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女性的常見內心對話模式 | Dana C. Jack

「抑鬱」女性的常見內心對話模式 | Dana C. Jack

（本文節選自《壓抑的女性——女性抑鬱與心理調節》，Dana C. Jack著。轉載請註明作者信息。）

在每個抑鬱女性的談話中，談到她的悲哀和失落感時，明顯可以看出兩個自我的對話。當一位女性的自我剖析從第一人稱轉為第三人稱時，我們就會聽到這種對話。第一人稱的聲音講述自我由經驗和觀察中得來的觀點，它說：「我要，我知道，我覺得，我看到，我想。」它的價值觀和信念是以經驗為基礎的，它們來自個人的體驗和觀察。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一人稱的聲音是真實的，我就叫它「主我」，真實的自我。

對話中的另一個聲音則以道學家「客觀」、評判的聲音無情地譴責真實的自我。它聽起來像是第三者的聲音，不是因為它從不用「主我」這個代詞，而是因為它是對「主我」說話。它說「一個人應該，你不能，你必須，我應該」。它跟自我講話，就像經典精神分析中超我的概念，它好像在「主我」之上，有評判它的權力，或者是像與客體相聯繫的虛假自我的說法，它與外界的要求和覺察到的期望達到一致來贏得贊同並保護真實的自我。我叫這個第三人稱的聲音為「他我」，因為它具有監視、警覺和確切的道德品質。

「他我」帶有明顯的家長式的味道，不管是它關於女人怎樣做才是「好」、才是「對」的集體視角，還是當女性偏離預期的準則時它譴責她的情感的那種意願都表現出這個特點。「他我」堅持苛刻地評價女性爭取的多數東西，包括她在關係中自由表達自我的願望、她的創造性以及她的虔誠。因為「他我「的判定包括對女性美德、真理和價值的文化共識，它們有權力凌駕於真實自我的觀點之上。

一個女性如何評價自己、如何為她的生活做出選擇，對於了解女性抑鬱是很重要的。對內心對話的兩種聲音的分析，使我們能夠了解抑鬱女性對自己的理解如何在占統治地位的文化的角度和自己經歷過卻難以相信和傳達的現實的角度之間轉換。傾聽這些內心的聲音和女性對自己看法的變換，使我們有可能站在她的立場上來理解她抑鬱的感受。注意這兩種聲音的對話，也使我們聽到說出自己對自己和對經歷的真實看法以及按這些價值觀來行事會使女性走出抑鬱。

在下面的訪談中，我們會聽到瑪雅的聲音。她31歲，上了5年大學後，開始教書。她與一個虐待她的人維持了7年的婚姻生活，有兩個孩子，後來又離了婚。兩年後，她再嫁，懷孕三個月時和她的第二個丈夫分開了。第一次訪談時，瑪雅的兒子才7歲，女兒3歲。一年零三個月以後，再次訪談，她仍然十分抑鬱。那時，她與第二個丈夫離婚，靠福利生活，有了第三個孩子，一個8個月大的女兒。第一次訪談後大約兩年半，瑪雅從她嚴重的抑鬱症中走了出來。下面節選來自瑪雅第一次訪談的錄音記錄。在瑪雅自己的話後面，我解釋了她話中的否定評價，以便清楚傳達「他我」所帶來的文化要求。

下欄中，瑪雅的兩種聲音反映了她評價自己和自己所處的關係時迥然不同的角度。以她自己經歷和感覺為基礎的真實的自我，與傳統的關於應該如何處理關係和怎樣才是好女人的思維方式在爭論。這兩種觀點造成瑪雅從她自己的經驗中實際看到和得知的東西與她受到角色期望、家庭背景和關於女性的文化準則的影響後，認為她應該持有的觀點之間的重大差別。

在這些爭論中，「他我」指出了女性在人際關係方面所應該做的，而瑪雅從她相關的直接經歷中知道真正的自我是如何作出反應的。在依戀關係、道德和責任看法上的矛盾引起的不僅僅是觀念上的衝突。瑪雅對她在人際關係上的經歷所持的不同看法，使她對什麼是「現實」感到困惑。究竟是「主我」所觀察和感覺到的，還是她一直被教育著所應該想的和感覺的？正如瑪雅的「他我」說：「如果你取悅別人，你就是那種你應該成為的女人和妻子；如果你不，那麼你就不是。」這個觀點繼續得出結論——如果你不願意，你就不是一個成功的女人。

但是，這種女性優點的組成，在瑪雅肉體與精神上受到摧殘的兩次婚姻中都不存在。她開始懷疑它的準確性。她說：「任何事情都取決於一個女人所應該做的，如果我對什麼是現實一點不清楚，那麼這就是我困惑的原因。」換句話說，瑪雅對於什麼是人際關係的現實這一看法依賴於她的道德觀，她的道德觀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在個人的歷史與文化判斷基礎上，她所認為的「正確」的思維方式；二、在她試圖擺脫成人的那些條條框框的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個人信仰。

這種內在的劃分使現實檢驗這件事幾乎不可能了，因為現實檢驗這件事需要一個人用自己的頭腦去觀察，並且根據自己的觀察選擇行動。因為不知道什麼是現實，瑪雅感到自己在選擇追求方向上很無助，這個左右為難的局面很重要，因為選擇的結果決定著她的感情生活中的重要問題：她如何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如何與她自己建立關係，不管是理解、寬容和改變，還是尖銳地譴責她的「失敗」。

那也影響了與她的文化有關的更廣闊的生活舞台：她是否接受那些關於性別、傳統道德和自我表達的「理所當然」的大眾觀點。按照「他我」所指示的，試圖取悅別人這種人際交往方式已使她的兩次婚姻以失敗而告終，她想與別人建立親密關係的努力都是失敗的。對此，她卻沒有「任何解釋」。在瑪雅的對話中，任何一種感情都有它相反的一面，這一點使她對於她真正的感覺是什麼以及她應該如何判斷她的感情這些問題懸而不決。

「他我」——這位傳統的、依從的自我，對她說了些什麼？並不是超我在發出警告：「如果你違反了這項或者那項規則，你將會受到懲罰。」相反，它堅持說：「如果你希望別人愛你，那麼你不得不愛別人，」這正是「他我」有關如何建立和維持關係的理論。

這個依戀關係理論不僅包含瑪雅的發展歷史而且包含關於女性在人際關係上的文化禁令，這關係既指女性與她們的夥伴的關係，更廣泛地來說，它又指女性與其他成人的關係以及與觀念和知識的抽象王國的關係。因此，「他我」所推崇的標準不僅包括了把道德上「應該做的事」和家庭的個人價值聯繫在一起的個人構築，也包括文化所要求的社會道德準則。如果家庭標準和文化道德準則互相反映、互相支持與鞏固，那麼女性就會發現在其個人觀察的基礎上是很難提出挑戰的。

如果有人違背「他我」的要求，那麼她受威脅要得到的懲罰是在真實的人際關係中失去愛，與弗洛伊德的超我不同的是，把這內在的權威付諸於行動的因素，並不是進行攻擊一個虛偽的人物的可能性，也不是旨在壓抑不可接受的目標的一些性慾望；而「他我」是在女性想與別人建立親密關係或者想被別人接受、包容的情況下付諸於行動的。這種內在的壓抑一直要求把行為建立在道德準則與文化權威之上，也就是那些應該：為了被人愛，應該如何行動；為了被同伴的社會團體所包容，應該如何表現。這種說法使真正的自我感到困惑，在應該做的事、大眾觀點和否定的自我評價的束縛下。

當女性在人際交往過程中遇到麻煩或者受到挫敗時，「他我」的聲音變得更大，它指出了一個女人是如何因為自己的缺點而引起困難，並且一旦任何事情出錯都指責她。「他我」所提出的如何保全依戀的理論並沒有因為它不起作用而變弱，相反，在這一點上力度卻加強了，因為真實的自我所信奉的當然不如文化和個人歷史所提倡的來得權威。

當我們用兩種聲音來分析，女性在抑鬱中失去的不是整個自我，而僅僅是自我的一部分——「主我」，這個真正的、有創造力的自我，這一點變得很清楚。在人際交往中，當問題出現或者距離產生時，「他我」就會以一個譴責者的身份出現，譴責「主我」，那個應對問題的出現負責的人，那個一無是處的、詐騙的、自私的並且任何人都不應該愛的人。

「他我」針對女性的那些道德上應該做的事，不停地對「主我」的自尊和合法性進行攻擊。在這種方式下，嚴厲的內在權威反映了人際關係的外在輪廓——一個女人人際關係的個人歷史，她目前的依戀狀況和更大的性別上的社會等級，既然我們知道人際關聯自我是一種社會構築，因此一個女人的內心世界反映了性別基礎上的權力關係這一點就不足為奇了。

就拿珍來說，她結婚已經兩年了，而她每次談到婚姻中出現的問題就不支持自己，雖然她意識到了她的丈夫因為急性精神病發作而住院的事實，但她仍然為兩人關係中的不順而責備自己。她認為「絕望的想法」使「一切事情變得更糟」，她在第三者「他我」的責備聲音和真正的自我的積極的聲音之間徘徊，對於「什麼使你更抑鬱」這個問題，珍用這種方式作出了回答：

我琢磨著絕望的想法，你知道，這次婚姻是走不出困境的，你盡你所能了，你一無是處。我居然可以客觀地說，好的，在相貌上，我比一般人還漂亮一些，我在藝術上很成功，我過去常常唱歌，我也曾唱得很成功，我很合群，交朋友對我來說很簡單，我可以說上面這些話，但是，我還是一無是處，有什麼用呢？

在與受壓抑的女人的交談中，「主我」的沉默和自我的喪失、抑鬱的絕望密切相關。當有情感距離並且缺少交流的關係出現時，這種內在的動力產生了。第一人稱的聲音取得了優勢就標誌著女人從抑鬱中解脫出來了，這聲音與在關係中維護自己的聲音或者脫離不允許有這樣的自由的真切的關係就更協調一致了。

瑪雅通過用文字描述她的聲音的恢復，來追溯她開始從嚴重的抑鬱症中解放出來的過程：

離婚後，我最早學到的有一點是，走出婚姻感覺很好。去哭，去笑，去做那些我不曾做過的事情，感覺也很好。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放聲大笑，聽著自己的笑聲，感覺怪怪的，然後我意識到了，我從未在婚姻里笑過。我從不訴說什麼，也因此而從未感到過笑意，我笑得那麼大聲——聽著這笑聲，真的，真的令人感到害怕，它真的讓我驚訝，聲音太大了，我卻總是很安靜，我輕聲說話，比我現在說話的聲音要小得多，你幾乎是聽不見的——沒有人聽得見，我必須重複我的話，更讓人感到失望的是，我一直不得不重複我的話。

通過聲音，我們可以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可以被聽見，可以被發現，當一個女人害怕說出自己的想法所帶來的後果時——不管是沖著愛辱罵人的丈夫，還是在期望她表現得像男人的商業活動中，或在否定她的取向的教室里，或在貶低她的價值的文化中——那麼她就會為了別人不對她有不好的印象而變得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