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花與鮮血——我眼中的的鄧小平時代

（一）緣起

我是一個70後，可以說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和很多人一樣，經歷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希望和九十年代逐漸產生的迷惘，在八十年代，《希望的田野》這首歌代表了我們整個民族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對未來的樂觀期盼，但九十年代後，生活水平還在提高，但很多人對未來的沒那麼樂觀了，希望逐漸被迷惘所代替，未來成了一個不確定性的東西。這反映了鄧小平時代複雜性的一個方面。

前一段時間，電視上在播放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網上，我發現一些左派朋友借這部電視劇，對鄧小平百般批判，對其中的一些批評我很不認同，有一種為鄧小平辯護的衝動。

在媒體上，又充斥著對鄧小平的頌揚和讚美，其中有些我覺得說的不對，很想說鄧小平時代沒有媒體說的那麼好，鄧小平很偉大，但沒有有些人說的那麼偉大。

長期的歷史中，知識分子素來以民眾利益代言人自居，其實這只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為自己謀求利益的手段，他們總是能把自己的利益訴求包裝成民眾的利益訴求，比如說在沒有互聯網的時候，他們追求的言論自由不過是知識分子的自由，干老百姓何事？老百姓有了言論自由，也不能發表在媒體上，只能私下扯淡，媒體上都是知識分子的言論，公共的言論自由其實只能是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老百姓只是知識分子爭取自己權力的工具而已，這種狀況今天依然存在。

隨著技術的發展，有了互聯網，民眾有很多權利需要去爭取，其中一個就是爭取反代言，就是反對知識分子再代言我們，因為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自己說出自己的觀點和看法。當然，鑒於思考的痛苦性，很多人無論有什麼工具，都只是跟著知識分子後面搖旗吶喊的傻瓜，被知識分子當槍使，因為這些人既不想思考，又想一副掌握真理的樣子，能不被知識分子利用嗎？所以說，民眾的反知識分子代言要想成功，路還長著呢！不過，公共知識分子變成公知，由香變臭，可算是反代言的階段性勝利。

要反代言，我們就應該把自己看法說出來，我們看法也許不同，但要積極的說出來，否則我們就會被代言，一小撮高聲說話的人的力量，可能遠遠大於沉默的大多數的力量，要維護大多數的利益，唯有大多數不再沉默。

所以，我成長於鄧小平時代，又是一個從小喜歡讀報紙的人，喜歡胡思亂想的人，我有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誰都別想替我代言。所以說此文內容，或正確或荒謬，可供討論和批評，但是我要的主要是說出自己的真實看法。

（二）鄧小平時代

按照一般的常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後鄧小平時代。本文把鄧小平時代和後鄧小平時代統稱為鄧小平時代。原因很簡單，鄧小平的後繼者基本繼承了鄧小平的衣缽，在鄧小平設定的框架內領導中國發展。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鄧小平各種理念的深入和極端化。鄧小平時代和後鄧小平時代的關係，有點像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關係，新自由主義的本質還是古典自由主義那一套，但是的確把古典自由主義那一套給極端化了。鑒於鄧小平時代和後鄧小平時代的內在統一性，本文下面提到的鄧小平時代都是指從改革開放開始到今天的時期。巧的是，鄧小平時代的改革走向在今天看來，也是新自由主義。

固然，鄧小平沒有搞大規模的國企私有化，沒有讓大批的國企職工下崗，沒有因教育、住房與看病的市場化而形成的「新三座大山」，但是鄧小平為這一切打下了基礎，是鄧小平改革邏輯的結果。

（三）左派和右派無法客觀評價鄧小平時代

所謂思想上的左和右，其實就是指人們所秉承的對立的意識形態，左派和右派的鬥爭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鬥爭。為什麼說左派和右派無法客觀評價鄧小平時代呢？其關鍵就在於評判標準。左派和右派的評判的標準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是否有利於其意識形態。老百姓再受苦，只要有利於其意識形態，就讚揚；老百姓再高興，只要不利於其意識形態，就批判。比如說，前蘇聯解體時，當時國家經濟崩潰，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下降，「1994年，俄羅斯的男性人均壽命降到了58歲，低於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只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好一點。」（《世紀大拍賣》），我記得蘇聯解體時，我所在的三四線城市都有很多的前蘇聯的姑娘來飯店端盤子，成為飯店招攬生意的噱頭。在民眾生活如此不堪的情況下，中國的自由派對蘇聯解體民主化都讚美不已，為什麼，意識形態作祟而已。而今天的一些左派，不顧毛澤東時代的饑荒與貧苦，控制與不自由的事實，把毛澤東時代給浪漫化了，都快成了《鏡花緣》里的君子國了，這還是意識形態的原因。這樣的左派和右派，用意識形態作為評判標準，就不可能得出客觀的有意義的評價。

在不少左派眼裡，改革開放全是錯，就是一步步走向資本主義，就是人民受「吃二茬苦，受二茬罪」，這不是事實，事實是改革開放以來，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是大幅提升的，這個我是有體會的，我並非大富大貴之人，普通人一個，其實大家也是有體會的。

當然左派比較多說的「底層」。但就底層而言，在鄧小平時代也是受惠的，在2010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高級別會議上，據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統計顯示，中國已提前實現將貧困與飢餓人口減半、普及初級教育、降低兒童死亡率等目標，其中在減貧方面，過去二十年中全世界擺脫貧困人口中的７０％是由中國實現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克拉克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中國是「一個生動的例證」，中國的進展向全世界表明千年發展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2010年聯合國發布的報告指出，全球仍有14億人口生活在沒有電力供應的夜晚，解決供電問題是幫助他們脫貧的重要手段之一。報告統計，現階段，美國紐約州1950萬人口的居民用電量與除南非外撒哈拉以南國家7．91億人口的用電總和相當。報告指出，電力供應問題遠不止是一個生活方便不方便的問題，它與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密切相關，關乎貧困人口脫貧大計。報告特別指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電力供應的「亮點」，預計在2015年前能夠全面實現全人口居家電力供應普及。

中國的發展不僅惠及中國的貧苦人口，據聯合國官員說，在使非洲擺脫長期貧困問題上，中國能作出獨特貢獻。

應該說，鄧小平時代，尤其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的好處是普惠的，大家都是得了好處的。所以我為什麼說左派批判《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時我想辯護，因為這部電視劇表現的是1985年前的鄧小平，這個時候的鄧小平在把中國從極左往右邊拉，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鄧小平時代後來是不是被拉向了極右，這是可以討論的，但是電視劇里的鄧小平雖然把中國在向右拉，還絕沒有到極右，這樣猛烈的批評是不符合事實的。

右派眼裡的鄧小平，經濟改革是支持的，但對鄧小平有兩點不滿，一是沒有進行他們所說的政治改革，就是放棄現有體制，全面轉向西方式的民主體制，尤其是八的平方事件，罪大了去了；還有就是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沒有徹底的市場化，私有化，就是經濟體制新自由主義化。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政策發展就是一步步按照右派的要求在走，但是已經造成了很多的問題，比如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發展的趨勢不是共同富裕，而是馬太效應，按照鄧小平的說法，這幾乎可以宣告改革失敗了。今天中國的絕大多數社會問題，就是這個兩極分化造成的。但是中國的右派們，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者們依然不顧現實，一根筋似的一條道走到黑，依然沿著新自由主義的路子狂奔。即使是今天，他們依然打著國企尤其是央企的主意，利用中央的混合所有制提高效率的想法，想偷梁換柱變成國企私有化的新路徑。他們說國企的存在是社會貧富分化的原因，要改，我們且不論此論的正誤，只說用他們的解決方案私有化後，貧富分化會增加還是會減少？是老百姓從私有化中受益，還是擁有大資本的少數人受益？如果你還沒被忽悠殘，答案不言自明。

所以我說，自由派對鄧小平的不滿，也可能恰恰是鄧小平高於這些自由派的地方。按照自由派設計的路徑走，今天的中國可能民眾更分裂，社會危機更為嚴重。

當然，我上面說的脫貧和兩級分化並不矛盾，兩極分化和底層的收入無關，只是相關高低的差值。所以說，今天的底層，也多是脫貧的底層，以前沒有底層，也很多是沒有脫貧的「非底層」。

左派和右派都應該學習鄧小平的一點是，要有實事求是和務實的精神，別被意識形態遮住了眼睛和屏蔽了腦子，三個「有利於」就是脫離了意識形態的羈絆。

（四）改革開放的合法性的確是建立否定前三十年的基礎上

前一段官方說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從歷史上看，在我的印象里這不是事實。這從兩件事大致可以看出。

其一是我們看到很多的文字里，都在講文革後期，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長期以來我都以為這是鐵板釘釘的事實，後來看了一些資料，我們可以說那時老百姓很窮，生產力比較落後等，但是說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絕對的誇大其詞。與其說這是事實描述，不如說是為了給改革開放提供合理性。改革開放的合理性或者說合法性不就是建立在對前三十年，尤其是對文革的否定基礎上的嗎？因為要崩潰了，所以必須改革，只能改革，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這種手法有點像撒切爾夫人推銷新自由主義說的「別無選擇」。

其二是我記得我上小學那會兒，按照老師的布置，經常寫一些憶苦思甜的八股文，其中經常用到一句話：「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然後寫大家過的如何的倍爽，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那叫一個慘啊。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什麼，其實那時我並不知道。我們的這種寫法很多學生都在用，甚至很多成人也在用。這難道不是對前三十年的否定嗎？

另外，當時的文藝也是如此，像傷痕文學，還有知青文學，我看過的小說和電視劇《蹉跎歲月》等。著名導演謝晉拍攝的一系列的電影《天雲山傳奇》、《牧馬人》和《芙蓉鎮》等，不都是對前三十年的否定嗎？我記得我小時候從父親那裡拿到一本小說集，全是批判前三十年的，其中一些情節還記得，但是名字記不清了，現在我只記得其中一篇的名字《小鎮上的將軍》。我記得小時候看電影《小街》，後來郭凱敏為了給張瑜偷一根辮子，被打的雙目失明，我就恨的不行，對文革恨之入骨。現在想來，文藝真的關乎政治，對我的政治傾向影響很大。後來看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就恨納粹。看小說《那兒》後，不久發生了通鋼事件，激勵我寫了批判經濟自由主義者的文章，寫的膚淺無所謂，重要的是把自己想說的說出來。

今天，一些左派用前三十年否定改革開放，而用改革開放否定前三十年，是改革開放以來主流話語一以貫之的。官方宣布互不否定，也同樣是出於政權合法性的考量，可以理解的，關鍵是要想法把話說圓了，比如可以說這是黨的與時俱進，按照金一南的說法，這叫黨的「可塑性」（金一南這種說法在「互不否定」之前提出的）。

（五）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之爭

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之爭簡單的說就是「左退右進」，有些爭論，像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之爭，也被放進左右之爭，這屬於「中國特色」，很不普世。因此在中國當下的語境里，基本上意識形態之爭都可以放到「左右之爭」這個大筐里。

改革開放後的左右之爭，基本上是當初的反文革派之間的爭執。為了方便說明，我這裡簡化的說，假如文革是極左的一個點，徹底的新自由主義是極右的一個點，那麼這兩點之間有一個線段。剛改革開放時，支持文革的精英基本被清洗出精英隊伍，留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都是反文革派，他們聯起手來，把中國從極左的這個點沿著線段向右邊拉，所以後來的左右之爭不是反不反文革，而是在拉的過程中，應該在線段上的哪個點停下來。一些政治精英認為應該早一點停下來，這就和要繼續拉的精英發生了矛盾，這些要早一點停下來的精英後來被右派們稱為「老左派」，我看到右派的一些文字里，老左派里被稱為「左王」的就至少看到三位：胡喬木、鄧力群和賀敬之。有意思的是，我從來沒有看到「右王」的稱謂，這大概是右派掌握話語權的一個體現。這些老左派在於繼續右拉派的爭執中，雖間或有小勝，當整體就如我說的「左退右進」，中國還是繼續往右走，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老左派已經基本邊緣化了，八的平方事件後，老左派以為自己的第二春來了，可以把中國向左拉了，結果鄧小平南巡後，老左派基本被打殘了，失去戰鬥力了。鄧小平南巡後，中國不但被右派們繼續往右拉，而且向右的速度大大的增加了。所以說，鄧小平的南巡是右派們對他最為讚許，最為津津樂道的，像朱學勤就說：「南巡之路是鄧晚年的「天鵝之舞」，從某種意義來說，真正的鄧小平時代。」，「所以鄧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沒有鄧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臨的。」（《激蕩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真相》）。

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快速向右走，這時候知識精英出現了分化，一些知識精英想停下來，而多數知識精英還想繼續向右走。那些想停下來的知識精英後來被右派稱為「新左派」，這場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可能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比較大，但對大多數中國老百姓而言，根本不知道這場爭論。

其實在人類社會裡，左和右之所以能長期對峙，是因為左有左的好處，但左有左的問題，右也是一樣。當我們擁有左的好處時，往往不在意自己擁有的，所以滿眼都是左的問題，會想向右走；反之，當我們擁有右的好處時，會看重右的問題，會想向左走。這大概是因為人們總是比較在意自己得不到的東西，而得到的往往又不珍惜。

之所以會出現新左派，是因為中國在向右移動的時候，人們得到右的好處越來越多，而右的問題開始出現了，還因為離左越來越遠，失去的左的好處開始想念了，一些現在的左派不就後悔自己當年支持向右走嗎？經常表示懺悔。新左派雖然人數稀少，力量薄弱，但思想爭論不是數人頭決定勝負的，而新左派的一些人頗有戰鬥力，一時竟然形成與人數眾多的右派知識精英分庭抗禮之勢。但是繼續往右走是右派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以及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的資本精英的共識，因此中國繼續向右走的趨勢沒有變。

經過江朱時代的大規模國企私有化和國企職工下崗後，以及出現新的「三座大山」，在新左派之外，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民間左派，這些左派和新左派一起，開始遲滯「三大精英」把中國繼續向右拉，一些民眾也開始起來反抗。隨著中國繼續向右走，逐漸靠近極右，相應的一些左派的思想開始向左走，乃至於後來一些左派開始為文革翻案了。比如我知道一個叫蕭武的一個年輕學者，一開始的思想還是偏右的，但是隨著中國越來越右，他也開始越來越左，最後也開始為文革翻案了。可以說，中國越右，右的問題就越凸顯，這些問題就會使一些人越來越左。

在矛盾過於尖銳的時候，政治精英就會適當的讓一讓，緩和一下矛盾，然後再向右走。這往往會遭到右派知識精英和資本精英的不滿，這是三大精英內在的矛盾，但對外向右走始終是他們的共識。政治精英推進的改革，知識精英往往充當工兵，在人們的腦子裡鋪路搭橋，為改革來給人們「解放思想」，也就是說，知識精英以批判政治精英的種種問題來為下一步的改革製造輿論，比如批判國企沒效率，吐痰理論，冰棍理論，靚女先嫁論等等，為政治精英推行國企私有化製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所以，知識精英批判官方，與官方對立是假象，是忽悠人的，否則這些知識精英怎麼會掌握被他們稱為專制社會的話語權呢？是因為中國其實不專制嗎？還是因為右派知識精英真正的支持者恰恰是官方呢？而被他們稱為官方走狗的左派怎麼辦的雜誌關的關，換人的換人呢？

隨著郎顧之爭，右派中佔據資源最多的經濟自由主義者（主要指那些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的名聲在民間開始變壞，隨著現在基本由右派知識精英組成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在民間變臭，相應的「公知大舞台」右翼媒體如南方系以及右派知識精英群體等不可能不受影響，他們在民間的聲譽日漸衰落，與上個世紀他們在民間的影響力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因為他們背後有官方支持，依然佔據媒體和教育的位置，還是能矇騙很多傻瓜的，其中相當的的傻瓜還是以為他們和官方是對立的，這很可悲。

為什麼聲稱「保黨」（張宏良語）的左派被官方打擊的比聲稱要「推牆」的右派還要嚴重的多呢？原因很簡單，官方看的很清楚，聲稱保黨的左派骨子裡是反對改革的，而聲稱「推牆」的右派恰恰是改革的真正的支持者，他們從不反對改革，只是恨改的不徹底，改的太慢，這就為官方繼續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支持。真正把媒體都交給左派，《中流》、《當代思潮》、《紅旗》等不都給官方的改革添堵嗎？而右派把持媒體，既批判左派，壓制左派，以及向民眾宣傳進一步改革的理由，這就為官方的改革清理了障礙，等出了問題這些右派和媒體又可以作為官方的擋箭牌，上一次郎顧之爭後，那些右派經濟學家們不就勇於出來，成了網民的靶子，實際上替官方和資方當了擋箭牌，讓政治自由主義精英直罵這些人蠢。

鑒於我上面所說的內容逐漸被民眾所覺察，右派知識精英除了官方支持下控制話語權以及一些民間的傻瓜支持者外，基本上聲名狼藉了，在民間玩不轉了。但是一些自由主義者不甘心自由主義在民間就這樣毀了，於是前一段時間冒出了一群自稱「左翼自由主義」的人，聲稱要「亮旗」了，依我看這恰恰說明了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新自由主義的頹勢難以遏制，一些自由主義者奮起自救，希望藉助一些左翼的內容，推崇羅爾斯的自由主義來挽回自由主義的聲譽，不過能不能成氣候，有待觀察，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中國主流的自由主義者如何看待這些左翼自由主義者，也是有趣的觀察，因為當年學者甘陽自稱「自由左派」的時候，也是推崇羅爾斯的，結果被自由派一腳踢進了新左派。今天主流自由派的聲勢不如當年了，但是不知道脾氣是不是和當年一樣大。

應該說，除了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左右之爭外，鄧小平時代另一個主要的意識形態鬥爭是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展開的。民族主義長期被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聯手壓制，資本精英的態度比較複雜，一些買辦資本當然恨民族主義了，而一些資本精英往往打民族主義的牌來推銷自己的商品，或者保護自己的利益（如娃哈哈與達能之爭）。知識精英長期對民族主義的詆毀使得沒有話語權的民族主義者沒有發聲的渠道，媒體上到處是批判民族主義的聲音，而一本並不好的推崇民族主義的書籍《中國可以說不》讓精英警覺民族主義在民間還有影響力的，但隨後對此書的口誅筆伐，讓沒有話語權的民族主義者無法反擊，自由主義又一次大勝了。民族主義的轉折點是2008年，發生了拉薩對漢人的砍殺，以及奧運火炬傳遞中受到的阻撓，使得民眾一下子爆發了民族主義的情緒，走上了街頭，不僅走上了中國的街頭，而且走上了西方的街頭，這一切讓本以為對民族主義已經大獲全勝的自由主義者非常的驚愕，乃至於失態，在自己控制的媒體上破口大罵。但是如果民族主義能被自由派罵死的話，早就死了多少回了。一個同樣持批判民族主義態度的學者說：民族主義是世界上最強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識，它如同家庭對於家庭成員的天然親和力一樣，對人們產生最直接、最自願、訴於親緣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著民族、國家以及外部世界對這一民族利益的挑戰、壓力或威脅，民族主義就會激發起人們維護民族利益的熱情、責任與使命感（蕭功秦）。後來在釣魚島的爭端中中國民眾又一次走上了街頭，顯示了民族主義的強大的動員能力。媒體和知識精英依然如故的批判，但是並不影響民族主義的聲勢。相比之下，曾經要在王府井聚集的並早早廣而告之的自由派，據說去王府井的人寥寥可數，比去的媒體記者還要少，白讓美國駐華大使去跑一趟了，這動員能力幾近於無，看來也只能依賴官方的支持來過日子了。

所以說，自由主義的頹勢一方面是因為它的左派敵人，另一方面是因為它自己製造的敵人民族主義。

另外還有激進與保守之爭，這個離我們老百姓比較遠，不了解。還有新儒家的興起，也不是很了解，不過直觀的感覺是能折騰，但難成氣候，搞個修身養性還行，搞政治怕是沒多大希望。

（六）鄧小平的偉大之處

鄧小平的最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發現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競爭勝負的關鍵，那就是經濟發展。這也是歷史證明的。當初大家為什麼覺得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完全可能的，是因為西方正在經受嚴重的經濟危機，而蘇聯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高速發展。後來蘇東的巨變，也是因為西方的經濟發展迅速，二戰後經歷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後來經濟出現了問題，又利用新自由主義解決了問題，保持了經濟快速發展，而蘇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出現了問題，這和蘇聯垮台有重大的聯繫，蘇聯的解體真不是什麼民主與專制的問題，而是經濟發展的競爭上敗給了西方。

鄧小平意識到，要想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必不可少，否則社會主義就沒有優越性，就會失敗。為了發展經濟，鄧小平就借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手段，並聲稱這也是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不能獨享的，結果越為發展經濟，借用的越多，結果最後自己也變成了類似資本主義的樣子了。當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時，全世界社會主義者有一句話，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的確，剩下的社會主義里，越南，朝鮮，古巴等個頭太小，影響力不足，只有中國這個社會主義還是個大個。當時間到了2008年後，西方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後，又出了一句話，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那中國到底是個啥主義？還真難說，可能是個四不像，既可以說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可以說是有中國的特色的資本主義，單純的說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都會有不少人不答應。正是因為這個四不像，於是「中國模式」就登場了，不少洋人也為「中國模式」捧場，有錢真是朋友多啊。但總體而言，就是今天，中國還是一個「資進社退」的進程。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一個日本研究人員（山本一郎）到中國考察，研究為什麼作為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開始晃動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倒掉，後面的卻連著倒掉了。這個日本人的結論是他發現中國的社會主義與其它他考察的社會主義有一個顯著的不同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一個「不排隊」的社會主義，而其它的社會主義排隊購買商品是常見的現象。這說明當時進行了市場化改革的中國，已經具備了一些資本主義的特徵了。這位日本人還寫道，1989年中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就是放在非洲的不發達國家也屬於下等，但中國市民不僅可以得到麵食類和肉類食品，而且可以自由的買到西歐式的炸雞、漢堡包以及可口可樂類的食品，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他們享受著與其他同類國不可同日而語的食品。

但是鄧小平可能忽略了一點，自己過得好不好，並沒有統一的硬性標準，而更多地是人們的一種感覺，只注重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不去管感覺，恐怕還是不行的。如果你發展的好，要讓人們感覺到好，人們才會滿意，社會才會穩定。中國要說發展不慢，生活水平提高也是比較快的，但是人們的感覺很糟糕，因為知識分子在媒體上整天一方面吹捧一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只存在與他們腦子裡的「西方天堂」，另一方面把中國說的幾乎一無是處，經濟增長再快，但是危機四伏，很快就要崩潰了；經濟發展是快，但是因為沒有政治改革，必定並且已經阻礙經濟發展了，經濟發展很快就不快了；中國發展是快，但是霧霾這麼多，污水這麼多，你快得癌症了，小命難保了；中國發展是快，但是你吃的全是地溝油，瘦肉精，喝了奶粉長結石，不死都命大等等，這種情況下，你的生活水平再高，不健康了，要死了之類的，你的感受就是不好嘛。這樣，老鄧以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行，不注重感受，人們只從媒體上看到社會黑暗面，就會誤以為社會只有黑暗面，怕還是死路一條。想想以前窮的厲害，還惦記著不能光顧自己好，還要解放西方處於水深火熱的民眾呢，這就是感受。

（七）鮮花盛開的旅程啊，鮮血流淌的路段……（黃紀蘇《我們走在大路上》）

鄧小平時代的好與壞，利與弊，本想多寫，但是發現上面已經打了那麼多字了，再加上這方面媒體上，網路上，書里等已經寫得很多了，我就不多啰嗦了，只是簡要的說一下，如何評價一個時代？我以為，任何一個時代，對有些人來說，都是最好的時代；而對另一些人來說，都是最壞的時代。如果對多數人而言，都算是較好的時代，對少數人而言，是較壞的時代，這樣我們就可以評價這個時代是一個好時代，反之則是壞時代。對鄧小平時代而言，恐怕不能一概而論，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對多數人而言是一個好時代，是一個鮮花多於鮮血的時代，而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評價可能會有分歧，但是鮮花盛開的少了，鮮血流淌的多了，這是可以肯定的，因為出現了兩極分化，也就出現了兩個中國，「在歡聲笑語的崛起中國身旁，還蹲著一位面無人色的絕望中國」（黃紀蘇），但是「中國模式」派認為基本面還是好的，未來也是輝煌的，對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大家自己評判。

（八）毛澤東與鄧小平

談論鄧小平，很難不提到毛澤東，對於鄧小平的評價，左派和右派其中一個分歧就是如何看待鄧小平和毛澤東的關係。在左派眼裡，鄧小平顯然是一個毛澤東的背叛者，而在不少右派眼裡，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繼承者，「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仍然保持毛澤東體制不變，其核心是堅持一黨專政，即不受監督、制約，不受限制的全面的權力獨佔，即所謂絕對領導。在經濟上則實行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這正是典型的毛體西用。」（錢理群）。正如我上面說的，左派和右派都是用意識形態的標準來做評價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偉人，但是確是不同檔次的偉人，鄧小平的檔次要比毛澤東低一個檔次，而毛鄧之間過渡的華以及後鄧時代的領導人，又不可與鄧同日而語。中國歷史在發展的過程中，有些東西會因發展而變動，有些卻保持某種穩定，這就成了歷史常態，毛澤東時代就是一種前無古人的想要超越歷史常態，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刺眼的例外，一個巨大的非常態，但是毛澤東並沒有為這種試圖超越找到出路，而且這一過程也造成了民眾巨大的災難。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於毛澤東這一套沒有出路的情況下，又把中國重新拉回了歷史常態。我們舉例來說，嫖娼是歷史常態，真正消滅妓女就是歷史非常態；官員修理百姓是歷史常態，百姓可以修理官員就是歷史非常態等等。

還有一個平等問題，今天很多人可以舉出成百上千的例子說明毛時代也是有很多不平等的，以此論證說毛時代平等是不對的。此種論證方式其實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平等歷來都是相對的，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平等。說毛時代平等是相對於千年的封建歷史，相對於民國，也相對於鄧小平時代。用毛時代的沒有做到絕對的平等來論證毛時代是不平等的，是論證上的偷梁換柱。

（九）如何理解鄧小平

理解偉人往往是比較難的，不同人理解的層次也不一樣。比如說對於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我們普通人很多就理解為爭權奪利，這其實不是普通人的自己的思想，是接受了宣傳的結果，這種理解的層次就很低了，而《毛澤東主義與人間天堂》（王力雄）這篇文章，無論理解的對錯，都比只是理解為爭權奪利的層次高多了。而毛澤東為什麼要斗知識分子呢？一些人就理解為毛澤東年輕的時候在北大圖書館打工，受到了北大知識分子的輕慢，所以後來不待見知識分子，這是典型的小市民的理解方式，層次也不高。我的理解大約也是小市民級別的，下面我就用我的小市民心態來理解一下鄧小平。

最近鄧小平的女兒鄧楠在《人民日報》撰文透露，鄧小平南巡後，身體狀況短期內急轉直下，再也沒有緩過來。在經歷了八的平方事件後，鄧小平為什麼要這樣拼呢？

對鄧小平而言，一生也是幹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參加革命，一件是改革開放，前一個是提著腦袋出生入死的事，後一個是為他贏得了巨大國際聲譽的事，對這兩件事，鄧小平是都不希望否定的，所以他既要維護前者，也要維護後者，這就有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八的平方事件後，中國右派受到了較大的挫折，左派政治精英開始反擊，這種反擊搞得過於聲勢浩大，使得鄧小平有種失控的感覺，正如毛澤東不能容忍否定文革一樣，鄧小平也不能容忍否定改革開放，左派的姓社姓資的大討論，讓鄧小平開始擔心他的改革開放這塊心頭肉被左派給否定了，於是採取了一個中國特色的方式，南巡講話。利用這個講話，已經佔據優勢只是暫時被壓制的右派一下子就把左派政治精英（就是老左派）給打垮了，中國迅速右轉，這個結果是不是鄧小平的初衷，身體已經不行的鄧小平再沒有發聲，我們就不得而知了。鄧楠最近的那篇文章里提到鄧小平南巡還說：「1992年父親發表南方談話，堅定地表示：雖然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他說：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這樣的說法在當時像《東方風來滿眼春》這類宣傳南巡講話的文章里，被有意無意的給遮蔽了。這說明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依然擔心出現因否定馬克思主義而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革命生涯的情況發生，可是右派知識精英可能故意忽略了這方面的內容，只揀符合自己意願的講話內容大肆渲染。

對於鄧小平時代的評價，未來會有所變化，要看未來如兩極分化的問題是逐步解決，還是繼續馬太效應，如果共同富裕了，環境變好了等等，鄧小平的評價會上升，如果問題越來越糟糕，那麼追根溯源，鄧小平的差評怕是跑不了的。對於截止到今天的鄧小平時代的評價，我和左右派都不一樣，我的評價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再不好，也比前三十年強的多；前三十年再不好，也比民國強的多。這個評價，怕是把左右派都給得罪了，他們一個迷戀於前三十年，一個痴迷於民國。我還是那句話，意識形態給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