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次我認為滴滴做錯了

我，一個打車達人（被尊稱為差頭司機之友，差頭是上海方言中的計程車），在上海定西路美食街叫不到車，最後不得已選擇在滴滴上加價15元，叫了一輛計程車。而這輛車就是在一分鐘前婉拒我，然後向前行駛20米後掉頭靠邊停車，靜靜等候選擇一個加價到心理價位的訂單再出發。

這個事情發生在2017年1月下旬，臨近雞年春節。

然後第二天，就有這樣一條新聞在我各個微信群里傳播：

上海市的計程車管理當局和消費者保護機構分別約談滴滴公司，要求滴滴整改。整改什麼？要求滴滴整改在計程車上設置調度費（也就是加價）的行為。

除了這個新聞，各大微信群也在轉發和討論滴滴這次被約談，拋開各種氣憤填膺的情緒，我們來儘可能理性地分析下：這次，滴滴為什麼會被罵？

一句話：滴滴把市場化的加價機制無限擴大到帶有很強公共服務屬性的計程車業務。

再用一句大白話來比喻——好比醫院取消了各種門診急診，統統改為拍賣式定價，誰出價高，給誰先看病。

深究一下，滴滴為什麼會怎麼做？

滴滴模式成立的基礎是共享經濟模式，也就是固定資產（或者是人的認知盈餘）在利用效率上存在冗餘；通過一步步消除信息不對稱，逐步引導使用權取代所有權來提升冗餘資產的效率（也就是推動存量資產的釋放），進而來更有效滿足需求的波動。

但是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扭曲的加價和補貼燒錢下，反而讓供給端出現新增大量「所有權」基礎的供給——無論是北京還是上海，都出現了大量的專職司機，而且都是專門購置車輛。這些供給躲在共享經濟的幕後，其本質就是降低了門檻的計程車模式，卻又打著共享經濟的旗幟試圖脫離政府的監管

然而，在政府的監管加強下：上海北京限制專車司機的身份和車輛牌照了，這部分業務量就大量流失了，還正好趕上年末和春節兩個用車高峰。

在這種情況下，你是滴滴你會怎麼做？（以下是我的商業猜測）

市場上類似的供給除了專車就是計程車，這個格局短期內不會變化。

滴滴之前通過大量補貼，在供求兩端都形成了優勢，只要供求兩端能夠形成交易，滴滴作為平台就可以獲取利益。

如今，供給端2個來源，其中一個被打壓，只能充分挖掘另一個（計程車）

在挖掘計程車的市場潛力的時候，滴滴或者是忽視或者是裝作忽視了計程車服務所與生俱來的公共服務屬性。在操作上尤其是APP約車的邏輯和流程設計上，或者是默許，或者是誘導，來引發信息不對稱的乘客（們）競相加價。

看到滴滴有意無意造成地引導「群眾斗群眾」，作為供給端的司機也不是「聖人」，他們也當然是坐山觀虎鬥，坐等了競價到自己心理價位後才接單。（寫到這裡，我寫不下去了，因為我相信不要考驗人性，因為人性經不起考驗）

或許有人會問：針對計程車的加價，滴滴早就有，為什麼之前沒有這麼大反彈和吐槽。

我的分析是：

原因之一是之前的專車供給（包括快車供給）較為充裕，對計程車的加價起到了抑制的作用。那個時候，公共交通服務和市場化交通服務各有自己的消費者群體和業務邏輯。而現在是將市場化的業務邏輯跨界套用到公共服務領域，當然是一個踩雷動作。

再補充一個背景： 由於多種原因，計程車這個職業在收入上的吸引力越來越低，一方面導致高素質從業者流失，另一方面，在高峰期加價的誘惑力也體現地更為誘人，兩者一結合，司機端就出現劣幣驅趕良幣的情況。

寫到這裡，我為什麼認為這次滴滴錯了：

1, 市場經濟（marketeconomic）不等於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一個處處用市場邏輯來規範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社會是非常可怕的。

2, 中國的發展速度讓人驚訝之餘，也的確需要反思：市場經濟對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滲透究竟是否有個邊界，如果有，這個邊界在哪裡？——這次滴滴作為獨角獸中的領頭羊，試圖用頭上的角刺破公共服務和市場化服務的邊界，至少目前是被噴得一地雞毛。

想起了從古羅馬流傳至今的那句話：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

也想起了劉德華電影中的另一句話：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作者簡介：

朱寧，北大縱橫管理諮詢合伙人，獨立早期投資人，上海交通大學MBA同學會理事長

微信：zhuning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