔細的分析，事實上約翰的統治並沒有對科穆寧王朝的政策帶來重大的轉變。他試圖終結威尼斯人的貿易特權很可能是與威尼斯佔領了達爾馬提亞地區的數座城鎮有關。事實上1111年達爾馬提亞與比薩的貿易證明，阿萊克修斯很早便預見帝國在未來會與威尼斯人在這一地區產生衝突。阿萊克修斯被1082年與威尼斯人簽訂的協約所束縛，但約翰卻並沒有這樣的負擔。後者選擇介入匈牙利的內政——他的婚姻賦予了他合理的借口——很可能也是意在達爾馬提亞。不過他究竟為什麼在在對匈牙利以及塞爾維亞的作戰中表現得那樣疏忽大意與莽撞，仍然是個未解之謎。匈牙利人與拉什卡大公（Zupans of Rascia）之間的同盟也給曼努埃爾帶來了許多麻煩。但如果他想介入這一地區的事務，他就無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和他的父親在十一世紀90年代早期的複雜局面下所採取的行動相比，更為激進的方式。而他對於小亞細亞所採取的政策也是如此。看起來他並沒有對自己在內陸地區的征戰有個系統的規劃。他之所以對安納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一方面是來源於突厥人對黑海沿岸以及河谷地區的壓力，但導火索卻是由於達尼什曼德的酋長加齊二世（Gazi Gümüshtigin，也作Ghazi ii，1104-1134在位）與當地的拜占庭大商人相互勾結。提奧多爾·普羅德羅莫斯（TheodoreProdromos）當時為他寫過一篇稱頌他的文章，金納莫斯（Kinnamos）與柯尼亞特（Choniates）記載他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文章里表明突厥人的攻勢已經被擊退。然而約翰的勝利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也不過是俘獲了一些戰俘與牲畜。他在收復領地上的建樹也僅限於索佐波利斯和勞提西亞。也許它們可以被當做未來進攻科尼亞（Konya）的跳板，但當下它們最顯著的用處是把守通向安塔利亞（Attaleia）蜿蜒的山谷，而安塔利亞又是帝國連接塞普勒斯與奇里乞亞的重要港口。

大體上來看，儘管安納托利亞的中部與東部地區在情感上仍然支持拜占庭帝國的軍事貴族統治，但約翰在小亞細亞地區最亟待解決的問題並不是突厥酋長國佔據了這些曾經的帝國領土。而科尼亞的塞爾柱家族蘇丹有著向東方舊的穆斯林世界的權力中心擴張的野心。他們名義上倒並不反對承認拜占廷皇帝在小亞細亞地區對他們的宗主權。但在這一地區，影響帝國的地位的因素往往是不受蘇丹掌控的：游牧的突厥人前往拜占庭帝國的低地地區劫掠以收集過冬的物資，而與他們相伴的是為了信仰而戰的聖戰士們（Ghazi）。所以這樣看來帝國是很難與小亞細亞地區的另一股突厥勢力——以這些聖戰士為基礎建立的達尼什曼德酋長國和平共處了。不過儘管如此，達尼什曼德依然可以被用來牽制塞爾柱突厥的勢力。比起消滅其中的任何一個勢力，保持這兩者在這一地區的平衡顯然是更好的選擇。

以上就是約翰在巴爾幹以及小亞細亞地區的戰略部署，和之前的阿萊克修斯一樣，他們的本質一種牽制與報復的手段。而對於東方，他與他的父親一樣對第沃爾條約態度十分堅決。起初他嘗試著想要延續阿萊克修斯的外交策略。博希蒙德二世去世後安條克公國陷入繼承危機（1130），這給了他為自己的小兒子曼努埃爾與年輕的女繼承人康絲坦斯安排一樁婚事的機會。這樁婚約的具體條件沒有被記錄在案，但很有可能包含了帝國使團曾經在1118年提出的建議，還有在此之後約翰打算確立曼努埃爾作為安條克，奇里乞亞，塞普勒斯以及安塔利亞地區的獨立行政長官，很可能也與之相關。這一計劃得到了康絲坦斯的母親艾麗斯的同意，但其他安條克地區的拉丁人貴族說服了耶路撒冷國王富爾克將康絲坦斯許配給了普瓦圖的雷蒙德，後者是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的小兒子。

此後約翰只好訴諸武力。1137-1142年期間他兩次遠征奇里乞亞與敘利亞，浩大的規模表明他除了希望收復被突厥人佔據的小亞細亞地區之外，還意欲染指安條克。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其實有關名譽問題：被拒絕婚約的侮辱使得帝國長期以來對第沃爾條約的不滿情緒愈演愈烈。除此之外，這份條約給了拜占庭帝國對於安條克之外，整個敘利亞與奇里乞亞的西北部地區，從幼發拉底河谷到托羅斯山脈合法的統治權。某種程度來說，這一地區的重要性對於帝國在東方的重建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越了小亞細亞的內陸地區。河谷與沿海的低地地區，特別是遼闊的奇里乞亞平原，是非常好的耕地。由於十世紀拜占庭對那裡的再征服，大量敘利亞以及亞美尼亞人移民湧入，所以那裡依然是基督徒佔主導地位。面對突厥入侵的時候，在那一地區帝國政府十分倚仗當地亞美尼亞人領主的力量。儘管帝國政府由於強制亞美尼亞與敘利亞的基督一性論派信徒去接受卡爾西頓會議後確立的正統東正教（Chalecedonian orthodoxy）而不得人心，但當地的群眾依然對之後十字軍的到來表示歡迎，並且還始終與君士坦丁堡保持著聯繫。有許多亞美尼亞人與敘利亞人皈依了東正教信仰，並且都是一些地方上為帝國效力的世家望族們。並且，亞美尼亞人的貴族之間還展開了爭鬥，尤其是在兩個控制了通往奇里乞亞平原的山區腹地的兩個大家族之間。赫圖姆（Hetoumids）家族佔據了塔爾索斯（Tarsos）的西部，他們的中心在蘭普倫（Lamprun）。魯本（Rupenids）家族則依託瓦恰（Vakha）的城堡佔據了南部。當魯本家族試圖在拉丁人與希臘人都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趁機侵佔整個奇里乞亞地區時，赫托姆家族卻安於現狀地駐守在他們世襲的封地里，做帝國忠實的臣子。

到了1137年，帝國已經無法忽視奇里乞亞地區的情況。位於西部邊境的塞琉西亞（Seleucia）是帝國僅存的直屬領地。其他的低地地區被野心勃勃的魯本家的利奧以及安條克公國所瓜分，後者還控制了平原上的其他三座重鎮——塔爾索斯，摩普綏提亞(Mopsuestia)，還有坦克雷德在1109年從阿萊克修斯手中奪取的阿達納（Adana）。約翰的密探毫不猶豫地告知他，當地的居民「對於法蘭克人所製造的麻煩感到憤怒」。所以是時候消除十字軍帶來的影響，恢復常態了。

約翰實現了他父親對坦克雷德的進攻計劃，並且他的外交舉動與阿萊克修斯在1111-1112年間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他重啟了與比薩的同盟，並且與日耳曼國王洛泰爾二世結盟，來共同對付西西里的羅傑二世。

在洛泰爾之後，約翰繼續確立了與他的繼任者康拉德三世的盟約。科穆寧家族之所以致力於與日耳曼尋求同盟，普遍的看法是為了行使對拜占庭曾經的省份阿普利亞與卡拉布里亞的宣稱權，而羅傑二世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大絆腳石。羅傑在整個地區確立了諾曼人的統治並且從教皇手中接過了王冠，他始終致力於讓諾曼人的統治變得穩定，合法，並且無可爭議。在這種情況下，所有「西西里暴君」的敵人，都將是拜占庭皇帝的朋友。

但是在請求洛泰爾和康拉德，或者教皇英諾森二世幫助對付羅傑後，他們並不見得就會同意將這一地區置於拜占庭帝國的統治之下，因為無論是西方的帝國還是教皇本人都對這一地區的主權十分感興趣，而且拜占庭也同樣不希望看見諾曼人在義大利北部的統治被日耳曼人取代，這樣一來他們的軍事力量將膨脹得令人難以對付。Lilie提出了一個假設，認為與日耳曼的同盟是為了將羅傑牽制在義大利，與此同時約翰向東進軍。考慮到羅傑的家族出身以及他對安條克潛在的野心，這樣的推測是十分有道理的。不過洛泰爾在協商後不願提供婚姻同盟，而與康拉德的同盟也不過是建立在約翰的第四個兒子與日耳曼國王的內姐妹——蘇爾茨巴赫的貝莎這一非常脆弱的婚約上。從這些都可以看出，日耳曼方面對這一聯盟並沒有表示十分的關切。

但Lilie的論點的漏洞在於他無法合理地解釋在未來該如何處置北義大利的問題。他認為約翰擱置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後來又急切地想要解決它，這聽起來並不讓人信服。即便我們假設滅亡諾曼王國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我們對於兩個帝國的聯盟及其影響的探討依然是無法避免的。所以說與洛泰爾和康拉德的聯盟肯定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拜占庭在北義大利問題上的安全與尊嚴。至少約翰會為了顏面而採取一些折中的手段，例如，從康拉德與約翰在1142年2月的信件中他寫到：「諾曼人是在反叛我們兩個帝國，」——意在暗示羅傑二世其實是損害了東方和西方兩個帝國的權益。如果想要東方的皇帝分享這些權利，那麼他必須要得到一些好處作為回報。鑒於他現在一門心思盯著安條克，所以推測他決定利用他在迪沃爾條約——一份文件中的權利來得體地迴避北義大利的事務，並且承認亞得里亞海為帝國的西部邊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樣的妥協還可以從康拉德在1142年的另一封信中所反映，他宣稱：「我們兩個帝國的事務應當一視同仁，無論在陸地還是海上都應當結交相同的夥伴與仇敵。誰對其中一國不敬，無論來犯者是諾曼還是安條克，必會招致其盟友的怒火。」當然，對於十字軍國家而言，擁護教皇和日耳曼皇帝是一樣重要的，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英諾森二世對於約翰對安條克的第一次攻擊反應十分激烈。但在1142年他的態度有所軟化，名義上同意了拜占庭與日耳曼的聯盟。這樣態度的轉變要追溯到1141年，約翰向教皇寄出了一封和解的信件，信中提及了關於教會統一的事情，以及追溯西方對於精神以及世俗權力的概念。康拉德也暗示新羅馬對老羅馬錶現出了應有的尊重。之後還有另一個事件在暗示約翰與康拉德之間的協約讓他在安條克的事務上感到十分滿意。這是約翰1142年出征敘利亞時的事情，「他打算把奇里乞亞，安條克，還有安塔利亞與塞普勒斯作為遺產留給曼努埃爾。」將這些領地授予一個之前打算與安條克的女繼承人訂婚，以及事實上的確與日耳曼國王的內姐妹訂婚的王子，難道僅僅是個巧合嗎？而且這些領地某種程度上還成了未來這對夫妻的嫁妝——塞普勒斯，安塔利亞和奇里乞亞來自新郎，而由於安由於從屬於西方和教皇，某種程度上來自西方帝國的新娘也帶來了統治與征服它的權利。總之，這些關於世襲領地的想法和拜占庭的傳統大相徑庭，也可以被解讀為帝國為了安撫拉丁人接受帝國在安條克的主權而做出的一些讓步。

約翰希望拉丁人承認他作為基督教在東方的保護者這一角色，還有其他諸多的權利。當然，西方的主流觀點認為，通過支持而不是接納，他能夠更好的為東方正教會服務。十字軍國家認為：「這不僅僅是對您信念的回報，同樣也是對您的帝國一種保護。他們會在東方阻擊敵人的入侵，就如同您在北方做的那樣。」但是「虔誠的基督教皇帝」不會接受安條克與耶路撒冷的古教堂里希臘人的牧師被拉丁人所取代。此外，約翰有了合理的理由來說明，那些十字軍國家趁著帝國元氣大傷的時候建立，而當現在帝國恢復了實力，他們的存在便顯得毫無價值，實際上只是基督教分裂的象徵。在安條克的問題上，從他的角度來看，這座城市也就僅僅是他許諾給曼努埃爾的一大片領地中一個基督徒的要塞罷了。如果他們在行政上各自為戰，那麼安塔利亞，塞普勒斯，奇里乞亞與安條克不僅在軍事上效率低下，甚至還在消耗彼此的資源。但在帝國體制下，他們依附於君士坦丁堡的統治者，這片區域將形成一個對於十字軍國家而言十分急需又誘惑力十足的基督教聯盟。帝國將在穆斯林與小亞細亞以及敘利亞之間打下一個楔子，使得此地區的基督徒們互利共贏。

在他對敘利亞的第一次遠征的末尾，他對於安條克問題的最後清算找到了動機：他個人對普瓦圖的雷蒙德的不滿與阿萊克修斯對博希蒙德的不滿並無二致。帝國最初在1137年對這座城市的投入換來了基於第沃爾條約上的共識，雷蒙德向約翰宣誓效忠，並保障了皇帝對於安條克的自由通行權以及保證將之後從穆斯林手中奪取的阿勒頗，夏扎爾（Shaizar），霍姆斯（Homs）和哈馬（Hama）一同交還於帝國。之後的征服證明情況比約翰預想得要更加複雜，對敘利亞的遠征失敗一部分要歸咎於雷蒙德和埃德薩的約瑟林二世他們十分不情願作為他的封臣，在戰爭中沒有盡全力。當返回安條克後，約翰堅持要求控制這座城市，那兩位公爵組織了一場暴動，迫使皇帝很沒面子地匆匆離去。儘管他接受了他們的道歉，儘管他們的行為不過是莽撞的虛張聲勢，但毫無疑問他帶著強烈的復仇意願在1138年離去，並在1142年捲土重來。

曼努埃爾外交政策之始

P41-43譯者：@蘭斯洛特卿

此時約翰無心妥協，一些跡象表明他想履行的宣稱不僅包括安條克，還有耶路撒冷。他在1143年春的突然逝世等於是避免了帝國與十字軍諸國的一場衝突，但帝國政策的方向和自信並沒有隨之改變。這一不尋常的情況讓曼努埃爾——皇族中與這些政策關係最緊密的人——登上了皇位。按約翰二世的打算，曼努埃爾會跟安條克的康斯坦斯結婚並在帝國東部繼承一片新領土。另外，約翰二世得以鞏固跟日耳曼的姻親聯盟也是靠曼努埃爾，這對帝國在東方的目標至關重要。因此，雖然約翰二世的死亡也許不是一場事故，而曼努埃爾與軍隊中那些不願攻打教友的拉丁人走得很近，我們還是沒理由認為他會反對他父親的政策。他之所以把軍隊帶回君士坦丁堡，是因為擔心他在首都的兄弟伊薩克跟他爭奪帝位。安條克的雷蒙德想趁機搞事，但是被狠狠的報復了一頓。為了滿足帝國的尊嚴，他不得不親身到君士坦丁堡以羞辱性十足的方式向皇帝表示臣服，其中包括在約翰二世墓前卑躬屈膝，以及在安條克任命一位希臘牧首。作為回報，曼努埃爾給予雷蒙德豐富的禮物，並承諾幫助敘利亞地區孤立無援的基督徒——在埃德薩落入摩蘇爾阿塔貝格（atabeg）贊吉之手後（1144年12月），他們的處境越發危險。曼努埃爾深知這也是雷蒙德親身前來的原因之一，他有理由相信在他前往敘利亞之後，雷蒙德將無法拒絕他的要求。但他尚未來得及利用這一情況，就被突發事件打斷了，也就是第二次十字軍的到來。1146年，法王路易七世在信中宣布他將出兵幫助十字軍諸國。

曼努埃爾在回信中著重指出，法王的使者們「在上帝的幫助下」恰好趕上他與科尼亞蘇丹梅蘇德的戰爭。這次遠抵科尼亞城下的遠征中，曼努埃爾故意展示出十字軍式的理想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這應該是受到了西方風潮影響，肯定是用來給拉丁人留下深刻印象。雖然此戰因其勇武色彩而載入史冊，但它並不是一次系統性的光復戰爭，只是對頻繁的西里西亞和小亞西部邊境摩擦的一次小規模報復行動。曼努埃爾沒有費心佔領突厥據點，他只是毀滅了菲羅梅隆（Philomelion），遷走了此地僅剩的基督徒，類似1116年阿萊克修斯的先例。在我們至今為止所觀察到的短暫歲月中，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曼努埃爾有背離阿萊克修斯重建帝國的戰略，也就是以收復安條克和與日耳曼帝國結盟為基礎。

對於這一聯盟，曼努埃爾的即位倒是帶來了影響深遠的變數。剛訂立這個婚約時，他還只是皇帝的四子，毫無繼承皇位的希望，所以自然而然他的日耳曼妻子也不被視為會成為奧古斯塔或是太子妃。如今他是皇帝，從帝國的觀點上，這樁婚姻也變得不是那麼門當戶對——除非貝莎的地位和嫁妝也獲得相應的提高。毫無疑問1145年帝國派往康納德的使團正是要趕在婚禮之前談妥此事。從他給曼努埃爾的回信來看，康拉德因此大怒，協議在三天的秘密交涉之後才終於達成。不幸的是，我們無從得知這一協議的內容，但康納德應當就是在這段時間非正式的決定在貝莎的嫁妝里添上一塊他計劃從西西里的羅傑二世手中奪取的義大利領土。這一決定並沒有書面公開或向日耳曼諸王公和教皇宣布，但還是得到了拜占庭人的重視。

我們應當在與日耳曼結盟的背景下，看待曼努埃爾即位後迅速向西西里派出使節一事。金納莫斯（Kinamos）和薩萊諾的羅穆亞爾德（Romuald）在此事上的記載出入頗大，因此我們無法判斷誰先提出建議、談判談論了哪些和為什麼談判破裂。在金納莫斯的記錄中，我們相信羅傑想要延續他對約翰二世做出的友好姿態到其子身上。儘管我們無法相信他的這一說法：曼努埃爾想要召回他的大使巴西爾·希羅斯（Basil Xeros），是因為他被忽悠到準備同意承認羅傑與皇帝地位相等，但這個故事還算有點根據：羅傑確實渴望帝國承認他的皇帝頭銜。希羅斯被召回還有可能與宮廷里在約翰二世死後鬧事的諾曼流放者的施壓有關。無疑，曼努埃爾無法與羅傑和康納德同時締結同盟，而他延續而不是違背其父的路線，說明他與羅傑的談判只是增加與康納德談判的籌碼的手段。他顯然相信為了與日耳曼的聯盟，得罪羅傑一番是值得的。可惜，第二次十字軍在這裡又打亂了他的計劃。

1146年帝國與其鄰居

P44-46譯者：@蘭斯洛特卿

第二次十字軍標誌著科穆寧外交政策的一個極端重大的轉折點，因此在深入討論此事件前，我們應該先回過頭來看看帝國此時的國際地位。第一次十字軍已經過去50年了，帝國與西歐勢力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他們在東地中海的擴張對帝國既是心腹大患，也是重奪小亞和敘利亞的潛在助力。消滅十字軍諸國已經成了帝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帝國不得不與東方的拉丁勢力合作而不是對抗。這些勢力不僅存在於帝國邊境，也存在於帝國的縱深甚至中心地帶：阿德里安堡和基波托斯（Kibotos）等地的本篤會修道院無疑在為過路的西方朝聖者服務；而在君士坦丁堡、都拉齊翁、羅德島、阿爾米羅斯（Almyros）這些貿易港中，都有威尼斯人和比薩人建成的遵循拉丁禮制（Latin rite）的教堂；軍隊中，從十一世紀中葉始就不缺少法蘭克人的身影；宮廷則永遠不會拒絕自南義大利逃亡而來的諾曼人。從僅有的證據來看，這一趨勢愈演愈烈，而除了約翰二世徒勞的試圖中斷和威尼斯人的協議之外，諸帝對此毫無作為。無疑，科穆寧戰略對十字軍諸國戰略的一部分就是大開國門，吸引那些願意為帝國服務的西方人。

這一政策所帶來的危險已經很明顯了。博西蒙德事件證明帝國的慷慨可能被視為軟弱和姦詐。帝國領土上建立的拉丁教堂和威尼斯人的購買力已經引起了異議。與威尼斯人條約的更新證明這種合作不是想斷就能斷的。接納諾曼難民的合理性也因他們在1143年企圖政變而飽受質疑。這些危險信號沒有對帝國政策造成任何明顯的影響，這既可以被看做是帝國的無能也可以說成是帝國的機會主義，但總的來講，這體現出一個不言而喻的信念，那就是帝國的智慧和財富終將勝過西方的野蠻人。後者的進步則可能被當成了他們正在融入帝國的世界格局的標誌。阿萊克修斯在被虐無數次後仍然表達出這種自信，而目睹帝國日漸恢復其力量和地位的約翰和曼努埃爾自然也是如此。雖然自第一次十字軍後，帝國領土並沒有顯著的變化，但歐洲行省空前的平安無事，而皇帝們在巴爾幹和安納托利亞地區的接連勝利為帝國帶來了戰利品和俘虜，也維持了軍隊的士氣、戰力和威名。

阿萊克修斯最後那些年讓他的兩個外孫，也就是安娜的兒子們迎娶喬治亞公主們，而約翰讓他的繼承人阿萊克修斯迎娶基輔的米斯拉夫的女兒。帝國不復其在地中海的傳統地位，但在東部斯拉夫人和高加索地區查爾西頓派基督徒中其地位仍在——對他們而言君士坦丁堡是唯一的宗教、文化和經濟大都市。威尼斯人和比薩人都無法獲得在黑海的貿易權，他們的交流仍處於帝國的有效控制之下。

總而言之，皇帝們並沒有做出他們認為無法承擔的讓步。他們的失誤不在容納西方來客，而是沒能隱藏這一政策背後的真正意圖。在約翰的兩次敘利亞遠征中，他都太過明顯的表現出對受制於他與十字軍諸王的合約的不耐煩。如果他們對皇帝佔據上風后他們的下場還有任何疑問，他們只需參考一下他們的亞美尼亞鄰居列奧的命運。1137年，約翰佔領奇里乞亞之後，此人和他的兩個兒子托羅斯與魯本都被抓到君士坦丁堡關了起來。

因此，科穆寧家族雖然在適應其新環境上努力甚多，但還是不夠。他們始終將第一次十字軍視為一幫出了岔子的傭兵遠征軍，而通過在東方的武力恐嚇和對西方的親和政策，這一不幸發展可能為帝國提供機會。皇帝們認為帝國終將伺機孤立并吞並十字軍諸國。曼努埃爾現在知道第一次十字軍並不是個由帝國的軟弱和穆斯林的混亂帶來的特例，西方的統治者們也不會一覺得「海外之地」（Land of Outremer）風險太大就拋棄他們。埃德薩落入贊吉之手及其在西方引起的反響說明，1096年的「風波」只是一次浪潮的開始，歐洲諸王渴望著躋身其中，而每一次受挫只會使其愈加猛烈。

第二次十字軍

P46-53譯者：@蘭斯洛特卿

第二次十字軍給帝國帶來的衝擊不比第一次的小。1147年抵達博斯布魯斯海峽的日耳曼和法國軍隊的規模和危險性也許不如五十年前的第一次十字軍，也沒有曼努埃爾身邊的奉承者們（包括金納莫斯）說得那麼誇張——這些人一向誇大皇帝把這些十字軍打發到小亞細亞的偉績。但是十字軍的到來使得人們重新想起關於君士坦丁堡毀滅的預言，曼努埃爾為以防萬一修復城牆也反映了當時的輿論——他的祖父都沒有這樣做過。第一次十字軍可以算是對於拜占庭求援的回應，但這次他們完全是自發組織的，而在博西蒙德、坦克雷德和布永的戈弗雷展示了不要拜占庭金幣、硬懟拜占庭皇帝的甜頭之後，帝國很難再把他們當僱傭兵用了。在西方人看來，想要獲得上帝曾經賜予那些英雄們的功績，只要跟著前人的足跡就好。於是，第二次十字軍從一開始就充滿第一次十字軍期間逐漸養成的強硬態度。

更重要的是，此次十字軍的領導者不是公爵或伯爵，而是國王們——康拉德三世和路易七世。這些人的地位意味著他們不會接受阿萊克修斯一世在1096年要求的那種附庸關係。國王們雖然不會想在東方圈地稱王，但更不可能把自己的王國頭銜留在家裡。十字旗下的路易和康拉德都是在履行他們作為基督教君主的使命，計劃利用這次東征撈一筆信仰加強他們的統治。兩位國王都自認為是查理曼的繼承者，他們深受理想主義教會人員的影響，相信他們肩負著神聖使命，想成為對抗教會之敵的英雄，而最近還在攻打安條克的帝國自然也在教會之敵的範圍內。兩位國王應該都未想過對君士坦丁堡動手，但曼努埃爾堅持要求兩位國王保證其領土的安全，並歸還他們從突厥人手中奪來的領土，這讓兩位國王很沒面子，也讓他們越發相信清除這些異端希臘人的掣肘是他們的使命。跟第一次十字軍一樣，拜占庭對十字軍動機的懷疑反過來坐實了自身。

康拉德參加十字軍晚路易一步，但他的軍隊是最先進入帝國領土的（1147年夏），而且在拜占庭史料中記載得更詳細，說明它也是最麻煩的一支。這在康拉德和曼努埃爾剛剛聯姻的背景下看起來很奇怪，而且日耳曼對這次遠征的描述中並沒有對希臘人顯露敵意，至少不像Deuil（這個詞在法語里不是地名，是悲傷的……）的奧多筆下對法國人那樣明顯。不過從西方史料來看，1147年後局勢發生了變化。康拉德欠曼努埃爾一個人情，後者說服前者繼續跟他結盟對抗西西里的羅傑，與此同時法王路易七世正好遇上了剛從巴勒斯坦回來的羅傑。從寫於日耳曼軍隊跨過博斯布魯斯海峽不久後的一篇給曼努埃爾的頌詞中，可以看出1147年末時大眾的情緒。文中指責康拉德意圖武力奪取君士坦丁堡並扶持一個拉丁牧首。除卻一定程度的歪曲，這一指責值得認真看待。康拉德穿越帝國國土的過程可謂罔顧與曼努埃爾的同盟條約，而且相當過分。康拉德可能私下體諒曼努埃爾的處境，但作為選帝侯與十字軍領袖，他無法對希臘異端皇帝表現出言聽計從的姿態，更無法容忍他治下的人民對十字軍的無故攻擊。他不得不堅持十字軍東征作為一項神聖的事業不能以一般的政治規則來衡量，而曼努埃爾要麼毫無怨言的無條件允許十字軍擺布他的帝國，要麼直面羅馬教廷之劍。來自帝國的指責可能正是源於這種意見造成的反響。在國內和義大利樹立權威時的「教士國王」康拉德的統治並沒有多少皇帝做派，但作為基督教王國中最具權威的世俗代表和教皇的右手的他十分堅定，甚至可謂預示了霍亨施陶芬諸皇那種嚴苛的帝國主義。通常認為在康拉德早年與約翰二世和曼努埃爾的通信中即可看出這種統治風格的跡象。近來的研究發現，康拉德對於皇權的看法在參加了十字軍後有了很大的變化：1148年他在聖地期間，開始稱自己為Rex Romanorum Augustus，甚至無視耶路撒冷王國的管轄權給泰伯（Tabor）山的一個修道院頒發特權。這位日耳曼國王顯然認為他算是十字軍諸國的領主，這一想法無疑是當時那些篤信日耳曼帝國主義的教士煽動的。其中一名牧師，弗賴辛（Freising）的奧托，在書中提到一名在1142年從安條克趕赴約翰二世處表示抗議的使節代表的是教皇和皇帝。

在這一背景下，注意到1146年教皇尤金尼厄斯三世將日耳曼皇帝亨利二世（1002-24）封為聖人，從而恢復日耳曼皇帝的神聖光環，而後來的亨利四世和五世又背棄了教會的信任。康拉德此次參加十字軍也有彌補當年亨利四世未參加十字軍的意味。就此看來他肯定知道一些亨利粉將他視為預言中那位最後的羅馬皇帝，說他將在君士坦丁堡加冕之後再前往耶路撒冷。既然當時連法王路易七世都信了類似的這種西比拉神諭式的猜測，難以想像康拉德會不買賬。總而言之，帝國人民有充分的理由認定康拉德的十字軍來意不善，並以最大的惡意揣測十字軍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和阿德里安堡的暴力行徑。

法王倒是一路安穩的到了君士坦丁堡。我們如今能看到的有關他與曼努埃爾間關係緊張的證據幾乎全部來自Deuil的奧多，他記載了大量法王率軍穿過小亞細亞到阿塔萊亞時遭遇的意外，而且毫無懸念的歸咎於曼努埃爾。即便如此，奧多記載的基本事實應當沒錯。曼努埃爾和路易都有理由互相提防，後者跟十字軍諸國的關係超過任何歐洲君主。十字軍諸國的統治家族多少都有法國血脈，而且都靠聯姻混進了法國貴族圈。只有這樣他們才得以完整保存他們的法蘭克調調，免於被帝國文化同化。因此，路易起碼擁有和康拉德一樣充分的理由宣稱自己是十字軍諸國領主，從而有責任保護他們免於帝國的欺凌。根據奧多的記載，朗格勒（Langres）主教和路易的一些隨從主張進攻君士坦丁堡，以下是其主要理由之一：

皇帝（指約翰二世）幾年前曾出兵進攻安條克公爵......而現在的這位皇帝（曼努埃爾）身為這一重罪的繼承人，也保留著他父親不義而取的教產和其它財產；他又垂涎於他父親索求的其它領土，而且已經逼迫領主們對他臣服；他在城中設立一個又一個祭壇，還私設牧首，藐視聖彼得的牧首。

若非此時攻打從道德角度和實際角度都站不住腳，路易多半就真動手了。畢竟，按照弗賴辛的奧托記載，神諭向他許諾「風雲際會新羅馬，山雨欲來巴比倫」。路易七世接過十字旗時也是出盡風頭。像康拉德和第一次十字軍一樣，他也是認為他這是在履行神聖使命，而且他作為主的受膏者萬事皆允。

曼努埃爾最害怕的就是法王跟西西里的羅傑二世間的緊密關係。羅傑曾提議為法國十字軍提供食物和海運。路易和他的議會拒絕這一誘人提議的原因尚不清楚，但Deuil的奧多稱這與拜占庭使者的巧妙斡旋有關。看來曼努埃爾寧願讓法國人穿越拜占庭領土，也不願讓西西里船隊把他們拉來，因此竭盡所能向路易安利走陸路的好處。雖然他成功的避免了眼下法蘭西與西西里結盟的威脅，但這也讓法國人期望過高，最終無可避免的使他們後悔沒有站在羅傑一邊，聽進去他關於「希臘人愛玩陰招」的警告。有人於是建議法王撤退並奪取這些日益富庶之地上的城堡和城市，並給正與皇帝對峙的羅傑寫信，讓他派艦隊助陣直取君士坦丁堡。曼努埃爾竭力爭取路易為盟友來對付羅傑的努力最終還是失敗了，在他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會面時，雙方達成協定：作為曼努埃爾提供嚮導和開放市場的回報，路易不得攻擊帝國的任何要塞，他的男爵們也得向皇帝表示臣服。除此之外曼努埃爾還提出讓他的外甥娶一名路易家族中的女性，但是法國人設法擱置了這一提議。

以帝國的角度看來，第二次十字軍最令他們煩擾的影響就是讓羅傑二世趁機對希臘發動了一次使帝國損失慘重而且丟人的進攻。他的艦隊利用當地反帝國的情緒佔據了科孚島，並以此為基地洗劫了希臘海岸和周邊群島，其中既包括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梅松（Methone）這樣的小要塞，也包括希臘中部最富庶的三座城鎮——雅典、科林斯和底比斯。整個地區十分空虛，因為曼努埃爾將部隊調去監視十字軍的一舉一動了。西西里入侵所帶來的可怕後果反映在曼努埃爾給帝國境內所有主教區授予的特權中，其中明確提到西西里入侵（1148）。他頒布這個是因為：

朕於竭力摧毀如耶利哥城牆一般的所有基督徒公敵之防線之時——也就是那篡奪西西里，又陰謀摧毀羅馬統治的西方惡龍——呼籲眾主教每日為我等向上帝祈禱，以精神支持其毀滅。

從帝國方面的資料並不能看出羅傑在與十字軍合作，這一現象十分有趣且值得注意。但這一事件表明十字軍有多容易演變為西方諸王的聯盟，開始威脅帝國的領土完整性、宗教自治甚至科穆寧王朝本身。

十字軍跨過博斯布魯斯海峽後，他們的威脅也就過去了。這支大軍在小亞細亞的荒土中被饑渴、叛逃和突厥人的攻擊撕成了碎片。然而，這些苦難都被歸咎於曼努埃爾，他被認為鼓勵當地希臘人賣給十字軍天價麵包，往麵粉里摻石灰還有煽動突厥人。這些見於當地人柯尼亞特記載的指控說明，曼努埃爾對於十字軍的遭遇和感受深表遺憾。皇帝跟科尼亞蘇丹締結的12年合約給那些相信他在跟突厥人打仗的人極其惡劣的印象。但Deuil的奧多實際上誇大了曼努埃爾對安納托利亞西部局勢的控制能力，而奧多反覆提及的當地希臘人和突厥人的合作只是反映了經濟上的共存關係,跟政治沒什麼關係。曼努埃爾肯定明白他不應該用破壞手段令十字軍慘敗，這隻會招致另一次意在為這次失敗復仇（以及試圖索賠）的十字軍。路易從巴勒斯坦回來後確實有跟羅傑商量是否發動對帝國的十字軍，但因為曼努埃爾幸運的成功跟康拉德延續盟約而放棄了。日耳曼殘軍跟尼西亞附近的法蘭西部隊會合後，於1147年十二月抵達艾菲索斯（Ephesos）。康拉德因為重病而無法繼續行軍，他滿懷感激的接受了渡海南下的曼努埃爾的邀請，前往君士坦丁堡過了冬。曼努埃爾竭盡全力接待這位日耳曼國王，親自上陣做他的私人醫師，化醫學知識為外交手段。1148年春天，他又為康拉德提供了去巴勒斯坦的船隻，以及使他得以從朝聖者中徵募一支軍隊的金錢和裝備，讓他得以繼續他的十字軍事業。康拉德在盛情之下難以拒絕與曼努埃爾的合作。曼努埃爾要他發誓回程的時候要取道君士坦丁堡，這部分是為了保證十字軍此次意圖收復的埃德薩回到帝國手中，部分是為了讓康拉德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對曼努埃爾打算對羅傑發動的報復性遠征。兩位統治者還通過讓曼努埃爾的侄女狄奧多拉與康拉德的外甥巴本堡的亨利聯姻，促進了兩個王朝的關係。

反羅傑聯盟的事肯定是在康拉德動身前往巴勒斯坦前就開始談，但可能直到他在秋季回到帝國領土才定下來。根據金納莫斯所言，康拉德和他的外甥腓特烈發誓遵守之前的約定「他將收復義大利，作為伊蓮娜皇后的嫁妝還給帝國。」不過，別說是腓特烈，連康拉德都不可能明目張胆的做出如此損害西方帝國的尊嚴和教皇國宣稱的讓步。康拉德可能在私底下同意不碰任何曼努埃爾在接下來的戰役中準備奪取的地區。因為此時已被收作養女的貝莎-伊蓮娜依然沒有收到她的嫁妝，這樣不算丟人。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強調這片領土不得從皇后手中分走，至少一開始不行，從而挽回一些面子。

十字軍之後的迴響

P53-61譯者：@蘭斯洛特卿

曼努埃爾現在向西西里發動全面戰爭，這不僅意味建立一隻全新的艦隊，而且還需要恢復與威尼斯的傳統同盟關係以獲取他們的海軍援助——當然，除了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業特區，還給了他們大量附加的好處。1148年春季，曼努埃爾集結各路大軍，親自挂帥，揮軍西征，「西西里乃至整個義大利都被他盯上了」。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庫曼入侵使他不得不揮軍轉往多瑙河前線。海軍總司令（megas doux）斯蒂芬·昆托斯蒂法諾（Stephen Kontostephanos）率領的艦隊在亞德里亞海加入了皇帝的遠征軍，但凜冬將至，此時已不適合登船。同年冬天，曼努埃爾到馬其頓過冬，並與康拉德三世會面，在那裡他讓昆托斯蒂法諾著手收復科孚島，希望他在第二年戰季來臨前完成任務。但這座建立在陡峭山崖上的城堡易守難攻，而且西西里守軍作戰勇猛，甚至拋石擊斃了拜占庭指揮官。曼努埃爾不得不親自指揮作戰，軍事行動一直持續到1149年夏季。帝國艦隊遲遲不行動（皇帝在科孚作戰）使得威尼斯人產生了不滿，他們早就開始擔心帝國在亞德里亞海區域勢力的膨脹。當守軍彈盡糧絕被迫投降後，曼努埃爾決定分兵行動，他讓總司令（megas domestikos）約翰.阿克蘇赫率領大軍從阿弗羅拉（Avlona，今阿爾巴尼亞境內）渡海前往義大利，並以安科納為基地進行攻略，而他本人則回到東方處理由新外交政策導致的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利益問題。

之後，他向拉什卡大公發動突襲，此人曾經劫掠過帝國領土。然而塞爾維亞人毫不猶豫的退回山林中，使得帝國騎兵對他們無可奈何。無奈之下曼努埃爾只得第二年再戰，但第二次進攻時，他面對的不只有塞爾維亞人還有匈牙利國王格扎（Geza）二世派來支援他們的部隊。將敵人盡數擊敗後，他直接進入匈牙利境內，塞姆林（Semlin）向他投降，然後他帶著大量戰俘和牲畜班師回朝。

從帝國的資料來看，這些戰役確實轉移了曼努埃爾的注意力，讓他無法專心對付羅傑二世。毫無疑問的是，這些都是對羅傑二世有利的外交結果，他通過煽動挑唆他們的附庸來對抗曼努埃爾和康拉德三世的同盟。曼努埃爾究竟為什麼會突然轉移目標，至今不得而知。在康拉德三世的軍隊加入他的遠征軍之前，起初他可能想發起一場迅速的帶有懲罰性質的戰役。但很顯然，事情的發展出乎他的意料。帝國與塞爾維亞附庸們和匈牙利的關係在1127-29年戰役後的二十年間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親密。匈牙利和塞爾維亞人的聯姻（1129年，瞎子貝拉與海倫娜·烏羅什）使兩國關係非常緊密，而帝國也並不認為這會威脅其利益。儘管當貝拉成為匈牙利國王（1131）的時候，約翰二世接納了一位自稱是卡洛曼之子的冒充者——鮑里斯，並將自己的一位侄女下嫁給他，但除此之外就再無什麼其他幫助鮑里斯和對抗貝拉國王或格扎二世（1141年即位）的動作了。鮑里斯又轉而向康拉德尋求支持以入侵匈牙利（1145-46）。日耳曼-拜占庭同盟無疑為他的行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而曼努埃爾也將其視為一個可利用的不穩定因素。但就當時的情況而言，曼努埃爾跟他父親一樣認為匈牙利保持現狀對帝國更有好處。所以這場由諾曼人煽動，匈牙利人支持的塞爾維亞叛亂非常令人震驚，因為這毫無疑問地暴露了帝國對於巴爾幹地區控制和相關外交策略上的缺陷。這表明帝國必須要不時對塞爾維亞人和匈牙利人展現肌肉才能讓他們老實下來。同時，也說明帝國與日耳曼的同盟不能彌補失去達爾馬提亞海岸所帶來的損失——羅傑的使臣一定是通過這裡前去跟拉什卡和匈牙利人接觸的。

曼努埃爾並沒有放棄在義大利的行動，通過這些帝國可以對羅傑二世施以報復並可能獲得領土，但曼努埃爾選擇留在巴爾幹，如果在此處的權威受到挑戰，帝國將受到更嚴重的損失。除此之外，曼努埃爾還有別的考慮，巴爾幹的軍事行動離君士坦丁堡更近，正如他自己即位時的所發生的事件，政變並非不可能發生的。相對於進軍義大利，對付塞爾維亞人和匈牙利人更容易獲得迅速、轟動且對國有益的勝利，靠這些勝利他能夠恢復大家對他領導力的信任。如果是在義大利作戰，他就得依賴於當地盟友和海陸軍配合——帝國將領在後者的表現上既不出彩也缺乏經驗。況且他十分信任康拉德將會為帝國在義大利的利益提供幫助，他倆的關係可以說是你儂我儂了。1150年開春，康拉德希望他的兒子兼繼承人亨利能夠與曼努埃爾的親屬結婚。1151年亨利死後，他開始提議由他親自來迎娶一個科穆寧以鞏固其聯盟。

1152年二月15日，康拉德也去世了，使得曼努埃爾聯合日耳曼抗羅傑的計劃落空了。而羅傑方面，他正和匈牙利國王打得火熱，後者非常想報復帝國的入侵。格扎（1141年即位）的軍隊得到了來自日耳曼、捷克和羅斯盟友的援軍。1154年，格扎跟曼努埃爾的堂弟——布蘭尼切夫（Branicevo）與貝爾格萊德地區的長官安德羅尼卡——勾搭上了，並奪取了這些邊境城鎮。曼努埃爾不得已之下只能再次對多瑙河地區發起多次遠征。在1154-5年冬季的最後一場遠征中，他成功打服了格扎並迫使他簽下了和約。

在最後那場遠征中，他也抓住機會恢復了與塞爾維亞的關係。從1150年的戰役後，拉什卡大公烏羅什二世重新向皇帝效忠並任其差遣。但之後，匈牙利方面的支持者，他的兄弟德薩（Desa）篡奪其權位。結構當帝國大軍逼近，這兩位王子都選擇投降並懇求皇帝的寬恕。皇帝和他的官員們充分利用了這一局面：皇帝高坐在皇位上進行審判，他宣布他忠誠的屬臣烏羅什更受他青睞。這不僅重新鞏固了帝國在巴爾幹的地位，而且還是對帝國主權的宣稱。這場故意為之的表演讓恰巧在現場的日耳曼、法國和突厥特使印象深刻。日耳曼人可能注意到了這場裁決和1152年默塞堡集會上腓特烈·巴巴羅薩對兩個敵對的丹麥王位宣稱者進行裁決的相似性。

匈牙利跟帝國簽訂和約緊接在羅傑二世去世後面可能並不是個巧合，因為這意味著格扎二世失去了他最有價值的盟友，並讓曼努埃爾對西西里的攻略獲得了巨大優勢。從1149年到1155年發生了一系列海上衝突，但不論是發生時間還是結果都很難確定。記敘材料記錄了衝突的兩個階段：1149年雙方都說獲得了勝利；1154-55年，所有記載都顯示帝國失敗了。雖然帝國頌詞至少記錄了兩場帝國海軍對西西里的勝利——一場可以確定發生在1151-1152年，另一場發生在1154年，似乎與當時帝國的失敗格格不入。但金納莫斯（一位不吝嗇於讚頌的歷史學家）對這些勝利表示出的沉默可以被解釋為帝國的宣傳無疑誇大了這些勝利的意義。而金納莫斯對於這一時期的記述也存在缺陷，他可能與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有什麼黨派之爭，因此並不願意給予他讚揚。但大部分的資料主要描述的是曼努埃爾正在進行的對南義大利的征服活動，相較之下，對於海戰的描述遜色不少。

在後人看來，曼努埃爾的行為會被批駁為逾越前任皇帝們設下的範圍，但在當時，不管是民眾還是科穆寧家族內部，都持樂觀態度。到當時為止，科穆寧的皇帝們並不認為收復南義大利是首要任務，但帝國如果想要完成復興就不能忽略南義大利——即使只是想回到巴西爾時期。不管怎麼說，1155年的入侵行動只是一場推遲了的報複式入侵，對於阿普利亞地區港口的佔領可以被認為出於防禦性戰略的目的：在沿海地區抵擋可能的諾曼人的進攻。從教皇哈德良四世和巴巴羅薩的傳記看來，曼努埃爾首要目標是控制義大利的沿海地區。不管從當時國內還是國際的政治形勢來看，曼努埃爾都應當抓住羅傑死後出現的機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羅傑的兒子兼繼承者威廉一世可能不像他的綽號（惡人）所描述的那樣兇惡，他既無法像他父親那樣激起臣下們的忠誠或者令他們畏懼他。義大利本土的領主和團體原本深受巴勒莫中央集權的壓制，現在他們開始表現出心中被長期壓制的怨恨和貪婪了。在1130s年代，這些地區的領主們，比如說洛里特略（Loritello）的羅伯特男爵，勒普卡尼納（Repecanina）的安德魯和卡普亞的羅伯特二世就曾向日耳曼和帝國的統治者請求援助。如果金納莫斯沒說錯的話，威廉岌岌可危的狀況可以通過他即位後就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這一事情看出。而曼努埃爾則拒絕了威廉的和平提議並展示了帝國的威嚴。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曼努埃爾沒有一開始就盡數利用其優勢，在1154年開始入侵阿普利亞的行為非常有意思。這或許說明他其實很小心的開展其計劃。從他與格扎二世的戰役記錄來看，他結束了對匈牙利的戰爭後才開始對義大利的入侵，因此他沒有在1155-56年的冬天兩線作戰。毫無疑問，他的將軍們在確定巴巴羅薩不會參與行動後才開始在義大利的行動，因為曼努埃爾還寄希望於巴巴羅薩會遵守康拉德留下來的舊約，而後者即位後一年派來的使者也讓他覺得盟約可期。除了1153年巴巴羅薩跟教皇尤金三世簽訂的康斯坦斯條約確認雙方都不允許希臘人佔領義大利任何一塊土地外，前者在1154年遠征義大利的行為並沒有傷害帝國的利益。曼努埃爾絲毫不掩飾他對西西里的威廉的進攻，而這正應了巴巴羅薩跟尤金簽訂的條約。當哈德良四世成為教皇后，他在1155年一月跟巴巴羅薩重申了這一條約。顯然在1155年夏季，曼努埃爾也並不介意日耳曼軍隊離開義大利：根據金納莫斯、弗賴辛的奧托和托里尼（Torigny）的羅伯特三人的記載，他希望巴巴羅薩主導對西西里的進攻。巴巴羅薩很願意接見曼努埃爾的代理人，當他返回日耳曼途徑安科納時，他與約翰·杜卡斯還有米海爾·帕列奧略見了一面。他收下了他們提供的大筆財富，並答應揮軍阿普利亞，如果他的軍隊因熱病而不得不終止返程的話。但就在這節骨眼上，帝國的將軍們採取了一個純屬偶然的行動——單方面進攻阿普利亞。弗賴辛的奧托認為這是對於巴巴羅薩信任的背叛，因為帝國方面是通過利用巴巴羅薩的授權信來贏取阿普利亞市民信任的。當巴巴羅薩得知帝國的行動後，他開始為下一場義大利遠征做計劃。就當時而言，我們還不能確定這是否意味著要將帝國驅逐出義大利或僅僅是去保證帝國的行動沒有逾越條約規定。就如Lilie所主張的那樣，巴巴羅薩在1155年——乃至在1156年的態度——可能比在1157年他和他的傳記作者所承認的那樣更傾向於合作。巴巴羅薩新的御用書記官的雷納爾的鼓勵他對哈德良四世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他無法指責教皇違反他們間的條約，因為他承認支持希臘人對南義大利的企圖。正如庫爾特·扎林格（Kurt Zeiloinger）指出的那樣，如Lilie所說，巴巴羅薩對帝國做出的讓步，和他給希臘人的那些文件可以讓他在不違反條約的前提下幫助希臘人：希臘人可以利用這些文件為他們對於阿普利亞和卡拉布里亞的宣稱做出有力支持，而巴巴羅薩則可以說他沒有出賣帝國的尊嚴，但是希臘人逾越了他所賜與他們的權力。

可以肯定的是，阿普利亞人將巴巴羅薩和曼努埃爾視為一邊的。曼努埃爾還有兩個其他的優勢來贏得他們的效忠：第一個是來自教皇不是特別靠譜的支持，他因為巴巴羅薩的離開而急需一位盟友。另一個則是阿普利亞人民出於對君士坦丁堡遙遠記憶而產生的支持。在他們看來，希臘人不是壓迫者，在被帝國統治的最後十年間，他們過得相對而言自由且富裕——尤其是對沿海城市。威尼斯就是一例，他們從與帝國鬆散的關係中獲得利益。帝國因為首都距南義大利的距離和海軍實力不足而無法有效統治南義大利，因此皇帝們對他們統治依靠地方上自治，這又保護了他們的地方利益。鬆散的依賴關係雖然維繫不緊密，但更不容易被破壞。這是中古帝國理念基礎原則之一，為帝國提供了持續的力量。相比自己的前輩們，曼努埃爾顯然更加清楚這一點。從這一方面來看，1155-56年的義大利戰役可以視作科穆寧帝國主義嶄新且充滿希望的一章的開始。

那麼這場戰役到底出了什麼差錯？關於1156年五月威廉在布林迪西（Brindisi）重創帝國軍隊有很多解釋：帝國總司令米海爾·帕列奧略的死亡、洛里特略的羅伯特的脫逃、威廉一世軍隊銳不可當的攻勢以及援兵的弱小。金納莫斯為這場戰爭提供了最多的細節，他一直強調帝國軍隊面對的異常情況。他直接指出這場失敗應該歸咎於米海爾·帕列奧略的接班人陸軍指揮官約翰·杜卡斯和海軍總司令阿萊克修斯·科穆寧身上，後者奉命率艦隊支援杜卡斯。他們不肯撤回巴里，堅持圍攻布林迪西的要塞並寄希望於後續增援的到來。因此在金納莫斯看來，他們表現出對戰爭藝術不可饒恕的無知，以至於讓他們忘記謹慎比勇敢更加重要。這些評價都是中肯的，更重要的是讀懂語句中明顯的暗示：帝國士兵不是懦夫，曼努埃爾不應因此蒙受責備，是帝國將軍們沒有將帝國的最大利益放於心上。這一切的暗示都是對於一些批評的隱晦回應——不管這些批判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這些批評懷疑帝國戰略的可行性和它的執行方式。除此之外，金納莫斯對約翰·杜卡斯和阿萊克修斯·科穆寧的批評也關於他們當時的表現，不止因為戰敗，更因為他們妨礙了皇帝緊接失敗後的外交攻勢。

曼努埃爾並未因此放棄，他派出了protostrator阿萊克修斯·阿克蘇赫攜帶巨額財富前往安科納，並將安科納設為新一場戰役的基地，以此贏得義大利中、南部城市的忠誠。金納莫斯和柯尼亞特在對這場戰役的目標的描述上完全不同。柯尼亞特說這場戰役旨在強迫威廉談和，但金納莫斯說這場戰役旨在重新征服。但因為那些帝國戰俘不經授權代表皇帝許下承諾，然後威廉以此為證據當作和談條件。這一次，柯尼亞特的解釋看起來更可信，從那之後（1157），曼努埃爾的注意力就轉移到了更加緊迫的東方事務上。不管問題的真相是什麼，兩位歷史學家都認為阿克蘇赫十分成功，威廉提出的和約條件讓皇帝可以不傷尊嚴的從戰爭中抽身——除了1158年西西里艦隊對於希臘愛琴海沿岸毀滅性的襲擊。這場戰爭讓帝國與威尼斯聯盟受到了壓力，但總歸還是沒問題的。曼努埃爾沒能爭取到讓熱那亞和比薩取參加對西西里的打擊，但他與安科納的友好關係對威尼斯而言是個有力的提醒，而且對帝國而言這是個能讓帝國代理人和資金輸入北部、中部義大利的渠道——尤其是在需要抑制巴巴羅薩逐漸增強的實力時。

與日耳曼同盟的終結

P62-66 譯者：@Melissa蘭

關於科穆寧與霍亨斯陶芬之間「冷戰」的起源，雙方的資料可信度都並不高，而且往往也將這一時期認定得太早。據我們所知，腓特烈的憂慮並不是由拜占庭在入侵阿普利亞時一開始所取得的勝利而引發的。在1156年的5月至6月，在他決定接受這一事實之前，他已經讓拜占庭的使團等了好幾個星期。對希臘人的「背叛行為」的憤怒肯定不是他拖延的唯一原因：腓特烈需要拖延時間來等待他自己的大使——斯塔沃洛的維巴爾德（原文為Wibald of Stablo，不過stablo更多時候作stavelot，此人是一個修道院的院長），等待布林迪西戰役的結果，慶祝他與勃艮第的貝阿特麗斯（Beatrice of Burgundy）的婚禮，然後再決定該如何告知曼努埃爾這一消息，畢竟曼努埃爾還始終幻想著腓特烈能娶他的侄女瑪麗婭。當拜占庭的使節前來撮合這樁婚事的時候[6]，出席婚禮變成了一件十分尷尬的事情。腓特烈需要使他們相信自己並非有意侮辱他們的皇帝，迎娶貝阿特麗斯只是為了能夠使她所繼承的領地——勃艮第公國併入西方帝國的版圖。這場婚禮事實上是腓特烈為了強化他的封建皇權的一系列舉動中的一部分，當然也不能忽視它在國內外政局中起到的聯繫作用。當科穆寧正在苦惱這事的時候，婚禮前的一個星期發生了一件大事。「獅子」亨利與綽號「向天起誓」（Jasomirgott）的亨利·巴本堡（Henry Babenberg）就巴伐利亞公國的歸屬的爭端宣告結束，後者終於同意放棄對巴伐利亞公國的宣稱，而作為補償他得到了從巴伐利亞東部新劃分出來的奧地利公國。這個被稱為「Privilegium Minus」的授職儀式不僅將亨利·巴本堡封建義務幾乎降到了最低，而且還把奧地利公國贈送給了他和他的妻子，並且公國如何繼承將由他們以後的繼承人自己決定。亨利·巴本堡的妻子不是別人，正是曼努埃爾的侄女，他們的婚姻使得兩個帝國在1148年結成了更加牢固的同盟。「Privilegium」是（霍亨斯陶芬）對科穆寧以及巴本堡家族的一種讓步，也暗示了至少在1156年的夏天，兩個王朝間的關係依然是互相敬重的。1157年阿克蘇赫進駐安科納很可能激化了矛盾，特別是在他開始在羅馬涅——這些腓特烈堅決不願與拜占庭分享權力的地區收買人心的時候。然而，在同年的9月，另一名拜占庭的使節很可能是途徑安科納來到腓特烈的宮廷。姑且不考慮這其中的敵意，既然腓特烈派遣斯塔沃洛的維巴爾德作為大使返回君士坦丁堡，這顯然也造成了許多影響。儘管1158年的時候，腓特烈的兩位顧問：達瑟爾的雷納德和維特爾斯巴赫的奧托前往義大利北部的城市為腓特烈的擴張計劃探路，他們在安科納與阿克蘇赫進行了緊張的對峙，但最終還是和平解決了爭端，而且根據哈赫溫（Rahewin，一位在當時活躍於巴伐利亞地區的史官）的記述，在道義上拜占庭一方應該受到譴責。哈赫溫以及一篇拜占庭的頌詞里也都提及了一個事件，暗示腓特烈收到了許多來自阿克蘇赫的贈禮。根據柯尼亞特所言，阿克蘇赫始終把與西西里的和平協議秘而不宣，因為他擔心腓特烈在北義大利的支持者會採取報復行動。這也表明，比起在1158年與兩個帝國共同的敵人（指西西里）簽署合約，曼努埃爾對西西里的戰爭對雙方的同盟造成的傷害反而要更小一些。不過無論是這份合約，還是斯塔沃洛的維巴爾德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去世（1158年6月），其實都沒有直接導致兩個帝國在外交上的破裂，儘管後者在當時是日耳曼一方最主要的斡旋者。腓特烈在1159年初又一次接見了拜占庭的公使。一年之後，繼帕維亞的市政議會（1160年2月）之後，他又一次派遣世界前往君士坦丁堡，督促曼努埃爾「留心五城地區（Pentapolis），以及阿普利亞的沿海地區的局勢，以及就如何對付西西里的羅傑的繼承者威廉，雙方還可以繼續一些的秘密的磋商。」顯而易見地，如果腓特烈允許他進駐安科納以及阿普利亞的沿海城鎮，曼努埃爾隨時準備撕毀與威廉的合約，然後直接參与，或是對神聖羅馬帝國對諾曼王國的入侵提供資金援助。他對於在義大利地區擴張領土的野心也許自1155年之後有了些許轉變，但他仍然寄希望於通過與另一個帝國的通力合作來迫使他們屈服。

1159年教宗哈德良四世（Hadrian IV）去世後，腓特烈又一次召開了帕維亞的市政議會，來商議下一任教宗的人選問題，這次會議上大家不出意料地都支持了皇帝所青睞的紅衣主教屋大維（Octavian），此人之後改名為維克托四世。這件事導致了教會間的對立，直到1177年才宣告終結。腓特烈派去覲見曼努埃爾的使節告知了這一消息，宣布了議會的決定以及轉達了腓特烈本人的意願，希望曼努埃爾能夠依照之前的約定承認維克托四世的合法地位。我們可以預見，曼努埃爾給出了謹慎卻又積極的答覆。在之後的一年內他與曾經的敵人重修舊好，而正統教宗亞歷山大三世則在帕維亞議會召開後將腓特烈開除教籍。亞歷山大很快成為了教會以及其他大多數天主教領主們青睞的候選人，對於曼努埃爾還有十字軍國家以及匈牙利而言，他的地位也至關重要。曼努埃爾盤算著亞歷山大和他的義大利同盟——西西里國王還有義大利的城邦們由於擔憂日耳曼在倫巴第地區的王權逐漸加強，很可能會更加傾向於與拜占庭妥協，而不是自負又強硬的日耳曼皇帝。根據一個日耳曼方面的資料，亞歷山大在1161年寫信給曼努埃爾請求援助，「無論是他提出的還是沒提出的要求，他都決定應允。」此外，腓特烈在義大利擴張的野心不會輕易止步。1160-1161年間的兩份材料證實了這一點。一是金納莫斯所言，曼努埃爾被一個謠言所誤導——「腓特烈正在動員全國軍隊打算進軍羅馬涅地區。」而一個日耳曼宮廷公證員（imperial notary）伯查德（Burchard）則說，曼努埃爾「致信突厥人，巴比倫，波斯還有庫曼人的國王，告訴他們一旦他奪取了米蘭，腓特烈就將入侵自己還有他們的領地。」很難說拜占庭這樣杞人憂天的想法究竟是源自腓特烈的何種舉動與言論，就像金納莫斯技術的那樣，這樣的擔憂最終被證明是多餘的。但伯查德對曼努埃爾的蓄意詆毀看起來十分像腓特烈想要傳達的一種意願，他希望能夠征服倫巴第，然後重新組織一次浩大的東方十字軍行動，說服君士坦丁堡加入他們的行動，從而徹底摧毀穆斯林的勢力。腓特烈抱有，甚至想要實施這一想法絕對不是無稽之談，此前日耳曼的十字軍行動就持有這樣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為他在處理教會事務上的專斷提供合理的依據。他對皇權至高無上的概念基於他對倫巴第的征服與干預教會分裂，還有一部分源自羅馬法以及「神聖的帝國」應當肩負起保衛基督教世界免遭內憂外患的神聖使命。一部戲劇「the play of Antichrist」集中體現了霍亨斯陶芬的皇權，以及他們試圖在整個基督教世界裡確立霸權的意願，然後肅清一切十字軍勢力，終結教會的統治。儘管我們不知道這部戲劇的具體年份以及劇作者是誰，但可以推測它完成於1160年左右。它也與東方謠傳所的，日耳曼即將發起一次十字軍東征相一致。

看上去的確是腓特烈先挑起了兩個帝國間的敵對關係，但我們不知道曼努埃爾具體是什麼時候承認亞歷山大三世是正統教宗的，所以沒法考據這是否也是引起了腓特烈的敵意的導火索之一。但無法否認的是，至少在曼努埃爾與他的日耳曼妻子，貝莎-伊蓮娜仍然成婚的時候，腓特烈其實沒有威脅到拜占庭，並且也沒有外交上的公然破盟。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金納莫斯記載，在1160年伊蓮娜去世之後，日耳曼開始了令人不安的擴張。她本人，以及曼努埃爾通過她始終試圖與霍亨斯陶芬家族交好。在1158-1159年，她還參與平息了一場針對曼努埃爾的首席大臣狄奧多羅斯·斯蒂佩特斯（TheodoreStyppeiotes）的陰謀，後者被指控勾結西西里國王圖謀不軌。她的去世使得帝國與日耳曼的同盟失去了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以及維繫此同盟的紐帶。曼努埃爾對她的離世感到十分悲傷，但她卻也沒有為他生育一個兒子。他不得不再婚，而他的第二任妻子則是來自安條克的公主，他在1135年錯過的那位公主的女兒。

曼努埃爾和十字軍國家，1149-1174

P66-76譯者：@Aetius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及其後果不僅轉移了曼努埃爾對安條克的注意，還破壞了他繼續其父重征的計劃。十字軍的失敗在西方的某些領域中或許是對十字軍信念的否定，但在其他領域，這反而增加了補救行動的必要性。曼努埃爾在嘗試避免某事，即使以調整科穆寧對東方的野心為代價。他不能在恢復帝國影響力和掌握收復失地之機的方面落於其父親和祖父之後，還得比他們更努力地展現出十字軍王國盟友與保護者的形象。只有確保這些王國的存在，它們的弱點才會化作帝國的優勢。十字軍的出發標誌著曼努埃爾對拉丁東部畢生實行的溫和干預政策的開端。

1149-1150年間，帝國得到了在敘利亞的法蘭克人擴大影響力的機會。法蘭克人的兩位主要領袖安條克的雷蒙德和埃德薩的約瑟林二世在與努爾丁（Nureddin，繼承了其父贊吉作為穆斯林復興領導者的位置）的戰爭中戰死與被俘。曼努埃爾試圖自埃德薩伯爵的遺孀貝阿特麗絲手中買走屬於她財產的要塞，並向安條克大公的遺孀康斯坦絲推薦身居高位，且具有諾曼血統凱撒約翰·羅傑作為新配偶。兩個措施都失敗了。一年之內，要塞就落入了努爾丁的手中，希臘的溫柔鄉也變成了拉丁人的休養地。康斯坦絲回絕了拜占庭的追求者，轉而嫁給了沙蒂永的雷納德，一位隨著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軍隊前來的法國冒險者。她覺得衰老的凱撒令人乏味，而她的顧問也不希望她與皇帝的屬下成婚。

很快，在與父親一同淪為約翰二世階下囚後又出逃的魯本（Rupenid）家的托羅斯治下，亞美尼亞分裂派的復興侵蝕了帝國在奇里乞亞的運作基地。將約翰·羅傑遣往安條克的同時，曼努埃爾指定其堂弟安德洛尼卡為奇里乞亞的指揮官。很難說這是安德羅尼卡本人主動要求的，還是皇帝在安德羅尼卡拒絕托羅斯「和平屈服」的邀約後下達的命令。不管怎樣，安德羅尼卡的攻擊以馬米斯特拉城牆外拜占庭軍隊的潰敗而告終。他逃往安條克，任由大部分士兵被殺或被俘虜，將所有財富丟給了托羅斯。這場勝利確定了托羅斯凌駕於其他亞美尼亞君主之上的地位，令他得以控制包括塔爾索斯（Tarsos）在內的大多數奇里乞亞城市，唯一留給帝國的要地只有塞琉西亞（Seleucia）。此後曼努埃爾訴諸於賄賂與亞美尼亞為敵勢力的權宜之計，企圖挑起戰端：首先是科尼亞蘇丹梅蘇德，後來是安條克的雷納德。然而兩人都對拜占庭的利益不感興趣。當雷納德發現拜占庭許諾的補貼無法落實時，他與托羅斯一同參與了一場對塞普勒斯的毀滅性劫掠。這就是後來1156年東部的情況，此時阿普利亞正處於戰爭中。一個事實在兩道防線上都開始漸漸明晰：不論多好的機會，多好的政策，皇帝都無法自如地操控局勢。

1158年的冬天，曼努埃爾進軍奇里乞亞。在接受了托羅斯和雷納德卑屈的臣服後，他於1159年返回，成功進入安條克，並令努爾丁釋放自第二次十字軍東征起關押的基督教戰俘。這是他進軍的目的嗎？他的冒險規模可與其父二十年前的舉動相比，然而在收復帝國領土的方面，他遠遠不如他的父親。當約翰乾脆利落地收拾了奇里乞亞的魯本的君主們時，曼努埃爾不得不容忍托羅斯掌控了他之前獲得的大部分要塞，僅僅在沿海地區恢復了帝國的統治。曼努埃爾令雷納德認可了帝國對安條克的宗主權，承諾交還一座要塞，接受一名來自君堡的主教，並向帝國提供為皇帝服役的軍隊。主教一事上的妥協對於拜占庭的東正教意識形態非常重要，然而此事在1165-1166年後才得以實施。在安條克要求減少服役軍隊成功後，它對帝國的軍事義務才得以在稍後履行。最為關鍵的是，沒人提及安條克試圖掌控帝國統治的叛亂，說明曼努埃爾放棄了他的父親和祖父曾經堅持的這條要求。

曼努埃爾並未如其所願達到目標一部分來說可以歸因於他不在君堡時發生的叛亂。此事會在另一篇文章中討論，但它對曼努埃爾的對外政策顯然比許多現代歷史學家所想像的更有影響力。亞美尼亞、敘利亞和拉丁歷史學家都聲明，而金納莫斯也暗示，來自君堡的消息迫使曼努埃爾縮短他的征程。牧師格利高里強調：「這是皇帝與（安條克）親王達成共識並交還所有自亞美尼亞君主托羅斯處得到的土地的真實原因，儘管這一切對於他來說都足以作為一場勝利。」這種說法值得認真對待。雖然這個消息促使曼努埃爾與托羅斯和雷納德和解後就立刻返回，然而他很早以前便聽聞了這場叛亂，在與二人和談時顯然也始終思慮這件事。

這樣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和談的結果與曼努埃爾真實的期待相差不遠。君堡的叛亂僅確認了他從自己登基時發生之事中所明白的道理：由遠離帝都進行征戰的皇帝引發的風險。自1137年起的經歷也同樣告訴他：皇帝在奇里乞亞和敘利亞帶領大軍解決政治問題是一回事，回國後維持這一解決方案是另一回事。在這些區域通過帝國官員維持帝國直接統治的問題在奇里乞亞變得十分明顯，因為帝國行政體系在這裡非常冗餘。問題無法通過剝奪當地拉丁和亞美尼亞領主的土地解決，因為他們會如同鄰近的穆斯林一樣反抗。帝國對安條克的佔領（如1108和1137的條款所預見）只有在用敘利亞內陸奪來的穆斯林土地補償拉丁領主的情況下才會實現。埃德薩陷落，第二次十字軍東征失敗後，這樣的征服逐漸變得不太可行，因為敘利亞的拉丁人非常注重對他們僅剩財產的保護。如果他們成功了，曼努埃爾想要得到好處，但是如果失敗了，他並不想因此被指責。

有兩點說明當曼努埃爾於1158年前往東部時，他已經構想了基於認同而非廢除自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來現有局勢的帝國復興方案。其中一點是對他自己權威的儀式化認可。對於他與雷諾德的正式和解（後者向他宣誓效忠）和進入安條克（根據金納莫斯的說法，在君堡作為一項帝國勝利的形式進行）的慶祝，兩者都精心選擇場合，計劃給予世人帝國的超然地位和拉丁方面的恥辱的印象。與約翰二世於1138年的拜訪相比，史料說明曼努埃爾顯然不將這些儀式視作真正奪權的前奏，而是他獲得政治勝利的實證——榮譽的代價是拉丁人不得不為他的奢侈買單。這並不是唯一一次曼努埃爾創造政治必要性的儀式價值，將他自己塑造為慷慨賜予其他統治者權力的崇高君主。然而最震撼的場合尚未到來，但是曼努埃爾已經清楚表明了利用儀式彰顯封臣關係的打算。他對於雷納德難得又炫耀的寬恕已有先例——他就是如此對待前安條克親王雷蒙德（1145）和雷納德的自貶態度。曼努埃爾在士兵簇擁之下高踞王座，接見著所有來自中東統治者的大使（金納莫斯的說法），並再次提及對塞爾維亞君主德薩和烏羅什之間矛盾的調解（1155）——後來德薩於1172年又再次重複了這種恥辱。因此，1158年曼努埃爾對東方宣稱的儀式化證明與他塑造帝國主宰的大致方針相符。

另一點是曼努埃爾1158年在與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三世的聯姻。根據泰爾的威廉的說法，鮑德溫尋求聯姻的一部分原因是曼努埃爾擁有許多資格足夠的女性親屬，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是最為強大的君主。他的資源可以緩和他的王國正竭力為我們解決的貧困問題」。總之，通過聯姻，鮑德溫與曼努埃爾的侄女狄奧多拉結婚，並得到了十萬海佩倫（hyperprya）的豐厚嫁妝。於是曼努埃爾接受了支持耶路撒冷拉丁王國的協議。當然，這一結盟意圖將耶路撒冷引入帝國影響的輻射圈，並防止鮑德溫干預雷納德的行動。但這也說明了皇帝意圖與海外地區的封建階級合作，而非對抗的意向。在認可挫敗鮑德溫在安條克的計劃這一需求的同時，曼努埃爾又熱於鼓勵作為其親屬和海外地區的高級統治者的鮑德溫是其信賴的代表及該地區所有基督教君主的擔保人的想法。不僅只有泰爾的威廉清楚地表達了當時拉丁人的想法，還有一首當時或不久之後的拜占庭頌歌也提及了這一事件。「Manganeios Prodromos」描述了托羅斯前去覲見耶路撒冷國王並乞求他干預曼努埃爾的行為，讓他複位。最後國王鬆口了，於是他：

Becomes anintermediary between man and emperor,

And stands in themiddle of the opposite poles,

Like someone fixed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For there was no wayof joining these extremes,

With so much distancelying in between them,

If there had nothappened to be an authority

After the primal one,close to majesty

And conciliating youby closeness of bond

And intermingling ofblood.

因此托羅斯得以複位，並臣服於耶路撒冷國王：「他再次化為牧羊人，而非主人，比往常更安穩地獲得了由您和紅字詔書(red syllables)賜予的放牧權。」

托羅斯的未來僅是曼努埃爾與鮑德溫在奇里乞亞的十日會談中的一個主題。兩人在此期間時常進行和藹的談話，一部分屬於秘密會談。他們還討論了曼努埃爾進入安條克所需的規定和條件，此外，毫無疑問，他們制定了基督徒對努爾丁的大型進攻。在安條克短暫停留後，兩位統治者前往阿勒頗。根據一則亞美尼亞史料，曼努埃爾向努爾丁下了最後通牒，要求歸還「所有他自基督徒手中奪走的安條克行省及埃德薩的土地」，還有所有基督教俘虜。然而這場征伐從未開始，因為曼努埃爾接受了以釋放一定數目基督徒俘虜為條件的停戰協議。一般的說法是曼努埃爾並無破壞努爾丁權力的打算，因為這樣拉丁人就不再需要他的保護了。亞美尼亞和敘利亞編年史痛斥他不把基督徒的利益放在心上。但是所有的說法都同意曼努埃爾放棄征伐的官方理由是他急需回到君堡。金納莫斯和泰爾的威廉對此都語焉不詳，但是敘利亞和亞美尼亞的史料提及了叛亂的消息，然而唯有斯姆巴特（Smbat）編年史聲明這條消息不是真的。或許這些作者把當時的消息與曼努埃爾之前在奇里乞亞接到的消息搞混了。無論真相如何，曼努埃爾不可能沒有進行征伐的打算，因為勝利的征伐會確立他在十字軍東征中的領袖地位。一些說法表示他無可避免地改變了計劃，拉丁人接受了這一改變，然而亞美尼亞人沒有。原因是：第一，泰爾的威廉並未因此責怪他；第二，金納莫斯聲明曼努埃爾事實上改變了對停戰協議的想法，正當他準備重啟對努爾丁的征伐時，那則令人困擾的消息來了；第三，他匆忙經過小亞細亞回國的行為招致了突厥人的攻擊，說明他的確需要快速回到君堡。

於是，曼努埃爾失去了一次獨特機會：以基督徒的勝利作為他對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戰績無可辯駁的道德宣稱。然而，他修補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造成的最壞傷害，並將他與拉丁東部的關係置於可持續發展的新基礎上。曼努埃爾於1160年喪偶後，他向敘利亞的拉丁宮廷請求一名新娘。當時共有兩位候選人：的黎波里的梅麗珊德和安條克的瑪利亞。泰爾的威廉提供的信息是曼努埃爾將選擇權交予耶路撒冷的鮑德溫三世，這卻與拜占庭記載不符。但是威廉引用的帝國信件帶有象徵真實的戒指印信，如我們所見，曼努埃爾利用鮑德溫作為處理他與其他十字軍君主關係的中介的作風早在1159年的協定就有所體現。另外，如果沒有鮑德溫的參與，那就很難解釋為什麼拜占庭過了整整一年（這是威廉的說法）才拒絕最初更受青睞的梅麗珊德，這位來自城市的公主一向是帝國的第一目標。至少，對鮑德溫的意向的尊重調開了他對帝國與安條克的商談的注意，使帝國有機會增強自己的實力。另一說法是，或許梅麗珊德一開始似乎是個完美選擇，但是當沙蒂永的雷納德被努爾丁俘虜（1160年十一月），安條克急需一名保護者，且城市中反對與君堡進行活躍聯繫的派系被急劇削弱時，皇帝的選擇變了。最後，曼努埃爾與安條克的瑪利亞於1161的聖誕節成婚。

皇帝或許弄僵了與耶路撒冷國王的關係。鮑德溫死後，曼努埃爾花費了一些時間才得以與國王的兄弟和繼承者阿馬爾里克建立了相似的聯繫。阿馬爾里克十分懷疑拜占庭對安條克的計劃，並試圖以呼籲法王路易七世參與十字軍東征的方式迴避對皇帝的依賴。在他統治初期，他和聖殿騎士團的團長寫信警告路易，如果沒有來自西方的幫助，安條克要麼落到突厥人手裡，要麼就是希臘人。安條克的確離拜占庭的影響區越來越遠，特別是在曼努埃爾的連襟博希蒙德三世與其他基督教領袖於哈黎姆戰爭（1164）中被努爾丁俘虜後。可以肯定的是曼努埃爾籌好了阿馬爾里克商談釋放博希蒙德的贖金（1165年夏天），因為博希蒙德在此之後立刻前往君堡，領著一位希臘籍主教回了安條克。雷納德於1158年同意接受卻沒有實行的這項條件說明博希蒙德遭受了強大的壓力，不得不代表他的公國宣誓效忠，並毫不耽擱地實行了他的誓言。現在安條克很快就可以被曼努埃爾收入囊中了，然而對征服的反對意見比五年前更強烈。自1159起，一個接一個的奇里乞亞管理者失敗了抑制托羅斯的野心的計劃，最後曼努埃爾便沒有再次指定他的堂弟安德羅尼卡作為指揮官。雖然曼努埃爾十分渴望再次訪問這一區域，但是匈牙利的事務更為緊急，也被許以更多回報。現在，安條克再也不如以往那樣重要了。比起匈牙利的感激及成為它的保護者和得利者的獎勵，來自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三世的感激就不算什麼了。

阿馬爾里克對於拜占庭的保護十分警惕，但他對於拜占庭的黃金無疑十分動心，根據泰爾的威廉的說法，「他對金錢的貪婪與一位國王的儀態或榮譽極不相符」。自1164年開始，他要求所有在他對埃及的軍事干涉政策下得到的黃金。他同樣需要免於敘利亞的麻煩，從這種程度上來說，他或許歡迎拜占庭對安條克的保護，如果沒有這種保護，他不可能對埃及實行他的政策。至於曼努埃爾，他或許也想鼓勵這項政策，並不僅僅是為了轉移阿馬爾里克對安條克的野心，還是為了創造聯合軍事歷險的新機會，這樣耶路撒冷國王會繼續欠著他的人情，從而使帝國得以插手任何征戰得來的新地。即使在阿馬爾里克繼位之前，微恙的埃及法蒂瑪哈里發顯而易見地掌握著十字軍王國的命運。如果伊斯蘭國家「前線」中最為富裕繁茂的埃及終止了什葉派的孤立政策，與努爾丁麾下的反十字軍遜尼派勢力聯合，那麼十字軍的大業就得面臨危機了。但是只要埃及的主要要塞還在基督徒手中，耶路撒冷王國的西翼就會非常安全，並擁有所有可以資助其軍事防禦的資源。至於北部，皇帝還得保證拉丁人不會因他失敗，或因缺少他成功。

1165年，大約在博希蒙德三世造訪君堡時，阿馬爾里克派遣大使前往帝國宮廷商議聯姻。在花費了足足兩年之後，他與皇帝的侄女瑪利亞成婚，並發了「所有他的兄弟鮑德溫曾發過的誓言」。這或許意味著他如鮑德溫一樣保證安條克作為帝國封邑。雖然他像鮑德溫一樣發誓以同盟的身份為皇帝提供所需的軍隊，這絕不意味著這是個平等的聯盟，如他們在1158年的儀式中所清楚體現的那樣：鮑德溫坐在皇帝身邊低矮得多的王座上，一則亞美尼亞史料聲稱皇帝賜予他一頂皇冠和一件皇袍。我們從其它史料知道，曼努埃爾設立的這尊王座意味深長，並不僅僅是皇室對外賓的接待。證據雖然模稜兩可，然而的確有說法證明耶路撒冷國王接受了至少在拜占庭眼裡接近封臣關係的屬國狀態的儀式。與鮑德溫的聯盟為曼努埃爾在下十年試圖與所有鄰國建立關係設立了先例。

曼努埃爾與阿馬爾里克建立的聯姻關係也許是為征討埃及的聯合軍事行動作鋪墊。類似的計劃在1168年的大使交換後成真，兩位君主乘此機會安排好了對埃及的劫掠及劃分：曼努埃爾負責沿海區域，阿馬爾里克負責內陸。1169年秋季，一支拜占庭軍隊和兩百艘船隻的海軍在大總督安德羅尼卡·昆托斯蒂法諾的指揮下與阿馬爾里克在阿斯卡隆匯合，圍攻杜姆亞特。然而圍攻失敗了，根據拜占庭史料，是因為阿馬爾里克不願分享戰果，直到皇帝的軍隊缺少物資，發起攻擊後才加快指揮，而這場進攻卻被阿馬爾里克與守城軍隊的停戰協議廢止。不論真相如何，泰爾的威廉對希臘人「並非無可指摘」的謹慎評價說明這其中另有隱情——至少在兩年後，阿馬爾里克獨身前往拜占庭請求曼努埃爾的幫助時說了謊，此時埃及已經落入薩拉丁之手。因此皇帝得以組織一場接待阿馬爾里克的盛大儀式，這既取悅了阿馬爾里克又強調了他對帝國的依賴——低矮的王座再一次起效了。至少，拜占庭方可以宣布：曼努埃爾確認了阿馬爾里克的國王地位，並接受了他的效忠。

阿馬爾里克統治余期，耶路撒冷是拜占庭可靠的屬國，而曼努埃爾也得以成為聖地的保護者。然而在敘利亞和奇里乞亞，一切並未能如曼努埃爾所願。1170年，安條克遭受了一場地震，震垮了大教堂，重傷了希臘籍主教。1168年，托羅斯逝世，他的兄弟梅勒赫（Mleh）繼承了他作為魯本家主的位置，他與努爾丁聯手，成功地佔領三座奇里乞亞的主要帝國城市。然而梅勒赫對城市的掠奪同時影響了拉丁人和希臘人：安條克與君堡的命運緊緊捆綁在了一起，使阿馬爾里克證明了他作為盟友的可靠性。此外，他的人民對劫掠十分憐憫，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曼努埃爾得以開啟與亞美尼亞自主牧首Nerses Snorhali（1167-1173）的普通對話。在1170-1172年期間，希臘教會與亞美尼亞教會以罕見的和解精神討論了它們的神學差異。這些交流和羅馬與君堡之間的全新對話（曼努埃爾在同一時期努力促進此事）使一道基督教防線的前景無比美好。1173年，曼努埃爾前往費拉德費亞（Philadephia）阻止基利傑·亞爾斯蘭與努爾丁之間的和解，因為這會同時威脅到帝國和十字軍王國。雖然阿馬爾里克和努爾丁於次年去世打亂了自曼努埃爾自1159年以來的東部政策布局，但是他得以佔領了奪取東征先機的絕佳機會。

1161年科穆寧與塞爾柱（羅姆）的協約

P76-78 譯者：@Rita Herrera

多年之後，回顧往事，曼努埃爾將要對他沒有摧毀努爾丁的那個1159年的遙遠下午深感慶幸。這不僅讓耶路撒冷倍感威脅因而不得不依賴帝國，還讓他察覺到羅姆蘇丹基利耶?亞爾斯蘭二世的野心——1155年，亞爾斯蘭在科尼亞承襲了父親梅蘇德的汗位。1145-46的戰役後，曼努埃爾就和梅蘇德維持了良好的關係。他審時度勢，捱過了第二次十字軍和其惡果，而不使安納托利亞淪於毀滅；他甚至召喚蘇丹的援軍幫助他對付託羅斯。誰是蘇丹其實對局勢沒有顯著的影響，儘管亞爾斯蘭初登王位時顯露了一絲擴張的意圖，卻很快被1157或1158的外交協商扭轉了局面。事實上，1159年戰爭的導火索是曼努埃爾，他至少要承擔部分責任。那時他從奇里乞亞急忙趕回君堡，途徑蘇丹的領地，儘管亞爾斯蘭言辭抗議他不要這麼做。接踵而來的外交事件不僅讓兩國重歸和平，還象徵著科穆寧-塞爾柱和約的至高點。1161年，亞爾斯蘭隻身來到君堡覲見，請求皇帝協助他對付他的突厥敵人。如同他在兩年前接待信奉基督教的東方王公時一樣，曼努埃爾可不會錯過這場展示君主權威和寬宏大量的政治秀。他極盡奢華的招待蘇丹，陪同他玩樂了整整80天，亞爾斯蘭辭別他時，車馬滿載皇帝賞賜的珠寶。這還只是小小的序曲，此後多年，曼努埃爾一直向他贈禮。作為回報，亞爾斯蘭承諾了諸多條款：皇帝之友便是他的朋友，反之亦然；退還他佔領的任何重要城鎮；不得擅自締結任何和約，除非獲得皇帝首肯；皇帝需要時，須竭盡所能提供兵力；協助皇帝懲戒任何膽敢劫掠帝國的突厥人。

約翰?金納莫斯記載的這些條款很難不讓人回憶起，多年前皇帝也是如此和他的封臣們，諸如塞爾維亞大公和安條克公爵締結和約的。一首據此寫成的讚美詩繪聲繪色的描述了蘇丹是如何對皇帝宣誓效忠，皇帝又是如何將他收為養子，並賜予他皇室稱號。此事並非無前例可循，達尼什曼德王朝的錫瓦斯埃米爾亞基巴桑（MelikYaghibasan，1142-1164年在位）的印璽（1143-1146鑄造）就是正面印著基督的半身像，背面印著一句將自己描述成皇帝的忠僕的希臘語銘文。然而從金納莫斯的敘述來看，1161年的和約更似一紙盟約，與其說蘇丹就像是突厥人的安條克公爵，倒不如說他是耶路撒冷國王的翻版。兩處細節與此猜測吻合：首先，他的座次毗鄰皇帝，其次，他扮演了皇帝和其他突厥領主中間人的角色。那些埃米爾們聽聞蘇丹和皇帝締結和約，紛紛遣使來到君堡。

「他（曼努埃爾）心滿意足的聆聽了他們的訴求，卻將此全然交付給蘇丹裁奪，並將他們引薦到了蘇丹的住處。他們剛一張口，便迫不及待的要他打消對他們的敵意，懇求他替他們在皇帝面前多加美言。皇帝聽到了他的求情，便也把這些突厥領主們看作朋友，此後，羅馬享有了穩固的和平。」

羅姆蘇丹國和耶路撒冷王國可謂是同一運作模式，因此解讀二者的相似性極為必要。無論是突厥人的小亞細亞，還是法蘭克人的十字軍王國，曼努埃爾皆是竭力固化當地最有權勢的統治者，借巨擘的權威從而維護他的皇家威儀。換而言之，他採用了諸如西歐君主的封建制度。此法有利有弊。在英格蘭和法蘭西，它奠定了王國統一的基礎；恰恰與之相反，在日耳曼和拜占庭，正如腓特烈?巴巴羅薩和曼努埃爾?科穆寧大約於1170年代中期意識到的那樣，它削弱了帝國復興的勢頭。恰如腓特烈一世悔不當初，放任巴伐利亞公爵獅子亨利（Henry the Lion，1156-1180年在位）大肆席捲北日耳曼，同樣，曼努埃爾曾對亞爾斯蘭百般信任，最終卻也難掩悔恨。他曾寄希望於從達尼什曼德王朝的埃米爾們那兒收回凱撒利亞和錫瓦斯，然而，他卻給了蘇丹一切機會和手段，讓他為他自己贏得它們。想必當他晚年回想往事，他會後悔，倘若他當年對達尼什曼德和亞爾斯蘭的兄弟沙恆沙（Shahinshah）伸出援手，倚仗他們來削弱蘇丹，他一定能做的更好——但在遙遠的1160年代，這麼做卻顯得如此的無關緊要。天平的另一端是努爾丁，他幕後操縱著達尼什曼德，這就足夠牽制羅姆了。況且，帝國也需要羅姆這樣的強援來維繫權力的平衡，讓十字軍諸王得以片刻喘息，免遭滅頂之災。曼努埃爾的綏靖政策不僅為帝國的小亞細亞省份帶來了和平，在敘利亞和耶路撒冷，受皇帝的影響，它同樣根深蒂固。只有當努爾丁逝世後，這不幸的政策才慢慢顯露出它的惡果來。

雖說不幸，但也並非無可轉圜。4世紀以來，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皇權和影響一落千丈，是曼努埃爾扭轉了這一局勢。一方的勝利有助於增大別處獲勝的概率，因為皇帝對其施加的義務可被用來攻訐另一方。正如1158-1159年，曼努埃爾剛剛平定了東方，他便得以召集奇里乞亞，安條克和耶路撒冷的援軍，用以攻打亞爾斯蘭。接著，當他進攻塞爾維亞和匈牙利時，蘇丹也須向他提供突厥軍隊。作為勝者，1176年，當曼努埃爾率軍親征科尼亞時，他同樣要求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給予援助。儘管這場遠征最終淪落成了可怕的災禍，它絲毫不損害皇帝15年堅持此政策的智慧。

匈牙利和塞爾維亞，1161-1172

P78-83 譯者：@Rita Herrera

1150年代早期，曼努埃爾便對帝國在巴爾幹地區的不穩定憂慮重重。他的顧慮並沒有隨著在1155年與匈牙利國王格扎二世締結和約而消失殆盡，相反的是，這般顧慮毫無疑問正是諸多促使他在1161-1172年間征伐匈牙利人和塞爾維亞人的因素之一。拉什卡大公烏羅什二世（PervoslavUro?，1145-1161年在位）顯然是個極不講信譽的封臣，皇帝忍無可忍，在1161年廢黜了他，將他的兄弟德薩扶上皇位，此人正是被他在1155年下令廢黜。誰知德薩同樣是個無賴，於是曼努埃爾不得不三次出兵（1162，1168，和1172年）討伐他，窮途末路的大公只得尋求皇帝的諒解，這是一場公開羞辱，和數年前安條克的雷納德經歷的情景如出一轍。在1162年到1172年間，不僅是在塞爾維亞，帝國在匈牙利也是困難重重，金納莫斯的記載揭露了這兩國的事態密切相關，這還是尚屬首次。倘若事情果真如此，那也只能怪曼努埃爾自己，畢竟是他先對匈牙利流露敵意。儘管此前，匈牙利就已經在侵擾帝國邊境，有損皇帝的權益，但和匈牙利的皇位繼承事宜比起來就顯得很無足輕重了。1161年恰逢格扎二世殯天，皇位該由誰繼承懸而未決，最初曼努埃爾傾向于格扎的兄弟拉茲洛和伊斯特萬，彼時格扎二世尚在，兩位王子紛紛來到皇帝的宮廷避難。匈牙利貴族們倒是樂見拉茲洛繼位[7]，很不幸的是他1162年就英年早逝了，皇帝便派遣伊斯特萬去就藩。貴族們對他卻很不滿，大抵是出於伊斯特萬的王后是皇帝的侄女瑪麗亞（皇帝原本指望將她嫁給腓特烈?巴巴羅薩），覺得他必定是皇帝的親信。沒多久事態就很明顯了，伊斯特萬四世保不住他的皇位[8]，曼努埃爾只得承認格扎二世的長子伊斯特萬三世復辟，轉而將希望寄於他的兄弟，格扎的次子貝拉。他不僅是匈牙利的皇儲，格扎二世還曾將達爾馬提亞賞賜他做封地，他因此有著此地宣稱。皇帝承諾不再支持伊斯特萬四世，作為回報，他得以從中斡旋，確保貝拉從他兄弟那兒得到了達爾馬提亞和塞爾米烏姆。接著，他派遣喬治?帕列奧略去匈牙利遊說，貝拉應當迎娶他的女兒瑪麗亞。一切塵埃落定，貝拉被帶回了君堡，「皇帝命人籌備婚禮，他賜予男孩新的名字，阿萊克修斯，宣布他是despotes。」

很顯然，皇帝通過一紙協約所得甚多。11世紀，達爾馬提亞和塞爾米烏姆曾經都是帝國的疆域，如今卻被匈牙利人佔領。現在，皇帝不僅重獲了對上述領土的宗主權，也許在遙遠的未來，整個匈牙利都會鑲嵌進帝國的皇冠。但伊斯特萬三世卻滿盤皆輸，除了他知道或許有那麼一天，阿帕德的皇帝們會是君士坦丁的寶座的新主人，這大約是他唯一的慰藉了。於是很自然的，接下來的數年裡，伊斯特萬都想方設法從波西米亞，日耳曼，甚至羅斯的哈利奇王公（Prince of Halych）那兒獲得軍事援助，試圖收回貝拉的封邑，更何況曼努埃爾一直對伊斯特萬四世分外縱容，明裡暗裡支持他對匈牙利王位的宣稱。1164年，當曼努埃爾率軍穿越多瑙河時，伊斯特萬三世撤退[9]了。拜占庭重新佔據了希爾米烏姆和弗魯什卡山，沒多久，達爾馬提亞就對約翰?杜卡斯投降了。皇帝允許伊斯特萬四世退居希爾米烏姆，然而，皇帝撤軍不久，匈牙利人圍攻了塞姆林要塞，他們賄賂了伊斯特萬四世的一個僕人，唆使他用慢性毒藥毒死了他的主子。就這樣，塞姆林和整個希爾米烏姆又重新落入匈牙利人手裡。得知此事，曼努埃爾先是乘間投隙了匈牙利的羅斯盟友，之後，他又集結了來自塞爾維亞，奧地利和羅姆的軍隊，親自回擊匈牙利人。他原本指望，他的御駕親征會讓匈牙利人嚇破了膽，立即獻城投降，但事實與此相反，他不得不強攻塞姆林。然而這還不是結局，1166年，匈牙利再次入侵。這次他們不僅大敗米海爾?加布拉斯（MichaelGabras）和米海爾?布拉納（Michael Branas）率領的守軍，攻陷希爾米烏姆；還由此攻打達爾馬提亞，儘管此地守軍對皇帝忠心耿耿，皇家指揮官尼基弗魯斯?查魯弗斯（Nikephoros Chalouphes）卻不幸被俘。

作為反擊，曼努埃爾由南面，東面，以及東南面三路夾擊匈牙利，接著，1167年，皇帝委派安德羅尼卡?昆托斯蒂法諾為指揮官遠征匈牙利，由他麾下的將軍狄奧尼修斯坐鎮，雙方展開了一場鏖戰，此役也是曼努埃爾執政時帝國取得的最輝煌的一次戰果。此後，皇帝對達爾馬提亞和希爾米烏姆的佔有再不容置喙，即便1169年，曼努埃爾的子嗣阿萊克修斯（Alexios II，1180-1182年在位）出生後，皇帝撕毀了長女和貝拉（阿萊克修斯）的一紙婚約，剝奪了他的繼承權，匈牙利也不敢有絲毫質疑。他得到了他想要的，而匈牙利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伊斯特萬三世沒再惹禍，1172年當他去世後，皇帝反應迅捷，派出了一支由帝國高官組成的代表團，陪同貝拉返回匈牙利繼位。此時曼努埃爾身邊那些阿諛奉承之人都說貝拉不過是帝國的總督，至少某一資料證實了這一點，早在1165年曼努埃爾就這麼想了。1166年1月6日前不久，「安海羅斯人（Anchialos）」米海爾接見了匈牙利人，他們願意割地求和，他因此要求除了希爾米烏姆和達爾馬提亞，他們還需割讓波斯尼亞和克羅埃西亞。根據此人述職時的致辭：「您塗油受膏，恩澤四海，匈牙利子民們也將對您稱臣納貢，永享您的福祉。」此處，匈牙利臣服的程度或許誇大其詞，但毫無疑問，該國的確是皇帝的附庸國，正如耶路撒冷一般。貝拉迎娶了曼努埃爾的小姨子，安條克的阿格尼絲，接著他和醫院騎士團達成協議，他先支付他們1萬拜占庭金幣，換取當他和王后前往耶路撒冷朝聖時，他可以從附近4個騎士團的城鎮取得稅收。很難想像，倘若不是事先得到了曼努埃爾的賜福，1170年代的貝拉會有朝聖的計劃。

毫無疑問，出於和腓特烈?巴巴羅薩的嫌隙，1160年代的曼努埃爾不得不把重心放在帝國西部的邊疆上來，彼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早已取代西西里國王，成了科穆寧王朝的心腹大患。曼努埃爾把確保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不再和腓特烈有什麼瓜葛當作最緊要之事，就像之前他們和西西里的羅傑二世暗中往來一樣。至少某次，塞爾維亞大公德薩就因和腓特烈暗通款曲，招致了皇帝的不悅。匈牙利因其地理位置毗鄰多瑙河，比塞爾維亞更易受到腓特烈的影響。1164-1165年，伊斯特萬三世的波西米亞援軍便來自神羅皇帝的封臣。根據金納莫斯的描述，顯然，皇帝的外交手段和他所認為來自霍芬斯陶芬的威脅不無關係。在他看來，皇帝1160-1161年之所以干預匈牙利皇位的繼承，是因為皇帝得知了神羅打算入侵的傳聞。他認為，皇帝「想要最大限度的操控匈牙利，以免其落入西歐人的圈套。」第二次十字軍時，大軍從匈牙利過境，此路一側是君堡，一側是神羅，事關重大，皇帝顯然不能承受匈牙利受到敵國蠱惑的損失。

然而，匈牙利在兩位皇帝的敵對中扮演何等角色，我們也不必誇大其詞，因為爭取對她的影響也算不上達成某種契約的絆腳石。之前的一位皇位宣稱者鮑里斯（Boris），就曾在霍亨斯陶芬和科穆寧的宮廷間來回遊說，爭取支援，卻收效甚微。1158年，格扎二世的兄弟伊斯特萬（即伊斯特萬四世）試圖拉攏腓特烈，卻失敗了，他只得投奔曼努埃爾。彼時，腓特烈看上去既對匈牙利的皇室內鬥漠不關心，也不想阻止曼努埃爾這麼做。在這一階段，可以說兩位君主還算放下成見，擱置爭端。每當他們試圖冰釋前嫌，一方就會向對方提議入侵匈牙利：一次是1156年，曼努埃爾派遣大使商談此事；一次是9年之後，腓特烈向曼努埃爾提議共同對付伊斯特萬三世。神羅境內和匈牙利利益往來密切相關的是奧地利公爵，綽號「向天起誓」（Jasomirgott，意為Yes, so help me God.）的亨利?巴奔堡（Henry Babenberg，1140-1156年在位）。亨利不僅是腓特烈的近親和忠實的支持者，他的夫人還是個科穆寧的公主，公爵夫婦一起打理封地的事務。值得注意的是，就算匈牙利人反對科穆寧的皇帝們干涉該國內政，他們倒也不一定就會對霍芬斯陶芬另眼相看。首當其衝的便是艾斯泰爾戈姆大主教盧卡斯，此人格外青睞教皇亞歷山大三世，但腓特烈卻拒絕承認教皇的權威。至於那些匈牙利極不情願割讓給曼努埃爾的領土，譬如引發數次爭端的弗魯什卡山，對於腓特烈來說，卻遠不如達爾馬提亞重要。直到曼努埃爾侵佔此地，拜占庭在巴爾幹的勢力才開始真正威脅到他的野心和夙願：義大利半島。

義大利、教皇國和兩個帝國

P83-95 譯者：@蘭斯洛特卿

曼努埃爾和腓特烈的「冷戰」始於1160年，曼努埃爾的日耳曼妻子之死和幾乎同時的教會大分裂之後。從這時起，曼努埃爾開始四處尋找新的盟友代替自第二次十字軍後已成為他制定政策的核心的霍亨施陶芬家族。他嘗試性的接觸韋爾夫家族的獅子亨利，薩克森和巴伐利亞的公爵，也是全德國最有潛力挑戰腓特烈的人；在法國，他向法王路易七世派遣大使，還和圖盧茲伯爵，聖吉勒斯的雷蒙德五世互派使者。但他的重心還是放在義大利，在這裡他竭盡全力在各個地區和政治階層培養關係網路。他不僅拉攏全半島的政府——北部的各個公社、中部的教皇國和南部的西西里諸王——還從在整個統治階層中尋找朋友和從屬。這層關係網到底範圍幾何迄今已不可知，但是有充足的證據支持柯尼亞特的說法：「全義大利，乃至更遠的地方，沒有一個城鎮里找不到這位皇帝的忠僕和同情者。」曼努埃爾早就和威尼斯結成同盟，安科納、拉文納、比薩和熱那亞的頭面人物也跟他交情非凡，其中安科納提供了一個外交活動基地，用於拉攏正在抵抗腓特烈的倫巴第各城邦。這些城邦的領袖是倫巴第最大城邦米蘭。曼努埃爾可能曾插手阻止米蘭在1162年的淪陷，肯定在1167年曾幫助重建其城牆。他同樣幫助過很多倫巴第同盟中與德皇對抗的城邦。根據金納莫斯所言，克雷莫納、帕維亞和一大票利古里亞城市都倒向了曼努埃爾。根據拉昂佳能匿名紀事所言：

倫巴第人已經……倦於腓特烈的侮辱，考慮著將他們的王國交給希臘皇帝曼努埃爾。皇帝的宮廷里擠滿了為此而來的使節。他大感愉悅並以厚禮款待他們，並許諾誰若真讓他們的城市併入帝國，他將使其動產翻倍。但亞歷山大教皇對此的建言使得使節們紛紛收回提議，因為希臘人一向懦弱，其本性善變而不虔誠。

我們對曼努埃爾與托斯卡納的關係所知甚少，但最近的發現說明他可能和錫耶納人有往來。不過在南邊，羅馬貴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親拜占庭派。1167年夏日，腓特烈在當地的佔領軍被傳染病襲擊，有謠言稱這是羅馬人民在拜占庭特工指使下在一批麵粉里下毒的結果。1170年，曼努埃爾的侄女尤多西婭嫁給了奧多·弗蘭吉帕尼（Odo Frangipane），一個人脈廣泛的羅馬大家族的成員。1173年，「領土遍布義大利東北的貝爾蒂諾羅女伯爵」阿爾多魯達·弗蘭吉帕尼（AldrudaFrangipane）率領一支部隊馳援藏有曼努埃爾的間諜，正被日耳曼軍隊圍城的安科納。婚禮在亞歷山大三世教皇的見證下於維諾（Veroil）舉行，這充分說明了羅馬貴族對於曼努埃爾和教皇關係的重要性，這一關係在1160-1180年間十分緊密，雙方互派了不少使者。同樣的，南義大利和西西里的貴族也極大的影響了皇帝和他們的宗主，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間剛剛勉強建立的往來。我們知道曼努埃爾在義大利各國的公開支持者們放棄了他們的權力和在當地的影響力跑到了君士坦丁堡，但他們仍與他們的朋友和親屬保持著聯繫，而這正可用來以造成不穩定因素要挾巴勒莫當局。甚至在十字軍諸國避難，與帝國沒什麼顯著聯繫的前大臣佩爾什的斯蒂芬（Stephen de la Perche），也被認為在1169年意圖借曼努埃爾的幫助重回舊位。有時一個逃亡者可能扮演更光彩的角色：前卡普阿親王之子約爾丹（Jordan）在1166年充當了覲見教皇的使節。另外，曼努埃爾幾乎總是繼續拉攏留在或回到自己領地的南義大利領主，其中一位可能正是在《費奧拉的約雅敬生平》(Life of Joachim of Fiore)中出現過的「大佬」的領主受命前往君士坦丁堡時被曼努埃爾授予一條榮譽腰帶。拜占庭特工還曾不止一次在義大利諸國徵募傭兵。

這些在禮物和津貼上花銷巨大的行動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從資料中我們可以得到兩個截然不同的答案。一方面，證據表明曼努埃爾畏懼日耳曼的入侵，而且他理應如此。我們已提到過1160-1161年的入侵威脅。金納莫斯曾兩次談到到腓特烈的侵略計劃，他確信曼努埃爾因為腓特烈在義大利前所未有地快速增長的權力而警覺：

此時曼努埃爾開始關心，如何限制腓特烈的行為，以免他趁勢侵吞他垂涎已久的羅馬土地。於是他秘密派出身份低微的間諜前往各個國家……受令提醒他們腓特烈的貪慾永無止境，並激勵他們抵抗。

金納莫斯繼續寫道，腓特烈「以他那無腦野蠻人的思路謀劃如何入侵羅馬領土，而且已經與他的追隨者們瓜分起這些地盤。」柯尼亞特和帖撒羅尼迦的尤斯塔修斯（Eustathios）都強調曼努埃爾在義大利的外交行為是出於自衛。抨擊腓特烈最為激烈的拉丁批評家，索爾茲伯里的約翰說「日耳曼暴君……給希臘帝國帶來的恐懼是如此之深，以至於他們派遣使者請求投降而非結盟。」腓特烈自己宣傳也極具侵略性：除了之前提過的《敵基督之劇》（Play of Antichrist），還有「大詩人」（Archpoet）和神諭式的《分裂之終結的預言》（Prohecy concerning the end of the schism），它被解讀為腓特烈將會穿過亞平寧山脈，推進到布林迪西，他將從那裡出發入侵伊庇魯斯並在一場大戰中徹底擊敗希臘皇帝。1162年日耳曼有了一點入侵伊庇魯斯的希望，當時米蘭陷落，腓特烈與比薩和熱那亞談妥了關於合作入侵南義大利的條約。但這只是我們在一千年後的事後之談，可能正是由於曼努埃爾的外交手段，這場入侵才會化為不可能。

另一方面，我們有理由相信曼努埃爾與腓特烈的對手合作是為了獲得更深遠的政治利益。從一封教會分裂後腓特烈發出的譴責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他指責教皇亞歷山大三世為了拉攏曼努埃爾向他許諾「他（腓特烈）自己都不敢指望的無上榮光」。根本不用推測這個榮光是什麼：大量拉丁和希臘文獻明確表明，亞歷山大與曼努埃爾幾乎已經達成了協議，作為縫合兩教會裂隙的回報，曼努埃爾將被承認為唯一的羅馬皇帝。

這一協議的內容為這個觀點提供了最可靠的例證：曼努埃爾不切實際的雄心壯志對帝國來說，既超出了資源所及，也不符合其利益。那麼，他對西方的政策，也就意味著他的整個外交政策，是否在1160年轉向了一條嚴重錯誤的路線？在西方被認同為羅馬皇帝，而不是君士坦丁堡或希臘皇帝有什麼好處呢？這種認同本身究竟有沒有可能實現？就算曼努埃爾奇蹟般的令希臘教會接受合併，他真的以為那些一向阻止腓特烈攫取權力的教皇和義大利人，會把權力拱手交給對教會和權貴的控制遠比腓特烈更徹底的希臘君主么？而且不正是追求統治義大利這一危險遊戲將一個傳統盟友逼為死敵，招致了他不得不應對的入侵威脅么？他既擔心遭到入侵又制定野心勃勃的擴張計劃，如果他不是以前者為後者的借口，又如何解釋這一矛盾呢？

對照他之前的目標，我們應當考慮1160年後曼努埃爾在義大利的干涉是否明智。他試圖在腓特烈配合下掌握阿普利亞以及其它地區——先是卡拉布里亞，後來又延伸到了安科納。腓特烈則以「會損害神聖帝國的榮譽」為由搪塞曼努埃爾。1158年腓特烈在義大利站穩腳跟之後，他就越來越沒理由跟這個在軍事和經濟上日益無用的盟友分享權力了。同時，當曼努埃爾和西西里簽訂和約（1158）以及教會分裂爆發（1160）之後，他與腓特烈的同盟關係只會限制他與其他拉丁基督國家的交往。這種情況下，與教皇結盟，從而使東西帝國以有利於曼努埃爾的方式合併，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義大利，這意味著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可以正大光明的宣稱這裡的領土，而非通過跟另一個君主達成專門的協議。在義大利之外，帝國也不必再擔心有其他基督教國家威脅其存在，或者挑戰其對東方所有基督徒和帝國領地的管轄權。另一方面，被承認為羅馬皇帝可以讓曼努埃爾控制第一次十字軍留下的十字軍諸國，這也是科穆寧王朝的夙願。他將能像第二次十字軍中的德國那樣，把十字軍運動與帝國的需求捆綁起來，讓他們為科穆寧而非為霍亨施陶芬家族而戰。從他1169年對埃及的遠征中可以看出他對這種捆綁的規劃。他當時利用十字軍運動既為他收復帝國東方領土，又向西方諸王宣傳一番他是多麼稱職的皇帝。

曼努埃爾與教皇談判的結果中，既沒承認他為羅馬皇帝也沒提到希臘-拉丁教會和解，看起來教皇並沒有真正想過剝奪腓特烈的帝位。1177年的威尼斯和約中，教皇終於如願以償使那位當年由他前任加冕的皇帝（腓特烈）臣服於他，但在這一結果確定之前，教皇和他的義大利盟友需要留有後路，而將帝國從日耳曼轉給希臘人也不失為一個選擇。博索（Boso）在其為教皇所作的傳記中似乎暗示教皇在1167年就已將此事中止，但其它資料則顯示雙方直到1170年代初還保持著良好關係以及較高的期望。1171年，教皇讓蘭斯大主教勸路易七世不要將他的女兒嫁給腓特烈的兒子，而是在教皇的全力協助下將她嫁給曼努埃爾的兒子。同年晚些時候，他催促路易七世為他兒子加冕以穩固其對王位的繼承權，因為君堡的皇帝也是這麼做的。科隆編年史記載，1172年腓特烈和日耳曼諸王公因為亞歷山大和他的義大利盟友『想把羅馬皇帝的王冠戴到希臘人頭上』而決定再次出征義大利；同年，我們還看到曼努埃爾勸說君士坦丁堡牧首不要忽視拉丁教會的優點。大牧首跟教皇在1172到1173年之間有過書信交流，而且一篇來自曼努埃爾身邊的拉丁來源表明教皇和皇帝直到1175年還在努力達成條約。

至於教皇和義大利人是否認為曼努埃爾?科穆寧能夠在政治上取代替代腓特烈?巴巴羅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曼努埃爾如何在義大利解讀和應用他的皇權。帝國的材料說曼努埃爾擁有全部的權力。1166年在他著名的《宗教會議法令》（Conciliar Edict）中籤名時，他稱自己為「君士坦丁大帝王位的繼承者，於精神上行使其權力，因有人叛逆我等之權威」安德洛尼卡·卡馬特羅斯（Andronikos Kamateros）提到曼努埃爾對教皇大使談到「我國在舊都羅馬和整個義大利自古具有的權威與皇權，以及由此而來的一切特權。」。金納莫斯寫道，談判破裂的原因是「皇帝堅持羅馬帝國應歸於拜占庭，而教皇表示無法接受，明確要求應該由他自己繼續統治羅馬。」根據目前公認的對這一節的解讀，曼努埃爾拒絕承認教皇在羅馬地區的基於偽造的君士坦丁獻土令(Constitutum Constantini)的主權。

然而，曼努埃爾身邊就有親教會的拉丁顧問，他不可能以為教皇或其他義大利人會歡迎一個跟他們想擺脫的日耳曼暴君差不多的希臘皇帝的統治。他肯定知道他必須表現得比腓特烈更願意尊重現有的自由和特權。因此，他確有可能接受了拜占庭人普遍相信的君士坦丁獻土令，作為談判的基礎。博索的記載也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個猜想：曼努埃爾許諾他將「使羅馬城，還有整個義大利都回歸教會的管轄」，這意味著一旦曼努埃爾成功獨佔皇位，他就會將他在義大利的皇權交給教皇。主權與管轄權的不同影響到一些教皇國的附庸，例如從屬於帝國的弗蘭吉帕尼家族或是皇帝想要直接控制的安科納和阿普利亞地區的城鎮和領土。西西里王國的歸屬也是個問題，教皇稱它為教皇采邑而皇帝則至少宣稱其一部分為帝國領土。這些問題大部分都能通過君士坦丁堡和巴勒莫的直接談判得以解決。1166年，威廉一世去世後不久，前來延續和約的帝國大使提議曼努埃爾的女兒瑪利亞與年輕的威廉二世聯姻，但雙方在「大量條款」（multa capitula）上沒能達成協定，這一提議沒有實現。我們不知道這些條款是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1172年這個婚約又成了。但我們能推測曼努埃爾多半是想將西西里變為一個類似於耶路撒冷、科尼亞和匈牙利一樣的不平等盟友，包括以皇帝女兒嫁妝（譯者註：疑為彩禮）的名義使阿普利亞和卡拉布里亞重歸帝國統治，或者現實一些，拿到其任命權。總的來說，我們可以認為曼努埃爾希望分別與對抗巴巴羅薩的教皇及其義大利盟友們逐個結盟，並且只願意在強調拜占庭主權的前提下做出一點點領土上的讓步。

無論曼努埃爾究竟想怎樣恢復拜占庭對於義大利的管轄權，我們可以肯定他想用錢吸引義大利人，就像毗鄰的達爾馬提亞人那樣，後者認為他「對貢金毫不苛刻，反而大方的將他的財富分發給我們。」這就和經濟上壓榨倫巴第的巴巴羅薩形成鮮明對比。我們之前提到，曼努埃爾承諾所有投靠他的城鎮的收入都會翻番。

作為希臘人，曼努埃爾在中部和北部義大利不如巴巴羅薩那麼臉熟，義大利城市文化中對法統和復古的追求給他增添了些人氣。巴巴羅薩一直試圖利用這種文化，但它認定羅馬帝國屬於那些自古以來便是其繼承人的希臘人，而不是那些武力奪權的日耳曼蠻子。何況在希臘人中，曼努埃爾其人也很能受西方人親近：他的教養、婚姻、比武技藝、個人英雄主義及魅力和他宮廷成員的構成，都令他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

受到他尊重和款待的不僅是西歐的軍人們。1160s早期，他結識了兩位來自比薩的富有學識的教士：利奧·圖司庫斯（Leo Tuscus）和雨果·埃特里亞諾（Hugo Eteriano），前者成為了他的翻譯，後者則成了他在西方事務上的顧問。雨果在他的家鄉和亞歷山大三世的教廷都有熟人，而且能從法國北部他進修過的學校了解到最新的神學研究。此人對當時的希臘人沒什麼好話講——希臘人也一樣——但他很熟悉希臘教會的神甫，對他們也比較尊重。他對曼努埃爾讚美甚多，而曼努埃爾也確實對他評價頗高。皇帝讓雨果寫一篇關於聖靈發出的論文，1166年，他又召開會議支持雨果在宮廷里辯論「怎樣看待基督說『因為父是比我大的』」時的觀點。無論對錯，曼努埃爾在這個問題上認為雨果代表了教皇的觀點。利奧·圖司庫斯對雙方關係的記載十分生動，雖然可能過於簡化。在其著作《希臘人的異端信仰與欺詐》（On the heresies and prevarications of the Greeks）的終章里，他記載記述了曼努埃爾在Hugo的攛掇下差一點就恢復了羅馬教會的所有「權利」，後者「熟悉希臘與拉丁文，常在皇帝面前參與有關人文和信仰的討論，在皇帝仲裁下與那些希臘的哲學大家辯論。」得知Hugo已被教皇召回後，曼努埃爾召他到比提尼亞境內伯曼農（Poimanenon）附近的行宮，許諾將會「以迅速而嚴厲的法令」根除一系列迷信，包括對拉丁人最具冒犯性的一些習俗：強迫娶希臘女性的拉丁人放棄拉丁禮，沖洗拉丁牧師舉行過彌撒的祭壇，以及把由他們舉行洗禮的人再洗一遍。他還：

公開承認拉丁教會從未在信仰上走過歪路，說「拉丁人在宗教上的所有觀念對我而言都如同葡萄與甘蜜，除了教會間存在爭議的部分。如若爭論不再， 埃特里亞諾，每個拉丁人都將能夠在我們的帝國中自在的安居。但想要彌合這一分裂極為艱難，幾乎不可能實現。希臘人不可能承認聖靈自聖子發出，而拉丁人也永遠不會刪去或忽略經文。如何癒合這一傷口呢？」

雨果回復到「如果希臘人和拉丁人都遵從福音書中的真理，都承認聖靈發出於聖父，而您也大力支持，那麼雙方一定會和諧共處。」

從帝國的官方表態來看，皇帝在這種原則問題上比這要強硬得多。然而，有很多證據證明曼努埃爾確實試圖使他的帝國允許拉丁人「自在的安居」，以致於引起他臣民的反感和大牧首的反對。總之，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曼努埃爾和教皇談判失敗是因為其不樂意或無法在教會聯合上達成共識。博索，金納莫斯和利奧·圖司庫斯都同意是教皇沒能滿足條件導致談判破裂。

儘管明顯矛盾，曼努埃爾的目標的確既是完全防禦性的也是積極擴張的。他在1160-77年所做的工作就是義大利半島上的權力平衡，這一方面避免了西西里國王或日耳曼皇帝干涉巴爾幹，又讓曼努埃爾從他支持的陣營大賺一筆。他隨時可以變換陣營，而他跟某些義大利人的親密關係很是派上了用場。當然，資助倫巴第叛亂和意圖取代其位置使得腓特烈與他對立。但就像曼努埃爾和他的盟友一樣，腓特烈也留有後路。1165年，他提議雙方聯手對付匈牙利。1167年腓特烈在義大利霸權的崩潰，以及1169年曼努埃爾之子阿萊克修斯的出生，使得在義大利的合作再次成為可能。阿萊克修斯的出生解決了帝國的繼承問題，從而允許曼努埃爾打破其女與匈牙利的貝拉的婚約，以期尋找新的盟友。一開始，曼努埃爾盯上了英格蘭的亨利二世，1170年他就派遣大使希望和他最年幼的，沒有封地的兒子締結婚約。此行未成之後，皇帝才跟西西里的威廉二世延續合約，並在1172年結成姻親。與此同時，他又跟腓特烈勾搭起來。1170年，他迎接了一位不尋常的訪客：腓特烈的大臣，美茵茨的克里斯蒂安；1171年，他派大使商談瑪利亞跟腓特烈之子亨利的聯姻。1172年，腓特烈派大使回訪，將這一談判更進一步。同時，獅子亨利在其朝聖之路上拜訪了君士坦丁堡。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在塔蘭托的碼頭上苦等他的科穆寧新娘的西西里的威廉被放了鴿子。

如果薩萊諾的羅穆亞爾德（Romuald）的記載是可信的，曼努埃爾對威廉的無視不僅是對這位國王的侮辱，更是打破誓言的行為。既然能令他如此對待一位領主兼盟友，與霍亨施陶芬王朝恢復盟約的好處肯定無比的誘人。除了傳統盟友的舊情，這意味著腓特烈在義大利領土問題上做出了至少和1160年時一樣，也許更大的讓步。另外，可以認為這種讓步是西西里國王和教皇都沒有得到過的。於是我們可以推斷，腓特烈提出的條件是允許，乃至幫助曼努埃爾獲得義大利東岸從奧特朗托到安科納，甚至拉韋納的領土。

有兩方面的論證支撐這個結論：

第一，1173年拜占庭的達爾馬提亞總督，君士坦丁?杜卡斯出現在安科納。根據布翁孔帕尼奧（Buoncompagno）的說法，是曼努埃爾派他來的，而且「他願意從特定城邦和市民手裡買入一些地產，再將其以封邑的形式還給他們。」

第二，1171年五月，曼努埃爾與威尼斯人撕破臉皮，下令逮捕帝國領土上所有的威尼斯人並沒收他們的貨物。這場行動部分源於這群咄咄逼人、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濫用其特權，同時也是對西西里的戰爭和最近帝國吞併達爾馬提亞中部導致關係緊張的必然結果。不過，此事發生的時機說明這和最近拜訪君士坦丁堡的美因茨的克里斯蒂安的任務不無關係。有他父親的前車之鑒，曼努埃爾一定知道這會引起帝國和威尼斯人的一場海戰，而不管帝國艦隊的實力如何，拒絕威尼斯人進入亞德里亞海兩岸的港口，使他們無法通過帝國領海總是沒錯的。他已經控制了幾乎整個東岸，但他只能依靠日耳曼皇帝或是西西里國王保護義大利半島上的那些港口。無論他對這些城鎮的計劃是源於還是導致了與威尼斯的戰爭，它們在這場戰爭中的戰略地位無疑是他在與這兩個領主進行了漫長的談判之後，選擇再次與腓特烈聯盟的重要原因。

這一聯盟也促進了他和威尼斯的貿易宿敵比薩及熱那亞的關係——曼努埃爾多年以來努力拉攏它們，但它們一直不願和日耳曼皇帝翻臉。比薩參與了曼努埃爾與耶路撒冷的阿馬里克的合作，同時它也是利奧·圖司庫斯，雨果·埃特里亞諾和不少其他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市民的家鄉。也有不少熱那亞的公民選擇了為曼努埃爾服務，而且總體而言，比薩人和熱那亞人比相對愛國的威尼斯人更易被帝國招募。而且比薩人和熱那亞人都滿足於從10%減到4%的關稅（kommerkion），而威尼斯人則享受著完全豁免權，並已將其視為不可剝奪的權利。1170年，曼努埃爾與這兩座城市都達成了和約。

當然，在這場事件中，兩個帝國的同盟成了泡影。曼努埃爾取消跟西西里的婚約後，腓特烈也對此失去了興趣。1173年，美因茨的克里斯蒂安聯同威尼斯人進攻安科納，顯然腓特烈並不比1150年代時更能容忍帝國在義大利的存在。即使圍城失敗和第二年曼努埃爾使節的到來，都無法改變他的想法。曼努埃爾這次反而被人騙了，他不僅沒能恢復傳統的聯盟關係，反而添了兩個新敵，促使他們抱團，還給自己惹上了缺乏信仰的名聲。不過我們不應誇大他的失誤和受到的孤立。西西里和威尼斯都無法對帝國造成多大的打擊。他和比薩及熱那亞的和約仍然十分牢固。他和教皇的友誼則完全沒有受到他與腓特烈關係的影響，而且他始終是唯一個可以插手東方拉丁諸國事務的歐洲君主。而現在十字軍諸國又陷入困境，為他提供了一個贏得拉丁基督諸國感激的機會。

1175-1176年間拜占庭的聖戰

P95-98 譯者：@Melissa蘭

1174年，努爾丁和阿馬爾里克的去世讓突厥人內部的局勢變得動蕩起來，自第二次十字軍以來，西歐與十字軍國家同曼努埃爾的外交政策從未向現在這樣緊密團結在一起。努爾丁的死使得達尼什曼德埃米爾失去了最強有力的保護者，這讓基利傑·亞爾斯蘭二世得以趁機佔領「塞巴斯蒂亞（Sebasteia），新凱撒利亞，科馬納（Comana）還有卡帕多西亞的一些城鎮與要塞」。埃米爾（達尼什曼德埃米爾）前去投靠曼努埃爾，而後者察覺到自己被蘇丹（亞爾斯蘭）欺騙了，他原本允諾將這些城鎮都歸還帝國。並且曼努埃爾還發現，自己無意中促成了那些在小亞細亞地區分散的突厥人勢力正在一步步屈從於一個強大的君主制國家。與亞爾斯蘭的同盟並非毫無益處：它使得拉丁人可以在小亞細亞，君士坦丁堡或是巴勒斯坦之間自由通行，這有助於曼努埃爾鞏固以及擴展他與西方朋友們之間的勢力網。但如今，特別是考慮到在南部發生的一些事情，這樣的同盟顯得有些弊大於利了。

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努爾丁的死讓十字軍國家們可以得到些許喘息的機會。他在埃及的代理人薩拉丁趁機奪取了大馬士革，並且將勢力擴展到整個敘利亞地區。伊斯蘭世界始終在醞釀對十字軍的反擊，而現在耶路撒冷王國將直面這一威脅。阿馬爾里克的兒子暨繼承人鮑德溫四世是個年僅13歲的麻風病患者，的黎波里的雷蒙德掌握了攝政大全。而雷蒙德的妹妹正是1160年被曼努埃爾拋棄的那位姑娘，他也並不打算去尋求君士坦丁堡的庇護。作為替代，他將目光轉向了蒙特費拉的威廉五世，後者是參加過第二次十字軍的老兵，並且是腓特烈·巴巴羅薩忠實的附庸。按照計劃，威廉的兒子「長劍」威廉（William Longsword）將迎娶鮑德溫的姐姐以及繼承人西比拉。到了1175年，曼努埃爾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腓特烈·巴巴羅薩很可能將成為十字軍國家最可靠的保護者，而此時日耳曼皇帝已經不僅僅滿足於鞏固他在義大利的權勢，還打算與薩拉丁，甚至是亞爾斯蘭進行外交上的接觸。

作為回應，曼努埃爾決定發動一次聖戰。在小亞細亞地區，他試圖說服亞爾斯蘭繼續遵循他們之前的協議，並且打算武力收復阿馬西亞和新凱撒利亞，然而以失敗告終。與此同時他重建了多利萊恩和索布萊恩的城鎮。戲劇性的是，這和他之前側重防禦的政策有所背離，原本他更傾向於在小亞細亞的低地地區建立堡壘以及避難所，但多利萊恩和索布萊恩地處高原，而且把守貫穿整個半島的交通要道。顯而易見的是，曼努埃爾重建這兩處城鎮的動機來源於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對聖克里索格諾（StCrisogono）的紅衣大主教彼得的回復，內容有關1176年1月11日曼努埃爾的致信：

他（曼努埃爾）在伊科尼安的蘇丹的國土中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人口眾多的城市，用以讓拉丁人和希臘人定居，從而抵禦突厥人。這座城市同樣讓他得以控制大片突厥人的區域，所以他能夠為所有基督徒們——無論希臘人還是拉丁人，開闢一條通向聖墓的坦途。

皇帝向教皇請求西歐對他的聖戰進行援助，教皇隨即要求大主教們將這一請求告知法蘭西的國王以及貴族們。

當時拜占庭的記載對多利萊恩以及索布萊恩的重建大肆慶祝了一番，這表明曼努埃爾將這一舉動視為他再征服聖戰的開端，為了這項神聖的事業他不惜傾注自己的生命。在1176年的9月，他對科尼亞（指當時的羅姆蘇丹國）發起了聲勢浩大的遠征，幾個月的精心籌劃造就了如此龐大的規模。協同參戰的還包括塞爾維亞，匈牙利以及十字軍國家的分遣隊。曼努埃爾後來還告訴英格蘭的亨利二世，這支龐大的軍隊完全展開甚至超過了10英里。很顯然他打算一勞永逸地征服科尼亞，而不是再一次與蘇丹達成某些新的協議。曼努埃爾拒絕對方的合約並非出於傲慢自負，而是因為他的既定計劃就是解放整個小亞細亞地區。在當時他鑄造了許多珍貴的聖十字架，在其上刻下了一些詩句：「他無法忍受那些生來自由的女人的孩子成為女奴夏甲[10]的奴隸。所以他集結了一支空前強大的聯合部隊，決意向主的敵人宣戰。」

利里認為1176年的作戰可以說是一場規模空前的聖戰，並且讓拉丁人側目而視，伯納德·漢密爾頓（Bernard Hamilton）認為這與當時的緊急情況以及在耶路撒冷，由一個看似不可能的人物——沙蒂永的雷納德所領導的親拜占庭的派系形成了巧合。但事實上，小亞細亞的事務以及拉丁人在東方的行為之間的關聯比這兩位學者的任何一位猜想的還要密切。在他未完成的敘事中，金納莫斯用一句總結性的話語陳述道：「在他（曼努埃爾）出發之前，他還派遣了一支150多艘船的大艦隊遠征埃及。但當他決定集中力量對付亞爾斯蘭的時候，埃及的遠征軍就缺乏援助了……」一個合理的猜想，金納莫斯的這句話想說的是埃及的遠征並沒有達成預定目標。泰爾的威廉說，帝國的軍隊包括70艘單層甲板大帆船（galleys）以及其他一些船隻，在1177年於阿卡（Acre）集合，準備進攻埃及，「鮑德溫四世為了配合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行動也準備了相當久的時間。」在計劃中，這場1177年由法蘭克-拜占庭聯合作戰原本是打算與對科尼亞的聖戰相呼應的，只可惜它無疾而終。換句話說，整個計劃原本是基督教世界針對薩拉丁以及基利傑·亞爾斯蘭採取的一次雙管齊下的軍事行動。但金納莫斯給人的印象彷彿海軍方面的行動是時候才想起來的，這與漢密爾頓想法不謀而合。他認為這是沙蒂永的雷納德被穆斯林釋放後前往君堡協商的結果，不可能早於1176年的春天或者夏初。但是從外交上來看，雷納德昂貴的贖金也只有曼努埃爾付得起，這肯定也是幾個月前就商議好的事情。曼努埃爾在重建多利萊恩和索布萊恩的時候應該就已經在考慮這件事（與法蘭西的聯合作戰）了。他在進軍小亞細亞的同時也在外交上主動提議將幫助耶路撒冷對付薩拉丁，以此來恢復拜占庭在敘利亞以及巴勒斯坦地區的影響力。圍繞這一提議，皇帝的內兄弟，雷納德的繼子，安條克的鮑德溫三世成了重中之重。他們之間的親戚關係在1175-1178年間得到了加強，而在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後，博希蒙德迎娶了皇帝的侄女狄奧多拉[11]。

最後的歲月，1176-1180

P98-108 譯者：@Melissa蘭

對科尼亞蘇丹的作戰可以說是12世紀里一個獨立的基督教領主所做過得最野心勃勃的事情。但令人羞愧的是，從科尼亞出發一天之後，就在一片狼藉的密列奧賽法隆不遠處的基比利茲河谷，（帝國）又一次遭遇失利。突厥人幾乎在一邊倒地屠殺，斬獲無數，甚至差一點生擒皇帝本人。皇帝不得不接受蘇丹的和平協議，放棄了多利萊恩和索布萊恩地區。據柯尼亞特所言，無論是在作戰時還是戰後，曼努埃爾都顯得有些情緒失控，徘徊在極度自欺和自責間，將自己的失利類比於羅曼努斯四世在1071年所遭遇的慘敗；泰爾的威廉說他再也無法回到從前的狀態了。這一切的災難都可以說是過去他的肆意妄為結下的苦果。他的再征服計劃徹底泡湯，而這樣的結果使得他也無法再對腓特烈與教皇間的爭端施加任何影響。教皇亞歷山大對腓特烈矢口否認自己與曼努埃爾在安科納的代理人有任何關係，日耳曼皇帝隨即迅速向羅馬涅（Romangna）以及安科納進軍，並控制了這一地區，他甚至與基利傑·亞爾斯蘭二世進行了外交上的接觸，並以傲慢嘲諷的口吻無視了曼努埃爾提出的抗議。他（亞歷山大）逼迫曼努埃爾不得不誠心向羅馬教會屈服，並且還調停了曼努埃爾與「聖索菲亞大牧首」之間的爭端。最後他警告曼努埃爾，他試圖腐化腓特烈的封臣的卑劣行為是永遠不會得逞的。

但最後一點，曼努埃爾的外交政策並沒有完全因為密列奧賽法隆戰役而破產。不管他在失利的當時說了些什麼，這場戰役還不至於像曼奇克特戰役那樣不可收拾。由於金納莫斯的記述僅限於開戰之前，我們必須在柯尼亞特帶有偏見的記載，以及皇室歌功頌德色彩的記述中謹慎辨析。不過即便是他也承認帝國在小亞細亞的國境線並沒有崩潰，曼努埃爾將索布萊恩而不是多利萊恩夷為平地。蘇丹派遣了大批部隊進行劫掠，但在曼德爾河谷渡河時遭遇伏擊，受到重創。曼努埃爾本人成功地至少兩次重返戰場，當行軍到克勞迪奧波利斯（Klaodiopolis）附近時，他展現了舊時敏銳的反應力和身體上的耐久力；他的突然現身足以讓敵人潰不成軍。對於這場持續於1177-1180年間的戰役，沒有任何記載以及評價可以作為蓋棺定論來參考。毫無疑問，無論是對他自己的封臣還是對外國領主，曼努埃爾在官方宣傳里都誇大了自己所取得的戰果。在1179年他致信腓特烈·巴巴羅薩一封金詔書，「蘇丹臣服於我的帝國，派遣使節求得我的寬恕，他向帝國效忠，立誓將他的軍隊任由我差遣，與帝國同進同退。」日耳曼的史官接著寫道，腓特烈前不久才收到亞爾斯蘭的使節帶來的文書，內容卻恰恰相反。托里尼（Torigny）的羅伯特很可能給出了拜占庭對於這場戰役的官方描述：「曼努埃爾……在1179年報復了蘇丹……他擊潰了他（亞爾斯蘭），俘虜了許多士兵，蘇丹本人從伊科尼安（科尼亞）倉皇出逃。」但是我們也不能就認為羅姆方面的記述就一定是準確無誤的。事實上他派遣使者去面見巴巴羅薩證明他當時的處境也很艱難：根據另一位史官的記述，他甚至打算讓他的臣民和自己一起皈依基督教，以此換來與巴巴羅薩的姻親同盟。於是我們可以推測，他與曼努埃爾之間在1179簽署的和平協議並不是單方面對他有利的，柯尼亞特對曼努埃爾不客觀的詆毀也忽略了這一紙協約的存在。

柯尼亞特還忽略了曼努埃爾在他晚年外交事業上的足智多謀。在1177年，他派遣艦隊前往巴勒斯坦以期遠征埃及。這次行動據說被弗蘭德斯的菲利普所阻撓，但最後菲利普在歸鄉的途中路過君堡。菲利普作為法蘭西王國頗具實力的封臣，同時又與英格蘭王國有著緊密聯繫，他在曼努埃爾尋找新的西方盟友的計劃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他本人也極富騎士精神。從1176-1178年，在菲利普踏上征途的時候，曼努埃爾與英王亨利二世之間也有不少外交上的來往。1178年他派遣使者與法王路易七世商議聯姻的事宜，一說弗蘭德斯的菲利普也在其中充當中間人。路易應允了婚約，在1179年將他8歲的女兒阿格妮絲送到了君士坦丁堡。1180年的3月2日，她與曼努埃爾10歲的兒子阿萊克修斯訂婚。訂婚典禮舉行前的不久，曼努埃爾那已經是個老姑娘的女兒瑪麗婭剛剛嫁給蒙特費拉侯爵威廉的兒子雷尼爾。雷尼爾被授予凱撒的頭銜，還有一塊位於塞薩洛尼卡的榮譽封地。這兩項儀式都伴有奢華的慶典。

為什麼這場婚姻的成功並不是之前那麼多外交努力的成果？曼努埃爾最終是想向西方證明他決定誠心皈依天主教嗎？他是否預見自己大限已近？是否由於他在外交上的孤立政策導致他最後不得不接受一份他在1176年之前並不會放在眼裡的合約？不過毫無疑問的是，他自始至終奉行的孤立政策是為了保護他的孩子。科穆寧家族與法蘭西王室卡佩家族的聯姻獲取了教皇以及十字軍領主的信任。這是一代拜占庭皇帝所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外交成就，一掃自第二次十字軍以來籠罩在拜占庭與西歐關係上的陰霾。相比較而言，蒙特費拉的雷尼爾對於一個出生於紫色寢宮的公主來說並不是非常理想的婚嫁對象，尤其是之前她已經與四個王室商議過婚事。但是如果要追溯統治蒙特費拉的阿勒哈米奇（Aleramici）家族的血緣，他們與霍亨斯陶芬與卡佩家族都有關聯，和曼努埃爾本人在1161年迎娶的安條克公主可以說是同樣顯赫。他們的勢力已經給自己曾經的領主腓特烈·巴巴羅薩造成不小的麻煩，而在1179年，雷尼爾的兄長康拉德抓獲了美因茨大主教克里斯蒂安更是證明了這一點。還有其他兩點理由使得曼努埃爾對他們家族青眼有加。一是他們與十字軍國家間的聯繫：雷尼爾的另一位兄長「長劍」威廉（William Longsword）迎娶了耶路撒冷的西比拉，而他們年幼的孩子將成為鮑德溫四世的繼承人。另一個原因是蒙特費拉在熱那亞的內陸地區算得上是顯赫豪門。塞薩洛尼卡的尤斯塔修斯提及，法蘭西的阿格妮絲來到君士坦丁堡時乘坐的是熱那亞提供的船隊。儘管帝國和威尼斯之間的關係有所好轉，但熱那亞已然取代威尼斯成為帝國海軍最主要的同盟。

但在他的侄女尤多希婭[12]的婚事上，曼努埃爾就顯得沒有這麼得心應手了。他原本打算將她嫁給阿拉貢國王的弟弟，但當新娘到達時，那人卻又「出於對日耳曼皇帝的畏懼」而悔婚。不過他隨後找到了另一個合適的人選，蒙彼利埃的威廉。與此同時，他的另一個名為尤多希婭的侄女[13]——奧多·弗蘭吉帕尼（Odo Frangipane）的遺孀，改嫁給了一位頗有聲望的托斯卡納貴族。通過與蒙特費拉以及卡佩的聯姻，這些姻親關係使得曼努埃爾在霍亨斯陶芬帝國西側的法蘭西，義大利的一部分（托斯卡納，利古里亞（Liguria）以及皮埃蒙特地區）形成了一個同盟集團，這些同樣也是巴巴羅薩竭力試圖控制，但當地領主對他的權勢並不買賬的地區。

之後，和從前一樣，腓特烈和曼努埃爾之間在1177-1179之間的「冷戰」並不是他們之間關係的全部。從雨果·埃特里亞諾和他的兩位日耳曼朋友——霍瑙的雨果（Hugo of Honau）和維也納的彼得之間一致的記述來看，在威尼斯協約之後，腓特烈·巴巴羅薩還是派遣了至少一名使節前往君士坦丁堡。在一封信里，彼得敦促雨果·埃特里亞諾和利奧·圖司庫斯（Leo Tuscus）「出席那場決定性的會議，這對兩個皇帝間達成共識相當有益」。這樣的證據讓腓特烈與曼努埃爾之間在1179年的爭鬥顯得更加複雜。看起來兩位皇帝都在試圖進行一種「二軌外交」，一方面去尋找盟友來對付彼此，而另一方面卻又在大談基督教世界的團結。這樣的猜測來源於腓特烈在1177年對教皇承諾，他將與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真心誠意地和解。

曼努埃爾和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關係在1177年後有所變化。教皇意識到曼努埃爾已經基本上失去了重建羅馬的雄心，並且站在他的角度，他也不願看見希臘化的基督教勢力對安條克施加過多影響。但曼努埃爾本人在這件事上也有所讓步。1179年，泰爾的威廉在羅馬出席第三次拉特蘭大公會後，返鄉時途經君士坦丁堡，在那裡他停留了幾周，由皇帝的使節陪同取道安條克，作為皇帝的全權代表與安條克親王博希蒙得三實還有拉丁主教談判。而狄奧多修斯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安條克人，在1179年被選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第三次拉特蘭大公會上很有可能有希臘人代表出席，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應皇帝的邀請，教皇也派遣使節前往君士坦丁堡。與路易七世的聯姻不可能未經教皇許可，而亞歷山大三世也不會對曼努埃爾在東方積極倡導的宗教改革視而不見。1178年，曼努埃爾和大牧首與亞美尼亞教會開展了新一輪的談判，在霍姆加拉大公會上（Synodof Hromgla，1179）他們終於決定接受希臘人的東正教。在1180年，曼努埃爾做出了一個驚人的嘗試，他試圖說服君士坦丁堡大公會（Synod ofConstantinople）為了那些打算背棄穆斯林信仰的人對基督教教義稍作修飾，這樣他們就不必發誓背棄他們的真主安拉了。這樣有爭議的舉動使得大家開始懷疑皇帝的神智是否還清醒，但它真正的倡導者卻是阿米爾·哈桑（Amir Hasan），後者是蘇丹的維奇爾加布拉斯的養子。然而這會不會和基利傑·亞爾斯蘭二世本人希望改宗基督教，以求讓自己的兒子迎娶腓特烈·巴巴羅薩的女兒有關呢？至少教皇對此事的態度十分慎重，並且應蘇丹的要求，他十分熱情地宣講了基督教的教義。曼努埃爾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想法與教會的政策其實是保持一致的，當拜占庭的宗教集會提出反對時，「他恐嚇他們要組建一個更大的集會，然後由他自己去與教皇本人議事。」

自1174年梅勒赫（Mleh）去世之後，奇里乞亞的局勢便顯得有些動蕩不定，但塔爾蘇斯還是在1180年重新回歸帝國控制。羅斯的公國們還有喬治亞依然緊密地團結在「拜占庭利益共同體（Bynzantine commonwealth）」中。更重要的是，匈牙利和塞爾維亞也很安分守己，沒有製造更多麻煩。自第二次十字軍以來，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而1176年戰爭的失利只不過是一點微小的挫折。

儘管曼努埃爾的外交政策是和他面對的國際形勢一樣複雜又多變的，但依然可以追蹤到一個清晰的發展歷程。最開始，他致力於證明自己是父親合格的繼承人，然後完成約翰二世留下的未竟事業。接著他要直面第二次十字軍帶來的挑戰，著手處理它所帶來的各種短期和長期影響。從1148年至1160年，曼努埃爾以與日耳曼的同盟關係為基礎，重新整頓了巴爾幹地區的秩序，並且報復了西西里，試圖收復義大利東北部地區。但是從1157年開始，他有了一個關於恢復拜占庭的榮耀的新計劃，以封建統治階級為基礎，連接周邊的王國和從屬的公國們，讓帝國處於核心位置。從十字軍國家開始，他將這一計劃擴展到科尼亞，匈牙利，還有義大利。不過，他對於義大利地區的政策還有3個其他目的：他希望義大利半島始終處於一個分裂割據的態勢，並且保證任何暫時性的統一都是對他有利的。最後他還要向腓特烈·巴巴羅薩施壓，使他接受義大利成為兩個帝國勢力的分界線。到了1170至1172年，他幾乎已經快要達成這三個目標，但他又決定放棄將義大利作為一個衛星國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在威尼斯人逐漸擴張的情況下，他希望亞德里亞海成為拜占庭的內海。這一計劃的失敗也導致了他逐漸對科尼亞以及耶路撒冷失去控制，使他不得不採取了一個大膽的新計劃：在聖戰運動逐漸擴展的情況下採取武力收復小亞細亞地區。儘管再征服計劃徹底的失敗了，並且十字軍也無法調解教皇和日耳曼皇帝間的矛盾。但曼努埃爾並沒有損失多少軍事力量，同時還維護了他作為基督教世界領袖的形象。這些舉動還有他與比薩以及熱那亞的友誼，都為他後來尋求與卡佩家族的聯姻，以及在義大利西北部和法蘭西南部建立同盟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通過這些政策上的轉變還是可以看出他前後目標的一致性。曼努埃爾追求的是君主的權勢，但對於實際領地卻看得沒有那麼重：除去他在1176年試圖收復小亞細亞之外，他的關注點落在義大利的東海岸，達爾馬提亞海岸，多瑙河沿岸，奇里乞亞沿岸的平原，還有埃及的海岸。特別是在巴爾幹地區，比起外交上的周旋他更傾向於訴諸武力，當他兩次出兵巴爾幹和小亞細亞之後，他們臣服於他成為了帝國的盟友（1155-1156，1169）。曼努埃爾重建了大規模的陸軍和海軍，但廣為人知的是他的陸軍在1156和1176年兩次遭遇了不光彩的失利，海軍的表現顯得無甚可書平淡無奇。曼努埃爾推行帝國主義政策最主要依靠的是蓋了黃金印章的許可證，為他的貴賓提供低他一等的王座，還有難以拒絕的重金賄賂。

他成功的秘訣和失敗的原因幾乎是聯繫在一起的。很顯然除了巴爾幹地區，他的其他盟友幾乎都是被重金收買的。很顯然腓特烈·巴巴羅薩、教皇哈德良四世、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倫巴第的城邦們、安科納、基利傑·亞爾斯蘭二世、鮑德溫三世、阿馬爾里克一世、博希蒙德三世、沙蒂永的雷納德、路易七世，還有蒙特費拉的侯爵都是如此。所有那些從屬的契約義務都是由來自曼努埃爾「無窮無盡的財富中」所給予的「一筆數量可觀的財富」所帶來的。這隻能帶來短期的合作關係，但並不能將其深化為基於共同目標上的牢固友誼，從某些方面來說，這有時會讓事情變得更糟。被授予金錢的人很可能會因為自己處於一種被僱傭的地位而感到難堪，之後他們便會積極尋找機會解除這種關係，以證明自己並沒有出賣榮譽或是原則。教皇亞歷山大三世之所以對他和曼努埃爾所達成的協議猶豫不決，正是因為他擔心自己會被指控買賣聖職罪；基利傑·亞爾斯蘭二世公開承認自己並不配擁有皇帝慷慨贈予的大量賞賜。而且阿馬爾里克一世與弗蘭德斯的菲利普陰謀破壞1169-1177年間的遠征活動很可能是由於他們怨恨自己不得不依賴於拜占庭提供的財富。由於不情願的依存關係所導致的複雜情緒很顯然加強了西歐對希臘人的刻板印象——希臘人只會付錢來僱用別人為他們而戰。另一方面，曼努埃爾在外交上為外國人花費了大量的金錢，也使得拜占庭人堅信他們只是一群貪得無厭，見錢眼開的野蠻人。

所以顯而易見，自阿萊克修斯和他的繼任者們以來，拜占庭所推行的帝國主義很遺憾地並沒有多少進展。而曼努埃爾卻別具創意地在翻譯官的幫助下與拉丁人親自交談。為了讓他的帝國能夠符合西方的期望，他做了比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多的努力，但也沒能夠改變拜占庭皇室的傳統觀念。他沒能讓西方認同他才是那個真正的羅馬皇帝，他的政策使他自己的臣民認識到了他們離真正的羅馬帝國還有多少不足。在他統治時期，拜占庭的有識之士們開始將他們自己稱為古希臘人（Hellenes）。

基於這個事實之上，有趣的是拉丁人和希臘人的一些意識形態竟然開始趨向融合，這很有可能是曼努埃爾的泛基督教主義的深層次影響，而這顯然已經超出了他自己的預料。毫無疑問，他深切地感到無論是從政治還是宗教的層面上，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在12世紀日漸發展的地中海地區都是不合理的。至少他自己試圖將法蘭克人的「謙恭（courtliness）」與希臘人的「禮貌（urbanity）」相結合，然後在他自己的國家機構里儘力消除對本土希臘人和外國人的區別對待。在法蘭西，熱那亞，還有其他十字軍國家，這三個直到他逝世時都始終忠實的同盟地區，他被作為世上最有權勢的統治者而銘記於心。他提拔了很多拉丁人，他的離世是整個基督教世界巨大的損失。他的希臘人封臣們不滿他對外國人的偏愛，他生活上的鋪張浪費，還有他徵收高額的稅率，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指責他背叛「國家」，以及正教信仰。雨果·埃特里亞諾和利奧·圖司庫斯認為他在宗教事務上非常圓滑多變，但是安德洛尼卡·卡馬特羅斯（Andronikos Kamateros）描述了一段他與教皇的使者會面的對話，在教會的事務上他與其針鋒相對絲毫不退讓。而他的封臣們普遍認為，他在1175-1176年間的聖戰活動只是一場傳統的帝國再征服戰爭，這也許是現在歷史學家很難接受著其中含有聖戰因素的原因吧。

但我們也不能過於強調曼努埃爾就是導致拜占庭社會西方化的直接因素。西方化的深層次原因是對外來借用詞的接受，比如「λíξιοζ」便是源於法語詞「lige」，意為君主的附庸。在希臘語版的迪沃爾條約（1108年）中，這個詞便被用來形容博希蒙德與阿萊克修斯一世的關係。到了1170-1172年，我們可以發現曼努埃爾博學多才的大使「賽奧里亞諾大師（MasterTheorianos）」前往亞美尼亞公教會，然後他的一名希臘人封臣被描述為皇帝的「lizios」。但早在曼努埃爾即位之前，提奧多爾·普羅德羅莫斯（Theodore Prodromos）就已經在文學上開始將這個詞用作有趣的雙關語。為了責備他的朋友利茲斯（Lizix），他「忽略他的『lizic』多麼重要，成為了一個對我不忠的朋友」。

為了能夠理解曼努埃爾對拉丁人不同尋常的偏愛，我們也要明白拉丁人並不只是他唯一偏愛的外國人，他也不是地中海地區唯一的世界主義者。一位阿拉伯客人阿爾-哈拉維（al-Harawi）就對他的友善十分印象深刻，他甚至還在大皇宮的中心地帶建了一個突厥風格的亭子。他的其他家族成員也經常周遊拉丁和突厥各國：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他的叔叔伊薩克，他的堂弟安德洛尼卡，還有他的侄子[14]阿萊克修斯·阿克蘇赫。後兩者顯得更加重要，因為某些情況下他們代表了曼努埃爾的對拉丁的外交政策走向。安德洛尼卡在他第二次流亡的時候，在十字軍國家混得風生水起，而且還成了突厥人的座上賓。而在1158年有一半突厥血統的阿克蘇赫成為了曼努埃爾在義大利行動的實施者，之後在就任奇里乞亞總督（1165年）期間，為皇帝與亞美尼亞人之間的溝通做了許多努力。科穆寧皇族堅持與外國人的溝通使得在安德洛尼卡一世的恐怖統治時期還出現了許多移民社群以及前來避難的鄰國統治者們。在1182至1185年間：「不管他們來自何方，至少他們依然可以追溯到與皇室的血緣關係，對權利的渴望從不褪色，而無論走到哪裡，在言辭上他們都還擁有說服別人的魅力。」在西方，巴勒莫以混雜了希臘，阿拉伯，諾曼-法蘭克和義大利元素著稱。在東方，基利傑·亞爾斯蘭二世任命了希臘人作為首相，而努爾丁僱傭希臘人，敘利亞人和法蘭克人醫生；與努爾丁合作的亞美尼亞人王公梅勒赫還是一位叛逃的聖殿騎士團成員。而與此同時，敘利亞的雅各派牧師也可以自信地向希臘神學家就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展開辯論。更南邊，在伯利恆（Bethlehem），敘利亞藝術家可以繪製曼努埃爾和耶路撒冷的阿馬爾里克的馬賽克鑲嵌畫。

今天，看上去曼努埃爾·科穆寧的帝國始終是危機四伏的，那些潛藏的隱患最終招致了災難。但放眼整個12世紀中期，地中海可以說是一個文化的大熔爐，只有這個古老的帝國還保有自己堅定卻又充滿包容性的態度。

[1] 蠻族部落，位於今喬治亞阿布哈茲附近。

[2] 蠻族部落，位於伊比利亞半島，說凱爾特語。

[3] 蠻族部落，位於今茅利塔尼亞。

[4] 安娜曾經暗示在她創作《阿萊克修斯傳》時，曼努埃爾曾禁止她與阿萊克修斯的親信接觸長達三十年。這可能是出於她曾密謀反對她的長兄約翰二世的考慮。

[5] Ralph-Johannes-Lilie

[6] 他們甚至還計劃能夠結成同盟一起對抗匈牙利。

[7] 1161年5月，艾斯泰爾戈姆大主教盧卡斯為格扎二世15歲的長子伊斯特萬三世加冕，6個月後伊斯特萬三世被曼努埃爾廢黜，他的叔父拉茲洛二世繼位。

[8] 1163年1月，伊斯特萬三世舉兵反叛他的叔父伊斯特萬四世，6月，叛軍攻進塞克什白堡，伊斯特萬四世被俘，之後退位。

[9] 根據金納莫斯的記載，此時伊斯特萬四世已經篡奪了貝拉的在達爾馬提亞的部分封地。

[10] 譯者註：這裡有一個關於聖經的典故，夏甲（阿拉伯語 ; Hagar；希伯來語?????，Hagar，意為陌生人）是《聖經·創世紀》中記載的亞伯拉罕妻子撒拉的一名埃及使女。神應許阿布拉罕，夏甲也為一國之母；她的後裔及其繁多，甚至不可勝數。而夏甲的兒子以實瑪利被廣泛認為是阿拉伯人的先祖。

[11] 譯者註：這位狄奧多拉不是曼努埃爾的侄女，wiki上只說她有可能是曼努埃爾的二哥安德洛尼卡的長子約翰·科穆寧與瑪麗婭·塔朗尼蒂莎（Maria Taronitissa）的女兒，但仍不確定她的身世，而這位瑪麗婭·塔朗尼蒂莎同樣是曼努埃爾本人的情婦之一。

[12] 譯者註：此處根據合理推斷應該是侄孫女，這位尤多希婭的父親應為曼努埃爾的侄子阿萊克修斯，儘管wiki上認為她也有可能是曼努埃爾的兄長伊薩克的女兒，但她出生於1160年前後，而伊薩剋死於1154年。

[13] 譯者註：這位事實上並不是曼努埃爾一世的侄女，也不是侄孫女！因為曼努埃爾的另一個叫尤多希婭的侄女是其兄伊薩克的女兒，但是她第一任丈夫不詳，第二任丈夫為米海爾?加布拉斯（Michael Gabras），一位希臘人貴族，並非後文所說的托斯卡納貴族。據推測應該是一個遠親，然而因為也姓科穆寧，所以那位奧多?弗蘭吉帕尼的wiki里說她是一位拜占庭公主。

[14] 這位是侄女婿。其妻為曼努埃爾一世的侄女瑪麗婭·科穆寧。

最後感謝大家對我們小作坊的資瓷，下次再摸魚估計又不知道猴年馬月了（手動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