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常常處於良心不安的狀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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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梁文道都是在酒店中度過，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因各種事飛行，這種漂泊不定的生活，讓他在香港的家中只養了貓，沒有養狗。但即使如此，他每天都要花上5個小時閱讀，他用這種堅持「定住自己」。

「所謂做人，到底是為了什麼？」

2008、2009年的時候，我那時做人的狀況很危險，變得不像自己原來想的樣子。忽然之間發現自己成了一個名人，去哪裡都被一圈人圍著。

有一次在一個小縣城做活動。當地找了5個保鏢圍著我。我只是過一小段路，5個人圍一個圓圈把我圍住，路上的人都在看我：「這個人是怎麼了，被警察抓了嗎？」

我很怕自己習慣了。習慣去哪裡人家都要給你一個很好的對待，坐頭等艙飛來飛去，那樣的感覺並不好。

於是，我就開始重新問自己：「該怎麼辦？」「我要做個什麼樣的人？」……這樣再問下去就是：」做人的意思到底在哪裡「。

我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就在想：「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大概上初一的時候，就很自覺地知道自己要念哲學。

我念了二十多年的哲學，但2008年、2009年左右，遇到那個問題、想要解決的時候，我幾乎一身冷汗地發現：我讀了很多理論，學懂了很多思考的方法，但是我已經忘了，我原來是想知道人活著是為什麼。

「老香港的魅力，減弱了」

香港給我的魅力是：這個地方沒有人關心你是誰。

它太功利，太實際，功利到一個程度，乃至於它不在乎你是什麼種族、膚色、國籍，什麼身份認同。

「你這份工作做好沒有?」「你賺了多少錢？」

它不會去說，「你是不是個漢奸？」這兒沒人管這個問題。

香港是老外來了覺得自己沒必要學廣東話和普通話，他說英語就好。香港人也覺得我們跟你談英語就行。為什麼?因為香港人首先考慮的是哪一種更方便。

香港人當然有一種很寬闊的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但是又跟兩岸所見到的那種認同是不同的。

這個認同更多的是一種感情上的、文化上的東西。

比如說，香港的影視產業，從李小龍的年代開始，到徐克版本的黃飛鴻，到後來的葉問，貫穿香港功夫片的，尤其是涉及清末民初那段歷史的，永遠不變的主題就是英雄人物打老外。一種很原始的、赤裸的民族感情，但又不是現代國家所要求的國民身份認同，而是一種更俗世的、更傳統華人社會的情感。

《十月圍城》就很有趣地呈現了香港人的世界觀：孫中山來香港了，清朝派人要來刺殺他，香港一幫人要保護他，為什麼？是因為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革命英雄嗎？不，為的是今天保護他的那個人是我哥們兒。

又比如《明月幾時有》，那些人不是天天到晚喊著口號，「為了國家存亡，」不！是「為了我女兒。」

這是一種那麼傳統的、地道的、香港式、或者南洋華人式的民間感情。它是透過家庭倫理，在中國儒家倫理式的秩序下面產生的一套東西。

但當年吸引我的那個老香港的魅力，減弱了。

「香港沒有『都懂的』這回事」

老香港的生活氛圍對我很重要。那是一個我心目中過度浪漫化的、曾經存在過的南方中國。

香港很多地方我都很喜歡。尤其晚上，燈是藍色的，冰冰冷冷的藍色，你會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很科幻的城市。

然後一轉眼，到鰂魚涌那邊，或是過海到深水埗那邊，又是很凌亂的狀態，就像電影《攻殼機動隊》。

為什麼《銀翼殺手》那種電影以香港為藍圖，因為香港是這樣一個地方：你覺得它處在未來某個時空，但是又非常古老，充滿了各種的妖孽，你不知道背後一個轉角會冒出一個什麼樣的怪人……

我們常常說香港人比較講秩序，守規矩，不只是因為英國的管制，而是因為這個社會真的需要這樣的秩序。

當這麼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方式，共同活在一起的時候，你必須要有一套共存的法則，這個法則使得所有人都不干涉所有人，所有人都不用理任何其他人地活著。

在內地，很多事情能夠透過不言自明的潛規則解決，是因為社會比較同質化，「大家都懂的」。

但香港沒有「都懂的」這回事，因為我們很難有默契，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你必須要有紙面的東西，清清楚楚。

「它需要你在自己身上做點什麼」

我是太流動的一個人了，每年有三分之二在飯店度過，每個星期都坐飛機。當你生活這麼漂泊不定的時候，你需要有些別的東西定住自己，那個東西就是我給自己的紀律，是我生活的重心。

我喜歡住酒店。把別的東西都拿掉。

我讓自己隔一段時間就要去短期出家或者禪修，那是一個跟我生活劇烈變異的狀態。不能讀書，不能說話，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溝通，甚至時鐘、手機都要拿掉，你對自己失去了任何的掌控。所有的時間都是聽敲鐘來定。鐘不在你那兒，是人家在敲。你專心一意地在你的修行上面。

每次回到日常生活，都會有種很強烈的距離感，覺得自己在做的這些事都不是真的，都是可有可無的。

我覺得修行最主要學的就是怎麼樣繼續保留這個感覺：就是每天在做事，但同時覺得這都不是真的，不是必然的、必要的。

所謂做人到底是為了什麼，不是一個字面上給你答案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它需要你在自己身上做點什麼來體會、得到、產生一種感悟。

我就發現：我應該在「人」上頭做點功夫，透過對自我的、生活的、心靈的、乃至於身體的鍛煉，讓自己產生出某種狀態，然後一路發展下去。

「我常常處於良心不安的狀態下」

我很討厭回頭看自己。在我看來，這就像一個人老照鏡子一樣。很變態。

我討厭一切讓我聯想到很自戀的東西。你寫過的東西，你做過的東西，它有那麼重要嗎？它並沒有那麼重要，它譬如蜉蝣。

但是我現在也在反省，這麼討厭自戀，恰恰就是因為我把自己看得很重。

我是年紀越大，越有強烈的道德焦慮。

我常常感覺到自己的虛偽，感覺到自己的下流和無恥

這種焦慮感，總讓我考慮到這個世界上有沒有所謂絕對正確的東西。

絕大部分的公共知識分子，不會有這種懷疑。

我覺得公知讓人受不了的地方就是：他憑什麼覺得對什麼事情都能說上一番話，他憑什麼覺得自己對什麼事情都有立場，而公眾又為什麼認為你既然身為一個作家、身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讀書人，你就該對很多事情都要有立場，憑什麼？

我不太喜歡讓人情緒太激烈的東西。我對一切煽情的東西都比較有保留，而且是越來越有距離。

在我看來，今天的中國社會是大家都在尋求被感動。這個讓我很受不了，包括一些很有名的語句，比如說：「總有一種力量叫我們淚流滿面」，我很討厭這些話。我為什麼要淚流滿面？為什麼總有一種力量讓我淚流滿面？能不能沒有？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那麼想要被感動。

兩岸很像，都很濫情，都喜歡很誇張的語言。

比如說我出席最多的活動，就是所謂的演講、座談。每次這種活動開場之前，主持人、司儀在台上講的話都很像，都會說：「今天，我們很榮幸地請到梁文道老師，接下來我們請他為我們帶來一場思想的盛宴。」

我現在都已經肉麻了，習慣了。但當初聽到這些話，我雞皮疙瘩都要起來。我講都還沒講，你怎麼知道這是思想的盛宴？也許我給的是毒藥呢？我很怕種種這些誇張、浮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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