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小屁孩是怎樣煉成的

(就是「窮養富養」那一篇答加點料。)

首先講,無所謂男孩女孩,時下的窮富都在是講物質條件,但真影響人心的是精神上的「窮養」和「富養」。


小時候我家一本帶字的書都沒有,沒有寫字檯,也找不到筆,也不覺得書有什麼意義。玩的東西倒是很多,有好二胡,有風琴,有好照相機,我爸還有五連發獵槍(合法的,80年代早期),有一大排進口的釣魚竿,有好幾米長的一個大魚缸。上一年級的時候老師問同學長大了想做什麼,大家都是科學家,解放軍,醫生,只有我很自豪的說我想當家庭婦女。。。

我家據說原本是讀書的。但是1946年,我太爺爺作為反動地主典型被當時的渤海行政公署槍斃了(下令的還是我男票姥姥的一個表兄弟),我爺爺成長過程中就沒敢請先生讀書,是真文盲,平時就是把自己偽裝成農民,和別的鄉下孩子一起光著腳下地種田。我爸爸上學的時候我爺爺要求他一年要識一百個字回來,在老人心目中,能認幾百個字的就是大文化人了。

後來到了我這一代,家裡給的物質條件還不錯,算是富養的了吧,衣服清一色都是外貿出口貨(當時最好的),吃的東西和文具也是能買到多好就用多好,唯獨沒有男票家那麼多五顏六色的小畫書。

同時代小朋友們的衣著還是這個風格的。後排左一是小正太,哈哈。

當時青年路上有一家個體戶賣八珍烤雞,每天排好長的隊,我媽媽下班了就在那排一兩個小時給我爸買烤雞,然後回家再炒幾個菜。我放學了先玩,玩到傍晚去給我爸打啤酒,然後回家邊看六點半的動畫片邊陪我爸肥吃海喝。是的,喝一小點啤酒。

周日,基本一早就是各種叔叔大爺來串門,喝酒,打牌到半夜,我媽這一天基本上都是在廚房裡。因為家裡只有一張飯桌能寫字,所以我要寫作業就得去敲男票家的門。

同時期,周日我男票家的情景是一群圖書館員和煙台大學的年輕老師在討論詩歌,出手抄的雜誌,《紅房子》,《白桅船》,這兩個名字我記得特別清楚。男票就趴在一邊在影印的《國家地理》雜誌插圖上寫寫畫畫。

平時,我婆婆下了班,只要有可能,是一定要用自行車推著我男票去學畫畫,學武術,再不就是在家教他學英語。我最早學會唱字母歌,還有用英語唱祝你生日快樂,也是我婆婆教的。

但是我當然不喜歡讀書,只喜歡和他一起玩。喜歡中午在同學們的目光中被大轎車接去煙台山賓館,東山賓館吃中午飯,喜歡家長們的外國客戶逗我倆玩,喜歡被當小公主寵著的感覺。。。


1995年的時候,全家陪著我爸爸,在北京治療他的脈管炎。當時我家的積蓄早就花光了,他和我媽的工作都扔了,全家擠在珠市口那邊一幢19平方米的違章建築里。我的床頭就是對著衚衕的玻璃窗,窗台上放著一台有線電話,玻璃上貼著「市話5毛,長途先押拾圓。」「正宗鮮族辣白菜,蘿蔔」的大紅字。每當夜裡有人急著打電話就猛敲玻璃窗把我敲醒,開窗收錢。星期天跟我媽去新發地批白菜,回家熬鹽水剝大蒜到半夜。有一次收了一張假的10元,被我媽罵了整整一個月,罵到我最後躲在學校廁所里割腕,被老師發現後找家長,又被我爸媽各打了一頓。

當時對我來說,漂亮衣服,燒雞,還有花花綠綠的鉛筆橡皮什麼的已經快忘光了。生活里剩下的就是每天穿著已經磨起毛了的校服,帶著一身鹹菜味低頭從同學的恥笑中走過。

那時候有一個北京本地的男孩子喜歡我,他學習不好,到處討別人厭,長得也不好,但是他家有室內廁所,還能洗澡,所以我還是違心得和他待在一起,忍受他在身上亂摸,哄著他高興,好在他父母不在家的時候去沖個澡。他家的衛生間里沒有門插銷,每次在裡邊洗都怕得要死,要用力頂住門,因為他一直想進來。洗好出去,我的內衣上經常有濕黏的一大坨膠凍,很噁心害怕,空身穿著校服往家走,感覺就像光天化日下什麼都沒穿。

很壓抑,很茫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為什麼還活著。每天關了燈都要偷偷哭到睡著。

自暴自棄是肯定的了,還記得老師指著我鼻子罵「哪兒來的滾回哪兒去」,同學都在笑。找家長,我媽就去給老師哭,哭到老師完全放棄了。那時候比同齡人高半頭,我就跟一群外地小孩一起到處混,打架,搶低年級學生的零花錢,想辦法從電話和賣鹹菜的零錢盒子里偷錢。當時路邊一把彈簧刀賣10元,那張10元的假幣被我用來換了家裡一張真的10元,拿來買了人生中的第一把刀子。有了這個我就再也不害怕了(吹),逃學跑去和小朋友們鑽迪廳,撞球室,遊戲廳。趴在腿縫裡撬人家遊戲機的幣盒子,被店家抓住痛打,後來被警察抓去關了一宿,當時我爸在動手術,我媽陪床,都不知道。

留級一年。小升初,考試的時候跑去跟一群心懷鬼胎的洋垃圾蹭飯,在北海公園划船,結果學校找到我家,我媽不知道怎麼找到我,把我拽去考了半場。升初中就拿著這樣的成績,唯一肯要我的就是一家工讀學校,這時候我媽才發現我已經是在派出所里掛名的小流氓了,送去工讀倒也不冤。


每每想起那一段的生活,覺得自己十四五歲的時候陳屍在哪個偏僻角落的垃圾堆里,上花邊小報供大家茶餘飯後討論幾天就是最好的歸宿了吧。


所幸,家裡已經再也借不到錢了,經營公共電話和賣鹹菜的收入也不足以支持一家人在北京的生活,我爸就把我們娘倆扔給債主,自己跑回老家躲起來了。我媽哭夠了,決定回煙台去投奔我婆婆,就這樣升初中那年夏天我又回到了海邊。

重新進了正常的學校,重新穿上洗乾淨的衣服,最重要的,我婆婆可憐我,跟我媽說孩子想來我家就讓她來,我能看著她學習。那時候婆婆給找了人,讓我媽回原單位上班,單位給分了一套在奇山那邊的樓房,但是債主天天來家裡鬧。我媽工作之餘,晚上還在別的地方兼職整理帳目,也怕我沒人管再跑到街上去,就同意我可以住婆婆家。

就這樣,整個初中,我都是在婆婆監督下惡補學習。男票家是大三居,最大的一間屋子不是卧室,而是四面牆上都是書架的一間書房。就是在這裡,我開始認真讀了人生中第一本課本以外的「閑書」,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那種震撼,就像是第一次呼吸,或者盲人第一次看到光。

山姆威爾·塔利在學城

那時候我婆婆和公公在分居,家裡就我,婆婆還有男票三個人。最幸福的時光就是晚上,點起檯燈,大家都穿著睡衣在客廳沙發上擠成一團,輪流讀小說,或者看《成長的煩惱》,一直到深夜。當時我有一張專屬的摺疊床,放在書房裡,夜裡我等大家都睡著了,就開著檯燈讀書架上的書,就這麼到高中畢業把我婆婆家的藏書基本上讀完了。


我婆婆養我男票的辦法很不一樣,吃得很好但是穿衣服上就很隨便。出去旅遊全程飛機和大賓館,哪怕只停一天,第一站必是當地博物館,但是零花錢給得卻很少。出差往回買兒童讀物花幾千但是玩具最多就一件。在學校里隨身聽和掌上遊戲機都泛濫成災時,男票申請買一台CD機的代價是要承諾用它練到期末英語聽力拿滿分。

在學校打了架,我婆婆從來就是接他回家來再不提一個字,背地裡給對方家長賠錢和解。闖了禍,哪怕請到校長和更大的領導,也不會生氣,而是回家來讓他自己分析事情的經過。

住校,沒課的時候接我們出來,領到兵工廠里打槍,或者到發電廠里拜訪我婆婆的朋友。男票爸爸那邊招遠老家的金礦,東營勝利油田的油井,我都跟著去過。當時開玩笑說我婆婆是中國的莎拉康納。

星期天,爬山可以,上海邊吹一天風可以,要買幾百塊錢的潛水鏡自己去錢包里拿,但是去看電影或者跟同學逛街嚴格限制。在家,想學著織毛衣可以,和我寫一天小說,或者撿樹枝回來又鋸又磨把客廳地毯上搞得全是碎木頭可以,我婆婆還會幫著設計工序。往牆上糊塗亂畫也可以,但是白天開電視不可以。電視里港台節目堅決不許看,英語台可以,唯奧亞洲翻譯的Discovery節目可以,看其他的,老實回屋睡覺去。

他家房子當時在東郊,煙台大酒店邊上,我婆婆在大酒店游泳館充了年卡,暑假每天領我倆在露天泳池一玩就是一整天,婆婆往池子里扔一個玻璃球我倆潛下去找。還有每天婆婆的朋友好多人也來跟著玩,都是刷她的卡。晚上露天泳池不能洗澡,我們再刷卡買票進室內泳池那邊沖澡,然後一幫人就在酒店吃飯,兩個孩子必需每人每天吃一整條魚。就這樣一夏天,我的胳膊都粗了,肺活量長到4500。

我第一次聽說「常青藤學校」也是婆婆講的,說這個名字原本是美國幾家好大學之間的體育比賽名。好教育,頭腦一半,身體一半。

我們家也沒有像蘭尼斯特家那樣男孩練劍術女孩學繡花的規矩。小時候男票去學大小擒拿,我說我也想學,婆婆就鼓勵男票學完回來給我當教練,我倆就到門前工地沙堆上,或者海邊沙灘上練。我媽覺得女孩這樣被人看見不好,婆婆就把她的大雙人床收拾好了讓兩個孩子在上邊又蹦又踩,所以當時還又貴又脆弱的席夢思床墊很快就壞了。

後來小屁孩們喜歡上了金銀島,晴天去上學也拎著兩把長傘,一路上打鬧不停,很快就把傘打壞了。於是婆婆就領我倆上山找樹枝,還買好木板回來鼓勵我倆學著做木刀。這份手藝直到20年以後學做牙模時候突然用上了!我是女生里做石膏模唯一滿分的,從下料到最後打磨一氣呵成,做好的模型上邊一個氣泡的痕迹都看不出來,別的女孩完全不理解這怎麼可能。

還有拆家,我倆小時候腦洞特別大,鐘錶要拆開研究,遙控器,錄音機,以至於當時還不多見的486電腦拿到手也要拆,拆掉裝不上婆婆也不生氣。

然後婆婆在家織毛衣縫被子,會要求男票去學。做菜,打掃衛生也要學,整理衣櫃,也要學。唱歌跳舞,即使完全不得要領,也要學到馬馬虎虎的程度。

於是初中住校的時候,我倆拿著拖把桿教同學怎麼用棍子的時候,同學猛然注意到某人累了把棍子一扔,自己撿起一本毛衣編織的書看去了,我把短袖衫袖子一卷,露著肩膀頭拎著棍子就上場。

當然沒有菊地姐這麼帥了(?ⅴ?)

後來留學,校園文化節(也是我們的藝術選修課作業),我跟一幫狐朋狗友表演歌舞劇,題材是嘲諷各種童話故事裡的性別暴力,我負責攢人還有寫劇本。當時有穿弔帶襪的大胸睡美人,有一群一米八九的肌肉兄貴扮成「小矮人」圍著她跳很有衝擊力的哥薩克舞,有暴露狂大灰狼,還有喜歡繩藝捆綁的邪惡後媽,很歡樂。

我的角色是一個類似寧芙(Nymph)的柔弱少女,光腳穿著長裙戴花環,在舞台邊「樹林」里賣萌。灰姑娘被謝頂的王子(可憐的威廉被黑了)救走時我接過她的掃把,然後被邪惡後媽關在廚房裡掃地。這時候小紅帽跑來求救,大灰狼衝進來,然後背景音樂突變,變成快放熱血版的當時正在熱映的花木蘭裡邊的《Ill Make A Man Out Of You》,要求我瞬間黑化,踩掉掃把頭,面目猙獰得打一套猴棍。。。

效果很好,當時台下認識我的幾個教授驚得下巴都掉了。演完,原本非常挑剔的藝術課老師說全組滿分,如果你你們答應閉幕式加演一場的話。

一書一劍,可保江山永固也。


初二升初三的暑假,發生了一件很難忘的事,讓我對人的精神世界有多大差異有了全新的見解。

那年夏天,我婆婆在北京的兩個同學帶著家裡人去煙台過暑假,其中一個是北師大的張教授,博士生導師,另一個是人大的郭教授。恰巧那年他們一個在日本的同學,早大的唐教授也回國來,於是大家就在煙台聚了快一個月。當時我已經不回自己家了,就住在男票家。教授們住在海邊的武警招待所,走著過來10分鐘不到。

男票從小對他媽媽的這些客人都不愛搭理,暑假想得就是我倆一起膩歪著天天釣魚和寫小說,婆婆讓他負責客人們一部分的活動安排,他煩得要命,背地裡揶揄教授們是聖經里的「三博士來朝」。

那天原本說客人們是去蓬萊玩,我倆準備放開了狠狠地釣一天魚,為這個還早起去挖沙蠶。結果中午不到我婆婆就喊我們說跟客人一起吃飯,某人犟不過他媽,憋了一肚子氣。

在飯桌上老同學們談起各自孩子讀書的情況,說我婆婆的家學肯定錯不了,就開始研究某人肚子里有多少料。男票原本準備吃完就跑,這下話題上身運交華蓋,跑不掉了,就開始有意的把話題往歪了領,沒想到讓教授們對他更感興趣了,不停用更抽象的理論試探他。某人退無可退,乾脆就坐直了,一隻手托著下巴跟教授們溫和地抬理論扛,越抬越高,很快我婆婆公公都插不上話了。

唐教授先被繞懵了,詫異之餘突然意識到對面是個15歲的小屁孩,皺著眉頭想這是怎麼肥四。郭教授聰明,討論了一陣意識到對話中暗流涌動,笑著也不說話了,在一邊認真旁觀。只有張教授最投入,完全忘了是在飯桌上,非要把邏輯理清楚不可,某人就領著他往坑裡跳,用問題圈著推崇管理結構扁平化的張博士自證「因為人類的自利性,群體被管理者無法在自覺情況下完成複雜任務,所以任何非強制的管理措施都是浪費資源」(大體上是這個意思)。最後當邏輯終於合攏時,桌上哄堂大笑,張博士的臉從頭頂紅到前胸,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變成了一個獨裁主義者。

吃完飯,張博士找到我婆婆,非常認真的說這孩子了不得,你教的好。我婆婆說給他推薦的書,自己看的,現在他腦子裡的東西我一大半都搞不懂。

我男票一直在我心裡都是個不愛學習的孩子,喜歡跟我在野地里瞎跑,在沙灘上露營,喜歡跟同學打架,不愛寫作業,上課帶小說不帶課本被老師訓。那一天,我認識到了,人和人的精神世界居然有這麼大的差別。也是從那一天起,我決定要讀大部頭,在學識上追上他。


初四的暑假,婆婆領著我們沿海岸線,從丹東,大連,秦皇島一個個城市旅行下去直到防城港,作業是旅行結束時每人要交一篇15萬字的科幻故事,兩個人的故事還要互相呼應。

上高中,我婆婆給我倆出題,誰能在一周時間裡給她講明白《時間簡史》就免一年家務活。

上大學,一家人遠隔千里。我每天打8小時的《魔獸世界》,另外8小時在圖書館裡從A部頭一架一架的書看下去。

大三,我拋下國內觸手可及的文憑,自己一個人跑到加拿大留學時,口袋裡只有不到200加元,全憑不成功則成仁的信念堅持著。身邊的中國女孩有讀不下去回國的,有失去希望開始醉生夢死的,有嫁了加拿大人從此不再上學的,也有經不住一晚上幾千加幣的誘惑墮身青樓的(加拿大賣淫合法嫖娼非法)。

富裕的女孩,面對困境會嚇到手足無措,不惜用一切去換回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貧窮的女孩,會被眼前的蠅頭小利吸引,不再看更遠的目標。我沒有再向艱難的生活低頭,咬牙堅持著,一個個單詞,一頁頁書得啃了下來,過生日自己用平底鍋烤蛋糕,學校舞會在平時的裙子上縫滿校園裡摘來的野花。

這其間,因為主動跑去做志願者,還有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又遇到了無數有趣的人,無數新奇的遭遇,又面對過無數次艱難的選擇。我一直堅持只做讓自己自豪,讓周圍人快樂的決定。直到整整7年後我的另一半像奇蹟一樣來到加拿大,兩個人重新生活在一起。然後的2014年冬天,婆婆大駕光臨,再一次的,周末早晨可以在烤蘋果薄餅的香味中醒來,在飯桌上朝男票扔黃油塊,一切都完美得像在天堂里一樣。


如果一定要爭論我倆是窮養還是富養的,我想說是富養,但是錢並沒有花在粉色蕾絲裝飾的卧室,還有錦衣玉食上。物質上的平庸,我婆婆用精神世界的奢華來代替。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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