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佃農之子到華人首富——台灣「聚財之神」蔡萬霖傳奇

作者：華商韜略丨華商名人堂 遲玉德

來源：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

在歷屆「華人首富」中，台灣霖園集團創始人蔡萬霖恐怕是最為沉默的一位。

1989年到2002年，蔡萬霖一直被《財富》雜誌評選為「台灣首富」，1995年則被《福布斯》雜誌評選為「世界第六大富豪」暨「華人首富」，但他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包括在2004年即將離世之際。

對於外部世界，蔡萬霖似乎沒有什麼好說的：對於自己的成就，他不說別人也都看得到。作為一個從八歲開始闖蕩台北，從社會最底層一步一個腳印打入上流社會的商人，他更在乎的不是通過言辭來塑造自身形象，而是通過功業來改變家族命運以及社會面貌。

佃農之子

1924年11月10日，蔡萬霖出生於台灣苗栗縣竹南村，為他接生的不是產婆，而是他的父親蔡福安。這倒不是因為他父親是一名醫生，而是家裡實在窮得請不起產婆。

蔡家所在的村子地少人多，土地貧瘠，除了種田外，沒有別的營生。當地還時常遭遇颱風，而颱風一來顆粒無收。在這種環境下，蔡福安精打細算也難以周全一家人的生活。更艱難的是，和當時很多家庭一樣，他們還子女多，共育有五男三女，蔡萬霖是第三個男孩，而每個孩子一出生就是一張「討債」的嘴。

由於從小營養不良，蔡萬霖的個頭很矮小，成年後都不足一米六。但他已經算是幸運的了，他的大哥蔡萬生髮育得更不好，還未成年便因心肌炎無錢醫治去世了。

生活將蔡氏夫婦逼到了牆角，但他們並未喪失鬥志，就在蔡萬霖出生、家境極為艱苦的1924年，夫婦倆決定勒緊褲腰帶省錢，供二兒子蔡萬春到當地的竹南公學讀書。對於他們而言，這是唯一的希望了。

蔡萬春出生於1916年，比蔡萬霖大8歲，非常聰明，讀書成績也很好。除了讀書之外，他還常和弟弟蔡萬霖一起陪父親下地幹活，另外去打一些短工，比如幫別人家蓋房子。但即便如此，家裡的經濟條件還是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到蔡萬春16歲時，家裡實在沒錢供他念下去了。

圖註：蔡萬春

為了尋找出路，1932年3月的一天，蔡萬春發起了一次家庭會議。會上，他表示要帶著8歲的弟弟蔡萬霖，去投靠家在台北郊區的大姨夫，希望能在那裡闖出一片天地。

蔡福安夫婦答應了老二的請求，隨後去買了兩張火車票，並把全家僅有的2.9元錢交給老二，最後囑咐道：「以後就全靠你們自己了!」

上陣兄弟兵

到了台北之後，蔡萬春和蔡萬霖先是從最熟悉的營生做起，他們在萬華的汀州路一帶種菜，然後將菜販運到鬧市區叫賣。當時是日治時期，他們發現日本人買菜時一般不會挑挑揀揀，也不怎麼打價，比較有利可圖，而且沒有多少人敢做，於是他們就專攻這個市場。

這份營生讓他們穩定了下來，蔡萬霖也開始上學。不過，蔡萬春的理想不是跑到大台北來就當個菜販子，次年他結束了賣菜生意，轉而進入日本著名化妝品公司資生堂做推銷員。

蔡萬春在資生堂幹了七年，第三年就被晉陞為台中分公司經理，是資生堂的第一個本省籍主管。

1939年，蔡萬霖的學業讀到了一個階段，15歲的他不想繼續念下去了，也想出來賺錢養家。不久，他在大姨夫家附近的一個空心磚廠找到了一份按件計酬的工作。由於工作認真且勤奮，他每次都能拿到最高的薪水。

看弟弟蔡萬霖如此用功，哥哥蔡萬春覺得，兄弟倆與其都給別人打工，不如自己創業，於是在1940年辭去了資生堂台中分公司經理之職，回到台北找項目。

一天，蔡萬春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說可以用魚類、水果和蔬菜合成醬油。他憑藉童年的經驗覺得此事可行，於是一邊研製配方，一邊籌措豆類原料和尋找買家。當時搞到豆類原料和獲得最大買家都需要當局認可，這時，蔡萬春之前的積累便起到了關鍵作用，為生意的落地鋪平了道路。而這個醬油生意讓兄弟倆賺到了第一桶金。

一位台灣媒體人向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介紹說，在以上過程中，蔡萬霖一直擔當蔡萬春助手兼謀士的角色，逐一落實哥哥交辦的各項任務，而且對來往賬目記憶得特別清楚。兄弟倆的分工大體可總結為：哥哥蔡萬春主外，弟弟蔡萬霖主內。

醬油生意之後，他們又開發了米醋生意，也大獲成功。之後，兄弟倆又憑藉賺到的大筆資金進軍食品、雜貨、旅店、礦業、橡膠和日化等多個領域，從中賺了不少錢，到台灣光復前已積累了60萬元資產，在台北商界頗有聲名。

進入金融業

1949年，蔣介石帶領國民黨退守台灣，台灣進入新的時代。這時，已在台北頗有影響力的蔡氏兄弟決定更上一層樓，而第一步就是打通政界人脈。

1950年，台灣推動縣市「議員選舉」，蔡萬春積极參与並競選台北「議員」成功。此後，他便和弟弟蔡萬霖積極投身政治活動，並分別當選過兩屆台北「市議員」。在這一背景的支持下，兄弟二人開始向更高門檻的生意——金融業進軍。

蔡氏兄弟進入金融業的第一炮是入主十信。

十信全稱「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是日本人於1911年成立的一家基層金融機構，在台灣光復後由國民黨政府託管。一直以來，十信都顯得很不起眼，在全台灣的73家信用合作社中排名第61位。到了1957年，連台灣當局都不願意再經營十信了，轉而尋找承包人。

蔡氏兄弟覺得這是一個機會：他們當時正大量購置土地，急需周轉資金，而有了十信就有了融資渠道。不久他們便加入了競標隊伍，並憑藉在政界的影響力，順利拿到了十信的經營權。

入主十信之後，蔡氏兄弟提出了「一元開戶幸福存款」的口號，希望通過降低儲蓄門檻，快速做大儲蓄規模。而這個口號正好契合了台灣當局的政治願望，它也希望通過促進民間儲蓄來籌集經濟發展資金。

為了表示支持，蔣介石甚至親自到十信存款，而隨後大批高層紛紛效仿。於是，「幸福存款」運動迅速風靡全島，連中小學生都辦了「幸福存摺」。這使十信僅用四年時間就發展成為全台第一大信用合作社。

受此鼓舞，蔡氏兄弟於1961年在金融行業再度出手。

當時台灣當局首度向民間開放保險業，釋放出八張保險牌照，具體事務則由1966年成為「中華民國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的嚴家淦(gàn)主持，而嚴家淦則將其中一張牌照給了一個叫林頂立的前國民黨特工。

林頂立知道保險是個好生意，但他沒有那麼多錢——設立資本需要3000萬元新台幣。於是他找到台北商界名人張傳祥，但很可惜張傳祥也沒有那麼多錢。不過張傳祥有找錢的渠道，他曾做過台北市議會「議長」，與蔡氏兄弟是同僚，關係一直不錯，他知道蔡氏兄弟有錢，而且為人可靠，於是就帶著林頂立去尋求合作。

三方見面後一拍即合，很快就達成了成立國泰系保險公司的合作協議。1961年3月16日，國泰產物保險公司成立;8月15日，國泰人壽保險公司成立。在職權分配上，林頂立擔任董事長，蔡萬春擔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蔡萬霖則擔任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

這兩家保險公司還得到了嚴家淦的首肯，他派自己的門生、財政部門負責人周宏濤，參加了於9月10日舉行的國泰大樓啟用剪綵儀式，並且簽約成為國泰人壽的第一位保戶。

圖註：嚴家淦

「國泰」這個名字是林頂立取的，寓意「國泰民安」。此後，台灣真的富裕了，而蔡氏兄弟則在這一過程中飛黃騰達。

飛黃騰達

有了保險平台之後，蔡氏兄弟更加忙碌起來，兄弟倆的分工仍然不變：蔡萬春擔任董事長，負責戰略和對外事宜;蔡萬霖擔任總經理，負責具體業務和內部管理。

在蔡萬霖的操盤下，國泰產險和國泰人壽發展得都非常快，而且明顯高於同業。其中，國泰產險在成立之後三年的增長率分別為19%、32%和38%。國泰人壽的情況也差不多，其市場佔有率則更可用「驚艷」來形容，到1963年(成立兩年後)就達到了31.6%，到1967年(成立六年後)更達到了42.8%。在保費規模上，到1971年(成立十年後)，國泰人壽的普通壽險有效保單突破了100億元新台幣，市佔率則更攀升至50%。

除了保險行業之外，蔡氏兄弟還進入到房地產、塑膠和海運等行業，於1964年成立了國泰建設公司、國泰塑膠公司和國際海運公司，並逐漸發展成為一家大型企業集團。

那麼，蔡氏兄弟何以能取得如此輝煌成就呢?對於這個問題，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總結了以下三點：

首先，蔡萬霖不是眉毛鬍子一把抓，而是去抓主要問題，抓一個生意的總綱。他常說，「我掌管這麼大的家業，首要的是必須抓住這個『綱』，不然的話就會出亂子，甚至會搞砸鍋。」

以國泰人壽為例，公司發展初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拉隊伍、建班子，之後才可以談其他。

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掌握的資料顯示，1963年10月到1966年4月，國泰人壽通過媒體共發布了305次招聘廣告，每次錄取約300人，在兩年半的時間裡培訓了大約10萬名保險代理人，而且招募對象的80%是全職太太、畢業新生、退伍軍人、退休教師和公務員等可靠群體。

有了隊伍之後，蔡萬霖便將主要精力放在培養幹部上。對於外勤部門，他一天跑4個單位，最多時跑5個，親臨一線督導。對於內勤部門，他也採取類似的方式，他的辦公室位於國泰大廈的第28層，他會隨時搭乘專用電梯到每一個樓層巡視，一是了解那裡的業務情況，二是查看基層員工的工作狀態。

蔡萬霖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通過這種對於內外勤全面而細微地了解，他能第一時間了解公司的問題以及員工的狀態和想法，從而在決策層面做出快速反應。此外，他的工作狀態和高強督導還使每一個幹部時刻不敢鬆懈，都加班加點地工作。

品牌建設方面花樣繁多，他指揮屬下去鬧市區拉橫幅，立宣傳板，發傳單，使用一切手段讓民眾看到並記住「國泰」品牌。通過這樣經年累月的積累，國泰漸漸發展成台灣民眾最熟悉的品牌，極大拉動了業績的增長。

最後，蔡氏兄弟非常捨得在增強品牌公信力方面下本錢。兄弟倆曾專門去日本考察金融業，發現大的保險公司都擁有自己氣派的辦公大樓。回到台灣後，他們就決定建設自己的辦公大樓，於是於1964年到1968年在高雄、台中、屏東、彰化、新竹和基隆等城市大量買地，共建成了109幢國泰大廈。

到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蔡氏企業集團在台灣商界已首屈一指，風光無二。

然而就在這時，突然發生了一場變故，並引發了一場危機，險些將這個大富之家打翻在地。

分家與危機

1979年蔡萬春突然中風，從此無法工作，這一變故讓蔡家人不得不思考家族企業的前途。

家族已參與到企業運營中的成員，包括老三蔡萬霖、老四蔡萬才、老二蔡萬春的長子蔡辰男及次子蔡辰洲等，在綜合各種因素之後決定分家，並最終達成了「六分天下」的分家方案。

其中，蔡萬霖分得十信、國泰人壽、國泰建設和三井工程等;蔡萬才分得國泰產物保險;蔡辰男分得國泰信託和來來飯店等;蔡辰洲則分得國泰塑膠和國際海運等。

這個分法基本滿足了各方訴求，不過由於當時交叉持股嚴重，叔侄之間常會產生一些摩擦。為了徹底釐清各自的經營權，蔡萬霖以整個集團最優質的資產——十信為籌碼，與兩個侄子交換其手中的國泰人壽股份。在蔡萬春的力主下，這筆交易最終得以達成並交割，這之後，國泰人壽就歸蔡萬霖所有，而十信就歸蔡辰洲所有了。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蔡辰洲在得到十信之後，竟干出了一件震驚全台的禍事。

圖註：蔡辰洲

蔡辰洲個性張揚，抱負遠大，而且好大喜功。他一直都有一個抱負，就是能幹出一番超越父輩的功業，而十信讓他覺得有了實現抱負的工具。

蔡辰洲的計劃是，用十信的資本去大量收購多個領域的虧損企業，然後將這些企業扭虧為盈，從而構建一個超牛的企業集團。這個想法本來沒有錯，錯就錯在蔡辰洲太著急了，他在沒有成功經驗的前提下，就到處瘋狂收購高負債企業。而為了快速籌措收購資金，他又讓十信以高於銀行四倍的利率吸儲，結果將十信拖入了債務黑洞。

此外，蔡辰洲還大張旗鼓地進軍政壇，希望藉此建立可信賴的公眾形象。他先是加入了國民黨，後來又於1982年當選為「立法委員」，並在「立法院」內與王金平等組成「十三兄弟」派系，其出鏡頻率之高甚至引起了蔣經國的反感。

不過這麼高調的宣傳，仍不能緩解十信的債務危機，到1985年，十信的負債總額已成天文數字，而蔡辰洲仍不肯收斂，還在大舉違法放貸，結果被監管部門盯上。不久監管部門勒令十信停業整頓，而這直接導致儲戶瘋狂擠兌十信，結果很短時間就把十信擠兌破產了。

十信破產引發了連鎖反應，儲蓄客戶人心惶惶，對各家金融機構都開始不信任，掀起了一波擠兌潮。其中，蔡辰男的的國泰信託被擠兌得最厲害，幾天之內就被提走了150億元新台幣。國泰人壽和國泰產險雖然因自身經營良好頂住了壓力，但遭受損失的儲戶卻要求這兩家公司的所有人——蔡萬霖和蔡萬才對蔡辰洲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打出了「蔡家債蔡家還」的口號。儘管這個訴求沒有道理，但卻架不住人多勢眾，當時這批討債人有10萬之眾!

洶洶群情之下，蔡萬霖和蔡萬才發表了一篇《情、理、法》的聲明，表示他們與蔡辰洲旗下企業沒有關係，不承擔其債務，不過，他們同時考慮到民眾的意願，決定分別拿出3億元和2.5億元新台幣稍作補償。

對於這一方案，討債儲戶表示無法接受，因為他們遭受的損失總額高達近200億元新台幣。這些儲戶不甘心就這麼白白損失，於是又向政府施壓，而政府最終讓這筆債務落到了蔡辰男頭上。據報道，蔡辰男直到70歲才徹底還清了這筆巨債，而惹禍的蔡辰洲也付出了代價——他被台灣法院判處670年監禁，並於入獄兩年後的一次保外就醫過程中病逝。

圖註：蔡辰男

這一事件就是著名的「十信弊案」，是台灣近現代史上第一次重大金融危機。此後，蔡萬霖在行事上變得更加低調，幾乎再未接受過媒體採訪，也再未踏足過政壇。

霖園時代

分家之後，蔡萬霖將自己分得的產業組成了「國泰人壽集團」，後來又改組為「霖園集團」。早在霖園集團發展初期，蔡萬霖在發展策略上就與侄子蔡辰洲截然相反，顯得相當「保守」，十信弊案則更加劇了這種保守。

首先，蔡萬霖將國泰人壽的年增長目標從50%調降到30%，同時成立了售後服務部門，加強對各項工作的精細化管理，希望通過以退為進的方式來鞏固已有市場。這項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客戶忠誠度和品牌美譽度都大幅提升，而這又反過來促進了業績的增長。

其次，蔡萬霖將國泰人壽的保險資金進行了比較保守的投資，基本上是1/3用來放貸，1/3購買股票，1/3投入房地產。

在房地產投資上，他也表現得比較落伍，主流的房地產商當時都是「囤地—賣地—套現」，走短平快路線，而他卻堅持「只租不賣」。沒有人能準確知道蔡萬霖當時為什麼會這麼做，但所有人都知道這一策略後來獲得了難以想像的回報——台灣房價在此後幾十年瘋狂上漲。不過，蔡萬霖也因此又背上一個黑鍋——「炒高台灣房價」。

再次，蔡萬霖在20世紀90年代台灣當局對內及對外放開保險業的過程中，異常堅決地拒絕推出當時風靡全台的高預定利率保單。這一決策使國泰人壽的市場佔有率出現了較大下滑，但卻因此避免了高預定利率保單所帶來的巨額虧損——那些依靠高預定利率保單紅極一時的保險公司後來都遭受了懲罰，或者潦草收場，或者易手他人。

最後，蔡萬霖對員工非常好，他的信條是「財散人聚」和「有福同享」。1986年，他拿出價值4億元新台幣的股票，配股給科長級以上高管，次年則又在股市大漲時給服務一年以上的員工配股，發放了價值30億元新台幣的股票。

通過對以上策略的堅守，霖園集團在蔡家的各分支中發展得最好，而且取得了世界性成就。華商韜略(微信公眾號：hstl8888)掌握數據顯示：1987年，蔡萬霖的個人凈資產已經躋身《福布斯》全球十大富豪之列;1989年到2002年，則一直被《財富》評選為「台灣首富」，1995年更被《福布斯》評選為「世界第六大富豪」暨「華人首富」，當時的個人凈資產高達85億美元，被台灣媒體封為「聚財之神」。

培養接班人

分家之後，蔡萬霖做的另一個大動作是培養接班人。

蔡萬霖共有四個兒子，依次是蔡政達、蔡宏圖、蔡鎮宇和蔡鎮球，長子蔡政達身體不太好，所以主體事業——國泰人壽的接班重任就落到了次子蔡宏圖身上。

圖註：蔡宏圖

蔡宏圖出生於1952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後赴美深造並於1978年獲法律博士學位。他原本打算在美國工作幾年，並為此考取了華盛頓特區的律師資格證，然而造化弄人，證書剛下來，他的二伯蔡萬春就中風了，他的人生規劃也就隨之改變。

1980年，蔡宏圖應父親之召回到台灣，後進入國泰人壽。他最初的職位是常務董事，主要工作就是陪在父親身邊觀摩，從看財務報表一點一點學起。在幾個孩子中，蔡宏圖的性格最像蔡萬霖——低調勤勉，謹慎持重，而且有恆心，很適合做壽險行業。此外，蔡宏圖的形象也非常好，俊朗儒雅，有「太子」之風。

一番歷練之下，蔡宏圖快速成長起來，逐步具備了接班能力。他先是在1984年被晉陞為副董事長，後又於1990年正式接替父親出任董事長。同期，他的弟弟蔡鎮宇也被晉陞為國泰建設董事長。

不過，蔡萬霖在退居二線之後每天仍與幾個兒子共進午餐，其間面授機宜。

蔡宏圖在接班後大舉拓展國泰系在整個金融領域的版圖，進入了財險、銀行、證券等領域。2001年12月31日，他又將自己名下企業整合到一起，創立了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國泰金控」)。

目前，國泰金控已發展成為台灣最大的金融集團，除了台灣本土之外，還擴展到越南和中國大陸，而且都發展得不錯。其中，中國大陸分支的國泰財產保險公司(簡稱「國泰產險」)在上個月還報了一個大新聞。

7月底，國泰金控發布公告稱，其全資子公司——國泰產險吸納螞蟻金服成為其控股股東。具體交易為，螞蟻金服出資8.33億元人民幣認購國泰產險51%的股份。這筆交易，是螞蟻金服繼與騰訊、平安在2013年10月成立眾安保險之後，在保險領域最大的動作。而據報道，這筆交易是由蔡宏圖的長子、家族第三代、「國泰王子」蔡宗翰策劃促成。

圖註：蔡宗翰

以上成就的取得，與蔡萬霖幾十年來對兒子們潛移默化的影響分不開，尤其是對家風的嚴格堅守。蔡萬霖經常教育兒子們，「教養比門第更重要，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他給兒子們定的規矩之一是不準晚上出門應酬，更不準醉酒，誰晚上出門了，他就搬一把椅子坐在門口等，一直等到兒子回來。有一次，一個兒子不但回來晚了，而且喝醉了，結果被蔡萬霖狠狠地打了一記耳光，那聲響在整個院子都聽得清清楚楚。而此事之後，那個兒子痛改前非，嚴格遵守家規，並將這種持重的家風傳承了下去。

「聚財之神」

2004年9月27日，國泰金控發布公告稱，其創始人蔡萬霖因病去世，享年80歲。不過，葬禮並沒有立刻舉行，而是拖到了三個月後的12月28日。

葬禮的追思紀念會在孫中山紀念館舉行，館內2500個座位座無虛席，參加葬禮的賓客包括：陳水扁、呂秀蓮、各行政機關負責人及立法機關民意代表;商界的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台北101董事長陳敏熏、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等，其規模之隆重在台灣商界絕無僅有。

蔡萬霖的遺體最終安葬在位於台北瑞芳的金石園墓園。據報道，這塊墓穴是蔡家人請風水師精挑細選的，在整個金石園墓園亦處於上佳位置，能庇佑家族及企業之運數。有人評論說，此足見當年蔡萬春中風後那場由分家導致的危機，對蔡家人影響之深，他們寧可如此也不願再出差錯。

蔡萬霖去世後，人們關心的另一個話題是蔡家到底要交多少遺產稅。根據《福布斯》測算，蔡萬霖在2004年的個人凈資產為46億美元，摺合1564億元新台幣，而當時台灣遺產稅的稅率是50%，也就是說，蔡家要交的遺產稅高達782億元新台幣。但後來爆出的消息卻是，蔡家需要交的遺產稅只有不到5億元新台幣!

這一消息讓整個輿論沸騰了，有人批評蔡家人「不老實」，有人則在研究蔡家人到底是怎麼辦到的。這時一些人忽然指出，蔡萬霖早在1998年8月就因輕微心肌梗塞住進了國泰醫院，此後再未公開露面，因此懷疑……那段時間傳言滿天飛，而兩岸三地的金融機構，尤其是壽險公司也跑來湊熱鬧，紛紛向有錢人兜售「蔡萬霖如何規劃遺產稅?」的講座。

一代「聚財之神」，最終以這樣的形象留在了公眾記憶里，真不知這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蔡萬霖生前的態度表明，他對外界的成見似乎已最終釋然：當年，十信儲戶批評他「為富不仁」、「忘恩負義」時，他沒有申辯;後來，民眾批評他「炒高房價」時，他也沒有申辯;而此時，面對關於關遺產稅的批評，他已無法申辯想來也不想申辯了。他生前的慈善作為和節儉作風，是不會因為這些成見就被抹殺的。

在慈善方面，蔡萬霖於1980年成立了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旨在救助急難，扶老攜幼以及照顧殘障。此外，他還成立了專門面向文化和體育事業的國泰建設文教基金會，建設了大量基礎文化設施，另外幫助了大量貧寒子弟。數十年來，他向社會捐贈的財富總額已經超過了100億元新台幣。

在對慈善事業慷慨的同時，蔡萬霖對自己卻很節儉。他住的樓是自家建的，並不豪華，開的車是一輛台灣本地產汽車，孩子們給他買了一輛賓士，他卻不怎麼坐，說太豪華的車會讓人忘記勤儉。他平時巡視各分公司時跟員工一起吃工作餐，抽的煙是普通民眾都抽的「萬壽牌」香煙。他喜歡穿西裝，但卻不選什麼奢華品牌，而且每件都能穿將近十年。

蔡萬霖的人生傳奇向我們展示了這樣一種精神：一個來自貧困地區的窮小子，依靠勇氣、勤奮和智慧，通過投身新興事業而獲得商業成功。然而在大富之後，他並未陷入物質享樂或者精神空虛，而是以一種清教徒般克勤克儉和矢志不渝的態度，不斷壯大自己的事業，並保持家族和基業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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