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動物看到自己——淺談動物園的歷史

作者|程新皓

世間萬物，與人類最為接近的是同屬於動物界的其他物種。透過這些肖似於自己的他者，我們得以追問人類為何。可以說，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人類如何看待自身的觀念史：人與動物的關係，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人類內部社會關係的延伸，也正是人類各種渴望的自然投射。這些種種權力關係的變遷，在動物園建造的歷史中被最為清晰的展現出來。動物園是一個特殊的場所，在它的空間結構和對這種空間結構的使用中，那些曾經被隱藏在話語深處的關係被視覺化和戲劇化地呈現。人類與動物互相凝視。透過這種雙向的凝視，我們看到了自己鏡中的身影。

古代的動物搜集

人類對動物的囚養和馴化，從新石器時代就已開始。從可能的考古證據看，這一行為主要與食物的供應相關。而那些具有更複雜社會屬性的動物囚養，最早或許可以追溯到埃及和中國等古代文明。在古埃及的十三王朝時期（公元前18世紀），埃及女王哈塔蘇在底比斯創建了人類歷史上的首個動物園。這一傳統在埃及的文化中一直延續。公元前4-5世紀，有記載埃及在神廟之外的獸欄中飼養瞪羚等草食動物，並在更晚的時期里（約公元2世紀）開始飼養獵豹和獅子等大型猛獸。這些動物的飼養與信仰、狩獵與戰爭相關。而在中國，在公元前十四世紀的殷商時期，就有記載統治者在宮殿中飼養搜集自疆域各地的動物。公元前14世紀，文獻記載周文王修建了一個供漁獵使用的佔地約375公頃的庭院，命名為靈囿。這是中國有記載最早的專門的與動物園類似的場所。與之類似，在近東的一系列古文明中，也出現了馴養動物的記載。公元前1世紀的亞述帝國馴養了作為展品、祭品或供狩獵用的動物。在古巴比倫，則出現了專門的園林用以飼養各種動物。

古羅馬的貴族中也存在著飼養動物的風氣，特別是對珍奇鳥類的飼養。他們在自己的莊園附近建起鳥舍、魚塘和獸欄，用以飼養飛禽、魚類和以野兔為主的小型獸類。在共和國末期，鹿和野豬等用於狩獵的動物也加入了圈養的行列。公元前2-3世紀之後，古羅馬的執政官逐漸形成了一種習慣，在舉行凱旋式時，將在對外戰爭中擒獲的戰象和獅子等動物在羅馬城中遊街，然後在公開場合將其全部殺死，以象徵戰爭的勝利與對外族的征服。在古代社會，權力常常被外化成這樣表演性的儀式和狂歡，而在公眾面前進行展示。通過這些具有象徵性的場景，來昭示自己的力量，以及對被征服區域的統治合法性。在這種儀式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直接在人與動物的關係中被展現出來。與之類似，在古羅馬時期盛行的奴隸角斗和斗獸，同樣是具有類似結構的權力關係展示：那些高據於角斗場看台之上的執政官、貴族和自由民，通過對奴隸與野獸角斗的物化的觀看，強調了他們對後者的控制權。在角鬥風氣盛行之時，古羅馬對野生猛獸的需求量大增，以至於用以囚禁和飼養野獸的獸欄應運而生——這便是後世動物園的雛形。雖然隨著西羅馬的滅亡和中世紀的來臨，這些動物圈養和角斗的行為逐漸減少，但在中世紀的數百年中卻也並未完全銷聲匿跡，至少在包括拜占庭在內的少數地方一直延續下來。而在13世紀之後，這類行為隨著義大利地區的區域復興，而重又逐漸興盛。

縱觀古代和中世紀的歷史，在歐洲和其他區域的傳統中，都出現了並非以食用為目的的動物圈養行為。除了用於戰爭和狩獵，這些圈養行為在幾乎所有的文化背景中，都以一種象徵性的方式展現了統治者對其統治區域的權力。在這種人與動物的關係中，事實上折射出了社會中不同階層的權力結構，並以表演和展示性的方式強調和鞏固這種這種權力結構的合法性。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附著在動物身上的象徵意義，還將一直延續到19世紀，甚至在某些層面上一直延續到今天。

16世紀到17世紀的動物園：斗獸表演的象徵

伴隨著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時代的來臨，從義大利的各城邦開始，整個歐洲的財富開始迅速積累，特別是以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之後跟進的荷蘭、英國、法國等主要航海國家的國力快速增長。而伴隨與此的，便是這些大國的海外殖民和勢力範圍劃分。在此過程中，來自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的奇異生物，被作為殖民征服的成果而大量引入國內。代表著身份和權力的動物園，從此在歐洲形成了新的潮流。在15世紀的佛羅倫薩，由僭主「豪華者」洛倫佐·美第奇修建的動物園算是這一時期較早的典型動物園，之後，費拉拉公爵的住宅、卡拉布里亞公爵的別墅中都設置了展示奇珍的動物園，修建動物園逐漸在托斯卡納地區成為風氣。而伴隨著新大陸的發現，葡萄牙等海上強國也開始流行起海外動物的圈養，進而影響到歐洲其它國家，特別是英國和法國的宮廷。

各種動物開始以不同的渠道被輸送進歐洲國家。首先，國力逐漸處於劣勢的亞洲國家，會通過向歐洲宮廷進獻野生動物來進行外交，以表示聯盟、屈從或構築和平條約。如奧斯曼土耳其在1534年向盟友弗朗西斯一世進獻動物，柬埔寨國王在1515年向葡萄牙國王進獻動物。而歐洲君主國之間互相贈送動物也是非常普遍的行為，如為了感謝教皇利奧十世劃定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勢力範圍，葡萄牙國王在1514年向教皇進獻了一頭大象和一隻雪豹。除了外交渠道，貿易也是野生動物的主要獲取方式之一。在15世紀早期，正是義大利的沿海城邦如熱那亞和威尼斯，控制了大部分的對東方的貿易渠道，從而支撐起了歐洲大部分的動物進口。而在18世紀，由君主支持的探險隊開始興起，成為了在貿易渠道之外的動物進口的重要補充。然而，由於當時對動物習性了解的匱乏，以及極度惡劣的運輸條件，大部分運往歐洲的動物都會在途中死亡。

鳥類是16世紀歐洲動物搜集者的時尚

在歐洲進口動物開始興起的早期，大型貓科動物和鳥類是收藏者的最愛。大型貓科動物可以說是繼承了曾經的羅馬傳統，而對鳥類的喜愛則是屬於16世紀開始的新興興趣。其中，由葡萄牙人從南美洲引入的鸚鵡和金剛鸚鵡是最受歡迎的種類。當時很多貴族新建的鳥舍，就主要是為了這兩個物種準備。而其他由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從亞洲或南美洲引進的小型鳥類也受到歡迎，其中包括了極樂鳥、蜂鳥、金絲雀等原先歐陸聞所未聞的奇異品種。而曾經在非洲和近東產出的較為熟悉的鳥類，也頗受鳥類飼養者歡迎，其中包括了鴕鳥、鶴類、蒼鷺、鵜鶘、鸕鶿等。而那些在遙遠大陸或島嶼上發現的大型鳥類則更受青睞，如渡渡鳥、企鵝、食火雞、珍珠雞、禿鷹、孔雀和雉類等。據說，1547年在阿姆斯特丹亮相的第一隻食火雞在當時引起了很大轟動，最終它被科隆大主教購買並獻給了國王。到了17世紀和18世紀，除了貓科動物之外的四足動物開始被成規模的引進歐洲：1640年左右在荷蘭引進了最早的幾隻猩猩；1687年，鱷魚被引進到巴黎的凡爾賽動物園；稍晚，來自南部非洲的牛羚與斑馬被帶到了葡萄牙，澳大利亞的袋鼠被帶到了倫敦，北美洲的海豹被帶到了巴黎。除了近東和非洲之外，美洲、亞洲其它地區甚至大洋洲的特殊物種都開始進入了歐洲動物園的收藏。

16世紀的貴族動物園中飼養了很多來自異域的珍奇動物，在畫中可以看到僧帽猴、鸚鵡和其他眾多鳥類

這些歐洲興起的「動物園」與我們近世熟悉的動物園相差甚遠——當時的人們並沒有開始將動物分門別類的飼養，而只是因地制宜，利用現成的空間稍加改建而將動物圈養其中——這些動物往往被飼養在花園、宮廷或住宅的附屬建築里。更重要的是，這些動物並未被分類，那些來自遙遠異域的珍奇動物和當地品種混雜飼養在一起。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城堡中將他的大象和鸚鵡與熊、獅、虎、狼等一同養在外屋中，而類似的情景在荷蘭、義大利、葡萄牙、法國的城堡中也頗為常見。而在英國，這種混亂的情況甚至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

倫敦塔是英國最早的動物園，動物就集中飼養在其附屬建築中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還必須從這些動物飼養的目的說起。與近世不同，當時的「動物園」並非為了供大眾觀看，而僅有飼養動物的貴族和他們的客人得以欣賞。更重要的是，除了新興的鳥類，當時欣賞四足動物最為主要的方式是延續自羅馬傳統的斗獸。最常見的搏鬥發生在野獸和馴養家畜之間，即以熊、野豬、獅、虎等猛獸和牛、馬、驢等動物搏鬥。除此之外，也間或有野獸之間的對決，甚至是輪番的亂斗。而貴族及其賓客則通過觀看這樣的角斗以取樂。這類型的斗獸甚至延續到了18世紀的早期。下面這段文字便描述了1719年發生在德累斯頓宮廷的斗獸場面，即使現在讀來仍舊驚心動魄：

「國王、王子和公主都在一個大廳里，廳中的幾張桌子上堆滿了食物和飲料……場地四周的三層看台上坐滿了本城的女士和許多外來者。我們看到了三頭公牛，還有一頭被稱為歐洲野牛的龐然大物……過了一會兒，一匹良種駿馬入場，它徑直衝向一頭大公牛，開始攻擊它。但在被牛角狠刺了一下之後，它失去了戰鬥力。隨後又出現了一頭母獅、一隻老虎和一頭雄獅，但都沒有多大威脅。母獅和老虎跑來跑去，似乎被嚇壞了，而雄獅則安安靜靜的躺了下來。你會覺得它只不過是一個觀眾或者格鬥裁判。之後，至少六頭熊被放了進去，它們在場地中央的一個小水池中大戰一場，個個身受重傷。但它們又向一頭普通公牛發起了幾次攻擊，狂怒的公牛將它們一一擊退。接下來，一隻我見過的最大最醜陋的猴子出現了，它數次試圖爬上看台，但沒有成功。它先是打倒了一頭熊，然後又滿場追逐那隻老虎，還把最後放進場地的七八隻野豬中的一頭打敗了。野豬全都沒能幸免於難，一頭已經被獅子咬死，還有一頭受了致命傷，被一隻熊拖進了水池，剩下的全部被國王用步槍射殺。」

中世紀是象徵主義佔絕對主導的時代，這種象徵主義在社會中的壓倒性優勢直到18世紀末才開始逐漸式微。在象徵主義的思維中，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寓意，而其間真實的聯繫反而不被看重。對於斗獸的推崇，就與這種象徵主義的思維有關。在當時的人的觀念中，猛獸之間的打鬥在最基本的層面上是勇氣和力量的象徵，如果預期中的打鬥沒有發生，場內的猛獸甚至會遭到觀眾的嘲笑和謾罵。在某些場合，參與角斗的動物雙方象徵著其來源地的榮譽，如一頭來自英格蘭的公牛與來自日耳曼的黑熊之間的角斗，會被看做這兩個地區的榮譽之戰。更進一步的，不同種類的動物甚至象徵著不同的階級——肉食猛獸象徵著貴族，草食動物象徵著平民。這類角斗通常都是以肉食猛獸殺戮草食動物而告終，而這也就成為了統治階級對治下人民控制權的一再證明與強調。所以，當相反的結果——草食動物戰勝了肉食猛獸——出現時，場面往往顯得尷尬。在1682年的溫森斯，一頭母牛神奇的擊敗了一隻母獅，一隻雄獅，兩隻老虎和一匹狼。當時的參與者最終只好把這場哭笑不得的斗獸解釋成文化對自然的勝利。

從更高的層面上看，在16到17世紀這段時間內的動物園本身，以及這種動物園背後的角斗行為，本身就是歐洲貴族權力的象徵。人們通過禁錮來自領地和殖民地物種，來展示對治下土地的擁有權和絕對的控制權。而最終對野獸的觀看和讓其在人類意志下進行搏鬥，更是在昭示統治者和其治下民眾的控制權，這種表演行為，在娛樂的背後，是對這些固有的權力關係的不斷強調和證明。之後，我們也將看到，當法國民眾推翻波旁王朝時，又是如何在同樣的邏輯下來處置這些曾被宮廷飼養的猛獸。

17世紀到18世紀的動物園：全景敞視下的權力宣示

隨著歐洲社會習俗的演變，在17世紀中期，特別是到了18世紀新古典主義抬頭之後，社會中漸漸流行的指向道德完善、自我節制的新風氣使得曾經風靡一時的斗獸被認為是野蠻的行為，而逐漸減少以至於最終消失。與此同時，歐洲貴族之前興盛的比武大會與角斗等風氣也同樣日漸衰落——這些同構的社會現實變遷的背後，實際上正是社會觀念的變遷在起著根本性的影響。之後，斗獸只有在少數幾個國家被以一種制度化的方式進行規範而保留下來，比如我們所熟悉的西班牙鬥牛，而絕大部分其他地區的類似活動則銷聲匿跡了。伴隨著斗獸的衰落，歐洲貴族對這些本土猛獸的飼養行為也就變得沒有意義。所以從17世紀中期開始，這些貴族動物園逐漸就轉向了對殖民地進口的外來生物的飼養與展示。當展示功能逐漸成為主要目的時，新的動物園設計就呼之欲出了。

革命性的設計首先出現在太陽王路易十四主導的法國宮廷。1660年，路易十四決定改造由他父親所建造的地處凡爾賽的狩獵宮，而其主要目的是進行花園的建設，動物園作為整體花園設計中的重要部分，自然也是整個建設的重心之一。當時歐洲的花園設計還在被巴洛克傳統所統治，在此傳統之下，自然之美須要在人工的裁切設計後方得以被欣賞，這種對自然控制的美學觀念同樣體現在了凡爾賽動物園的設計之上。

凡爾賽動物園是最早使用全景敞視結構的動物園，這種結構在隨後的一個世紀中風行歐洲

18世紀動物園中的一隻狒狒

1670年，動物園首期工程完工。進入動物園的遊客們首先要進入一個前院，然後通過前院進入動物園的主體建築。從這個主體建築中直穿而過，便到達一個八角形設計的亭子中。這個亭子七面有窗，分別正對著七個放射狀的獸籠，而這些獸籠背後還各有一個圈養動物的獸欄。站立與此，觀看者可以將所有獸籠和獸欄中的景象在同一時間一覽無餘。這些獸籠中分別飼養著不同類型的動物，包括罕見的野獸和珍奇的鳥類，以及從其他獸館運來的獅子、豹和美洲獅等猛獸；而其後的獸欄中則飼養著馬、鹿、瞪羚等草食性動物。在18世紀初的二期改建工程完成後，第二批獸籠被建起在最初的7個獸籠周圍，但仍然沒有改變整體的結構——這便是隨後席捲整個歐洲動物園設計的全景敞視式的放射狀結構。身處這樣的動物園中，觀看的位置被天然的設定，這就是所有放射狀線條所匯聚的庭院正中的觀景亭。這正如一個劇場的中心，所有的戲劇在身邊同時展開，同時呈現，而觀看者便是這一切的控制者，如上帝般高高在上。在凡爾賽動物園之後，這種全景敞視放射性的動物園設計被很多其他地區所採用，包括1744年由弗朗茨一世授意修建的維也納美泉宮動物園，1702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授意修建的奧蘭治堡官邸的動物園，1730年修建的魏瑪公爵休閑宮動物園，1774年西班牙查爾斯三世修建在馬德里麗池的動物園，甚至是荷蘭總督修建的動物園。整個18世紀的歐洲，唯有英國因為王室政治動亂沒有餘力營建宮室，而沒有追隨這股潮流。

巴洛克時期的裝飾盒，上面有鳥類圖案的描繪

這種全景敞視式的設計結構背後，有著比觀看的便利性更深的根源。它不同於現代動物園常見的觀看模式，即移步換景——通過觀看的主體在動物園的空間中的位置移動，來選取觀看的對象和確定觀看的方式。在這種觀看模式中，空間的結構需要在時間的序列上進行展開，而不同的觀看者，則能夠根據自己的判斷來形成獨特的使用這種空間的方式。全景敞視式的結構則與之不同。這種結構中的觀看主體和被觀看的對象的位置——或者說關係——是固定的。觀看者在放射線條匯聚的中心閣樓上，在同一個視點統攝全局。沿閣樓四周放射狀分散的獸籠與獸欄，如果說它們分別處於特定的空間——草原上的鴕鳥，濕地中的水禽，各自在自己的造景中——那麼這些空間在全景敞視的結構中則在同一個時間點上被全部呈現。分散的空間和本應持續的時間被此結構轄制，而這種轄制則由處在其理想視點中的觀看來完成。如果說之前我們描述的「移步換景」類似於音樂的展開，那麼此刻的全景敞視則更像是在面對一幅畫面——所有的被觀看者都被對象化為這種空間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被一覽無餘，無所遁形。處在觀看核心位置的人此刻獲得了無上的權力，在這個上帝視角里，彷彿整個時空正在為其單獨展開，而他得以隨心所欲進入到任意的細節中。可以說，這種結構正是統治者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視覺化，它成為了權力結構的象徵與自我確認。

雖然這一時期的動物園本質上還是屬於貴族與統治者的私人財產，但隨著因啟蒙運動而起的社會風氣轉變，它們也在逐漸順應潮流而在不同程度上對公眾開放，即使目的僅只是作為權力的宣示，但這種開放卻的確在客觀上促進了大眾對動物的認識，並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與動物有關的學科——如分類學和動物行為學——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在16世紀之前的繪畫作品中，對於非本土物種的刻畫，幾乎都是憑藉來自傳教士或探險者的隻言片語的想像展開，而在16世紀之後，特別是在17-18世紀，畫家們已經能夠精確的刻畫來自異域的物種了——我們可以很容易回想起丟勒筆下的獅子、倫勃朗筆下的印度象和魯本斯筆下的鱷魚和河馬，這些經典圖像與我們今天對動物的認識已相差無幾。

丟勒筆下的犀牛根據探險者的描述繪製，可以看到在寫實的背後仍有很多想像的成分。

由於動物園的存在，18世紀繪製的犀牛已經非常寫實。可以看到背景中有趣的細節，包括荷蘭的帆船和城堡、想像中的犀牛與大象的搏鬥以及殖民地的土著居民。

19世紀的動物園：學術與社會控制

隨著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曾經象徵統治階級權力的動物園面臨嚴重的危機。實際上，這種危機在路易十四時代就已開始。因為啟蒙運動的影響，新的思潮席捲歐陸。在這種新思想下，一切曾經的社會制度和思想都不再天然的具有合法性，而需要經過人類理性的檢驗。此時，君主的權力不再是不能質疑的東西。當時的百科全書派學者就在質疑作為統治者權力象徵的動物園：「在窮人連麵包都沒有的時候，貴族動物園應該被摧毀；當處處有人死於飢餓，耗費巨資去餵養野獸是一種恥辱。」當時的君主事實上已經在順應民意，減少了用於動物園的投資。在路易十四死後，攝政王就已經賣掉和送掉了一些動物，而繼任的路易十五則幾乎對動物園沒有什麼興趣。到了路易十六時期，除了經營鄉村化的特里亞儂園，他也沒有再過多的對凡爾賽動物園進行經營。然而，最終大革命還是到來了。此時，已經凋敝的凡爾賽動物園仍然沒有逃脫厄運。1791年，凡爾賽動物園因為經濟上的原因被改造，大批鳥類被放走。而1792年當雅各賓派控制這裡時，更是把它當做專制的象徵而拆除。他們計劃將動物園中的猴、鹿、鳥等送給皮貨商製成衣帽，而將動物園的原址建成一個種馬場，以象徵平民的勝利。

最終，凡爾賽地區的人民代表決定將最後一批動物送給巴黎植物園保存。有趣的是，同為波旁王朝留下的機構，巴黎植物園幾乎沒有受到大的衝擊，這大概與其沒有太多的象徵意義有關，而凡爾賽動物園則是因為其象徵意義而無法幸免於難。送給巴黎植物園這批動物最初被建議剝製成標本保存，但在當時植物園長貝爾納丹·德聖皮埃爾以動物行為研究為理由的堅持下，最終決定在植物園中修建一個動物園來繼續飼養。但是，面臨著動物園如何設計，還是產生了很多爭議。當時普遍的輿論是不能再保留過去那種浮華的排場，而應建立相對實用的學術化的動物園。同時，兇猛動物的數量應該減少，因為它象徵著貴族統治和弱肉強食的法則，而草食動物則不存在這種考量，因為它象徵著辛勤勞動的人民階層。可以看出，象徵主義的思維即使到了19世紀，仍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巴黎植物園中的各種動物

拿破崙時期巴黎植物園中的獅子

最終，這些來自凡爾賽動物園的動物成了新的巴黎動物園的第一批住客（雖然由於資金缺乏，它們幾乎都在第二年死去了），而之後來自其他貴族動物園以及隨著拿破崙對歐洲的征服而獲得的動物源源不斷的進入了巴黎動物園。在之後的四十年間，巴黎動物園的多個建設項目逐漸完工，包括1801年到1805年的猴舍和鳥舍，1805年的熊園，1802-1812年的大型食草動物圓廳，1818-1821年的猛獸館，1835年-1837年的新猴舍，以及1838年的生態飼養場。

19世紀的動物園

與曾經在歐洲流行的輻射狀風格不同，巴黎動物園採用了一種全新的設計。在這種設計中，動物園不再被當做一個花園中的一個單獨統一體，而是自身被拆散，點綴在區域的各個角落。這種設計很類似於今天常見的動物園，觀賞動物的人們可以穿梭其中，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決定觀看的視點和路徑。而它也帶來了一個天然的好處，即對於那些不需要關進獸籠的草食動物，便能夠將其放置在天然的造景圍欄里，使得園林和動物本身組合成統一的景觀。如巴黎動物園中的小景「瑞士花園」即使典型的例子。這種布局風格又一次領導了歐洲的新潮流，而它也是巴洛克風格衰落，帶有自然主義傾向的新風格興起的產物。在這種風格中，自然本身並不再被看做是需要馴化才能成景的對象，而被直接的看做一種美景，這種美景在自然的有機生長中能夠得到最好的表達。從此，無序和野生被當做刻意追求的效果，而大自然則成為了人們需要親近的對象。此時，園林的設計便開始傾向於模仿自然生長的效果，而抹除人工規範的痕迹。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分散的、自然的動物園布局幾乎就順理成章的出現了。而事實也正如此——整個歐洲都模仿了巴黎植物園中動物園的模式，開始建造這種分散布局的新型園林式動物園，如費迪南德七世時期的馬德里動物園，普魯士國王的波茲坦孔雀島動物園和倫敦的攝政王公園等等。從此，動物園逐漸成為了園林本身，而不是一個更大園林中的一部分。

巴黎植物園的平面圖

巴黎植物園中的動物園景觀

19世紀的動物園相對於之前，還有一個很大的改變，這就是它不再以宮廷或者貴族為載體，而大部分變成由動物學會籌建。除了巴黎動物園這個特殊例子之外，大部分新興的動物園都是由各國動物學會牽頭組織。這些建設動物園的資金主要來自於學會會員的年捐獻金和其他來源的捐贈。這些學會背景的動物園可以說都是巴黎動物園這個新形式的不同版本：它們試圖通過建設動物園來為動物研究做出貢獻，這包括了動物分類學和行為學的觀察，以及動物的適應化試驗；同時，它這些學術成果也為動物園之外的決策提供基礎，包括野生動物控制和管理，而最終支持整個動物行業的發展；在此之外，它還負擔起科學普及的作用。而在19世紀下半葉，這些動物協會逐漸採取了股份制的組織方式，由此使得更多非專業的股東攜帶資金參與進來。這些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力量的加入，也使得動物園由學術機構逐漸向更加大眾化的方向發展，為了吸引遊客而做出很多妥協。

動物園的猛獸館

在這種去學術化之前，雖然參觀動物園不再是貴族的特權，但它仍然實行著很嚴格的准入制度。在18世紀末，巴黎植物園中的動物園實行入園管制，沒有相關學者的書面批准，任何人都不得入內，而要獲得批准也需要具有自然科學方面的相關興趣背景。然而，這種准入制度很快引起社會的反感。1804年，植物園決定有限的向社會開放：將一周的四天留給博物學者和藝術家，而剩餘三天向公眾開放。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國家的動物園身上，如倫敦動物園在建立的頭二十年間，只有動物學會的會員有權入內，而其他想要參觀的人必須出具會員的簽名介紹信，並支付一先令門票款。這種差異性的對待雖然引起了大眾的不滿，但卻也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機構的學術性。進一步的，使得動物園被作為社會精英的象徵。在某些區域，動物園的建立甚至能使得周圍的社區從平民區向貴族和中產階級社區轉變。

然而，隨著動物園管理的普遍股份制化，這種精英化的傾向逐漸消失——因為股份制本身就有著營利的潛在要求，而也就必須考慮通過大眾化來確保經營獲利。這些股份制動物園為此策划了很多吸引大眾的舉措，包括在動物園中開辦餐廳、推出很多人與動物互動的遊戲，如騎乘大象和駱駝等。而在一周中的大部分時間，動物園都向公眾開放，而只象徵性的對會員保留一天的專享時間，甚至只是保留了免費參觀的權利而不再有專門時間。而隨著這些舉措的普及，動物園精英化的形象也在逐漸消退，而往往被看做工人階級休閑娛樂的地方。

除了這類固定成規模的動物園之外，19世紀還新興了一種類似於馬戲團式的巡遊動物園。這類動物園大多只有不到10隻動物，而極少數的行業領先者也能發展出較大的規模。在1805年，由一個英國人組建的巡遊動物園甚至擁有60匹馬拖動的14輛馬車來運載動物。這類動物園一般在各個大型集會中展示，而使得很多並不擁有動物園的城市市民得以一飽眼福。但隨著行業競爭的加劇帶來的成本增加，以及隨著人們對動物熟悉而導致的興趣降低，巡遊動物園在20世紀初走向了衰落。

巡遊動物園的場景和宣傳單

19世紀動物園的普及化是否使人們真正了解動物並喜愛動物？這是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和幾個世紀前初見這些動物時能引起的轟動不同，19世紀的人們已經逐漸對這些動物不再大驚小怪。事實上，在這個世紀，即使人與動物能夠面對面的互相凝視，但卻仍然無法消除那種對動物的偏見，大部分的人們依然是帶著厭惡和獵奇的雙重心態去觀看這些與我們不一樣的生物。當時的動物園並不像現代動物園一樣管理嚴格，很多遊客都能自由投喂動物，甚至很多動物園為了節省飼養成本還人為的鼓勵這種投喂。在這種情形下，很多有預謀的傷害動物的行為也就普遍發生了。很多鳥的羽毛被扯掉，人們用利器割傷動物的事件時有發生，甚至更普遍的出現人們對動物的投毒行為。似乎人們樂於看到動物被虐待，並在這種虐待和侮辱中獲取樂趣。直至一戰結束後，這類型的行為才開始逐漸減少。

以上的事例說明，在這種隔著鐵籠的觀看中，人們並沒有形成和動物的共情感。甚至相反的，在這種籠內-籠外的權力設置中，人類加劇了自己的優越感和控制的慾望——籠中的野獸現在只是我們的階下囚，是被人類征服了的野蠻造物。此時，人們對處在野生情況下的動物生活仍然知之甚少，甚至充滿各種奇異的想像，而動物園往往只是這種想像的產物——它按照人們對異域的幻想修建，並通過將這些幻想形象化，從而進一步強化這些幻想。當時的動物園，的確包含著東方學意義上的獵奇，甚至很多場館就是直接按照人們對異域風情的期待來設計和裝飾的。在最極端的情況下——這在當時甚至是普遍的情況——來自殖民區域的原住民被當做展示的對象引進了動物園中。動物園負責人要求他們來表演歐洲人所想像的獵奇的異文化的儀式和生計行為，從而為動物園招攬更多遊客。在此情形下，對動物的觀看事實上也只能是對舊有偏見的確證和強化。人們看到了動物的形體，人們熟悉了處在籠中的野獸，但人們無法站在偏見之外，站在人類中心之外，看到真實的動物本身。

柏林動物園中具有異域風情的場館設計。這種設計在當時的歐洲蔚然成風

20世紀至今的動物園：在質疑聲中走出囚籠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交通的便利化，從20世紀早期開始，動物園的遊覽就逐漸趨向繁榮。據統計，全球遊覽動物園的人數從1900年的400萬，到1950年的1850萬，而在1990年左右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5億。伴隨著不斷升溫的動物園熱，相關的文學作品也迅速走紅，這些以動物為主角的作品有建立在細緻客觀觀察下的嚴謹故事，如傑克倫敦以《野性的呼喚》為代表的一系列小說，而更多的則是將基於人類情感虛構的動物故事，而最終還出現了將動物擬人化呈現的故事與漫畫。不論其真實性如何，這些動物文學反過來喚起了人們對動物的進一步關注，而進一步促進了動物園遊覽的興盛。然而，這些對動物的親近觀念也使得人們遠遠不能滿足於對籠中動物的觀看，此刻，他們需要的是觀看動物在自然中的行為，他們希望得到來自動物的友誼。這些觀念如果放在18世紀，那簡直是匪夷所思的：當一個國家的人民還被看做是君主的所有物時，又如何期待這些不屬於人類的動物被以「人道」的方式來對待？事實上，在18世紀的文獻記錄中，幾乎沒有出現對以鐵籠囚禁動物的抗議和不滿。而這些觀念在20世紀的出現卻是順理成章的，也正當其時。

因這些觀念而起的動物園的改革勢在必行。從20世紀初開始，開放式的動物園被創造出來，並隨即受到人們的歡迎。1907年，德國的哈根貝克動物園建成開放，它是這種革命性的動物園設計的第一個代表——它因為與那些充滿異域風情的19世紀動物園迥然相異而迅速聞名。這座動物園建於漢堡附近，它直接在平整過的土地上進行了統一的規劃，這些規劃試圖在視覺上儘可能多的消滅人造建築和相關設備，而使得動物似乎是在天然環境中進行活動。為了達到這種效果，哈根貝克動物園進行了很多嘗試，例如用隔離溝以及（稍晚使用的）玻璃幕牆取代原先的鐵籠或圍欄，甚至進一步利用這些隔離溝注水造景，形成類似河流環繞小島的效果。而在動物活動的區域，則普遍的修造了假山和洞穴，以模擬動物在野外的生存環境。這些措施在今天的眾多動物園中已因襲成風，但在當時的背景下卻是獨樹一幟而可稱先鋒。儘管如此，早期的哈根貝克動物園仍然有很多欠缺之處，如對於肉食動物的展示仍然為了安全的考慮而使用了鐵籠；為了使得園中的猛禽不逃逸而用鐵鏈將其鎖住，或因為類似的目的而水鳥的翅膀剪去；甚至在早期引進的火烈鳥和瞪羚因為適應化失敗而幾乎全部死亡；尤其是，動物園為了吸引遊客，依然保留了堪稱陋習的馬戲表演。事實上，哈根貝克動物園的做法只是為了營建一個看似天然的環境，而並非是動物適於生存的環境——它與動物在自然中的真實生境仍然相去甚遠。以至於之後德語中出現了一個專門的詞語來形容這種動物園的偽自由造景。

哈根貝克動物園的造景

儘管有種種缺陷，這種使動物在如其所是的環境中生存的動物園設計理念卻不斷的深入人心。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後，野生動物在真實環境中的紀錄片被大量製作並在新興的電視媒體中播放。這些紀錄片的普及使得公眾不再那麼容易受到欺騙，而反過來又進一步促使動物園去設計更加完美還原動物原初生境的展示方式。現在，在很多現代動物園中，都能夠較為完美的模擬出包括極地氣候在內的眾多惟妙惟肖的自然環境，而使得原本生長於這些地區的動物生存其中。甚至在某些更加激進的嘗試中，更是營造出動物在籠外而人在籠中的效果。

但無論這些模擬有多肖似，仍然沒有辦法迴避動物實際在被囚禁的事實。這些被模擬出來的生存環境，仍然無法解決圈養動物的高死亡率。甚至在拯救瀕危物種方面，動物園的大部分嘗試也遠未見成效，至少與對原本生境的在地保護相比，動物園保護的模式投入產出比要小得多。隨著上世紀中期的民權運動與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對動物權利的關注也成為了人們呼籲的問題——是否僅僅為了觀看動物，人類就有權將動物囚禁而無視其自由生存的權利？這種使得動物長期處於心理壓力之下的圈養方式是否還需要存續，特別是考慮到大部分動物園背後的商業邏輯？面對這些拷問，將動物存放於模擬生境之下似乎也僅僅是一種能夠勉強接受的折中策略，但這已不是動物園的繼續存在的充分理由。

由此，動物園在20世紀中期，其對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開始轉化。它更多的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承擔公眾教育，特別是兒童教育的機構。在這些現代動物園中，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詳細的動物分類信息和相關知識介紹的標誌牌；在很多動物園中，開始出現動物紀錄片放映和面向公眾的動物知識講座或者研討；在歐美國家，還逐漸出現了動物園與學校的合作模式：由動物園聘請專家，聯合各協會和學校，為小學生授課，組織探險旅行，製作動物紀錄片，創辦面向公眾的報紙等。而在另一方面，動物園也在重新向科研和學術靠攏。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這種傾向變得非常明顯。很多動物園都在嘗試將自己的行業通訊轉變為學術期刊或者科普雜誌，同時也募集資金來資助學術界對動物的研究。這些研究更多的是關於動物行為學和動物心理學的研究，而動物園這種機構正是開展此類研究的合適場所。現在，動物園在休閑、教育、科研和動物保護的核心下，在重塑自己在公眾中的合法形象。

一些總結

不管有多少爭議，動物園從人類的文明之初就已經存在，在種種社會形態下因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樣貌出現，而一直延續至今。並且，在可預見的將來還將一直延續。當然，對動物權利的呼籲和可能出現的新的觀念和思潮也會伴隨其始終，並影響其存在的形式。在科技不斷進步的今天，或許實體的動物園將繼續被衝擊，而受到來自虛擬現實和三維模擬等新興技術的競爭。但不管動物園存續與否，形式如何，我們能夠確定的是，人類對動物的凝視將一直持續下去，我們將繼續在它們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

本文曾發表於《人與自然》雜誌，未經作者允許請勿轉載

參考文獻：

（法）巴拉泰，（法）菲吉耶：<動物園的歷史>，喬江濤 譯，中信出版社，2006

張恩權：動物園的發展歷史，科學（上海），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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