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徹底讀懂土耳其軍政關係的發展

無疑，今天最重要的新聞就是土耳其爆發的未遂軍事政變，報道和分析文章也是接踵而至，多如牛毛，朋友圈簡直刷屏了。作為專業的中東研究自媒體，自然不能不做點貢獻。土耳其爆發政變之時，身在美國東部的小編正用晚餐，得知消息後，馬不停蹄，運用畢生所學，準備了下面這篇長文，梳理了近一個世紀以來土耳其的軍政關係的發展。

土耳其政府與軍隊的關係較為複雜，可以說是當代土耳其研究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土耳其共和國的建立憑藉的就是當時的軍事力量，在凱末爾組建的共和人民黨執政的一黨制時期，軍隊是輔佐政府執政的，與政府之間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多黨制時期，黨派紛爭嚴重，土耳其的政局也不穩定，黨禁取消後，許多伊斯蘭政黨有損於國家世俗化的性質，威脅國家穩定。這一時期，軍隊的主要任務便是維護國家穩定，保證國家的世俗化性質。在60—80年代期間每一次軍事政變之後都會有短暫的軍政府統治，但總體來說這並沒有改變土耳其的國家性質，沒有出現拉美那樣持久的軍人政權。

隨著土耳其民主政治的發展，軍人對政府不再採取直接干預的手段，而是轉向了間接地監督政府的運作，特別是為配合土耳其加入歐共體與歐盟，以及獲得西方的認可，軍隊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自己的部分權力。20世紀80年代的軍事政變後，土耳其沒有再出現臨時軍政府的局面，軍隊也很少採取單方面行動。

正義與發展黨上台之後，軍隊的權力進一步被限制，文官政府和軍方極力維護脆弱的平衡關係。2010年土耳其政府修改了憲法，限制了軍隊干預國家政治的權力。值得注意的是，軍隊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形象，不利於土耳其與西方的關係，但是面對國內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興起、面對不穩定的中東局勢、以及當中東恐怖主義泛濫時，土耳其軍隊又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所以，應當辯證看待土耳其政府與軍隊的關係。

激進世俗化時期的土耳其軍政關係（1923—1959）

在獨立戰爭中凱末爾領導土耳其軍隊為共和國打下了土耳其今天的版圖，軍隊將領擔任新國家的領導人，並開始了文官化的進程。1924年總參謀長被排除在了內閣之外，軍官出身的人占政治職位的數字逐年下降。

1920年，軍官佔大國民議會議員的17%；1943年降到了12.5%；1950年則僅佔5%。1938年凱末爾去世後，領導權轉到了其同僚伊諾努（?smet ?n?nü）手中。他和凱末爾一樣，出身軍方，但已做了20年文官。1948年第一次在內閣中未包括任何一位前任軍官。在1950年舉行的選舉中，作為反對黨的民主黨和平地上了台。十年之後民主黨領導壓制反對派的行動，激起了軍隊在凱末爾傳統名義下的重新問政。

在對政府進行文官化的同時，政府還頒布法律，對軍官的權力加以限制。1923年12月，議會通過法令，禁止軍隊以任何形式支持反對派；官員們只能選擇成為政治官員或者成為軍隊官員，不可兼任；現役軍官禁止成為議會代表等。因此，一些軍官辭去了自己在軍隊的職務，而另一些議員則離開議會，回到了軍隊當中。政府的努力，大部分是為了讓軍隊不要干預政治，一方面是出於維護政治穩定，另一方面是為了讓土耳其共和國的體制更加接近西方的民主。

在民主黨執政的十年當中，土耳其軍隊在規模和裝備上發生了較大變化。20世紀40年代末，土耳其軍隊依然是基於人力優勢的軍隊，而且是根據一戰前的「普魯士主義」組織軍隊。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民主黨上台後，情況大為改觀，1952年土耳其就加入了北約，此后土耳其又得到了來自北約的各種形式的軍事援助，軍隊的技術和裝備有了較大進步。長期與西方盟國的接觸，不僅讓土耳其軍隊看到了自己與西方在軍事上的差距，也認清了土耳其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差距，軍隊對政府的不滿也在悄然增長。1957年，有9名軍官因所謂的「反政府行動」被捕；1958年1月，政府對軍官的逮捕進一步公開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政府與軍隊的矛盾。

民主黨執政晚期，軍方立場也有所變化。最大的反對黨——共和人民黨與土耳其軍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民主黨對軍方缺乏信任，為拉攏軍隊，民主黨在自己的體系中吸收了一些年紀較大的軍官。在與反對黨的競爭中，民主黨想要依靠軍隊的力量，而不是黨派鬥爭來獲得勝利；因此，共和人民黨的領導人伊諾努（?smet ?n?nü）也不得不向軍方和知識分子求援。

這一時期，凱末爾以來的軍隊不幹政的政策發生了變化，軍隊在黨派鬥爭中保持中立的態度也發生轉變，成為了黨派鬥爭中各方都想爭取的力量。

黨派鬥爭與軍人干政時期的土耳其軍政關係（1960—1980）

1、1960年軍事政變

土耳其1960年軍事政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民主黨在1950年的選舉勝利只是表面上的變化，也就是說，舊的精英主義並沒有完全喪失其影響力。民主黨的領導人在成為反對派之前原本是共和人民黨中的傑出成員，更確切地說，他們是被允許組建一個反對黨，而且在1950年選舉之前，民主黨的許多政策與共和人民黨的並沒有本質差別。這種舊精英主義對民主黨的影響也是導致其政黨和政權衰敗的主要原因，包括民主黨在執政後期的獨裁，也與這種舊精英主義的影響有關。

其次，民主黨的宗教政策引起了軍隊的警惕。民主黨對待宗教的態度模稜兩可，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在競選期間常會利用伊斯蘭情緒來為自己贏得更多選票，在民主黨1958年大會上，曼德列斯曾說：「土耳其是個穆斯林國家，以後也還是穆斯林國家。」執政後的民主黨不斷放寬對宗教意識表達的限制，不斷讓步於穆斯林的宗教需求。

比如，允許在清真寺中使用阿拉伯語做禱告；新建清真寺；允許出售宗教文學書籍等。雖然民主黨並不打算與宗教分享自己在國家政府和立法部門中的權力，但未能阻止宗教機構對政治官僚體系的滲透，伊斯蘭教牧師依然是國家公務員；民主黨承認一些自發的宗教組織，認為宗教與國家發展可以兼容。可見民主黨統治時期，伊斯蘭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這在軍隊看來已經背離了凱末爾主義傳統。

再次，民主黨的獨裁促使了反對派的聯合。民主黨的獨裁在黨內外都引起了強烈的不滿，黨內對曼德列斯個人主義的反對聲音也開始高漲。20世紀50年代末，民主黨再一次加大了對媒體的限制，並且通過頒布法令，規定除選舉期間以外的任何時間不得進行政治集會。

在1957年的選舉中，雖然民主黨只獲得了47%的選票，但是仍然佔有424個議會席位；共和人民黨的支持率上升到了40.6%，但只有178個議會席位；同為反對黨的自由黨只得到了3.8%的選票和4個議會席位，自由黨決定併入共和人民黨；另一個反對黨，極端保守的共和國家黨（Republican Nation Party; Cumhuriyet?i Millet Partisi），得到了7%的選票，但在議會中也只有4個席位，隨後，共和國家黨與另一個小黨，農民黨（Peasants』 Party; Republican Peasants』 Nation Party）合併，成立了共和農民與國家黨（Republican Peasants』 Nation Party; Cumhuriyet?i K?ylü Millet Partisi）。

軍方對這場政變也是策劃已久，參與者主要是一些四十多歲激進的陸軍上校、少校和上尉。民主黨執政時期，軍方感覺自己在土耳其政治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被剝奪了。自奧斯曼帝國時期，軍隊就在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共和人民黨執政時期依然如此，但民主黨上台後，出台了所謂的「去官僚化」政策，試圖通過將共和人民黨的傳統支持者邊緣化的方式來削弱共和人民黨的影響力。因此，許多軍方精英失去了在議會中的代表權、喪失了與政治精英的緊密聯繫，也失去了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次政變也是官方精英（包括軍官和文官）對他們的權力、威望和地位下降的一種反應。

1960年5月27日，軍方在前陸軍總司令傑馬勒·古爾塞勒(Cemal Gürsel)的帶領下發動了軍事政變，推翻了民主黨政權，取締了民主黨，逮捕了總統傑拉勒·拜亞爾（Celal Bayar）和總理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後者於1961年9月17日被處以絞刑。

政變後軍方很快組建了一個由38名軍官組成的全國統一委員會（National Unity Committee），傑馬勒·古爾塞勒任總統兼總理，開始了軍事統治。軍隊得到了知識分子、官僚、學術界、新聞界的支持，他們接受了反對派關於修改1924年憲法的建議，並且邀請學者來擬定新憲法，讓知識分子將自己的軍事政變轉化成知識分子的改革。軍方認為，這次軍事干預是對民主和世俗的拯救，並承諾以最快的速度還政於民。

軍政府成立了立憲會議來制定新憲法，立憲會議的成員主要是國家精英和共和人民黨。因此，1961年憲法反映出的是國家精英們的基本的政治價值和利益。這部憲法擴大了公民權利，使他們獲得了廣泛的社會權利，新憲法還規定了比例代表制，避免了選票的得票率與議會席位不成比例的問題。憲法給予公民的大量自由，帶來的並非完全是民主，這也是60年代土耳其政黨政治混亂的根源之一。

按照軍政府的承諾，土耳其於1961年10月15日進行了選舉。參加這次選舉的除了共和人民黨、共和農民與國家黨以外，還有新成立的正義黨（Justice Party; Adalet Partisi）和新土耳其黨（New Turkey Party; Yeni Türkiye Partisi），這兩個政黨都是民主黨的延續。在伊諾努（?smet ?n?nü）的領導下，時隔11年共和人民黨與正義黨組成聯合政府，再次成為執政黨。

但由於這兩個政黨在黨綱和對前民主黨成員的處理問題上意見不一致，1962年伊諾努與新土耳其黨、共和人民與國家黨組建了新的聯合政府，在這屆政府的領導下，土耳其實施了第一個「五年發展計劃」。然而，黨派政見不同再次影響了政府工作的效率，伊諾努試圖在新土耳其黨的支持下成立一個由少數黨組成的政府。

1964年11月，蘇萊曼·德米雷爾（Süleyman Demirel）接任了正義黨的領導人，作為一個年輕而富有野心的政治家，德米雷爾想要用選舉來證明自己的幹勁和領導力。他宣稱，正義黨是一個群眾性政黨，代表的是所有階級的利益。為展示自己的權力，德米雷爾遊說大家拒絕伊諾努政府1965年的預算，而共和人民黨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支持率採納了一個新的口號來定義自己在國家政治體系中的位置，即「中左」。正義黨則藉此攻擊共和人民黨，宣稱共和人民黨是左翼分子，並且正在「去往莫斯科的路上」。正義黨不斷強調「左」是國家團結的最大威脅的同時，也將意識形態問題帶入到了土耳其政治當中。德米雷爾這些民粹主義話語給正義黨帶來了1965年大選的勝利。

1965年大選使國家權力再次從代表軍事—官僚精英、堅持世俗主義和西方化的共和人民黨，轉向了代表傳統自由主義力量的正義黨。另外，參加選舉的土耳其工人黨（Turkish Workers』 Party; Türk ???i Partisi）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這就使得其他政黨不得不清楚界定好自己的意識形態傾向；另一個參選的政黨是國家黨(Nation Party; Millet Partisi)，代表的是的伊斯蘭保守主義。

20世紀60年代末政黨意識形態鬥爭的擴大，以及左派陣容的形成和激進化，引起了土耳其右派的強烈反擊，他們在1968年建立了「反共產主義鬥爭社團」；1969年，前共和農民與國家黨領導人阿爾帕斯蘭·圖爾凱什（Alparslan Türke?）組建了民族主義行動黨（Nationalist Action Party; Milliyet?i Hareket Partisi），它融合了共和農民與國家黨。土耳其政治左派和右派的衝突公開並擴大了，兩級分化成為一個重要標誌，滲透到了所有的社會領域中，包括政府本身，也包括警察。此時，土耳其共和國的政治體系已經無法解決國家面臨的複雜問題，政黨間的摩擦帶給人們的是失望和絕望，顯示出了政黨的無能。

土耳其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政黨來解決這些問題，1970年1月26日內吉梅丁·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組建了民族秩序黨（National Order Party; Millit Nizam Partisi）來滿足人們的需求，前正義黨中伊斯蘭團體的利益現在由民族秩序黨和其他黨來代表。民族秩序黨批判了共和國的世俗性質，取而代之，提出了一個反世俗和反西化的意識形態選擇，即伊斯蘭的政治化。

2、1971年軍事政變

60年代末土耳其政治極端主義不斷增長，黨派意識形態鬥爭複雜，伊斯蘭運動復興，德米雷爾政府幾近癱瘓，無力處理這些棘手問題。1971年3月12日，軍方給德米雷爾（Süleyman Demirel）政府發出了一個備忘錄作為最後通牒，要求儘快建立一個強大的和可信賴的政府以結束當前的混亂局面，並且實施以「凱末爾精神」為原則的改革，否則軍方將履行憲法賦予的責任，進行直接干預並接管政府。

接到備忘錄後德米雷爾政府辭職，專家們組成了土耳其的新政府，因此，這次政變也被稱為「備忘錄政變」。1971年5月，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組建的民族秩序黨被取締；7月，土耳其工人黨被取締。但埃爾巴坎並未受到審判，1972年10月，民族秩序黨以救國黨（National Salvation Party; Milli Selamet Partisi）的名稱重返土耳其政治舞台。

這次軍隊干預政治時並沒有取締議會和直接奪權，而是致力於在有經驗的共和人民黨政治家尼哈特·埃里姆(Nihat Erim)的領導下組建一個超黨派的專家政府。這個無黨派政府的背後是強大的軍方支持，他們進行的改革效果並不顯著，但對1961年的憲法做了一些修改，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公民的自由權利加以限制；二是加強行政權，特別是大國民議會的立法權；三是加強軍事機構的自治權。這次修憲並沒有公開討論，因而右派和自由人士被排除在外，軍方認為自由主義的憲法對土耳其這個發展中國家而言是個「奢侈品」。

因此，憲法修改和前一次一樣，並沒有在國家高層之間達成一致，而且各黨派並沒有真誠對話溝通，而是一方借著有軍隊支持的優勢，將自己的意願強加於另一方。

隨著救國黨的組建，土耳其有了三種主流的意識形態。第一種是以共和人民黨為代表的左派觀點；第二種是以正義黨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觀點；第三種是以救國黨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觀點。其中，共和人民黨和正義黨是無宗教信仰的意識形態，而救國黨卻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政黨。救國黨的成員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來自社會中上層，較為年輕，他們也是精英，但有別於凱末爾時期的軍事—官僚精英。

因此，在整個70年代不再有建國以來的那種完全統一的精英文化；隨著西化和改革的進行，許多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他們保守和傳統的特點與凱末爾的現代化有著明顯不同，社會上出現了「反精英」文化。在大眾教育和社會運動的促使下，他們成為帶著「舊價值觀」的「新精英」，這種二元精英也被稱為「精英—精英差距」（elite-elite gap）。

沒有德米雷爾的支持，埃里姆的改革舉步維艱，但德米雷爾只是等候時機，準備在下次選舉中重獲權力，而埃里姆選擇了辭職。隨著1973年選舉的臨近，德米雷爾牢牢控制著右派的共和信實黨（Republican Reliance Party; Cumhuriyet?i Güven Partisi）、民族行動黨、和救國黨；左派主要是「新」的共和人民黨。不同階級的政治觀點反映出了土耳其社會的階級結構。

1973年的選舉中，正義黨代表著中產階級的利益；共和人民黨則更多地轉向了左派話語和「中左」的口號，他們支持工人階級和剛剛移民到城市的勞動階級，共和人民黨在競選中提出了「改變」，「新」的共和人民黨承諾在新主席比倫特·艾傑維特（Bülent Ecevit）的領導下給社會帶來「新」秩序；救國黨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攻擊當前土耳其政治秩序，要求改變現狀。

根據選舉結果，共和人民黨和救國黨組建了選舉後的第一屆政府。但由於兩黨在現代化和反現代化等問題上的爭執不斷，這屆聯合政府只存在了9個月，艾傑維特結束了這屆政府，想要提前進行選舉，但遭到右翼政黨的反對。

1975年3月，正義黨、救國黨、國家行動黨、共和信實黨組建了聯合政府，也就是所謂的「民族陣線政府」（Nationalist Front Government; Milliyet?i Cephe Hükümet）。1977年的選舉中，共和人民黨憑藉「中左」話語，依然是得票最多的政黨，但並不是多數黨，還是無法單獨組閣。救國黨的選票則更多丟給了把伊斯蘭民族主義視為主要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行動黨，第二個民族陣線政府形成，但意識形態的極端化持續發展。

當9名正義黨成員叛逃到共和人民黨後，第二個民族陣線政府被迫解散，共和人民黨於1978年1月再次組建了聯合政府，這屆聯合政府也只持續到1979年10月的選舉。1979年的選舉中，正義黨獲勝，德米雷爾於當年11月便與民族主義行動黨和救國黨組建了聯合政府。社會各界希望共和人民黨和正義黨兩大黨組建一個聯合政府的願望始終沒有實現。

3、1980年軍事政變

20世紀70年代開始，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演變成了政治恐怖主義，暗殺活動頻繁；國家法律和社會秩序遭到踐踏；庫爾德分裂主義傾向嚴重；伊斯蘭復興運動與土耳其政治鬥爭盤根錯節。軍方以捍衛國家統一、重建國家秩序，以及清除民主發展的障礙為由，於1980年9月12日發動了軍事政變。政變後，軍方解散了議會；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軍隊接管一切權力，並集中於由凱南·艾夫倫（Kenan Evren）上將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軍隊禁止進行政黨活動，並逮捕了各政黨的領導人。14日，凱南·艾夫倫正式宣布就任國家總統。

軍隊承諾政變後會讓國家進入民主體系，但在將權力移交給文官政府之前，軍隊需要給土耳其政治體系做一次大的調整。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軍隊首先要對民眾採取非政治化的措施，然後重樹他們的意識形態，遠離意識形態上的左右分化。這樣就可以削弱左派權力，保持社會團結，確保團結一致堅持凱末爾主義。軍隊的這種觀點來源於「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Turkish-Islam Synthesis; Türk-?slam Sentezi），它是當時引導人民理解民族文化價值的一個政策，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這種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隨著「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觀念的深入，許多政策也開始推出並付諸實施，比如宗教課程被列為初高中的必修課；而且「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頻繁出現在國家話語中，如領導政變的凱南·艾夫倫在講話中經常引用《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言行錄中的話語，而且經常強調烏瑪和伊斯蘭團結等概念。這是軍隊正確認識宗教與國家關係的開始。

把「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偏離了傳統的凱末爾主義改革的原則，1980年政變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帶進了國家意識形態當中。說明土耳其對西方文化和政治的模仿不再以現代主義為軸心，而是以土耳其人自己的文化宗教特性來重塑民族認同。這樣一來，歷史悠久的土耳其社會文化認同在土耳其現代化中便有了優先地位，但是土耳其並沒有「拋棄」西方，只是將對西方的認同放到了相對次要的位置上。

軍方執政的三年中，大部分時間是在批判先前的政黨體系和各黨派領導人給70年代帶來的政治動蕩，而不是重建法律和秩序。1980年9月21日，剛退休的海軍上將比連德·烏盧蘇（Bülend Ulusu）組建了軍政府內閣，內閣27名成員中6人是退休軍官，其餘的既不是官僚也不是學者，而是一些沒有政治背景的人士。軍政府想要在沒有黨派紛爭的情況下重建土耳其政治。

1980年政變後，軍方成立了憲法委員會，目的是在新憲法的秩序下重建土耳其民主以阻止當前的政治極端化、政治暴力和政治僵局，1982年7月17日新的憲法草案出台。新憲法將權力主要集中在了行政部門；增強了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權力；限制了出版社和工會的自由，以及民眾的個人權利和自由。

因此，在內容上，這是對1960年憲法給予公共生活過多自由權利的修正。另外，對1960年憲法草案的公投是在相對自由的氛圍中進行的，反對憲法草案的人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觀點，然而1982年憲法草案的公投卻是凱南·艾夫倫(kenan Evren)指導下的單方面的競選。

首先，國家安全委員會頒布法令，禁止任何可能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言論，禁止批判憲法的傳統條款，禁止批判艾夫倫發表的支持憲法的講話。其次，由於艾夫倫鎮壓了政治恐怖主義，所以他依然受到多數民眾的歡迎，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儘管憲法的概念與內容很抽象，但由於憲法的一個臨時條款規定，在由軍政府轉向文官政府期間，如果新憲法獲得通過，艾夫倫就自動擔任共和國總統，任期為7年。

所以，支持憲法等於支持艾夫倫的事實顯而易見。最後，公民的投票也是被強制的，如果公民選擇棄權或者投反對票都意味著要交罰款並且剝奪選舉權5年。在這種情況下，1982年11月7日新憲法終於以91.37%的高支持率通過，絕大部分反對票來自東南部庫爾德地區。

1982年憲法反映的依然是國家精英的價值觀和利益。由於對選舉議會、政黨、政治家，以及工會、專業組織、自治組織等社會機構的不信任，憲法禁止政黨與工會、專業組織，以及社團之間的合作。1982年憲法與1960年憲法最大的區別在於，軍方不再相信文職官僚機構。軍方認為，受政黨的影響文職官僚機構已經變得不再團結，很容易受到激進政治思想的侵害。

所以，新憲法給予了共和國總統一些實質性的權力，比如對最高法院法官和大學行政人員的任命，這也是軍方認為的最為敏感的兩個領域。總之，1982年憲法的制定就是要通過加強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權力來維持軍隊作為國家政治體系終極守護者和仲裁者的角色；也是要通過削弱社會機構和反對派的力量來加強國家力量，無論是社會上還是政治上，國家再次回到了權力的中心。

軍方決定通過民主選舉將權力移交給文官政治家，但依然想保留作為土耳其政治的仲裁者的身份，因此軍政府制定了一些規則來控制1983年的選舉，特別是所有新成立的政黨都需要經過軍方的嚴格審核，結果大多數都被軍政府否決了。軍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希望土耳其政治能有一個新的開始，其中的政治家最好不要與之前的黨派有任何瓜葛，比如，軍政府否決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cy Party; Sosyal Demoktasi Partisi）就是因為其建立者是伊斯梅特·伊諾努（?smet ?n?nü）的兒子埃爾達勒·伊諾努（Erdal ?n?nü），該政黨是共和人民黨的繼續；否決大土耳其黨（Great Turkey Party; Büyük Türkiye Partisi），因為它是正義黨的繼續；正確道路黨（True Path Party; Do?ru Yol Partisi）雖然是大土耳其黨的替代並且沒有被取締，但軍政府不允許該政党參加1983年的選舉。

因此，最終進入1983年11月的選舉的只有三個政黨，即軍方自己組建的民族民主黨（Nationalist Democracy Party; Milliyet?i Demokrasi Partisi）、軍方鼓勵建立的為贏取左派選票的人民黨（Populist Party; Halk?? Parti），還有在軍方許可下可以參加選舉的祖國黨（Motherland Party; Anavatan Partisi）。這次選舉中，軍方組建的民族民主黨只獲得了23.3%的選票，這大大削弱了軍方在1983年後直接作用於土耳其政治的力量。

事實上，祖國黨的勝利破壞了軍方讓民族民主黨獲勝，人民黨充當反對黨的兩黨制計劃。祖國黨有個別名叫「厄扎爾的傑作」 （Brainchild of ?zal），厄扎爾（Turgut ?zal）認為祖國黨是土耳其政治的新起點，是史無前例的，因為祖國黨與過去的黨派糾葛沒有任何牽連，代表的也是中產階級和部分工人階級的利益。厄扎爾把不同意識形態派別的政治家都集中到了自己的政黨中，宣稱祖國黨包含了四種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右派、傳統右派、民族主義右派和民主左派。考慮到1982年憲法對左派組織的限制，「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依然是這一時期國家主要的意識形態。

1982年憲法雖然禁止以前的政党參加政治活動，但這些黨派成員們成立了一些秘密政黨；加之隨著1987年對前政黨黨禁的結束，厄扎爾把認同、種族和宗教分歧控制在祖國黨的內部矛盾中的願望不再像以前那樣容易實現，而且祖國黨黨內也出現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歧。於是，厄扎爾決定接受挑戰，對於是否要修改憲法，從而讓先前的政治家重返政治舞台這一問題進行了全民公投，結果是有利於前政黨的。厄扎爾宣布1987年11月進行新的選舉。

黨禁的解除使蘇萊曼·德米雷爾（Süleyman Demirel）領導下的正確道路黨能夠參加這次選舉，並獲得19.2%的選票；比倫特·埃傑維特（Bülent Ecevit）領導下的民主左派黨（Democratic Left Party; Demokratik Sol Parti），以新的政黨結構而不是舊的共和人民黨的結構參加了這次選舉；社會民主人民黨（Social Democratic Populist Party; Sosyal Demokat Halk?? Parti）是埃爾達勒·伊諾努(Erdal ?n?nü)的社會民主黨被否決後，為參加這次選舉重新組建的政黨；福利黨（Welfare Party; Refah Partisi）組建於1983年，但未被允許參加1987年的選舉。福利黨注重道德發展，它是民族秩序黨和救國黨的延續。雖然祖國黨再次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這次選舉之後左派和右派的政黨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祖國黨不可能再同時為四種意識形態代言了。

4、軍政關係

這一時期是土耳其軍事政變最頻繁的時期，也是軍隊特色最突出的時期，軍事干預的背後反映出的是土耳其軍隊強大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影響力。

土耳其軍方扮演著政府監督人的角色，當政治發展偏離民主或世俗時，軍隊便會推翻政府。民主黨的獨裁和對宗教的過分讓步，導致了1960年的軍事政變；60年代土耳其各政黨為得到更多的選票，紛紛宣揚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宗教，為執掌政權，一些具有伊斯蘭色彩的政黨組成聯合政府，甚至提出了「伊斯蘭的政治化」，最終導致了1971年的政變；20世紀70年代，黨派鬥爭進入到了意識形態鬥爭的領域，左右派鬥爭演變成政治恐怖主義，政治暗殺等活動猖獗，70年代土耳其政府頻繁更替，政局動蕩，1980年政變爆發，軍隊掌握政權，解散所有政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60年和1971年的政變，多少都有社會和改革派的意識形態考慮，而1980年的政變更多考慮的是國家團結和對現存國家機構與社會秩序的維持；前兩次軍事政變中，軍方總是攻擊伊斯蘭教並限制宗教權利，而1980年政變中，軍方雖然還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凱末爾主義，但對宗教和宗教信仰保持了極大的剋制。

政變後軍隊主動承擔了重建社會民主的責任，並主動還政於民選的政府。1960年政變後軍方領導人，古爾塞勒（Cemal Gürsel）擔任國家總統，組織專家編纂憲法，安排1961年大選。1971年的「備忘錄政變」中，軍方只是向德米雷爾（Süleyman Demirel）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其辭職，而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軍方沒有直接執掌政權，而是通過埃里姆（Nihat Erim）組建了一個超黨派的專家政府，來推行社會改革，並修改1961年憲法，1973年大選完成了軍人政治向文官政治的過渡。1980年政變後，軍隊首領凱南·艾夫倫（Kenan Evren）宣布自己為土耳其總統，在組建政府時優先考慮沒有政治背景的人，從而避免黨派衝突和意識形態分歧。

需要注意的是，這與前兩次政變後的還政於民，也有不同，艾夫倫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由陸軍軍官、海軍軍官、空軍軍官和憲兵組成的，軍方解散了舊的議會；前海軍上將比連德·烏盧蘇（Bülend Ulusu）領導的內閣中，主要成員都沒有黨派關係。因此，軍方實現了對政府的完全控制，而不再需要依賴同議會政黨的合作。即便如此，軍方最後還是承諾會儘快把政府還給文官，重建議會民主。

文官政府下的政治動蕩讓軍方產生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文官無能，軍方應當長期執政；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還政於民。雖然二者都是為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但前者沒有注意到軍隊干政的形式本來就是不民主的，長期的軍事統治更是如此，這樣就違背了土耳其軍方干政的初衷。

後者大部分是凱末爾主義者，他們認為軍隊干政的行為本身就違背了凱末爾主義原則，長期執政就是對自己維護的凱末爾主義原則的挑戰。最終，後者戰勝了前者。事實上，軍方內部對於軍政府的看法也是當時各政黨意識形態鬥爭的一個部分，從某種程度來看前者更多支持左派的觀點，而後者更多支持右派的觀點。

認同博弈時期的土耳其軍政關係（1981—2001）

1、後現代政變與「2·28進程」

1995年12月，土耳其舉行了新的議會選舉，這次選舉的勝利者是具有伊斯蘭色彩的政黨——福利黨，其議會席位由1991年的62個增加到1995年的158個，儘管福利黨依然不是多數黨，但業已成為議會中的最大黨，這在當時的宗教界引起了巨大反響。

選舉結束後，邁蘇特·耶勒馬茲（Mesut Y?lmaz）領導的祖國黨和坦蘇·奇萊爾（Tansu ?iller）領導的正確道路黨組建了第一屆聯合政府，但執政時間並不長。因為福利黨要求議會調查奇萊爾腐敗案的請求竟然得到了盟友祖國黨的支持，奇萊爾宣布結束與祖國黨的聯合，耶勒馬茲不得不宣布辭職。隨後正確道路黨與福利黨於1996年1月組建了第二屆聯合政府，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任總理。

這屆政府持續的時間較長，因為腐敗案對於奇萊爾而言猶如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福利黨領導人埃爾巴坎的支持率也因此不斷上升。

福利黨和正確道路黨的聯合政府組建後，土耳其政治中出現了更多的民粹主義政策和更加保守的話語，伊斯蘭服飾和象徵在公共領域的頻繁出現引起了軍事—官僚精英和世俗集團的擔心。

福利黨將質疑「世俗」和「民主」概念的討論公開化了，在國家職位上安排了更多的福利黨成員，齋月期間邀請宗教組織的族長到總理府共進晚餐，要求女性公務員戴頭巾，宣稱要在塔克西姆廣場修建清真寺。這些事件都被國家安全委員會中的軍方成員列入了議事日程，但埃爾巴坎的行為與其政黨的話語並不完全一致，比如他不顧國內穆斯林和阿拉伯國家的反對，與以色列建立了夥伴關係，同時還解僱了與伊斯蘭組織有牽連的軍人的職務。

當福利黨和中右派的正確道路黨組成聯合政府後，軍方認為福利黨鼓勵在公共場合進行宗教活動，並且發展了與伊斯蘭國家的關係。1997年2月28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會議，為抑制福利黨權力的不斷增長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傳播，軍方決定立即實施以下法令：第一，將義務教育的時間從五年延長至八年，以關閉伊瑪目—哈提普學校（?mam--Hatip Okullar?）；第二，關閉《古蘭經》的私人課程；第三，對著裝進行了規定，如禁止女性在公共場合戴頭巾，禁止男性留大鬍子和戴費茲帽。

這些提議遭到了福利黨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軍方連只有3500個成員的庫爾德工人黨都解決不了，那麼還如何管理600萬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但這種反對毫無效果，埃爾巴坎最終還是在決議書上籤了字，勝利的天平再次傾向了軍方。

1997年這次政變也被稱為「後現代政變」，其結果和影響被稱為「2·28進程」，它消除了土耳其「漸進的伊斯蘭化」（creeping Islamisation），加強了世俗體系。1997年4月27日，土耳其軍方宣布國家軍事防務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土耳其最大的安全威脅不再是來自國外的威脅，而是來自國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庫爾德分裂主義。

這次政變與之前政變的不同在於，首先，以前政變後軍隊承諾要還政於民，而這次政變後軍隊要求在政治上要有更大作為。比如，他們的決議沒有通過議會而是自己直接開會決定的。其次，這次政變的一個原因是軍方已不再信任民政當局，以及伊斯蘭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最後，這次政變中對凱末爾主義的重建並不是通過傳統的軍事政變的方式完成的，因為這次政變既沒有解散議會也沒有暫停憲法，而且政變後也沒有通過組建軍政府來向民主過渡。這次政變也是共和世俗主義意識形態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的公開較量。

1997年5月，軍方罷黜了正確道路黨的政府，耶勒馬茲的祖國黨和艾傑維特的民主左派黨組建了新的聯合政府來實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法令。憲法法院在1998年1月宣布取締福利黨，並且五年內禁止埃爾巴坎參與政治活動，然而，埃爾巴坎的律師組建了美德黨（Virtue Party; Fazilet Partisi）以接收前福利黨的成員，並且前正確道路黨的成員又組成了民主土耳其黨（Democratic Turkey Party; Demokratik Türkiye Partisi）以與埃爾巴坎合作。1999年4月土耳其提前進行了選舉。

1999年的選舉結果意外頗多，民主左派黨成為議會中的第一大黨；共和人民黨第一次因為支持率不足10%而不能進入議會；帶有極端民族主義色彩的「灰狼」組織，即民族主義行動黨成為議會中的第二大黨；剛剛成立的美德黨是議會中的第三大黨。

這次選舉後，艾傑維特（Bülent Ecevit）的民主左派黨、耶勒馬茲（Mesut Y?lmaz）的祖國黨和巴赫切利（Devlet Bah?eli）的民族主義行動黨組建了聯合政府，艾傑維特（Bülent Ecevit）任總理。由於議會中的前三個大黨都具有伊斯蘭色彩，因此選舉後的第一件事便成了對「頭巾問題」的討論。美德黨的伊斯蘭特點隨著對頭巾問題的討論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這使得改革派開始批評這樣的政黨體系，他們認為美德黨受福利黨的影響太大，不能在土耳其政治中重新為自己定位。

美德黨中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 ）和阿卜杜拉·居爾（Abdullah Gül）領導的改革派開始挑戰保守勢力，為獲得更多的支持，他們宣稱土耳其需要一個親體系的政黨。2001年7月，與福利黨的命運一樣，美德黨因為成為了反世俗主義活動的中心而被取締，造成全國的民意主要分裂成了兩大陣營，其中改革派在埃爾多安的帶領下成立了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dalet ve Kalk?nma Partisi），傳統派在原美德黨領導人萊扎伊·庫坦（Recai Kutan）的帶領下成立了幸福黨（Felicity Party; Saadet Partisi）。

2、軍政關係

1980年政變後，土耳其軍隊再次開始了重建民主秩序的任務，也包括對新憲法的制定和新一屆選舉的組織安排。軍隊認為政黨意識形態的鬥爭是土耳其政治不穩定的原因所在，因此，軍隊嚴格控制了這次參選的政黨，特別是控制了具有伊斯蘭傾向的政黨、與庫爾德人有關聯的政黨和在前政黨基礎上新建立的政黨。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軍方自己組建了一個民族民主党參加選舉，但是該黨的得票數並不理想。新建立的祖國黨囊括了四種意識形態，因此得到了最多的選票，然而這也意味著以後不可避免的黨內矛盾。

80年代末，隨著政黨政治秩序的確立，厄扎爾政府與軍方領導人之間的分歧也逐漸升級。首先，刑法規定共產主義政治在土耳其依然是非法的，但厄扎爾總理卻暗示這一禁令可能取消。於是，土耳其聯合共產黨（United Communist Party of Turkey; Türkiye B?rle?mi? Komünist Partisi）領導人決定「試水」，從歐洲返回土耳其，但在安卡拉機場落地後即被逮捕，發出逮捕令的並不是政府而是軍方。

其次，為擺脫軍隊對政黨政治的限制，厄扎爾在1987年通過民意調查解除了軍隊對新老政黨的禁令，軍隊失去了對新政黨的審核權力，許多伊斯蘭政黨紛紛建立，舊的政黨再次參與到土耳其中政治中。最後，厄扎爾對總司令的任命顛覆了軍方內部的等級劃分，因為他任命了一個上將而非大將來擔任總司令一職。這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行動使軍方領導人和厄扎爾的鬥爭愈加公開化，直到正確道路黨從1991年選舉中勝出時，土耳其軍方與厄扎爾的矛盾才告一段落。

90年代初，軍方與厄扎爾在政治領域的鬥爭暫停，但軍方與庫爾德人的矛盾升級。雖然新的政府承認了庫爾德人的存在，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庫爾德人，但對庫爾德人的軍事打擊還在繼續。這折射出的是政府與軍方在處理庫爾德問題上的分歧，這種矛盾在庫爾德人聚集的土耳其東南部表現得尤為明顯，幾乎達到了內戰的地步。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伊斯蘭政黨興起，並逐漸成為執政黨，民政當局失去了軍方的信任。1995年的選舉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黨福利黨成為最大黨，其與正確道路黨組成了第二屆聯合政府。

身為執政黨的福利黨不斷擴大其成員的權利，發展宗教，甚至提出在塔克西姆廣場修建清真寺等，這引起了軍方的注意，並招致了1997年的後現代軍事政變。政變後，軍方通過「2·28進程」消除了福利黨漸進式的伊斯蘭化，國家的世俗性質再次得到鞏固和強調。但要注意，在「2·28進程」後舉行的1999年選舉中，議會中的前三大黨依然是伊斯蘭政黨，並且都是伊斯蘭政黨。

保守派執政時期的土耳其軍政關係（2002—2013）

1、「網路政變」

土耳其世俗精英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軍隊以及2002年大選後議會中唯一的反對黨共和人民黨。2007年4月，土耳其軍方為表達對正義與發展黨政策和改革進程的不滿，在總參謀部的網站上貼出了一個聲明，稱軍方是土耳其世俗主義的捍衛者，軍方不會允許任何破壞共和國基本價值觀的活動發生。這份聲明是針對居爾總統候選的，軍方是在以這樣的方式警告居爾要保持絕對的世俗，這份聲明被土耳其媒體調侃為「網路政變」（e-coup）。

2007年7月，政府提前召集了大選。正義與發展黨又大獲全勝，與2002年相比，得票率增加了近12.2%。另外一個變化是，這次議會共有三個政黨通過了10%的門檻，其中正義與發展黨在議會中有341個席位、共和人民黨有112個，民族主義行動黨有71個。因此，正義與發展黨依然可以單獨組建一個多數黨政府。正義與發展黨2007年的選舉勝利可以看作是對軍隊干預政黨體系的斥責。

2、軍政關係

正義與發展黨的自由化措施使軍方改變了自己對於正義與發展黨的溫和立場。在軍方看來，正義與發展黨所做的努力是在讓土耳其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或者在土耳其發展政治伊斯蘭，這是軍方不能接受的。就在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兩個半月之後，總參謀長厄茲柯克（Hilmi ?zk?k）總結說：「2·28進程是土耳其的某些發展導致的，如果2·28進程的原因依然存在，那麼其所導致的結果也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2004年5月，當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允許伊瑪目—哈提普學校（?mam-Hatip Okullar?）的畢業生和其他高中生一樣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時，軍方據此認為導致「2·28進程」的原因並沒有消失。他們擔心伊瑪目—哈提普學校畢業生中反對改革的學生會從內部佔領整個國家，於是軍方宣布這樣的改革違反了國家世俗化的前提。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90年代以來，為能夠使土耳其順利加入歐盟，軍方也做出了一些讓步，主要是在軍官與文官關係上。比如1999年，國家安全法庭完全轉為文職的機構；2003年，土耳其軍隊完全歸屬在了土耳其審計法院的控制下，文職官員完全有可能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長。因為土耳其軍方總是用憲法和其他法律將自己干預政治的行為正義化，所以對軍方而言，接受這樣的改革並非易事，但為加入歐盟，軍方最終在這些問題上妥協了。

可以說，軍方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以消除國內外擔心土耳其軍方任命對自己更加有利的人在政府中任職。因此，軍方採取了間接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親伊斯蘭的實踐或話語的不滿。比如，在安卡拉舉行的土耳其青年運動節的開幕式上，當一位伊瑪目—哈提普學校的學生演講完畢後，所有VIP席位上的人都起立為這名學生鼓掌，只有軍方領導人沒有任何表示，無動於衷。

作為伊斯蘭政黨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一直小心維護並平衡著自己與軍方的關係。首先，埃爾多安政府盡量避免那些軍方可能會強烈反對的政策措施。土耳其軍方的內部服務法規定，軍方可以擴大自己的作用，在必要的情況下，甚至可以訴諸武力以確保國家不受內在的和外在的威脅。埃爾多安總理在2004年就已經承諾，在自己的任期內不會修改軍隊的內部服務法。同年，土耳其司法部長否決了在刑法中加入懲罰阻止戴頭巾的女性進入大學之人的規定。其實軍方是最不想讓戴頭巾的女生進入大學的人，因此，否決這一規定就避免了在這個問題上與軍方爭鋒相對。

其次，正義與發展黨政府禁止在「敏感問題」上公開批評軍方。2003年，土耳其高級軍事委員會以捲入政治伊斯蘭為由頭，開除了一些有軍銜的和沒有軍銜的官員，而時任總理的阿卜杜拉·居爾（Abdullah Gül）卻得到了豁免，總參謀長厄茲柯克（Hilmi ?zk?k）對此抱怨頗多。然而，在隨後軍方的一次空難中，許多軍官喪生，埃爾多安並沒有幸災樂禍，而是向厄茲柯克表達了自己的慰問和哀悼。

再次，埃爾多安時常會讚揚土耳其軍方，批評正義與發展黨議員。在2003年一次議會黨團會議上，正義與發展黨成員在討論是否要大赦恐怖主義組織中沒有使用暴力的成員時，埃爾多安批評正義與發展黨議員：「你們對這件事情的判斷遠遠不如參謀長辦公室，因為他們和外交部對大赦都持贊同態度。」

所以說，在一些軍隊具有專業知識的問題上，正義與發展黨會更多考慮軍隊的觀點和看法。居爾和埃爾多安認為，在一些軍方比較敏感的問題上，政府和軍隊應該加強合作，共同克服困難。但要注意，在讚揚軍方的同時，正義與發展黨表示，文官政府的地位應該而且必須在軍隊之上。

管窺今天的「政變未遂」

今天的「政變」是必然的，「未遂」也是必然的。首先，正義與發展黨是伊斯蘭政黨，是土耳其伊斯蘭運動的一部分，埃爾多安的在內政和外交中的伊斯蘭主義主張鮮明，這早已引起了軍方的不滿；其次，軍隊的行動不僅沒有獲得民眾的支持，也沒有得到反對黨的支持；另外，正發黨上台以來，注重與軍隊的關係，並通過改善軍政關係來逐步削弱軍隊在國家政治中的影響力。

然而，在這次未遂的軍事政變中，土耳其軍隊未能率先佔領議會、控制得力人質，不出一天，埃爾多安就宣布政變以土耳其政府的勝利結束，局勢得到了有效控制。這不僅沒有有效表達出軍隊的訴求，反而幫助埃爾多安彰顯出了正發黨政府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土耳其軍隊對政治的直接干預不再像以前那樣容易。

首先，1997年，土耳其軍隊就是在市民社會的協助下發起的後現代的軍事政變；其次，在2007年選舉前要求憲法法院關閉正義與發展黨時，軍隊還需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的幫助；另外，在2007年「網路政變」中，土耳其憲法法院雖然沒有通過關閉正義與發展黨的決議，但司法干預本身也說明了軍隊干預能力的下降。2011年8月，土耳其最高軍事委員會確認了政府對高級指揮官的任命權，服務部門指揮官由對國防部長述職，改為對總理述職。

通過這一改革，軍隊的權力進一步受到限制。因此這一時期土耳其世俗捍衛者的角色是由軍隊和司法體系共同努力承擔的。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以來，雖然進行了宗教自由化改革，但其改革範圍始終在個人和市民社會之內。在曾經的改革方案中，正義與發展黨將降低或者放棄進入議會選舉需要的10%的選票門檻，降低政黨獲得國家財政支持所需要的7%的支持率門檻，這樣可以鼓勵更多的小型政党參加到選舉中來；同時，該改革方案允許政黨在選舉中使用土耳其語以外的語言，包括方言和庫爾德語。因此，現在執政黨和政府本身成為了捍衛土耳其世俗的中堅力量，另外還有作為選民的市民社會。

但是，軍隊對土耳其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始終存在，這既是土耳其政治模式的一個特點，也是土耳其政治模式的一個「頑疾」。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土耳其政治一直在和軍隊打交道，從共和國建立初期，凱末爾提出軍隊不幹政到現在，軍隊也還是在間接干預政治的，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政變是最大的體現。

儘管今天，土耳其軍隊很難再以那樣的方式干預政治，但在涉及敏感的問題上，就連正義與發展黨也要避免與軍隊正面交鋒。軍隊不光影響土耳其的國內政治，在土耳其越境打擊庫爾德武裝分子的行動中，軍隊往往佔主導作用。

2001年到2008年歐盟對土耳其進步狀況的評估報告中總是會看到「軍隊對政治的影響過大」、「文官政府對軍隊的控制不夠」、「文官—軍隊關係進步有限」、「文官政府對軍隊的監管沒有任何進步」這樣的描述。

雖然軍隊為加入歐盟，已經在國內政治中做出了很大的讓步，但這並不足以打動歐盟國家，而且在歐盟國家的眼中，這些努力距離所謂的「歐盟標準」還差很遠。軍隊是土耳其政治模式中最為活躍的因素，也是土耳其民主道路上的最大挑戰，能否處理好與軍隊的關係有時候甚至直接關係到政黨及其政府的存亡。

文 王佳尼 編輯 張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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