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和中央——從明清到當代的關係嬗變（上）。

一、江南文化的兩重性

江南文化的成長，是隨同帝國的分裂、中原的戰亂一同進行的。稱霸一方的錢家吳越國，半壁江山的趙家南宋，江南曾作為地方勢力局部割據，也曾作為南方政權的京畿之地。而當江南文化逐步走向成熟，越來越顯示出其身上的華夏正統性，為它帶來新生命的母體——古老的中原卻因戰爭不可避免的衰落下去，江南逐步取代中原，成了帝國的經濟和文化重心所在，這便是發生在公元第一個千年後的中國之變——經濟文化中心的南遷。隨後，明朝的建立終結了帝國的長期動蕩，兩個長久的大一統王朝到來了，然而這個帝國的政治中心，卻依然留在了遙遠的北方，或者準確地說，是中原的北端——北京。帝國的版圖，呈現出政經中心分離的基本格局，並延續到近代。

江南文化的孕育過程，從族群角度來看，亦是北方中原士族和本地吳越土著融合，或者說是本地吳越土著被華夏化的過程。然而這樣的融合卻也絕不溫情。外來移民們佔據著力量的優勢，他們既是文化的播遷者，亦是利益的入侵者，不過，最終他們會和這裡徹底融合，定居繁衍，成為新的吳越土著，並再次面對新一輪帝國動亂後的北方避難者，也同時將面對新一輪的文化改造。「入侵——鬥爭——融合」，這種不斷的主客體的轉換輪迴，暗示著江南文化中一種微妙的矛盾性。從某種角度說，江南是帝國精粹的一個變形了的鏡像。它似乎是帝國自己的映射，但又只是它自己。

江南文化中的這種矛盾性，連同帝國政經分離的地理格局，促使其構成了特殊的兩重性認知基調。它既封閉又開放，既擁抱帝國，又自成一體。一方面，江南文化統一於整個帝國的文化版圖之下，並成為其中最興盛、最重要的一極，它認可並繼承了這個帝國的儒家道統，不僅有著深刻的大國認同，並且也有著毫不遲疑的正統自覺，這是主基調；而另一方面，江南在地理上卻與帝國的政治中心十分遙遠，其本身內生的鄉土文化傳統，亦十分堅韌，它也認可並繼承著自己的文化特質，有著始終強烈的地方認同，甚至也有著彷彿自然而然的排他意識，這是輔基調。「華夏精魂」和「吳越子民」的雙重身份認同，就這樣糾纏在一起。

江南文化的兩重性，最終落實到兩種價值觀念取向的形成與碰撞上。一方面，江南肥沃廣闊的平原，使之有著和整個帝國大陸主流一致的農業經濟底色，並伴隨著文化的華夏化形成了深厚的儒家耕讀傳統。江南的士人們勤學詩書，求取功名，向北眺望著京城的廟堂，抱負著經世濟國的政治理想，這是「官」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江南豐富的物產與密集的水網，卻又使得手工業和商業迅速繁榮，自發形成了蓬勃的現實商業精神。江南的市民們發展起各行各業，在本地創造著發達的市井生活，追逐著物質利益和世俗享樂，這是「商」的一面。

二、江南與中央關係的兩重性

江南文化的孕育過程，以及帝國政經分離的地理格局，產生了江南文化的兩重性。而江南與中央關係的兩重性，便包含在文化兩重性的內部。江南既是「帝國的江南」，甚至是「帝國」的一個映射，大國認同和正統自覺，促使其對中央有著極強烈的向心性；然而江南又是「江南的江南」，是「江南」自己，地方認同和排他意識，也使之有著對中央若隱若現的離心性。這是江南對中央關係的一個基本基調。

從明清帝國的地理版圖上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這種向心/離心的雙重趨勢。「中央（北京）」與「江南」一北一南，正包絡了中國最大的平原帶——「華北—江淮—太湖」平原，其中位於長江南岸的太湖平原，正是江南的核心區。這片平原帶是明清兩代帝國的心臟地帶，也是人口最密集，經濟最活躍的所在。如果我們將長江視為文化意義上南北的分野，則江南乃是北之末，南之始（注1）。它位處長江之南卻也緊貼長江，長江既是南北分界的天塹，又是南北來往的通道。從這個角度說，江南乃是中央輻射範圍最近、控制力最強的南方地區。

從兩地的功能定位來看，北京作為中央，是帝國的政治中樞，支撐起整個帝國政治機器的運轉，同時也是重要的國防重地，擔負著防範北方異族侵犯的軍事使命；而江南，則是帝國唯一的經濟腹心，創造著稅收與財富。最後，兩地還是帝國最大的兩個文化中心，繼承並傳承著帝國的文明體系，而江南，更是文化中心背後的人才高地，出產著帝國建設所需要的人才。由此，江南和中央，以他們各自不同的功能定位，開始了長久的親密合作而又互相博弈的關係，並進一步推動了江南文化的華夏化進程。

1）合作——「江南—中央」的一體化：兩者的一體化，是在帝國的中央集權基礎之上，通過稅賦體制和科舉制度實現的。首先，中央通過強有力的政治控制，將江南納入帝國的權力版圖之下；其次，中央通過稅賦體制和科舉制度，使得江南的財富和人才源源不斷輸入京城，財富供養起整個帝國的軍政體系，而人纔則充實著帝國的官僚集團，從而保障著帝國國家生活的安定、順暢運轉，也為江南本地的發展，創造著良好的外部環境；最後，江南通過科舉制度，也高度參與了帝國的政治生活，不僅強化了其國家認同，還在直接影響國家決策，為江南本地的發展實現了有力的扶持。江南是中央的「供養者」，而中央則是江南的「守護者」，它們彼此需要，彼此依靠，緊密合作，共同維持著帝國的長治久安。在這一過程中，江南逐步取得著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優勢，但始終統一在帝國的版圖之下，並成為大一統框架的堅定支持者。

2）博弈——控制與反控制：江南與中央，既是彼此需要、彼此依靠，也是彼此警惕和忌憚的。中央畏懼江南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優勢，也害怕其遙遠的地理位置，會導致其脫離中央的掌控，因此一面鼓勵和扶持江南的發展，一面也對江南進行政治壓制、經濟抑制和文化鉗制。而江南面對中央的高壓束縛，也不斷的通過其政治優勢維護本地利益，通過其經濟優勢提升本地實力，推動江南的持續發展。

明清兩代是江南在古典時代最後也是最輝煌的階段。這一時期，江南和中央通過貫穿我國最大平原帶的京杭大運河緊密相連，在財富和人才源源不斷地輸出京城的同時，江南本地的富庶繁華，商業發達，也在促使外省的財富和人才，同樣源源不斷地輸入本地。江南在徹底完成著自身的華夏化進程之後，其本身內生的文化力量，也在漸趨壯大。這種力量，終於在帝國古典時代結束、大一統框架破裂之時激發出來，並造成了江南文化的近代轉型。

附：兩重性的簡單類比鏈條：

外來——華夏性——儒家道統——大國認同、正統自覺——向心——官——京城廟堂——政治理想

內生——鄉土性——土著文化——地方認同、排他意識——離心——商——江南市井——世俗追求

注1：以江南為基點，南部有兩個分支，一是經東海沿岸的東南沿海平原及其周邊丘陵地區，二是經長江沿岸的長江中下游平原及成都盆地，這是「南之始」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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