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主大戰公租戶，又一場小區里的階層衝突

文|凱風

同一個小區，不同的世界。

對於居住在深圳小區公租房和安居房裡的租戶來說，新的生活還沒開始，與商品房業主的怒懟大戰就一觸即發。因為公共花園、游泳池、車位等權益之爭，商品房業主與公租戶之間箭弩拔張，「二等公民」的現實讓每一個人都憤憤不平。

比深圳還要更激進的，是很多小區將商品房與公租房、安居房用圍牆一分為二，老死不相往來，更不會共享公共設施。

這讓人想起不久之前，成都某片區高收入業主聯合抵制年入50萬以下的業主，拒絕低素質樓盤業主的子女與自己孩子同校，從而引發一場小區內部的中產階級鬥爭。

高收入業主對低收入業主的鄙視，商品房業主對公租戶的歧視，連同有產人群對於無產人群的對壘，共同構築了這個時代最典型的階層分化格局。

▎雨果獎作品《北京摺疊》描繪的階層固化場景。不同階層通過空間和時間分割，不相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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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租戶說，深圳的宣傳語「來了，都是深圳人」，應該改成「買了房，才是深圳人」。

深圳小區公租戶與業主之間的衝突，表面上看是公共設施使用權屬的衝突，究其根本則是權利衝突。

公租房和安居房裡的租戶，與商品房裡的業主，到底有沒有同等權利，這是橫亘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難題。

從理論上講，商品房小區配建公租房，本身是政府以讓渡部分土地出讓收益的結果，公租戶之所以能享受到高價小區的便利，這是出於政策保障和社區融合考慮的雙重結果。政府以隱性的土地出讓金或補貼作為投入，住建部門作為業主而存在，對於公共配套，公租戶擁有平等的使用權。

同時，小區業主在購房之前，也已明白小區配建公租房和安居房，並且與商品房擁有同等的公共設施使用權。就此而言，只要公租戶支付同樣的物業費用，就不該排除在公共配套之外。

但在現實中，對於一個房價連續一年維持在5.5萬元高位的城市來說，深圳的房價已經超出大多數工薪階層的實力。「盤剝」完父母的積蓄、借完所有能借的親友、背上20年到30年的房貸，好不容易買上一間商品房，自然不願與那些享受低價公租房的租客為伍。

▎2015年至今，深圳房價走勢。

回到政策的出發點，商品房小區配建公租房，本意在於讓不同群體居住在一起，促進社區融合以及階層和解。然而，在現實里，融合不復存在，轉而變成了一場新的階級鬥爭。

而且，在「租購同權」的大背景下，租戶與業主之間的權利並無二致。無論是共享公共設施，還是子女入學等權益，理當同等對待。然而，小區里的階級鬥爭，再一次讓這種理想尚未落地就已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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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公租戶一邊的，是政策的照顧和法理的支持；站在業主一邊的，則是樸素的「不勞者不得食」的傳統觀念。

這種衝突，比成都小區里的「嫌貧愛富」來得更加深刻，也更加現實。

成都小區里，高收入業主對於低收入業主的鄙視，得不到輿論的任何聲援，終究只是一場自私者自以為是的叫囂；而深圳小區里，業主與公租戶之間的衝突，則是階層割裂的現實寫照，每一方都有無數的擁躉。

一邊說另一邊是「公豬戶」、「野蠻人」、「社會的蛀蟲」，另一邊說這邊是「仇窮」、「把人當二等公民」……

▎深圳某小區，商品房業主要求與公租戶分割管理。

在商品房業主看來，自己更像是弱勢群體，公租戶只要幾百元上千元的租金，就能享受到業主需要付出血汗錢才能買來的公共服務。所以他們並非歧視公租戶，而只是要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

而在公租戶看來，保障房是政府的民生項目，並非開發商的施捨，既然交了同樣的物業費，理應享受同樣的公共服務。而且，公租房面向所有戶籍人群開放，每個人都有機會受到政策的照顧。在深圳，買不起房的人實在太多，如果房價任由價高者得，那麼很多人永遠都沒有立足之地。

這種爭論，可能永遠都不會有結果。而且，利益之爭，很容易淪為人身攻擊，最終變成階層之間的對立。

需要一提的是，深圳的公租房對收入沒有明顯限制，但面對的只是有戶籍無房產的人群，沒戶籍的外來務工人員可能連申請機會都沒有。而旨在吸引人才的人才安居房門檻更高，其要求是，在市級人才安居重點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人才。

要知道，想要在深圳獲得戶籍，最起碼也應該是大學畢業生或者緊缺人才，就此而言，這些人能夠獲得深圳戶籍，本身也算是准中產階層或預備中產階層，與商品房業主之間的差別就在於有房和無房。

即便這樣，兩個群體之間分野，竟然也是如此涇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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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這個小區，最終在業主與公租戶的「友好協商」里，達成和解。

然而，對於一二線城市更多的配建公租房的小區來說，衝突才剛剛開始。隨著「租購同權」的推進，更多的問題也將會呈現出來。

在房價依舊高企的現實之下，財富的差異最終都會演變成階層之間的對壘。尤其是房價一路飛漲，市場對有房者的饋贈，是無房者無論努力辛苦多少年都追不回的。

富者越富，有房者與無房者的差距越來越大，這種現實，避不開，逃不掉，正在撕裂著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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