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同我學習死亡，就像個孩子那樣

一年前，Facebook 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丈夫戴夫·金伯格（Dave Goldberg）逝世。當時，他們帶著兩個孩子在墨西哥參加一個朋友的生日派對。桑德伯格在休息，金伯格在健身房裡意外去世……

丈夫離開三十天後，桑德伯格曾在 Facebook 上貼出了一篇紀念文。一向鼓勵女性追求夢想、擁抱領導力、並常以「女強人」形象出現的她，在文中展現了自己脆弱、無助的一面：

「這 30 天於我像是 30 年。我多了 30 年的悲傷，卻也感到多了 30 年的智慧。我對身為人母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部分來自孩子哭喊時我感受到的極度痛苦、部分來自母親對我的痛苦的理解。每天晚上，她會抱著我，躺在我身邊試圖填補那空缺，直到我哭著入睡。」

逝者已去，生活還要繼續。

一年後，桑德伯格站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畢業典禮上，再次分享了自己一年來，從「死亡」這件事中學會的道理。

「戴夫去世後的那幾個月里，很多次，我都被吞沒在深深的悲痛中。那是一種空虛感，它填滿了心和肺，讓人幾乎失去了思考甚至呼吸的能力。」

「戴夫的死讓我改變了很多。我認識到了悲傷的深刻以及失去的殘酷。但是，我也意識到，當生活將你吞噬時，你可以對抗低谷，打破它，然後再次呼吸。我明白了，在空虛面前，或者在任何挑戰面前，你可以選擇讓自己快樂和有意義。」

在桑德伯格看來，問題不在於這些悲劇是否會發生在你身上。它們總會發生的。

「我想說的是，悲劇過後，你將面對什麼，以及你要如何應對困境，不論它是什麼形狀，無論它何時到來。輕鬆的日子很容易就度過了，而正是艱難的日子——那挑戰你內心的日子——才會決定你成為怎樣的人。你自身的定義不僅僅在於你的成就，還在於你是如何挺過這一切的。」

接著，桑德伯格分享了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三個「 P 」：個人化（Personalization）、普遍性（Pervasiveness）以及持久性（permanence）。

「第一個『 P 』是個人化，即堅信自己是有錯的。這和承擔責任不同，你該永遠承擔責任。這教會我，不是所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起因於自己。戴夫去世時，我最本能的反應是責備自己。他在心率失常後不久就死去了，而我卻翻閱了他所有的病例，去尋找我本可以、或本該做卻沒做的事。直到了解了這三個『 P 』，我才接受了自己無力阻止他死亡的事實。」

桑德伯格說，熬過這種自我責備，人會變得更加強大。

「第二個『 P 』是普遍性，即認定某件事將影響你的全部生活。……我諮詢的兒童心理學家鼓勵我，讓我儘快恢復孩子們的正常生活。所以，戴夫死後的第 10 天，我的孩子們便回到學校了，我也重回工作。我還記得自己昏昏沉沉地參加了那件事後的第一個會議，腦子裡想的全是『大家都在談什麼啊，那真的重要嗎？』但當我參與了討論之後，那一秒－一個很清晰短暫的分割點——我忘記了死亡。」

「那一秒讓我看清，生活中還有其他不那麼糟糕的事。我和孩子們很健康，朋友和家人都很關心我們，並多次幫助我們度過難關。」

「第三個『 P 』是持久性，即認為悲傷永遠不會消失。很多個月以來，不論我做什麼，那股巨大的悲傷似乎形影不離。我們常常將當下的感受視為永恆的，然後在此基礎上又衍生出更多感受。我們感到焦慮，然後因為這種焦慮感而感到焦慮。我們感到難過，接著又為這種情緒感到悲傷。我們應該接受自己的感受，並認識到，它們不是永恆的。」

「一天，我的心理學家朋友 Adam Grant 讓我想像一下比戴夫的死更糟糕的情況。……『更糟？』我說，『你在開玩笑嗎？這事還能更糟？』他的回答直接擊中了我：『戴夫也可能在開車載著孩子們的時候心律失常。』他說出這句話的一瞬間，我突然感到很感激，感激我的其他家庭成員都健康地活著。那種感激驅走了一些悲傷。而感激和感恩也是培養順應力的關鍵。」

她曾經五年才過一次生日，而現在，她要慶祝每一個生日，那是對生活的感激。

最後，她建議道：「我希望你們能記住，那深藏在你們內心的是學習與成長的能力。強大的順應力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像肌肉，需要你去鍛煉。當你需要它時就去利用它。在那過程中，你會發現最真實的自己——你很有可能成長為最好的自己。」

在桑德伯格的演講里，這是死者教會生者的事…… Lens 也曾討論過這個話題：如何看待死亡。

Lens 採訪了北京大學醫學部的一位教人「死亡」的老師王一方。他在醫學部開設「死亡教育」的課程，教醫學生理解和面對死亡。

現在的世界，死亡成了一件隱秘的事。《殯葬人手記》一書的作者托馬斯·林奇在接受美國 PBS 公共電視台採訪時說，很多年輕人從小到大沒有目睹過死亡，死亡教育缺失的結果是對生的輕視。

▲ 電影《入殮師》劇照

下面這篇文章來自 2015 年 1 月號的 Lens。或許學習死亡，是我們每個人都該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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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我學習死亡，就像個孩子那樣

文｜李斐然

北京大學醫學部的王一方是個教人「死亡」的老師。他在醫學部開設「死亡教育」的課程，教醫學生理解和面對死亡。有時候也會上上電視，跟人對談「死亡的意義」。可是他說，現在這事愈發難，因為「死亡這件事，越來越像個技術活兒了」。

曾經做過醫生的王一方有不少朋友在醫院工作，有次朋友炫耀地對他說，現在這年頭當大夫挺瀟洒的，助手把什麼都準備得妥妥噹噹，「我只要往手術台上一站，等手術燈一開，就能心無旁騖地做手術，一點兒不費心」。

「他覺得這是莫大的進步，而我覺得這是極端的恐怖。」王一方說，「一個主治大夫，做手術之前跟病人和家屬完全沒有交集，不知道台上的病人叫什麼名字，不知道他疼痛時候是什麼樣子，對他的生命一無所知。躺在手術台上是一個等待治療的標本，一個與自己無關的疾病載體。這樣的純技術場景，就像是被技術凝固的堅冰，讓生死變成了發生在密閉小屋裡的一件秘密事件，沒有同類之間的憐憫，沒有對生命的陪伴，沒有對死亡的敬畏，冰冷得叫人心寒。」

▲《遺願清單》劇照

把生死徹底交給技術，讓這個教授害怕。於是，他開始用自己的方式，融化這塊堅冰。可是，能用什麼方法教會人們用另一種方式面對生命、理解死亡呢？王一方找到的答案是繪本，沒錯，就是那些畫得花花綠綠的卡通圖案，給孩子講故事的童話書。

「面對死亡，我們要像孩子那樣，抱有最初的好奇心，去學習和理解。帶一本繪本進病房，每一個病人都會成為住在醫院的哲學家。」王一方說。從2013年起，他開始辦「死亡教育工作坊」，帶著繪本進病房，用教導孩子的方式，教給即將面對死亡的人，如何去接受這個人生終將到來的目的地。

▲《深海長眠》劇照

死亡教育抵達的第一批對象，是醫院裡的醫護人員，他們或是要直接面對病人的死亡，或是需要向病人告知死亡。王一方喜歡引用特魯多的名言，醫學的職能應當是「有時去治癒軀體，常常去緩解憂傷，總是去撫慰靈魂」。

可是一開始，參加培訓的醫生護士不太樂意。他們抱怨：這麼多年的博士學位都讀下來了，你現在給我本兒童書，把我拉回幼兒園級別了？

乍看上去，「死亡工作坊」的內容的確很像幼兒園。在這裡，學員閱讀講童話故事的繪本，有時候甚至分組排練演出，還要聚在一起玩捉迷藏，玩過家家，像個孩子似的，記錄下每一個遇到的人??

• 講故事，工作坊最常用的教育方式。其中一個常常被提及的故事是《獾的禮物》：有天晚上，獾在睡夢中去世了。夥伴們因為失去他而感到難過，但獾其實以另一種方式仍然活在它們身邊，它教過土撥鼠剪紙，教過青蛙溜冰，教過狐狸打領帶，獾雖然離開了，但是住在森林裡的每個人，都獲得了獾的禮物，它永遠不會消失。

• 捉迷藏，這個兒時的遊戲其實也是一次死亡教育。遊戲開始前，所有的夥伴都在眼前，可就在閉上眼睛後，身邊的人都消失了，在一瞬間會讓人產生孤單、迷失和缺失感，這種感覺與面對死亡相似。當然，最終大家都會再度回來，而這卻已經是某種意義上，在另一個世界的回歸。

這種孩子般的死亡教育方式可以從日本作家柳田邦男的理念中找到根據：人生有三次讀童書的機會，第一次是自己還是個孩子時，第二次是自己養育孩子，跟孩子一起看，而第三次，就是自己走到人生終點，面對死亡的時候。我們會出乎意料地發現，關於死亡的答案，在我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已經學過了，我們只需要在臨走之前，重新喚起這些沉睡中的遙遠記憶。

參加了工作坊的醫護人員，會由此意識到，病人需要的不僅僅是技術，還有人的溫情和陪伴。很多醫生學會了一個動作——在別人面對死亡感到害怕的時候，輕輕撫摸他的手背，讓他感到還有人在陪著他。這是因為在等待手術期間，病人常常會因為感到孤立緊張而血壓升高，甚至心律失常，有時候甚至成為手術失敗不易被人發現的導火索。但陪伴會讓他們離這種危機遠一步。

「陪伴本身就是一種治療。」 王一方說。

▲《東京塔》劇照

＊ ＊ ＊

Lens：你為什麼選擇「死亡教育」？

王一方：我年輕的時候，也是一名醫生。相信醫學技術的進益能夠解除病人的疼痛，拯救人的生命。可是後來我見到一個老人，他很抵觸醫院，要求放棄治療。他說，如果他繼續活下來，只是無盡的孤獨，「我認識的人都走了，我想要追他們去」。

那一刻我發現，活著的理由，或者說堅持治療的理由，也許很大程度上跟軀體痛苦關係不大，甚至更極端地說，死亡或許還是終止痛苦最好的處方呢。在我們的治療中，缺失了一味心靈處方。拯救生命最有效的方法也許不是消滅疾病，而是在心靈層面給予安慰，但是，我們的醫院裡卻缺失了這個心靈層面的關照。為了這個，我很想做點什麼。

▲《花火》劇照

Lens：那你想做哪些事情？

王一方：我希望能夠給人們補上一門課，一門關乎生命和死亡的人性課。現在我們有時候是在逃避談論死亡，有時候又是對於死亡的刻意漠視，我希望讓人們回到生命的起點，重新看待死亡。

我們的醫院講求的都是一種「軀體的干預」，簡單地說，我們的醫學努力似乎都是在尋找「哪兒不舒服」，然後儘可能地去減輕痛苦。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抵達「靈魂的干預」，是去尋找「怎麼不舒服」。

現在中國人可以拿錢引進技術，我們的醫學水平很高。但是在精神層面卻呈現出另一種真空，我們對於死亡話題極度抗拒和逃避。直面生死的醫護人員，很多人自己在死亡理解上就沒過關。可就因為自己沒過關，他們也沒有辦法傳達有效的死亡理念，死亡漸漸變成了一個技術活兒，生命指標被數量化，這很像是在法院判案，檢查數據出來了，用藥劑量確定了，診療過程就完成了。但在死亡面前，沒有人性是過不了關的。如今這麼尖銳的醫患矛盾就是結果。死亡不是看用了葯沒有，做了手術沒有，而是在這個過程中，你有沒有傳遞人性。人性表達有時候比技術表達更重要。我們必須補上這一課。

Lens：在農村長大的孩子小時候就時常碰到村裡辦喪事，那是一套規則完整的儀式，那不就是死亡教育嗎？

王一方：說得沒錯，農村的喪事往往在村頭舉行，而我們管這種儀式叫做「村頭故事」。只要村子裡有人去世，家裡人就會在村頭辦喪事，事實上，我一直相信這恰恰是死亡最好的「感光時間」，讓人們對死亡脫敏，相信「死亡就是夜幕降臨」，它反而會讓我們沒有那麼恐懼死亡。

但是，現在生活在城市裡的人已經很難看到村頭故事。死亡已經綁定醫療技術，ICU技術延長了死期，使衰竭的生命垂而不死。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的死亡更多的是在病房裡的關機時間，抑或是停電時間，而不是生命體的瞬間自毀進程。我們今天可以實現技術層面上的「永遠不死」，只要維持生命跡象的機器還在通電運轉，人的生命跡象就會永遠存在。

▲《潛水鐘與蝴蝶》劇照

可是，死亡缺乏了感光時間，生死變成了發生在 ICU 小房間里的神秘事件，人們不再將信念寄托在自然上，他們要麼迷信技術的萬能，迷信憑藉財富、地位就可以享受更充分的生命支持技術，獲得更多不老、不死或緩死的權利；要麼因為對於死亡的絕對未知，衍生出更大的恐懼。

我覺得，生命尊嚴的意念超越技術，尊嚴就是活得有意義，有價值、有品質、有目標的體驗和顯示。不在生命的長短。我們應當以生命的厚度、純度、豁達去沖兌生命長短的憂慮。

所以，我們有必要質疑現代醫學的「單行道」式的救治選擇。其實我很害怕聽到醫生說，「決不放棄」。這是頑強的職業信念將醫學逼入一條卒子過河的單行道，它是典型的戰士思維，而非將軍思維。戰士的職責是聽從命令，全力抗爭，即便付出慘重的代價；而將軍呢，他可以選擇堅守，也可以選擇進攻，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權力決定，什麼時候選擇投降。當死亡終要到來的時候，我希望我們能有將軍的智慧，懂得什麼時候該堅守、什麼時候該投降、優雅地結束這場戰爭。

▲《最後一次心動》劇照

Lens：有尊嚴地優雅死去，這是你所理解的死亡的樣子嗎？

王一方：如同蒙田所說，與其被死神窮追猛跑，不如停下來，與死神對酌，與死神達成某種妥協，在有限的時空里擺脫塵俗，做出一些無愧於自己生命的事功來。

Lens：那你在做死亡教育的時候，主要有哪些內容？

王一方：我喜歡一種說法，叫做「死亡解放三步曲」。第一步是死亡脫敏，也就是對死亡恐懼的擺脫，這個過程過去是由社會化的活動（比如「村頭故事」）承擔的，但隨著「村頭故事」的消逝，我希望人們可以通過社會化閱讀和討論來彌補，繪本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這個作用。

死亡解放的第二步是過程痛苦的消除，在這一步中，現代醫學可以很好地發揮它的作用，通過技術和藥物來緩解走向死亡過程中的痛苦。但最後一步就不再是技術或者藥物能解決的問題了，我認為第三步是對死亡的覺悟，通過創設一種氛圍，對生命靈性照顧。

我做醫生的時候，每到治療終期，就常常會默默地問自己，此時我還能幹什麼？因為疾病到了終期，惡疾不再只是細胞、組織、器官的病理變化，而是身、心、靈的蒙難，痛苦不再只是肉體的疼痛與止痛問題，而是熔爐般煎熬的精神苦楚、生命的張望與絕望。此時，不僅是醫生，還有病患者，都必須告別倔強的干預模型，坦然接納姑息順應模型，實現功利搏擊到心靈澄澈的轉身。生命可以通過講述童話故事的方式完成救贖，此時，生命不僅是一個技術事件，還是一個精神事件，一個精神升華儀式，同時讓醫患雙方在陪伴中與死亡達成和解。

Lens：如果你在那樣的場景中，你會選取哪些繪本故事，怎麼講述死亡呢？

王一方：我很喜歡的一個例子是《爺爺變成了幽靈》。這個故事很簡單，艾斯本的爺爺突然去世了，可是小艾斯本一點也不相信，他每天晚上都夢到爺爺，爺爺說他在世界忘記做一件事，要找回生前的遺憾。善良的小艾斯本陪著爺爺回憶，想想究竟忘了什麼。他們回憶起一起生活的點滴快樂，在體育場一起看拳擊比賽，在奶奶做飯的時候一起扮鬼臉，最後爺爺終於想起來，他擁抱了小孫子，親吻著他說，「小艾斯本，我走得太匆忙了，忘記跟你說再見了！」

Lens：最重要的事情，是好好地跟親人告別。

王一方：對，為什麼猝死總是更難於接受？就是因為它的突然到來，剝奪了親人之間相互表達愛與依戀的過程。可是我覺得更難過的是，看到現在很多病人把更多時間留給了ICU，留給了技術，而那只是維持了生命跡象。當他們離開的時候，他們甚至都不能以體面、優雅、有尊嚴的方式，跟自己心愛的人說再見。

▲《七磅》劇照

中國人傳統的「善終」理解是在可預知的自然故亡中，沒有太多的痛苦和急救技術介入。臨終時節，親人繞膝，訴說衷腸，愛意融融，交代遺言，了卻遺憾，揭開心結，放下最後的心事。然而，現在的臨終時節，一切都顯得務實而具體，關注於搶救的程序、後事的囑託、遺產的分割。我們不曾凝視那雙臨終的眼睛，渾濁的眸子突然一亮，給我們講起他畢其一生的感悟，醫生和家人會毫不理會，規勸老人不要想那麼多。我們堅信軀體的衰弱必定帶來精神的衰弱。其實，那雙臨終的眼睛在與死神的對峙中能洞悉人生的真諦。逝者的遺憾就在於沒有在最後關頭從容地把對人生的感悟說完。

Lens：為什麼會選擇繪本作為死亡教育的教材？

王一方：我很喜歡繪本，它的畫面感很強，繪本是需要被不斷端詳的，正如死亡一樣。它的優雅都藏在畫面的細節里。我們今天總是急急忙忙，用喝礦泉水的方式對待喝茶，總是活在一種不從容的功利中，包括面對生死。而充滿童心的繪本，可以把人們拉回願意認真審視一幅畫的兒童時期。

我們現在對死亡的理解非常教科書化，心電波、腦電波消失，呼吸停止等等，用一些指標化的數據來衡量生命，但是在繪本中，人們可以看到生命另一個維度的美，它更多地是活在想像力里，是在人們對於生命美好祝福的想像之中。

Lens：在你的工作坊，一開始人們還會有意見，覺得繪本故事是逗小孩玩的。他們真的能接受用這種方式講死亡嗎？

王一方：的確，有些大人讀不懂童話。他們會問我很多現實的問題，為什麼這個人可以飛，為什麼小狗突然會說話，一個人從天上掉下來怎麼沒有摔死。他們是精緻的實用主義者。他們學著用技術對抗現實，用複雜對抗人際相處，他們對於天真、神聖和純粹沒有信仰，反過來還會認為這是一種幼稚。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失去了一種原始的天然美好，這是令人遺憾的，也使得死亡教育在他們之中推廣舉步維艱。但我不得不說，如果一個人，特別是一個醫生不信仰美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Lens：除了讀繪本，還會教醫生做些什麼？

王一方：我們還會重新教醫生寫病歷。由於現代醫學把很多東西標準化、數量化，所以病歷也變得模板化，醫生會記錄一些數據，比如血壓、脈搏等。而這導致患同一種病的患者，他們的病歷可能會長得很類似，只是在檢查數據上有所不同。

但是我相信，每一個人都還應該有一份「並行病歷」。標準病歷記錄的是疾病，而並行病歷記錄的是人。在這份病歷里，寫他的憂愁，寫他的感受，寫他在治療期間的感覺，比如家裡負擔很重，他很焦慮，不想治病了，想出院了。這雖然是一個小小的舉動，但是如果可以堅持，或許可以帶來很多改變，中國很多現實問題都會在這份病歷中凸顯，而通過這份病歷我們也會更加接近生命，多一點去了解死亡的參照。

▲《下一站，天國》劇照

Lens：做了這麼多研究，你自己現在如何看待死亡呢？

王一方：曾經我覺得我渴望「猝死」，沒有持續不斷的痛苦，沒有漫長的等待和告別。但是我現在也有了新的感受，我很喜歡《獾的禮物》，也許希望能夠像獾一樣，刮刮鬍子洗把臉，乾乾淨淨地離開，從容有尊嚴，留下一些送給世界的禮物。

圖片來自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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