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彈：這不是一篇學術論文——清代皇帝語言使用報告

02-08

聲明2：這是一篇科普性質的文章，很久沒更新專欄了，特在新年之際，抽空發來以示……我這個專欄還在更新……吧。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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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科普滿語的青蔥歲月中，每當講到「清代的國語其實是滿語」之後，不可避免的會引發出更多的衍生問題。比如，「清代皇帝何時開始說漢語？」、「清代漢大臣、漢人要不要學滿語？」、「清代皇帝和王公大臣們滿語掌握的情況如何？」、「東北話的誕生和滿語有關嗎？」、「清代皇帝說東北話嗎？」等等諸如此類，今日就在這篇文章里，僅以北京地區為例，對這些問題做一個統一的概述。儘管本文題目是「清代皇帝語言使用報告」，但是文章中也會涉及到其他人物對語言的使用情況。

一、清代皇帝以及其他王公大臣從何時開始說漢語？

自有清以來，清代國語即為滿語，清代時亦稱之為「清語（清字、清文）」。這一原因，自然是因為起初的滿人都是說滿語的。因此，在清代二百多年中，普通的滿人經歷了從清初期不會漢語，到清中期學習漢語，再到清末漢語佔據日常語言的主要地位這一過程。而談到清代的皇帝以及王公大臣，情況則更為複雜一些。在說清代皇帝何時開始說漢語這一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定義一下「說漢語」是怎樣一個概念。

如果說僅僅是「你好」、「謝謝」、「我愛你」這種簡單的問候，那麼或許清太祖已經可以做到了……但是很顯然，僅僅會簡單問候並不足以實現人與人的相互交流，在此，筆者將「說漢語」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口頭上的無障礙交流；二是以彼時文人對漢語言掌握平均水平為基準的、對漢語言的熟練運用。

清代皇帝在口語上實現與漢族大臣的交流，要到清世祖順治皇帝才得以實現。請注意，這裡我們說的人物僅限於皇帝，交流的語言也並不包括漢語方言。平田昌司在《清代鴻臚寺正音考》一文中，引藤本幸夫（1994）的研究，指出清太祖努爾哈赤跟通漢語的朝鮮俘虜談話時全靠漢語翻譯。太宗皇太極時期，始啟用漢官，然而漢大臣們日常對太宗奏事交流，如用漢語表達，太宗理解起來依然是非常困難的。寧完我《請變通大明會典設六部通事奏》就言明了這一點，其中寧完我說道：

「……臣又想六部漢官開口就推不會金話，乞汗把國中會金話的漢人，會漢話的金人，挑選若干名，把六部承政一人與他一個通事，他若有話，徑帶通事奏汗，再誤了事體，他又何辭！汗之左右，亦該常存兩個好通事，若有漢官進見，以便問難，覘其才調。不然同於木石，何以知他好歹……」

由此可見彼時皇太極的漢語能力是極為有限的，需要依靠翻譯（通事）才能與不通「金話」（即滿語）的漢官交流——我們甚至可以看出，皇太極當時不僅僅漢語表達不通，可能連聽懂漢語都是有一定困難的。到了清世祖順治帝時期，順治本人「漸習漢俗」[1]，開始系統學習漢語漢文，這才逐漸做到了多語言無障礙交流。

但是若說到清代皇帝對漢語言的掌握程度能夠通達古籍，還是要到二代移民清聖祖康熙皇帝才得以實現。《順治實錄》曾記載這樣一句話：「吏科給事中王啟祚奏言皇上博覽群書。內院諸臣、繙譯不給。」意思就是說順治帝喜歡讀書，讀到了翻譯跟不上的程度——可見順治帝在閱讀漢語古籍文獻的時候，還是得對照滿文翻譯才讀得懂。而康熙自幼生長在北京，幼年時即開始接受漢文教育。楊珍在《康熙皇帝一家》中，引《庭訓格言》，說康熙回憶幼年時提及：「朕八歲登極，即知黽勉學問，彼時叫我句讀者，有張、林二內侍，俱系明時多讀書人，其教書惟以經書為要，至於詩文，則在所後。」與其父祖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以上所提及的僅僅是皇帝們的情況。若說到王公大臣，這些人對語言的掌握情況則各不相同，哪怕是同個時期的各位大臣，其語言能力也是大相徑庭，尤其是康熙雍正以後的大臣們。滿語生疏的鑲黃旗滿洲的法海先生，與滿語嫻熟的年羹堯可是同時代之人，由此就可見一斑。

儘管王公大臣們的語言掌握情況比較複雜，但我們依舊可以做一個簡略的概括。清太祖和太宗兩朝的王公大臣，大多不通漢語。這一點從記載太祖太宗兩朝的檔案即可知。如台北故宮影印出版的《滿文原檔》就是太宗時期全部用老滿文記錄的史料，其正文無一漢字（有個別漢字出現的篇章是因為滿文內容寫在了遼東明代公文紙張的背面，窮到這份上了，真是可嘆……）。我們今日所看到的漢語版本，俱是後人翻譯出版的。

（滿文原檔書影）

清太祖時期的漢大臣，大多不懂滿語，到了太宗皇太極時期，就有了一些有雙語能力的滿漢大臣。而待到順治朝入關之後，負責翻譯工作的「啟心郎

(mujilen bahabukū)」職稱還是存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順治十五年裁撤各部院啟心郎，康熙十二年才裁撤宗人府內啟心郎。可見京城旗人官員的漢語，直至康熙早期才達到整體上大致可以交流的水平。陳力在《清朝旗人滿語能力衰退研究》一文中這樣描述順治朝旗人的語言掌握情況：

「順治年間，滿洲、蒙古官員尚需要通過翻譯才能與漢族官員進行交流，『國初，滿大臣不解漢語，故每部置啟心郎一員，以通曉國語之漢員為之。職正三品，每遇議事，座其中參預之』。順治十八年(1661)，清廷『升原任啟心郎馬希納，為兵部督捕左侍郎』。啟心郎級別之高，升遷之快，由此，可以想見旗人的漢語水平。在順治後期，旗人仍舊『無不彎強善射，國語純熟』。當時許多大臣只懂自己的母語，順治帝召見大臣時，只好見機行事，見滿臣說滿語，見漢臣說漢語，見蒙古人說蒙古語。」

自康熙之後，旗人官員的語言水平則開始了參差不齊的發展之路。如雍正時期既有通不過翻譯考試的旗人考生，也有隻懂滿文，卻看不懂漢文的六部滿洲官員。一史館翻譯的《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中，記載了雍正四年吏科掌印給事中增壽請奏六部司員選任通識漢字者，奏摺中說到由於各省報送之事都是用漢文寫的，「倘若滿官不識漢字，則不知原文內容」，因此「伏乞嗣後六部滿員缺出，仍挑選識漢字，能審閱各省題本之人補任。」再如雍正四年十月，黑龍江將軍傅爾丹等，奏請在奏本或咨行事件的來往公文中不兼漢字部分，懇請僅用滿文書寫交流，蓋因衙門裡「僅有翻漢字筆貼士二人，且均為本地之人，只能粗略翻譯，而不能翻譯漢書籍中之微語」，而且「臣等原本皆為武弁，不甚懂漢書籍中之微語」。這說明雍正時期的六部司員中，依然有滿洲大臣不認得漢字，只認得滿文的。而關外的重臣中，也有很多是說不太明白或看不太懂漢語的。

可見清中期時滿洲官員的漢語掌握情況，不同人之間還是有霄壤之別的。這個時期的滿族大臣們是否懂得漢語，也不能一概而論。那麼清代的漢族大臣又是否學習或懂得滿語呢？

二、清代的漢族大臣要不要學習滿語？

以前曾有人問過，清代政府是否強迫漢人學習滿語？清代制度上並沒有要求漢族平民和漢大臣一定要學習滿語，但是在乾隆定製以後，的確是要求旗人——包括蒙古八旗和漢八旗——必須在旗內官學學習滿文。尤其是如果旗人希望在仕途上前途順利，滿文程度必須要過關，否則很有可能會被皇帝免職。

儘管制度上並未要求漢人學習滿語滿文，但是清代前期一直到中期，都有許多漢族大臣乃至平民是懂得甚至精通滿語文的。如《廣陽雜記》記載清太祖、太宗兩朝時，「滿洲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直無別」，前文也說過，太宗時期的官員中，的確有懂得「金話」的漢臣。

在順治、康熙兩朝，天子近臣有很多被皇帝要求學習滿語。如《大清全書》序文中說道：「暨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令漢人並習清字」——所謂「清字」即滿文。康熙也要求傳教士們學習滿文。根據《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記載，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命令白晉神父等人學習滿文，「以便能與他交談」。又命令巴多明神父把彼時歐洲學術界的最新科學理論以及數理知識，翻譯成滿文供他學習。巴多明這樣寫道：「……在歐洲也非常有名的中國皇帝熱愛科學，渴望獲得外國的知識，但他不認為必須學習我們的語言以利用這些知識；他覺得對他來說最便捷的辦法是讓我把（法國的）種種發現詳盡地譯成他的母語」。巴多明還曾奉旨「把大量韃靼文字譯成了歐洲文字」（註：原書「韃靼文」即指滿文），考慮到康熙時期已有很多漢文經典文獻翻譯成了滿文本，很有可能巴多明翻譯的「韃靼文」書籍的內容是四書五經這一類的典籍。宋君榮傳教士的書信也有相關內容作為輔證，其中提及自己在把《書經》翻譯成法文時，是按照滿文譯本來翻譯的。宋君榮解釋道：「滿語具有與我們語言相同的結構與規則。一個歐洲人翻譯滿語，不致因不甚用心，而流於漢語結構所造成的誤會。」由此可見，彼時京城不懂滿語的許多官員學習滿語的情況還是比較可觀的。

除了當時的官員和傳教士，還有一些漢族的平民也曾主動學習滿語，比較出名的如沈啟亮。沈啟亮撰寫了清代第一部大型滿漢對照類辭書——《大清全書》。這本字典收錄的辭彙較為完善，解釋也非常詳盡，甚至有些詞還包括了方言說法。可以說，縱觀整個清朝，《大清全書》都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優秀的滿文資料。沈啟亮作為半路出家學習滿語的人士，能夠做到這一點更是尤為不易。

他在序言中寫到：

「……清書，文簡詞達，使人一覽朗然，猶曉星秋月，昭昭耳目間。倘漢文有一字支離，一經翻譯，遍豁然滌盡，粉飾無存。此非錯綜不紊，去繁扤要之大道乎……予漢人也，且生平篤好清書。昔嘗荷戈浙閩，效命不遑，既而奉汰歸里，是以得遊學京師，業館於廂黃旗下，幸就教於滿洲諸儒。於茲數載，粗識其意……」

（《大清全書》書影）

沈啟亮先生或許是最早的滿語真愛粉……

至雍正時期，亦有漢族重臣滿語嫻熟。比如張廷玉在《澄懷主人自訂年譜》一書中孤芳自賞道：

「……自後依宮詹兄居篤素堂研究清書，幾忘寢食。官師每試，輒取第一。蓋庭訓嚴切，且得清書奧妙，同習之人實無出余右者。」

怡親王胤祥薨逝之後，其滿文本《和碩怡賢親王行狀》(Ho?oi

urgun erdemungge cin wang ni yabuha baita be tucibume araha bithe) 即為張廷玉親自撰寫的。

（滿文本《和碩怡賢親王行狀》，篇末寫道「張廷玉奉旨編寫」字樣）

漢軍旗重臣如年羹堯，滿語文也是非常熟練的，而且滿文字寫得也很漂亮。台北故宮曾出版《年羹堯奏摺專輯》，其中一大半均為「清字折」，即滿文奏摺。由於雍正時期奏摺制度上規定必須上奏人本人親自書寫，我們得以窺其原貌：

（《年羹堯奏摺專輯》清字折書影）

然而乾隆中後期開始，懂得滿語的漢族大臣以及民眾開始逐漸減少，人數遠遠少於之前幾朝。這一方面是因為京城中滿族大臣的漢語平均水平逐漸與漢族官員無異，滿漢大臣之間的交流可以用漢語進行；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入關日久，滿人漢語水平的提高，從而導致的清代中後期滿文使用的場合的縮減。至清末，滿語文的使用大多集中在制度性場合中，比如奏摺、公文、奏報履歷等等，而這些被要求使用滿語的場合，被要求的對象也多數是旗人。可以說，清末時期的北京城中，若還有漢族人懂得滿語，那無疑是真愛粉兒。

三、清代時滿漢語的使用情況

清代在不同時期，滿漢大臣對於滿漢語的掌握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對滿漢語的使用情況，自然也並非像許多傳言一般在乾隆朝一刀切——有人說滿人在乾隆朝就忽然喪失了說滿語的能力，這無疑是一種誤解。另有傳言說到了中後期，清代的皇帝都不會講滿語了，這更是常見的誤傳。下面我就先展開講一講，清代各朝滿語的使用情況。

首先，我們可以對皇帝們做一個總述：清代的皇帝們，除了情況特殊的溥儀同志，滿語水平都是極好的；包括溥儀在內，並沒有任何一位皇帝「不會講滿語」。

這一原因，要從清代皇子教育模式講起。自雍正時期起，皇子們從六歲開始就要去上書房讀書。《清宮上書房和皇子讀書》一文中這樣說到：「皇子、皇孫們每天寅時（凌晨3-5點）到上書房，雖嚴寒酷暑不輟，先學習滿洲、蒙古文字等，然後學習漢文。師傅往往在卯時（5-7點）教課，一般到午時方散，又是甚至到未正二刻或申時。元旦面上學一天，初期即前一日到巳時即散。」下午則是步射、騎射等「體育課」。郭松義先生在《清代皇子的教養和分封》一文中則有更詳細的描述：

「皇子們從小就有人專門教以飲食、語言、行止等禮節。六歲起，他們備冠袍袿靴，隨眾站班當差，並就師讀書於尚書房（道光以後改稱上書房），圓明園諸皇子肄業之所在「西四所之西」。上書房設上書房師傅和上書房行走，上面還有總師傅，「以貴臣為之，或一人，或二人」，一般每日到書房二三次，稽察課程。又有稱「諳達」者，「體制稍殺於師傅」。諳達有三種：一伯哩諳達，由八旗參領、佐領一級人員中挑選嫻熟弓馬者充任，負責教授弓箭：再是蒙古諳達和滿洲諳達。他們都出自八旗翻譯出身，前者教授蒙古話，後者教滿文及翻譯。諳達也設總諳達，派滿洲權貴充當。
皇子們就讀，每年除元旦、端午、中秋、皇帝「萬壽」及本人生日，可免去課讀，除夕准提前散學，其餘便無假日。他們於早晨寅刻（五點前）來到書房以待師傅（卯時初到）。一般先教弓箭，後學滿文、蒙文，再學漢文。幼年皇子課程簡單，午前便行告退。年長者得等到未正二刻（下午一點多）才得散學。接著就得練習步射，「在圓明園五日一習馬射，寒暑無間」。皇帝每次在西苑（今北海公園內）紫光閣「閱武進士試」，必「先命皇子騎射，以為多士程式」，也算是對皇子們武功的考核。上書房的規矩是很嚴格的,
「讀書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過一二次，每次不過一刻，仍須師傅准去始去」。讀書空隙也可講書或討論掌故，但「不準常至下屋及出院閑走」，「應罰書、罰字惟師傅命是聽，亦有罰下榻立讀者」。皇子的侍候人役只准「在窗外或明間聽差」。各處太監也「無敢在窗外行走者」，否則便要受到「懲辦」。
……
皇子典學沒有年齡的限制。有的人「雖婚娶封爵」，仍得人上書房「讀書不輟」。咸豐五年（1855）七月，恭親王奕訴因其生母的晉封問題上惹惱了奕詝，借口在辦理孝全皇后（奕訴生母）喪事時「禮儀疏略」，罷去軍機大臣等一切職務，回「上書房讀書，』。這就具有「反省」的性質。當然象奕?那樣在上書房讀書，無論是時間或課讀的內容，都比小皇子們自由多了。」

可見清代皇子念書可比我們現代人苦多了……連個能打醬油的課程都沒有，沒有手機沒有漫畫，全年還只有五天半假。關鍵結了婚封了爵，這日子也不見得就到頭了——現代人好歹度過高三就有了自由選擇的權利——真是苦就一個字啊！

書歸正傳，由於清代皇子的課表裡面都安排了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所以皇帝自然也都是通讀這三門語言的。尤其是作為「國語」的滿語，更是被歷任皇帝都反覆強調其重要性的一門語言——這一點在後文會舉例詳述。

即便是清末的皇帝們，也是一樣的課表，滿語水平自然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如同光二朝，兩位皇帝均是幼年繼位，可想而知，他們的老師當得蠻辛苦的。這兩位的漢文老師都是翁同龢。翁同龢在同光二朝筆耕不輟，每天寫日記，也就是如今我們看到著名的《翁同龢日記》一書。這本書中記錄了不少同治帝的小黑賬，比如同治十年二月初六：

「風未止，晴。晨讀尚好，照常退。巳正三來，午正入，講摺又極難，講《大學衍義》時亦神情不屬，不免動聲色。申初一刻退。數日來無精神時則倦，有精神時則嬉笑，難於著力，奈何！」

——叛逆期的同治非常不招翁師傅待見。

這本日記中也體現了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每日都需要上滿語課的事實。比如同治十年二月二十，翁同龢寫道：

「午初來，滿書甚好，而漢書則有毫無神采，且多嘻笑，真是無可如何，申初多退。」

而光緒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翁同龢第一次見光緒時，又如是寫道：

「……臣龢引袖書四字訖，伯王等以清字條子授，一字。上略觀即應聲曰阿，滿洲字頭第一字。」

倒是清末時兩宮皇太后未必懂得多少滿語。如橘玄雅曾在微博上言及，光緒元年與二十四年分別下旨要求內外奏章凡只用清字的皆改用清漢雙壁，起碼可見慈禧的滿文水平不足以閱讀滿文奏摺，大抵只能批複諸如「elhe（安）」這一類的固定公文用語。

（慈禧滿文批複請安摺圖例）

另外，末代皇帝溥儀的滿文水平，也需要在此單獨討論一下。溥儀只做了三年皇帝，而隨著清朝覆滅，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宮內和社會中的制度，在任何意義上都與以前的皇帝不同。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曾這樣描述自己的滿文水平：

「滿文也是基本課，但是連字母也沒學會，就隨老師伊克坦的去世而結束……我的學業成績最糟的，要數我的滿文。學了許多年，只學了一個字，這就是每當滿族大臣向我請安，跪在地上用滿族語說了照例一句請安的話（意思是：奴才某某跪請主子的聖安）之後，我必須回答的那個：「伊立（起來）！」」

或許如溥儀所言，他的滿文是各科中學的最差的，但是否到了「連字母也沒學會……只學了一個伊立」的地步呢？我認為此處溥儀並沒有說實話。一方面，溥儀在同一章節中，言及自己跟隨清末有名的滿文老師伊克坦先生學習了九年多滿語，按照常理，不可能九年來只學會了一個伊立；另一方面，溥儀學習英文的練習冊曾在故宮博物院展出，裡面很清楚的顯示了，溥儀曾用滿文字母標記英文單詞讀音……頗有些類似我們小時候給bus注音為「爸死」之舉……

（溥儀英文練習冊，英文單詞的讀音均用滿文字母標記）

以上資料起碼說明了，溥儀所言「連字母也沒學會」不實——最起碼也還是懂得滿文字母的。王慶祥也在《溥儀交往錄》中這樣描述溥儀的滿文水平：

「起初溥儀的滿文成績較差，隨著年歲漸長也不斷進步，逐漸不但能用滿文說日常用語，而且還能寫得不壞了。經過大約4年多的學習，溥儀已能閱讀《聖諭廣訓》、《滿洲孝經》等滿文書籍了。」

當然，考慮到清末民初的時代更迭，其滿文水平大不如其他皇帝這一點也是可以想像的。如庄士敦所言，「皇帝對於滿文的學習並不認真，雖然他也學會講點滿語，滿文也寫得相當好，但他絕不會成為一位優秀的滿文學者」，而伊克坦去世後，溥儀乾脆宣布「以後要把英文作為滿清宮廷的第二語言」，從根本上改變了宮廷內部的語言政策（當然此時已是民國）。

由上文可見，除溥儀以外，清代皇帝們基本可在各種場合，自由切換滿漢語。

其次，我們來談談清代的王公大臣們的滿漢語使用情況。

滿漢語的使用，大體上可分為公務上以及私人場合兩種。在清早期的時候，滿族的絕大部分王公大臣無論是生活中還是公務上，大多數場合都是使用滿語的；一如絕大部分的漢大臣，在公私場合中多數都使用漢語。太祖、太宗兩朝尚未入關，滿語的全方位使用乃是不言自明的。順治時入關以後，滿語在當時北京滿人的生活中也還是佔據了主要的地位。在這裡可舉一些旁證用以說明。如順治時期出版的《三國演義》（ilan

gurun i bithe），除了人名和地名以外，整本書無一漢字：

（順治滿文本《三國演義》書影）

作為非古典儒家典籍，這類娛樂性讀物使用全滿文書寫，也說明了彼時滿人在日常生活主要還是使用滿語和滿文。

再如清早期多爾袞吉服坐像，只用滿文題字，與後來的滿漢合璧題字不同：

（左側題字寫道：「gūsin jakūn se de

niruha. Deo Canghai arahangge.」，意為「畫於三十八歲。弟常海（音）題。」）

此時宮內亦是滿蒙語佔據主要地位。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一書中，朝鮮人十分八卦的記錄了關於孝庄皇太后的種種，其中有一條說道：

「上曰（註：此為朝鮮李朝顯宗）「順治好漢語、慕華制雲，今則如何？」積曰：「聞其太后甚厭漢語，或有兒孫習漢俗者，則以為漢俗盛而胡運衰，輒加禁抑雲矣。」」

此時已是康熙五年。誠然，此段話或有朝鮮人道聽途說腦補過度理解有誤的情況，但也並非空穴來風。

康熙早期的滿大臣，無論在公務還是生活中，大多數還是以滿語為主要語言的。如下面這副康熙時期的畫像，題字亦是只有滿文：

再如康熙四十七年翻譯的《金瓶梅》，除人名與地名外，也是全部用滿文書寫，無一漢字：

（滿文本《金瓶梅》書影）

由此可見，直至康熙時期，宮廷以及滿族王公大臣中，很大一部分人在多數場合都是使用滿語的。

待到雍正時期，隨著N代移民的漢語水平越來越好，滿族大臣和平民在私人場合中，交流使用的語言就很難一概而論了。雍正八年時，舞格壽平撰寫了《清文啟蒙》一書，其中卷二為兼漢滿套語——即對話類的小文章——從裡面部分對話中可看出，當時社會上有一些旗人青年的滿語說得磕磕絆絆，或者乾脆不識字。雍正時期亦出版過《三國演義》，不過與順治時期內府刻本不同，雍正時期的《三國演義》為滿漢合璧的版本，滿文旁邊對照漢語原文——兩朝在漢語小說譯本上的差別，亦可看出對語言使用熟練程度，以及語言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滿漢合璧《三國演義》書影。註：此處漢文雖寫《三國志》，其內容實為演義）

乾隆時期，彼時社會上的旗人青年們發展出了一種新的曲藝形式——子弟書。在乾隆初年，子弟書多是滿漢合璧的形式。後來也出現了「滿漢間雜」、「漢夾滿」以及「純漢語」的形式。儘管並非所有人在私人場合都減少滿語的使用，但從子弟書的出現以及演變，我們亦可得知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滿語日常使用範圍是在縮減的。

（滿漢合璧子弟書《尋夫曲》書影）

（滿漢間雜子弟書《螃蟹段》書影）

至清末時，現代人往往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彼時的旗人在私人場合已經完全不說滿語了，這其實也不盡然。比如趙展在《滿漢合璧劇本<煙鬼嘆>芻議》一文中，介紹了清末時一位旗人寫的劇本，其中趙展這樣描述道：

「從《煙鬼嘆》劇本來看，作者滿文水平是相當高的，除個別字用錯或寫錯外，整個劇本的滿文寫得通順流暢……尤其是能在舞台上演唱的口語文獻，更是彌足珍貴，很難找到。作者的滿文字體寫得工整、規範……滿文旁邊的漢字，也寫得工整，但錯字太多，說明作者滿文好於漢文，可能是位滿族知識分子。」

這個劇本講的是吸大煙的危害，可見應該是1840年左右的作品。這樣一本生活氣息很強的滿文劇目的出現，也從側面說明了，儘管清末滿文在私人場合的使用不斷減少，但也並非全然沒有用武之地。

儘管在私人場合，滿語的使用範圍愈發縮減，但是在公務場合中，滿語的使用還是有嚴格的要求的。以前我曾回答過有關「上朝時是說滿語還是漢語」的問題，闡明了清代皇帝的召見時通常是見什麼人說什麼話的。從清中期開始，旗人御前奏事、請安、謝恩、報履歷按照規定必須使用滿語——這一制度也一直維持到了清末。

對普通旗人官員侍衛等要求尚且如此，宗室王公則有更嚴格的要求。自乾隆起，宗室襲爵需要「考封」——橘玄雅曾撰《清代宗室的考封》一文，詳細闡述這一制度。簡而言之，有爵位的宗室除了能承襲之人以外的其他兄弟，需要參加考試，按照考試的分數來決定自己能繼承到哪個爵位。這一考試包括三項：翻譯、馬箭、步箭，其中「翻譯」即為滿文。所以到了清末，可能反而是有爵位的宗室旗人滿文水平好於其他人等，與如今的狀況對比，想一想倒也是頗為諷刺。

陳力在《清代旗人滿語能力衰退研究》一文中，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清代皇帝對滿語的態度。如傳說中「漸習漢俗」的順治帝曾批評不專心學習滿語的旗人：「朕令爾等學習清書，此即職業所屬。儻能專勤勉力，滿書、滿語，何患無成？惟其不肯用心，以致曠廢。今爾等學習已經三載有餘，甚至六、七載者。朕還宮即行親試，其年久無成者，決不輕貸。」順治十一年，下令旗人不準學習漢文原版著作，只許看滿文翻譯本：「朕思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制。前准宗人府禮部所請，設立宗學，令宗室子弟，讀書其內。因派員教習滿書，其願習漢書者，各聽其便。今思既習滿書，即可將翻譯各樣漢書觀玩。著永停其習漢字諸書，專習滿書。」

再如居安思危的康熙：

「康熙十二年，康熙帝曾對侍臣說：「此時滿洲，朕不虛其不知滿語，但恐後生子弟漸習漢語，競忘滿語，亦未可知。」（被你說中了-
-b）
……
「滿洲旗分幼童，教習滿書、滿語。蒙古旗分幼童，教習滿洲、蒙古書，滿洲、蒙古語。漢軍幼童，教習滿書、滿語。並教習馬步箭，仍令各佐領、驍騎校，稽查。」」

甚至連思想開放、品味超棒的雍正帝也批評侍衛：

「滿洲舊制，最重學習清語。近見挑選之侍衛、護軍等，棄其應習之清語，反以漢語互相戲謔，甚屬不合。且滿洲人等，俱系太祖、太宗、世祖、聖祖皇考之所留遺者，當日耆舊大臣，務以造就後進為心，每將習學滿洲本務，努力上進之語，時時教導。今兵丁值班之處，彼此戲謔，殊非善習。嗣後各宜勉勵，屏除習氣，以清語、拉弓及相搏等技，專心習學。此爾等進身之階，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

——用漢語開玩笑也不行。

乾隆是眾所周知維護國語的強硬派（雖然他自己寫了上萬首亂糟糟的漢語詩），曾把宗學漢語給停辦了……他還發過許多道上諭來強調滿語的重要性。如乾隆四年要求各部院不準偷懶，檔冊中滿漢文必須都要寫全了，不準只寫寥寥數句清語：「承收衙門，登注清字冊檔，今一應文移，略寫清文數句，事務原委，粘連漢字粘單。既無冊檔可稽，兼恐清文荒廢，請嗣後概令清、漢並寫。」乾隆七年時又說：「滿洲人等……凡遇行走齊集處，大臣、侍衛、官員，以及兵丁，俱著清語。」

對乾隆60年來下發過多道強調「清語」重要性的相關上諭，本文就不一一列舉了，僅以乾隆二十九年的這道上諭作為代表：

「又諭、據值年旗奏稱、八旗世襲官員。請於各該旗值日奏事之期。令其按旗帶領引見等語。八旗世襲官員引見。當分別優劣。編定等第。優者帶領引見。劣者具奏斥革。不論優劣。並令引見。殊屬不合。著交軍政派出王大臣等、將此等世襲官員內。騎射清語俱佳。及差使勤者。列為頭等。帶領引見。中次者。仍留在世襲上行走。其騎射清語生疏。及怠惰者。著即具奏斥革。」

乾隆以後的皇帝們，基本上也是同樣的態度。如嘉慶五年的上諭說道：「各省駐防人等，准於該省考試文生，原繫於伊等格外恩施，若專務此而廢棄清語騎射，即停止此例，不準考試。」到了清後期道光時：「道光帝於道光七年(1827)十月初七日下旨「清語、騎射系滿洲根本，人各應習。各省駐防人等原由京城分撥滿洲，非綠營可比，亦應一體學習清語。」引盛京副都統常文回京述職，謝恩之時，競違祖制用漢文上奏所請之事，「宣宗怒其忘本，即命革職」。」咸豐二年，又有文宗上諭：「八旗人員騎射、清文是其本務，即使於清文義理不能精通，亦豈有不曉清語、不識清字，遂得自命為旗人之理？」

一如其祖，光緒也曾經做過把不會滿語滿文的旗人大臣罷職攆回去讀書這種事。據《光緒朝實錄》記載，光緒二十年正月，德宗上諭：

「本日召見委散秩大臣興泰，奏對謝恩，清語甚屬生疏。經朕詢問，據稱未經學習清語。興泰著開去委散秩大臣，回旗讀書。」

可見直至清末，皇帝對於滿語的使用還是一樣有嚴格要求的。

除了面見皇帝時規定必須使用滿語以外，清宮中還有一些場合如堂子祭祀時，薩滿也必須說滿語。清末時皇帝與侍衛的對話，有些也為滿語。如蘇勛丞在口述歷史《我所見到的慈禧和光緒》中，就言及光緒用滿語指揮侍衛快點走：

「……30里路，一個鐘頭跑到，把跟隨的兵士跑得汗如雨淌，光緒還嫌不快，手拍轎窗，一個勁地催：「加步!加步!伊里加步!」」（筆者註：即滿語
yabu, yabu, ili yabu——「走！走！停，走！」之意）

再者許多政府公文也要使用滿文書寫，如奏摺、上諭和各部檔冊。早年起居注也有用滿文書寫，後期大概多用漢語了。另外，條約也多數都以滿文為準。早期如尼布楚條約，其原本只有拉丁文、滿文和俄文的，到清末時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原文也一樣註明了以滿文本為準的字樣：

（尼布楚條約滿文本原文書影。此處意為：「……也依此寫成中國之文本（註：此處意為滿文本）、俄國之文本、拉丁文本，刻於兩國邊界處石碑上，作為永久的標記。」）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俄十年條約檔》天津條約書影。此處意為：「以俄文及滿漢文抄寫後，特以滿文本為準。兩國使臣畫押蓋章後相互交付。」）

直到1901年的辛丑條約，才徹底沒有了滿文的位置。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因為慈禧太后長期垂簾聽政，而她的滿文水平又不佳的緣故（註：在瓜蜀黍的建議下，此處措辭有所更改）。

由上文可見，至清代後期，王公大臣們對滿漢語的使用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儘管在私人生活中很難要求每一個旗人都廣泛使用滿語滿文，但是在制度上卻可以維護滿語在公務場合的地位，從而保證了一定程度上滿語滿文的流傳。

四、清代皇帝說的是東北話嗎？

清代皇帝說的漢語是不是東北話，這也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問題。經過上文的科普，我們已經知道明末清初未入關時，其實大家講的都是滿語的，跟東北話幾乎毫不相干。更何況現代東北話的形成，起碼要在19世紀之後了。因此這一問題的答案，自然也是否定的。

由於清代皇帝的漢語都是由當時的名儒所教，所以讀書自然也要按照老師的讀書音來讀——尤其是雍正以前，尚未規定推廣官話讀音之時。《弘覺忞禪師北游集》一書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記錄，裡面說道禪師見到順治時的一段對話：

「上一日持一韻本示師曰：「此詞曲家所用之韻，與沈約詩韻大不相同。」師為展閱一過。上曰：「北京說話獨遺入聲韻。蓋凡遇入聲字眼，皆翻作平上去聲耳。」於是，上親以喉唇齒舌鼻之音調為平上去入之韻與師聽之。」

——順治還學過入聲嘞（特此感謝微博網友@饅頭7up 提供本條史料），可想而知，其所說的漢語與東北話差了許多。

清代的官話其實即為北京音，當時應該也有文讀和白讀之別。由於清代滿漢對音的書籍有不少，再加上滿文是拼音文字，本質上用字母拼寫，所以從一些書籍、滿文奏摺上漢語名字的拼寫讀音以及北京故宮等地的部分匾額，可以推知彼時官話讀書音的大致發音。比如「交泰殿」匾額上滿文即為漢字音譯，按照其拼寫，讀音類似於「giao

tai dian」；根據《御制增訂清文鑒》中，滿文字母對漢字的標音，「略」字讀「luo」，「鞋」字讀「hiai」；根據奏摺以及宗譜，可知廢太子胤礽二字的滿文記音類似於「yin

cheng」等等。這與當代的北京音以及東北話都是有一定差別的。

一個更為有利的證據——感謝技術的進步——在20世紀之時，我們人類已經發明出了攝像機這個東東，所以我們可以聽到溥儀在1956年瀋陽特別軍事法庭上指證日本戰犯時，所說的漢語：

珍貴影像：溥儀在法庭指證日本戰犯-20110210檔案

——即便溥儀在東北生活了十幾年，但是依然沒有東北口音。如果南方的朋友依然覺得半信半疑，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同時代的張學良同志，在發表演說時標準的東北（瀋陽）腔調：

張學良的抗日演講

可見還是有很大差距的。

五、東北話的誕生與滿語有關係嗎？

並沒有。

——大象公會發稿中有關東北話的形成以及官話的正統性的論述，是由Serpens 童鞋完成的，特此致謝。

完

[1] 順治遺詔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