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象升、楊嗣昌的「戰」「和」生死斗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軍大舉入塞，直犯北京。

此次入侵，根據《東華錄》說，入關兩路清軍先會師於通州河西，由北邊過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運河，于山河中間縱兵前進，燕京迤西千里之內六府俱被蹂躪，至山西界而還。復至臨清州，渡運河，攻破山東濟南府，回至京南天津衛，共破城三十六，降六，敗明軍十七陣，俘獲人畜二十五萬七千多口，俘虜明親王一、郡王一，殺郡王五。《清太宗實錄》則說俘獲人口是二十萬四千四百二十三人，另外奪得黃金四千零三十九兩，白銀九十七萬四百零六兩。

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清軍退回關外。

明朝在這次戰役中損失了大將名臣孫承宗、盧象升，兩人雙雙殉國。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第二名。他雖然是個書生，但卻長得極是雄壯，《明史》曰其「貌奇偉，須髯戟張。與人言，聲殷牆壁」，《明季北略》、《烈皇小識》等又說他「鐵面劍眉」。

根據《明史》記載，孫承宗成年後就喜歡行走邊關並隨時和老兵談話：「始為縣學生，授經邊郡。往來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清波故道南下。喜從材官老兵究問險要厄塞，用是曉暢邊事」，以獲取和邊鎮有關的全部資料。無獨有偶，袁崇煥也有這個習慣：「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厄塞情形」，也許袁崇煥這個習慣，就是在孫承宗帳下時從他那裡學來的。

孫承宗是明朝的抗清名將，也是赫赫有名的關寧鐵騎奠基人之一。他經營遼東時帳下名將如雲，袁崇煥、祖大壽、趙率教、滿桂、馬世龍等人均為其所用。不過四年時間，就拓地四百多里，修復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前後練兵十一萬，設立十二車營、五水營、二火器營，八前鋒後勁營，又造甲胄、器械、弓矢、大炮等軍器數百萬件，開良田五千餘頃，歲入達十五萬兩，招撫的流、移民更有百萬之多，實可謂功蓋當時，名震天下。

若非當時魏忠賢和一群只知道黨爭不知道衛國的的廷臣們阻撓甚至陷害，清一朝很可能在孫承宗手上就被迫降了。說到此處，順帶提一筆，我一向覺得不少東林黨人也不是什麼光彩角色，在某種程度上，和他們的對手並無二致，因為他們同樣對黨爭和爭權奪利的興趣遠大於保疆護國。

而當時權傾朝野的九千歲魏忠賢，則對孫承宗極其忌憚，甚至害怕到只是因聽說孫承宗已經入關而來，就以為是他要來清君側了，以至半夜三更跑到皇宮裡繞著皇帝龍榻大哭不已，搞得那位皇上只好半夜爬起來大開禁門，召兵部尚書連夜入見，趕緊頒下詔書不準孫承宗入朝。

到後來魏忠賢才知道孫承宗原來只有一人一車，車上帶了一床被子，另帶隨行參謀人員一名，在邊境線各處巡視防務而已。

而大明朝末年的遼軍之能用，實肇基自孫承宗，大成則在袁崇煥。

崇禎二年，遼東大帥祖大壽率軍破山海關東歸，也是仰仗袁督師手書以及孫承宗以舊帥之誼相感，並為之設計救袁督師，才能招回關寧軍復衛北京，之後孫承宗率領大軍逐清軍，復關內，接著又擊敗了蒙古朵顏束不的部的反叛。

崇禎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清軍圍高陽，孫承宗時年七十六歲，正在家頤養天年。聞訊率領家人以及鄉里上城死守，奈何土城矮薄，又無援軍，最後失陷。他叱喝家人各自逃生，欲以身殉國，自殺不及，被俘。入清營後，以葦席鋪地望厥叩頭，自縊死。其子舉人鉁，尚寶丞鑰，官生鈰，生員鋡、鎬，侄子煉，及孫之沆、之滂、之澋、之潔、之氵憲，從孫之澈、之氵美、之泳、之澤、之渙、之瀚，子孫合計十七人，盡於此役力戰身亡，滿門無一降者。

孫承宗雄才大略，先因不附魏忠賢而遭抑，後又因朝中黨爭被楊嗣昌、薛國觀等輩所忌，終不能盡展韜略。其人僅在遼東經營四年，便已氣象如此，如任以專命由其放手作為，則其功不可測也。

但他脾氣過於耿直，以至於其一門大小戰死後，還依然為楊、薛等輩宵小嫉恨，連撫恤之事也要從中阻撓，因此終崇禎一朝亦不得追封，一直到南明時，才被追謚，號為「文忠」。

孫承宗又著有《車營扣答合編》一書，這是他和軍中贊畫鹿繼善等參謀、將領一起編著完成的一部軍事論著。全書分為《車營總說》、《車營百八扣》、《車營百八答》和《車營百八說》四篇，完善了自戚繼光以來的火器、車營等部隊編製，初步形成了具有現代軍事色彩的步、騎、炮等各兵種協同作戰的軍事理論雛形，並明確了火器為主的軍事主導思想，這些對明軍，尤其是遼軍在此後的戰術和作戰編製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時在冷兵器和火器更替的軍事思想發展史上，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清人著史，獨寫孫承宗事迹為一傳，評其功曰：「國是如此，求無危，安可得也」，論其才之際遇則曰：「度彼之才，恢復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論紛呶，亟行翦除」，又自詡本朝曰：「蓋天眷有德，氣運將更，有莫之為而為者夫」，其言皆頗為是，讀之使人無可奈何甚矣，嗚呼，復又為之一嘆。

崇禎十一年明軍抗清主帥盧象升的事迹，也是經緯分明，其間沒什麼疑惑，是以並無其他可解釋者。但其隕身之慘烈以及身後所遭的委屈，卻和袁崇煥袁督師一般無二，雖然沒有遭受如袁督師那樣的千古奇冤，但隕身之慘烈尤有過之，為明季所罕見。又其才略不在袁督師之下，且余以為在明清易代上，他的地位也當不在袁督師之下，故在此複述紀之。

象升字建斗，宜興人，是天啟二年的進士。崇禎三年，他一手組建了大名、廣平、順德三府的「天雄軍」。盧象升雖然是文士出身，但卻是明季文人中一位罕見的武藝嫻熟、氣力過人之戰將，農民軍在與其激戰後，因其勇猛過人，不少人稱呼其為「盧閻王」。而《明史》亦云：

象升白皙而臞，膊獨骨，負殊力。……善射，嫻將略，能治軍。……象升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鬥，刃及鞍勿顧，失馬即步戰，……象升提刀戰益疾。賊駭走，相戒曰：「盧廉使遇即死，不可犯。」……暇即角射，箭銜花，五十步外，發必中。

他建成「天雄軍」後，就一直與高迎祥、李自成等農民軍作戰，高、李等部屢為所破，連連遭受其重創，所以對他極為忌憚。後來京師戒嚴，崇禎詔其入衛北京，高、李得以鬆了一口氣，《明史》對他此次調動，有這樣的評論：「（盧象升）既行，賊遂大逞，駸驍乎不可複製矣。」由此可見他和所率的部隊對李自成等農民軍的威脅之大。

之後盧象升遷兵部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他在宣、大屯田之際，不多時便積起糧谷二十餘萬石，崇禎因此下諭，命九邊皆以宣、大為本而習之。

崇禎十一年九月，清兵自牆子嶺、青口山入關，薊遼保定總督吳阿衡酒醉不能起，被殺。

崇禎第三次賜與盧象升尚方劍，讓他總督天下援兵，並召宣、大、山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朴、虎大威入衛。當時因盧象升還未服完父喪，便身著麻衣草履和他的天雄軍一起誓師出軍。

此時的北京城外，清軍正四處蹂躪，京畿州縣，清軍一至則陷，崇禎十分惱火，群臣也紛紛獻計獻策。這其中還出了一檔子事，聽去好象匪夷所思，但卻是千真萬確的。

當時有位兵部主事，姓沈名迅字宙泉，上書陳說邊務，內里有一條道：「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兵數十萬。」當時的首輔大臣楊嗣昌見書，對其所陳各項建議極為讚賞，以為「（沈）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特別推薦。不一刻，崇禎的聖旨下，旨曰：「沈迅作改兵科給事中，作速到任管事！」於是這沈迅立時走馬上任去了（4）。

余見此記載後，嘗遍索諸書，可惜終未能獲其後來的政績記載，以至於不能考據出此人到任後，到底將天下的僧人尼姑們怎樣了，此實為餘生平一大憾事雲。蓋因此條建議若然實施起來，中國釋教史或許將為之改寫也未可知。

不過此人的想像能力雖然「出眾」得一塌糊塗，有點匪夷所思，但卻是個不怕死的，稱得上是條好漢子，而且他弟弟還是個武林高手，在馬上能舞一柄百多斤重的大鐵鎚。甲申年北京陷落之後，這兄弟二人在家鄉率鄉人先和農民軍大戰獲勝，後來在與入關清軍的激戰中，滿門戰死，亦算得上是一位「異人」。另外還有一些記載說，導致中原不復漢衣冠全民剃頭的那位大漢奸孫之獬，就是被這位沈迅率義軍所殺，而且是殺了個滿門滅族雞犬不留。

明季之世，相當部分士人如沈迅者，雖然或食古不化，或不通政務迂腐可笑，乃至秉性懦弱等等，但是在大節一層上，卻都頗為嚴整，農民軍破城之時，往往有守吏、生員等闔門自盡者，清軍下江南時，士子死節者亦比比皆是。不過，變節甚至屢屢變節全無廉恥者，也一樣比比皆是，兩極分化極其嚴重，此點甚為可探，暫且留待後章中討論。

再說當時朝廷之中，有內閣大臣楊嗣昌、太監高起潛為首的大臣或明或暗地提出與清軍議和，於是當盧象升在崇禎召對，問他對當前形勢有什麼看法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臣主戰。」

此話一出，我想足以使一向極要面子的崇禎立刻面色大變。

在中國歷史上，主戰、主和兩派歷來水火不容，而但凡主和的大都是昏君奸臣，沒幾個好人，最有名的便是宋高宗和秦檜了。崇禎雖然沒有直接表態說要議和，可盧象升這麼一說，那就等於隱指崇禎企圖與清軍議和，崇禎又怎會願意擔上這個滔天罪名，更不要說此前袁崇煥袁督師被殺頭的罪名中，就有一條是議和的。

所以崇禎在沉默了好一會之後，先否認自己有這個意思，推說只是外廷有這個建議，隨即便叫盧象升出去和楊嗣昌、高起潛商議軍情，再也不和他說什麼了。而在此後崇禎一直對楊嗣昌、高起潛等人陷盧象升於絕境不予理會，並且在盧督師戰死後也一直拖著不予優恤原因，以我小人之心的揣測，只怕就是因為盧象升這話戳到了崇禎的痛處，且迫使他無法實施自己的戰略和政治決策，是以他想教訓教訓這個「不識時務」的傢伙。

議和之事既然敗露，那麼盧象升、楊嗣昌、高起潛三人商量的結果，當然就只有和清軍一戰了。根據當時明軍獲得的情報，清軍此次南下是分三路而來，所以盧象升打算先據守保定，然後諸將分路出擊，在慶都會合後與清軍展開決戰。只是諸多事情卻為一心想議和的楊嗣昌、高起潛兩人所掣肘，最後的結果，僅宣、大、山西三總兵歸盧象升統率，而關寧鐵騎和其他部隊則屬高起潛指揮。

這麼一來，盧象升名為總督天下援兵，實際手下還不到二萬人。等後來新任的兵部尚書陳新甲趕到昌平，盧象升只好再次分出部分兵馬去，這一來，他的部隊就更少了。

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父親楊鶴，是陝西總督。這裡要說一下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先生（FredreicE.Wakeman,Jr.）在其《洪業——清朝開國史》一書中的一個小錯誤，他在書中說：「楊嗣昌，即1619年在遼東遭到慘敗的楊鎬之子」，這是個明顯的錯誤。

《明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七的《楊鎬列傳》道：

楊鎬，商丘人。萬曆八年進士。……御史楊鶴疏劾之，不報。無何，開原、鐵嶺又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獄，論死。崇禎二年伏法。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的《楊鶴列傳》則曰：

楊鶴，字修齡，武陵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楊鎬四路師敗，鶴薦熊廷弼、張鶴鳴、李長庚、薛國用、袁應泰，……將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七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總督，疏辭，言：「臣父鶴以總督蒙譴已三年，臣何心復居此職。」

據此可見楊鎬、楊鶴兩人事頗明，楊鶴是楊嗣昌的父親，且楊鎬、楊鶴在政治和權利鬥爭中還是死對頭，魏斐德先生在這裡把兩個人給搞混了。

楊嗣昌此人，應該說是具有相當的軍事、政治才幹的。

在任上他曾以「四正六隅」、「十面張網」法，於崇禎十年到十一年期間成功地壓制了各地農民軍，致使全國的農民軍活動進入了慘淡的低潮期。

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楊嗣昌被提拔為兵部尚書後，面對關內農民軍和關外清軍這兩大內憂外患，提出了「安內方可攘外」的戰略方針。

四月初二日，他呈上了一道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上具有相當地位的奏摺：《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在此疏中，他把農民軍視為當前的心腹大患，他這樣說道：

京師元首也，宣、薊諸邊肩臂也，黃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以故臣言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斯能蕩寇，此實今日證治之切，根本之圖。非敢緩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內耳。

崇禎對他的這一戰略提議極為贊同，一改此前明廷重邊患輕內憂的思路，開始把主要精力和相當部分邊兵戰力投入到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戰事上。自此，明軍的戰略重心由關外轉向大明腹地，打擊的重點對象由關外八旗軍改為關內的農民軍。

楊嗣昌針對當時農民軍活動的特點，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戰略

首先他將陝西、河南、鳳陽、湖廣這四處農民軍主要活動地區劃為「四正」，命令此四地方軍政長官以剿殺為主，防守為輔；而以此「四正」周邊的山西、延綏、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等六地為「六隅」，專以攔截為主，阻止農民軍進入其轄區，在時機有利時也可按部署參加圍剿行動。

在這個計劃啟動後，湖廣地區的左良玉所部首先於八月在南陽大敗張獻忠。十月，楊嗣昌在崇禎面前，給自己立下了一份三個月時間剿滅農民的軍令狀，試圖一舉了卻這個「十年不結之局」。他在《請旨責成剿賊第一事疏》中道：

今則網張十面，刻值千金，斷斷不容蹉過矣。臣計邊兵到齊，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為殺賊之期。……下三個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結之局。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正月，張獻忠在明軍強大的軍事壓力下於谷城接受招降。

隨後羅汝才、馬進忠、惠登相、王光恩等部在明軍的沉重打擊下也相繼投降。而李自成則在連續戰敗後，僅余極少親隨，不得不轉入山中進入潛伏，以躲避明軍的絞殺。

至此，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農民軍活動，一時間基本被肅清或者壓制，楊嗣昌所立之三月「了十年不了之局」軍令狀，可以說大體上已經順利完成。這使得崇禎從此對他非常信任，並且極其重視。據計六奇所撰的《明季北略》載，在楊嗣昌死後，崇禎曾感嘆道：「自楊嗣昌歿，無復有能督師平賊者。」崇禎這話雖然不免偏頗，但卻很可以說明楊嗣昌並不只會紙上談兵，而是確實具備了相當軍事和政治能力的。

不過，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大明朝的老對手——關外清軍，卻於青口山（今河北迂安東北）和牆子嶺（今北京密雲東北）兩處破關而入，開始了崇禎朝的清軍第四次入關戰役。

這，使得楊嗣昌極為頭痛。

對此局面，楊嗣昌經過衡量後認為不能同時開闢兩條戰線，於是他試圖先和清廷議和，然後等剿滅了內地的農民軍，再回過頭去收拾關外清軍。

就當時的局面來看，和清廷議和應該算是個比較務實的策略。楊嗣昌的這個想法，和當年袁督師的策略在一定層面上不謀而合，應該說不失為一個權宜之計。

當年袁督師在關外，就曾試圖先與清廷議和以便爭取時間積聚力量，待日後再一舉滅之。因為如果雙方不能暫時休戰，那麼就會始終不斷地進行拉鋸戰，雖然以當時的局面可以預料雙方不會有大的勝負手出現，看上去都不會有太大損失，可明軍卻會因此無法鞏固陣地並聚集起壓倒性的優勢兵力，從而導致無法在一定時期內最終解決清這個邊患。所以袁督師試圖以議和誘惑清廷暫時停戰，以便加強各處堡壘城防，同時積聚物資和兵力，以圖在最後一舉擊潰對手。

而楊嗣昌此刻面對的情況則要更惡劣一點。

在他面前，是已成燎原之勢的農民軍，原就應付得極為艱苦，好不容易剛剛把他們壓制下去，還未來得及鞏固戰果和肅清農民軍殘部，清廷卻從斜刺里殺了出來，顯然在這樣的情況下，兩面作戰非是明智之舉。因此不得不說，此刻的清軍入關，很偶然地挽救了明末農民軍的頹勢，使得農民軍勢力得以喘息和休整，在此後不久再次進入農民戰爭高潮。

農民軍是無法議和的，招安也不是沒用過，可大大小小的農民軍往往勢窮則降，一旦再度發生饑荒或者官軍兵力和防備有所鬆懈，馬上又會復起，是以顯然不可能真正地去招安他們。而清軍入關，在楊嗣昌等人看來，無非是志在錢財物質，只要誘之以利，是可以讓其退出關外的。一旦此計得行，那麼明軍就可以先聚集全部力量徹底絞殺關內農民軍，回過頭來再去對付關外清軍。

應該說，這個認識是比較客觀也是可行的，可在中國歷史上以及充滿夷夏大防的道德觀中，凡是和外族議和的，大都會被冠以昏君奸臣的名號，是以歷來幾乎無人敢和外族議和的，即使有迫不得已的權宜之策，最後也還是要想盡辦法掩飾，乃至不惜修改史書，譬如賢如盛唐明君李淵、李世民父子，也是對此極為忌憚。當然了，他們兩位做的更過分些，他們是向突厥稱臣借兵，這遠要比議和來得嚴重，因此饒是李世民後來滅了突厥帝國，一雪前恥，可依然對此還是耿耿於懷，是以唐書本紀之中，絕口不提此事。如果不是李世民在李靖大破突厥後，一不小心說出一句「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而被史官記入了《李靖列傳》，只怕後世還不大好斷定他父子曾對突厥稱臣過。

鑒於此，崇禎、楊嗣昌想和清廷議和，也只敢偷偷摸摸，決計是不會讓人知道的。大明朝後來有個兵部尚書陳新甲，便是因為秉承崇禎的意旨悄悄和清廷議和，事不密泄露被殺頭的，其實議和還不是他被殺頭的真正原因，千不該萬不該的是他居然為了表白自己不是擅自議和，竟然一口咬定是崇禎指使他這樣做的，於是就掉了腦袋。

倘若他聰明那麼一點點，獨自把這個黑鍋背下來的話，我想他的腦袋也許還不至於搬家。

且再說楊嗣昌，這個人雖然有相當的政治、軍事才幹，但目光比較短淺，為人行事急功近利又不太願意挑擔子。譬如他為了在短期內剿滅農民軍，提出每年加征餉銀的額度多達九百二十餘萬兩，此實為飲鳩止渴，竭澤而漁之舉。因為這個政策的直接後果，是導致了在崇禎十三年的旱災之下，饑民們再次揭竿而起，形成了又一次規模空前的農民大起義。

他有相當的軍事能力，能居中策劃，但卻不是個好的領軍統帥，因為他很明顯地不願意負責任，所以事事都把崇禎請出來，以避免自己受責。《明史》這樣記載道：「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軍前，則機宜已變，進止乖違，疆事益壞雲。」

另外，楊嗣昌的心胸狹隘，報復心極強，往往因為私人意氣而不顧大局，甚至不惜誣陷殺害忠貞之士，不過這在明季相當普遍，往往只要政見不同就要置之死地而後快，也許是個源自黨爭的士人通病。當時有位編修楊廷麟，對他處處刁難盧象升，意圖置盧象升於死地實在看不過眼，就上奏道：「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以南宋主戰的忠臣李綱、宗澤比盧象升，以奸臣奸宦耿南仲、黃潛善來分別比楊嗣昌和高起潛。

此處，先得為楊嗣昌說句好話，他雖然人品不怎麼地，但他堅持不兩面作戰的策略，應該說是客觀的，也是當時當地的最佳策略之一。而楊廷麟和盧象升雖然忠心耿耿，在此問題上卻不免失於迂腐，他們簡單地把議和等同於奸佞甚至賣國行為，顯然，他們在此混淆了道德和戰略決策的界限，把道德觀混雜到了純粹的軍事與政治的戰略決策中。

不過，這也怪他們不得，中國的歷史，從來就不是戰略和軍事第一，而是道德第一的，李陵之於漢武就是最好的例子。

李陵以數千戰士獨行大漠，力抗十萬匈奴，殺傷數萬，力盡被擒。《史記》曰其時「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在這裡，漢武的意思很清楚地甚至連一點掩蓋也沒有地赤裸裸地表達了出來，他希望李陵能為他「死戰」。

於是，僅僅只因為後來李陵沒有戰死，他那以數千人對抗十萬匈奴的的全部功績和無奈，便被一筆勾銷了，而漢武因此產生的怒氣，則足以使得此前來報信說李陵勇猛深獲士卒歡心的陳步樂就此自殺。

從戰爭和軍事角度看，李陵身為一個帝國軍人，他儘力也盡職了，而且還做得非常之出色。但他的「污點」，僅只在於他沒有死，於是他的個人價值就已完完全全地被淹沒了。因此，他註定就要被後世的道德「楷模」們所唾棄。

與此相仿，中原歷代皇朝在戰還是和的問題上，也同樣存在著這樣的一條標準，這標準是以道德和夷夏大防等等為第一要務的，而不是以軍事和政治上的角力勝負為界定標準。誰要是想和異族議和，那麼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將被後世所唾棄，無論這個議和是不是權宜之策，甚至是不是政治、軍事上的欺詐行動，都非常容易被冠以「奸臣昏君」的封號，最後釘上歷史「恥辱柱」供人們唾棄。

是以盧象升對崇禎說「臣主戰」，和楊廷麟說楊嗣昌、盧象升二人之爭是「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他們二人實際上使出的是同一個招式，而且這是一招無解的絕殺，可以一擊斃命。

他們兩人這一招，甫起手就已經從道德上徹底封殺了崇禎和楊嗣昌這君臣二人議和的企圖，「主戰」兩字一出，即便對面是君臨天下的天子，最後也只得乖乖說聲「戰」，再也不敢言「和」了。因為無論是誰，不會也不敢去挑戰這個在中國有著一千多年生命的龐大的道德和價值體系，這不是在和什麼具體的人在交手，這是在與「天下」為敵，是在和一個根本沒有實體而又無處不在的對手作戰，因此就算你貴為天子，那也一樣不成，照樣是一點勝算都沒有。

只是，這一無敵於天下的「正」招，滅殺的卻是大明王朝繼續生存的又一縷希望。

面對楊廷麟「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如此嚴重的指責，楊嗣昌當然會大為惱怒。

於是他先把楊廷麟派去盧象升手下任贊畫軍事，然後又設法奪了盧象升的兵部尚書職位給陳新甲（就是日後替崇禎偷偷議和不慎泄露機密，最後為崇禎背了黑鍋被殺掉的那位兵部尚書），《明史》曰：「戊子，罷盧象升，戴罪立功」，盧象升未動一兵就已經獲罪。又使大學士劉宇亮前去督師，並要巡撫張其平（此人後來以失地罪被崇禎殺了。其實若盧象升不敗，他也不能因失地被殺，頗有自作孽的味道）切斷盧象升的糧餉，隨即又以雲、晉有警，把總兵王朴的部隊從盧象升手下調走。

其餘還有一大堆手腳就不提了，總之在楊嗣昌如此這般一番算計之後，號稱總督天下援兵盧象升的部隊，此刻就只剩下了楊國柱和虎大威的五千人，且糧餉就此斷絕。

盧象升部隊絕糧後，全賴民間自發貢獻口糧果腹，遂令楊廷麟前往真定求糧，不果。而各地鎮官為阿諛楊嗣昌、高起潛等人，故雖盧象升親至哀懇疾呼，亦莫肯救之。象升所部三軍，上下奔走達千里之遙，空腹而馳，未嘗一飽，百姓知其為奸臣所害，欲陷其於死地，莫不涕泣。《明史》記曰：

象升提殘卒，次宿三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天下洶洶且十年，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先。乃奸臣在內，孤忠見嫉。三軍捧出關之檄，將士懷西歸之心，棲遲絕野，一飽無時。脫巾狂噪，雲帥其見告矣。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皆以昔非公死賊，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只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升泫然流涕而謂父老曰：「感父老義。雖然，自予與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沖，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儘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為也。」眾號泣雷動，各攜床頭斗粟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煮為糧。」

最後，盧象升部隊已經七日靠摻雜冰雪為食，但卻依然無一人叛之。盧象升知道如此下去也是不免，於是出帳，向四面軍士跪拜道：「吾與爾將士共受朝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全軍無不涕泣，莫敢仰視，誓與清軍一戰，於是全軍拔寨而起，出師決戰。

十二月十一日，盧象升率領五千人進軍鉅鹿賈庄，高起潛率領數萬關寧鐵騎駐紮雞澤，距離賈庄五十里不到。盧象升推進至蒿水橋，遇清軍，急遣楊廷麟賓士高起潛軍求援，高起潛不應。

盧象升此刻已經出軍，先射倒清軍一人，清軍大噪合圍而進，結果為盧象升率軍衝殺擊退。清軍首戰不利，退還大營。

是夜，盧象升自領中軍，以虎大威帥左營，楊國柱帥右營，堅營自守。夜半，清軍號角聲四起，至天明，清軍數萬騎圍盧象升營數重。

盧象升在此戰開始之前，就知道定將不免，所以早已萌生死意。為了避免自己過早戰死，導致本軍大潰，因此他這天穿的不是主帥制服，而是穿的普通士兵的號衣，又將印綬縛在肘後以方便辨認。隨即盧象升麾兵與清軍激戰，整個戰場殺聲震天。

此戰自辰時打到未時，盧象升軍終於炮盡矢窮，兩軍開始肉搏。清軍主力乘機對盧象升所在的中軍發起了衝鋒，盧象升大喝：「誰為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應聲而出，殺入敵陣，但他兵力實在太少，因此雖然死戰半晌，卻不能殺退敵軍，眼見勢不能支，盧象升見狀大呼道：「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遂帶全軍殺入，與虎大威一起並肩力戰。

盧象升在清軍陣中引刀奮戰，大呼不已：「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獨力格殺數十名清軍，最後身中四箭三刀，落馬陣亡。

盧象升部下掌牧楊陸凱怕清軍殘害督師屍體，伏身其上，身中二十四箭而亡，僕人顧顯亦於此役殉死，虎大威、楊國柱二人殺出重圍，僅以身免。

原本忠臣大將戰死，回報朝廷，皇上給個謚號封賞一番家屬，最多再哭得幾聲，就算完了。而中國歷史上象這樣忠臣為奸臣所害，皇帝涼薄之事體，比比皆是，原不希奇，譬如岳武穆。

但明季之事，卻往往匪夷所思已極，即使窮盡小說家之想像，怕亦未必能想出其中之萬一來。

盧督師為國捐軀，以身殉節，部下為怕清軍殘害他遺體，不惜以身受死，因此他死後清軍倒真能沒摧殘其遺體。可是他們卻萬萬想不到，盧督師的遺體竟然會被自己人拿來做起了文章，鬧出一場大風波，以至於又有忠義之士為此而不幸隕身。

高起潛在聞知盧督師戰死後，一箭不發率數萬關寧鐵騎倉皇逃竄，又怕被追究擁兵不救的罪狀，因此不敢上奏說盧督師已死。此一戰中，赫赫有名的關寧鐵騎數萬虎狼之士，在高起潛的率領下，對五十里外正和清軍殊死一戰的盧象升五千部隊作壁上觀，隨後更落荒而逃，是為關寧鐵騎建師以來頭一遭。袁督師一去，雄兵利卒便淪落至此，夫復何言。

而楊嗣昌則更狠，他不但要迴避給盧象升掣肘致使陷入死地的問題，竟還欲乘機治盧象升一個舉動失宜畏罪潛逃的罪名，因此絕口不說盧督師已經戰死。

通常而言，一般的廟堂之爭乃是權利或者黨派之爭，因此如果有一方下台或者身亡，這鬥爭也就算結束了。但楊嗣昌卻竟然在對手死後還要繼續進行報復，楊、盧二人這仇結得如此之深，似已經超出了黨爭和爭權的範疇，更似江湖上的私人恩怨。究其原因，大約一是當初盧督師責楊嗣昌意圖向清軍求和，讓他失了面子；二是因戰、和之爭，兩人之間暴發的一場的爭執，使得楊嗣昌覺得自己差點首級不保。

當時，楊嗣昌曾經派遣一盲人算卦者悄悄去找清軍媾和，那知清軍大怒，以為議和乃國家大事，你派個殘疾江湖人來算個什麼？因此差點殺了那算命的。

結果此事為盧督師所知，便因此責問楊嗣昌：「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之恥乎？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義，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衰衣因紼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盧、楊、高三人當時均有孝在身，尚未出服，故有此言），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

楊嗣昌大約以為盧督師欲取其項上人頭，書載其當時「色戰」，大聲叫道：「公直以尚方劍加吾頸耶？」

盧象升慨然道：「尚方劍須從己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5）這話既說得慷慨激昂，又直指楊嗣昌如果舍戰言撫，則遲早會養禍辱身，不免身敗名裂。但他話中不說尚方寶劍絕不加人頸，只說「未易加人」，最後一句「非某所能知也」，意可雙解，可做非我所能知道的意思，也可說是不知道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意思。估計楊嗣昌是理解為後一種意思的。

楊嗣昌倉皇而去，雙方自此徹底決裂。在他那裡，國家大事就此成了江湖恩怨，於是和盧督師結下了這個解不開的死結。

再者，楊嗣昌得知盧督師死訊後，大為放心。只是盧督師既然已去，最要緊的自然便是先知道其他仇人的消息，所以他不問其他，第一句話問的就是：「楊翰林死未？」當時報信的人不知道楊廷麟就是楊翰林，只知道他是盧督師軍中贊畫，一時間不知其所云而無從作答。

於是楊嗣昌又趕緊補道：「楊贊畫死未？」

這次報者總算知道了，答曰：「已先奉差，不在營中。」

楊嗣昌聽後，頓時「為不豫者久之」（6）。由此可見此公欲效曹操之故智，直把楊翰林當彌衡耳。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天不遂人願，老天也有開眼的時候，楊廷麟偏偏就在生死存亡之際，被盧督師派去了高起潛那裡求援，導致楊嗣昌奸謀落空，最後空自懊惱了半天。

而楊廷麟剛剛得脫大難，卻馬上又聽說楊嗣昌等人誣陷說督師是失蹤，並沒戰死，意圖陷害督師。於是他和部下急忙前往戰場尋找盧督師屍體，在找到督師屍體後，發現其時督師甲衣下依舊還穿著麻衣白網巾的孝服，蓋因父喪未服完之故。

只是如此一來，楊廷麟報說督師已經殉國，而楊嗣昌卻說沒死，不知道孰為是，崇禎於是下詔，令認得盧督師的士卒、官吏前去驗視遺體。

先是盧軍一倖存小軍遠遠望見督師遺體，立刻便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一時間三郡之民聞之，痛哭失聲，聲震天地。順德知府於潁在檢視後，也上書報曰盧督師確實戰死，楊嗣昌卻又故做謹慎，復派三士卒前去檢視。

楊嗣昌大約以為他選的那三人鐵定是會順著他意思說，那不是盧督師屍體，那麼他就可以做文章了。

誰知道在那三人中，有一人名叫俞振龍的，大約是不忿楊嗣昌如此作為，可能在去前在楊嗣昌面前裝了一回佞人，不然我想楊嗣昌是不會讓他去的。可當他去檢視完回來後，卻堅持實話實說，一口咬定那就是盧督師的屍身，盧督師確實戰死沙場了。

楊嗣昌聞訊大怒，立刻將其嚴刑拷打，鞭撻時間長達三日三夜，那俞振龍最後怒目大喊道：「天道神明，無枉忠臣！」（7），隨後便被活活打死。

而另有盧督師屬下一名千總，名喚楊國棟的，寫塘報呈送兵部，楊嗣昌要他更改塘報，誣寫盧督師如何畏敵逗留，導致兵敗身死。這楊國棟堅持不許，於是也被楊嗣昌誣陷，被處以極刑，只是這位和督師無親無故的千總，至死都未改其所寫塘報一字（8）。

天下百姓聞聽此等情形，群言滔滔千夫所指，恨楊嗣昌入骨。可惜，這些卻入不了崇禎耳。不過，即使入了崇禎耳，我想也是一樣的無用。

好在還有那麼多人指認盧督師遺體，更有大批的屠狗輩寧死也不願枉污忠臣，所以想要誣陷盧督師是不可能了。可是被楊嗣昌這麼一鬧，盧督師遺體不得入土為安，已然居停達八十日之多，至此方准其家人前來收殮。

楊嗣昌其人於崇禎五十宰相中，實可謂除孫閣老外唯一有大才的人物，也算是唯一一個在位時有實權（孫閣老便是無實權）又能辦實事的首輔，只是其心也可謂毒之甚矣。其先以奸謀陷死盧督師，在盧督師殉國後又欲追構壞其身後聲名，乃至不惜枉殺兩位義士，更荼毒盧督師遺體，使忠臣良將以身殉國後不能入土為安，暴露腐朽達八十日之久。按中國的傳統文化習俗，死者入土為安責莫大焉，是以在當時的民間百姓和相當部分朝廷官員看來，此舉實在大違天道，頗有神人共憤的味道。

越數年，楊嗣昌親自率軍出征，圍攻「八大王」張獻忠。張獻忠用兵飄忽之極，神出鬼沒，而楊嗣昌則「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軍前，則機宜已變，進止乖違」，所以雖然兵力遠大於張獻忠，卻為張獻忠所算，最後因大明藩王被張獻忠斬殺而畏罪自盡。張獻忠為泄憤，盡掘楊嗣昌祖上七世墳墓，並挖出楊嗣昌夫婦屍體，將他們亂刀分屍。待得楊氏後人前來收葬時，竟是無法得全其屍，只得以其半復回葬之。此一節，大約是可以說天道循環、報應不爽的。

只是再怎麼地，這等說話都是身後話，至多也就是出口悶氣而已，終不能起盧督師於地下，如此，則要這身後報應又有何用？復可為之一嘆。

另外，由於崇禎一貫有處分主辦官員的習慣，因而也有言官提出要對身為此次導致盧督師戰死的戰役領導者楊嗣昌進行處罰，甚至以袁崇煥為例子，要求處死楊嗣昌，不過根據《明史》的記載，至少有二位官員卻因此遭到了崇禎的處分：

給事中李希沆言：「聖明御極以來，北兵三至。己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語侵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誤國四大罪，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帝怒，希沆貶秩，志舉奪官。

又，此戰之後果，不單是盧象升和孫承宗殉國，大明的文臣、武將乃至監軍太監，因此被崇禎帝同一天處死者多達三十六人，為崇禎朝規模最大的一次斬殺朝廷官員之行動，但楊嗣昌卻還是恩寵不減，甚至連一點處分都沒有，《明史》曰：「於是中官則薊鎮總監鄧希詔、分監孫茂霖，巡撫則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總兵則薊鎮吳國俊、陳國威，山東倪寵，援剿祖寬、李重鎮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棄市。而嗣昌貶削不及，物議益嘩。」

第二年，盧象升妻王氏因督師是為國捐軀，故請朝廷給恤，不準。後年，其弟盧象晉、盧象觀又請恤，又不準。一直到楊嗣昌畏罪自殺後，大臣們多次上書，才總算勉強贈了盧督師一個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其祭葬，世蔭錦衣千戶，但卻沒有追謚。等後來南明弘光朝廷的時候，才追謚為「忠烈」，予以立祠奉祀。

盧督師以身殉國，前後遭遇之慘亦不下於袁督師。而其家人犧牲之慘烈，尤過於袁督師家人。其弟盧象觀於崇禎十五年，為鄉薦第一，成進士，官至中書，南明滅亡時，投水自殺。盧象晉出家為僧，堂弟盧象同和其部將陳安壯烈戰死。

盧氏滿門忠烈，於盧象升之後，為大明戰死、殉難者，多達一百餘人。盧象升死時，年僅三十九歲。

盧象升功績赫赫，死得又極壯烈，然崇禎如此刻薄於他，深究其中的原因，無外是因為崇禎之前過於寵信楊嗣昌之故，如果否定楊嗣昌，就等於說崇禎被奸佞所蒙蔽，也就是否定了崇禎，這是崇禎絕不可能接受的。既然皇上不能沒面子，那就只好盧督師沒面子了，這和從前崇禎明知道袁崇煥無罪，最後卻非要殺袁崇煥一樣，都是因為一般的死要面子。

崇禎為了面子，生生喪送了大明兩位雄才大略見識過人的統帥，自己砍斷了拱衛著大明朝的最粗大的兩根中流砥柱，而最後，崇禎自己竟然也是死在了這死要面子的脾氣上，難道此果然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