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羅與古巴之五：兄弟之爭

在西班牙人殖民統治時期，他們在古巴建立了以種植蔗糖為主的單一經濟模式，那個時代的白糖貴如黃金，古巴對於西班牙人來說，是名副其實的搖錢樹。但是隨著蔗糖在世界上越來越多地方的普及，糖價大跌，古巴的經濟重要性遠不如夕。美西戰爭後，古巴成為了美國人最喜愛的海外度假聖地，熱帶風情的古巴海岸，朗姆酒，哈瓦那雪茄，以及惹火的拉丁女郎，成為了包括海明威在內的眾多美國人的最愛。

但是隨著古巴革命後美古兩國關係的惡化，美國遊客消失了，古巴糖的最大買家也沒有了，古巴經濟一落千丈。幸好有了蘇聯的大力援助，古巴人才能挺過冷戰的艱難歲月，並且在其僵硬保守的經濟體制下仍維持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是隨著蘇聯的解體，來自蘇聯的慷慨援助消失了，古巴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時期。過去全靠來自蘇聯的廉價石油，古巴才能維持自己的工業，如今沒了石油，古巴一夜之間從工業化時代退回了農業社會。滿街的汽車因為沒有汽油而全都趴窩，古巴只好緊急從中國進口了上百萬自行車來滿足國民交通。地里的拖拉機沒了燃料，只好恢復牛耕。古巴原本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制也無法繼續維持，包括食品醫藥在內的各種物資都開始變得日益稀缺，每人每周只能憑票供應一磅雞肉，四個雞蛋，只有到過年才能分到一公斤牛肉。而即使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老卡居然仍然堅持辦他的革命動物養老院。宣布那些集體農莊的牛馬也和其他勞動者一樣是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一生的革命功臣，在它們喪失勞動能力之後，不但不能宰殺，反而要送到養老院去養老送終。老卡的理想主義情節也由此可見一斑。

而美國趁機加大對古巴的封鎖力度，就更是讓古巴的經濟雪上加霜。蘇聯解體之後，美國認為你家老大如今都沒有了，解決掉孤懸於加勒比海之中的這個社會主義小兄弟，那更是易如反掌。於是不顧國際社會反對，悍然於1996年通過了那個喪心病狂的赫爾姆斯-伯頓法。不但不許美國公司跟古巴發生經濟往來，而且現在還對那些和古巴做生意的外國公司進行制裁。只要你同古巴發生經濟往來，那麼那些在古巴革命中財產被古巴收歸國有的美國公民和公司就有權起訴你，向你要求索賠。甚至那些和古巴做生意的外國公司的管理人員及其配偶和子女，也會被政府拒發籤證。美國政府這種公然以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甚至不惜實行連坐的惡劣行徑，引發了包括歐盟與加拿大等西方盟國的一致聲討。從1992年至今，聯大已經連續24年通過了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封鎖的決議。今年投反對票的只有兩個國家：美國和以色列。連歐盟代表都在今年的聯大發言中指責美國的行為是流氓行徑。但是如同當年肯尼迪在下令制裁古巴之前趕緊搶購了一千支古巴雪茄一樣，一向支持制裁古巴的鷹派人物切尼也被爆出在去加拿大旅遊時違反美國公民在海外購買古巴商品不得超過八十美元的禁令，偷著買了價值二百美元的哈瓦那雪茄。所以今後要是再有誰說抵制日貨先要抵制日本相機，中國到現在還生產不了日本品質的攝像器材啥的，你就可以理直氣壯的頂回去：那美國制裁古巴那麼多年，還生產不了品質和人家一樣的哈瓦那雪茄呢！

而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全世界唯一一邊倒的支持美國對古制裁的，竟大多是中國網民。這些對美古歷史一無所知的可憐蟲，就因為自己對國內政府的不滿，於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就把怨氣發泄在了躺槍的古巴人身上。胡謅什麼聯合國有何權利不讓美國制裁古巴，古巴你要是有本事也去制裁美國啊！

這種顛倒黑白的無知言論，完全無視面對美國這種超級大國的制裁和封鎖，古巴這種彈丸小國是完全沒有能力反抗的。就像現在中國不過輕描淡寫的稍加壓力，台灣、韓國這些小角色就已經感覺受不住壓力了。你以為要是中國也像美國一樣霸道，規定任何與台灣發生經濟往來的外國公司，都會被在中國大陸克以罰款，逼著你在大陸市場和台灣市場之間做出取捨，你以為小小的台灣變成死島還需要幾天？

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老卡還是他一向的打不垮的硬漢作風，首先向國民坦誠國家經濟目前面臨的各種困難，然後發揚古巴一貫的群策群力傳統，召開了全國公民的大討論，號召大家一起為解決困難出謀劃策，全國先後有九百多萬人發言。最終宣布要進行經濟轉軌，號召國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而且即使是在這樣天塌地陷般的巨變當中，老卡的舉動仍然是令人感動的。面對有些人提出，古巴現在的經濟困難是蘇聯切斷援助造成的，所以要冷淡與變修的俄羅斯之間關係的提議，老卡動情的說：「不能因為俄羅斯現在不向我們提供援助了就心懷怨恨，蘇聯過去向提供了那麼多年的廉價石油，而我們只有糖作為回報。這種恩情我們應該牢記！」於是古巴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仍然接了大量切爾諾貝利的受害者到古巴接受療養。

雖然老卡永不屈服的大無畏精神令人感動。但是說實話，對於摸了一輩子槍杆子的老卡來說，發展經濟從來就不是他的強項。在古巴轉軌的過程中，古巴三巨頭中最不起眼的勞爾開始脫穎而出。與光芒四射，充滿領袖氣質的兄長菲德爾不同，因為身材矮小而有「中國人」外號的勞爾，性格一向低調內斂，待人親切和藹。與兄長相比，顯得很不起眼。多年來，他這個古巴第二把手的形象完全被老卡的光彩所掩蓋了，顯得很沒存在感，以至於被人戲稱是菲德爾的影子。但是事實上，如同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專業幕僚，豐臣秀吉之弟豐臣秀長一樣，正是多年來精明務實的勞爾在背後的默默支持，才讓滿腦子理想主義，經常熱血上涌的老卡能夠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全心全意的去滿世界鬧革命。

國內很多屌絲看到勞爾是卡斯特羅的親兄弟，就想當然的說什麼兄終弟及，金家王朝第二之類的屁話。且不說早在墨西哥流亡時期，勞爾就已經是古巴革命者者中的二把手，而且還和老卡與格瓦拉一樣是格拉瑪號的十二名倖存者之一，他的資歷接替老卡出任古巴革命領袖完全是眾望所歸。而且事實上，正是因為被稱為古巴的鄧小平的勞爾多年來的苦心經營，到處替他那個滿腦子理想主義的哥哥擦屁股，古巴的經濟才免於崩潰，古巴這面公平平等的大旗才能歷經磨難而不倒。

雖然早在古巴革命戰爭時期，勞爾曾是古巴第二大革命根據地克里斯塔爾山區的負責人，但是他的戰績明顯不像老卡與格瓦拉那樣顯著。他的特長是更善於處理經濟管理工作。早在馬埃斯特臘山游擊時期，他就負責管理游擊隊的後勤工作，在極端困難的環境里，將讓游擊隊戰士們吃飽穿暖，彈藥藥品充足的工作處理的井井有條。但是古巴革命成功後，老卡卻讓勞爾負責軍事工作，而將經濟交給了那二杆子格瓦拉去管理。在經過多年低效的瞎折騰之後，直到90年代面臨經濟困局，老卡才不得不放手將經濟工作交給勞爾來處理。

與自己那個滿腦子理想的哥哥不同，勞爾對待經濟的態度是現實主義的。他一上台就大刀闊斧的實行經濟改革，他的那句「大豆和大炮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名言很快傳遍全國。為了解決農產品不足的問題，他將全國的空閑土地承包給個人，讓他們去開荒種地，種植蔬菜和水果。一個醫生承包了一家廢棄停車場，將其開墾成菜園，每天將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去賣。每月賣菜的收入竟達到了部長工資的八倍。這在古巴黨內引發了爭論，有人提出批評意見。勞爾則反駁道：「誰規定種菜的收入不能是部長的八倍？勞動致富不丟人！」於是古巴發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城裡的知識分子等有頭腦的人紛紛開荒種地，發家致富。而另一方面，在仍然延續舊體制吃大鍋飯的集體農場，農民們則照樣磨洋工讓莊稼爛在地里。這種城市農業反而比農村繁榮的稀奇景象，正是古巴新舊兩種體制碰撞的鮮明象徵。

勞爾改革的第二步就是打破古巴公有制企業人浮於事的痼疾。在過去國家包攬一切的體制下，國企中到處都充斥著無所事事的閑人。現在沒了蘇聯的豐厚援助，古巴再也負擔不起它那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制了，而國企也再養不起這麼多閑人了，只能讓他們自謀出路。勞爾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能夠承擔一個掙得少而花的多的體制的。」他開始號召國企職工主動下崗，通過自謀職業尋求出路。

但是古巴的下崗與中國的不同。它更是從職工的利益角度，而非從企業的角度考慮問題。優先下崗的不是那些年紀大，體力差，文化低的老職工，因為覺得把他們一把年紀推到市場大潮中很難適應；而是讓那些年紀輕，頭腦活，有闖勁的年輕職工優先下崗。因為他們更能適應在嚴酷的市場經濟中搏殺。總之就是將能幹活的都給推出去，沒有用的都留下來。這固然避免了中國將那些為國企奉獻了一輩子的老職工，突然推到市場大潮中去無所適從的悲劇，但是大批企業骨幹的流失，也造成本就步履維艱的國企處境更加困難。

而且即使是那些下崗職工，國家也不是將他們一下子完全推出。而是先由政府進行一年的就業培訓，培訓期間工資照發。然後在你創業初期，國家仍按比例發一定的工資，然後再逐步減少，直到你能自立為止。如果到最後你實在不是那個料，適應不了在市場經濟中討生活，你還可以提出申請重新回歸企業。

勞爾的改革在古巴引起了軒然大波。在古巴，平等那是高於一切的絕對真理，對貧富差距的警惕可並不比對物資匱乏的不滿要少。勞爾的改革雖然提高了生產效率，緩解了物資匱乏的壓力。但是對貧富差距與兩極分化的擔憂也開始增加。多年來一直親密無間的卡斯特羅兄弟之間也發生了意見分歧。老卡雖然已經退休交權，但是他宣稱自己還是古巴公民，仍有發表意見的言論自由，他不斷在古巴的官方報紙「格拉瑪報」上以「總司令的思考」的名義發表專欄文章，抨擊勞爾的改革。認為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可以實行一定限度內的物質刺激，但不能搞兩極分化，造成貧富差距過大。勞爾剛表彰了那個收入是部長八倍的種菜醫生，老卡就蹦出來說：「差八倍可以，但是不能再多了，再大就是兩級分化了！」

老卡雖然現在無官無職，但作為古巴國父，他無論是在黨內還是群眾中都有巨大威望，有很多人仍支持他的平等高於一切的主張。那些當初跟老卡一起打天下的老游擊隊員一代，其實從理智上他們已經認識到，自己建立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的理想，事實上已經失敗了，但是從感情上他們仍然無法接受自己為之奮鬥了一生的理想最終破滅的現實。而在普通古巴民眾中，也有很多人從一出生就生活在這種國家替你安排一切的體制中，習慣了原有的大家平均分大餅的福利體制。雖然這張大餅如今已經越分越薄，甚至開始吃不飽。但是他們作為溫室中的花朵被呵護與束縛的實在太久，已經徹底喪失了到野外去經受大自然的風雨洗禮的勇氣。所以雖然他們也意識到大鍋飯已經吃不下去了，但是既然他們自己沒有創業致富的勇氣，所以他們自然也就傾向於只把大鍋飯換成小鍋飯，讓那些創業者們來養活他們。

面對強大的反對聲浪，勞爾最終被迫妥協。古共中央通過決議：規定國民的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之差不能超過八倍。多餘部分將收歸國家用來養活那些仍然留在體制內的職工。勞爾的悲劇就在於，作為這個國家最精明的領導人，他上台的時候年紀已經太大，而他那個威望巨大的哥哥活的又實在太長。他雖然已經意識到了讓古巴走出困境的正確方法，但是他既無法說服自己那個固執而保守的哥哥，也無法贏得多數庸懦而苟且的國民的支持。只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改革方案被不斷地刪減修改，而改革最終也蛻變成了一場進兩步退一步的烏龜賽跑。對於已經宣布要在2018年退休的勞爾來說，歷史留給他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勞爾說：「要讓收入真實反映一個勞動者的貢獻。」老卡就說：「改革決不能讓一個職工掉隊。」同古巴政府對體制內職工和剛下海職工無微不至的照顧相比，那些最終創業成功，通過辛勤勞動發家致富的改革弄潮兒們，可就遠沒這麼幸運了。政府對於他們來說，倒更像一位嚴苛的後媽。他們辛苦勞作所獲得的大部分收入，最終都被政府拿去用來養活那些留在體制內的老弱病殘。一位鞋廠職工下崗後，操起祖傳的手藝開了一家麵包房。因為口感比國營商店那些如同木頭的麵包好的多，所以儘管價格貴幾倍，每天也都顧客盈門。收入很快就達到了原來在鞋廠上班時的十幾倍，但是其中的一多半都被國家以稅收的方式收走，用來養活他原來的同事。「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和面生爐子烤麵包，賣完麵包還要騎自行車去鄉下收購新鮮牛奶和雞蛋，我起早貪黑辛辛苦苦賺的錢，為什麼要拿來養活那些整天喝茶閑聊天的懶漢？」他憤憤不平的說。「你的收入交稅後也是別人的三四倍，你還有可什麼不滿的？」稅務官這麼回答他的抱怨。

一位古巴華人革命前家裡是開中餐館的。革命後他家的飯店被收歸國有，他上了大學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公務員，最終成為一個大機關的領導。「這在我父親的時代是無法想像的，但是我一周的收入只夠買一個冰激凌的。有一次我猶豫了好久，但最終還是抵制住了誘惑。」於是退休後他重操舊業，和兒子一起開了一家中餐館，專門為來古巴旅遊的中國人服務。這裡一頓飯的錢就相當於古巴人一個月的工資，當地人是吃不起的。但是同那位麵包師一樣，他也要把每月收入的大部分上繳國家。「那些國營餐廳每張桌子都有三個服務員，我交的錢要用來養活他們。」他無奈的說。而且根據古巴規定，私營餐廳最多只能有八張桌子，所以他想做大做強是永遠沒有機會的。這跟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個體戶最多只能雇八個傭工的政策如出一轍。其實卡斯特羅早就公開講過，古巴之所以允許私人創業，是為了改善國民生活，度過目前的經濟難關，不是為了要製造新生的剝削階級資本家的。

所以古巴的下崗其實同它的允許難民離開的政策一樣，都是一種對人才的逆向淘汰。將那些最有創造力，最有上進心，敢到汪洋大海中去搏擊的人，從體制中淘汰出去；而將那些膽子小，體力差，只敢站在海岸邊觀望，或是下海之後嗆了幾口水，只好又游回來的失敗者留了下來，加以精心呵護。其實從本質上說，古巴其實搞得是跟北歐那些福利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的，高稅收高福利的道路。只不過因為古巴底子太薄，所以走起來就分外艱難。

老卡用他這種倔強的不妥協態度，努力維持著他自童年時代就一直夢想的鋤強扶弱的人人平等理想。因為古巴不是一個工業化國家，它發展的主要是以為外國遊客服務為主的服務行業，所以即使採取這種個體戶形式的小規模經營，它的經濟仍然有一定發展。所以即使在目前這種對個體戶重稅盤剝，來反哺低效率的國企的情況下，它仍能夠維持想當一段時間，不到最後山窮水盡的地步，古巴人是不會徹底實行改革的。諸位想想，如果當初讓幾千萬下崗職工來投票，他們會贊同鐵面搞的減員增效那一套嗎？

當年蘇聯剛解體時，葉利欽曾公然宣稱：「現在每一個俄羅斯公民都要做出抉擇，是繼續干工作掙一份吃不飽也餓不死的微薄工資，還是自己創業去發家致富。在這種思想鼓勵下，俄國的寡頭們很快將國有資產瓜分殆盡，迅速實現了資本主義。但是這種由政客和寡頭們替代老百姓做主的模式在古巴根本行不通。古巴堅持走今天的道路，這絕不是卡斯特羅個人的決定，而是大多數古巴老百姓的選擇。古巴的模式，其實是把蘇聯和中國等國的蘇維埃和人大制度給真正坐實了，真正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但至於人民做主的決定是對是錯，那就需要歷史來檢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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