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在北京的巴基斯坦難民 ——尋求避難和希望

最近 中國之聲 的一條轉發鬧得沸沸揚揚。於是我發現了下面這條寫於2014年的文章，揭露了一個「聳人聽聞」的真相。

我不對這個事件和這篇文章發表看法。

不過我有很多不懂呢，想問一下，UN 難民署 是不是算是 別有用心的國際組織？我們是不是可以像之前反日反菲反韓 那樣開始進行 反UN難民署 或者反聯合國 的工作了？我們是不是要發動知友們 把這些 被 別有用心的國際組織 穆斯林 從各個城市中揪出來？

下文是正式的轉載，歡迎評論，歡迎踩，歡迎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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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來自於：闞超群的豆瓣：在北京的巴基斯坦難民 ——尋求避難和希望

2014年齋戒月的最後一天，十四歲的薩米娜·汗正專註地和媽媽哥哥坐在一台老舊的的台式電腦前。通過網路電話Skype，住在巴基斯坦的表兄弟姐妹們正在談論如何慶祝開齋節的計劃，同時興奮地向薩米娜談起了他們從長輩那兒得到的紅包和其他禮物。薩米娜沒說話。這次通話距離薩米娜最初逃離家鄉巴基斯坦已經有四年了。親人間的談話再次激起了她難抑的思鄉之情。「我想念你們，」她最後說道，「但我也有一個好消息。我們已經接到了美國的邀請，不出一個月我們就會搬到那裡。這種日子馬上就結束了。」

「這種日子」是指作為難民的日子。在過去的四年里，從薩米娜十歲起，她和她家人就一直生活在據北京兩個小時車程的河北省三河縣一個不起眼的郊區院子里。汗一家非常不起眼，當地居民幾乎視他們不存在。但這種不引人矚目是刻意為之的。作為無正式身份的宗教難民，這一家人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他們的日常生活都被些瑣事填滿，做飯，吃飯，讀《古蘭經》，一天做五次禮拜，以及通過非法的衛星電視接收器收看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電視節目。這個電視接收器是他們花200塊在當地附近市場買來的。薩米娜偶爾會和母親一起去當地的農產品市場買東西，而她的哥哥每周會和其他居住在三河的巴基斯坦難民男孩踢幾次足球。

「我們很感激來自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聯合國難民署）的所有援助。但我們每月收到的救濟金還不到3000塊人民幣，所以我們不得不精打細算，「 薩米娜的媽媽汗夫人對他們低調節儉的生活方式解釋道。

他們的房子每月租金是1150塊，裡面沒有什麼傢具，除了一個從搬走的難民那裡得來的沙發，一張小木桌，兩張舊床，一台他們在附近一個市場花500塊買來的二手台式電腦，和他們從巴基斯坦帶來的三個行李箱之外，別無其他。沒有過多傢具的房間看起來大了不少。

「這房子不那麼完美，但和我們剛搬來中國，等待受理我們申請的那六個月里租住的房子相比，這裡簡直是天堂，」 薩米娜說，「那兒沒有地板，只有粗糙、裸露的水泥地，也沒有任何供暖。我還記得在冬天我是怎麼幫媽媽用厚塑料封住窗戶來抵禦寒冷的。因為太冷，我哭了。」

作為艾哈邁迪派（伊斯蘭教少數教派）穆斯林，汗一家在巴基斯坦本地人眼裡被視為異教徒。儘管巴基斯坦是300到500萬艾哈邁迪穆斯林的家鄉（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該教派教徒），但艾哈邁迪教派被視為為非穆斯林而被官方取締了。19世紀英屬印度起源的艾哈邁迪運動，不認同傳統伊斯蘭教的闡釋，信徒認為他們的創始人米爾扎·歐拉姆·阿哈默德是彌賽亞和最後一位先知。

「我們幾乎每天都生活在威脅下，」 薩米娜談起了她在巴基斯坦的童年生活。在大約六年前薩米娜的父親轉投了遜尼派，當時的處境對於這個家庭而言已經不堪承受。「他也想改變我們的信仰，」 薩米娜說到，「當我們拒絕的時候他揚言要殺了我們。」

最終，在2010年齋月的最後一天，經過了一整月的籌備和精心策劃，薩米娜和她的弟弟、媽媽在一位當地艾哈邁迪派男孩的幫助下順利逃脫。這個男孩的父母因為他們的信仰而被塔利班關入監獄。

等到薩米娜的父親意識到薩米娜他們已經離開時，這一家三口和那個男孩子已經安全到達了伊斯蘭堡。沒過多久，他們就從伊斯蘭堡坐巴士前往了邊境小鎮蘇斯特，又從蘇斯特成功跨越邊境來到中國，並坐車前往喀什。一到喀什，他們就立刻轉移到了烏魯木齊，然後坐飛機飛往最終目的地——北京。整個旅程用了七天時間。

「最艱難的一段發生在穿越邊境時，」 蘇米娜回憶那段危險之旅時說，「巴基斯坦的邊檢人員問我們為什麼要帶這麼多東西去中國，我媽媽告訴他們我們要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手提箱里裝的都是禮物。當時我的心跳很快，我在祈禱『他們不要攔住我們要求檢查箱子』，」她想了一下，「他們討厭我們，但他們又不想我們離開。」

一到北京，這一家人直奔了聯合國難民署。他們的案子經過了八個月才被受理。在等待受理的時間裡，他們不知道可能會發生什麼，或者這個過程要持續多久。

聯合國難民署北京辦事處的幹事李三古解釋說這些舉措對避難者們來說是常事，「來到中國的避難者都有自己的故事，大部分是離開祖國的原因是因為生命受到威脅，比如政治或宗教迫害、戰爭或饑荒。可以理解，在到中國之前，幾乎沒有人會考慮留在中國是否是合理或現實的，他們並沒有想那麼遠，」她說。「他們想的只有『去中國，去聯合國難民署。』」

根據李三古所述，難民的案子一般分為三類，自願返回（到原國），融入當地社區，以及移居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德國這些第三國家。

作為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1951）和《難民議定書》（1967）的締約國之一，中國承認自己救助國際難民的責任。然而傳統上，中國並未被認為是全球准避難者的目的地，實際上，中國更多地被看作是對外移民的來源地。據估計，20世紀大概有1000到6000萬中國人離開了大陸在其他地方尋求更好地生活。結果是，中國並沒有處理難民問題的正式規則或規範，也沒有單獨的政府部門或辦事處專門從事移民和難民事務工作。目前，所有有關難民的問題都是由當地的公安局或者外交部處理。

「中國政府對現在處理國際難民的情況做過評估，他們並不認為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到必須要修改法律的地步。不管怎麼說，和中國的全部人口相比，難民人口不過是一個零頭，」山東大學移民研究所主任宋成全說道。

「這並不是說以後事情也不會改變。如果維持這樣的趨勢，如果中國經濟不間斷增長，我們估計不出幾年，向中國尋求幫助的難民人數將會有相當大的上升，」宋說，「這是全球公認的發展趨勢，追溯到2006年，聯合國曾把中國列為國際難民尋求庇護的目標地。」

但在當下，難民署在中國接到的案子中，難民幾乎全部要求在第三國家定居。「中國的現狀，比如欠缺保障監督難民權利的法律等等，使難民融入當地社會變得極其困難。大多數難民為了一個長久的解決方案會傾向於申請他國的庇護。」李三古解釋道。

很多生活在北京的艾哈邁迪派穆斯林都贊同這種觀點。比如來自巴基斯坦拉合爾市的35歲的烏斯曼·阿里。「我擁有碩士學位。在巴基斯坦，我是一個大型製造企業的經理，我常常去國外旅行，我有自己的房子，我有兩輛車，我擁有我需要的一切。可是在中國，這些東西變得失去了意義，在這裡我只是一個依靠別人慷慨而生活的二等公民。」

我第一次見到阿里是在2013年春天，在通州一個北京東五環外的小區里。和許多生活在北京的艾哈邁迪穆斯林家庭一樣，阿里和自己的大家庭一同逃到了的中國，包括妻子、兩個兒子、父母和弟弟。

儘管這個家庭遭遇變遷，他們都表現得親切友善，阿里的兩個兒子都十分活潑。阿里的大兒子八歲的哈桑，第一天就和我暢談了好幾個小時他的理想：「我要當一名科學家……我想發明新東西……探索新的事物。」

像任何八歲的男孩子一樣，哈桑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幽默和好奇的結合物，但偶爾，哈桑的語氣會沒來由地改變，說到更恐怖的一些事情，「我曾經看到一枚炸彈在清真寺爆炸，一個父親和他的兒子就死在我身旁。我爸爸把我推到桌子下面，然後我們才逃跑出去……我在幼兒園的最初幾天有兩位老師，但爆炸後的一天，其中一位不見了。人們說她死了。」

哈桑提到的事發生在2010年5月28日的拉合爾，在這次事件中，艾哈邁迪教派的兩座清真寺同時遭受武裝分子襲擊，致使94人死亡，120多人受傷。當時超過3200人聚集在一起進行周五的祈禱活動，這時四個襲擊者進入了這兩座清真寺，投擲手榴彈並開槍。警方後來把這次襲擊歸責於一個當地的塔利班武裝集團。

「（襲擊之後）那幾個晚上，我的兒子睡不著覺，他一直在哭。然後我問自己，我們怎麼能在這裡生存得下去呢？我感到我們離死亡太近了。」 阿里解釋道。

襲擊兩周之後，阿里一家決定離開巴基斯坦，他們申請了中國旅遊簽證，把全部生活必需品打包進四個箱子，然後登上了直飛北京的航班。

這一家人到達北京的時候正在下雨。「我們花了幾乎四個小時，才找到願意載我們七個到難民署的車，」 阿里回憶道。司機為這短短20分鐘的車程開價1000塊，幾乎是普通車費的20倍。一個月以後，他們的難民身份被官方承認。

一到北京，烏斯曼·阿里就開始在三河作志願教師，每周五天無償教授難民孩子們。每天他都需要坐幾乎兩個小時的大巴到臨時教室所在的那個院子，然後再用兩個小時回家。阿里教英語、數學和科學課，其他志願者教師教授《古蘭經》。

儘管他們的家是臨時的，阿里的妻子艾麗莎努力使它儘可能舒適和整潔。艾麗莎自豪地把我迎進家，並隨時準備再給我添一杯茶。今年年初，她還給我看了自己最珍視的一筆財富——她在巴基斯坦生活的照片。其中一張上標記著「2004年12月5日」，照片上是穿著巴基斯坦婚紗，戴著絢爛首飾化著濃妝的艾麗莎，她身旁則是她的丈夫，西裝筆挺滿目笑意的阿里。「那時候我22歲，還很漂亮，」艾麗莎指著照片上的自己說道。

阿里打斷，「你現在還是很漂亮。」

去年夏天，阿里搬到了三河，那裡是大約50位巴基斯坦難民的臨時家園。「在這裡對我教課來說更容易一些，對艾麗莎也是，因為這裡的物價更便宜。對孩子們也好，這裡有巴基斯坦的小社區，孩子也有可能到中國的公立學校念書。」他當時說道。

北京的公立學校不招收難民孩子，把這視為一種對資源的浪費。「去年，中國政府出台了一則『同意幫助難民孩子提供教育』的通知，但幾乎沒有城市實施了這項建議。在北京，討論仍在進行中。」難民署的李三古說道。

阿里一家很高興可以搬到離巴基斯坦社區近一些的地方，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麼想。44歲的費羅茲·巴蒂寧願和他的家人獨居。作為穆斯林遜尼派教徒，巴蒂是巴基斯坦的多數派之一，但在中國，他是巴基斯坦難民中的少數派。

「人們傾向於同情宗教少數派，但是在巴基斯坦這樣的國家，每個人都會面臨麻煩，任何時候都可能會有可怕的事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他們討厭我，因為首先我有錢，其次，我和外國人結婚還有三個混血的孩子，」 巴蒂一邊解釋，一邊捲起右腿褲腳給我看他腿上一個環形傷疤。「這個是槍傷留下的，」 他說。

2008年的一個晚上，巴蒂當時四歲的兒子在拉瓦爾品第（巴基斯坦東北部城市）的家外失蹤。當天夜裡晚些時候，巴蒂收到了從門縫遞進來的一封信，信上寫道，「 我們綁架了你的兒子。警察不會幫你的。如果你還想見到你的兒子，一天時間內交出四百萬盧比。」

巴蒂去了警局，但警察說他們無能為力。絕望、焦慮的巴蒂出於對兒子安全的考慮同意繳納贖金。「我被帶到一輛車上，他們用黑色面罩遮住了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多久車才會停。我們到了山裡之後，他們交出了我的兒子。然後我們又被綁上，帶了回來。」他回憶道。

「我請求警察保護我，但他們只扔給我一把槍，」巴蒂說道，「在我的整個人生中，我一直用我的手去握筆，我怎麼會用手去握武器呢？在巴基斯坦，每個人都面臨麻煩，但槍不能解決問題。」

巴蒂在北京快三年了。「我並不了解中國，甚至在這裡我的生活和家庭會變成什麼樣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不能回巴基斯坦。現在，我的孩子無法接受教育，我也無法工作或者掙錢。如果能有國家能讓我合法的移居和工作，不管這個國家富還是窮、大還是小，我都會謝天謝地然後立刻搬過去。」

李三古說難民署對巴蒂和與他相似的難民表示同情，但仍受限於行之有效的法律的欠缺，「我們希望看到難民能夠獨立，但在中國，沒有法律確認難民的法律地位的話，他們是無法合法工作的。現在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完全依靠我們辦事處。」

聯合國難民署中國辦事處只有不到20名員工，負責處理現知20多個城市難民的安置問題。「目前中國有100多位官方承認的難民，400多位尋求庇護者，」 李三古說，「這個數字還不包括許多超過簽證有效期滯留在中國的人，人數也許幾百，也可能有幾千，還有許多穿越了中國南方邊境但並沒有在我們這裡登記的人。」

去年，巴蒂試著帶著他的孩子們參加北京望京一個教堂的志願者舉辦的每周一次的學習課程。儘管這一家人需要兩個小時才能到達學校，巴蒂仍認為這段旅程的辛苦很值得。但有一天，巴蒂的兒子因為信仰和另一個巴基斯坦的小男孩打了一架。「起初我覺得不是什麼大事，」巴蒂回憶道，「但那晚晚些時候，我兒子問我為什麼那個和他打架的男孩兒說他打架是在『復仇』。這只是一個小孩子孩子，卻說出向遜尼派復仇的話。我並不怪那個孩子，我只是為我的國家感到悲哀。」

巴蒂現在在家教育兩個兒子。但他沒有什麼資料，他感到自己的孩子在教育上開始落於人後了。「一些人建議我去巴基斯坦大使館學校取一些書和學慣用品。但大使館也不歡迎我。我最後一次去使館是去重新申請我的小女兒的護照，但是那個工作人員把護照扔出門外，說我給國家丟了臉。」

根據巴蒂所說，他所住的小區還有其他一些巴基斯坦家庭。「他們全為政府工作，我不知道如果他們發現我是個難民會怎麼對我。在他們眼裡，我是個叛徒。」 為了避免麻煩，巴蒂告訴他見到的人說他是在中國做生意。但他的家則揭示了另外一出景象。草草裝修過，僅有幾件教堂捐的基本傢具的家不能提供任何他們在巴基斯坦的家所享受過的舒適。

但即使在聯繫相對緊密的三河艾哈邁迪社區，生活也很艱難。去年十一月，在我去三河的一次拜訪中，八歲的哈桑·阿里告訴了我他是怎麼和他的一個中國同學打起來的。「他不喜歡我講英語。當我盯著他的時候，他開始踢我，還試圖撕了我的書。我很生氣，把他拽倒了。」

哈桑的父親烏斯曼看法則不同。「當地學校同意哈桑入學對他來說已經很幸運了，但在中國學校上課的話他的英語語言能力會開始退化。學習中文是好的，但這裡不是我們長久的家，所以英語對他來講更重要。」最終，三個月的學校學習和數次爭鬥後，哈桑的父母讓哈桑從公立學校退學了。但哈桑看起來還是對他所學十分開心。「我至少有了一個中文名字：大眼睛，」哈桑興高采烈地說道。

今年年初，這一家人接到了加拿大同意他們避難的通知，這是他們長久以來所期望的。當我今年五月看見艾麗莎時，她對於在北京的生活將要告一段落表現得欣慰。「每天小哈桑都會問我，『媽媽，我到加拿大是不是真的會有更多朋友？加拿大真的沒有污染嗎？』」 愛麗莎笑著跟我講述。

「孩子們對加拿大並沒有確切的概念，對他們來說，那是個充滿幸福的地方。」 艾麗莎說，「但我們成人知道加拿大不會是天堂。誰也不知道這些孩子將要面臨哪些困難。他們必須堅強。」

在客廳里，這些行李箱再次被收拾好，準備被帶到另一個國家。艾麗莎又一次懷孕了。「我們希望小孩能有足夠的耐心等到我們到達加拿大再來到世上。」 艾麗莎說。

「我們和朋友們開玩笑說我們不會帶走任何來自中國的東西，很多人說中國製造意味著廉價低劣，但肚子里的這個孩子除外。」

阿里一家五月五日乘坐直航航班抵達溫哥華。與此同時，薩米娜·汗仍舊一天天等在家裡，她希望能在八月離開。

「我有一個難民朋友現在在加利福尼亞，」薩米娜說，「她告訴我在美國你能找到想要的任何東西，巧克力、牛奶，甚至牛奶巧克力！」

當我問道在中國有沒有什麼的好的事情發生在她身上時，薩米娜搖了搖頭。「實際上沒有……不對，我們第一次從巴基斯坦逃到中國時，我在喀什遇到了一些好人，那裡有好多幫助了我們的善良穆斯林，」 她說道，「還有，這裡有一些難民也非常友好，我們互相幫助。」

這篇是我發表在Thats Beijing 八月期刊上的封面故事的中文版，感謝實習生閆芳同學的幫助

英文版鏈接：http://online.thatsmags.com/post/seeking-fortune-and-asylum-in-beijing-pakis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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