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6年的西班牙社會主義青年團（下）

十月起義中的社青團，以及它在此之後的表現

「西班牙的十月革命」始自阿斯圖里亞斯的起義，以加泰羅尼亞的失敗而告終，其它中心城市的起義則流產了；這再次表明，在無產階級軍事政策中，政治策略是最為重要的；不過，本文的目的並不是要詳細回顧這次革命。

托洛茨基曾認為，加泰羅尼亞革命者如果能勇敢地提出建立獨立的加泰羅尼亞共和國的政策，這個政策就有可能成為伊比利亞半島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步[72]。在加泰羅尼亞，工人同盟之所以不戰而敗，既是因為全勞聯袖手旁觀，也是因為參加了加泰羅尼亞工人同盟的各個組織的怯懦與機會主義。阿斯圖里亞斯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全勞聯阿斯圖里亞斯地區聯合會參加了工人同盟，西共也在最後一刻參加了工人同盟，工人的大團結得以實現，給工人鬥爭注入了強大的力量[73]。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寫道，阿斯圖里亞斯起義「是工人階級青年的傑作，是由不願意錯過同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時機的群眾自下而上發起的一個不可阻擋的運動……在此之前，工人階級不願使用暴力，但是，當新的歷史時期開始時，它要求得到火的洗禮[74]。」

在西班牙其它地區，社青團的宏大計劃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塔古埃尼亞記載了他當時帶著自己的連隊瞎轉悠的經過。十月四日，他的連隊接到動員令，要他們在9點到拉·普洛斯佩里達德區（La Prosperidad）的一家酒吧會合，然而，由於……總罷工，他們很難按時趕到。他們帶著武器趕路，途中碰上了突擊警察或國民警衛隊的巡邏隊，但警察沒有查問他們的身份。到達指定地點後，他們發現還有幾個連隊也在那裡，但沒有得到進一步指示。午夜時分，塔古埃尼亞自作主張，佔領了那個街區的社會黨俱樂部，並在外面布置了武裝崗哨。不久後，一個交通員向他們傳達了命令：前往庫瓦德洛斯·卡米諾斯（Cuadros Caminos），到那裡後，換上國民警衛隊的制服，再攻打金達雷拉兵營，到時會有支持社會黨的衛兵放他們進入兵營；塔古埃尼亞在四十年後寫道，在一個正在舉行總罷工、並處於戰時狀態的城市裡，這樣的命令根本無法執行。但是，他正準備動身出發的時候，突擊警察乘著卡車趕了過來；經過短暫的交火後，陷入重重包圍的民兵投降了[75]。

穆尼斯的記載與塔古埃尼亞的說法相符；穆尼斯寫道，工人已經做好了戰鬥準備，並擁有充足的武器，足以發動起義。十月四日晚上，街道上擠滿了罷工工人，他們在等著「和平罷工」的口號。十月五日發生了一些交火，社會黨民兵企圖突襲內務部、電話公司和督軍府。在十月五日下午，幾千名工人自發地前往蒙克洛亞（Moncloa）兵營，想佔領那裡，但是，由於缺少武器，他們被一群軍官打退了……[76]

儘管如此，在那些年裡，西班牙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是如此高漲，無論是馬德里等地的起義的不光彩的失敗，還是阿斯圖里亞斯曠工的殊死戰鬥的失敗，都無法阻擋他們前進，反倒大大鼓舞了他們。一九三四年年十月起義雖然失敗了，卻給無產階級留下了許多希望。它證明了團結起來的無產階級具有何等強大的力量，而要把無產階級團結起來，需要各個工人組織放下分歧。因此，一直以來都在捍衛「工人同盟」，並在共產黨抨擊工人同盟時為之辯護的社青團，現在可以宣稱自己實際上贏得了政治勝利。

然而，革命的實際進程，卻很難讓社青團感到寬慰。拉蒙·岡薩雷斯·佩尼亞[77]等人，過去是阿斯圖里亞斯礦工領袖中較保守的一派，卻成了阿斯圖里亞斯起義的英雄[78]。社青團在加泰羅尼亞起義中沒有發揮作用，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們在那裡的根基很薄弱。但在由社青團員負責準備起義的地區——在馬德里「指揮」起義的是阿馬洛·德爾·羅薩爾[79]；還有一些地方的起義也是由社青團策劃的——起義往往可悲地啞火了。此外，社青團的部分領導人也被捕了，被關押在模範監獄（Carcel modelo）里，比如卡里略、德·羅薩、德爾·羅薩爾、埃爾南德斯·桑卡霍等人，拉爾戈·卡巴耶洛也被關在那裡。其他領導人流亡國外：塞拉諾·彭塞拉流亡法國，何塞·萊因流亡蘇聯。

起義失敗後，左派遭到了鎮壓，右派和中派趁亂髮動了政治反攻，本文中介紹的這個派別（前文已經介紹了它的力量與弱點）現在的處境無疑是很危險的。統治階級的代表對此非常清楚。1935年3月，一個被派駐阿斯圖里亞斯的高官寫了一個報告，其中寫道：

「對造反的渴望，使所有革命組織里的青年團結了起來，而全勞聯和工總的領袖與高層人物則陷入了分裂，正在改變策略，對此應認真考慮，可能會產生極好的效果。」

但他又補充了一句話：

「工人階級的潛能是很危險的，我們認為，應該儘快製造分裂，來瓦解這種潛能[80]。」

社青團的領導層——或是被關押在馬德里模範監獄裡的那部分人——正在思考的，可能就是這種微妙的局面。事實上，他們還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十月：第二階段》，公開進行論戰。在這本小冊子的第二版上署名的是社青團主席卡洛斯·埃爾南德斯·桑卡霍，但它顯然是由桑蒂亞戈·卡里略與獄友阿馬洛·德爾·羅薩爾共同創作的[81]。這本小冊子的作者在不長的篇幅里，概述了自己對歷史的看法：1917年革命在西班牙失敗了，卻在俄國勝利了，它引發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分裂；當時的社青團對革命懷著強烈的熱情，這固然是導致分裂的原因之一；不過，列寧的共產國際要求社會黨必須接受「二十一條」[82]，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社會黨拒絕放棄自己的獨立性與黨內民主，這是很合理的；此後，第二國際的極左翼就只剩下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它執行著革命的政策——包括共和國成立後的兩年里，它參加阿薩尼亞[83]政府的政策……[84]

因此，通過十月起義的經驗，以及起義的準備工作的經驗，社青團（它認為自己是這個革命黨最優秀的果實）剛剛發現，自己受到了來自內部的威脅。他們回想起了貝斯泰洛及其「改良主義派」夥伴在1930年的態度，當時貝斯泰洛等人反對推翻君主制的革命計劃。他們還回想起了貝斯泰洛等人在1932年以後的所作所為，當時把持著工總的貝斯泰洛等人反對拉爾戈·卡巴耶洛鼓吹的政策。《十月：第二階段》的作者不遺餘力地指出：他們所謂的「大小領導」是如何抵制起義路線的，對於有關起義的各項指示，這些人最好的態度也只是置之不理，而大多數情況下是暗中破壞。他們還批評工總的體制過於僵化，無法適應當前的需要；批評社會黨議會黨團拒不執行黨的政策，並在國會裡為自己的政策辯護，製造了思想混亂——更不用說那些在十月起義期間連一根手指都不肯動一下的地方領導人，還有那些「社會黨溫和派」了，政府還發文要求大家聽這些「溫和派」的話。必須揭露這些人、解除這些人的職務、最後把這些人開除出去。必須自下而上地、堅決地進行清洗（當時社青團給這種清洗起了一個極具刺激性的名字——「布爾什維克化」），不要害怕分裂，因為改良主義派在黨內並沒有真正的基礎——至少在黨機關之外沒有。

但「中派」或「中間道路派」可不這麼想。這個派別的領袖因達雷西奧·普里耶托和岡薩雷斯·佩尼亞在十月起義之前和十月起義之間起到的作用廣為人知，使他們的威望大漲。在十月起義失敗後的這一時期，這個「中派」顯然打算以「團結」為名，有計劃有步驟地袒護改良主義派。它甚至還打算在下一次大選中再次同資產階級共和派政黨結盟，而這種「反法西斯人民聯盟」最近剛剛成了共產黨的核心口號。「布爾什維克化」的支持者對此作出了尖銳而明確的批判：

「在我們黨內，會有一些人出來維護這個口號，他們就是中派分子。每個黨員都要做好準備，不能上了他們的當。中派主義會藉此參加反對革命派的鬥爭，並企圖成為黨的軸心。這將會是一場艱難的鬥爭。我們的革命能力將受到考驗……在這個問題上，黨內右派得到了共產黨的贊同，我們必須像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那樣，拿出無產階級聯盟的口號，來對抗反法西斯人民聯盟的口號，這樣才能挫敗共產黨[85]。」

《十月：第二階段》的作者像托洛茨基一樣，把各國共產黨的領袖斥為「蹩腳貨色」，用了很長的篇幅，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抨擊，回顧了他們的種種污衊與謾罵，還有他們先是百般反對工人同盟、後來又在最後一刻參加工人同盟的行徑。

但《十月：第二階段》的作者用了或許更長的篇幅來討論他們所謂的「布爾什維克化的第二階段」，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事關國際的問題。

他們寫道：「我們的目標，不只是西班牙革命，更是世界革命，是在一切國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86]。」

他們提出，不僅要立即與社會主義青年國際[87]決裂，而且社會黨也要與第二國際決裂，他們把第二國際說成是「一具死屍」。他們認為，首先要為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建立一個新的、國際性的核心，他們可以與法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比利時社會主義青年近衛軍、義大利和奧地利的青年組織合作，迅速建立起這樣一個核心。

相反，第四國際如今已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口號」，這與他們在1933年的立場相差不大。他們認為，第四國際不具備真正的基礎，因此沒有發展的可能，更何況第三國際已經拋棄了導致了德國慘敗的宗派主義政策。而且，既然托洛茨基鼓吹「打入」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他們就以為托洛茨基已經「悄悄地放棄了」第四國際的口號。

因此，社青團認為：儘管社會黨在基本綱領上與第三國際是一致的，但社會黨不可能參加第三國際。其實，社青團不但完全不同意第三國際在西班牙和其它國家推行的「反法西斯人民聯盟」政策，它還完全不同意第三國際的章程，它認為這個章程意味著「執委會的專政」，扼殺了一切黨內民主。《十月：第二階段》的作者強調指出：「俄國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無產階級的聖地，只要其它國家的革命還沒有勝利，俄國就是世界無產階級的中心[88]」，所以，肯定會發生某種有利的變化，促使社會党參加第三國際。我們或許會注意到，在1933年和1934年的《新生》上，在多位作者的文章中，不時會出現「斯大林主義」這個詞，然而在《十月：第二階段》里，卻一次都沒有提到「斯大林主義」。

而且，當社青團的「布爾什維克化」鼓吹者在模範監獄中撰寫這本小冊子時，蘇聯政府正在準備全面轉向人民陣線政策，這個政策最早造成的後果之一——如果您願意，也可以說是最早的表現之一——就是斯大林在同皮埃爾·拉瓦爾[89]會談中，建議在法國支持法國的國防政策[90]，並拋棄了反軍國主義的工作；因此，抄錄一下這本小冊子提出的結論，是很有意義的：

「把社會黨布爾什維克化！

把黨的體制集中化，並建立地下機關！

在政治上把全西班牙無產階級團結到社會黨里來！

進行反軍國主義宣傳，並滲透進國家武裝力量去！

爭取工會運動的統一！

打倒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爭取革命的勝利！

爭取以世界革命為基礎，重建國際工人運動！

為了實現這些口號，社青團必須表現出自己的先進性和犧牲精神，這樣工人群眾才會信任社青團，才會讓社青團承擔領導的重任。

如今的西班牙社會主義青年團要比以往更為強大、更為團結，它結合我國的革命歷史，遵循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最優秀的傳統，聽取經典社會主義的兩位偉大導師——馬克思與列寧——的教誨，提出了這些口號。

社青團把拉爾戈·卡巴耶洛同志當作是這個革命性的重生過程的領袖與精神象徵；反動勢力把他當作是最堅決的敵人，而正在對他橫加迫害[91]。」

這個文件徹底暴露了社青團的含糊曖昧：既有合理的雄心壯志，又有政客的權謀手段；既對群眾的壓力寄予厚望，又對「機關的人」抱有幻想。不過，一切還沒有成為定局：革命領導層的歷史性命運，與西班牙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歷史性命運，都還沒有被最終確定下來。托派活動家恩里克·費爾南德斯·森頓[92][93]曾在1934年9月向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中央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動議，狂妄地拒絕了托洛茨基關於「打入主義」的建議，這個動議獲得了一致通過；他現在和社青團的活動家與領導人一起關在模範監獄。在同這些人的日常接觸中，他改變了想法，成了「打入主義」的支持者，並成功說服了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執委會的大部分委員（包括安德列烏·寧在內），通過了一個決議，讓全黨執行「打入主義」，但不包括加泰羅尼亞，因為加泰羅尼亞地區組織正在與毛林的工農同盟和幾個小組織合併。可是，馬德里組織卻認為這個決議會造成事實上的分裂，在馬德里組織的要求下，這個問題被提交表決，結果執委會的決議遭到了否決：1935年9月，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自行解散，成員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打入主義」就此在西班牙偃旗息鼓了。

然而，就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打入主義」的支持者獲得了更有力的論據。中派正在進行反攻。在1935年5月底，流亡到比利時的普里耶托在畢爾巴鄂的《自由主義者》（El Liberal）和馬德里的《自由報》（La Libertad）上發表系列文章，指責社青團無權像過去那樣公開發表意見，指責社青團違反黨紀，對拉爾戈·卡巴耶洛搞「領袖崇拜」[94]。刊發普里耶托系列文章的報刊拒絕發表模範監獄中的囚徒的答覆，幸好《戰鬥報》（這是巴塞羅那的一家周報，是毛林派的機關報）願意給社青團的領袖提供專欄，讓他們發表自己的答覆。

桑蒂亞戈·卡里略再次呼籲工農同盟與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這兩個組織正在準備合併）中的共產主義反對派提供幫助。他在6月28日發表了《社會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在這篇文章結尾，他寫道：

「我們擁有正確的理論，我們擁有信心。但要想贏得勝利，我們需要每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就有可能前功盡棄。我們的經典教育我們，要到群眾中去，與群眾打成一片。而群眾現在就在社會黨內，這個黨擁有無與倫比的歷史與鬥爭能力。你們必須來到我們中間，與我們一同鬥爭，不這麼做的話，有人就會把群眾引上失敗的道路，我們必須阻止他們。那些渾身紳士派頭的革命者不願參加我們的任務，反倒蔑視我們的工作方法，而這些人卻肩負著非常重大的歷史責任[95]。」

社青團的這些領袖不是在獄中，就是流亡國外，或是轉入地下，他們所面臨的任務是重大而緊迫的，而他們所面臨的障礙又是艱巨的，從這篇文章中，可以感受到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毛林批判了卡里略，因為卡里略拒絕接受「統一」的思想，並號召「馬克思主義者」打入社會黨，在社會黨內進行鬥爭，毛林顯然並不理解，社會黨內的這場派別鬥爭（這個鬥爭正在公開化），決定了西班牙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性，這種獨立性是通過它的主要政黨的走向而體現出來的。普里耶托對社青團的指責，與他企圖迫使社會黨接受同共和派結盟（曼努埃爾·阿薩尼亞已經在為此著手準備了）的政策的圖謀，是一脈相承的，卡洛斯·埃爾南德斯·桑卡霍在《戰鬥報》上發表的另一篇文章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兩者之間的聯繫[96]。這種政策要想成功，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社會黨必須「掩埋武器」，必須讓社青團閉嘴。

走向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

社會黨想做但沒能做成的事，被共產黨做成了，當然，共產黨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考慮才這麼做的。社青團淪為了斯大林主義的俘虜——因為他們沒有接受足夠的政治教育，更是因為他們完全不了解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未能從根本上認清斯大林主義的本質。在整整一個時期內，共產國際在1935年的轉變，意味著共產黨同社會黨右翼結盟，而社青團卻宣稱社會黨正在通過「布爾什維克化」，擺脫自己的右翼；共產國際的這個轉變，讓社青團和拉爾戈·卡巴耶洛都上了當，但社青團上當的程度更加嚴重。而且具體來說，讓三萬名由於參加1934年十月起義而被監禁的政治犯獲得大赦[97]，是一個強有力的、動人的論據，它促使每一個工人組織接受了「反法西斯人民聯盟」（儘管多少有點不情不願），而阿薩尼亞就是這個「反法西斯人民聯盟「的旗手；各個工人政黨又一次成了資產階級的附庸，而工人群眾則又一次成了資產階級的卒子。

儘管社青團在原則立場上反對這種做法，但它無疑並沒有對此加以制止，而拉爾戈·卡巴耶洛從未想過正面與之對抗。儘管如此，社青團的反對態度，由這個問題而引發的分裂，左派同社會黨的決裂（左派一直是社會黨的主要動力），可能會給斯大林的新政策與人民陣線政策的全面推行造成嚴重的困難。共產國際無論如何都要通過各種手段，來儘力爭取社青團最重要的領袖。在這個問題上，流亡到蘇聯的一小批社會黨流亡者似乎發揮了重要作用。瑪爾加麗塔·內爾肯[98]似乎已經被共產黨爭取過去了，不過她要過一段時間才正式參加共產黨[99]。何塞·萊因曾是社會黨民兵的領袖，也是社青團領導層成員之一，他也在蘇聯避難。他出席了共產國際七大，然後又出席了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費爾南多·克勞丁[100]曾是共青團的領導人，他在三十五年以後寫道，共產國際七大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確認了「共產國際各國支部的路線必須完全服從蘇維埃國家的政策」，而人民陣線政策作為新政策的出發點，它「對蘇聯外交政策的迫切需要做出了積極的回應」[101]。何塞·萊因在卡巴耶洛左派的新機關報上發表文章，認為共產國際在七大上實行了轉變，承認了「各國道路」，在所有國家都開闢了組織統一的前景，這是對社青團的期望的明確回應[102]。

這些青年領袖——有時還有一些老黨員——在蘇聯所承受的壓力，在他們從莫斯科寄往西歐或西班牙的信中，可以察覺出來。在1935年，這些用「西班牙語」寫的信討論的還是西班牙和社會黨的問題，到了1936年，這些信里就剩下了歌頌「社會主義祖國及其燈塔」的官樣套話，並把對整個蘇聯（包括斯大林主義在內）的態度，當做「革命者」的試金石[103]。

在西班牙國內，被關押在模範監獄裡的「政治犯」的生活條件比較寬鬆，這給了共產黨拉攏他們的機會。支持拉爾戈·卡巴耶洛的青年社會黨員與政治犯受到了共產黨的關注。共產黨總書記何塞·迪亞斯[104]剛剛探訪了拉爾戈·卡巴耶洛，向他建議：兩黨為起義承擔同等的責任[105]。我們得知，共產國際駐西班牙代表柯多維拉[106][107]獲得了阿拉吉斯泰因的姻親胡利奧·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108]的無條件支持，他是拉爾戈·卡巴耶洛的親信之一。柯多維拉探訪了被關押在模範監獄裡的桑蒂亞戈·卡里略，並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政治討論。所謂的人民陣線，其實就是普里耶托所鼓吹的那種階級合作政策的翻新版本，而那位被譽為「西班牙的列寧」是想永遠拋棄這種政策的，然而，據說法國共產黨領袖雅克·迪克洛[109]說服了拉爾戈·卡巴耶洛，使他不再反對「左派選舉聯盟」（這是人民陣線的前身），事情真的是這樣嗎？社青團書記處委員塞·塞拉諾·彭塞拉在《社會黨與奪取政權》（El Partido Socialista y la Conquista del Poder）一書中（這本書是他在巴黎寫的，並由統工黨在巴塞羅那出版），描寫了他從共產國際的轉變中觀察到的情況，他的描寫與何塞·萊因在莫斯科觀察到的大致相符，但與阿拉吉斯泰因在馬德里所作的猜測並不相同[110]。

最後，安德列烏·寧做出了非常正確的判斷：社會黨左派對共產國際七大的態度是全然「矛盾的」：社會黨左派是贊成甚至讚賞共產國際七大的，因為他們認為共產國際七大促進了民主化，然而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他們並沒有清醒地認識到：為了符合蘇聯外交政策的需要，共產國際七大復活了階級合作的政策，而他們多年來一直在同這種政策鬥爭；這也是他們在黨內的對頭——社會黨右翼所堅決捍衛的政策[111]。

但是，這種矛盾的態度，不是光用無知就能解釋的，或許我們應該用政治分析之外的方法來尋找原因。首先，有一點是很明確的：拉爾戈·卡巴耶洛被監禁了，他的大批支持者不是正在坐牢，就是流亡國外，這使普里耶托和他的政治夥伴收復了一些政治陣地，而社青團的「布爾什維克化」計劃看上去很不現實，相較之下，普里耶托的政策顯然是越來越與共產黨的政策趨同，這在爭取建立「反法西斯人民聯盟」的過程中尤為突出。總之，社青團的領導層相信，在這個問題中出現了新的因素，他們把這當成了理由：在他們看來，共產國際七大開啟了新的可能——在二十年代初發生了歷史性分裂的工人運動，有可能以積極的方式，實現組織上的統一。1935年10月，桑蒂亞戈·卡里略對這個問題發表了看法：

「我們不光想在鬥爭中實現暫時的聯合。我們要更進一步。我們要實現組織上的統一，要把馬克思主義無產者重新統一為一個黨、一個青年運動。我們必須欣慰地承認，在過去幾個月里，我們已在這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在我國，社會黨擁有悠久而光榮的歷史，它有力量、有素質、有威信，所以應該由社會黨來實現這種統一……必須把全國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都團結到我們的旗幟下。然後，在關於國際的問題上，我們所有人都將自由而民主地做出決定。在這個問題上，我自有標準。只要其它國家的工人階級還沒有粉碎本國的資產階級機關、並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世界性的統一的基礎就依然要由俄國來奠定[112]。」

卡里略有底氣大聲說出自己的意見。1935年9月1日，社青團在魯薩法（Ruzafa）召開代表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了將社青團與共青團在組織上統一起來的政策，小冊子《十月：第二階段》也得到了大會的支持。新的因素就是卡里略所謂的「個人標準」。塞拉諾·彭塞拉在巴黎寫道：共產國際的章程不應成為社會黨左派與第三國際統一的障礙。瑪爾塔·比斯卡隆多非常正確地發現了兩者在這方面的聯繫：「從那時開始，俄國革命與蘇聯就發揮了一種神秘的作用，而在《十月：第二階段》里根本沒有提到這種作用[113]。」

共產國際七大閉幕後，青年共產國際也於1935年9月舉行了世界代表大會。何塞·萊因理所當然地出席了這次大會。大會建議，為了建立一個廣泛的青年組織——正式說法是「非黨青年群眾的組織」——應當實現組織上的統一。西班牙社青團的大多數領導人都贊成這個建議，但他們要求，以共青團併入社青團的方式，來實現統一。與此同時，工聯總（CGTU，由共產黨控制的工會中心）正在為回歸工總進行準備。1935年12月6日，桑蒂亞戈·卡里略向「朝著組織統一的急行軍」歡呼致敬：第三國際終於「回心轉意了」：

「這一轉變，糾正了第三國際的錯誤，回歸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使現在的我們在政治上與共產黨人處於同一水平，我們絕不能對此視而不見……我們要堅決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們要實現組織統一；我們要用急行軍來實現它，因為我們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那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把共產國際和我們隔開的長城已經開始崩塌，因為我們正要拆掉這道長城剩下的一些官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殘渣，把它徹底推倒[114]。」

事情已成為定局了嗎？卡里略在九月提出的「個人標準」是否已經在社青團內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呢？毫無疑問，這樣的勝利還談不上。即使在社青團領導層內部，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反對者甚至公開發表了批評意見。比如說，已經回國的塞拉諾·彭塞拉就對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建議進行了較為嚴厲的批評：

「把社青團和共青團合併為一個團體，可以加強它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力量，然而，這個團體的組織結構，也給一些尚未為工人階級效力的組織開了後門，使它們有可能混進來……它既捍衛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但同時又為建立工人政權而鬥爭，而工人政權基本上是跟（資產階級）民主制敵對的。一個沒有黨、沒有綱領、沒有具體目標的青年運動……工人階級確實應當緊密團結在蘇聯周圍，同它的敵人進行鬥爭；可是，為了使保衛蘇聯成為整個國際工人運動的中心要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無論保衛蘇聯有多麼重要，這樣做都是沒有根據的……我認為，代表大會、共產國際與它的青年組織考慮的首先是保衛蘇聯，其次才是社會主義祖國之外的其它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利益。這就是說：俄國正在西方建立民主派與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不是工人階級的聯盟，考慮到它正面臨著來自中歐和日本的威脅，對它自己而言，這種做法是正確的；但是，各國工人階級在不損害本國的神聖利益的前提下，儘力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神聖利益，這種做法對它們自己而言也是正確的[115]。」

在社會黨內，卡巴耶洛派和普里耶托派之間的鬥爭正在不斷激化，拉爾戈·卡巴耶洛在1935年12月15日辭去了黨主席與黨執委會委員的職務，黨內出現了要求召開代表大會、產生一個一致的領導層的運動，更是給黨內鬥爭火上澆油。在這種情況下，社青團提出的同共青團實現「組織統一」的路線，實際上使他們的注意力從黨內鬥爭上轉移開，並使他們的對手獲得了有力的論據[116]。

1936年3月，桑蒂亞戈·卡里略剛剛獲釋出獄，便參加了一個聯合代表團（特里豐·梅德拉諾[117]也是代表團成員），前往蘇聯，與青年共產國際舉行談判，談判的最終結果，就是聯合聲明《統一的基礎》[118]。

1936年4月5日（星期日），社青團與共青團在馬德里拉斯·本塔斯廣場（Plaza de Las Ventas）舉行了「統一會議」——本來還要召開一次統一代表大會的，但由於內戰爆發而未能舉行——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由拉爾戈·卡巴耶洛主持的，儘管他同樣贊成「組織統一」的路線，但據說他曾私下對社青團與共青團的合併表示了強烈的保留態度，而且，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都堅決反對讓社會黨脫離第二國際。統一後的新組織——它給自己起了個不太恰當的名字，叫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JSU）——顯然已經擁有了遠勝於過去的物質資源，雖說它的團員數量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翻了一番，但這只是原因之一[119]。統社青的新刊物《青年報》（Juventud）是一份政治色彩很淡的周報，配有很多插圖，它的第一期印量就高達十萬份。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歷史結束了。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歷史開始了。與其說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不如說，一段全新的歷史開始了。

算是結語

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成立的時候，就已經淪為了斯大林主義政策的俘虜了嗎？一切證據都表明，托洛茨基正是這麼想的——或者說，他認為統社青的領導層已被共產國際所掌控，至少共產國際的人是這麼想的，也就是說，社青團原來的領導人當中，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已經秘密參加了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欽定的黨史想讓我們相信：卡里略和統社青的其他領袖是在馬德里保衛戰進行到最驚險的時刻，也就是在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撤往瓦倫西亞、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成立的那一天，找上了共產黨，請求集體入黨的——把他們入黨的日子定在這一天，是最符合這種說法的：統社青勇敢的戰士，參加了最英勇、最富有遠見的戰士的組織。其實，我們知道桑蒂亞戈·卡里略早在幾個月以前，就參加了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120]。就在統一會議召開的前一天，社青團總書記發表講話，提醒團員當心由「托派」提出的內部批評意見，當時，第一次莫斯科審判正在進行，他通過這次講話，投出了「敲門磚」，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121]。

統社青的歷史尚有待編寫。曼努埃爾·塔古埃尼亞（他跟自己的同志一起回到了共產黨）指出，在統社青全國領導層內部，卡里略和卡索爾拉是一派，萊因、梅爾喬爾和費爾南多·德·羅薩是另一派，兩派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桑蒂亞戈·卡里略在西班牙共產黨機關內的政治生涯已經廣為人知。1934年至1936年間的社青團領導人當中，有不少人很快就靠邊站了[122]。1937年，拉爾戈·卡巴耶洛倒台後（卡里略也為此出了一份力），以內格林政府為核心的社會黨溫和派—斯大林黨聯盟便開始向卡巴耶洛派的陣地發動了進攻，鬥爭主要集中在報刊和工總內部；在這個鬥爭中，統社青內部形成了一個反對派。這個反對派的代表是社青團前主席卡洛斯·埃爾南德斯·桑卡霍，在他身邊有一批拒絕投靠共產黨的省級領導人，比如何塞·格里戈里（José Grigorí）、瓦倫西亞的胡安·圖恩迪多爾·洛佩斯[123]、統社青阿斯圖里亞斯聯合會的拉法埃爾·費爾南德斯[124]等人。其實，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的最後反抗，表現了他們對這位現已四面楚歌的老領袖的個人忠誠，並表達了他們拒絕接受打著反法西斯主義旗號的斯大林化的決心。共產黨的領袖把這個反對派視作洪水猛獸，然而他們其實並沒有那麼危險[125]。

這其實是一個流派的垂死掙扎，這個流派最後被西班牙共產黨徹底俘獲了，構成了它的「群眾基礎」。起初，西班牙共產黨看似是不可能俘獲它的，所以，這種俘獲手段就顯得尤為巧妙。假如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的活動家在1934年，甚至在1935年，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議的話，社青團的命運就會有所不同嗎（托洛茨基對此堅信不疑）？在本文結束時，筆者個人認為這是很有可能的。其實，卡里略派暴露出了各種自相矛盾、猶豫不決與反覆無常，但這些缺點從未經受過內部批評的嚴厲考驗，也沒有經受過邏輯連貫的反駁——假如托洛茨基派打入了社青團，他們自然會對卡里略派提出批評與反駁。筆者認為，卡里略的同伴完全不了解蘇聯的歷史和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認為，他們對托洛茨基派的分析根本毫無還手之力。

歷史有可能走向另一個方向，不過，對另一種走向的歷史進行想像，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所以，我們只能留下這樣的記載：在1934年，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的領袖放棄了社青團，他們認為，社青團的領導人都是一幫徹頭徹尾的小官僚，在組織的封閉小圈子裡，這些人很快就學會了像政客一樣玩弄權術，學會了說謊，甚至學會了中傷誹謗。他們確信，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激進化」只停留在口頭上，這是正確的，但是，即使是「口頭上的革命高調」，也能在工人階級基礎中激起巨大的反響，產生強大的壓力，難道他們不懂得這一點？埃斯特萬·畢爾巴鄂在1934年寫道，社會黨只會「放狠話」，但它還是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群眾，這些群眾甘願追隨這個正在誤導他們的社會黨，既然如此，就必須走到這些群眾中去，發展自己的力量，這樣才能建設一個「想要發動革命，能夠發動革命」的黨[126]，難道他們就不懂得這一點？

所以，托洛茨基才會嚴厲地批判自己的西班牙同志：他們觀察，他們評論，可就是沒有採取行動，從而導致這支人數眾多、極具潛力、充滿獻身精神、隨時準備做出任何犧牲的富有戰鬥力的隊伍，落入了斯大林和新一代斯大林分子手中，淪為了以「保衛民主」為名叛賣西班牙革命的工具，而社青團一開始就是拒絕接受「保衛民主」這個騙局的！

反對「打入主義」的胡安·安德拉德[127]認為，社青團是「一個紛亂龐雜的激進派別」，社青團的宣傳充斥著「大叫大嚷」，但社青團在青年中間激起了強烈的反響，所以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承認自己不明白社青團的領袖為什麼只關注青年組織的合併。但他同樣強調指出，社青團使共產黨獲得了「它所缺乏的強大的預備力量」，這對共產黨而言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他最後指出，前社青團員「在領導對其它工人階級派別的鎮壓時，要比老共產黨人更加賣力」。他認為：「這些社青團員的轉變，他們的活動，以及他們在內戰期間的所作所為，值得從各個角度進行徹底的研究[128]。」

拋磚引玉，引發討論，便是本文唯一的目的。

本文最初發表於《列昂·托洛茨基雜誌》（Cahiers Leon Trotsky），第16期，1983年12月。中譯文系根據《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第9卷，第4期，2008年，第193—228頁譯出。

[72] 這篇文章收錄於法文版托洛茨基文集，第四卷，1934年4月—1934年12月，第182—186頁。（此文的法譯文與英譯文略有出入，英譯文[未標明日期]收錄於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檔案庫。這篇文章是寫給國際書記處的一封信，根據其內容來看，應該寫於七月與九月之間。——英譯者注）在法文版文集中，此文的標題為《加泰羅尼亞的衝突與無產階級的任務》（Le Conflit catalan et les taches du prolétariat）；托洛茨基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些驚人的看法，比方說，他以非凡的洞察力，預見到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在1936年所起的作用。——原注

[73] 筆者在薩拉曼卡國家歷史檔案館「馬德里」721卷宗里找到了阿斯圖里亞斯省長費爾南多·布蘭科·桑塔瑪利亞（Fernando Blanco Santamaria）的一個報告，題為《本人的施政記錄》。這是一個被解僱的人的自我辯白。他寫道：「阿斯圖里亞斯的廣大工人群眾（不少於十二萬人）全都參加了各種組織——工總、社會黨、共產黨和全勞聯，當他們同意參加所謂的『工人同盟』並通力合作時，本省就成了西班牙的一個特別危險的地區。」——原注

[74] 路·阿拉吉斯泰因，《西班牙的十月革命》（LaRevolución de Octubre en Espa?a），《利維坦》，1936年2月，第33頁。——原注

[75] 塔古埃尼亞，前引書，第53—55頁。塔古埃尼亞在拉?普洛斯佩里達德區參加的行動，似乎與穆尼斯（前引書，第135頁）在金達雷拉參加的行動是同一個行動，這個行動的失敗，導致了首都起義的失敗。——原注

[76] 穆尼斯，前引書，第134—139頁。——原注

[77] 拉蒙?岡薩雷斯?佩尼亞（Ramón Gonzáles Pe?a，1888年7月11日——1952年7月27日），社會黨人，工會活動家。生於奧維耶多省拉斯?雷格拉斯鎮（Las Regueras），年輕時當過礦工，後來擔任工人總同盟旗下的全國礦工聯合會（Federación Nacional de Mineros）總書記。1934年10月領導了阿斯圖里亞斯礦工起義，失敗後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獲釋，並在1938年出任司法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和墨西哥。——中譯者注

[78] 拉蒙·岡薩雷斯·佩尼亞（1889—1952），礦工，1910年參與建立阿斯圖里亞斯礦工工會，曾在1920年領導了著名的佩尼亞洛亞（Pe?arroya）罷工，後來又在里奧·丁托組織了罷工。因為領導了1934年阿斯圖里亞斯起義而被判處死刑，後來在國際營救運動的壓力下，當局在1935年將他的死刑改為無期徒刑。他在獄中接受了採訪，向社青團發動了第一次進攻。1937年，拉爾戈·卡巴耶羅及其支持者失勢後，他當上了工總主席。——原注

[79] 阿馬洛·德爾·羅薩爾·迪亞斯（1904年生）是社青團領袖、銀行職員協會領導人與工總執委會委員。據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前引書，第175頁）介紹，他是社會黨民兵的主要領袖，所以，當起義失敗後，是他前往畫家金塔尼利亞（Quintanilla）的住宅，把失敗的消息通知給藏匿在那裡的革命委員會的。穆尼斯（前引書，第136—137頁）對他進行了特別嚴厲的批判；根據某些無法證實的報告，拉爾戈·卡巴耶洛對他的批判也同樣嚴厲。——原注

[80] 這份報告是在薩拉曼卡國家歷史檔案館「馬德里」721卷宗里找到的，簽名人為D·比森特·桑蒂亞戈（D.Vicente Santiago），日期為1935年3月9日。這份報告究竟是呈送給內務部長的還是給政府首腦的，不得而知。——原注

[81] 瑪爾塔·比斯卡隆多明確指出：在1976年5月，阿馬洛·德爾·羅薩爾告訴她，這本小冊子的第36頁至第98頁的內容是他寫的（請參閱她為《1934年十月：對革命的反應》所作的序言，第50頁）。——原注

[82] 「二十一條」是指參加共產國際所必須滿足的21個條件，具體請參閱《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98頁。——中譯者注

[83] 曼努埃爾?阿薩尼亞?迪亞斯（ManuelAza?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於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個富裕家庭，自幼父母雙亡。1900年畢業於馬德里大學，獲博士學位。1914年參加改良黨（Partido Reformista）。一戰期間曾為多家報紙寫過文章。1926年組建共和行動（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國成立後，於4月14日出任陸軍部長，同年10月14日出任總理， 1933年9月6日辭職。1934年他將共和行動與激進社會共和黨（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亞自治共和組織（Organización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併為左派共和黨（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獄，1935年1月獲釋後，參與組建人民陣線，1936年2月，人民陣線在大選中獲勝後，出任總理，同年5月辭職，改任共和國總統。1939年3月，共和國覆滅後辭去總統職務，流亡法國，1940年10月死於蒙托邦（Montauban）。——中譯者注

[84] 1979年，筆者在墨西哥的《新政治》（NuevaPolítica）第9期上發表了《桑蒂亞戈·卡里略、蘇聯與歷史》，討論了這個問題。當時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對1917年以後的共產主義運動史提出了自己的解釋，並為他所謂的「歐洲共產主義」找出了「歷史先例」，筆者在此文中研究了他的解釋，特別是他所謂的「歷史先例」。在對他政治生涯初期的著作，以及無疑是他政治生涯末期的著作進行分析後，可以發現，儘管這個人既可以毫不猶豫地做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又可以矢口否認自己前後不一，但他至少有一點是前後一致的。那就是他對歷史的極度輕蔑；事實上，他總是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而對歷史做出不同的解釋；這種做法只能稱之為「無恥」。他在1935年既以「布爾什維克」自命，同時又對「二十一條」橫加指責，這看似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情。然而，他一面抱怨社會黨議會黨團的「獨立性」，甚至抱怨黨對自己的報刊缺乏控制力，另一面又認為社會黨同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合作的政策，以及後來在1931—1933年參加阿薩尼亞政府的政策是「革命」政策。他一面宣稱社會黨是第二國際唯一的革命黨，另一面又宣稱社會黨需要「布爾什維克化」。不妨指出，他在1933年—1935年對列寧多有批評，對斯大林卻隻字不提。1935年的卡里略和1978年的卡里略的共同之處就是：他像所有反共分子一樣，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混為一談。在此期間，他一直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斯大林主義者」，他跟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 Thorez）一樣，都把「斯大林主義者」當成是一個「值得驕傲的」稱號。——原注

[85] 《十月：第二階段》，摘自比斯卡隆多，前引書，第126頁。在準備起義的過程中，卡巴耶洛似乎與普里耶托達成了共識：起義應該由社會黨來組織，社會黨在準備起義的過程中只與工人組織合作，這個意見得到了普里耶托的贊同。關於兩派後來對此提出的理由，請參閱比達爾特，前引書，第409頁，他將雙方的理由總結如下：

「我們（指內格林和普里耶托等人）從十月運動中得出了如下結論：有組織的國家政權是不可戰勝的，因此，我們必須建立一個選舉聯盟，才能贏回共和國，這是唯一的出路……卡巴耶洛的夥伴們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阿斯圖里亞斯起義表明，即使對手是軍隊和國家政權的全部組織，人民仍有可能獲勝。當然，還有其它一些因素：普里耶托聯絡過的軍官臨陣脫逃；普里耶托在國外的一些發言；他對獄中一些拒絕為罷工承擔責任的領導人的批判（在先前的表決中，由於他投了贊成票，所以通過了舉行罷工的決定），等等。」——原注

[86] 同上，第126頁。——原注

[87] 社會主義青年國際（SocialistYouth International）是第二國際的青年組織，1907年8月24日在德國斯圖加特成立，西班牙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也是它的支部。共產國際成立後，社會主義青年國際也隨之發生分裂，忠於第二國際的部分支部在1921年重建該組織，改稱國際社會主義青年運動（International Socialist Youth Movement）。二戰爆發後停止活動。1946年9月30日，該組織重建，改稱國際社會主義青年同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Socialist Youth）。——中譯者注

[88] 《十月：第二階段》，摘自比斯卡隆多，前引書，第126頁。——原注

[89] 皮埃爾?拉瓦爾（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參加社會黨，一戰期間持曖昧的和平主義立場。1920年圖爾代表大會之後脫離社會黨。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國戰敗後，於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兩次任傀儡政府總理。法國解放後被判犯有叛國罪，1945年10月15日被處決。——中譯者注

[90] 皮埃爾·拉瓦爾時任法國總理兼外交部長，他前往莫斯科，簽訂了法蘇互不侵犯條約。1935年5月15日，他會見了斯大林，並在新聞發布會上宣稱：「法國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而維持軍力的國防政策，得到了斯大林先生的理解與完全贊成。」法國共產黨此前一直堅決反對「國防」的概念，在此之後，它在巴黎全城貼滿了以「斯大林是對的」開頭的海報。——原注

[91] 《十月：第二階段》，第155—156頁。——原注

[92] 恩里克·費爾南德斯·森頓（EnriqueFernandez Sendón，1909—1954），生於加利西亞里維拉鎮（Ribeira）一個富裕家庭。1928年前往馬德里學習商業，在求學期間逐步接受託洛茨基主義，並參與創立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1931年6月當選為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機關報《共產主義》編輯。數年後參加社會黨。共和國覆滅後被俘，1940年獲釋，返回家鄉後脫離政治活動。——中譯者注

[93] 恩里克·費爾南德斯·森頓是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成員，化名「L·費爾森」（L.Fersen）。——原注

[94] 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是：《社會黨人的立場：我對於一種意見的權利》（《自由報》，5月22日）、《社會黨人的立場：大赦是選舉聯盟的基礎》（同上，5月23日）、《社會黨人的立場：議會行動的價值》（同上，5月24日）、《社會黨人的立場：對失敗的痛悔》（同上，5月25日）、《社會黨人的立場：領袖專制的奇異灌輸》（同上，5月26日），均收錄於文選《重要言論》，第228—254頁。——原注

[95] 桑蒂亞戈·卡里略，《社青團書記的發言》（Hablael secretario de la Juventud socialista），《戰鬥報》，1935年6月28日。——原注

[96] 卡·埃爾南德斯·桑卡霍，《保衛社青團：社會黨人的立場》（En defensa de las Juventudes socialistas: Posiciónessocialistas），《戰鬥報》，1935年7月12日。——原注

[97] 在2371卷宗中隨機抽取的幾分材料表明了鎮壓的範圍之廣、手段之嚴厲，就連一些看似風平浪靜的地區也遭到了牽連。一位被監禁在潘普洛納的囚徒在1935年8月17日的一封信中寫道，在那個城鎮有175人被起訴，其中145人被監禁；這封信中還寫道了聖塞瓦斯蒂安做出的嚴厲判決：兩人被判處二十年徒刑，兩人被判處十四年徒刑，兩人被判處十年徒刑，七人在被「預防性拘留」七個月後無罪獲釋。——原注

[98] 瑪爾加麗塔·內爾肯·曼斯貝格（MargaritaNelken Mansberger，1894年7月5日——1968年3月8日），作家、女權主義活動家。生於馬德里一個珠寶商家庭，父母有德裔猶太人血統。曾受過良好的教育。在二十年代初開始投身婦女運動。1931年參加社會黨，並於1931年、1933年、1936年當選為國會議員。1934年十月起義失敗後，被剝奪議員豁免權，被迫流亡國外。內戰爆發後，積極與《明晰》合作，並於1936年12月參加西共。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墨西哥。1942年10月被西共開除出黨。二戰後繼續積极參加共和國流亡政府的活動，並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1968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譯者注

[99] 薩拉曼卡國家歷史檔案館「馬德里」2371卷宗收錄有一批重要信件，這些信件是當時流亡到荷蘭奧斯坦德的因達雷西奧·普里耶托與流亡到蘇聯的畢爾巴鄂社會黨活動家米蓋爾·塞古拉豪雷吉（Miguel Segurajauregui）的往來信件。在8月23日的一封信中，米蓋爾·塞古拉豪雷吉彙報了比爾希利奧·利亞諾斯（Virgilio Llanos）與瑪爾加麗塔·內爾肯剛剛發生的激烈衝突：瑪爾加麗塔·內爾肯吹噓說，由於她從中作梗，使蘇聯放棄了邀請普里耶托訪問的想法。普里耶托在8月26日回信說，他對此毫不驚訝；他的答覆表明他相信瑪爾加麗塔·內爾肯已經被共產黨爭取過去了，她正在社會黨內充當「潛伏者」。瑪爾加麗塔·內爾肯在1936年2月當選為國會議員，同年12月正式參加共產黨。——原注

[100] 費爾南多·克勞丁·彭特斯（FernandoClaudín Pontes，1915年8月21日——1990年5月16日），生於薩拉戈薩。1933年參加共青團，1936年參加了把共青團和社青團合併為統社青的工作。內戰爆發後參加共產黨。曾在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內負責報刊的出版工作。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擔任西共書記處委員。1947年至1954年擔任西共駐莫斯科代表。1955年返回巴黎，擔任西共執委會委員。蘇共二十大後，開始對黨的正式政策產生異議。1960年在西共六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執行委員會委員與書記處委員。1964年就革命路線問題，與總書記卡里略發生衝突。1965年被開除出黨。此後逐步成為「歐洲共產主義」的主要理論家。1975年秘密返回西班牙，1980年擔任帕布洛·伊格雷西亞斯基金會（Fundación Pablo Iglesias）經理，1988年參加社會黨。1990年於馬德里逝世。——中譯者注

[101] 費爾南多·克勞丁，《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的共產主義運動》（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倫敦，1975年，第1部，第187頁、第182—183頁。里卡德·比尼亞斯在一本其它方面都非常吸引人的書里，在這個問題上提到了費爾南多·克勞丁的這部作品，同時對共產國際七大進行了分析，對這個分析，人們最多也只能說它……坦率得驚人；此外，儘管里卡德·比尼亞斯引用了費爾南多·克勞丁的分析，而且克勞丁的分析與他自己的分析是矛盾的，但他並沒有去反駁克勞丁的分析（前引書，第39—43頁）。——原注

[102] 請參閱何塞·萊因從莫斯科寄來的關於共產國際七大的評論文章，發表於《明晰》（Claridad）周報，1935年8月17日、1935年10月12日、1935年10月19日。——原注

[103] 1935年2月2日，何塞·萊因和他的同志們寫信給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讓他轉告拉爾戈·卡巴耶洛：必須馬上對社會党進行整黨，並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工人同盟。1935年3月，他們再次重申這些要求，並堅持要求必須開展一個工會統一運動，把工總、工聯總（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 Unitário，CGTU）和全勞聯等工會全都統一起來。同一批文件（薩拉曼卡國家歷史檔案館「馬德里」2371卷宗）里收錄有1936年1月的兩封信件，都是流亡到蘇聯的同一批社會黨流亡者寫的，一封是從莫斯科寄出的，另一封是從伏羅希洛夫格勒寄出的，一封寫道「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使它成為了光芒萬丈的核心」，另一封則宣稱「革命、蘇聯和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路線是密不可分的」。此時工人同盟已不復存在，而共產黨和社會黨右翼串通起來，同共和派結成了人民陣線。可是這些昨天還在鼓吹「布爾什維克化」的人，現在寫的信中卻全是對蘇聯及其領袖的肉麻奉承。我們還能發現，有人在1935年8月給普里耶托寫信，告訴他胡安·內格林博士訪問莫斯科和克里米亞一事。有一份未標明日期的名單（可能是1936年1月寫的），上面列出了36個在蘇聯避難的社會黨流亡者的名字，其中有14人是社會黨員，13人是社青團員，9人既是黨員又是團員。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忠實支持者恩里克·德·弗蘭西斯科（Enrique de Francisco）從蘇聯寄來的一封信證實了這個數字，他在這封信中指出：在蘇聯避難的社會黨流亡者中，有28人在《致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公開信》（發表這封公開信的是共產黨機關報《工人世界》[Mundo Obrero]，而不是社會黨機關報《社會主義者》）上籤了字，另有8人拒絕簽字；這封公開信以最乏味的斯大林主義式的風格，為蘇聯進行了辯解。——原注

[104] 何塞?迪亞斯?拉莫斯（José Díaz Ramos，1895年5月3日——1942年3月20日），生於塞維利亞，當過麵包師，1913年參加塞維利亞麵包師工會，不久後參加了全勞聯。曾領導了1917年和1920年的大罷工。1925年被捕，1927年獲釋後參加了西班牙共產黨。在1932年4月的西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同年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不久後擔任總書記。1935年出席共產國際七大。1939年共和國覆滅後流亡蘇聯，在共產國際書記處工作。1942年因不堪忍受病痛而自殺。——中譯者注

[105] 多·伊巴魯里，前引書，第1卷，第62頁。包括拉爾戈·卡巴耶洛在內的社會黨領袖在受審時拒絕認罪，並拒絕為起義承擔責任。——原注

[106] 維克托里奧?柯多維拉（VictorioCodovilla，1894年2月8日——1970年4月15日），生於義大利，1911年參加義大利社會黨（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1912年移民阿根廷，後參加阿根廷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Argentino），1924年在阿根廷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32年8月前往馬德里，代表共產國際對西班牙共產党進行整肅，換上了新一代領導人。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41年返回阿根廷，1941年至1963年任阿根廷共產黨總書記，1963年至1970年任阿根廷共產黨主席。1970年在莫斯科逝世。——中譯者注

[107] 維托里奧·柯多維拉（VittorioCodovilla，1894—1970），生於義大利。在三十年代，他是阿根廷共產黨的領袖，並化名「梅迪納」（Medina）為共產國際工作，主要是在西班牙工作。關於他探望獄中的卡里略一事，請參閱比尼亞斯，前引書，第36頁，注釋30，裡面提到了阿爾迪亞卡神父（Pere Ardiaca）和費爾南多·克勞丁的證詞。其實，卡里略本人在《明天的西班牙》第43—46頁記載了這件事。他寫道：「柯多維拉與我相處甚歡。我能成為共產主義者，部分應該歸功於他。但在當時，我接觸過的共產黨領袖就只有烏里維（Uribe）一人……共產國際通過共青團的領袖，同我們保持著直接接觸。」他說，在他坐牢的時候，柯多維拉只探望過他一次，但在他出獄後，到前往蘇聯之前的這段時間裡，他與柯多維拉進行過多次討論。關於他的政治「轉變」，他寫道：「我們和許多年輕人一樣，都曾是『極左派』。訪問蘇聯，使我們的道路發生了至關重要的轉折。」——原注

[108] 胡利奧?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奧約奇（Julioálvarez del Vayo y Olloqui，1891年2月9日——1975年5月3日）。曾在馬德里大學學習法學，並在巴利亞多利德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又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讀博士後課程。他年輕時就參加了社會黨，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反對社會黨同政府合作的路線。第二共和國成立後曾擔任駐墨西哥大使和駐蘇聯大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曾擔任人民陣線政府的外交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63年成立西班牙民族解放陣線（Frente Espa?ol de Liberación Nacional），1970年西班牙民族解放陣線併入反法西斯愛國革命陣線（Frente Revolucionario Antifascista y Patriota）後擔任代理主席，繼續進行反弗朗哥獨裁政權的鬥爭。1975年因心臟病去世。——中譯者注

[109] 雅克?迪克洛（Jacques 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法國共產黨的重要活動家，1920年參加法國共產黨，1926年當選為中央委員，1936年起領導黨的宣傳部門。他和多列斯都是斯大林主義路線的堅定執行者。——中譯者注

[110] 塞·塞拉諾·彭塞拉認為，共產國際可以接收「社會黨左派」而不用立即修改自己的章程，因為共產國際的新政策正符合社會黨左派的期望；阿拉吉斯泰因則認為，共產國際七大加強了各國共產黨的自主性，削弱了共產國際本身的集中制；不過他相信，這個政策會被採用，是受了蘇聯的當前利益的影響。——原注

[111] 請參閱安德列烏·寧，《共產國際代表大會與社會黨左派。一個矛盾》（El Congreso de la Internacional comunista y las socialistas deizquierda. Una incongruencia），《戰鬥報》，1935年8月30日。寧分析了社會黨左派和斯大林派的政策，認為社會黨左派的政策是積極的、進步的，而斯大林派的轉變則是嚴重的倒退和劇烈的右傾。寧提出質問：既然共產黨正在接受社會黨「改良主義派」和「中派」的立場，那麼，社會黨左派又如何同共產黨實現組織上的統一呢？這個分析很精彩，然而他並沒有提出任何有助於弄清這個問題的建議。——原注

[112] 《行動的統一與組織的統一》（Unidadde acción y unidad orgánica），《阿斯圖里亞斯》，1935年10月25日。——原注

[113] 瑪·比斯卡隆多，前引書，第62頁。——原注

[114] 《朝著組織統一的急行軍》（Hacia launidad orgánica a marchas rapidas），《明晰》，1935年12月7日。——原注

[115] 《反叛報》（Rebelión），1936年1月11日。《反叛報》是艾爾達（Elda）社青團的機關報。這篇文章收錄於比尼亞斯，前引書，第140—143頁。塞拉諾·彭塞拉在內戰期間擔任《現在》（Ahora）日報經理，戰後在美國多家大學擔任教職。其實，此時在社青團內部出現了一個重新打出「極左主義」旗號的流派，這個流派的主要人物有何塞·布利耶霍斯（José Bullejos）、路易斯·P·加西亞·拉戈（Luis P. García Lago）（他在1934年曾是第四國際的支持者）和格里戈里奧·洛佩斯·萊蒙多（Grigorio López Raimundo），他後來擔任西共地下組織的領導。——原注

[116] 關於卡巴耶洛辭職的原因（這仍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請參閱普雷斯頓，前引書，第237—239頁；桑托斯·胡利亞，第81—86頁。拉爾戈·卡巴耶洛在10月1日第一次提出辭職，但後來又收回了辭呈。12月16日，他確認辭職。他是以技術原因為借口而提出辭職的，但他顯然不想在執委會中與人分享權力，並認為召開代表大會可以產生一個他所需要的一致的領導層。黨員群眾對他的支持力度，真的有他認為的那麼強大嗎？很可能是這樣。但是黨的機關支持普里耶托。社青團還在堅持鼓吹「布爾什維克化」（這意味著他們必須留在社會黨內）嗎？這一點很值得懷疑。某些人身上出現了脫離社會黨的跡象，保羅·普雷斯頓認為，普里耶托在埃西哈（écija）遇刺一案，就是由這些人策劃的；當時，這起行刺事件可能是為了挑動分裂而策劃的。——原注

[117] 特里豐?梅德拉諾·埃盧爾瓦（Trifón MedranoElurba，1912—1937），生於工人家庭，1932年在共青團二大上當選為共青團總書記。1936年參加了將社青團與共青團統一的工作。1936年11月參加第五團。1937年2月前往北方開展宣傳活動，2月17日在開會時遭到轟炸身亡。——中譯者注

[118] 黨的書記胡安—西梅昂·比達爾特在《我們全都有罪》（Todos fuimos culpables），第1卷，第58頁寫道，1935年底，雅克·迪克洛探望了獄中的埃爾南德斯·桑卡霍，建議他參加共產黨，並邀請他在獲釋後儘快訪問蘇聯。埃爾南德斯被激怒了。所以，在1936年3月，儘管他是社青團主席，但他拒絕出訪蘇聯，後來他被費德里科·梅爾喬爾接替（梅爾喬爾與卡里略一起去了莫斯科）。——原注

[119] 比尼亞斯，前引書，第61頁。奇怪的是，比尼亞斯並沒有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後，馬上就擁有了遠勝於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物質資源，但這些物質資源是怎麼來的呢？他只是指出：社青團遭到了所有社會黨報刊的「抵制」，只有《明晰》支持社青團。里卡德·比尼亞斯不想用「陰險的權謀」、政治背叛、不忠、腐敗等理由來解釋社青團領袖投靠斯大林主義一事，這是合理的，我們能夠理解，但他對這個關鍵問題如此缺乏好奇心，著實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在斯大林派向西班牙進行滲透的工作中，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他們最寶貴的手段，莫斯科很可能給他們提供了大量的物質援助。——原注

[120] 在一些人的介紹下，卡里略參加了西共中央的工作，保羅·普雷斯頓（前引書，第308頁）引用了一些人的證詞。當時卡里略的真實情況到底是怎麼樣的呢？胡·西·比達爾特（前引書，第58—59頁）寫道，卡里略從蘇聯回國後，「就開始為合併而工作」。這顯然是錯誤的：幾個月以前，卡里略就在為青年組織的統一而工作了。真實的情況是：在1936年初，當他還在莫斯科的時候，他最終決定，不再在社會黨和共產黨之間踩鋼絲，徹底倒向共產黨，卡里略本人在《明天的西班牙》（第45頁）里也承認了這一點。比達爾特（前引書，第595頁）認為，社青團（此時已成為統社青）的領袖當時就已經「成為了共產黨人和莫斯科的忠實僕人」。——原注

[121] 《工人世界》，1936年5月1日。桑蒂亞戈·卡里略以前非常欽佩托洛茨基，但他現在非常清楚，在蘇聯被當成「托派」會有什麼樣的下場。——原注

[122] 塔古埃尼亞（前引書，第90頁）描寫了全國領導層內部的對立。而且他還明確指出（第98頁），在共青團前領袖特里豐·梅德拉諾死後，就沒有人能挑戰卡里略在統社青內的領導地位了，而克勞丁是僅次於卡里略的二號人物。他列舉了一些被「邊緣化」的社青團前領導人，在這些人當中，我們不妨看看何塞·卡索爾拉（在卡里略擔任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公共秩序委員時，他短暫擔任過卡里略的副手）、何塞·萊因（他先是負責訓練政治委員，然後當了省長）和費德里科·梅爾喬爾的情況。塞拉諾·彭塞拉還在當記者，並負責領導《現在》日報。塔古埃尼亞本人是唯一一個從社青團中脫穎而出的重要軍事首長。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找出一些參加了警察工作的人，比如律師奧爾多涅斯，特別是桑蒂亞戈·加爾塞斯（Santiago Garcés），他當上了軍事情報局（Servicio de Investigación Militar，SIM）局長，據說他和蘇聯情報機關有聯繫。他後來流亡墨西哥，1940年5月24日，有人企圖刺殺托洛茨基，他因此受到調查，但調查結果表明他沒有參加刺殺陰謀。塔古埃尼亞沒有提及社青團前團員在鎮壓其它工人組織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時候，他對卡里略的個人仇怨，會影響他的判斷：比方說，其他的社青團領導人並沒有全部被「邊緣化」。何塞·卡索爾拉曾先後擔任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副公共秩序委員與公共秩序委員，並得到了一個重要職位：他在1937年擔任西共中央委員。我們知道，他在1939年未能離開馬德里，便潛入地下，在一段時間裡，他領導著中央委員會的一個「代表團」，所以，在他被捕後，他便沒有生還的可能，被判處了死刑。另外，在塔古埃尼亞完成自己的回憶錄的時候，曾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的費德里科·梅爾喬爾，已經變成了一個批托專家，並仍是西共書記處委員。塞貢多·塞拉諾·彭塞拉則遠離了政治。有一個人確實「失足」了：何塞·萊因第二次流亡蘇聯，當上了……小學教師。後來他在弗朗哥仍在世的時候返回了西班牙。——原注

[123] 胡安·馬丁·圖恩迪多爾·洛佩斯（JuanMartín Tundidor López，1911年11月11日——2006年2月9日），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父親是馬德里社會黨人。幼年時隨家人返回西班牙，在瓦倫西亞定居。1929年參加社會黨，同年當選為瓦倫西亞社青團總書記。內戰爆發後，參與了平定瓦倫西亞叛亂的戰鬥。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參加了地下抵抗組織，二戰後參加了重建社會黨流亡機關的工作。弗朗哥獨裁政權垮台後回國。2006年在瓦倫西亞逝世。——中譯者注

[124] 拉法埃爾?費爾南德斯（RafaelFernández，1913年10月1日——2010年12月18日）。曾參加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阿斯圖里亞斯聯合會。1936年10月15日當選為統一社會主義青年團阿斯圖里亞斯聯合會書記。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125] 在薩拉曼卡國家歷史檔案館「馬德里」2371卷宗里有一份報告，這個報告的作者是曼努埃爾·德利卡多（Manuel Delicado），日期為1937年9月1日，他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將這個報告傳達到與中央委員會合作的各個支部的黨員手中，報告中指出：「卡巴耶洛的支持者與托洛茨基分子，不滿分子與投降派……可能會聯合起來，這會造成非常困難的局面。」——原注

[126] 埃斯特萬·畢爾巴鄂，《關於當前形勢的一些看法》（Algunas consideraciones ante la situación），《共產主義》，1934年4月，第168頁。埃斯特萬·畢爾巴鄂·烏魯薩（Estaban Bilbao Urruza，1896—1954），1913年參加社青團，1920年參與創建西共畢爾巴鄂組織，1929年被開除出黨。他在畢爾巴鄂和阿斯蒂列洛（Astillero）組織了左翼反對派。他是最早鼓吹「打入」社會黨與社青團的人。他親自打入了社會黨，但在社會黨內遭到了孤立。內戰期間他參加了穆尼斯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支部。他在流亡法國期間逝世。——原注

[127] 胡安?安德拉德?羅德里格斯（JuanAndrade Rodríguez，1898年2月3日——1981年5月1日），1912歲參加激進共和黨的青年團，1914年參加社會黨的青年運動，1919年擔任社青團機關報《新生》（Renovación）周報編輯。十月革命後支持社會党參加共產國際，1920年率領部分社青團團員成立西班牙人共產黨，併當選為黨執行委員會委員。1921年西班牙人共產黨與西班牙共產主義工人黨合併為西班牙共產黨，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機關報《火炬》周報編輯，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對派而被開除出黨，1930年參與建立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並負責黨的刊物《共產主義》（Comunismo），1935年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成立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機關報《戰鬥報》(La Batalla)編輯。內戰爆發後前往巴塞羅那，併當選為統工黨執行委員會委員。1937年5月的巴塞羅那起義之後，於6月被捕，1938年年底獲釋，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40年因參加法國抵抗運動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運動解救，此後繼續在西班牙流亡者當中進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於馬德里去世。——中譯者注

[128] 胡安·安德拉德，《關於西共黨史的意見》（Apuntespara la Historia del PCE），第72—74頁。這篇文章，基本上是他於1966年5月25日在巴黎發表的演講的摘要。胡安·安德拉德·羅德里格斯（1898—1981），1916年參加社青團，1919年至1920年參與組建西班牙共產黨，並擔任黨執委會委員與黨報《共產主義者》（El Comunista）周報編輯。他是西共主要領袖之一，1928年被開除出黨後，成為左翼反對派和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的領袖之一，統工黨成立時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他在1937年6月被捕，在1938年的統工黨審判中被判處15年徒刑。他在1939年逃往法國，被軍事法庭判處五年徒刑，後來被參加法國抵抗運動的西班牙人解救。他在法國度過了長期的流亡生活，1980年返回馬德里，1981年5月1日逝世。——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