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威脅它的險情

西班牙革命與威脅它的險情

（1931年5月28日）

共產國際與西班牙事變

西班牙革命正在大步前進。它在鬥爭中越發強壯有力。但是，危險也在隨之增長。本文暫且不談來自統治階級及其政治僕役——共和派與社會黨——的危險，他們是公然的敵人，與他們相關的任務是十分明確的。本文要談的是來自革命內部的危險。

西班牙工人對十月革命之子——蘇聯——充滿信任。這種情緒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寶貴資產。保衛蘇聯是每一個革命工人的義務。但是，濫用工人對十月革命的信任，把歪曲十月革命遺教的政策硬塞給工人，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必須把話說清楚。必須向西班牙與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伍講明白：共產國際目前的領導層對西班牙無產階級革命構成了迫在眉睫的危險。1923年德國革命的教訓，還有1925—1927年中國革命的教訓，一再向我們證明：哪怕是最有前途的革命，都有可能被葬送。錯誤的政治領導，是導致這兩場革命失敗的直接原因。現在又輪到西班牙革命受到錯誤的領導了。共產國際的領導沒有從自己的錯誤當中學到任何教訓。更糟糕的是，為了掩蓋他們以前的錯誤，他們被迫為這些錯誤辯護，甚至進一步加深了這些錯誤。在他們能插手的地方，他們正在使西班牙革命重蹈中國革命的覆轍。

兩年以來，他們一直在用不幸的「第三時期」理論來誤導先進工人，削弱了共產國際，打擊了共產國際的士氣。最後，共產國際的領導層總算決定撤退了。可是，他們選了一個什麼樣的時機來撤退呢？正好是在世界危機改變了形勢、創造了革命進攻的前提的時候。同時，共產國際對西班牙事變視而不見。曼努伊爾斯基（目前他是共產國際事實上的領袖！）依然認為西班牙事變基本上不值得關注。

在四月起義前，我們在對西班牙革命的分析中指出：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將會竭力維持與王室的聯盟，直至最後一刻；我們還指出：「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響下，有產階級可能會為了自保而拋棄王室（就像1918年的德國一樣！）」。等到起義過後，斯大林派才抓住這幾句話大做文章，痛批我們「預測落空」[1]。這幫人自己只會放馬後炮，卻要求別人像算命先生一般算出事件發生的具體日期與形式，而不是做出馬克思主義的預測：無知而又迷信的病人，就是這樣乞求醫生創造奇蹟的。馬克思主義的預測的任務，是幫助群眾弄清事態發展的大致方向，並做好預防「意外」的準備。西班牙資產階級之所以拋棄王室，有兩個同等重要的理由：面對著怒火萬丈的群眾，資產階級不得不把不得人心的阿爾方索十三世推出來頂缸；但是，西班牙資產階級能完成這一風險極大的動作，只是因為群眾還對共和派與社會黨心存信任，並且共產主義者在起義期間的威脅微乎其微。因此，群眾的壓力，與主流共運[2]的虛弱，導致了西班牙目前的現實。首先要承認這個現實，然後才談得上下一步行動。策略的基本原則是：吹牛不能使你變強。然而這條原則不適用於篡位的當權官僚。起義前夜，曼努伊爾斯基還預言「不會發生什麼大事」；起義次日，拉丁地區的假消息傳播者、無可取代的佩里[3]便向莫斯科發去了一封又一封電報，聲稱西班牙無產階級幾乎一致支持共產黨，西班牙農民也正在建立蘇維埃。《真理報》在刊登這些胡言亂語的同時，還不忘造謠「托派分子是薩莫拉[4]政府的跟屁蟲」，儘管薩莫拉政府正在接二連三地逮捕共產主義左派[5]……到了5月14日，《真理報》終於發表了綱領性社論《火焰中的西班牙》，這篇社論集當權官僚的各種謬論與歪理之大成，並將其翻譯成了西班牙革命的語言。

如何看待國會？

《真理報》社論的出發點是一句無可辯駁的真理：光靠宣傳是不夠的，「共產黨必須告訴群眾，現在應該怎樣行動」。可是《真理報》自己又提出了什麼高見呢？把工人團結起來，「解除反動派的武裝，把無產階級武裝起來，選舉工廠委員會，實現七小時工作日，諸如此類。」好一個「諸如此類」。這些口號本身並沒有問題，然而它們不但缺乏內在聯繫，也與群眾覺醒的邏輯過程脫節。可是，《真理報》社論中最讓人驚奇的一點，是它居然連一個字都沒提到國會選舉，彷彿西班牙國家生活中的這件大事壓根就不存在，或是與工人毫不相干。裝聾作啞的背後，究竟是何居心？

表面上看，共和派通過眾所周知的那場市政選舉，推翻了王室。這個過程，是由某些深刻的原因決定的，早在貝倫蓋爾內閣倒台之前，我們就已經預示過這些原因了。但是，王室的垮台，是以「議會政治」的形式實現的，結果，勝利的果實完全落入了資產階級共和派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手中。目前，西班牙有大批工人以為，社會生活的基本問題，可以靠選票來解決。這種幻想，只有通過實踐經驗才能驅散。但是，必須有人站出來，幫助他們通過實踐來驅散幻想。可是該怎麼幫助他們呢？是讓他們不理睬國會嗎？還是讓他們去參加選舉呢？必須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

除了上面那篇社論之外，《真理報》還發表了一篇「理論」大作（刊於5月7日和5月10日），它自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分析了西班牙革命的內部力量，並提出了布爾什維克的戰略。應該抵制還是參加國會選舉？這篇大作依然對此隻字不提。《真理報》雖然斷言四月起義是「民主革命」，卻絕口不提政治民主的口號與任務。它為何躲躲閃閃裝聾作啞？參加或抵制選舉，都是可以考慮的。但為什麼要迴避選舉呢？

抵制貝倫蓋爾的國會，是完全正確的做法。當時的情況十分明顯：要麼阿爾方索十三世在隱忍一段時間後，重新建立軍事獨裁；要麼群眾運動碾過貝倫蓋爾及其國會。在這種情況下，共產主義者要帶頭提倡抵制國會。我們當時雖然力量弱小，卻依然堅持宣傳這一觀點[6]。假如西班牙共產黨當時能夠堅決而及時地抵制國會，哪怕只是就抵制國會散發一些泛泛而談的傳單，在貝倫蓋爾內閣倒台時，他們的威望都會大大提高。先進工人就會對自己說：「這些人眼光不錯嘛。」不幸的是，西班牙共產黨被共產國際的領導給帶歪了路，他們沒有正確理解形勢，想參加選舉卻又沒有信心。他們被革命拋在了身後，革命雖然初戰告捷，他們的影響力卻幾乎沒有增長。

薩莫拉政府正在準備召開立憲國會。立憲國會的召開，會不會被第二次革命打斷呢？這種猜測毫無理由。有可能出現強大的群眾運動，但是，沒有綱領、沒有先鋒黨、沒有政治領導的群眾運動，不可能發展成為第二次革命。在現階段抵制選舉，就等於自我孤立。必須最積極地參加選舉。

改良主義派的議會痴迷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抵制議會痴迷病

議會痴迷病是一種可惡的頑症，但抵制議會痴迷病也同樣糟糕。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命運，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在當前階段，革命以議會政治的形式，提出了各種政治問題。國會將吸引工人階級的注意力，而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將偷偷地投票支持社會黨乃至共和派。既要堅持打擊議會幻想，同時也要堅持打擊無政府主義者的反議會玄學，這對於西班牙革命至關重要。

在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中，我們證明了民主口號對於西班牙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目前，絕大多數西班牙工人（也包括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在內）都認為：為失業者提供救濟、實行七小時工作日、土地改革、民族自治等重大問題，都與未來的國會息息相關。在貝倫蓋爾時期，必須以革命的立憲國會的名義，抵制由阿爾方索十三世恩賜的國會。要把選舉權問題當作鼓動工作的頭等大事。沒錯，就是要把選舉權這種「雞毛蒜皮」的小事當作頭等大事來抓！蘇維埃民主當然要比資產階級民主優越得多，然而蘇維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你得自己去爭取。

有些自命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瞧不起這些口號，比如「讓所有年滿十八歲的人，不分男女，均享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選舉權」。然而，假如西班牙共產黨能及時提出這個口號，並用演講、文章、傳單和小冊子來宣揚這個口號，它就能獲得巨大的支持。正是因為西班牙人民容易誇大國會的創造力，覺醒了的工人與革命農民才急切地想要參加選舉。我們一刻也不能迎合群眾的幻想，但在這些幻想背後，也有進步的一面，我們應當把這種進步性發揮到極致，否則我們就算不上革命者，而是可恥的迂腐書生。僅憑降低選民年齡一事，就能贏得幾十萬工農群眾的心。贏得哪些人的心呢？年輕而活躍的一代人，他們正在號召第二次革命。社會黨正在尋求老一輩工人的支持，而發動新一代工人，幫助他們擺脫社會黨的影響，是共產主義先鋒最基礎、最義不容辭的任務。

此外，薩莫拉政府還想讓國會通過兩院制的憲法[7]。共產主義者如果能鼓動群眾反對資產階級設立「貴族院」的計劃，剛剛推翻了王室、對平等與正義充滿了模糊的嚮往的革命群眾，必定會予以熱烈支持。在鼓動中，這個局部問題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會給社會黨造成巨大的困難，在社會黨與共和派之間打進楔子，分化——哪怕只是暫時的——無產階級的敵人，更重要的是，這會使工人群眾疏遠社會黨。

《真理報》提出的七小時工作日的要求，固然正確、重要且刻不容緩。但是，忽視具體的政治形勢與革命的民主任務，孤立地提出這個口號，這樣做能行嗎？《真理報》大談七小時工作日、工廠委員會和武裝工人，卻閉口不談「政治」，對國會選舉隻字不提，這其實是在迎合無政府工團主義，給無政府工團主義鼓勁和提供掩護。選舉權問題的關鍵在於：儘管資產階級認為青年工人已經到了可以接受資本主義剝削的年紀，卻想假手共和派和社會黨剝奪他們的選舉權，還想把貴族院強加給他們；如果先鋒黨能夠正確領導他們，同這種惡行鬥爭，他們明天就會拋棄無政府主義，並拿起步槍[8]。把「武裝工人」的口號，同贏得群眾信任的實際政治過程對立起來，既是自絕於群眾，也無法讓群眾武裝起來。

「民族自決」這個口號，在目前的西班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這個口號並沒有超出民主改良的範圍。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號召加泰羅尼亞人和巴斯克人脫離西班牙，而在於要為爭取分離的權利（假如他們確實希望分離的話）而鬥爭。但是，他們到底想不想分離出去，又該如何判斷呢？答案很簡單：讓相關地區舉行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投票。這是目前唯一的辦法。將來，民族問題和其它問題，將由無產階級專政的機關——蘇維埃——來解決。但我們不能把蘇維埃強加給工人，只能引導工人建立蘇維埃。我們更不能把只有在未來才能由無產階級創建的蘇維埃，硬塞給現在的人民。同時，必須立即回答眼前的問題。加泰羅尼亞自治機關將在五月選舉代表，為該省制定臨時憲章，也就是要確定該省與西班牙國家的關係。總是向大資本卑躬屈膝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正企圖利用一場反民主的選舉，來決定加泰羅尼亞人民的命運，加泰羅尼亞工人難道會對此袖手旁觀？光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卻不提出配套的、具體的政治民主口號，民族自決的口號就會淪為光禿禿的公式，甚至更糟：它會變成糊弄群眾的障眼法。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裡，西班牙革命的全部問題，將以不同的方式聚焦於議會政治。農民將懷著無比急切的心情，傾聽國會對於土地問題的意見。難道還不明白，讓農民在國會講壇上聽到共產主義者的土地綱領，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土地綱領，二是進入國會。我們都知道，國會不可能解決土地問題。需要農民群眾的鬥爭倡議，為此必須要有一個綱領，有一個政治領導。共產主義者要把國會講壇當作同群眾保持聯繫的紐帶。從這種聯繫之中，將產生出踢開國會的行動。這就是議會問題上的革命辯證法的本質。

但是，共產國際的領導層為何裝聾作啞呢？因為他們被自己的過去束縛住了。斯大林派曾大叫大嚷，拒絕為中國革命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9]。針對殖民地國家的政治民主口號，被共產國際六大正式斥為「機會主義」。西班牙無疑要比中國和印度先進得多，共產國際六大決議的破綻就在這裡暴露無遺。可是斯大林派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們不敢號召抵制議會，索性裝聾作啞視而不見。為了維護偉大領袖永遠正確的臉面，就讓革命去死算了[10]！

西班牙面臨著什麼性質的革命？

前面引用過的《真理報》文章，簡直是特地為了攪亂人們的腦子而寫的，它試圖確定西班牙革命的階級性質，然後又寫道：「雖有上述種種理由（！），但是（！），把現階段的西班牙革命當作社會主義革命，是錯誤的。」（《真理報》，1931年5月10日。）光憑這句話，就可以對整篇文章蓋棺定論了。看了這篇文章的讀者，肯定會問自己這個問題：難道這世界上竟然有人突發奇想，把「現階段」的西班牙革命當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嗎？《真理報》怎麼會產生必須「劃分階段」的念頭，而且還是以這種膽怯而保留的形式：「雖有上述種種理由，但是……是錯誤的。」原因在於：列寧的不肖門徒死摳他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語錄。他們錯誤理解了列寧的話，又忘記或歪曲了俄國革命的經驗，把「轉變」一詞變成了最赤裸裸的機會主義誤導的基礎。不妨明說：這絕非咬文嚼字，而是事關無產階級革命生死的問題。不久之前，他們還在期盼國民黨專政會「轉變」為工農專政，然後再「轉變」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斯大林深入發展了這一觀點：在革命的一側，「右派」將會逐漸瓦解，而「左派」將會在另一側逐步壯大——這就是所謂「轉變」的有機過程。可惜的是，斯大林—馬爾丁諾夫[11]的宏偉理論的基礎，是對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的踐踏。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每一場革命的性質，取決於掌握政權的階級的性質。只有通過革命，而不是什麼有機「轉變」，政權才會從一個階級手中轉入另一個階級手中。當權官僚先是在中國，然後又在西班牙踐踏了這一基本真理。我們看見，《真理報》這些道行高深的老中醫一邊給薩莫拉把脈，一邊爭論：西班牙革命是否已經「轉變」？社會主義革命的癥狀出現沒有？老中醫們（就算他們真懂醫術好了）在診斷書上草草寫下：否，癥狀暫未發現。

《真理報》做了這番寶貴的社會學診斷之後，發出了預測和指示：「在西班牙，社會主義革命尚未成為當前任務，眼下最迫切的任務（！）是反對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工農革命。」（《真理報》，1931年5月10日。）社會主義革命的確還不是西班牙的「當前任務」。然而，更好、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通過武裝起義奪取政權還不是西班牙無產階級的當前任務」。為什麼？因為分散的無產階級先鋒還未能領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還未能領導農村的被壓迫群眾。在這種情況下，強行奪取政權就是冒險主義。既然如此，「眼下最迫切的任務是反對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工農革命」又是什麼意思呀？難道說，在目前的資產階級共和制，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還有一個特殊的「工農革命」？再進一步說，難道這個夾在中間的、特殊的「工農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不同，是西班牙「眼下最迫切的任務」？也就是說，會以武裝起義或其它形式，發生新的奪權？「反對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工農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到底有什麼區別？這種革命以什麼樣的階級力量對比為其基礎？領導「工農革命」的黨，與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黨有何不同？「工農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與方法有何不同？我們期待著有人能回答這些問題，然而我們恐怕得白等一場了。「轉變」這個詞，掩蓋了思想上的模糊混亂；儘管這幫人字裡行間充斥著自相矛盾，卻還夢想著資產階級革命能經過一系列的有機階段（這些階段名目繁多：國民黨、「民主專政」、「工農革命」、「人民革命」），進化為社會主義革命——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最關鍵的時刻，也就是政權從一個階級轉入另一個階級手中的時刻，就這樣悄悄地流逝了。

不斷革命論的問題

誠然，無產階級革命同時也是農民革命；但在現代的條件下，不可能發生獨立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農民革命。十月革命後，我們把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政府叫做「工農政府」，我們也完全可以照此對西班牙農民說，我們的目標是建立工農共和國。但我們沒有把「工農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截然分開，而是把它們當成一回事。在這個問題上，這是唯一正確的立場。

在這裡，我們再次觸及到了所謂的「不斷革命論」的核心問題。在批判不斷革命論時，當權官僚徹底拋棄了階級立場。當然，在「四階級聯盟」的政策在中國破產後，他們做得更小心謹慎了。但正因為這樣，他們的思想更加混亂了，他們還在拚命攪亂別人的思想。

幸好，活生生的事例，使這個問題從故紙堆中解脫出來，它不再是紅色教授夸夸其談的話題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歷史回憶，也不在於引用語錄，而在於全新的、重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正在所有人面前發生。在革命鬥爭的戰場上，兩種觀點正面交鋒。運動本身將作出最終的判決。誰也逃不出它的裁決。西班牙共產主義者如果不能及時反思「反托」鬥爭的實質，在面臨西班牙革命的各種重大問題時，他們將會手足無措。

什麼是革命的「轉變」？

列寧確實在1905年提出了假設性的公式「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資產階級民主專政」。如果說，世界上曾有一個國家，有可能發生獨立的農民民主革命，並構成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前一階段，那就是俄國：土地問題是整個國家生活的核心問題；存在著具有數十年歷史的農民革命運動；有一個具有悠久傳統、在群眾中間影響很大的獨立的農民革命黨。然而俄國革命的經驗表明，在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不存在什麼中間階段。在1917年 4月，列寧一再告誡死抱著1905年的舊布爾什維克公式不放的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民主專政」只能是米留可夫[12]—策列鐵里[13]—切爾諾夫[14]的專政；「民主專政」的本質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專政；能取代這種「民主專政」的，只有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卑劣的幻想家或騙子，才會發明什麼「中間階段」的公式。這就是列寧根據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活生生的經驗得出的結論。我們必須堅守這些經驗與結論。

但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理解列寧的「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公式？列寧的公式，與當權官僚的胡編亂造及紅色教授的連篇空話毫不相干。實際情況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概念並不是機械重疊的。在某個國家的疆域內，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在一定階段內，工人政權要解決一定的問題。在落後國家，革命的當前任務是民主改良：在中國，是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解放與土地改革；在俄國，是實行土地改革並解放被壓迫民族。今天的西班牙也面臨著相同的任務，但「搭配」稍有不同。列寧還說過，在十月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主要是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代理人而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勝利奪取政權後，首先從實現民主改良入手，再按照自身統治的邏輯，逐步解決社會主義的任務：掌權十二年後，俄國無產階級才開始認真地進行農業集體化。這才是列寧的公式的真實意義。資產階級政權不會自動「轉變」為工農政權，然後又「轉變」為無產階級政權：沒有一個階級會主動交出政權，只能用武力奪過來。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民主改良任務就會不可避免地轉變為社會主義任務。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下，民主變革才有可能有機地進化為社會主義。這才是列寧的中心思想。當權官僚徹底篡改、歪曲和玷污了他的思想，並用他們自己炮製的假貨，毒害了國際無產階級的意識。

兩條歧路：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

有必要重複一遍：這絕非咬文嚼字，而是事關無產階級革命生死的問題。西班牙共產主義者的當務之急不是「工農革命」，不是立即奪取政權，而是爭取群眾，打消群眾對共和派的幻想，掃除群眾對社會黨的輕信，加強群眾的革命凝聚力。第二次革命必將到來，它將是無產階級領導貧農的革命。在資產階級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不存在什麼特殊的「工農革命」。考慮落實「工農革命」，並根據它來制定政策，就等於把國民黨硬塞給無產階級，這樣只會毀滅革命。

《真理報》提出的混亂公式，會把革命引上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兩條歧路，而中國革命已經在這兩條歧路上跌得鼻青臉腫。《真理報》今天還不敢把西班牙革命「定性」為工農革命，可是，假如薩莫拉明天被一個「蔣介石」或「真正的汪精衛」（比如「左派」的雷魯克斯[15]）所取代，誰敢保證《真理報》不會立刻將「工農革命」的錦旗獻上？到時馬爾丁諾夫、庫西寧[16]等老中醫恐怕就會簽署「工農共和國已問世」的診斷書，並決定「只要……就支持它」（斯大林在1917年3月的公式[17]）或予以徹底支持（斯大林在1925—1927年間對國民黨的政策）。

但是，冒險主義恐怕更符合官僚中派分子現在的心態。《真理報》社論宣稱西班牙群眾「已經開始打擊政府」。可是，西班牙共產黨能把推翻政府作為當前任務嗎？《真理報》斷然宣稱，當前任務應是「工農革命」。假如上級領導發話：這個「工農革命」階段，不是通過和平「轉變」，而是通過武裝起義來實現的，那就會走上冒險主義的歧路。力量薄弱的西共也許就會像1927年12月的中共那樣[18]自欺欺人（或奉命自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機雖然還未成熟，但是，既然當前的任務是『工農專政』，那我們不妨用微薄的力量去發動起義——沒準能成呢？」當權官僚白白浪費了西班牙革命的第一年，當這一罪惡行徑徹底暴露時，不難預料，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當權官僚將狠命鞭笞第一線的「執行者」，逼他們用鮮血給自己遮醜，讓馬德里重演廣州的悲劇。

重演「七月事變」的可能

西班牙革命重演「七月事變」[19]的可能性有多大？很大。這種危險源於革命自身的內部條件，而上層領袖的含糊曖昧，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危險。在西班牙目前的形勢下，群眾有可能發動新的盲動，重演1917年彼得格勒的「七月事變」——在那次事變中，幸虧布爾什維克採用了正確的政策，才挽救了革命。這個問題對西班牙革命具有重要而迫切的意義，必須加以詳細探討。

自法國大革命起，「七月事變」就伴隨著每一場革命，雖然結局不盡相同，但總會導致不利的後果，往往以大災難收場。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為勝利付出了最大的犧牲、對革命寄予了最大的希望的階級，卻獲利最少，資產階級革命的這個邏輯，決定了此類悲劇會一再上演。在歷次革命中，總能看見這樣的過程：有產階級通過革命掌權後，認為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便向舊的反動勢力示好，企圖贏得反動勢力的信賴。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了向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示好而採取的措施，激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當先進分子的鬥爭激情尚未冷卻之時，群眾已經迅速幻滅了。先進分子誤以為，只要「再補一槍」，就能把先前的不徹底的革新措施，給徹底完成或糾正過來。結果，他們沒有準備、沒有綱領、沒有考察預備力量、沒有認真思考大局，僅憑一腔熱血，就想發動新的革命。另一方面，掌權的資產階級似乎也想等待底層的怒火爆發出來，以便徹底打垮人民。這就是在歷史上多次上演的「補充革命」的社會基礎與心理基礎，它往往成為反革命勝利的開端。

與1917年彼得格勒七月事變相比，1848年法國革命的六月起義更為悲壯。二月革命以雷霆萬鈞之力，催生了巴黎無產階級的六月起義。華麗的綱領與可悲的現實之間的強烈反差，每天都在拷問著巴黎工人的肚子與腦子，手中仍然拿著在二月革命中拿起的槍的他們，決心不再容忍這種反差。沒有計劃、沒有綱領、沒有政治領導，1848年六月起義恰似無產階級的激烈的本能反應。資產階級民主派殘酷鎮壓了起義工人，為波拿巴王朝的登場鋪平了道路。六月起義是對1848年二月革命的反應，而偉大的巴黎公社是對1870年九月革命的反應。巴黎無產階級的三月起義並不是戰略考慮的結果，而是一系列悲劇因素與資產階級蓄意挑釁的結果——在恐懼的驅使下，法國資產階級充分發揮了挖坑下套的天賦。資產階級的欺騙，激起了無產階級的本能抗議，催生了巴黎公社，它破天荒地達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高度，然而，這奮力的一躍，最終卻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現在，就在我們面前，不流血的、和平的、光榮的西班牙革命（這類形容詞總是不變），正在準備自己的「六月起義」（按照法國的曆法）或「七月事變」（按照俄國的曆法）。馬德里政府滿口漂亮話（有時聽起來簡直像從俄語翻譯過來的），到處許諾要同失業鬥爭，要實行土改，卻根本不敢觸動任何一種社會痼疾。在聯合政府內，社會黨配合共和派阻撓社會改良。在西班牙工業最發達、最革命的加泰羅尼亞，當地長官大談沒有階級剝削和民族壓迫的千年王國，卻絲毫不願減輕人民的疾苦。馬西亞[20]躲在馬德里政府背後，而馬德里政府又躲在立憲議會背後，彷彿生活已經停了下來，只等立憲議會召開！難道還不明白，新國會不過是共和派—社會黨聯盟的擴大再生產，它關心的主要是「一切照舊」？難道還不明白，工農群眾的怒火爆發出來，將把一切炸個粉碎？群眾革命的飛速發展與新統治階級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這將導致不可調和的矛盾，將來的發展，不是四月革命被葬送，就是爆發新的革命。

假如布爾什維克把七月事變定性為「過早的爆發」而拋棄群眾，無政府主義者、冒險主義者和偶然冒出的心懷不滿者將接手這次半起義，他們散亂的領導，將會導致起義群眾的鮮血白白浪費。但是，假如黨放棄了對全局的分析，全力領導群眾武力奪權，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工人和士兵定將以英勇的氣概，暫時佔領整個彼得格勒，但這隻會導致整個革命的失敗。幸虧有了布爾什維克的正確領導，才避免了兩種致命後果（1848年六月起義和1871年巴黎公社）。群眾和黨雖然在七月事變中遭受了很大的損失，但遠未致命。犧牲者只有幾十人，而不是幾萬人。工人階級挺過了這次考驗，保全了自己的領袖與力量。基層幹部基本未受損失。幹部從七月事變中吸取了寶貴的教訓，並領導群眾在十月贏得了勝利。

正是從「七月事變」的視角來看，自命「中間階段」的「工農革命」，對西班牙革命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爭取群眾的鬥爭與工人代表會

在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有一個獨特的「工農革命」階段——無情揭露這個公式，幫助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思想上把這個公式徹底批倒，是左翼反對派的義務。西班牙的共產主義者們，千萬不要相信它！它是幻想，是陷阱。它是魔鬼的圈套，明天就會變成套住你們的絞索。西班牙的先進工人們，千萬不要相信它！你們應該回顧俄國革命的勝利，再回想一下當權官僚導致的接連慘敗。在你們面前，已經出現了一條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光明大道。為了完成這個任務，你們要把工人階級團結到自己身邊，並發動千百萬貧農去支援工人。西班牙的共產主義者們，你們的任務無比艱巨，你們的責任無比重大。你們要正視自己的弱點，不要用幻想來麻醉自己。革命不相信空話。革命要考驗一切——首先是血的考驗。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現在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什麼「更簡單」、「更省力」、更符合你們現有力量的「過渡」革命。歷史不會為你們發明什麼過渡專政、「次等」專政或「打折」專政。誰向你們宣揚這些東西，誰就是不折不扣的騙子。你們應該嚴肅地、頑強地、不倦地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做好準備！

但是，西班牙共產主義者的當前任務不是奪取政權，而是爭取群眾，在下一階段，爭取群眾的鬥爭將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框架內進行，而且很大程度上還要依靠民主口號。建立工人代表會，當然是迫在眉睫的任務。然而，把建立工人代表會的口號同民主口號對立起來，這樣做是荒謬的。反對教會特權的鬥爭，與反對宗教教團和修道院的欺壓惡行的鬥爭，並沒有超出民主改良的範圍，然而，在五月里，它們卻引發了群眾暴動，為選舉工人代表會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可是這麼好的機會卻被白白浪費了。在現階段，從罷工到驅逐耶穌會[21]，從參加國會選舉到串聯士兵與支援農民運動，工人代表會都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而大顯身手。共產主義者只有通過涵蓋無產階級核心力量的工人代表會，才能贏得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繼而贏得革命的領導權。隨著共產主義者在工人階級當中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工人代表會也將變成奪取政權的機關。在接下來的某個階段（我們還說不準是什麼時候），工人代表會將作為無產階級的權力機關，與資產階級民主機關分庭抗禮。只有到了那個時候，資產階級民主的喪鐘才會敲響。

每當群眾投入鬥爭時，總會發現自己迫切需要一個超越各黨派、能夠聯合全體工人共同行動的權威機關。經過選舉產生的工人代表會，正是這樣的機關[22]。必須在恰當的時機，向群眾提出成立工人代表會的口號，而這樣的時機現在到處都是。但是，把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的機關）的口號同當前的現實鬥爭對立起來，就是把蘇維埃口號變成了超歷史的神像，變成了超革命的偶像，只有個別聖徒才會對它頂禮膜拜，廣大群眾卻會對它敬而遠之。

關於西班牙革命的發展速度的問題

現在還有時間來執行正確的策略嗎？是不是太遲了？時機是不是都已經錯過了？

準確地判斷革命的發展速度，無論是對於制定基本戰略，還是對於制定策略而言，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沒有正確的策略，最好的戰略也難免失敗。要想預測革命在較長時間裡的發展速度，確實是很難做到的。必須在鬥爭的實際過程中，運用各種各樣的指標，來分析革命的發展速度。此外，在事變過程中，速度也可能會劇烈變動。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要有一個具體的前景，並在實際過程中，結合具體情況，及時加以修正。

法國大革命用了三年多的時間，才達到了它的頂點——雅各賓派專政。俄國革命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就建立了布爾什維克專政。兩者的發展速度相差巨大。假如法國大革命的發展速度能快一些，雅各賓派或許就會來不及形成一個堅強的核心，因為它在大革命前夕還只是一個鬆散的俱樂部。反過來說，假如在大革命前夕，雅各賓派就已經形成了一股力量，革命或許就會發展得更快一些。這就是決定革命發展速度的因素之一。但是，還有其它一些因素，對革命的發展速度更具決定性。

列寧把1905年革命稱作1917年革命的「總演習」。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所有要素，事先均已準備完畢，參加革命鬥爭的各方力量就像在寬闊大道上一路直衝，極大地加快了革命成熟的速度。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戰爭是決定了1917年革命發展速度的關鍵因素。當時土地問題已經拖了好幾個月，或許還能再拖一兩年，可是戰爭問題卻一刻也拖不下去了。士兵們都說：「我要是死了，土地再多又有什麼用？」一千二百萬士兵群眾的強大壓力，是革命能夠快馬加鞭的主要原因。儘管有1905年的「總演習」，儘管有布爾什維克黨，但是，假如沒有戰爭，布爾什維克奪權之前的那段時期，可能就會不止八個月，也許會長達一兩年。

對於確定西班牙革命的潛在發展速度，上述總體考慮無疑具有重大意義。當代西班牙人並沒有見識過革命，以前也沒有經歷過「總演習」。西班牙共產黨的力量極其薄弱。西班牙現在沒在打仗，幾百萬西班牙農民並沒有集中在兵營和戰壕里，直接面臨著死亡的威脅。由於這些條件，我們只能認為，西班牙革命將以較慢的速度發展，換句話說，先鋒黨可以獲得較長的時間，來為奪取政權做好準備。

但是，還存在著其它一些因素，它們可能會使革命過早分娩，最終在盲動中流產：由於缺少一個強大的先鋒黨，革命運動的自發性便更為突出；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傳統；最後是共產國際的錯誤方針，它為冒險主義的盲動留下了後門。

從這些歷史對比中，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從各種跡象來看，西班牙的現狀（缺乏新鮮的革命傳統；沒有強大的先鋒黨；沒有戰爭），決定了西班牙革命需要比俄國革命更多的時間，才能孕育出無產階級專政，而一些因素又加劇了革命流產的危險。

西班牙共產主義運動的薄弱，是共產國際的錯誤政策導致的惡果；而它的薄弱，又使得它很容易接受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中的最危險的結論。不願正視自身弱點的弱者，會由於害怕「遲到」而在焦慮中跑過了頭。西班牙共產黨或許特別害怕國會，並因此拒絕參加國會選舉[23]。

在俄國革命期間，資產階級遲遲不肯召開立憲會議，等到決戰過後，才匆忙拼湊了一個，這種臨時拼湊的立憲會議，驅散起來自然不費吹灰之力[24]。而西班牙的立憲國會，是在革命的較早階段召開的。共產黨即使參加選舉，也只有屈指可數的人能當選，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不如索性利用群眾的自發進攻，儘快推翻國會。這種盲動不僅解決不了政權問題，更會使革命大步倒退甚至傷筋斷骨。只有當大多數無產者對政權充滿渴望，大多數被壓迫人民也對無產階級寄予厚望的時候，無產階級才能從資產階級手中奪過政權。

在革命的議會機關的問題上，西班牙同志不光要考慮俄國經驗，更要考慮法國大革命的經驗。在雅各賓派專政建立前，有過三個議會[25]。群眾踏過這三個台階，走到了雅各賓派專政。要是有誰以為，立憲國會的召開就等於革命的結束（馬德里的共和派與社會黨正是這麼想的），那未免太荒謬了。不是這樣的。立憲國會的召開，只會給革命的發展提供新的推力，並使革命更有條理。了解這個前景，對掌握事態進程極為重要，並能避免衝動冒險。

當然，這絕不是說共產主義者應該給革命「踩剎車」，更不是說共產主義者應該對城鄉群眾的冒進袖手旁觀。這種政策會毀滅尚需贏得群眾信任的黨。在七月事變中，正是由於布爾什維克領導了工人和士兵的全部鬥爭，才使群眾避免了滅頂之災。

假如客觀原因與資產階級的陰謀迫使無產階級在不利的條件下進行決戰，共產主義者就必須站在鬥爭的最前列。革命先鋒黨必須與群眾同生共死，絕不能拋下群眾，讓群眾獨自面對資產階級的刺刀，自己卻躲到一邊說風涼話。力戰不敵的黨，將為群眾長久銘記，它遲早有一天會起死回生，向階級敵人討還血債；在危難時刻拋棄本階級的黨，卻永世不得翻身。幸好，西班牙共產主義者還不用面對這種悲劇的抉擇。恰恰相反，他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社會黨自相矛盾的可恥政策與無政府工團主義的驚慌失措，將促使群眾日益靠攏共產主義。只要黨採取正確的政策，就有充足的時間來做好準備，並領導無產階級走向勝利。

力爭實現共運隊伍的大團結

斯大林派官僚最可惡的罪行之一，就是蓄意分裂本已弱小的西班牙共運隊伍，這種分裂並不是由於西班牙革命的進程而引發的，而完全是由斯大林派官僚為了自保而強行製造的。革命總是能大力推動無產階級左傾。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吸收了所有相近的派別和團體，哪怕以前有過爭執。布爾什維克黨不僅迅速壯大，黨內生活也如火如荼。從1917年4月到10月，再到內戰期間，布爾什維克黨曾多次發生極其尖銳的派別鬥爭。但是黨並沒有分裂，甚至沒有人被開除。

群眾的強大壓力凝聚了黨。內部鬥爭鍛煉了黨，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黨內鬥爭使全體黨員更加確信黨的現行政策是正確的，黨的領導層是可靠的。布爾什維克基層黨員通過實踐與思想交鋒產生的信心，使黨的領導層能夠在關鍵時刻率領全黨投入戰鬥。只有對自身政策堅信不疑的黨，才能贏得工人階級的信任。然而，上級強加的分裂、自由而真誠的思想交鋒的絕跡、把朋友打成敵人、為了分裂共運隊伍而炮製流言——這些原因，導致了西班牙共產黨現在的癱瘓。西共必須擺脫使它軟弱無力的官僚操縱。必須以開誠布公的討論為基礎，把共運隊伍集合起來。必須籌備召開西共的統一大會。

現在的形勢十分複雜：正式的西共——官僚中派——人數少，力量弱；脫離了共產國際的各個反對派組織（加泰羅尼亞聯盟與馬德里獨立小組[26]）也沒有明確的行動綱領，更糟糕的是，它們還染上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不肖門徒在過去八年里拚命散布的大量偏見。在「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乃至「工農黨」等問題上，加泰羅尼亞反對派態度曖昧。這極大地加劇了危險。恢復共運隊伍團結的鬥爭，應當與打擊斯大林主義的思想腐朽與欺騙的鬥爭同時進行。

以上就是左翼反對派的任務。然而，必須坦率相告：自稱左翼反對派的西班牙同志幾乎沒有為解決這些任務而做出任何實際行動，連一份機關刊物都沒有辦，這種浪費時間的行徑是不可饒恕的，是要遭到革命懲罰的[27]。我們理解西班牙同志面臨的艱難處境，他們連續不斷地遭到普里莫·德·里維拉、貝倫蓋爾和薩莫拉的鎮壓。拉克魯瓦[28]同志剛出監獄大門，立馬又被關了進去。共產國際的機關不能正確領導革命，卻非常擅長借刀殺人和造謠離間。這給左翼反對派的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但必須迎難而上。必須把全國的左翼反對派聯合起來，出版期刊與公報，凝聚青年工人，成立各種小組，按照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策，為實現共運隊伍的團結而鬥爭。

卡迪科伊，1931年5月28日

本文最早發表於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反對派）的小冊子《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The Spanish Revolution in Danger，紐約，1931年，第5—37頁）。中譯文系根據莫里斯·盧伊特的英譯文轉譯，並參考了李星同志的譯文。

[1] 美國的斯大林派跳得特別厲害。這幫不受約束的職業官僚，他們的言行之愚蠢與庸俗，已經突破天際了。——列·托

[2] 英文版此處為「共產國際」（Comintern），但為了便於理解，參照李星同志的譯文，改為「主流共運」。——中譯者注

[3] 佩里（Péri）是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的一位編輯，當時負責報道西班牙事變。他的報道充斥著虛假和歪曲，引起了西班牙讀者的強烈不滿。——編注

加布里埃爾·佩里（Gabriel Péri，1902年2月9日——1941年12月15日），生於土倫。1917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組織，1921年參與創立法國共產黨，1924年進入《人道報》編輯部工作。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參加地下抵抗運動，1941年5月18日被捕，同年12月15日就義。——中譯者注

[4] 尼塞托·阿爾卡拉—薩莫拉·托雷斯（Niceto Alcalá-Zamora y Torres，1877年7月6日——1949年2月18日），生於科爾多瓦省的普里耶戈·德·科爾多瓦鎮（Priego de Córdoba），1899年參加自由黨（Partido Liberal）。曾當過律師。1917年至1918年任公共建設大臣、1922年至1923年任陸軍大臣。因不贊成普里莫·德·里維拉的軍事政變，他沒有參加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1930年普里莫·德·里維拉倒台後，他宣稱自己是共和派，並參加了阿拉貢起義，失敗後遭到關押，1931年共和派在市政選舉中獲勝後獲釋，並在第二共和國成立後出任臨時政府總理，同年10月15日辭職。1931年12月10日當選為共和國總統，這個職位他一直擔任到1936年4月7日。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法國被納粹德國佔領後流亡阿根廷，死於布宜諾斯艾利斯。——中譯者注

[5] 指西班牙左翼反對派。1930年2月28日，一批西班牙共產主義流亡者在比利時列日建立了左翼反對派的派別組織——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Oposición Comunista Espa?ola，OCE），並成為了國際左翼反對派的西班牙支部。1932年3月，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改名為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a，ICE）。1934年9月，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因拒不執行托洛茨基同志要求他們打入社會黨的指示，而與國際左翼反對派正式斷絕關係。1935年9月29日，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與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合併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中譯者注

[6] 左翼反對派沒有日報。我們只能通過私人通信來交流思想，拓展思路，而這些通信的內容，本來是應該作為文章發表在日報上的。本文附有其中一些信件的節選，依照時間順序排列。——列·托

這些信件篇幅較短，但數量較多，如果作為本文的附錄發表，就會使篇幅過長，所以將單獨成文，另行發表。——中譯者注

[7] 第二共和國成立後，資產階級曾打算實行兩院制，保留一個「貴族院」，但迫於群眾的強大壓力，資產階級最後放棄了兩院制，國會僅設一院。——中譯者注

[8] 英文版中並沒有「選舉權問題的關鍵在於」與「如果先鋒黨能夠正確領導他們」，但是，少了這兩句，這一段話就會失去意義，故參照李星同志的譯文補上這兩句話。——中譯者注

[9] 關於托洛茨基同志對「國民會議」口號的意見，請參閱《中國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綱》（《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施用勤譯，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72頁）、《致流放的反對派成員》（同上，第339頁）、《托洛茨基給中國反對派的回信》（同上，第351—354頁）、《國民會議口號在中國》（同上，第355—357頁）。——中譯者注

[10] 義大利波爾迪加派的「普羅米修斯」（Prometeo）小組徹底反對在一切國家、向一切人民提出革命民主的口號。這種宗派主義的教條主義，在實踐中與斯大林派的立場相吻合，它與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立場毫無共同之處。國際左翼反對派必須堅決同這種極左幼稚病劃清界限，絕不對其承擔任何責任。西班牙的最新經驗，證明了政治民主口號將在推翻義大利法西斯獨裁製度的過程中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革命或義大利革命中運用普羅米修斯小組的綱領，等於反綁雙手跳進水裡，這樣游泳的人十有八九會被淹死。——列·托

阿馬迪奧·波爾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時即參加社會主義運動，1910年參加義大利社會黨，十月革命後參加共產主義運動，1920年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1921年與安東尼奧·葛蘭西一起主持成立義大利共產黨（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法西斯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處三年徒刑；1930年被開除出意共。1944年後將極左派組織為「國際共產黨」（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繼續領導「左」派共產主義運動。——中譯者注

[11] 亞歷山大·薩莫伊洛維奇·馬爾丁諾夫（АлександрСамойлович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掃羅·薩莫伊洛維奇·皮克爾（СаулСамуиловичПикер），生於明斯克一個猶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讀聖彼得堡大學法學院，同年參加民意黨（НароднойВоля）。1886年因參加示威遊行而被學校開除，並被遣返回原籍。兩年後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十年。1899年從流放地回來後，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0年流亡國外。1903年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二大結束後參加孟什維克，成為孟什維克派重要領導人之一，並在1907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一戰爆發後，參加了孟什維克國際主義派。1917年二月革命後，於5月上旬回國，積极參加孟什維克的活動。十月革命後，逐步脫離孟什維克。1918年—1922年在烏克蘭當教師。新經濟政策公布後，宣布自己完全贊同俄共（布）。1923年，為了同左翼反對派鬥爭，當權派吸收他參加俄共（布），讓他在馬克思恩格斯學院、共產主義學院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共產主義大學執教。1924年進入《共產國際》編輯部。他是斯大林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是「革命階段論」與「四階級聯盟」的主創之一。——中譯者注

[12]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米留科夫（ПавелНиколаевич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國自由派歷史學家，曾著有《俄國文化史概論》，在1905年革命期間成立立憲民主黨（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後，在李沃夫親王的臨時政府內任外交部長，5月2日辭職。十月革命後給反革命政府當過顧問，內戰後流亡法國。

[13] 伊拉克利·格奧爾基·策列鐵里（喬治亞語：???????????????????????；俄語：ИраклийГеоргиевич 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生於喬治亞庫塔伊西（???????）一個沒落貴族家庭，1900年考入莫斯科大學法學院，因參加學生運動，而於1902年被短暫流放西伯利亞。1903年從流放地返鄉後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並出席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支持孟什維克，1904年流亡德國，入讀柏林大學法學院。1905年俄國革命爆發後回國，1907年當選為第二屆杜馬代表，杜馬被解散後，被判處五年徒刑，1913年被流放伊爾庫茨克。一戰爆發後，支持齊美爾瓦爾德會議的立場。二月革命爆發後，前往彼得格勒，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執委會委員，提出「革命的護國主義」。同年6月在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同年5月—8月任臨時政府郵電部長，並於7月7日—7月25日短暫兼任內務部長。十月革命後回到喬治亞，1918年5月宣布喬治亞獨立，併當選為喬治亞立憲議會議員，代表喬治亞參加巴黎和會。1921年紅軍佔領喬治亞後，於1923年流亡巴黎。四十年代移民美國，1959年在紐約逝世。——中譯者注

[14] 維克托·米哈伊洛維奇·切爾諾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Чернов，1873年12月7日——1952年4月15日），生於薩拉托夫。上中學時參加民意黨地下活動，1892年入讀莫斯科大學法學院，1894年參加「民權黨」（ПартияНародногоПрава），同年被捕後被流放俄國中部，1899年流亡國外。1901年參與創立社會革命黨（Партия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並擔任黨的機關報《革命俄羅斯》編輯。1903年當選為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委員，1905年革命後回國，併當選為第二屆杜馬代表，擔任社會革命黨杜馬黨團主席。1908年辭去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一戰爆發後，持反戰立場。二月革命後回國，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副主席，並於1917年5月—7月任臨時政府農業部長。1918年1月18任任立憲議會議長。內戰爆發後，參加了反革命的白軍運動。1920年流亡國外，1940年移民美國，1952年在紐約逝世。——中譯者注

[15] 阿列杭德洛?雷魯克斯?加西亞（Alejandro Lerroux y García，1864年3月4日——1949年6月25日），共和派政客，年輕時投身共和主義運動，1903年參與創立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1908年參與創立激進共和黨。1930年參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委員會。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出任國務部長，1931年4月至12月任外交部長，1933年9月至10月、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任總理，1935年9月至10月任外交部長。內戰爆發後流亡葡萄牙，1947年回國。——中譯者注

[16] 奧托·威廉·庫西寧（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蘭社會民主黨左翼領袖，1911-1917年任芬蘭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主席，參與領導了芬蘭革命，1918年流亡蘇聯，8月29日在莫斯科創建芬蘭共產黨，1921-1939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兼東方部部長。1946年庫西寧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併兼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中譯者注

[17] 二月革命後不久，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3月15日控制了《真理報》編輯部，他們在一篇綱領性社論中提出：只要臨時政府同反動派或反革命展開鬥爭，布爾什維克就會堅決支持它。這個政策在基層黨員中間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並引發了強烈的抗議。幸虧列寧及時回國發表《四月提綱》，通過艱苦的努力，扭轉了全黨的思想，俄國革命才贏得了最終的勝利。詳情請參閱《俄國革命史》第一卷第十五章《布爾什維克派與列寧》。——中譯者注

[18] 指廣州起義。關於托洛茨基同志對廣州起義的意見，請參閱《致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第一封信》、《我對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答覆》（《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第252—260頁）、《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後的中國問題》（同上，第302—338頁）。——中譯者注

[19] 1917年7月3日—4日，對革命成果不斷流失感到強烈不滿的彼得格勒群眾，舉行了大規模的武裝示威，在一些地方，示威演變為暴動。布爾什維克竭力勸阻群眾不要盲動，並儘力組織撤退，最終使七月事變沒有變成一場潰敗。詳情請參閱《俄國革命史》第二卷的頭三章。——中譯者注

[20] 弗蘭塞斯克?馬西亞?柳薩（Francesc Macià i Llussà，1859年9月21日——1933年12月25日），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領袖，1932年12月至1933年12月任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席。——中譯者注

[21] 耶穌會（Jesuit）是天主教的一個教團，於1534年由伊格納蒂烏斯?德·洛約拉（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創建。——中譯者注

[22] 英文版中並無「經過選舉產生的工人代表會，正是這樣的機關」，這是根據李星同志的譯文補上的。——中譯者注

[23] 英文版中並無「並因此拒絕參加國會選舉」，這是根據李星同志的譯文補上的。——中譯者注

[24] 二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曾提出儘快召開立憲會議，資產階級卻百般拖延：臨時政府於1917年6月14日（27日）宣布，將於9月17日（30日）舉行立憲會議選舉，到了8月9日，又把立憲會議選舉推遲到11月12日（25日）；等到十月革命後，資產階級才匆忙要求召開立憲會議，想同蘇維埃政權爭奪權力。蘇維埃政權同意舉行立憲會議選舉。1918年1月5日（18日），立憲會議終於召開，在佔據多數的社會革命黨領導下，立憲會議拒絕承認蘇維埃政權。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當即退出立憲會議。次日，蘇維埃政權下令解散立憲會議，資產階級和第二國際便藉此大做文章，攻擊布爾什維克「言而無信」、「破壞憲政」。詳情請參閱《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63—167頁）、《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草案》（同上，第239—241頁）、《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關於解散立憲會議的講話》（同上，第242—246頁）。——中譯者注

[25] 分別是1789年7月9日——1791年9月30日的制憲議會、1791年10月1日——1792年9月20日的立法議會和1792年9月20日——1795年10月26日的國民公會。——中譯者注

[26] 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是一個較有影響力的共產主義團體，主要在巴塞羅那一帶活動，它的領袖是西共前領導人毛林與阿爾蘭迪斯。雖然它基本上贊同共產國際當權派的理論與實踐，但不贊同後者在西班牙的組織手段與具體策略。它的思想充滿了曖昧與錯誤，但目前它是加泰羅尼亞最強大的共產主義團體，很可能也是整個西班牙最強大的共產主義團體。馬德里獨立共產主義者小組（Agrupación Comunista de Madrid）也是一個較有力量的共產主義組織，由於反對所謂的西共「執委會」的官僚方法，拒絕執行分裂全勞聯的指示，而被開除出黨。馬德里獨立共產主義者小組雖然不支持左翼反對派的政綱，但允許同左翼反對派討論，也允許左翼反對派成員參加自己的活動。——編注

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FCCB）本是西班牙共產黨在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組織，因反對共產國際的極左政策，而於1930年脫離西共。儘管如此，它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官僚中派主義並無原則分歧。它於1932年4月改名為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FCI），然後又在1935年9月29日與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合併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中譯者注

[27] 本文付印時，國際左翼反對派西班牙支部的理論刊物《共產主義》（Comunismo）的第一期已在奧維耶多面世，刊登了西班牙支部的政綱與工會政策等內容。——編注

[28] 昂利·拉克魯瓦（Henri Lacroix，1901—1939），本名弗蘭西斯科·加西亞·拉維德（Francisco García Lavid），當過油漆工人。二十年代參加西共，曾因參加革命活動而被迫流亡蘇聯。1930年在比利時列日發起創立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1932年在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總書記。返回西班牙後，擔任理論刊物《共產主義》編輯。1933年6月被開除出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此後參加了社會黨。在內戰期間曾任共和軍政治委員。1939年在撤往法國時，在邊境上被西共殺害。——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