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刻薄，王道士蒙冤

王圓籙王道士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說到敦煌藏經洞卻是家喻戶曉。王道士正是發現藏經洞，並在自己餘生的日子裡守護藏經洞的那個人。事實上，藏經洞的真正發現者是王圓籙雇的一個抄經人，這個抄經人姓楊，每天的工作便是坐在能遮風避雨的洞窟內門口抄寫經書。一日，老楊的女神來莫高窟游耍，老楊一時興起玩壁咚，一隻手就推進了藏經洞，他也順勢實現了一親芳澤的夙願。這是我浪漫的想像。實際的情況時這樣的。老楊喜抽旱煙，點煙用的是西北特有的耐旱植物芨芨草（這種植物還廣泛用於做掃把，編製席子和各種筐，功用相近於南方的竹子），每次點完煙他就把芨芨草插到牆縫裡，有一次竟沒入很深，老楊用煙鍋頭敲打牆壁，發出空洞的迴響，他將此事彙報王圓籙。王圓籙拆了那道塵封近千年的土牆，便見斗室之內三面牆壁滿滿當當擺著一人多高的經卷和絹畫，震驚世界的藏經洞就此展現在世人面前。

王圓籙是個苦命人，他祖籍湖北麻城，出生在陝西，因家鄉連年災荒，無奈外出逃荒，先是流落酒泉，在巡防中當兵，退役後在當地出家做了道士，大約1892年左右，他來到了莫高窟，此時他已過40歲。本是來雲遊的他，見到莫高窟無人管護，一片荒涼，於是自願擔當起了守護莫高窟的重任，也算為自己加持功德。沒有經費，也沒有人給他發工資。此時的莫高窟已是破敗不堪，1524年明朝閉鎖嘉峪關，將關西的平民遷於館內，放棄了包括敦煌在內的嘉峪關以外的土地，敦煌荒蕪近200年，直至清朝開關並收復開發新疆，但也沒人顧得上經營莫高窟，畢竟在他們眼裡這裡有的只是一些破洞爛畫。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王道士來到了這裡，發願要守護神聖寶窟。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積攢錢財，用來僱人清理洞中積沙，僅清理藏經洞外的這個窟就用了近兩年時間。

發現藏經洞後，王圓籙似乎也能感覺到他這一發現的重要意義。他徒步20多公里（作為莫高窟的管理人員，他連頭毛驢都沒有），去縣城找了敦煌縣令嚴澤，送給縣令兩卷藏經洞的經文，想要引起縣令重視，可這位嚴縣令對他送來的東西根本就不感興趣，把它們當做發黃的廢紙，如果換成銀票的話縣老爺的態度絕逼不同。1902年，敦煌新知縣汪宗翰上任，汪是一名進士，對金石學頗有研究，王圓籙向汪彙報了藏經洞的情況，並贈送汪若干經卷和絹畫，汪宗翰將部分經卷和絹畫轉贈甘肅學政葉昌熾，葉建議甘肅省藩台將敦煌經卷上調蘭州保管，藩台以沒有經費為由沒了下文。葉昌熾和汪宗翰也沒有再奔走解決，最後只下令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當然了，保管費也是沒有的。王圓籙還不死心，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租來毛驢奔赴酒泉，他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行程800多里到達酒泉，找到了他以前的上司，現在已經官任道台的廷棟，廷棟大人翻了幾卷經書後得出最後結論：這上面的字還不如我寫的好。就打發王圓籙回去了。

之後，勃奧魯切夫來了、斯坦因來了、伯希和來了、橘瑞超來了……起初，王圓籙是拒絕的。可他們付出了極大的耐心，特別是斯坦因，等了外出化緣的王道士幾個月，苦口婆心相勸，步步為營欺騙，還用金錢誘惑，當他知道王圓籙是唐玄奘的死忠粉後，又說自己是從玄奘故鄉來的，現在只是把玄奘取回來的經再送回去。王圓籙有個宏願就是維修莫高窟，還要再修起一座廟，而這都是需要錢的，將唐僧取回來的經還給唐僧的後人，還能換來維修寺廟的錢，這麼做應該也不算過分，況且要怎麼辦呢？官府既不給錢，也不管這裡，而他募捐來的錢根本就遠遠不夠修廟的，按這樣的速度，他這輩子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

王道士善良膽小而又猶豫不決，與斯坦因交易期間幾次變卦。不斷叮囑斯坦因千萬不能把此事泄露出去。斯坦因也算信守承諾，伯希和來的時候似乎不知道這事，王道士才放心的讓伯希和挑選藏經洞中的物品，並再做交易。

在散文作品《道士塔》中，余秋雨把王道士形容成一個愚昧不堪，貪圖錢財的小人，說他是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罪人。我覺得愚昧不假，貪財卻不算屬實。他的日子過得非常清貧，求爺爺告奶奶化緣得來的錢財基本都用到了修廟禮佛上。連斯坦因都說：「從他和他的兩個道童的生活情形，以及蔣師爺在敦煌聽說的關於他的種種事情來看，我可以非常清楚地肯定，他幾乎很少為自己個人及其私事著想。」他只是不清楚這些經卷的巨大意義，父母官和老上司的表現，也讓他懷疑這些東西的價值。他在沒有任何經費和薪水的情況下，獨自苦心經營莫高窟已屬不易，我們不能苛求他還要完整保護被官府認為的「破爛」，這些工作本應是由國家來做、由政府來做，一是政府有這個義務，二是王圓籙個人沒有這個能力。王圓籙多方奔走後，甚至還給慈禧寫了一封密信，可想而知，泥牛入海，他做的已經夠多夠多了。斯坦因還是汪宗翰家的座上賓，想必他們也曾聊起藏經洞，汪也並未引起足夠重視。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飯店舉辦了敦煌寫本展覽，終於引起了金石學家，時任學部參事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的羅振玉等人主意，他們多方做工作，清政府學部才致電陝甘總督，嚴密保管千佛洞書籍，勿令外人購買。

1910年，清政府學部委託新疆巡撫何秋輦將藏經洞中所余寫本運往北京，他們只是用草席毛氈簡單包裹，一路遺失頗多，到北京僅餘8000多件，何秋輦竟然把寫本拉回自己的家，他的寶貝兒子夥同李盛鐸、劉廷琛等人竊取了其中許多精品，剩下的才交給京師圖書館收藏。這些達官貴人的罪過，哪一個不比王道士大？

王道士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附近群眾最終還是知道了他出售藏經洞寫經的事，他們紛紛上門來譴責王道士，王道士惶惶不可終日。富有諷刺意味的事，他們謾罵王道士並非因為他出售伏藏經卷，於佛不敬，致寶物外傳他國，而是聽說他賣了十萬兩銀子，要找他分錢，可憐的王道士總共才賣了1000兩銀子不到，而且都用在了修葺廟子上，去哪找那麼多錢。視名聲為生命的王道士恐懼、自責、懊悔，以致到最後神經錯亂，終於跌跌撞撞走完自己凄涼的人生旅程，去世時約80歲，時為1931年。他的徒弟建起一座圓寂塔，將他的法體存放其中。這座塔就在莫高窟大門外，因為年代較近，保存相當完好。下次到敦煌，你可以去看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