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滅燕之戰
02-08
一、概述
從公孫度於東漢中平六年（189年）為董卓任命為遼東太守開始，期間東伐高句驪、西擊鳥丸、往南越海收青州東萊諸縣，極盛時期東至朝鮮半島中部，南跨海佔有山東半島東萊諸縣，西抵灤河流域，北至鮮卑、夫余，建立了東北地區強大的地方割據政權。其後下傳予長子公孫康、次子公孫恭、孫公孫淵。公孫氏曾與曹操軍交鋒，雖一度臣服，但公孫淵上台後搖擺於魏與吳之間，魏明帝曹睿遂先後發動三次戰鬥，終在景初二年（238年）為司馬懿討平，結束了公孫氏五十年的統治。二、公孫氏在遼東的霸權董卓入京後，除徵辟大量名士入朝外，又大搞京官外任，遠在邊垂的遼東也沒被董卓所遺忘（兩年前太守楊終為張舉所殺），他聽從其部下徐榮的建議，起用與徐榮有同鄉之誼的公孫度為太守。建寧二年（169年）詔舉有道之士，謝弼與公孫度皆取郎中。公孫度早年名豹，剛好與玄菟太守公孫琙之子同名，故為其所愛，安排讀書及娶妻。在邊地中算是一個有才且有點背景的人選，故為董卓所納（注1）。不過和外放的韓馥、劉岱一樣，眼看中土將大亂的公孫度，乘機發展自己的勢力，最終也沒有支持過董卓政權。
公孫度終究還是郡吏出身，故為當地豪強所輕，公孫度遂借故殺掉田韶，夷滅百餘家。成功立威後，名義上是漢廷遼東太守的他，已不是滿足於「與諸卿（親吏柳毅、陽儀）圖王耳」的階段，甚至效仿天子的禮儀：「立漢二祖廟，承製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公孫度不僅僅是滿足於這些虛榮中，拓地、服夷才是其重點。儘管西有強鄰公孫瓚，但史稱「雄張海東，威服外夷」（見《三國志．東夷傳》）的他先分遼東郡置遼西中遼郡（郝經《續後漢書．公孫度傳》沒有中遼二字，轄縣不明，存廢時間無從考實），置太守；越海收青州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遼史．地理志二．東京道條》稱遼東、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玄菟郡大概也是這時為公孫度所佔。本受玄菟郡管轄的扶余（注2)，這時也改屬遼東郡，夫余夾在鮮卑和高句麗二強之間，公孫度以同族女妻以其王尉仇台，兩者也需互相支持的同盟關係結立了。漢時，夫余王安葬所用的玉匣，都預存在玄菟郡，到公孫淵被滅時，玄菟郡庫仍有玉匣一具。可見公孫氏時期這一傳統沒有中斷。高句麗「國人有氣力，習戰鬥」，其王伯固（山大王）也要遣兵助公孫度討伐富山賊；《三國史記．山大王本紀》把這事放在山大王五年，即169年，但這明顯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當年的玄菟太守是耿臨（見《三國志．東夷傳》），他討伐高句麗並斬首數百級，伯固乃降。（《三國史記》倒是把這事提早一年）高句麗王死後發生王位繼承爭執，公孫康乘機破其國，焚燒邑落。據《三國史記．山上王本紀》所載，漢獻帝建安二年所立之王為山上王，名延優，乃上任故國川王男武之弟。爭立失敗的拔奇攜妻子投靠公孫度，並以其三萬兵平亂。公孫度同意，但聯軍為高句麗所敗，拔奇因羞愧而自殺。上述的朝鮮史料明顯與《三國志》相左，陳壽的記錄就是拔奇與涓奴加（《通典．邊防二》則改成消奴部，乃高句麗五部之一）各將三萬餘口向公孫康投降，還住沸流水（今渾江）。高句麗遂攻擊玄菟郡，反為公孫康所破。若拔奇真的兵敗後被其弟放一馬，羞愧而自殺，那陳壽其後所記的拔奇與消奴部一同投降，壓根不可能發生，金富軾偏偏也在《三國史記．故國川王本紀》中一開始就交代他死後的內亂，拔奇與消奴加各將三萬口降公孫康，原封不動照抄漢文；陳壽是記作建安中的公孫康，而不是金富軾所記的公孫度，若真是建安二年之事，那陳壽應書作建安初公孫度，可見誤字的機率很小，再參考金富軾居然敢把伯固助公孫度平亂放在169年，漢方史料明顯更可信；當然，也不排除建安二年，公孫度遣其子康出兵的可能性，但僅限於時間這層面。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中的馬韓「人性強勇」、辰韓「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桓、靈之時韓、穢強盛，郡縣無法制衡，很多百姓流入韓地。建安中，公孫康（其父於建安九年亡）分樂浪郡屯有縣以南的荒地，置帶方郡，不但遣公孫模、張敝等收集遣民，更興兵伐韓、穢，漢民回歸，自此倭、韓受帶方郡所轄。據《北史．百濟傳》記載，當時仍是馬韓其中一國的她，公孫度以女妻之，遂成東夷強國。這顯示晚至公孫康時已有遼東、玄菟、樂浪、帶方四郡（或還有其父所分的遼西中遼郡；吳增僅認為遼東屬國為公孫氏所廢、王先謙認為屬國的治所交黎縣為公孫氏所廢。或許原遼東屬國之地，被公孫氏拼入遼東郡或歸到遼西中遼郡內）。公孫康的使者韓忠曾在烏丸峭王面前說：「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余、濊貊之用」（見《三國志．牽招傳》），前一句當然是胡吹，但後一句卻不是無的放矢，因史稱確實是「東夷九種皆服事焉」（見《晉書．地理志上．平州條》）（注3）。
公孫氏稱雄東北的最大原因，除了遼東平郭縣產鐵能自給自足外，說穿了就是人口相對較多，陳壽記錄高句麗只有區區三萬戶，其附庸東沃沮更只有五千戶。馬韓是由五十餘國所組成的鬆散邦聯，當中大者才萬餘戶，總數為十餘萬戶；《續漢書．郡國志五》記錄東漢永和五年（140年）時僅遼東、玄菟和樂浪三郡，加起來近四十萬口，遼東相對中原，戰亂和災疫較少，不計算外來人口，戶口數目基本不會有太大波伏。但黃巾之亂開始就有大量人口從青、徐二州湧入幽州，《後漢書．劉虞傳》就記錄有百餘萬口，後來公孫瓚與劉虞、袁紹的戰鬥，正如葛劍雄先生在《中國移民史第二卷》中的分析，又會造成部份人流入遼東；高句麗內亂就有六萬口來投。公孫淵下屬郭昕、柳浦等上書曹睿，為其主自直時曾道：「郡在籓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這說明幽州因與周圍少數民族作戰，長期靠鄰近三州提供給養，在財政上不能自給。隨著東漢中央的崩潰，邊疆州郡已無法從周邊獲得財物，這時「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為業，威震燿於殊俗，德澤被於群生」， 遼東地廣人稀，這些新增的勞動力，不但解決了溫飽，還有兵役人口（包括五部蠻夷）。那麼，公孫氏可動用之兵力大概有多少呢？曹操遣涼茂為樂浪太守，但這漢官反為公孫度拘留，（泰山太守的他轉為樂浪太守，應該是走海路，若屬實則可證樂浪已為公孫度所佔；陶元珍在《遼東公孫氏事迹雜考》也認為公孫度已有樂浪郡）涼茂雖不屈但也只能長留遼東。曹操遠征，公孫康（注4）欲發步卒三萬、騎萬匹襲鄴，涼茂反對並稱將軍擁十萬之眾；公孫康欲動用的兵力不可能是他的全部家當，而涼茂留在遼東也有一段日子，遼東的實力他大概也能摸清，畢竟他已有資格參與這種機密會議。《文選．卷43》收錄了孫楚的《為石仲容（石苞）與孫皓書》，信中稱公孫淵「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也印證了涼茂所言非虛。注1．公孫度未必乃董卓任命，《三國志．管寧傳》注引《傅子》說管寧在遼東三十七年，而他是在黃初四年（223年）為曹丕所征還，三十七年前即中平四年，也就是楊終被殺之年。管寧是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才往遼東，這表示公孫度不是董卓把持朝政（中平六年）後才為太守。但《傅子》誤多算一兩年的可能性更大（僅錯一個「七」字）。因為本傳交代公孫度為太守的因果關係太明確了，單董卓任命可能是寫錯人名，但是受同郡的徐榮就不可能弄錯了。若不是董卓把持朝政之時，董卓這并州刺史，別說有沒有資格舉薦幽州二千石，董卓為甚麼要舉薦一個無利害關係的人為邊垂太守？何況也有陳壽的「凡五十年而滅」之詞為佐證。2．《三國志．東夷傳》說夫余「國有故城名穢城，蓋本穢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謂『亡人』」，《論衡》、《魏略》記載的夫余始祖東明自橐離國出逃的故事，皆可證明夫余國土著為穢貊，統治者為夫餘人。3．所謂的東夷九種，《後漢書．東夷傳》開宗明義的列出：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其實就是對東方異族的泛稱，一般包括：高句麗、夫余、穢貊、東沃沮、三韓、挹婁（肅慎）、倭。4．曹操在建安九年八月始得鄴，後半年一直沒有遠離冀州（遠征）；而公孫度則死於九年。《牽招傳》更直接透露曹操將征袁譚前，遼東太守已為公孫康，即公孫度當時已死的信息。涼茂勸公孫氏不能與漢廷的曹操為敵，故也排除公孫度是欲襲袁尚的鄴城之可能，故應是康誤作度。＝＝＝＝＝＝＝＝＝＝＝＝＝＝＝＝＝＝＝＝＝＝＝＝＝＝＝＝＝＝＝＝＝＝＝＝＝＝＝＝＝
三、曹操與公孫康的第一次交鋒及其的臣服
雄霸邊垂的公孫康為甚麼欲冒極大的風險，打算趁曹操遠征時出兵偷襲鄴城呢？如期說是欲先下手為強，還不如說欲報地盤丟失的復仇。一切要從山東半島開始說起：原袁紹勢力的地方早因為戰亂關係，加上黃巾賊等又再次死灰復燃，豪傑四起（見《三國志．何夔傳》），已經不是地方郡兵所能控制，情況尤其嚴重的是青州海濱地區，張遼與長廣太守何夔討平矣平賊從錢的數千人；王營眾三千餘家，據昌陽縣為亂，也為何夔用計平定。建安十年正月，曹操斬袁譚，冀州平。曹操遣張遼「徇海濱」，公孫度越海所收的東萊諸縣，當然也是漢司空曹操所欲收復之地。《三國志．張遼傳》稱柳毅等為遼東賊，因為柳毅就是公孫度之親吏（陶元珍認為柳毅方任營州刺史，但好像還無法百分百確定他真的任營州刺史）。公孫度雖經營東萊多年，但還是不堪與張遼一起作戰，張遼之破柳毅、取東萊實曹氏與公孫氏之首次戰爭。（張郃的「別征東萊，討管承」應是指別討捲土重來的管承於東萊，且發生在建安十二年、白狼山之戰後，故沒參與是役。）公孫康議襲鄴城的時間，我認為未必只有是趁曹操征烏丸之時的可能，曹操在建安十一年親征并州高幹同樣是遠征，而且比征烏丸更合理。因為如果是建安十二年之時，曹操正正是因為大雨導致海濱道不通，才要靠響導走荒廢的舊道通柳城，公孫康要從遼東襲鄴城，同樣只能走舊道或海濱道，這還算是奇襲曹操嗎？與曹軍相遇吧？公孫康看似並沒有像孫權一樣強大的船隊，能載上三萬步兵、騎萬匹。相反，若是曹操遠在并州，那就合理多了。建安二年時，曹操只願封快席捲江東的孫策為騎都尉，孫策欲得漢將軍名號也要奉詔顯忠誠、貢獻方物才弄了個討逆將軍的名號；曹操表公孫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大概是想藉機拉攏一下，成為另一個鮮於輔、閻柔，好能拖一下袁氏的後腿吧（詳見《三國志．公孫瓚傳》）。但面對這從天上掉下的餡餅時，公孫度卻是完全不放在眼內，說：「我王遼東，何永寧也！」還把印綬封存在武庫里。公孫康也是「恃遠不服」（見《三國志．武帝紀》），不過當曹操遠征三郡烏丸，於白狼山擊敗數萬騎的烏丸、袁尚聯軍，邊長老「皆比之冒頓」的蹋頓也被曹軍陣斬，數千敗兵奔遼東，陷柳城，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公孫康震驚了，曹操不遠了！有人勸曹操順勢征遼東，擒二袁之際，曹操卻回答：「吾方使康斬道尚、熙首，不煩兵矣。」原來曹操是行郭嘉的故智，實行退兵讓袁譚兄弟自斗的一幕。果然，曹操的企圖實現了，公孫康殺二袁、遼東速仆丸（胡三省認為是遼東屬國的蘇仆廷，語有輕重音耳）、遼西樓班、右北平烏廷等，傳其首。諸將詢問為甚麼還軍反會使公孫康斬送袁尚等首，曹操解釋公孫康素畏憚袁尚等，若進攻反會迫使他們團結，反之他們則會自斗。公孫康這舉動等同臣服於曹操，曹操也封其為襄平侯、拜左將軍。（劉備這左將軍何在？）「天子為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也應該就是這時之事。公孫康死後，二子晃及淵幼小，眾立其弟恭為遼東太守，曹丕代漢後拜其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征管寧入朝，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這與曹操征他入朝，為公孫康絕命不宣的態度，天淵之別。公孫恭有疾，如同閹人，劣弱不能治國，當然沒有反魏的野心；魏猶有吳與蜀漢兩個勁敵在側，也樂得接受遼東的臣服。遼東臣屬於曹魏的局面，直至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公孫淵上台後，才開始動搖。＝＝＝＝＝＝＝＝＝＝＝＝＝＝＝＝＝＝＝＝＝＝＝＝＝＝＝＝＝＝＝＝＝＝＝＝＝＝＝＝＝
四、沒有成事的一伐遼東
管寧答應回國，是因為他看到公孫恭懦弱而公孫淵有雋才，廢嫡立庶早晚出亂子，果然，數年後公孫淵就奪其叔位並囚禁之。擅自立的他當然欲得魏廷承認，遂遣使表狀。劉曄認為公孫氏世襲遼東太守，有山險和大海為屏障，外連胡夷，絕遠難制。今若不誅後必生患，他日若有貳心時才發兵，就會很困難。不如趁其內亂，出其不意以大軍壓境，開設賞募，可以不用勞師動眾而平定。劉曄看人很准，公孫淵日後果反，魏也不是一出師即討斬成功。無奈曹睿也有難處，他一登基孫權就寇江夏、襄陽，太和二年對魏來說絕對不太平：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殺孟達、春，張郃破馬謖於街亭，迫使諸葛亮退兵、九月，魏數道征吳，曹休為陸遜敗於石亭、鮮卑的軻比能以三萬騎圍田豫於故馬邑城、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蜀漢和吳不但展開攻勢，連控弦十萬的軻比能也開始累寇幽、並二州，三年前才為并州刺史梁習擊破，但實力猶在，田豫之圍只是因閻志（閻柔之弟，素為鮮卑、烏丸所信）調解，軻比能才退兵。主力在南方對峙，北方還有強敵軻比能（注5），對遼東實是有心無力，只得承認既成的事實，拜其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太和四年遷車騎將軍（即公孫恭舊位；張郃那個可能是征西車騎將軍，或與公孫淵並列左右，或《三國志．明帝紀》記載有誤）。公孫淵的貳心卻要從孫權說起：孫權稱帝前後，舉行了一系列宣揚國威之事：遣衛溫、諸葛直率萬人浮海求夷洲（台灣）及亶洲（傳言秦始皇遣徐福求蓬萊神山及仙藥）、呂岱討九真，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替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應該就是《梁書．諸夷傳》提及的朱應、康泰出使百餘國之事、公孫康死後又聯絡遼東。可見孫權那時，仍以魯肅在《塌下對》提出的「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為目標。求夷洲及亶洲一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71魏明帝太和四年中，後增「欲俘甚民以益眾」一句，大概認為孫權不僅僅是只欲長生不死，增強國力弄個討山越補兵的海外版，也是目的之一。雖最終得夷洲人數千而還，但正如陸遜與全琮所諫，風險高回報少，得不償失（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二將最終也被問斬。但這不代表孫權終止其海上活動，下一個目標正是遼東。據《魏略》載公孫淵的《上魏明帝表》所稱，公孫康曾殺孫權使，可見江東早有航線赴遼東。江東不產馬，早年諸將立功增兵時，普遍有一個比例：二千人、騎五十，可見東吳騎兵之稀少，只能靠貿易來補充。最穩定的來源是其盟友蜀漢，但她自身也有大量需求，且川馬、滇馬腿短，雖耐力運輸是其所長，但短程衝刺力不足，不是殺敵的騎兵首選。從魏互市不是從沒發生過，但基本只是魏帝以馬換取南方的珍稀珠寶，數量少且交易次數更少，猶如中彩票。開拓東北馬的貿易（即司馬光所記的「求馬」），單就這一目的的話，孫權沒錯，錯也只錯在風險評估與操作辦法。吳黃龍元年（魏太和三年，229年）孫權即帝後「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見《三國志．吳主傳》），已開始嘗試拉攏；嘉禾元年（魏太和六年，232年）三月，孫權遣周賀、裴潛渡海至遼東，故《資治通鑒》記作「數與吳通」。《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敕》描寫得更詳細：「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沉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賚以名馬。」這麼大的規模終為魏廷所知，辛毗曾上疏：「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故官方的看法當然是如《三國志．田豫傳》所寫的「公孫淵以遼東叛」，發動海陸兩路並征。不過也有反對聲音，蔣濟認為若討伐失敗則是驅使為賊，應先除大害（蜀、吳）；公孫氏「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就算成功也所得不多，若失敗還結怨失信。王叔曹植（同年十一月亡）也作《諫伐遼東表》（見《藝文類聚》卷24），意見基本與蔣濟相同（得不償失、有蜀吳在旁的觀點），還勸應輕徭蒲賦，然後令賢相良將，自可平之。還有劉劭（注6）。西漢武帝遣楊朴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青州水師就是沿其舊路。但誰領軍呢？曹睿正為人選而煩惱，中領軍楊暨舉薦豫州汝南太守、殄夷將軍田豫領兵。曾任烏丸校尉的他，還是東北當地人，是一個合適人選，但要讓他統率青州諸軍，名不正言不順，唯有再次假其節以示統領權（注7）。
田豫的敵人不僅僅是公孫淵，還有吳將周賀的水師，結果下詔罷軍。不過田豫料吳船將還，成山角（山東半島最突出之地，可從此繞道往南回吳）無藏船至處，就在那裡嚴陣以待。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果然大風起，吳船觸礁飄流上岸。驚恐的吳軍，當然不是以逸待勞的魏軍之敵手，周賀被殺（見《明帝紀》）。當初諸將笑田豫空地待賊，但當有落水狗可打時爭相立功，欲出海追擊，田豫懼虜死戰，皆不聽（《明帝紀》及《吳主傳》皆放在這年，《建康實錄》放於明年應是誤系；許嵩也把周賀與張彌算作同一批使節團）。這一勝仗來得真是時候，曹睿剛擴建許昌宮，起景福、承光二殿，命朝士作賦。何晏的《景福殿賦》被收進《文選》卷十一內；當中有「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一句，李善作注就認為是指田豫殺周賀一事。青州刺史程喜沒法統下轄諸郡出征，本就不服田豫這外官，戰鬥期間諸多軍事意見又不合，見其立功便密表進讒，指他雖立戰功但軍令松馳；所得珠寶器物，都發放給官兵而不交納給官府。故田豫沒有受到獎賞；孫資應是在朝中力排眾議，堅持讓田豫執行計劃，遂進爵左鄉侯。當初虞翻就認為遼東太遠，求馬恐無所獲；孫權始思其言，欲從交州召還，可惜這諫臣已死。至於幽州刺史王雄一路，王雄駐邊是撫以恩信為主，或遣勇士韓龍刺殺軻比能，其軍事能力如何，因無本傳暫不清楚；《三國志．崔林傳》注引《魏名臣奏》在被舉薦時的讚美之詞，或能作參考。不過連公孫淵本傳也沒提及交戰記錄，應該是在行軍途中已被召返。說穿了，還是魏當時抽不出主力伐遼東：一年前諸葛亮殺張郃；是年陸遜引兵向廬江，只為滿寵智退。公孫淵急忙找幫手，孫權當然是一個成事機率高的對象，遂遣宿舒、孫綜稱藩於權，並獻貂馬。孫權得信後龍顏大悅，心想終於也有人向我稱藩了，結果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鍚備物，往遼東冊封其為燕王，及督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的空銜（詔書詳見《吳主傳》注引《江表傳》）。但力諫孫權別干傻事的名臣卻是自丞相顧雍以下（注8），認為寵待太厚，只需遣吏兵數百護送宿舒與孫綜即可；其中以元老張昭最為剛烈，道出只是懼魏討才降，他日又重投魏，孫權就會取笑於天下。但孫權就是不聽，激烈爭論至孫權一度動刀子。眾人皆醒獨權醉，東吳相隔太遠，就算海軍增援數萬也需時甚久，乾脆拼吞孫權的兵財，以示忠魏及解除兵鋒，才是上計。公孫淵先殺持文書的使節團，後出兵攻在沓津（今旅順附近）舶岸的餘眾（用兵過程詳見《上魏明帝表》）。隨後奉送張彌等首級，表中還稱是誘敵自投，立非常功，真把自己當周魴、孫布。「秦始皇、漢孝武之儔」的曹睿又豈會不明白，若是真心為魏，事前為甚麼不上表透露計劃以示忠誠呢？只是此時被蜀漢、吳、軻比能所牽制罷了，外患若解除時，秋後算帳也不遲，青龍元年（233年）十二月，拜其為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來暫安其心。第一次戰鬥暫時告一段落。5．田豫限制鮮卑各部一家獨大的政策，224年軻比能便與其發生衝突，從此懷貳。231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時，為其招引而起兵；233年在樓煩殺并州將蘇尚、董弼，史稱陘北之戰。
鮮卑族戰鬥力強，連休屠、羯等外族也畏之：屠各舊畏鮮卑……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晉書．李矩傳》文鴦未至，（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又聞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晉書．邵續傳》6．劉劭是認為要弄清孫權是否要封公孫淵為燕王一事，修德而不征。若僅看「燕王」這關鍵詞，應該是嘉禾二年孫權遣張彌等為使後的事，再早一點也只能是公孫淵遣宿舒、孫綜稱藩於孫權後。田豫殺周賀後，不可能還在商議是否扣留公孫淵計吏及出兵賀，在這裡本傳專美得有點過。若要勉強解釋，公孫淵在魏出征前已遣使稱藩，不過使者十月才至吳，所以洛陽已有公孫淵受孫權燕王的傳言。7．《三國志．蔣濟傳》注引《戰略》稱其為平州刺史，不一定是誤寫，因為田豫也不是青州刺史，有可能是遙領的空銜。任烏丸校尉時使節，只因以示代表國家，改任後遂還節，與將軍假節不同。8．吳丞相顧雍諫孫權曰：「公孫泉未可信，後必悔也。」權入禁中，雍後隨之，頓首曰：「此國之大事，臣以死爭之。」權使左右扶出。《太平御覽》卷454引梁祚《魏國統》＝＝＝＝＝＝＝＝＝＝＝＝＝＝＝＝＝＝＝＝＝＝＝＝＝＝＝＝＝＝＝＝＝＝＝＝＝＝＝＝＝
五、毌丘儉無功而還的二伐
「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這是陸遜諫孫權之詞，因為當他得知被公孫淵算計了，怒不可止，曹操、劉備及關羽都占不了我多少便宜，今天居然被公孫小子弄至貽笑天下（自裴松之開始已為歷代史家所詬病）？
這是孫權少有的不理智，居然想僅派數萬兵，越海遠征遼東復仇？就算克服了水土不服，真的滅了據險而守的公孫淵，這隔海飛地又如何守住魏軍的來犯？難道為了一口氣就勞民傷財、犧牲數萬將士？相傳孫權曾設東倉，作遣兵伐公孫淵之用（見《讀史方輿紀要．南直六．太倉城條》）。故不止陸遜，還有眾多吳臣勸諫，包括薛綜、陸瑁，別放棄江東根基而干傻事（詳見眾人各本傳），連其姬妾也作疏以諫（注9）。孫權終於冷靜下來，打消遠征之舉。這典故除了成為諫伐、剛愎自用的教材外，居然也成為討封的理據之一：東晉咸康七年，前燕慕容皝欲得東晉的冊封，遣劉翔至建康，朝議論紛爭，劉翔便謂中常侍彧弘說：「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鍚。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石）虎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卻而不受。」（見《十六國春秋．慕容皝下》）這番話轉告給晉成帝後就成事了，不錯，確實要拉攏一下這後趙石虎的敵人。對後面真正有正面影響的，就是開拓了江東至東北亞的直通航線，路線如胡三省在卷95東晉咸和九年中所說：「自建康出大江至於海，轉料角至登州大洋；東北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馬石津即此地也。」馬石津就是三國的沓津。《南齊書．東夷傳》中稱高麗：「乘舶泛海，使驛常通」，就是沿用孫權之舊路。從洛陽還的公孫淵計吏對他說，魏使節團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作賊心虛的他自然聯想起刺客，大軍圍魏使者的情況下方敢受拜。又數出惡言，使者把情況彙報給曹睿後，更加堅定其想法，外患威脅解除後，就是對公孫淵開刀之時。公孫淵當然也知道魏使者回洛陽後，絕對不會有甚麼美言，也很清楚自己正身處於各勢力間平衡的微妙關係，魏才騰不出大量兵力。隨著諸葛亮、軻比能之死，公孫淵當然知道這意味著甚麼，總要辦一點事以示忠誠。青龍四年（236年），肅慎氏獻楛矢（見《明帝紀》），就是他的臣屬表現：肅慎生活在黑龍江省烏蘇里江流域直至日本海的區域，遙遠的肅慎貢獻楛矢，一向被視作天降祥瑞，只有周武王、周公這樣的聖人當政才有資格獲得（注10）。肅慎去洛陽上貢獻，只能取道夫余、玄菟和遼東，沒有公孫淵的首肯，怎麼可能實現？可惜不僅僅是你一個人在戰鬥，司馬懿同年也獻上一頭白鹿，故這一場「天降祥瑞」實在不怎麼樣，也沒有動搖曹睿的決心（「圖討遼東」）。他以有干策的荊州刺史毌丘儉，徒為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度遼將軍的頭銜，再加上能指揮天下名騎的三郡烏丸，曹睿的企圖非常明顯了。萬斯同在《魏方鎮年表》中，就把毌丘儉為幽州刺史之年定為青龍四年。不知道是毌丘儉成功揣摩上意，還是急於立功，上疏稱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卿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衛臻反對，認為猶有吳興兵犯境，百姓疲勞，且公孫淵外撫戎夷，內修戰射，偏師恐怕無功。除了偏師無功這點最終應驗外，衛臻根本看不清曹睿的算盤，當然不為所納。諸葛亮和軻比能這兩個大患已去，關中和幽、並的兵力可以解放，這時不出手解決遼東這不穩定因素外，難道等待鮮卑再出雄傑統一各族，或蜀漢再有北伐的鷹派上場後，才悔之已晚？出兵後的一年，即蜀漢延熙元年，劉禪已下詔蔣琬，說曹睿興兵遼東，命其「總帥諸軍，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其釁。」結果三年後，吳就有全琮略淮南、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中；蔣琬同時欲出東三郡。最重要的還是其養子曹芳，這個正統性非常低的年幼太子：曹睿登基的前兩年，孫權、諸葛亮就北伐，欺其根基不穩，他往長安備蜀漢時就有謠言云「帝已崩」，群臣推曹植繼位。這切身體會再回望一下曹芳，正如仇鹿鳴先生在《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第一章第三節中所稱：「如何為子孫留下一個較為安穩的政治局面，當是明帝晚年經常考慮的一個問題，所以在蜀漢軍事壓力緩解的情況下，明帝不顧朝臣的反對，執意麵平定遼東，當存有不遺患於子孫的政治考量。」所以問題的本質不是戰與否，而是如何打。
何況當時魏已經成功拉攏高句麗，至少是能影響他的外交決策，證據就是青龍四年，可以迫使她斬孫權使胡衛等，傳其首。夏侯獻就曾上表稱：「高句麗、穢貊與淵有仇，並為寇鈔。」（見《公孫淵傳》注引《魏名臣奏》）若伐遼東至少是中立，甚至可邀其出兵助戰。這時欠的只是一個名正言順的出兵理由。景初元年（237年）七月，也就是包括自己在內的三祖之廟，建成後的一個月（毌丘儉可能就是認為曹睿因此急需戰績），借口孫權遣使與高句麗通、欲襲遼東，遣毌丘儉率諸軍及鮮卑（注11）、烏丸屯遼東南界，以璽書征公孫淵。公孫淵根本不可能奉旨，二伐遼東便開始。毌丘儉，日後這個以一萬兵破兩萬高句麗軍，屠其首都丸都山城（其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坐落在現吉林省集安市西面的丸都山上，只有南面地勢稍平，故毌丘儉軍「束馬懸車，以登丸都」），立紀功碑（「肅慎南界」及「丸都山」碑）。據《三國史記．東川王本紀》記載，這個高句麗王口中的「魏之名將」毌丘儉，「為方陣，決死而戰」，高句麗軍死者一萬八千餘人（《梁書．東夷傳》則雲斬首虜萬餘級）；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見《三國志．齊王芳紀》），其軍事能力絕非王雄可比。大軍壓境至遼隧，當年從袁熙至遼東的右北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人，率眾五千餘人降。可惜這點小利不足以改變戰局，只能算是為明年司馬懿掃除點障礙。毌丘儉軍與公孫淵軍戰，不利；再加上雨季又至，連續十天大雨，遼水暴漲。大雨不適宜進軍，這是常識，泥濘的路會造成士卒的體力消耗，以及後方補給上的困難。時人局限於自然與人事有密切關聯的思想中，連曹操自己都不能例外，其所著的《兵書接要》就云：「三軍將行，其旗墊然若雨，是謂天露。三軍失徒。將陣，雨甚，是謂浴屍。先陣者敗亡。大將始行，雨而薄，不濡衣冠，是謂天泣。其將大凶，其卒散亡。」（見《太平御覽》卷11）再回想一下曹真被困於天獄的子午谷的前事，曹睿便下旨詔還。又下詔赦免為公孫淵所脅略下，而不得降的遼東將吏士，如同劉啟討平七國之亂前後的特赦，大打打心理戰，為下一輪攻勢造點準備。
肖忠純先生在《古代遼澤地理範圍的歷史變遷》一文中分析，現發現的考古遺跡中都是在今北鎮、黑山、新民、遼中、台安、盤山這範圍以外；兩漢也沒有縣設立在這區域內，這片沼澤、湖泊、河流等共同形成、交互錯雜的自然綜合體早已存在。入遼基本是走繞過遼澤的南路：從無慮縣出發，沿遼澤南部的外圍，經險瀆縣東南跨越遼河，往東北至襄平。
大遼水可說是襄平的天險，只要經其入海口遼口，海船可至襄平；與小遼水的交匯點、南路必經之地的遼隧，更是兵家必爭之地，因此就出現公孫淵軍兩次皆派重兵駐守這堅城的情況。顧祖禹在遼水條中，就總結了隋唐遠征高麗時的景況：「隋大業七年，伐高麗，至遼水，眾軍俱會，臨水為大陣，高麗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命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趨東岸，橋短丈余，士卒赴水接戰，高麗乘高擊之，為所敗，乃引橋復就西岸，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進戰於東岸，高麗大敗。明年復度遼，攻遼東城，未克。會楊玄感作亂，引還。唐貞觀十八年，遣營州都督張儉等討高麗，值遼水漲，儉等久不得濟。既而車駕至遼澤，泥淖三百餘里，人馬不可通。詔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既濟，即撤之，以堅士卒之心。及師還，以遼澤泥潦，遣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而度。今遼地遇雨則多淖，蓋天設之險矣。向來築邊牆於遼河內，東西曠絕，自廣寧至遼陽，以遼河為津要，秋冬冰結，人馬可以通行，易於應援。冰開時，為賊所據。則兩城勢孤，雖有渡船，不能猝濟。」臉已撕破的公孫淵，縱有將軍綸直、賈笵等苦諫仍不聽（更被公孫淵所殺，後為司馬懿封其墓，顯其遺嗣），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稱紹漢元年。遣使者假鮮卑單于璽，誘其侵擾北方減輕自身壓力，這還算是有實現可能的計劃，但軻比能死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終也沒成事；遣使至吳及魏更純屬是緣木求魚。公孫淵還真有臉向孫權求援，不馬上斬使者只因羊衜建議不如做漁人，哪方失利就打那隻落水狗。孫權同意，不但起兵，還對公孫淵說甚麼「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深為弟憂也」云云安撫其心。實際上卻是遲至赤烏二年（景初三年），羊衜、鄭冑、孫怡才至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還。《晉書．宣帝紀》所云的「權亦出兵遙為之聲援」，純屬是本傳專美。因為正如蔣濟所言，孫權已知魏有所防備，根本不會救這昔辱之者，出兵只是疑兵計，不可能深入內地交鋒，最多只是「淺規」，輕兵掩襲。公孫淵下屬郭昕、柳浦等的《為公孫淵上書自直》，引用一大堆典故都是廢話連篇，縱不談前事，若真有謝罪之心，還會置百官、稱紹漢元年嗎？這兒戲的緩兵之計曹睿會中計才怪。鑒於毌丘儉不是鎮北將軍呂昭（沒有都督河北諸軍事之權），僅幽州一州之力，實無力平遼東，曹睿只好從關中召當朝最強之將司馬懿，動用中央軍伐遼；同時下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作運兵糧之用。9．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世說新語．賢媛》「趙母嫁女」條注引《列女傳》余嘉鍚先生在《世說新語箋疏》引李慈銘云：案文皇帝當作大皇帝，謂孫權也。10．周武王時，（肅慎）獻其楛矢、石砮。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於相府，賜其王傉雞錦罽、綿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晉書．東夷傳》11．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晉書．慕容廆載記》雖然這裡只提及其一年後從征，但《明帝紀》既雲「鮮卑、烏丸」，入居遼西的莫護跋，恐怕也不能不與「天下名騎」的烏丸一樣從征，他的自主性與高句麗不同，因魏不可能有精銳也不動用的。＝＝＝＝＝＝＝＝＝＝＝＝＝＝＝＝＝＝＝＝＝＝＝＝＝＝＝＝＝＝＝＝＝＝＝＝＝＝＝＝＝
六、司馬懿平定遼東公孫氏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孫子兵法．作戰第二》司馬懿回洛陽後，曹睿面對的敵人不是公孫淵，而是要先解決中央軍至遼東的消耗（《孫子》列出的種種耗費），也就是《明帝紀》中所講的「役費難供」。《宣帝紀》就列出了兩個主因：「大修宮室，加之以軍旅」。與蜀漢、吳、軻比能、公孫淵最近數年的連場戰爭，損失兵馬糧這點很好理解；自從諸葛亮死後，曹睿變本加厲的大修宮室，情況可參考一下陳群、辛毗、楊阜、高堂隆、衛覬、董尋等人的上奏，力役繁重且令民無法耕種、消耗大量建材及奢侈品，造成對國庫的沉重壓力這些很好理解（還有景初元年移長安銅人至洛陽）。辛毗奏中提及的「連年穀麥不收」，用魏徵的上諫解釋, 指的通常是天災導致的結果，而非敵國的軍事行動；再翻翻魏這數年「連年」的災禍（注12），要迫使司馬懿動用關中軍屯的成果，從長安調五百萬斛粟往饑荒的關東，可知天災瘟疫也是「役費難供」的主因之一。因此朝臣多認為四萬兵太多，但曹睿說：「四千里征伐（《續漢書．郡國志五》雲遼東只是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雲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堅持以四萬人行。不過魏總兵力不只有這四萬，幽州刺史毌丘儉從征，鮮卑、高句麗等也出兵，還有從海路攻帶方、樂浪二郡（注13）。曹睿詢問司馬懿平遼方略，首先司馬懿認為公孫淵不會行上計（棄城預走），若公孫淵真的像庫圖佐夫對拿破崙那樣堅壁清野，魏軍或許真應付不了嚴寒、補給。不過公孫淵只像應付毌丘儉那樣先拒守遼水的中計，最終只是困守襄平（下計）。司馬懿認為往、還、戰各需百天，休息六十天，一年時間即可平定遼東。顧炎武在《日知錄．卷29．軍行遲速條》就引用此例說：「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然後再引用夏侯淵的「三日五百，六日一千」，說：「此可偶用之於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固兵家所忌也。」何曾建議曹睿設軍副，一如張耳、劉隆佐助主帥韓信、馬援，主帥若有不測也有人代行職務。陶新華先生在《魏晉南朝中央對地方軍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第四章軍副條中就推測何曾表中「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觀之，軍副必有監視主將的作用。曹操也曾上表：「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見《後漢書．荀彧傳》）可見魏制設副貳是常態。按《晉書．何曾傳》的說法是曹睿不從；但按《明帝紀》注引《毌丘儉志記》則雲他為司馬懿副，事實上他也確實從征了，恐怕《晉書》所言不實。不過曹睿也確實優待了司馬懿，當他帥牛金、胡遵出發時，車駕送出西明門；又詔其弟孚、子師送至溫縣，賜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農以下皆往會，衣錦還鄉。《讀史方輿紀要．河南四．虢公台條》雲縣西南有賀酒台。司馬懿悵然有感，便像劉邦唱《大風歌》般，唱：「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最後一句算是向朝廷自白，不會據遼東為王，會班師回朝。高堂隆曾向曹睿諫：「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陳矯回答曹睿：「（司馬懿）社稷，未知也。」故司馬懿的擔擾不是無的放矢。當年曹操北征烏丸，曾鑿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注14）；司馬懿也在其征途中開渠運糧，《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十二．深州條》就記錄魯口城乃司馬懿鑿滹沱入泒水而築，越過曹操也親臨的碣石後，軍至遼水；司馬懿也動用海船從青州運糧，《元和郡縣圖志．河南道七．登州條》便記錄黃縣以北二十里有大人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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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戰後影響
魏平遼東後，對東北亞有即時性的重大影響，因為各國無論是想爭霸或者爭盟友，考慮的對象是由公孫淵變成魏。其中以有內外部壓力的邪馬台國最為積極，故魏也在景初二年十二月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連同大使難升米也獲得率善（注17）中郎將，假銀印青綬。日本從海路至帶方，再走陸路至中原的中日外交再次開通。卑彌呼死後發生內亂，結果要由魏廷裁決，由壹與繼位才平息紛爭，可見魏的影響力之大。短短九年間入貢五次，對比東漢時，密度明顯增加很多，且還出現魏使建忠校尉（注18）梯俊至倭，拜假倭王的狀況，為前世所沒有。這說明雙方在東北亞互相需要對方，魏也欲聯合倭來牽制高句麗、三韓等。這貢聘不絕的情況，在司馬昭為相國時，倭使又數至（見《晉書．東夷傳》）。歷年所贈的若干枚銅鏡，現在日本各地也發掘出不少銘文為魏年號的銅鏡，比方1994年在京都北部大田南古墳群五號墳出土的青龍三年銘方格規矩四神鏡，為考古學留下不少可研究的題材。高句麗當時的勢力範圍，當如盧泰敦先生在《高句麗史研究》第二章第一節所分析：「高句麗國在擴張過程中，很多具有小國或部落性質的集團被逐一編入其勢力之下。比如，沃沮、東穢、梁貊、肅慎這一屬於靺鞨系統的部分部落。」其蠢蠢欲動，《三國志．東夷傳》記錄正始三年（242年）寇遼東郡西安平；《毌丘儉傳》則稱「高句麗數侵叛」，終於在正始五年（244年）（王國維根據《毋丘儉紀功碑》考證）發生毌丘儉軍大破高句麗，屠其都。江統在《徒戎論》中稱，其國有「戶落百數」之民被遷徒至滎陽；高句麗王所奔至的東沃沮（丁謙在《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附魚豢魏略西戎傳地理考證》中，認為發生在咸鏡道北之圖門江）也同為魏軍所破；夫余則提供軍糧予魏；穢族不耐侯等舉邑降，從此樂浪和帶方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三國史記．古爾王本紀》記錄與公孫氏曾有姻親關係的百濟，乘虛襲取樂浪邊民，樂浪太守劉茂怒，古爾王恐見討，遂還其民。但未能重挫高句麗，或者說不久又復原：據《三國史記．西川王本紀》所載，280年時，又任命賈達為「知內外兵馬，兼統領梁貊、肅慎諸部落」，可見其勢力範圍沒被動搖。戰爭史的影響，除了前述顧炎武在引用司馬懿為例，表述行軍速度外，《百戰奇法．整戰》列出定義後：凡與敵戰，若敵人行陣整齊，士卒安靜，未可輕戰，伺其變動擊之，則利。法曰：「無邀正正之旗。」就用司馬懿不攻遼隧、偷渡遼水待敵為例子；《百戰奇法．必戰》則應用整次平遼東之役：凡興師深入敵境，若彼堅壁不與我戰，欲老我師，當攻其君主，搗其巢穴，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必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法曰：「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司馬懿回答陳珪時就點出了速攻孟達和緩攻公孫淵的本質分別，這為後人提供了經驗之談（速攻孟達也是經典戰例之一，被收進《速戰篇》）。此兩役連李世民也贊曰：「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公孫氏雖滅，可惜並不能為曹魏帶來悠長的國祚，因為曹睿死得太快，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就駕崩，時年僅僅三十六歲。宗親並沒有卓越的成員堪當輔政大臣（鍾會所評的「才同陳思、武類太祖的曹髦」還要在兩年後才出生）；養子曹芳來歷不明且幼弱，加上曹睿本人的託孤技巧還比不上孫策與劉備，司馬懿也不是霍光（陳矯曾評其「社禝，未知也」），這令曹魏的未來蒙上濃濃陰影。另一方面，平定遼東令司馬懿在魏朝的聲望達至頂峰，曹芳就下詔稱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並遷為太傅。其自身威望及功業成為有力的因素，拉攏曹魏元老，特別是蔣濟這個非司馬懿黨羽（注19），間接為高平陵之變埋下伏線。虞松，這個日後引導司馬師見招拆招，讓司馬氏如何從東關大敗的陰影中，在合肥新城之役中擊敗諸葛恪二十萬大軍的謀主，就是這役為司馬懿賞識，對司馬家效忠實在離不開此役的關係；還有胡遵子胡奮，是役從征，為白衣侍從，「甚見接待」，還為校尉。淮南三叛時，其軍斬諸葛誕。這恐怕叫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吧？司馬懿平遼東也成為晉室誇耀先祖功業的事件之一，《晉書．樂志下》就收錄了《征遼東》：征遼東，敵失據，威靈邁日域。公孫既授首，群逆破膽，咸震怖。朔北響應，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 同卷載晉鼙舞歌五篇中的《天命篇》中，就有一句提及是役：「東征陵海表，萬里梟賊淵。」曹丕在黃初五年頌布「初命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後，公孫晃案是首宗案例，理論能研究謀反罪中的兄弟連坐情況，但魏晉間鑒於其政治環境，當權者的取態才是最重要。像鍾會案，由於發生在禪代期間，司馬昭當然想爭取士族之心，自然找理由赦免；楊駿案發生在八王之亂，賈黨欲斬草除根，哪怕楊珧、楊濟拿出鍾會案和事前告知司馬衷並得許諾為由，仍然難逃一死。借鑒一下行漢律的蜀漢，才知道鍾毓才是幸運兒。糜芳降敵可說是直接導致關羽敗死，謀反若罪不及兄，糜竺面縛請罪、劉備大度不追究自然也無從說起。17．率善又名守善，為魏、晉授予四周外族官職的稱號。諸韓中也有不少魏的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現發掘出不少這類官印。18．據大庭修先生在《秦漢法制史研究》第四篇第三章第三節考辨，「建中」含義不清，應是如同建忠將軍般，故實為「建忠」之誤。《日本書紀》「神功皇后攝政紀四十年」條注引《魏志》也是書「建忠」二字。19．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眾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晉書．王渾傳》可見晉人就是把成功拉攏蔣濟，視為高平陵之變的勝負關鍵之一。但他既不受司馬懿封賞，且為失信予曹爽一事已內疚，不能看成司馬懿之黨羽。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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