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八章 革命政權的瓦解

第八章 革命政權的瓦解

在夏季戰役中，巴達霍斯、伊倫、塔拉維拉和托萊多相繼失守，對革命派造成了沉重的打擊，雙重政權狀態對此難辭其咎。戰爭中只能有一個政權。雙重政權狀態——一方是國家政權，另一方是各種各種委員會——阻礙了戰爭的進行。共和國政權和革命政權，誰能戰勝誰，這就是一九三六年秋季唯一的問題。

委員會與蘇維埃

西班牙工農建立起了各種代表會（condejos）、委員會和理事會——覆蓋各個層次的蘇維埃式的行政機關、鬥爭機關與政權機關，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無意識地繼承和發揚了二十世紀工農革命的傳統，而這個傳統的典範，便是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中誕生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德國革命中誕生的蘇維埃（r?te）[1]。

這種傳統在西班牙工人階級中分裂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七月十九日之後出現的各種革命政權最初採用的組織形式，才會都是經各政黨和各工會商議之後決定的。儘管如此，我們上面已經講過，這些委員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各種組織的代表的集合。它們不僅是聯絡委員會，它們更表達出了成千上萬的先進分子的革命意志，而不受他們所隸屬的政治組織的束縛。最能證明這一點的，便是這樣一個事實：在頭幾周里，他們有許多人對自己參加的委員會更加聽話，對自己的黨發來的指示卻陽奉陰違或擱置不理。但這種情況不可能長期維持。各種委員會要想成為真正的蘇維埃，就必須在某一時刻改變自己的組織形式：不能再使用由各個組織的領導人（無論是任命的還是當選的）組成委員會的方式，而要改為所有委員都經選舉產生、並能隨時召回的機關，它要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民主地進行活動，而不是根據上層領袖的協議行事。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在西班牙出現。工人和農民自發地任命了各種委員會。但他們也同樣自發地任由委員會被各政黨和工會掌控，而各政黨和工會還不打算放棄由國家政權的瓦解而獲得的威信與權力，轉而建立新的政權機關。

沒有一個政黨或工會支持建立由各種管理委員會組成的政權，或是將管理委員會轉變為蘇維埃。桑蒂利安是這樣來描述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的作用的：「必須加強和鞏固它，這樣它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因為它的力量源自每一個人，而它有了力量就能拯救每一個人。」他還勉強承認了中央委員會的失敗：「由於堅持這種見解，我們遭到了自己的朋友和同志的孤立。[2]」對俄國革命十分熟悉的安德列烏·寧宣稱委員會永遠不會成為蘇維埃，因為西班牙不需要蘇維埃[3]。

各種委員會就這樣逐漸失去了真正的革命機關的作用，因為它們沒能成功地把自己轉變為起義群眾直接表達意志的機關。由於革命鬥爭逐漸遠去，武裝工人在街頭直接行使權力的做法逐漸消失，各種委員會也就變得「名存實亡」，工人和農民在委員會中的地位越來越低，而政黨和工會的機關開始發揮主導作用。

在一九三六年秋季，隨著革命的進行，為了打贏內戰，政權問題開始浮現出來，這個問題最終留給了各個政黨和工會來解決。現在有兩個政權，一個是人民陣線政府，它擁有各級官吏、法官、警察和軍隊——簡單來說，就是重新得到鞏固的國家機關；它以私有製為其基礎，它是由提出自由主義政綱的人民陣線在二月的議會選舉獲勝後成立的；另一個是由各種代表會和委員會組成的政府，它擁有各級地區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工廠代表會、作戰民兵、調查委員會、治安巡邏隊和革命法庭，它以各級代表會和委員會為其基礎，並以實現社會主義（集權派的或自由派的）的革命任務為己任，兩個政權當中，究竟誰能取代另一個，獲得全部的權力呢？

國際形勢

革命本身提出了這個問題：應該繼續革命還是中止革命？在這類問題上，起初的一點小分歧，很快就會變成長久的裂痕。不計代價地繼續革命，就有可能輸掉戰爭。中止革命，就等於阻擋革命前進，徹底改變內戰的前提。

顯然，世界上的力量對比，對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革命，要比對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俄國革命更為不利。蘇聯已經不再鼓勵世界革命運動。斯大林正在磨刀霍霍，準備利用一系列的審判和清洗，消滅布爾什維克的老近衛軍，毀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德國在過去十多年裡一直面臨著工人革命的威脅，然而現在的整個德國工人運動，包括它的各個政黨和工會在內，都被納粹主義的鐵蹄粉碎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政權在義大利沒有遭到任何挑戰。東歐在短期內沒有發生革命的可能。英國十分穩定。法國是唯一的例外，一九三六年六月的大罷工剛剛結束。可是，由社會黨人萊昂·布魯姆[4]領銜的人民陣線政府似乎已經徹底消除了罷工再度發生的可能性。革命社會主義者馬索·皮維爾[5]曾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指出「一切皆有可能」，他認為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活動[6]是法國應該效仿的革命榜樣，法國共產黨總書記莫里斯·多列斯[7]卻反駁他說，並非一切皆有可能，罷工應在達到目的後見好就收。來自希特勒的威脅，對那些主張緩和的人非常不利：社會黨與共產黨構成了人民陣線的左翼，它們連半步都不會逾越人民陣線的「激進社會黨」綱領。此外，短期內軍隊也不太可能會叛亂。全勞聯—伊無聯和統工黨在西班牙革命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但在法國卻沒有與全勞聯—伊無聯類似的工會，也沒有與統工黨類似的政黨。法國工人階級用成千上萬種方法向西班牙革命表示同情，但他們只能通過《人民報》、《人道報》[8]和《巴黎晚報》[9]來了解西班牙革命，而這些報紙對西班牙革命的報道都是一個調子。人民陣線的兩大機關報以及全國性的大報對西班牙革命進行著歪曲的報道，而全勞聯和統工黨在法國的朋友只是幾個彼此爭鬥不休的小組織，他們只能通過發行不定期的報紙和私人雜誌來宣傳西班牙革命。西班牙革命派覺得自己遭到了孤立。

當然，大膽的革命政策，可以抵消孤立造成的不利影響，但是，西班牙革命派是否曾有過這樣的機遇，如果他們抓住了這樣的機遇，又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孤立造成的不利影響，這些問題可以無休止地爭論下去[10]。托洛茨基認為，西班牙革命提供了逆轉世界力量對比的機遇，正是由於西班牙革命的失敗，才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1]。事實上，這種遭到孤立的感覺，正是影響了西班牙革命派的態度的因素之一，有不少革命派放棄了繼續革命的想法。法國和英國出台不干涉政策的重要動機之一，便是法國和英國的資本家害怕自己在西班牙的利益受損，他們把自己的短期利益看得比本國的長遠利益更加重要[12]。倫敦和巴黎可以考慮給民主共和制的西班牙提供謹慎的支持，卻絕不會支持革命的西班牙。西班牙的所有人，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都非常清楚這一點。「不能把潛在的供應者給嚇跑」，說它確實有理也好，說它是借口也罷，總之，它正在變得越來越有說服力。而且，蘇聯的政策也正在向同一個方向轉變：在莫斯科看來，絕不能讓西班牙事件成為孤立蘇聯的借口，絕不能使西方民主國家同蘇聯斷交，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價。此外，斯大林也根本不想支持革命運動，在他看來，革命運動的代表人物（無政府主義者以及統工黨的共產主義者都是他的反對者）是最壞的敵人，因為他們會成為共產黨的潛在對手，威脅到共產黨對工人階級的壟斷，所以，蘇聯才會在不干涉委員會成立之初，就立即參加了該委員會。

當然，國際形勢不能解釋一切問題。不過，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被夾在叛亂將軍與武裝工人之間的軟弱的西班牙小資產階級共和派，能夠迅速重建自己的國家政權的原因，卻可以用國際形勢來解釋。因為共和國政權的重建工作的真正設計師是社會黨和共產黨，很大程度上還應該算上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支持西班牙的「尊貴品格」，尊重財產與議會形式，反對委員會與集體化的革命；而國際形勢使他們獲得了最有力的論據。

重建共和國政權的支持者

其實，共和派政治家並不認為自己能夠獨力承擔重建共和國政權的鬥爭。希拉爾政府的人選跟卡薩雷斯·奇洛加政府和馬丁內斯·巴里奧政府完全一樣。我們前面講過，他們是如何努力生存、儘力維持合法性的外表依然存在的假象的。但他們根本無力行使自己的權力，革命部隊完全不把他們放在眼裡[13]。、

只有工人領袖完全容忍了政府，阻止了政府的消失。只有他們能夠利用自己的威信，使合法政府恢復一點權威。普里耶托非常了解這一點。他堅信西班牙資本主義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正常發展，革命之後，他對此反而更加堅信。他認為「過分的革命」會給西班牙的未來造成越來越嚴重的毀壞。對他來說，唯一的現實任務便是建設一個有強大軍力撐腰的、健全的共和國政權：只有這樣才能獲得英法兩個「民主國家」的援助，抵禦叛亂將軍和他們的同謀。因此，他在《社會主義者》上撰文指出：「我們希望某些民主國家能改變對西班牙革命的看法，因為革命在目前不會給我們提供任何積極的解決辦法，如果加快革命的步伐，就會失去（獲得援助的）機會，那將是可悲的，是一個真正的悲劇。」他急於獲得西方的同情，在九月二日接受阿瓦斯通訊社採訪時，他甚至宣稱自己「很高興看到法國政府主動提出了不干涉的提案。」

普里耶托雖然是不管部長，他卻是第一個理解形勢的嚴重性的人。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接受科爾佐夫採訪時，坦率地承認了政府的虛弱無力。就像在革命前一樣，他堅持認為社會黨應當參加政府。但是，民心所向，迫使他立即提議，由他的老對手拉爾戈·卡巴耶洛帶頭組閣，政府要想贏得民心，就只能藉助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名望。「我對他的看法眾所周知。他想裝成聰明人，其實是個蠢人。他自以為是一板一眼的官僚，其實是一個愚笨不堪的搗亂分子。他會把一切給搞砸。不過在目前，也只有他——至少是他的名字——在當上新政府首腦後能有點用處。」普里耶托表示，他願意參加卡巴耶洛內閣，並在卡巴耶洛領導下工作，他指出：「這是國家的唯一出路。如果我想為國效力的話，也只有這個辦法。[14]」幾天後，他曾非常敏銳、而又非常悲觀地向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表示，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恐怕是共和國政權的「最後一張牌」[15]。

在工人陣營當中，擁護折衷主義、忠於共和國政權的人，不只有普里耶托和他的夥伴。西班牙共產黨及其小兄弟加泰羅尼亞統一社會黨（它們享有較大的行動自由，因為它們不用像社會黨那樣飽受內鬥之苦）早在社會黨之前，就經常採取比社會黨更明顯的溫和立場[16]。七月十九日以後，西共與統社黨的大部分幹部追隨革命的潮流，參加並支持了各種管理委員會的活動。與之相反，他們的領導層卻支持共和派保存國家政權的一切嘗試。瓦倫西亞人民執行委員會對馬丁內斯·巴里奧率領的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反抗，曾遭到了共產黨的反對。在巴塞羅那，統社黨領袖柯莫雷拉曾慫恿孔帕尼斯反抗全勞聯，在八月初還參加了企圖廢除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的卡薩諾瓦斯政府。而且共產黨領導層也根本不打算掩飾自己的意圖。它曾支持希拉爾重建軍隊的企圖，並就此事發表了備忘錄。

外國共產黨報刊起初並沒有全部理解這個政策。倫敦的《工人日報》[17]在八月二十二日指出：「紅色民兵」的勝利，「使形勢有利於建立西班牙蘇維埃共和國」。然而他們很快就改變了調子。八月三日，《人道報》按照西班牙共產黨的要求，指出「西班牙人民現在並不是為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戰」，它「只知道一個目標：通過維持財產關係，保衛共和國的法律與秩序。」

八月八日，赫蘇斯·埃爾南德斯宣稱：「我們現在還談不上在西班牙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因為歷史條件不允許……我們既要保護工人，出於同樣的立場，更要保護處境艱難的我國的弱小工業。」總書記何塞·迪亞斯明確指出了共產黨的目標：「我們只會為一個擁有廣泛的社會內涵的民主共和國而戰。目前的問題不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社會主義，而只是保衛民主、反抗法西斯主義。[18]」

但是他們的頑固態度並沒有起到關鍵作用。在夏季，無論是西共還是統社黨，都無法真正影響事態的進程。

社會黨左翼進退兩難

在政權問題上，比起普里耶托和西共，拉爾戈·卡巴耶洛及其同伴的觀點要模糊得多：我們前面講過，在阿拉吉斯泰因的倡導下，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19]在四月通過了一個綱領，這個綱領實際上指出：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在西班牙建立社會主義。但他們反對建立蘇維埃[20]，他們認為蘇維埃是俄國的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在四月和五月期間，他們並沒有明確回答這個問題：既然社會黨的機關仍然被普里耶托牢牢控制著，那他們打算如何通過社會黨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呢？到了七月和八月，他們還是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回答。

社會黨雖然在形式上避免了分裂，實際上左右兩派的裂痕並沒有彌合；拉爾戈·卡巴耶洛通過工總和《明晰》推行著他自己的政策，而他的政策與社會黨的政策大不相同。《明晰》激烈地批評希拉爾的動員令，用列寧關於「武裝人民」的論點來批駁政府；它抨擊了那些想把戰爭與革命分割開來的人，嚴厲批判《工人世界》[21]，並指責共產黨包庇反動派。然而這種對抗卻並沒有持續多久：七月二十三日，拉爾戈·卡巴耶洛告訴卡爾洛·雷奇曼（Carlo Reichmann）：只有在戰勝叛亂後才會考慮成立「清一色的社會主義者政府」。在慰問前線民兵、在參加工總的活動時，拉爾戈·卡巴耶洛總是站在盟友的立場上，對政府提出批評。當他的部下紛紛參加全國各地的管理委員會時，他似乎只要繼續坐在權勢無邊的工總總書記的位子上，就心滿意足了。

可是，八月的失敗徹底改變了他的態度。效能與政權的問題再次擺在了他面前。八月二十七日，他向科爾佐夫解釋了自己的觀點。希拉爾政府的玩忽職守令他無法容忍，他指責這個政府「儘是一幫飯桶、蠢貨、懶鬼」，根本不想打敗叛軍。他指出：「所有的人民力量都撇開了政府，團結在無政府主義工會和社會黨工會的身邊。……人民民兵不服從政府的命令，再這樣下去，民兵就會自己掌權。」然後，他出於同樣的理由，批評了他過去的缺點：「各個工人政黨必須儘快清除官僚、官員和行政工作體系，轉而採用革命監督的新形式。群眾正在向我們伸手，要求我們領導政府，我們卻消極以對，逃避責任，一事無成。[22]」

於是，拉爾戈·卡巴耶洛在接受俄國記者的採訪時，提出了與普里耶托相反的另一種政權概念，這是一種擺脫了共和國的合法性與共和國的政權形式的「工人政府」。

面對政權的無政府主義者

有史以來，無政府主義者首次居於如此重要的地位：事實上，至少在加泰羅尼亞，一切全都取決於他們。然而他們的思想與社會現實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國家政權是最壞的壓迫形式，他們堅決反對國家政權，並且一直拒絕區分資產階級國家與工人國家（比如一九一七年的蘇維埃俄國政權）。共和國政權在七月瓦解後留下的真空，被各種管理委員會填補了，而這些管理委員會是在全勞聯活動家的幫助下自發創建的，它們是新的國家政權的雛形。然而戰爭容不下半吊子的措施：要進行戰爭就必須要有一個政權，所以沒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會認真地鼓吹建立自由公社聯盟。

然而，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運動在對自己的原則進行初步修正後，並沒有就此止步。伊無聯在三十年代曾發動過多次徒勞的武裝起義，大批無政府主義活動家出於對它的逆反，參加了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選，可這是違背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傳統與信條的，甚至是對無政府主義運動中誕生的新改良主義潮流（它很接近「三十人集團」）的重大妥協。在這段關鍵的時期，從伊無聯的各個小組到全勞聯的各個工會，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無政府主義者作出了千差萬別的反應。在叛亂爆發後的頭幾個星期里，馬德里的全勞聯站在了革命鬥爭的最前列；而在加泰羅尼亞，全勞聯卻為了對抗軍事政變的威脅，而參加了孔帕尼斯政府。革命的頭幾天過去後，自由派領袖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要不要奪取政權？加西亞·奧利維爾在全勞聯地區委員會會議上主張：「要麼建立自由共產主義，這就意味著無政府主義專政；要麼就選擇民主，而這就意味著合作。[23]」最後他的意見佔了上風：暫時擱置「建立自由共產主義」，而選擇了「民主」。

加泰羅尼亞的方法——在自治政府之外，另外成立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是在形勢所迫之下，在無政府主義者的原則與當前的要求之間做出的妥協。然而，我們前面講過，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很快就成了第二政權。自由派管理著這個委員會，指揮著它下轄的各個重要的專項委員會，並擔任了最重要的職務。在各種地方性的管理委員會裡，情況也是如此。這一事實，似乎使全勞聯領袖的公開發言都變成了謊言。長期以來，巴塞羅那人都相信：儘管無政府主義者原則上反對一切形式的國家或政權（即使它們有可能是革命的），但在七月事變後，他們卻被自己引發的勝利激情給沖昏了頭腦，無法再堅持反對國家。人們以為，無政府主義者只是出於謹慎，才會容忍自治政府繼續存在下去，他們會試圖讓自治政府「靜悄悄地消失」。經常有人認為：在消滅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的共和國政權之前，無政府主義者一直在坐等薩拉戈薩被攻陷。

全勞聯在馬德里給自己爭得了不小的權力：它有自己的治安部隊、自己的契卡、自己的監獄，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縱隊，一支真正獨立的軍隊。它與其它政黨和工會只進行了最低限度的合作。但這種情形也沒有持續多久：政府的存在，以及叛軍對首都的威脅，提出了政權問題。全勞聯馬德里分會提議，成立一個由全勞聯和工總的代表組成的「國防委員會」，但不能讓共和派領袖參加。在地方和地區上也要成立同樣的委員會（「革命熱情的化身」），再把它們一級級地連接起來，構成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organismo aglutinante（「聯合機關」）：其實，按照他們的設想，在由各級管理委員會構成的金字塔的頂端，應該是一個單一的政權。無政府主義者依然敵視「資產階級民主政府形式」，但在當前需求的壓力下，他們似乎願意建立一個機關，這個機關雖然不叫「工人政府」，但它實際上就是工人政府。

總之，這就是統工黨對全勞聯的演變的看法。統工黨根據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認為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已經沒有民主共和國的容身之處。現在只有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對於全勞聯來說，問題已經不在於成立人民陣線政府，而在於成立「一個堅決進行反法西斯鬥爭、並把權力交給工人階級的工人政府；它只會把權力交給工人階級及其各個政黨與工會。」九月六日，安德列烏·寧在巴塞羅那的一次會議上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就意味著由工人行使權力。我們可以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已在加泰羅尼亞存在。」因此，他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在整個西班牙建立起反法西斯中央委員會和人民執行委員會那樣的「工人政府」。這個政府首先應當「宣布自己的目的是把群眾的熱情轉變為革命的合法性，並將其引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

此外，全勞聯的「革命本能」克服了自己不參與政治的傳統及其反對一切政府的原則，這也讓統工黨非常高興[24]。在統工黨看來，建立國防委員會的口號，同時符合戰爭與革命的當前要求：在統工黨看來，無政府主義者提出了這個口號，也就是向馬克思主義的政權思想靠近了一步。於是，從拉爾戈·卡巴耶洛到安德列烏·寧，似乎通過全勞聯提出了提出了一種相同的概念：由工人政黨與工會組成的革命政府。

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的成立

九月四日，一則簡短的公報宣布：希拉爾已經辭職，由拉爾戈·卡巴耶洛領導的新一屆人民陣線政府成立了。希拉爾親自向阿薩尼亞請求，由工總總書記來接任總理。這是官方的說法。但在馬德里的政治和工會圈子裡卻流傳著另一種說法[25]。

巴達霍斯是社會黨的重鎮，叛亂之初就被叛軍佔領，不久後被民兵奪回，然後又在八月中旬失守；由它的失守而激起的情緒，便是這種說法不脛而走的原因。按照科爾佐夫的說法，卡巴耶洛與全勞聯的觀點是相同的。「全勞聯—工總國防委員會」的口號大受歡迎，這個口號把馬德里兩大工會的活動家凝聚了起來。後來拉爾戈·卡巴耶洛輕描淡寫地說過：「當時在某些圈子裡，有人提起過攻佔各部官邸、逮捕部長。」按照拉巴塞爾和克拉拉·坎波亞莫爾的記載，由工總和全勞聯領袖組成的一個聯席會議正在建立一個臨時委員會，負責策劃政變，成立由拉爾戈·卡巴耶洛領導的政府，這個政府將由社會黨、共產黨、伊無聯、當然還有全勞聯和工總的代表組成，但不會吸收共和派參加。

按照克拉拉·坎波亞莫爾的記載，臨時委員會的發言人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警告了阿薩尼亞之後，阿薩尼亞拒絕讓步（讓步就等於合法性的終結），並以辭職相威脅。臨時委員會原本打算任由阿薩尼亞辭職，但經過蘇聯大使馬塞爾·羅森貝格[26]（他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抵達馬德里的）的調停後，臨時委員會做出了讓步，避免了一場危機。

蘇聯大使同臨時委員會的委員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強調指出：迫使總統辭職，會在國際上造成無法預料的後果，這樣會使西班牙的外交官陷入困境，使西班牙共和國的朋友無法用合法性來為共和國辯護，而且，一個徹底拋棄了議會制或共和制外衣的、赤裸裸的「赤色」政府，會正中叛軍下懷，給了叛軍在全世界面前為自己辯白的借口。羅森貝格建議：不要搞工總和全勞聯策劃的工人政府，而應該成立一個同樣由卡巴耶洛領導的人民陣線政府，任命幾個共和派部長，這樣一來，表面文章做好了，阿薩尼亞也就不能不支持人民陣線政府了。羅森貝格的話看似非常有理：不干涉協定的簽訂，已經把「老頭子」逼得無路可走：在八月二十四日之前，卡巴耶洛似乎一直以為，德國的堅決態度，將會打亂法國的計劃，使西班牙免於遭到封鎖[27]。但在八月二十四日之後，他就只剩下兩個選擇：一是被迫把革命進行到底，建立工人政府，譴責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和蘇聯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是對西班牙革命的「叛賣」，在這些國家激起劇烈的動蕩，這樣做有可能會使西班牙長期無法獲得國外援助，等到國外援助抵達時，可能已經為時過晚；二是用一個共同的戰爭綱領把所有政治力量聯合起來，也就是要維持共和國的形式，中止革命，這樣就有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來自法國和蘇聯的物質援助。

拉爾戈·卡巴耶洛做出了選擇。九月一日，《明晰》指出：法國「在英國的有力支持下，比某些人想像的更為有力。其實，國際戰爭只會對法西斯主義有利，而這種危險已經暫時消失了。」卡巴耶洛做好了以工人政府首腦的身份接掌權力的準備，他接受了各方提供給他的一切：他成了一個強勢政府的領袖（這是最關鍵的），並享有群眾的信任，由於保留了共和國政權的形式，他也能獲得國外的支持。為了儘快贏得內戰，他停止了——在他看來只是暫停——推進革命。他相信，憑藉他的人格、威望、影響力和他的組織的勢力，就能保證革命鬥爭的暫停，絕不會變成革命開始瓦解的標誌。

然而無政府主義者還在故作姿態。《工人團結報》指出：「如果我們繼續留在擁有資產階級式的體制的機構裡面，群眾就會對我們感到失望。」安托納認為，全勞聯不會放棄它反對一切政府的態度。因此，儘管全勞聯保證支持卡巴耶洛政府，並向每個部門都派駐了一名代表，但它沒有參加政府。普里耶托為之鼓吹了數月之久的人民陣線政府，終於由卡巴耶洛成立了，全勞聯沒有參加這個政府；在卡巴耶洛看來，雖然他放棄了原先的立場，但這種妥協倒還可以接受。此外，他的所有要求，只要不超出這個範圍的，都得到了滿足，但是，用科爾佐夫的話來說，「所有人都是忍痛同意由他來領導政府的。[28]」

拉爾戈·卡巴耶洛此前要求身兼總理與陸軍部長之職，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他在工總里的兩位朋友也獲得了關鍵職位：加拉爾薩[29]出任內務部長，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出任外交部長。普里耶托出任海軍與空軍部長，他在社會黨里的兩位朋友胡安·內格林[30]和阿納斯塔西奧·德·拉·格拉西亞[31]分別出任財政部長和工業與貿易部長。參加政府的還有兩位共產黨人：烏里貝擔任農業部長，埃爾南德斯擔任教育部長；他們起初謝絕了入閣的要求，但在卡巴耶洛一再堅持下，最後同意參加政府。此外還有五位共和派。何塞·希拉爾出任不管部長，他指出，這表明「新政府是擴大的舊政府」。新總理指出，無論如何，「新政府的成員放棄了自己的原則與個人意見，為了一個目標而共同努力：打敗法西斯主義，保衛西班牙。」

有了工總的參加，又有全勞聯的支持，一般來看，這應該能使卡巴耶洛獲得希拉爾所缺乏的權威。但是，卡巴耶洛的政綱仍是「團結一切力量，為合法的共和國而戰」，以及「保衛民主共和國」。這個政綱的目的是消除雙重政權狀態，它反映了兩個情況：讓社會黨人來領導政府，只是向工人做出的妥協；這個政綱是向列強承諾自己將會「妥善行事」的保證書。

全勞聯雖然拒絕參加政府，但這似乎並沒有使它遭到削弱，因為各地區的革命政權的代表已經屈服了。九月八日，工總、社會黨和共產黨在瓦倫西亞組織了一次會議，全勞聯著名領袖胡安·洛佩斯在會上提出，人民執行委員會應當服從和支持新政府及其政綱。

反法西斯民兵委員會的解散

九月二十六日是一個轉折點：加泰羅尼亞革命派在這一天向政府屈服了。孔帕尼斯主席成功地組織了一個囊括所有工人政黨與工會的自治政府，他在八月初就曾經指使卡薩諾瓦斯搞過一回，但那次沒成功。共和黨人塔拉德利亞斯擔任了自治政府評議會主席。艾斯凱拉獲得了財政部長、內務部長、文化部長的職位，拉巴塞雷協會獲得了農業部長的職位，統社黨獲得了勞動與公共建設部長的職位。革命派領袖也獲得了重要的職位：無政府主義者擔任了經濟部長、供應部長和衛生部長（當然這些都是次要職位），安德列烏·寧擔任了司法部長。

數年後，溫和派安赫爾·奧索里奧·加利亞爾多[32]寫道：「孔帕尼斯曾承認了工人的統治權，甚至還曾主動提議退位，但他用巧妙的手段，逐步重建了合法的政權機關，把權力轉到自治政府評議會手中，將工人組織的作用降低為助理、幫手和跑腿……恢復了正常狀態。[33]」桑蒂利安則在幾乎相同的時間寫道：「我們起初曾對贏得戰爭堅信不疑，但在這幾個月里，我們同中央政府進行了長期的鬥爭，留下了許多沒有解決的困難；也仔細考慮了加泰羅尼亞在政治上的獨立帶來的好處與壞處，在此之後，戰爭的勝利，成了我們最關心的事。我們被一再告之，如果反法西斯民兵委員會——人民革命的組織——繼續獨攬大權，我們就不會獲得這麼多的支援。……如果我們不屈服，鬥爭的條件就會變得更差……，我們只能讓步。因此我們決定解散反法西斯民兵委員會。」他總結道：「這一切都是為了獲得軍事與財政援助，為了打贏我們的戰爭。[34]」

新一屆自治政府評議會的成立，實際上等於放棄了革命政權的組織。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併入了由迪亞斯·桑迪諾上校領導的陸軍部。經濟委員會和調查委員會被劃歸相關的政府部門，成為其下屬機構。為了給自己「參加資產階級式的機構」辯解，無政府主義者找了許多借口。他們強調指出，在他們的堅持下，新政府採用了「評議會」這個名字。他們認為，有全勞聯代表參加政府，就能保障革命的成果得到合法化。

九月二十七日的《工人團結報》寫道：「考慮到革命的利益與工人階級的未來，雙重政權狀態已不可能維持下去。必須以某種簡單的方式，把控制著絕大多數勞動人口的組織提升到管理與行政決策的層次。」幾乎不會為支持全勞聯的「改良主義」路線而感到內疚的《無產階級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通過安托萬·里夏爾（Antoine Richard）之筆做出了自己對這一事件的分析：「在鬥爭中誕生、為革命而創建的新組織滲入了舊的機關里，這是向奪取政權邁出了一大步。[35]」

統工黨在參加政府之前，曾堅持要求滿足下列條件：「政府必須聲明走社會主義道路」，「全勞聯要進行積極而直接的干預」。因此，它在參加新的聯合政府時宣稱：「我們處於一個過渡階段，在這一階段，環境的力量迫使我們同自治政府評議會和其它工人團體進行直接的合作。」雖然統工黨強調指出，自治政府的政綱很不完善，最重要的職位又都為共和派所佔據，但它依然認為：「無產階級政權」在加泰羅尼亞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它還提出了一個違背它當時的政策的新號召：「我們不會停止為建立工人、農民、士兵委員會而鬥爭，從這些委員會當中將會誕生出新的無產階級政權。」

這種樂觀主義很快就遭到了一系列事件的反駁。在全勞聯與統工黨支持下成立的自治政府評議會，實際上是對各種管理委員會的政權的死刑判決。十月一日，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並發表聲明，擁護新政府的政策。十月九日，自治政府評議會下令解散全加泰羅尼亞的「一切地方委員會，無論其名字或頭銜，並解散一切為粉碎叛亂運動而成立的組織」，這道命令得到了寧和全勞聯部長們的同意。自治政府評議會主席塔拉德利亞斯宣稱，原由各種委員會行使的「政府職能」將轉交給各市政評議會，而市政評議會的組成將與自治政府委員會相同。全體工人組織都贊成解散委員會，統工黨的法文報紙甚至宣稱：「這些革命委員會，無論它們是叫人民執行委員會還是叫公安委員會，都只能代表各種工人組織的一部分，或是沒有正確地代表各個工人組織……它們的革命主動性受到了壓制，我們對此深表遺憾，但我們必須承認，有必要立法建立……多種市政組織，統一代替原先的革命委員會，並接受新的自治政府評議會的管轄。[36]」

九月十七日，安德列烏·寧陪同孔帕尼斯主席，一同訪問了雷里達：他和孔帕尼斯勸說當地革命委員會的同志，要求他們服從新的政權組織，參加市政評議會，而在市政評議會裡他們將是少數派，此前一直躲在角落裡的共和派將是市政評議會的主導力量。

共和國政權恢復了對阿拉貢地區的控制

在這種情況下，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的領導人陷入了窘境。共產黨和社會黨對它大肆抨擊，統社黨指責它是非法組織，馬德里和巴塞羅那的共和國政權也不承認它，它無法保衛自己作為獨立革命政權的地位。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主席華金·阿斯卡索甚至還遭到了某些全勞聯領導人的猛烈攻擊：全國委員會書記馬里亞諾·巴斯克斯[37]指責他犯了革命幼稚病和狂想病。華金·阿斯卡索不得不讓步：十月底，全勞聯建議允許人民陣線的各黨派參加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十月三十一日，華金·阿斯卡索率領一個代表團會見了卡巴耶洛。根據全勞聯報刊的說法，代表團強調指出了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是在特殊情況下誕生的：在加泰羅尼亞民兵奪回的阿拉貢地區，公共權力已經消失，社會陷入了混亂狀態。代表團確認，人民陣線各工會和黨派已同意參加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的重組工作，此後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將根據各個工人組織的力量，吸收所有工人組織的代表參加。卡巴耶洛也承認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有權任命省長和省代表委員會的權力，並考慮到形勢的特殊性，將維護法律與秩序、經濟建設和組織軍事工作等方面的政府權力委託給了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雙方同意在未來舉行公決，決定阿拉貢政權的性質。華金·阿斯卡索在辭別總理時說：「我們此次來訪的目的是向政府首腦致敬，並向他保證我們會服從人民政府。我們準備接受人民政府通過的一切法律，作為交換，我們也會要求政府提供我們所需的一切幫助。[38]」隨後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評議會也給保衛阿拉貢地區委員會頒發了「品行端正」的證書：「與阿薩尼亞總統、孔帕尼斯主席和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會談，驅散了人們對（阿拉貢的）現有政府可能具有極端性質的一切懷疑。」

阻礙權力集中的最後一個重大障礙，就這樣被消除了：其它的地區組織都輕易地讓步了。巴斯克地區起初不願等到議會對其自治法案進行表決，就堅決要求成立自己的政府，但它現在同意接受自己在新的合法政府形式內的地位。十月一日，議會就巴斯克地區自治法案進行表決後[39]，十月七日，何塞·安東尼奧·德·阿吉雷當選為巴斯克主席，並在格爾尼卡之樹[40]下宣誓就職。曼努埃爾·德·伊魯霍參加了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這個政府的政綱與由巴斯克民族主義黨主導的巴斯克政府的政綱並無矛盾[41]。

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了政府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全勞聯的報紙繼續要求成立國防委員會，它會成立嗎？共和派和社會黨對此堅決反對。全勞聯會參加卡巴耶洛政府嗎？工總、社會黨和共產黨都在極力勸說它參加：跟它們一樣，全勞聯在事實上已經行使了一部分權力，卻沒有承擔自己相應的責任。但是，接連獲勝的叛軍已經兵臨馬德里，加速了事態的發展。十月二十日，人民陣線在瓦倫西亞舉行了一次會議，全勞聯碼頭工會的領導人多明戈·托雷斯[42]在會上提出，打贏戰爭是目前的頭等大事，無政府主義者應該參加一個指導鬥爭的組織，哪怕這個組織就叫政府，也要參加進去。十月二十二日，《工人團結報》指出，「拉爾戈·卡巴耶洛領導的政府還未得到」全勞聯的「無產階級力量的合作」，並批評了那些「拒絕共同合作、只會要求權利」的團體，這暗示了政府正在和全勞聯進行談判。按照卡巴耶洛的說法，無政府主義者要求得到六個部長職位，但卡巴耶洛只能給四個。雙方沒有談到政綱問題：十月三十日，拉爾戈·卡巴耶洛在接受《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採訪時說：「先打贏戰爭，再談革命。」十月二十三日，茹安·佩洛通過全勞聯—伊無聯廣播電台發表講話，表明無政府主義者的新立場與卡巴耶洛完全一致：「目前有一些朋友忘記了資本主義制度……是分為不同的國際陣營的，忘記了我們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界對我們的熱情、同情與幫助……他們還在大談建立一種完美的經濟與社會制度。」關於部長職位的討價還價失去了一切意義：十一月四日，拉爾戈·卡巴耶洛調整了內閣，吸收了四位全勞聯代表參加：加西亞·奧利維爾出任司法部長，菲德麗卡·蒙蔡尼出任衛生部長，胡安·洛佩斯出任貿易部長，茹安·佩洛出任工業部長。為參加政府進行理論辯護的任務落在了反對合作的桑蒂利安身上，他在九月十三日指出：

「全勞聯參加中央政府，是我國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全勞聯以前一直堅持反對國家的原則和信念，並且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但客觀形勢……已經改變了西班牙政府與國家的性質。……政府已經不再是壓迫工人階級的力量，國家也不再是維持社會中的階級界限的機關。全勞聯參加政府和國家的機關之後，就能進一步確保它們不再壓迫人民。[43]」於是，在奪取政權的鬥爭的嚴峻考驗面前，無政府主義的領袖講出了最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才會說的話。「三個火槍手」之一加西亞·奧利維爾曾是一個逃犯，現在成了司法部長，為了在同志們面前給自己辯白，他後來寫道：「國際資產階級拒絕向我們提供我們急需的軍火。……我們必須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掌權的不是革命委員會，而是合法政府，否則我們就什麼也得不到。當時的形勢就是這麼無情，我們不得不低頭，也就是要同政府合作。」桑蒂利安在一九三六年是最先為這個政策辯護的人，到了一九四〇年，他又是第一個在失敗之後猛烈批判這個政策的人：「我們當時以為，必須先贏得戰爭，革命才有可能勝利。我們犧牲了革命，卻沒有料到這就等於葬送了戰爭的目標。[44]」

蘇聯的援助是關鍵的政治因素

從八月底開始策劃建立工人政府，到十一月初建立了有無政府主義者參加的人民陣線政府，這個過程進展飛快。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社會黨左翼的領袖和全勞聯的領袖在談到國外援助時，只想到了來自西方國家的援助，而西方國家會不會提供援助，依然不能確定。在九月發生了一件大事，它正好與卡巴耶洛政府的成立發生在同一時間，並使羅森貝格在這次「危機」中發揮的作用更具可信度，這件大事就是蘇聯決定向西班牙共和國提供物質援助。

其實，早在九月初，蘇聯政府就已經安排好了提供援助的各項技術細節。第一批蘇聯軍官是隨羅森貝格一同抵達西班牙的。首批飛機在十月運抵西班牙。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組建的年輕的「人民軍」（Ejército Popular）和民兵得到了蘇聯提供的現代武器與彈藥，守住了馬德里。從此以後，蘇聯利用自己的援助，通過官方代表羅森貝格與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45]（蘇聯駐巴塞羅那總領事）提出的各種建議與要求，並通過自己的正式代言人，也就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他們是利用蘇聯援助獲得了巨大聲望與威信的西共或統社黨的領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政府與人民陣線各黨派的政策。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大旗下，一個新的時期開始了。

[1] 關於這個課題，除了經典著作之外，還有一些近期的著作可供參考。關於俄國的蘇維埃，可以參考奧斯卡·安維勒（Oskar Anweiler），《俄國的蘇維埃運動（1905—1921）》（Die R?tebewegung in Russland[1905-1921]），萊頓（Leiden），1958年；關於德國的蘇維埃，請參考瓦爾特·托爾明（Walter Tormin），《德國革命中的蘇維埃運動史（1918—1919）》（Die Geschichte der R?tebewegung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1918-19]），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1954年。——原注

[2] 《戰爭失敗的原因》，第70頁。——原注

[3] 安德列烏·寧聲稱：「俄國無產階級沒有民主傳統和有組織鬥爭的傳統。而我們有工會、政黨、報刊，還有工人階級民主的體制。蘇維埃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無產階級不需要自己的機關。1905年和1917年自發建立的蘇維埃完全是政治性的。而我國無產階級已經有了自己的工會、政黨和組織。所以我們中間不會產生蘇維埃。」——原注

[4] 安德烈·萊昂·布魯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於巴黎一個猶太商人家庭，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和巴黎大學。當過律師。十九世紀末參加社會黨。1914年7月饒勒斯被暗殺後，成為社會黨的主要領袖。一戰期間支持戰爭。1919年出任社會黨全國執行委員會主席。1920年反對參加共產國際。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兩次出任總理。二戰期間被維希法國政府關押，1945年5月獲釋。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臨時政府總理。——中譯者注

[5] 馬索·皮維爾（Marceau 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國教師、工會活動家、社會主義者、記者。他是全國教師工會（Syndicat 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動家，一戰期間堅持和平主義立場，戰後參加法國社會黨，成為黨內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 Révolutionnaire）領袖之一，1938年6月脫離社會黨，成立了工農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PSOP），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後流亡墨西哥，二戰結束後回國，重新參加了社會黨。——中譯者注

[6] 關於這個課題，請參閱馬索·皮維爾發表在7月24日的《人民報》（Le populaire）上的《西班牙發生革命了！那法國呢？》（Révolution en Espagne!Et en France?）和8月14日的《人民報》上的《法西斯主義，戰爭……還是革命》（Fascisme,guerre…ou révolution）。與之相反，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領導層卻在8月13日，通過塞維拉克（Séverac）之口否認西班牙發生了階級戰爭：「舊制度遺留下來的多種特權，使工人的世界沒有完全認識到自己的利益與任務。」法國共產黨對此表示完全同意。——原注

[7] 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於加來海峽省，12歲開始當礦工。1919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20年參與創建法國共產黨。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總書記。——中譯者注

[8] 《人民報》（Le populaire）是工人國際法國支部（法國社會黨在1969年以前的正式黨名）的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é）是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中譯者注

[9] 讓—里夏爾·布洛什是唯一一個如實地描寫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而沒有把它寫成一個地位模糊不定的聯絡機關的共產黨記者。8月6日的《人道報》著重強調了希拉爾的聲明：「共產黨是尊重法律與秩序的人。」8月16日，加布里埃爾·佩里（Gabriel Péri）對統社党參加政府（我們前面講過，此舉遭到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的反對）一事做了如下評論：「全勞聯領導層對此進行了無理指責。」 《人道報》的讀者怎麼也找不出共產黨哪裡有「理」了。——原注

[10] 托洛茨基寫道（《西班牙的教訓：最後警告》，第24—25頁）：「至今為止，每一場成功的革命都不是取決於國外支持者的軍火。能得到國外支持的通常是反革命。我們要不要回顧一下法國、英國、美國、日本和其它國家對蘇維埃進行武裝干涉的經歷呢？……革命的勝利首先取決於大膽的社會綱領，它讓群眾奪取武器並瓦解敵軍。」——原注

[11] 「弗朗哥的獨裁，意味著歐洲大戰將不可避免地加速爆發……西班牙工農若能勝利，必定會動搖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統治。」（托洛茨基，《列夫·托洛茨基案件》[The Case of Leon Trotsky]，第303頁。）全勞聯領導人的某些發言也符合這種觀點。杜魯蒂就曾經說過：「現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害怕我們，遠遠勝過害怕整個俄國紅軍。我們正在給德國和義大利工人階級樹立榜樣，讓他們學會如何對付法西斯主義。我並不指望世界上會有哪個國家的政府給自由革命提供幫助。也許帝國主義之間的利益衝突會對我們的鬥爭產生一些影響……但我們不指望得到幫助……」（轉引自莫洛，《西班牙的革命與反革命》，第189頁。）——原注

[12] 溫斯頓·丘吉爾，最明智、最警覺的英國政治家之一，在他的著作《一步接一步》（Step by Step）里明確地表達出了這種疑懼：「一個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復甦起來的西班牙，會堅決地站在義大利和德國一邊，這是一種災難。一個共產主義的西班牙會把毒爪悄悄地伸向葡萄牙和法國，這是另一種災難，不少人認為這種災難更糟糕。」「現在發生的一切，加強了兩股邪惡的極端勢力的力量，威脅到了英國和法國的議會民主與個人自由。」（第52—53頁。）請注意，他指出「蘇俄已經徹底遠離了共產主義，」這使蘇俄獲得了「更多的同西方接觸的機會」（第61頁），他認為，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比如「統工黨之類，就像一個集天下之污穢於一身的教派」（第72頁）。1937年4月，他描繪了一番「無政府主義勢力與托洛茨基主義勢力的成功」（第120頁）所造成的恐怖景象，並指出，弗朗哥的勝利並不違背法國和英國的利益，而且也會使西班牙擺脫柏林和羅馬的控制。

伊魯霍（利薩拉，《巴斯克與西班牙共和國》，第58—59頁）指出：保衛巴斯克地區委員會（我們曾在上文指出過它的保守性質），是在各國大使和外交官的「急切要求」下成立的，其中又以法國大使艾爾貝特（Herbette）為甚。——原注

[13] 曼努埃爾·阿薩尼亞說過：「政府既不能、也不會對……在政府治下開始的革命活動……承擔責任……政府既不願意看見這些事情發生，也對其進行了譴責，但政府既無法阻止其發生，在其發生後也無力對其加以鎮壓。」（《貝尼卡爾洛之夜》[La velada en Benicarló]，布宜諾斯艾利斯，羅薩達出版社[Losada]，1939年，第96頁。）卡薩雷斯·奇洛加穿著mono（即本書第五章中提到過的馬德里工人民兵的制服——中譯者注）和涼鞋，前往前線，許多記者都在前線看到了他這副樣子。科爾佐夫寫道，卡薩雷斯·奇洛加穿得像一個普通的民兵，「他在給自己贖罪」。（《西班牙日記》，第59頁。）——原注

[14] 科爾佐夫，《西班牙日記》，第74頁。科爾佐夫的記載是否準確，無從查證，但普里耶托後來的態度與科爾佐夫的記載相符。——原注

[15] 胡利奧·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在西班牙開始的戰爭》（La guerra empezó en Espa?a，墨西哥城，塞內卡出版社[Séneca]，1940年），第216頁。英文版為《最後一個樂觀主義者》（The Last Optimist，紐約，維京出版社[Viking Press]，1950年）。——原注

[16] 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裡，共產黨宣傳員在演說中都唱著這種溫和的調子，以致於社會黨曾在二月的選舉運動期間，提出了一個嘲諷性的口號：「要想從馬克思主義手中拯救西班牙，就投共產黨的票！」——原注

[17] 《工人日報》（Daily Worker）是英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的機關報。——中譯者注

[18] 總之，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間，只要牽涉到全勞聯和統工黨的活動家，共產黨就會採取守勢。由於全勞聯的抗議，他們退出了卡薩諾瓦斯政府。他們在宣傳中時時不忘提到蘇聯，然而蘇聯卻參加了不干涉委員會，這給他們造成了不小的困難。——原注

[19] 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a）由帕布洛·伊格雷西亞斯等人在1879年5月2日成立，它是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胚胎，後來成為社會黨的馬德里地區組織。——中譯者注

[20] 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三章。——原注

[21] 《工人世界》（El Mundo Obrero）是西班牙共產黨的機關報。——中譯者注

[22] 科爾佐夫，《西班牙日記》，第76—77頁。——原注

[23] 轉引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勞聯》，第1卷，第161頁。另請參閱奧古斯丁·蘇希，《西班牙之夜》（Nacht über Spanien，達姆施塔特[Darmstadt]，Verlag die Freie Gesellschaft，未標明日期），第95—96頁；博內特·波洛騰（Burnett Bolloten），《大偽裝》（The Grand Camouflage，紐約，普萊格出版社[Praeger]，1961年），第152頁及其後。——原注

[24] 另外，統工黨的影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全勞聯的態度。恩里克·羅德里格斯（Enrique Rodríguez），統工黨在馬德里的一位代表，曾於九月在《全勞聯》上為統工黨在政權問題的觀點辯護。這些觀點似乎與全勞聯馬德里組織的觀點相符。——原注

[25] 拉巴塞爾（Espagne,creuset politique，第98頁）記載了這種說法。克拉拉·坎波亞莫爾在《一個共和派眼中的西班牙革命》（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vue par une républicaine，巴黎，普隆出版社，1937年）第143—145頁詳細記載了這種說法。科爾佐夫（《西班牙日記》，第85—86頁）的記載與官方說法相同，但這並不符合卡巴耶洛和普里耶托先前的發言。按照科爾佐夫的記載，卡巴耶洛是主動向阿薩尼亞毛遂自薦的，普里耶托則對此表示反對。按照他的記載，拉爾戈·卡巴耶洛是在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大力勸說之下才接受妥協的，這倒是比較可能的。——原注

[26] 馬塞爾·伊斯萊列維奇·羅森貝格（Марсель Израилевич Розенберг，1896—1938），1917年放棄美國國籍，參加俄國革命，1918年參加俄共（布），此後在外交界擔任過多種職務。1936年8月至1937年2月出任蘇聯主西班牙大使，1937年2月被找回莫斯科，1937年12月26日被捕，1938年3月5日遇害。斯大林死後平反。——中譯者注

[27] 1936年8月24日，德國加入了不干涉協定。儘管如此，德國和義大利一直在支援叛軍。——中譯者注

[28] 科爾佐夫，《西班牙日記》，第86頁。——原注

[29] 安赫爾·加拉爾薩·加戈（ángel Galarza Gago，1891年11月4日——1966年7月26日），生於馬德里，曾在馬德里大學學習犯罪學，畢業後當過律師。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參加反對獨裁的革命運動，並在1929年參與成立激進共和社會黨。共和國成立後曾於1931年4月至5月出任總檢察長，5月至12月出任保安警察總監。1933年參加社會黨，成為卡巴耶洛的親密夥伴。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內務部長，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後去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1946年被社會黨開除。1966年在巴黎去世。2009年社會黨恢復了他的黨籍。——中譯者注

[30] 胡安·內格林·洛佩斯（Juan Negrín López，1892年2月3日——1956年11月12日），生於拉斯·帕爾馬斯（Las Palmas），曾在德國學醫，1921年擔任馬德里大學生理學教授。1929年參加社會黨，屬於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財政部長。任上利用邊防部隊奪回了被全勞聯控制的西班牙—法國邊境，並在1936年10月把西班牙銀行的黃金儲備交給蘇聯，換取蘇聯的軍事援助。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後，內格林於5月17日出任總理。1939年3月被卡薩多推翻後流亡國外。1939年至1945年繼續擔任共和國流亡政府總理。1956年在巴黎逝世。——中譯者注

[31] 阿納斯塔西奧·德·格拉西亞·比利亞魯維亞（Anastasio de Gracia Villarrubia，1890年9月18日——1981年3月14日），生於摩拉（Mora）一個貧困家庭，當過泥瓦匠，1903年參加家鄉的工會，1911年遷居馬德里，1913年參加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此後曾擔任馬德里建築工會主席、工總旗下的馬德里省聯合會建築工人分會總書記。1928年7月至9月當選為社會黨執委會委員，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當選為工總執委會委員。1932年至1934年擔任工總全國委員會委員。1934年當選為工總主席，1936年1月辭去工總主席之職。內戰爆發後，於1936年9月4日至11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工業與貿易部長，11月4日至1937年5月17日任勞動與福利部長。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後，在內格林政府內擔任總軍需委員。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墨西哥。——中譯者注

[32] 安赫爾·奧索里奧·加利亞爾多（ángel Ossorio y Gallardo，1873年6月20日——1946年5月19日），生於馬德里。畢業於馬德里大學，當過律師。1907年出任巴塞羅那省長。1919年曾任開發大臣。在1936年至1939年間曾任駐法國、比利時和阿根廷大使。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33] 《劉易斯·孔帕尼斯的生平與犧牲》（Vida y sacrificio de Lluys Companys），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出版社（Losada），1943年，第172頁。——原注

[34] 桑蒂利安，《戰爭失敗的原因》，第115—116頁。——原注

[35] 《無產階級革命》，1936年10月10日。——原注

[36] 《西班牙革命》（La Révolution espagnole），1936年10月14日。值得注意的是，寧的做法並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而應由統工黨領導層的路線負責。——原注

[37] 馬里亞諾·羅德里格斯·巴斯克斯（Mariano Rodríguez Vázquez，1909—1939），自幼失去父母，在孤兒院長大。少年時曾因犯罪入獄，獄中接觸到了無政府主義者，在其影響下脫離犯罪活動。當過建築工人，1931年參加全勞聯。1934年至1936年擔任全勞聯旗下的建築工會書記。1936年11月至1939年6月擔任全勞聯總書記，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1939年6月18日神秘死亡。——中譯者注

[38] 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勞聯》，第1卷，第229頁。——原注

[39] 1936年10月1日，忠於共和國的議員在瓦倫西亞召開會議，一致通過了巴斯克地區自治法案。——中譯者注

[40] 格爾尼卡之樹（Gernikako Arbola）是象徵巴斯克民族的自由傳統的橡樹。——中譯者注

[41] 在第一屆巴斯克政府中，除了巴斯克民族主義黨之外，還有幾個共和派和社會黨人，以及一位共產黨人胡安·阿斯蒂加拉維亞（Juan Astigarrabía），當時共產黨並沒有對他參加政府提出批評，但是，何塞·迪亞斯後來批評他（1937 年11月16日）成了「由巴斯克民族主義者和大工業家、大資本家和銀行的代表領導的政府的俘虜」。巴斯克政府的政綱包括信仰自由、尊重法律、秩序與財產。這個政綱在社會方面許諾「工人將通過共同管理企業，獲取資本。」——原注

[42] 多明戈·托雷斯·麥索（Domingo Torres Maeso，1895年1月15日或1896年6月25日——1980年6月25日），1913年參加瓦倫西亞碼頭工會。三十年代初曾支持「三十人集團」，脫離了全勞聯。1934年因參加阿斯圖里亞斯礦工起義而被迫流亡國外。1936年回到全勞聯後，擔任碼頭工會書記和西班牙港口工會聯合會書記。1936年10月建議全勞聯參加共和國政府。此後曾擔任瓦倫西亞市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70年回國。1980年在瓦倫西亞逝世。——中譯者注

[43] 根據佩拉茨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勞聯》，這句話出自1936年11月4日的《工人團結報》。——中譯者注

[44] 桑蒂利安，《戰爭失敗的原因》，第116頁。值得一提的是，儘管馬德里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和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拒絕奪取政權，但是他們從矛盾的觀點出發，卻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托洛茨基認為：「拒絕奪取政權，就等於拱手將政權交給以前的掌權者，也就是剝削者。每一場革命的本質，歷來都是讓新的階級掌握政權，使其能夠實現自己的綱領。……」「拒絕奪取政權，使所有工人組織陷入了改良主義的泥潭，淪為了資產階級的玩物。」（《西班牙的教訓》，第20—21頁。）而阿薩尼亞則寫道：「無產階級起義……是對軍事叛亂的反應……它的目標不是政府。……一場革命必須奪取指揮權，建立自己的政府，按照自己的觀點來管理國家。但他們沒有這麼做。……本來應該用新的秩序，革命的秩序，來取代舊的秩序。然而這並沒有發生。一切依然虛弱無力、混亂不堪。……」（《貝尼卡爾洛之夜》，第96頁。）——原注

[45]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大洛維奇·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原屬孟什維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間曾領導波蘭和克里米亞的起義。革命失敗被被捕，被判處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獄後流亡法國。一戰爆發後參加布爾什維克。1917年5月回國，在十月革命期間參加了起義的準備工作，並率領赤衛隊攻佔了冬宮。內戰期間在南俄和烏克蘭等地指揮紅軍作戰。內戰結束後曾接近托洛茨基，並曾擔任過蘇聯駐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蘭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總檢察長，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蘇聯駐巴塞羅那總領事。1937年9月任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司法人民委員。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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