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宮中的將軍

02-07

思來想去，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合適的文章題目了。

2016年11月25日，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好友加西亞·馬爾克斯在《迷宮中的將軍》一書中所寫的南美解放者玻利瓦爾一樣，波瀾壯闊，聲名赫赫，卻在晚年目睹了自己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分崩離析。

羅納德·里根曾經這樣評價卡斯特羅：「我想對你們這些因為年幼而不記得往事的人說，在那時，即使我們美國人自己也會把他稱為是古巴的華盛頓。」

南美獨裁者皮諾切特曾這樣說：「他有著非凡的魅力，他很勇敢，菲德爾·卡斯特羅，他是一個鐵腕政治家。」

J·F·肯尼迪說：「他的雄心遠遠超越了小小的古巴。」

前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說：「智者不死，像他這樣的人物永遠也不會逝去。」

納爾遜·曼德拉曾說：「古巴革命萬歲！菲德爾·卡斯特羅同志萬歲！」

這個與英國女王同歲的老人，這個同時贏得了朋友和敵人稱讚的鬥士，這個見證並親身參與了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興起與衰亡的政治家，這個全世界左派的最後一面旗幟，在經歷了歲月、榮辱和638次暗殺之後，離開了這個世界。

為什麼我們會對古巴和卡斯特羅有一種特殊的情懷？大概是因為它們代表著已經過去的左翼運動和世界主義精神，一種屬於舊時代的激情與理想。

拋開對於國際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社會主義運動曾經象徵著人類對於未來的憧憬，對更好的社會制度的不懈追求和奮鬥。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中，在巴黎的街壘里，在西伯利亞的密林中，在馬德里的圍城裡，在南斯拉夫的群山上，無數人相信著他們正在為更好的世界而奮鬥，為全人類的解放而流血犧牲。

左翼無法接受「民主是一種壞制度，但卻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壞的一種」的犬儒邏輯，他們相信在這場鬥爭中「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枷鎖，收穫的是整個世界」，他們認為人類不應滿足於現有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形態，一個更光明的未來就在不遠的前方。左翼的政治主張是超越民族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相信人類普世性的平等的存在，他們同情和幫助那些被殖民、被壓迫的國家。

菲德爾·卡斯特羅和他的戰友們就是這樣的共產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他們放棄了優渥的生活條件，拿起武器推翻了獨裁的巴蒂斯塔政府，建立了美洲首個社會主義政權。儘管處在美國長達幾十年來的敵視和經濟封鎖之中，古巴仍然有著79.01歲的人口預期壽命和99.9%的識字率，是拉美地區唯一消除了飢餓的國家，在2014年，古巴的人類發展指數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評為了「極高」。與此同時，儘管弱小又貧窮，卡斯特羅卻致力於幫助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持續不斷地向世界上的其他不發達地區派出工程師、醫生和其他援助人員。在海地大地震中，古巴醫療人員救治了40%的傷員；在2005年的克什米爾地震中，古巴的2400名醫護人員救治了70%的災民；在不久前的埃博拉疫情中，古巴也是第一個向西非派出醫療人員的國家。時至今日，這個人口只有1100萬的小國，卻有著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對外援助醫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安哥拉內戰中，古巴軍隊不為任何利益，單純出於社會主義原則前往安哥拉參戰，馬爾克斯曾說：「古巴軍人爭先恐後地參加國際主義運動，誓將安哥拉人民從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親自製定援安計劃，彷彿這場戰爭決定的不是遙遠非洲國家的命運，而是古巴本身的命運。」在這次「純粹的利他主義行為」（馬爾克斯語）中，最多時曾有5萬多名古巴士兵對抗著由美國和南非白人政府組織的聯合軍隊。正因為古巴是一個如此「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卡斯特羅和古巴人民得到了海明威、薩特、西蒙波伏娃、聶魯達等自由知識分子的盛讚，在國際上聲名遠揚。

然而勇者最終變成了惡龍，到了20世紀後期，一個個紅色帝國分崩離析，倖存者也紛紛改旗易幟。左翼浪潮已經退去，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被掃進垃圾堆。左派在歷史上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同時失去了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的支持。世界變了，古巴也走向了變革和開放。菲德爾·卡斯特羅交出了權力，卸任了一切職務，目睹了古巴與美國這個他一生的敵人建交並恢復正常關係。

「他跳了將近三個小時，每換一個舞伴就要求重奏那支曲子，也許是想在懷舊的灰燼中重建他往昔的榮耀。全世界望風披靡的那些虛幻的日子已是遙遠的往事，只有他在空蕩蕩的大廳里和最後一個舞伴一直跳到天明。」《迷宮中的將軍》中這段描述玻利瓦爾的話彷彿也在講述著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晚年。在今年上半年菲德爾·卡斯特羅參加的最後一屆古巴共產黨大會上，他說，他依然相信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會實現的。

在10月5號的英國保守黨大會上，英國新首相特蕾莎·梅志得意滿地宣告：「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那你就什麼國家的公民都不是了，因為你根本就不明白『公民』這個詞的含義。」放眼今天的世界，英國退出了歐盟，特朗普在民眾的歡呼聲中當選美國總統，法國極右翼政黨領袖勒龐在2017總統大選中民調領先。在這個急劇右轉的世界中，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大行其道，自由主義和世界主義被侮辱，被嘲弄。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離去讓人們產生了更多的感慨。

卡斯特羅的一生毀譽參半，但正像他在1979年的聯合國大會上提出的問題：「為什麼一些人民不得不赤腳行路，而另一些乘豪華車旅行？我以世界上那些沒有一片麵包的兒童的名義發言，以那些無葯治病的患者的名義，以那些失去生存和人類尊嚴權力的人的名義......他們的命運是什麼？餓死？永恆的貧困？那麼，文明的作用是什麼？人們良知的作用是什麼？聯合國的作用是什麼？」無論你是否認同他的政治理念，菲德爾·卡斯特羅始終在以他的方式為那些受剝削受壓迫、掙扎在飢餓和生死邊緣的人們貢獻著力量。

《迷宮中的將軍》這樣寫道：「『人們的生命不僅僅以死亡來結束，』將軍說，『還有別的方式，包括那些更為值得的方式。』」菲德爾·卡斯特羅死了，也許自此左翼理想就和那個屬於他們的時代一起永遠逝去了；又或許，就像是那個白髮蒼蒼的「老左翼青年」伯尼·桑德斯所證明的那樣，它依然活在每個信仰它的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