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最好與最壞的年代

一九九四年，王菲二十五歲，在紅磡連開了好幾天演唱會。該年，一個記者問她：「你目前最大的煩惱是什麼？」聽清楚問題後，她低頭一笑，臉上同時帶著一個二十五歲女青年的害羞與自得，說：「最大的苦惱啊，這個，應該是我現在太紅了吧。」

該年的春節聯歡晚會排練上，王菲因為現場演唱效果不合格而被刷下。春晚導演郎昆在該年履新，他對春晚真實舞台效果的要求近乎苛刻，不僅強調真唱的重要性，甚至將放音樂帶伴奏改為現場樂隊伴奏的形式。年三十的晚會上，馬俊仁與他執教的長跑團隊受到以主旋律專業戶黃宏為首的，鋪天蓋地的讚譽。台下的現實世界中，據稱是「馬家軍獨家秘方」的生命核能口服液廣受追捧。這一年，保健品和減肥藥行業蓬勃發展，「太陽神口服液」的威名震動了整個南中國，並深入黃河以北，成為遍布全國，如過江之鯽般的下海個體戶們仰望的新標杆。見微知著，隨著經濟的發展，內地城鎮市民在生理上超越溫飽的需求已經不可阻擋。

該年的春晚還試圖邀請處於退隱狀態的鄧麗君，但被後者婉拒。在八十年代，鄧麗君的歌聲為絕大多數內地青年人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大門，王菲本人在一九八五年的出道專輯《風從哪裡來》 內的曲目就全部是對鄧麗君的翻唱。當然，對於王菲而言，沒有進入一九九四年最後的春晚名單也並不影響自己走入事業的巔峰。在本年，大陸已在試圖向港台進行反向的文化輸出了。冬天，何勇站在紅磡舞台上高呼：「香港的姑娘們啊，你們漂亮嗎？」他與同台演出的竇唯、張楚等人的大氣表現多少減輕了此前他因「四大天王是小丑」的失語而在苛刻的香港媒體那裡丟掉的印象分。在這一年與竇唯確立戀愛關係的王菲則以「王靖雯」為名在台灣發行了新專輯《迷》，累計銷量近百萬，主打曲目《我願意》名噪一時，獲得齊秦、費玉清等大咖的翻唱。

在兩岸文藝交流欣欣向榮的同時，暗影也在暗中滋生。一九九四年三月，杭州西郊千島湖上，二十餘位台灣遊客被劫財的匪徒劫持後，在遊船上全部燒死。這一惡性事件給兩岸關係抹上陰影，台灣方面對大陸態度方面的民調大幅度冷卻。雖然大陸方面對此感到委屈，認為這只是單純的刑事案件，但此次事件確實也是大陸九十年代中期社會治安失調的客觀反映。公安部的統計稱，該年全國立案74萬起，大案27萬起，比一九九三年同比增加達到驚人的20.1%。八月十二日，公安部嚴打整治辦公室宣告成立，在八十年代曾令人風聲鶴唳的運動式執法故技重施。

同年夏天，王菲與梁朝偉、金城武一同主演的電影《重慶森林》在香港上映，王菲飾演一名性情自然純真的店員女孩，其表演獲得一致好評。和王家衛的其他電影一樣，在迷離飄渺的鏡頭語言與充滿疏離感的角色背後，電影的旨趣大抵仍然是表達在香港這樣充斥著鋼鐵叢林的現代化城市中，作為個體人類的渺小、異化與孤獨。

一九九四年，新中國第一部情景喜劇《我愛我家》正式上映。劇中，香港照例作為遙遠、發達的彼岸形象存在。宋丹丹和楊立新飾演的北京夫婦抽中了「香港七日游」的大獎，卻被開獎的騙子公司以「手續太麻煩，還是九七年香港回歸以後再去吧」的借口搪塞。他們的女兒則迷上了風華正茂，剛剛塑造了程蝶衣一角的張國榮，在房間里擺滿了後者的海報。在劇情中，這對夫婦雖然已經結婚生子多年，但仍與長輩與兄弟同住一間大房子，來源是長輩單位的分配。該年，統計數據稱，北京城近郊區房價需要710~1099元/平方米。住房公積金制度在上海試行三年後，於一九九四年開始在北京正式施行。這年，大陸城市化進程如同腹中胎兒，雖然已經初見雛形，但還遠遠沒有成熟。對於《重慶森林》這樣反映都市青年人疏離與孤獨的電影，觀眾有足夠的生活背景去接受、取得對類似主題的共鳴，還要等到多年之後。

不過，在一九九四年的中國電視屏幕上，稚嫩的城市新中產已經開始試圖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除《我愛我家》之外，佳作層出不窮。以王朔小說為底本，長度僅八集的《過把癮》講述了一個發生在一對城市青年男女間的愛情故事，愛情是劇情中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條主線。屏幕上，二十七歲的江珊大聲喊出：「說你愛我！」躺在床上的王志文則露出壞笑，說：「我恨你。」

一九九四年，愛情情節本身當然早已不再是禁區，但以愛情為唯一表達對象的電視劇集在當時仍算得上舊有觀念的有力挑戰者。對於上一輩來說，這一年在電視屏幕上影響更大的是《三國演義》電視劇，這是舉國體制在電視劇工業上最後的餘暉。

本年，新舊時代間的撕裂與張力在永恆的經典《我愛我家》里亦有著明顯的體現。本劇理論上的主角是滿口官腔的退休老局長傅明，但前半部的大量戲劇衝突來自於長期出入於咖啡廳、飯局的個體戶，梁天飾演的賈志新。與後來的英達式流水線喜劇大量採用罐頭笑聲不同，《我愛我家》大多數背景笑聲直接來自於觀看現場錄製的觀眾。編劇梁左拒絕了邀請老北京衚衕住戶當觀眾的提議，他認為只有北京高校的大學生才能最好地理解他在這部劇中埋下的「梗」。事實如他所想。

一九九四年，大學尚未擴招，雖然學生已不再過於關心政治，而是沉浸於麻將桌與托福單詞的兩極，但理想主義仍未全部消逝無蹤。該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央視聯合舉辦了一場大學生畢業晚會，全程現場直播，觀眾與演員都是當年畢業的大學生。這是新中國第一場，也是唯一的一場完全由畢業大學生參加的，向社會公開的晚會。晚會主持人是楊瀾，代表北外登台的何炅自導自演了小品，老狼則彈著吉他，唱了《同桌的你》。這是這首歌第一次出現在大規模的公開場合。

這一年也是李克強的畢業季。該年，他取得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論文題目為《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在論文中，他提出觀點，認為由於特殊國情的限制，中國不能照搬發達國家農業社會一步走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傳統模式，而需要存在一段過渡時期。其中，農村工業部門的擴張以及農村人口向小城鎮的轉移將成為重要的樞紐與窗口。在這篇論文完稿的同年，統計顯示當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基尼指數為0.37，農村居民則為0.411，均已比十年乃至五年前有了較大程度的惡化，而這一數據還將在九十年代中後期繼續飆升。

城鄉內部間已日漸拉開差距，而城鄉之間的分化也日趨嚴重。於一九九四年舉辦的第十五屆「飛天獎」上，反映農村改革的《溝里人》、《農民的兒子》、《吳福的故事》、《秦川牛》等劇集都獲得各項大獎，主流媒體例行公事地轉發通稿，讚揚這些電視劇反映了中央「弘揚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指示云云。但本年遍布中國的2.8億台電視機中，大部分擁有者毫無疑問是城鎮居民，這些劇集理所當然地沒有在收視率上掀起任何浪花，很快便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後人追憶一九九四年的文化生活時，當然也不會提起這些曾經佔據報紙版面的名字。

《活著》、《大話西遊》、《陽光燦爛的日子》，這些璀璨的名字都誕生於一九九四年。這年，閃耀在文化天穹的明亮群星常常讓我們忽略背後灰暗廣袤的夜空。文化戰線上，面向出版物，以消滅鉛字為目的的「掃黃打非」工作正全面開展，其力度不亞於與此同時，治安上以消滅肉體為目的的「嚴打」。統計顯示，一九九四年前九個月，全國共收繳違禁書刊594萬冊，據稱，其中66萬冊為「淫穢書籍」。與緩慢而堅定的城市化進程並行，一個時代的審美也正在經歷轉軌期。和稚拙青澀的八十年代不同，文化市場不再由精英一手把持，那麼尊重市場經濟的需求，出版物泥沙俱下就成為必然。市場讓前一個十年曾經呼風喚雨的知識分子陷入自我認知的彷徨，他們有的投入大潮中，更多則在勉力尋找自己的支撐點。回歸傳統成為一時的潮流，書店裡，《唐詩鑒賞辭典》取代了加繆與福柯的著作，成為知識分子的最愛。同樣，也有那些理想幻滅後無根的漂流者。一九九四年，周偉與李緹抵達柏林，余紅在去武漢的路上。北島則試圖從美國返回中國，在進入中國海關時，他被扣留，不久後被遣返回美國。這年，他在《下一棵樹》中寫道：

我們游遍四方

總是從下一棵樹出發

返回，為了命名

那路上的憂傷

北島從此在加州教書。二零零三年，父親病危時，他悄然回國看望，並旋即再次離開。這一年，即將卸任的上一代經濟官員開始檢討過去十年改革的得失。數據顯示，自一九九四年實施分稅制改革以來，十年後，中央年財政收入增長16.1%，地方收入增長19.3%。官方口徑認為，這說明改革實現了中央與地方的雙贏。

一九九四年，作為對八十年代以來的向地方政府下放財政權的反思與修正，朱鎔基主導下的分稅制改革全面展開，中央財政得以全面擴張。這在當時與後來造成了極其深遠的連鎖影響。一面是強幹弱枝，一面是繼續深化市場經濟，這成為日後「中國模式」這一模糊概念的基本雛形。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成為新的刺激點，數年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我愛我家》中那個單位分配住房的時代徹底成為歷史。這導致城鎮住宅進一步成為地方政府的支柱產業，與城市化進程互相映照，為今天一線城市令人咋舌的房價埋下遙遠的伏筆。

在一九九四年，隨著席捲國企的機構改革，「下崗」的狂風就已起於青萍之末，北京上半年即有下崗職工近10萬人。大量富餘勞動力被流放到社會上，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極大負擔。一九九四年的稅制改革後，中央政府手握向地方稅收返還的權力，地方更無抵抗的資本。於是在九十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日漸深化，下崗職工則就此成為「沉默的大多數」，成為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社會沉降的一支灰色力量。

國企的大規模裁撤還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給下一輩人帶來新的後果。國企不再有定點接納大部分應屆大學生的能力，九十年代中後期，大量應屆大學生進入自由就業市場，與下崗職工站在同一平台上進行競爭。對決策者而言，如果待業的青年人再進入已經飽和的求職市場，後果難以設想。於是，世紀末前，高校大規模擴招開始，社會上的廢物變成了學校里的廢物，大學生不再是之前代表知識與文明的，神聖的名詞。

高校招收人數在不斷增多，而與上一輩人相比，一九九四年的新生兒的同齡人反而在削減。該年，統計數據顯示，全國人口出生率已經由一九七零年的33.43‰下降至17.7‰，人口自然增長率則由25.83‰下降至11.21‰。城鎮家庭規模與年輕夫婦的生育意願進一步下降，一直到今天都沒有再次回升，而該年，農村的強制計生仍然如火如荼。一代獨生子女的情感淡漠造成他們對情感共鳴與親密關係的渴求，加上經濟發展，城市化，房價，擴招，這一切構成了當代年輕人焦慮、彷徨的近慮，而這一切都在一九九四年種下遠因。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因此該年一般被認為是中國互聯網的元年。但並不是每一個先行者都能意識到信息技術在未來將爆發出的能量。這年，王小波用自己編寫的文字編輯軟體寫出的《黃金時代》經過波折後，終於在大陸出版。張朝陽剛從美國歸國，丁磊註冊了自己的第一個yahoo賬號，張小龍從武漢畢業，決定去廣州做一名程序員。由於缺乏實際生活中的深入交流與觀念表達，網路代表的虛擬空間給很多青年人帶來了心靈上的寄託，當然包括一九九四年出生的這一代。今年，按照正常學制，他們將本科畢業，匯入人群的潮水，試圖去討生活。在一個春季的下午，其中一個人查閱了一些歷史文獻與回憶錄，發現自己出生的那年發生了這樣一些事，於是寫了一篇不知所云的文章。說起來，他的目的無非是在一個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壞的年代中，通過回望過去，聊以自慰而已，我們很難從中找到更崇高的意義。

（註：本文首發於我和幾位朋友共同運營的個人微信公眾號「苔原」，在知乎專欄發表時，有少量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