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白手套」的倒掉：晚清巨富盛宣懷是怎樣輪為政治「替罪羊」的？

02-08

券業新力量，中國證券業的一股清流！（ID：licaishi08）

比部長級別更令人羨慕的是，盛宣懷從踏進機關大門的第一步開始，幾乎一直都是腳踩官場與商場兩隻船，而且與胡雪岩那種挖空心思擠入官場內尋找靠山的買賣人不同，盛宣懷下海，幾乎都是由組織任命、帶著紅頭文件和財政資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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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懷，中國近代史上的異數，一個令人艷羨、嫉妒到咬牙切齒的成功人士

盛宣懷成了一頭肥碩的替罪羊，

罪名是最為駭人的「賣國」。

在導致大清王朝覆滅的辛亥風暴中，無論是被推翻的滿清，還是高喊著「民權」的新貴，都異口同聲地指責：盛宣懷就是引發風暴的罪魁。

但凡改朝換代，總是需要找出一些替罪羊，以便讓他們承擔禍國殃民的責任，證明舊社會的腐朽與沒落，及新社會的偉大與光明。這幾乎是中國歷史的標準模式。

在被大清國政府宣布永遠開除出公務員隊伍後不久，新生的民國政府繼續對盛宣懷批倒批臭，兩次查抄了他的家產。能被前後兩個朝代共同唾棄，在信奉「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中國，也實在是個異數。

腳踩官、商兩隻船

盛宣懷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異數，屬於那種令人艷羨、嫉妒到咬牙切齒的成功人士。

首先，盛宣懷的官運實在亨通。如同那個年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樣，他也在高考(「科舉」)場上十分失意，但自從擔任李鴻章的機要秘書之後，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勇於任事，他開始在大清國的官僚體系中青雲直上，最後終於成為部長級高官(「尚書」)，而且，執掌的是權勢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機關：郵傳部。郵傳部掌管著郵政、電信、鐵路、航運等新興壟斷產業，是大清國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戰場。從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該部在六年間居然十三次更換部長，競爭十分激烈，被當時的媒體戲稱為「運動部」。

比部長級別更令人羨慕的是，盛宣懷從踏進機關大門的第一步開始，幾乎一直都是腳踩官場與商場兩隻船，而且與胡雪岩那種挖空心思擠入官場內尋找靠山的買賣人不同，盛宣懷下海，幾乎都是由組織任命、帶著紅頭文件和財政資金的。當然，盛宣懷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業才幹，在官方資源的強大支持下，無論「外戰」還是「內戰」，幾乎無往而不勝。

打趴「財神」胡雪岩

「外戰」方面，他的經典案例就是成功收購美資旗昌輪船公司。在一系列兩敗俱傷的價格戰幕後，大清國政府充分發揮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強大優勢，不僅授予輪船招商局壟斷經營權，而且還提供財政貸款，而又正值美國資本方計劃實行戰略轉移，從中國撤資改投美國新興的鐵路大建設，旗昌輪船上終於升起了黃龍旗，降下了星條旗。

「內戰」方面，盛宣懷最富傳奇性的案例，就是將「財神」胡雪岩徹底打趴下。嚴格地說，盛、胡之間的鬥爭，並非單純的商戰，而是兩人背後的李鴻章、左宗棠的權力鬥爭及路線鬥爭。胡雪岩儘管戴著紅頂子，但畢竟沒真正在機關內混過，根本不是盛宣懷的對手。當胡高舉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依託其「阜康錢庄」里的儲戶資金，與外商進行生絲大戰以圖獲得暴利時，盛宣懷則瞅準時機，輕巧地打斷了胡的脊梁骨——資金鏈。胡雪岩曾經出面為左宗棠借了不少洋債，這些債務的管理也是阜康錢莊的重要業務和利潤點。清政府將這些債務分解落實到相應的省份，統一匯總到上海後，由上海道台交給胡雪岩；而外資銀行則直接從胡的錢莊按時收取本息。上海官場恰恰掌握在李鴻章和盛宣懷手中。在胡雪岩的生絲大戰到了最關鍵的時候，盛宣懷密令上海道台暫緩向胡支付官方還款，胡的資金鏈立即繃緊。同時，盛再向外放風阜康錢莊銀根不穩，引發了擠兌風潮，胡的資金鏈終於綳斷，導致身敗名裂。

「官督商辦」聚斂財富

令同時代人艷羨的是，盛宣懷不僅是商戰上的常勝將軍，而且其聚斂起來的大筆財富，居然順利地移交給了子孫們。在遭遇了大清與民國的兩輪清算後，盛宣懷依然給子孫們留下了極為可觀的、價值高達2000萬兩白銀的遺產。而他的同時代人，其財富基本是曇花一現，並沒有多少真金實銀。

盛宣懷聚斂財富的路徑，與這些人並沒有大的差別。同樣都是國有資產的打工者和看護者，他們的財富顯然不是來自於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這些企業雖然大多是由國有資金支撐著，但打的卻是「官督商辦」的旗號，財政投入並不作為股本金，而是作為政府的無息或低息貸款，管理者可以「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兩道的信息不對稱，兩頭忽悠，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佔據不少股份。二是經營中大建「老鼠倉」及進行關聯交易，但凡企業的要害部門，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後建立很多外圍公司，承接本公司的業務，「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但在那個年代，貪腐已是常態，官員們倘能在貪腐之外還做點實事，就已經算相當具有先進性了。

借「改制」保財富

與同時代大多數富豪們不同的是，盛宣懷首先是、並且一直都是體制內的人。與其說他為了經濟上的利益而去謀求政治上的保護，不如說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銳與老練，造就了在經濟上的成就與地位。

盛宣懷的高明之處，或者說幸運之處，在於他持有大量股票的這些企業，及時地進行了「改制」，從而多少擺脫了政治力量的牽制。1908年，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組成完全商辦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股東大會，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張股票)股東參加，選舉產生了招商局首屆董事會。在董事會的9名當選者中，盛宣懷以4769張得票高居榜首，當選為董事會主席。這些表明，隨著股份制的推行，在這些企業中，股東開始取代政府，「商辦」取代「官督」，而成為企業管理中的主導力量。同樣，到了民國二年(1913年)，漢冶萍公司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盛宣懷被推舉為總理，隨後又被推為董事長。

好歹能得到法制保護的企業股權，以及大量投資於租界內的動產、不動產，為盛宣懷的財富建立了一道防火牆，抵擋來自官場的不可測的風波。

鐵路國有盛宣懷出軌

辛亥革命發生後一個月，盛宣懷受到了資政院的嚴厲指控，認為正是因為他在推行鐵路國有化政策方面，「專愎擅權隔絕上下之情」，而導致四川騷亂，連鎖引發武昌的「革黨叛軍乘機竊發」，「該大臣實為誤國首惡」。清政府宣布，盛宣懷「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而實際上，導致盛宣懷下崗「出軌」的鐵路國有政策，不僅是朝廷的國策，也是民心的嚮往。但是，鐵路國有化的推行遭到地方既得利益者的極大幹擾，其中尤以四川鐵路公司為最。該公司曾因內部管理問題，導致數百萬投資款被公司高層挪用，在上海炒股虧損。股東們抓住國有化的機會，希望由政府來承擔這筆損失，遭到盛宣懷的嚴詞拒絕。盛表示，政府的收購資金，本就是全民的資產，怎麼可以為一家商業公司的腐敗虧損去埋單呢？這樣的表示，當然合情合理合法，但卻無法滿足川路股東的要求。為了逼迫政府，他們將這一私利的爭奪包裝成公益的抗爭，宣稱國有化必然導致借用外資，從而令國家利權受損。而此前為了籌集鐵路建設資金，四川實行了攤派，很多對於鐵路及政策一無所知的鄉紳也都持有鐵路股票，極易被人煽動。在革命黨的暗中推動下，「護路」運動終被推上了神壇，而作為全國鐵路建設一把手的盛宣懷便成了頭號「賣國賊」和政治「痞子」運動的犧牲品。

政治高官商人作風

戲劇化的是，儘管民國政府依然將盛定位為賣國賊，但卻毫不掩飾地繼續鐵路國有化進程，繼續借用外債，而其收購商股的條件遠比盛的方案更為苛刻，卻沒有遭遇任何形式的反抗。

有學者認為，盛宣懷在推行鐵路國有政策時，「不講政治」，不講策略，斤斤計較，十足的商人作風，如果當時在川路補償問題上退讓一步，或許就不會弄得天下大亂。其實，在鐵路國有化方面，一貫以能幹及貪腐著稱的盛宣懷，倒是展現了一種中國官場中極為罕見的政治品格：沒有選擇明哲保身，反而選擇了引火燒身。武昌城頭的炮聲響過之後，高喊動聽口號的「君子」們，便取代了「商人作風」的真小人，成為中國舞台的主流，這或許正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出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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