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解剖，焚屍，那一年的東北就是地獄的模樣 | 拾壹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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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驚訝地發現，在接下來的這篇文章里我要為大家介紹的這次瘟疫在國內竟然鮮為人知。而即便從世界範圍看，這種瘟疫的擴散規模也能排上歷史前三。甚至比02年的那場非典更加讓人心有餘悸。

1910年，大清未亡，國弱民窮。日俄虎踞東北，其心可誅。

10月19日，兩名工中國工人衣冠不整地來到中俄邊境小城滿洲里一家住所。半月前，他們還在百里外的俄國大烏拉爾，因兩人所在工棚內有7名中國工人突然暴斃，所以俄國人急忙焚燒了工棚和工人的衣服行李，並將工棚內其餘的的中國人趕回中國。

6天後，這兩名工人突然暴斃，於此同時，同院兩名房客也相繼死亡。一天之內，四人同時死亡，癥狀也基本相同，都是發燒、咳嗽、吐血，死後周身發紫。

邊陲小城的4個平民病死，自然並不會引起太多的關注。但他們沒有想到，隨著這四個人死亡序幕的拉開，是蔓延至整個東北三省的無邊黑夜。

而引發原因就是讓歐洲人聞之色變的「黑死病」——鼠疫。

此時的中國依處於半封建半殖民狀態，滿洲里這種小地方基礎建設基本為零，而放眼整個東北也沒幾家像樣的大型醫院。對於當時文盲率接近100%的中國人來說，對瘟疫的概念也只能想到攜家帶口地逃生。

十多天後，瘟疫開始傳入北滿中心哈爾濱。此時的哈爾濱還在被日俄控制。隨著中東鐵路開工，大批關內勞工湧入。在位於哈爾濱北部的傅家甸已形成了一個擁有兩萬四千人口的居住區。勞工生活的地方自然破敗不堪。民房低矮，街道骯髒，一個不折不扣的貧民窟。

冬寒末月，疫情就在這片貧民窟爆發了。

政府開始關注。但由於傳染人數增加太快，檢疫人員無法親自檢查每一個病例，只有依靠臨時雇來且沒有防疫經驗之人前往各家辨別，然後將被疑似感染者移送至隔離營。為了逃避檢查和強制性消毒，有些家庭會偷偷在夜間就將患者屍體拋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這些屍體收集起來，放在一個薄木棺材裡，埋在亂葬崗里。

到了後期，死亡人數越來越多時，屍體也被直接放在墳場。一望無際的亂葬崗，擺著一長溜的棺材，一個挨著一個，像碼在大地上的多米諾骨牌，推倒一個就能將整個哈爾濱推向滅亡。

而眼見時歲要到年關，大批闖關東的勞工也要帶著他們的妻兒財產和身上的鼠疫病菌回到關內過年。

除夕臨近，佳節將成地獄。

在朝廷剛得知這一消息時，防疫大臣施肇基就收到了俄日兩國的照會，若清政府無力控制疫情，日俄願獨立主持北滿防疫事宜。施肇基知道日俄的狼子野心，一旦答應他們，無異於將東三省主權拱手送出。

這時，施肇基想起了伍連德——一個將以一己之力挽大廈將傾之人。作為第一個從劍橋畢業的中國醫學博士，伍連德比施肇基更清楚鼠疫的兇險。但面對施肇基的邀請，伍連德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兩人逆著洶湧逃難的人潮毅然決然地登上了北上的列車。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12月24日，平安夜，哈爾濱。

在伍連德第一眼看到哈爾濱時，他被驚呆了。此時的哈爾濱看上去就像一個中了毒的病人，剛被灌過腸，大街小巷空空蕩蕩的，了無生氣。

伍連德第一個拜訪的就是當地最高長官於駟興。於駟興告訴伍連德，哈爾濱的疫情主要集中在華人居住區傅家甸，最先得這種病的是在俄境內捕捉旱獺的關內移民。

旱獺，又稱土撥鼠。20世紀初，人們發現只要對旱獺的皮毛進行適當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時間，皮革商人紛紛招募華工捕殺旱獺。又由於山東、直隸兩省連年遭災，大量勞工北上闖關東。許多毫無捕獵經驗的關內勞工也被招募加入獵獺隊伍。

旱獺一旦染病就會被健康的同類逐出巢穴。有經驗的獵人絕不會捕獵有病的旱獺，但闖關東的新移民不懂。於是鼠疫就由病旱獺傳染給了這一批捕獵者。

傳染源基本確定。現在就只要在死者和旱獺體內找到鼠疫桿菌，就能找出癥結所在了。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日本女人疫死。伍連德決定解剖屍體，找出真正的病因。但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觀念里，解剖屍體是對死者的大不敬，而且清政府法律也禁止解剖屍體。但伍連德不顧風險還是對其解剖並取出臟器和部分血液。

果然，顯微鏡下的臟器里大量的鼠疫桿菌！而與此同時，在土撥鼠體內，也發現了大量鼠疫桿菌團！

伍連德確定了！按以往的經驗，這次鼠疫並非那麼簡單。這不是由鼠傳染給人的疫病，而是通過人們呼吸唾液傳染的。他立刻給施肇基發電報，要求政府予以配合進行隔離。

但無奈的是當時實際控制的東北並不是中國政府，而是殖民東北的日本和俄國。想要進行隔離，必須取得他們的支持。但日本和俄國也各自派來了本國醫學專家，並不在乎一個弱國醫生的看法。

而與此同時，鼠疫仍以大河決堤的速度在各地蔓延肆虐，關內也相繼出現了病例。朝廷開始徵集醫生和看護前往東北。1911年1月2日，第一位志願者——法國醫生邁斯尼趕到。

但邁斯尼也和日俄一樣，根本不認同伍連德的人口相傳理論，他認為，滅鼠才是問題的關鍵，隔離根本沒有必要。就在伍連德想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時，邁斯尼竟發起了脾氣。原來，邁斯尼本就帶著一腔怒氣而來。到哈爾濱之前，邁斯尼就曾奉天拜訪了東三省總督錫良，要求取伍連德而代之，被拒絕後再過來的。這樣的狀態，邁斯尼怎麼可能去配合伍連德的工作。

就在一籌莫展時，歷史顯現了它黑色幽默的一面。邁斯尼忽然死在了哈爾濱俄人居住區內的俄國鐵路醫院裡。

就在死亡的前六天，他跑去了俄方醫院查看病人。為防止感染，他做了全套準備來隔絕一切與老鼠接觸的可能。前面說了，他並不相信伍連德說的本次鼠疫是可以通過呼吸感染的。所以，他並沒有戴口罩。

結果，這位法國醫生來到疫區僅僅九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

邁斯尼的死終於讓眾人相信了伍連德，一開始的種種輕視怠慢也都變成了認真對待。他成為了人們抵抗這場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得到實權後，伍連德馬上將傅家甸分為4個區。每區由一名醫藥大員主持，配有兩名助理、4個醫學生和為數眾多的衛生夫役與警察。每天，各區派出40多支搜查隊，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鼠疫，便立即送到防疫醫院，再將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為了成功地執行分區防疫計劃，伍連德還從長春專門調來了由1160名士兵組成的步兵團，對疫區內進行交通管制。區內居民要去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准許證。

在後來的奉天國際鼠疫大會上，有人總結：「在新的防疫機制建立之前那個月，死亡人口總數為3413人，在新的防疫機制建立的時候，幾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後，死亡記錄為零。」

伍連德又向中東鐵路公司借了120節火車車廂作隔離營，收容鼠疫患者家屬等疑似者。醫生每日診察，如果連續7天體溫正常，即解除隔離。

也是在後來的國際鼠疫大會上，他還將此作為最重要的經驗：「這是一種最有效的隔離方式，在鐵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來。」

未感染的百姓間，為了防止飛沫傳染。伍連德還設計了一種極其簡單的雙層紗布囊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戴上它就可以隔離病患，成本費僅需當時國幣2分半錢。至今，醫務人員仍在使用這種口罩，並稱之「伍氏口罩」。

一系列動作之下，人心逐漸穩住。馬上就到春節了，似乎一切都要好了起來。

但只有伍連德知道真正的傳染源還靜靜地卧在傅家甸城北一角，等待來年春天的再次爆發。

此時天寒地凍，土撥鼠早已不見。伍連德想到的傳染源其實是亂葬崗上的那些死屍。他擔心這個墳場會變成一個巨大的鼠疫桿菌的大冰櫃。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動物接觸到這些屍體，再由動物傳染給城裡的人，那麼一切防疫措施都將化為烏有。

即便我們現在推行了火葬，依舊有不少來自民間的反抗。更何況是「禮未崩樂未壞」的大清。中國人歷來入土為安，對待父母先人的遺體更加尊重備至。就算是生長在海外的伍連德，也不敢貿然挑戰中國人的倫理觀念。

但令他沒想到的是，從鄉紳到當地官員再一路到朝廷，火葬棄屍的提議竟然順利批准下來了。

宣統三年，大年初二 。傅家甸凄清寒瑟，卻全無新年的氛圍。

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屍體分成22堆，每堆100具，先是用炸藥爆破，再挖一個能夠裝500具屍體的大坑。用消防車在屍體上面澆上煤油。火焰由於煤油和屍油的原因越燒越高，2000多具屍體燒到最後只剩下若干沒有燒盡的白骨。

伍連德後來回憶說，目睹親人遺體化為灰燼，兩萬名傅家甸市民站在遠處面無表情，「獃獃出神」。

之後，防疫部又下發傳單，鼓勵百姓在新年多加放爆竹。這不僅僅是心理上讓百姓們在新年的鞭炮中有了新的希望，更重要的是鞭炮散發出的硫磺同樣具有消毒的功效。全城煙氣迷繞，對空氣中的病菌也是一次極好的驅趕和滅殺。

到這時，最擔心的傳染源也消滅了。春回大地，傅家甸社會秩序恢復了正常運轉。1911年1月30日，傅家甸的日死亡人數開始從183名下降為165名，「此後日漸消減」，再也沒有回升過。

零點鐘敲響，哈爾濱傅家甸的防疫總部內爆發了熱烈的歡呼。

整整24個小時，哈爾濱無一人死亡報告，無一例感染病例。

之後幾天，均無死亡感染。

幾日後，防疫委員會宣布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

至此，本次鼠疫共從1910年10月25日那兩名感染工人死亡開始，到1911年3月1日無一人感染死亡，只四個月即扼殺了鼠疫。而歷史上第一次造成多個歐洲帝國勢力消失的鼠疫持續了2個世紀，第二次導致歐洲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的鼠疫蔓延了4個世紀。

本次鼠疫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學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傳染病的行動。

這一切都要感謝一位中國醫生——伍連德。

在2007年，諾貝爾官方公布了1901-1951年的所有獲得提名的科學家。生理和醫學獎中，只有一位中國人的名字出現在這份名單中，他對人類的貢獻是針對於鼠疫防治方面，而他的名字就叫伍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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