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的宗教意識

02-08

謹以此文紀念沉湎於《花冠貴婦人》《白色的費歐蓮緹娜》《波吉亞家族》的我。。。。

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人文主義者是以反對和抨擊教會和僧侶聞名的，但他們的這種反對，並非是出於一種非宗教的個人精神而是出於對宗教的個人主義，出於對上帝的愛。當應該代表純潔和神聖的教會墮落時，那些抨擊責罵它的，才是真正維護它的。從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基督宗教在信徒身上和靈魂里打下的不可磨滅的烙印。

文藝復興時期教會和世俗社會的道德普遍滑坡引得人文主義者站出來，用他們的聲音去匡正心中的教會。當時義大利的世俗社會道德是野蠻而殘忍的，但人們的內心深處卻存有一份虔誠，因為人們關注靈魂的拯救。所有即使是曾經與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及其子愷撒·波爾吉亞〔Caesar Borgia〕為敵的傭兵隊長維特羅佐·維泰利〔Vitellozzo Vitelli〕在臨死前也會派一個信差到羅馬請求教皇赦免其罪。事實上，當時很少有人在臨終前不請求神父為其行終賻禮的。亦即是說，他們不曾背棄基督。

在這等虔誠的心情下，人們一直按照傳播的價值觀念和教義指導自己的生活，審視自己的心靈，謙虛而恭順地活著。之所以這樣的信徒中會有人站起來反對教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墮落的教會要負主要責任。「它用最強暴的手段建立了一種學說〔它已經歪曲了這個學說以為它自己的權利地位的擴張服務〕作為絕對的真理。它認為自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是安全的，於是沉湎於最無恥的放縱，並且為了能在這種狀態中維持住，予民族的道德心和智力以致命的打擊，驅使無數它已經在精神上與之疏遠的最高貴的人物走向不信和絕望。」那個時期的人們不會象《歐洲中世紀簡史》的作者那樣感嘆：其實教皇多為心地高貴之人，因為不滿意用說教來改正世人的錯誤因而投身世俗中，但不可避免的是，他們玷污了自己；也不可能清楚的劃清界限，無論如何保住他們的宗教——義大利民族的每一種性格都是強烈到近乎激烈的，據說這是因為他們受想像力的支配較其他任何民族為多——因此才有了人文主義者對教會激烈的抨擊指責。

但是義大利的這些人文主義者所持有的個人主義精神，其來源也包含在基督宗教的傳統精神里——儘管這是基督宗教從其他地方承襲而來的。早期基督教徒本就留下不可能不是的個人主義傳統，表現為在羅馬政府的壓制下仍堅信自己的信仰的強烈的獨立意識，以及明知會被粉碎於獅爪之下仍向前踏出一步的無畏與堅持。那些同樣信仰這個被政府禁止的宗教而離開人群走到一起的人，其本身一定比他人有更強的獨立意識；而類似日爾曼部落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強大的獨立傾向」、「極端的個人主張」、「無拘無束的獨立性」等意識形態，在基督教征服日爾曼後，也與基督教的個人主義合流了。秉承這種精神傳統，即使是對於基督教義的最高體現、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教皇，人文主義者認為其行為有辱教義，亦會進行批評——不過這並不是不留情面的。因為他們批判的目的不是為了反對教會，而是為了拯救教會。注意他們所指責的，並不是神學體系和教義，而是教士們的墮落行為，尤其是世俗化傾向強烈的行為。因此那些低級的教士和修女更多的成為他們抨擊和嘲諷的目標——事實上當時的教士里良莠不齊，整體水平較之前為低，甚至有強盜混入其中。

人文主義者的行為多少起到了凈化教會的作用，而教會以及教皇與許多人文主義者也經常合作，關係還都很好，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波吉奧，曾因無情攻擊教士醜行而聞名於世，後來卻連續為七個教皇當秘書，而教皇西克斯特四世年青時曾在義大利一些城市教授神學和哲學，並十分崇尚古典文化，當上教皇后，許多人文主義者聲稱與他有師生之誼。至於利奧十世，人文主義者對他的讚美比對當時的君主們多很多，當然原因中的一部分是來自他的慷慨。當然這有些矛盾，不過基於教皇利奧一世的著名理論，即「教皇是聖彼得的不稱職的繼承人」的論斷，也許人們對沒有繼承行神跡能力和高尚品質的繼任教皇們還是存有寬容的。更何況當時沒有人認為自己有能跨越教會與上帝進行交流的能力。

因此，無論是怎樣的批判，也不能掩蓋人文主義者本身濃厚的宗教情懷。關於這例子有很多。著名人文主義者薄伽丘堅決反對禁欲主義，但他仍堅信上帝是一切善的源泉。他認為，雖然在羅馬，從教皇到紅衣主教到一般的僧侶，無惡不作，壞到了不能再壞的地步，但是天主教作為一種宗教以及它的教義仍然是偉大的，是正確的，在他的著名小說《十日談》中，一位名叫楊諾的異教徒在改信天主教，接受了天主教教義後，成為了一個高尚虔誠的善人的故事就說明了這一點。喬瓦尼在自己的通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情感。他說，雖然他非常喜歡古代，但這種喜歡並不包括神聖的宗教和信仰，與古代人相比，在宗教信仰上「我們」要幸福得多。儘管在其他方面古代有優越於「我們」之處，但在信仰方面，「我們」不會居於他們之下，因為古代人在異教的引領之上，必將走入歧途，而「我們」則沐浴著基督教的光芒。所以「那些追隨他們的領路人走入地獄的人是不幸的，相反，我們是非常幸福的。我們己經看到了真正的光芒，它使得我們知道了我們所感，並為我們打開了道路，沿著這條道路，我們可以達到真正的幸福。」

人文主義哲學家費奇諾自己是個牧師，他主張宗教寬容，但他傾向於基督教正統是毫無疑問的。他寫過為基督教神學辯解的文章和其他一些神學著作，他堅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服從教會的裁決，甚至願意為此而放棄自己所喜歡的柏拉圖主義哲學家的觀點。達芬奇一生崇信實驗科學，是文藝復興中多才多藝的「巨人」的典型代表。但在他去世前卧病在床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因感到死亡迫近，於是請人一遍又一遍地講解《聖經》中的教義。

除此以外，我們只要看一看這一時期的繪畫與雕塑的題材與表現形式，也可以深知人文主義者的深厚的宗教情結。布洛克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他指出「在文藝復興的文人中間，完全世俗的、完全清醒的世界觀，相對來說是很少見的……神聖的東西仍是文藝復興時期雕塑家、建築師和畫家的中心主題。最宏偉的建築是奉獻給上帝的教堂，如由布拉曼特、拉斐爾、帕魯齊、小莎迦洛及米開朗琪羅等著名藝術家前赴後繼地設計建造的聖彼得大教堂。最優秀的繪畫與雕塑主要是描寫宗教題材的，如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拉斐爾的《西斯丁聖母》，米開朗琪羅的《西斯廷天頂畫》，提香的《哀悼基督》等等，喬托在創作他的藝術作品時，滿腦子是《聖經》的內容，正因為如此，才使他筆下的《聖經》人物栩栩如生，不僅拉近了人與上帝的距離，而且更加激發了人們的宗教情感。固然，這時期的宗教畫洋溢著濃厚的世俗氣息，但它們畢竟不是現實的世俗生活。而且，正是這種宗教情結使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雖然世俗化，卻不失崇高與莊嚴，成為後世不可企及的藝術典範。

由此看來，文藝復興時代，雖然人文主義者在表面上對於宗教表現得漠不關心，並經常反對教會，「但是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曾經承認或者敢於承認是一個正式的哲學上的無神論者」。即使是直言不諱的自由思想家，通常也受『終傅』，在覺到死亡迫臨的時候與教皇和解。」而「大多數學者痛感當時教皇的罪惡，然而他們還是樂於受教皇的聘用。」對儀式和聖禮的依賴意識普遍存在於人民中間，「將死的人普遍希望得到教士的赦罪」，「他們可能討厭教士個人，但仍然希望從他那裡得到神恩。」正如那不勒斯的人文主義者所講的那樣:「批判完了之後，靈魂仍然存在，對聖母還是象過去那樣迷信。」因此，布洛克引用克里斯特勒的話，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雖然比中世紀更加世俗化，但其宗教性卻不一定不如中世紀。

出於這種對宗教實際上的維護，直到德意志宗教改革者推出積極的教義，特別是信仰即可以贖罪而善功不能贖罪的教義之前，在文化和才智方面都如此絢麗偉大的義大利都沒有出現更強有力的反對宗教統治的活動。因為義大利這塊土地上的人的思想從來沒有越過否認教會統治的範圍。由此，即使在宗教改革發生之後，人們企盼的，還是天主教自身的改革，而不是別的什麼。儘管對教士僧侶存在輕蔑和反感，但更加無法抹去的還是宗教習慣和信賴聖禮和聖典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