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編輯總結：第三隻眼看現代中華文化與世界的關係 （4）

前言：O編輯總結：第三隻眼看現代中華文化與世界的關係(1)

普世價值 -- 西方價值的雙刃劍（下）

所謂的普世文明究竟是什麼？ 它出現的背景是什麼，，讓我們來追溯一下歷史。

從歷史來看，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19世紀，「白人的責任」的思想有助於為西方擴大對非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統治作辯護。20世紀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於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作辯護。

可以說，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但卻很少考慮這種普世文明思想在其他文明中除了少數西化精英外幾乎得不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或者更準確的說，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是一個帶有西方價值觀霸權的代名詞，正如「文明」概念一樣——文明是一種先發國家的自我標榜。這些國家以此壟斷了「善」的話語權。故此有蠻族入侵羅馬一說。

及至近代，先發的歐洲人將現代性等同於普世性。並認為自己的文明特點是現代性的絕對基礎。 而噹噹西方文明的火炬傳到美國後，更是將這種普世霸權發揮到極致。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所代表的西方，以國際社會的名義，壟斷了發展模式的話語權。 甚至掌握了「自由」的定義權。

而這背後，存在著三種隱含的，卻並不成立的假設。

首先是前文提到過的福山理論：蘇聯共產主義的垮台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勝利。這一論點的最大謬見是認為只存在唯一的選擇。它建立在冷戰的視角之上，認為共產主義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前者的死亡導致了後者的普遍出現。然而，顯然存在著許多形式的獨裁主義、民族主義、社團主義和市場共產主義（如在中國），它們在當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著許多位於世俗意識形態世界之外的宗教選擇。在現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動和動員人民的力量。因此說福山的想法是十足的西方式傲慢的表現：由於蘇聯共產主義垮台了，西方就永久贏得了世界，穆斯林、中國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將倉促地把西方自由主義當作唯一的選擇來接受。而事實是：冷戰所造成的人類分裂已經結束，但種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類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產生著大量新的衝突。

第二個假設是，民族之間的相互作用——一般來說包括貿易。投資、旅遊、媒體和電子通訊——的增長正在產生一個共同的世界文化。交通和通訊技術的改善確實使得資金、商品、人員。知識、思想和影象在全世界的流動變得更加容易和費用低廉。毫無疑問上述一些方面的國際流動增長了。然而，人們對於這些流動的增長會產生什麼影響，卻存在著許多疑問。貿易會增加或減少衝突的可能性嗎？它會減少民族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的假設至少沒有得到證實，而且還存在著大量相反的證據。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國際貿易大大擴展，在接下來的10年中冷戰宣告結束。然而，

回顧歷史，在1913年國際貿易實際是達到了創記錄的水平，但是在其後的幾年中，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屠殺卻規模空前。如果那種程度的國際商業尚不足以阻止戰爭，那麼何種程度可能？這一證據不能支持商業會促進和平的自由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假設。90年代所作的分析進一步對這一假設提出了疑問。一項研究得出結論說：「對於國際政治來說，貿易的增長水平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國際制度中日益增長的貿易本身不可能緩解國際緊張狀態或促進更大的國際穩定。」另一項研究論證說，高水平的經濟相互依賴「可能導致和平，也可以導致戰爭，這取決於對未來貿易的預期」。經濟相互依賴只是「在各國預期高水平的貿易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持續下去時」，才會促進和平。如果各國預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賴不會持續，戰爭就可能出現。

為普世文明正在出現作辯護的第三個，也是最常用的論據，是把它看作自18世紀以來持續進行的廣泛的現代化進程的結果。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識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和更複雜的、更多樣化的職業結構。它是始於18世紀的科學知識和工程知識驚人擴張的產物，這一擴張使得人類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控制和營造他們的環境。現代化是一個革命進程，唯一能與之相比的是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轉變，即文明本身的出現，它發端於大約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現代社會中的人的態度、價值、知識和文化極大地不同於傳統社會。作為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獲得了具有現代性的文化。上述論證提出，當其他社會獲得類似的教育、工作、財富和階級結構的模式時，這一現代西方文化將成為世界的普遍文化。

有一點是勿庸置疑的，即現代文明和傳統文明之間存在著重大差別。然而，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具有現代文化的各社會比具有傳統文化的各社會彼此更加相似。顯然，一個在其中一些社會非常現代，而另一些則仍然很傳統的世界，與另一個在其中所有社會都具有彼此相差無幾的高水平的現代性的世界相比，較少同質性。那麼一個在其中所有的社會都是傳統社會的世界又是如何呢？這樣的世界存在於幾百年以前。它的同質性會少於一個具有普遍現代性的未來世界嗎？或許不會。布羅代爾認為，「明朝時期……的中國同瓦魯瓦王朝時期的法國的相似程度肯定超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相似程度。」

然而，現代社會可能由於兩個原因比傳統社會彼此更加相似。

第一． 現代社會之間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雖然可能不會產生一個共同文化，但它確實促進了技術、發明和實踐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的轉移，其速度和程度在傳統世界中是不可沒想的。

第二．

傳統社會以農業為基礎；現代社會以工業為基礎，其工業可能從手工業演變為傳統重工業再到以知識為基礎的工業。農業模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比工業模式更加依賴於自然環境。它們因土壤和氣候的差異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會結構和政府。無論威特福格爾的水利文明的論點具有什麼樣的全面優點，依賴於大規模灌溉系統的建造和操作的農業，確實促進了中央集權的和官僚的政治權威的產生。很難作其他的解釋。富饒的土壤和適宜的氣候可能促進大規模的種植業及其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的發展，這個社會結構包括人數不多的富裕的地主階級和從事種植勞動的廣大的農民、奴隸或農奴階級。不利於大規模農業的條件可能鼓勵獨立的農場主社會的出現。簡而言之，在農業社會中，地理塑造了社會結構。相反，工業社會較少依賴於地方的自然環境。工業組織的差別可能產生於文化和社會結構的差別，而不是地理差別。可以設想，前者能夠趨同，後者則不能。

現代社會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們必然融為同質性的嗎？那種認為它們必然如此的論點建立在下述假設之上：現代社會一定接近於某種單一的類型，即西方類型，現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現代文明。然而，這是完全虛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現於8世紀和9世紀，其獨特的特徵在以後的世紀中得到了發展，它直到17和18世紀才開始實現現代化。西方遠在現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區別於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徵產生於西方現代化之前。

在現代化之前的幾百年間西方社會的這些獨特特徵是什麼？各類學者已對此作出了回答，這些答案在一些細節上有所不同，但在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西方文明核心的體制、實踐和信念方面卻意見一致。包括下述方面：

　　古典遺產。作為第三代文明，西方從以前的文明中繼承了許多東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從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遺產，包括希臘哲學和理性主義、羅馬法、拉丁語和基督教。伊斯蘭文明和東正教文明也對古典文明有所繼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遠不及西方。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爾後是天主教和新教，從歷史上說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徵。確實，在它誕生後的第一個一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把現在認作西方文明的東西稱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著成熟的社會群體感，這使它們區別於土耳其人、摩爾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為了上帝和黃金，西方人在16世紀向外征服世界。宗教改革與反改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分裂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也是西方歷史的獨特特徵，而這在東正教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與拉丁美洲的經歷相距甚遠。

　　歐洲語言。語言是僅次於宗教的、使一種文化的人民區別於另一種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語言的多樣性方面不同於大多數其他文明。日語、印地語、漢語普通話、俄語，甚至阿拉伯語都被認為是它們文明的核心語言。西方繼承了拉丁語，但是出現了各種民族和與之相伴隨的民族語言，這些語言被寬泛地劃分為範圍廣泛的羅曼語系和日耳曼語系。到16世紀，這些語言一般已呈現出它們的當代形式。

　　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在整個西方的歷史上，先是唯一的教會然後是許多教會與國家並存。上帝與皇帝，教會與國家，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終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與政治如此明顯的分離。在伊斯蘭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國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東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夥伴。作為西方文明象徵的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分離和一再出現的衝突，在其他文明中並不存在。這種權威的分裂極大地有利於西方自由的發展。

　　法治。法治是一個文明社會的核心觀念，是從羅馬繼承來的。中世紀的思想家曾詳細闡述過自然法的思想，君主應當根據自然法來行使他們的權利，而普通法的傳統則在英國得到了發展。在16和17世紀的絕對君主制階段，法制在現實中遭到的破壞多於被遵守，但是人類的權力應受某種外部力量制約的思想仍然延續了下來，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傳統為憲政和人權保護奠定了基礎，包括保護財產權不受專制權力的侵犯。在大多數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響思想和行為方面是一個較不重要的因素。

　　社會多元主義。歷史上，西方社會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獨特性是「多樣化的自主集團的興起和延續，它們並非建立在血緣關係或婚姻基礎之上」。從6世紀和7世紀開始，這些集團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會、行會，但以後在歐洲的許多地區擴大到包括各種其他協會和社團。協會的多元性又得到階級多元性的補充。大多數西歐社會包括相對強大和自主的貴族、大量農民和雖然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賈階級。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封建貴族的力量在限制絕對君主制穩固紮根的能力方面特別重要。歐洲相對的多元性與同時存在於俄國、中國、奧斯曼帝國等相對統一文化，中央集權的帝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代議機構。社會的多元性最初導致了等級、議會和其他代表貴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團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提供了在現代化過程中演變為現代民主體制的代議制形式。在一些例子中，這些機構在絕對君主制期間被廢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甚至當這種情況發生之後，如在法國，它們仍然得以復活，並成為擴大政治參與的工具。沒有任何其他的當代文明具有可與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干年前的代議機構的傳統。在地方層面上，也發生了大約始於19世紀的自治運動，它們先是在義大利的各城市中發展，然後向北蔓延。這些運動「迫使主教、地方貴族和其他顯貴與市民分享權力，而且最終常常完全屈從於他們」。這樣，全國層次上的代議制就得到了地方層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補充，後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是不存在的。

　　個人主義。上述許多西方文明的特徵促進了文明社會中所獨有的個人主義意識及個人權利傳統和自由傳統的出現。自由主義產生於14和15世紀，被多伊奇稱為「羅密歐與朱麗葉革命」的個人選擇權利到17世紀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對所有個人平等權利的要求——「英格蘭最貧窮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樣」——即使沒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達。在20世紀的各文明中，個人主義仍然是西方的顯著標志。在一位學者對包括50個國家的類似例子的分析中，在個人主義指標方面得分最高的20個國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國家，再加上以色列。另十個對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樣強調，與其他集體主義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個人主義佔統治地位，該作者得出如下結論：「在西方被視為最重要的價值，在世界範圍內最由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義認作西方主要的區分標誌

上述條目並不意味著窮盡了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徵，也不意味著那些特徵總是普遍地存在於西方社會中。顯然它們不總是普遍存在，因為在西方歷史上經常有許多暴君忽視法制和中止代議機構。它也不意味著所有這些特徵都沒有出現在其他文明中，顯然其他社會也有這些特徵，例如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構成了伊斯蘭社會的基本法律舊本和印度曾有過在西方流行的階級制度（也許由於此，它們是僅有的兩個維持了一定時間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會）。這些因素單獨來說幾乎沒有一個是西方獨有的。然而，所有這些因素的結合卻是西方獨有的，是它們賦予了西方獨特性。這些概念、實踐和體制在西方不過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們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續不變的核心的一部分。它們是西方之為西方的東西，但不是西方之為現代的東西。它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夠在實現自身和世界的現代化中起帶頭作用的因素。但同樣，它們不是非西方在實現自身和世界的現代化中的必要因素。

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西方的擴張促進了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些社會的政治領袖和知識領袖用以下三種方式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對西方的影響作出了回應：拒絕現代化和西方化；接受兩者；接受前者，拒絕後者。

凱末爾主義即擁護現代化和西方化。這一主義建立在下述假設的基礎上：現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與現代化不相容，必須拋棄或廢除；為了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社會必須完全西方化。現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強，而且必須相輔相成。

凱末爾主義論點的溫和形式——非西方社會可以通過西方化而現代化，仍然沒有得到證實。凱末爾主義論點的極端形式斗西方社會為了現代化必須西方化，並沒有作為一個普遍的命題而成在。然而它確實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會．其中本土文化為現代化所造成的障礙如此之大．以致於如果要客現規代化，該文化必須實質上為西方文化所取代？從現今國際社會來看，並不是如此，世界上很多國家如日本，中國等國都在不同程度的引進和運用西方技術來支持自己的現代化。這是不是意味著儒家社會，日本社會或伊斯蘭社會現代化的同時西方化？選擇似乎並非僅限於此。此外，新加坡、台灣、沙烏地阿拉伯，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伊朗，已成為現代社會而沒有變為西方化。伊朗國王確實曾試圖遵循凱末爾主義路線，實行現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了強烈的反西方反應，而不是反現代的反應。這也是後面霍梅尼宗教革命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蘭社會在實現現代化方面一直存在著困難。伊斯蘭教與經濟事務方面的現代性在諸如利潤、禁食、遺產法和婦女參加工作等方面的確與現代社會工業結構有一定衝突。但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礙穆斯林社會沿著通向現代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在除經濟以外的其他大多數方面伊斯蘭教與現代化並不衝突。虔誠的穆斯林能夠研習科學，在工廠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進武器。

這說明：現代化並不要求有一個政治意識形態，或一套體制，因為選舉、國家邊界、市民聯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標誌，對於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必需的。

伊斯蘭教作為一個信條可以滿足管理顧問和農民的需要。伊斯蘭教法沒有就伴隨著現代化的轉變說任何話，諸如從農業向工業的轉變，從鄉村向城市的轉變，或從社會靜止向社會流動的轉變；也沒有衝擊諸如大眾教育、高速通訊、新形式的運輸工具或醫療照顧這樣一些事物。同樣，甚至反西方主義和復興本土文化的極端支持者，也並不拒絕使用電子函件、錄音錄像磁帶和電視等現代技術來促進他們的事業。

因此簡言之，現代化並不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採用西方價值、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西方化確實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無論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了什麼障礙，與它們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相比都相形見細。正如布羅代爾所說，持下述看法幾乎「是幼稚的」：現代化或「單一」文明的勝利，將導致許多世紀以來體現在世界各偉大文明中的歷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終結。湘反，現代化加強了那些文化，並減弱了西方的相對權力。世界正在從根本上變得更加現代化和更少西方化。因此，將西方文明等同於現代化文明並引申為普世文明的想法是非常不正確的。

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看，將西方文明等同於現代化文明並引申為普世文明的想法不僅是西方自大的後果，而且是一枚可以反噬的苦果。看歷史不難發現，西方文明對非西方的優越感是建立在豐富的物質基礎和先進的科技上的。但是實現這一切的原始積累卻是無數印加人，黑奴，華工，印第安人乃至自己民族的窮人的屍體和土地上的。認為西方模式是現代化模式並是普世文明在推廣過程中必然遇到一個關鍵的問題：

人們所嚮往和追求的西方發達生活標準是否世界人口/資源比相符？ 即如果全世界都按西方模式進行運行，是否能夠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標準？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不行。 這也是為什麼德國總理能說出印度人每天多吃一頓飯，歐洲就要挨餓；和奧巴馬說中國人如果按美國方式生活對全世界是個災難的核心原因所在。

如果現在世界上的所有資源都算上都無法供應全世界人口全部達到所謂的小資生活標準，那麼這個標準其實就是剝削的產物，而追逐這個標準本身就會產生社會分層（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國家社會）只是程度大小區別而已。有趣的是，很多人相信通過實現某種制度就可以無視資源現實而達到或超越這個生活標準。是否是只考慮了經濟學理性人定理而忘記了有限性定理（交易成本）？

因此，歐美在推行普世文明的同時必然遇到現實利益與理想不符而實行雙重標準的難題。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歐洲在普世價值博愛口號和對自身文明是其他文明最終學習目的的心態下大量吸納穆斯林；但是同時卻忽略了穆斯林的遠高於當地的生育率。當這些難民的子女（一般都是穆斯林）都有所在歐洲國國家國籍，然後通過投票選擇穆斯林法的時候。西方是否承認這個法律的合理性?即別人用你文明的遊戲規則來毀滅你文明時,你是遵守規則毀滅自己文明還是捍衛文明毀掉遊戲規則?問題是遊戲規則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毀遊戲規則本身就是在毀文明。

歐洲自大的結果使得自己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

另一個典型例子則是美國：一些美國人在國內推行多元文化主義而另一些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還有一些美國人則兩者都推行.

而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對現今美國文明基礎構成了嚴重威脅（尤其是天主教背景的拉美裔在美國的興起）,在國外推行武力普世主義則對西方和世界構成了威脅。（這種推行把美國和西方從仲裁者放到了鎮壓者的位置上，從而引起仇恨和排斥）。

可以說這兩種觀點都否認西方文化的獨特性。 全球單一文化論者想把世界變成美國一樣；而美國國內多元文化論者則想把美國變得和世界一樣。 事實上，一個完全缺乏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非西方的美國便不成其為美國； 而多元文化的世界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建立包容所有文化的全球帝國是不可能的。

可以說，進入20世紀末以來，西方領導世界的地位正在相對逐漸而且無規律的衰落，而那些向西方學習走上或正在走上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國家卻在逐步追趕西方的同時恢復著文明自信心。

甚至在很多領域已經對西方構成了某種意義的威脅。這西方學者，特別是政治領袖不願接受的。這些西方學者和政治家的一個不可解的情結是：為什麼那些伊斯蘭復興運動和亞洲興起的國家走上了他們創造的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道路的同時沒有被同化，反而對他們構成了威脅？照他們的預想，這些興起的國家應該在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本應跟著西方的領導進行同化，聽命於西方才是「合理」的。但是現實的情況並非如此。

但是從十六世紀以來就所形成的歐洲文明中心論（美國文明算歐洲文明的延伸）有兩個特點:

一．在歐洲人的心目中,殖民主義的成就證明了他們的優越性;

二．歐洲文化的優勢給歐洲人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可見殖民主義與優越論是並行演進的現象.

問題是當今天歐美遇到到中國後,這個說法就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戰。

為了解釋這個挑戰, 很多歐美知識分子選擇了詭辯而不是邏輯。 為何呢?

因為近代早期有修養的歐洲人多半善於修辭學,而誇耀術的基本方法是表揚與非難。比起真心承認差距，繼續努力超越來說，已經富足的傳教士們，自然願意運用熟悉的這一技術來為歐洲人的優越感作辯護，似乎只要表揚歐洲而不顧事實的非難中國,問題就解決了。

但這種鴕鳥政策反而引起了中國的崛起，正如 王義桅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陳述的：

「中國威脅論」之濫觴，先後呈現不同版本。

——中國威脅論一：中國發展不可持續，因為中國沒有像歐洲那樣的核心價值。因而對中國的人權、民主甚為關心，希望通過接觸中國而塑造、輸入核心價值體系。

——中國威脅論二：中國存在自己的核心價值體系，但是不能普世化，並且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中國於是成為西方普世價值的公敵。

——中國威脅論三：中國提出類似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如「中國模式」概括的，並且極力推廣，取代歐洲的統治地位。歐洲人於是擔心「當中國統治世界」時怎麼辦。

在這種價值觀主導的話語霸權體系下，中國便處於「三元悖論」困境：無論有無核心價值，無論如何對待普世價值，都成為西方的威脅。

那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應對思路就很明確：忽略西方的雙重標準，堅持發展自我文明，將儒家傳統的大同學說作為不同於西方的範本進行傳播。畢竟和西方不同，儒家文明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基數的同時逐漸擁有和西方不相上下的經濟實力，一旦擁有類似英美在基督教文明中的引領國家，那麼影響力將不得小看。

對此，亨廷頓也有明確認識： 他在他的《文明的衝突》中提出了有兩條基本的主張：

（1）抑制伊斯蘭與儒家國家的擴張並保持西方在東亞、西南亞國家的軍事優勢的同時製造儒家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差異與衝突；

（2）鞏固能夠反映西方利益與價值並使之合法化的國際組織，並且推動非西方國家參與這些組織。

他同時也明確指出，維護美國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認同， 維護世界安全則需接受全球的多樣性。 因此承認文明的特殊性和不兼容性,說明遊戲規則只適用特定文明而不是普世價值.並以此來確定國家基調, 將異議者排斥出主流。這是西方文明在未來階段保存的唯一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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