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之下無理性

我只去過矽谷一次，是以前跟隨公司去開會，所以對矽谷印象很淺。但我有好些在矽谷工作的同學朋友，得以了解一個潛規則：在職場要盡量避免帶有傾向性地去聊政治、性別、宗教、種族、性傾向等。

沒在美國工作過的人可能會以為這是為了避免歧視言論出現，以保護矽谷各色人種的平等。但這種看法也可以說是對，也可以說是不對。這樣的潛規則其實最主要是讓大家能夠避免訴訟，而且更進一步地保護公司不會因為員工的歧視言論而被告。而且比起前者來說，後者的重要性更高，有些矽谷公司甚至把「在辦公場所禁止聊政治、性別、宗教、種族、性傾向等話題」這樣的規定放入公司員工章程中。

有些人可能會有疑問：員工自己嘴巴賤，愛講爭議性話題，導致擦槍走火，引起訴訟，干公司啥事？要了解這一點，只要回想一下知名的「老太太自己不小心被麥當勞咖啡燙到」的訴訟事件，就應該可以恍然大悟。

美國是判例法結構，相較於大陸法系嚴定法律和罰則，判例法則是根據法庭上的辯論決定賠償金額。判例法的好處是彈性高，能隨著時代進步，而且能通過「懲罰性賠償」這個工具，去誘使敗訴者和與其他有著類似問題的人或機構主動趨向合理合法的行為。

但在這種體系下訴訟也可以從很惡劣的角度出現。以職場來說，因為告公司永遠比告個人有機會得到更高金額的賠償（只要律師能夠成功說服法官或者陪審團）因此大多數可能引起訴訟的職場個人行為，在某些嗜血的律師眼中都可以用「容許一個ＸＸ的職場環境，導致我的客戶受到ＯＯ傷害」的訴求去控告公司法人，而非引發爭議的自然人。

舉例來說，假加入有人用滴水不漏的政策和哲學分析批評共和黨，導致支持共和黨的某位同事精神創傷，最終被公司開除。比起直接告我，他的律師可以改告公司「容許一個讓員工可以用政治立場迫害其他員工的職場環境」，然後主張這樣「被容許」的環境可能造成不只一位、而是將近一半的員工總數（支持共和黨的那一半）精神創傷，為了避免這樣的事情，應該追加「懲罰性賠償」等等。

簡單來說：美國是一個以對於訴訟的恐懼壓迫公民實現政治正確的國家，這裡的工具是鞭子，不是胡蘿蔔。

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通過教育或者辯論去引導公民在思想上進步，但扣除沿海各州和公立學校體系，大部分的學校並沒有誘因也沒有義務，去循循善誘年輕人做辯證並長成為完整獨立思考的公民，更不用說那些嬰兒潮的白人們。

因此這幾十年來美國在平等話題上的進步，其實對很多白人、男人和異性戀來說是一種「政治正確的白色恐怖」，懸吊在他們頭上的不是理性的責難，而是可能的巨額賠償。

「我不同意你，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伏爾泰這樣說。但如果因為恐懼訴訟，連說都不能說，連討論都不能討論，大家就會把自己的偏見藏在心中豢養著，越養越肥。每一次看到正派媒體抨擊自己其實也有的那個偏見，不公平感就更深，心理上也就更佳捍衛自己的偏見，願意接受任何能夠支持自己偏見的「事實」，以及任何能夠幫自己大聲講出偏見的代言人。只是今天那個代言人剛好是川普而已。

當代哲學家齊澤克對於政治正確有著強烈的批評。他當然不是一個歧視者，但他認為政治正確只不過是另一個社會威權工具，強迫大家對於各種無法避免的先天或後天的不平等「視而不談」。更糟的是，它成為一種隱性的行為控制，比如美國的訴訟威嚇，而不是讓公民通過辯論去進化，去從打從心裡的接受差異和追求平等。

他舉過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子：一個父親要小孩犧牲周末遊玩的時間，去鄉下拜訪祖母。

如果這個父親是威權的父親，直接下命令要求小孩去拜訪祖母，那麼最少這是一個可見的、明確的威權，是可以反抗的。

但如果父親說：「你知道的，我無法強迫你去拜訪祖母，但她這麼愛你疼你，去看她是個好事。總之，看你自己決定啰！」突然間這變成一個社會壓力，而且是沒有威權對象可以反抗的，小孩只能夠吞下所有心理上的不滿和壓力，自己做出決定，不管最後是去還不去，都已經在心靈上留下一個包袱。

我想我這一輩很多小孩，從幼兒時期到成年時期都在威權之下，只是從前一種形式過渡到後一種形式罷了。

如今打小孩的父母已經很少見了，大多非常的寵愛。如果小孩要的只是物品，花錢買得到的，大人當然在有錢的情況下就會給他，但是當小孩要的是人生的決定權，還有情感的歸處的時候，我並不看好所有的大人都會「讓他做決定」。也就是說，如果要通過孩子從學校中的學習，轉而改變父母觀點，除了孩子本身要討喜、有很好的獨立生活資源與說服能力外，父母本身對知識與社會脈動的開放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偏偏具有開放態度的大人並沒有那麼多。

拿知乎來說，看上去有不少對世界抱著善意和開放態度的大學生，在進入職場後，是否能夠形成一種力量，說服那些年長但是頑固保守的大人？我認為有可能，但是那個過程是很艱苦且漫長的。而如果年輕人都已經習慣了一方壓制另一方，不斷傳遞下去，恐怕改變社會更難。

如果我們從小到大的任何教育都能夠教導大家如何面對複雜、多樣、快速變動的世界；如果所有從小到大的教育都能夠就開放性、衝突性、爭議性的話題發展辯證、爬梳與形成自我人生指引的原則，那麼社會就不會成為偽科學和偏見的溫床。

我希望有理性、有邏輯的人都能過得好，而不是在這個社會中受盡煎熬與痛苦。什麼叫過的好？如果你是一個非常有思辨能力的學生，應該有自由表達的權力，能在社會出頭。如果你是一個關心社會公義的國民，不會覺得自己孤立無援。如果我們天天看到沒有邏輯又缺乏理性的群眾在叫囂之後就能得逞，那我們人類演化出這麼大的大腦究竟是拿來做什麼用的呢？

我們應該用理性對抗威權，也對抗那不自知的、施加於他人的威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