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埃落定：老舍的最後七年

進入六十年代，作家老舍的處境愈發尷尬與艱難。五十年代的他曾意氣風發，希冀為社會主義貢獻出自己的力量，為此他做了許多的努力和犧牲。他重新學習了之前他認為「路太窄」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他創作了一大批自己本不太擅長的話劇作品來配合宣傳需要，他積極又熱情地參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勞動人民的一員，和人民是「一頭兒的」，毋須「割尾巴」便能融入群眾，可現實卻給他澆了一盆冷水。迎合運動創作的作品缺乏生命力，常常讓作家本人感到無奈和不滿，而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岌岌可危。北京市要「拔」兩個「白旗」，其一便是老舍，1960年作家本人更是險些被推上批鬥台。創作上的困境和政治上的打擊，讓老舍在矛盾衝突中煎熬的同時，也開始更深層次的對於自身與社會的思索。

早在1957年，作家老舍就在《人民中國》上撰文稱應該給予作家更大的自由和更寬鬆的創作環境，然而鳴放運動轉瞬即逝，反右運動開始，政治風向陡然趨緊，作家並未得到他想要的創作環境。六十年代初，他炮火猛烈地抨擊傳聲筒式文學和長篇小說熱潮，甚至直言批評政治上十分正確的《林海雪原》，稱其「起碼可以刪減幾萬字」。（摘編自李偉《榮耀與屈辱：老舍的最後十七年》）

與此同時，作家老舍也開始審視自己的文字，盲目熱情的政治火焰稍有褪色，他想要寫些自己的東西。在五十年代創作了大批不忍卒讀的作品後，作家終於醒悟：逢迎政治，為寫而寫，不會創作出真正優秀的作品來。他寫不好黨委書記與青年工人，因為他沒有相應的生活，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沒有生活，文字就變成了浮萍。他所熟悉的是老北京的衚衕兒與街巷，旗人與貧民，這是他的生活，他「自己的那口井」(老舍語)，所以《茶館》才能獲得巨大的成功，因為《茶館》描寫的正是他熟悉的生活。

老舍開始有意地迴避那些政治題材，他開始創作更多的兒童與歷史題材作品，1960年八月他發表了兒童劇《青蛙騎手》，61年三月發表兒童劇《寶船》，七月發表了由傳統京劇劇目《荷珠配》改編的《趙旺與荷珠》。1961年到1962年政治形勢稍有好轉，周恩來與陳毅的多次講話和報告為文藝創作鬆綁，文藝界迎來難得的小陽春。在這樣的環境里，老舍終於決定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

這個心愿便是長篇小說《正紅旗下》。

《正紅旗下》是一部家傳體小說，脫胎於三十年代未完的《小人物自述》，老舍一直想完成這部作品，以了卻自己多年未竟的心愿。1949年回國時，在與友人的通信中，他便提到要完成這樣一部作品，1957年向文聯提交創作計劃時，他又將這部作品列入其中。可惜世事無常，這樣那樣的困境與問題使作者遲遲無法動筆，當1961年他最終決定時，距離他最開始創作家傳體小說已過去二十七年。二十七年的時間卻沒有磨滅他的願望，那些屬於自己的生活細節在他心裡沉澱發酵，歷久彌新，就像久藏匣中的珠玉，一朝得見天日，便會大放光明。

《正紅旗下》是老舍真正想要完成的作品，在這部殘篇中，老舍拋開了一切對於政策路線的配合，寫出了真實的自己，也難得地流露了真情，對父親母親，對旗人沒落，對晚清亂世，對國族命運，他都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老舍先生敬愛自己的母親，在早年寫作的簡短自傳里，他曾稱自己「無父無君，特別孝愛老母」。在《正紅旗下》中，他用大段飽含深情的文字來描述自己的母親：

「我不知道母親年輕時是什麼樣子。我是她四十歲後生的「老」兒子。但是，從我一記事兒起，直到她去世，我總以為她在二三十歲的時節，必定和我大姐同樣俊秀。是，她到了五十歲左右還是那麼乾淨體面，倒彷彿她一點苦也沒受過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為舉止大方，並顯不出矮小。她的臉雖黃黃的，但不論是發著點光，還是暗淡一些，總是非常恬靜。有這個臉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亂看的眼珠兒，誰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氣，不會有一點壞心眼兒。乍一看，她彷彿沒有什麼力氣，及至看到她一氣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難斷定：儘管她時常發愁，可決不肯推卸責任。」

生活是相通的，在《月牙兒》中，「我」的母親以洗臭襪子維持生計，與《正紅旗下》里的母親如出一轍。這是作家心底的最深刻的記憶，難以磨滅，也足見作家對《正紅旗下》的態度。

老舍先生對於旗人的命運感到惋惜和悲憤，在《正紅旗下》中，他寫道：

「二百多年積下的歷史塵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麼沉浮在有講究的一汪死水裡。」

而對於那個混亂又殘酷的晚清末世，他發出了自己最強烈的控訴：

「……是呀，聽聽吧，在我乾嚎的時候，天南地北有多少孩子，因為餓，因為冷，因為病，因為被賣出去，一齊在悲啼啊！

黃河不斷泛濫，象從天而降，海嘯山崩滾向下游，洗劫了田園，衝倒了房舍，捲走了牛羊，把千千萬萬老幼男女飛快地送到大海中去。在沒有水患的地方，又連年乾旱，農民們成片地倒下去，多少嬰兒餓死在胎中。是呀，我的悲啼似乎正和黃河的狂吼，災民的哀號，互相呼應。

同時，在北京，在天津，在各大都市，作威作福的叱喝聲，脅肩諂笑的獻媚聲，鬻官賣爵的叫賣聲，一擲千金的狂賭聲，熊掌駝峰的烹調聲，淫詞浪語的取樂聲，與監牢中的鎖鐐聲，公堂上的鞭板夾棍聲，都匯合到一處，「天堂」與地獄似乎只隔著一堵牆，狂歡與慘死相距咫尺，想像不到的荒淫和想像不到的苦痛同時並存。這時候，侵略者的炮聲還隱隱在耳，瓜分中國的聲浪蕩漾在空中。這時候，切齒痛恨暴政與國賊的詛咒，與仇視侵略者的呼聲，在農村，在鄉鎮，象狂潮激蕩，那最純潔善良的農民已忍無可忍，想用拳，用石頭，用叉靶掃帚，殺出一條活路！」

（以上斜體字均引自老舍《正紅旗下》）

這個亂世與《駱駝祥子》、與《鼓書藝人》、與《月牙兒》、與《四世同堂》中的凄惶亂世並無不同，在《正紅旗下》里，老舍徹底拋開了「三結合」的創作方式，放下了新政權支持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寫出了自己歸國後小說創作的最佳水平。從現存的寥寥殘稿中，我們似乎能夠看到一部不朽名著的冉冉升起。

然而，世事無常，不測風雲轉瞬即至。

在1962年九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由康生提議，毛澤東痛批歷史小說《劉志丹》，表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將之上升到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並表示要加強階級鬥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政治形勢的惡化沉重打擊了文學藝術創作，歷史類傳記類小說的寫作更是成了高危雷區。

更重要的是，此時的老舍陷入了更深層次的寫作困境。他如此直觀地發現，他所理解的複雜深刻的人性與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階級鬥爭觀點截然不同，無法共存。他那位為國盡忠、戰死沙場的父親在階級鬥爭的邏輯里是無心作戰的逃兵；而那位資助他上學使他改變命運的善人劉壽綿在新政權的意識形態中是個剝削反動的惡人。哪一個是真的？或者說，哪一個是正確的？矛盾尖銳得容不下他將頭埋在沙子里，無法迴避。歷史與現實的衝突愈發激烈，無人解釋，沒有答案。想不清，想不通，便只好擱筆作罷，在這年年底，老舍停止了《正紅旗下》的寫作。

一年時間，八萬餘字，一百六十四頁手稿，《正紅旗下》就此夭折。後來在《老舍全集》里，編輯在編者按中稱其為「一個鴻篇巨著的開頭」，無限惋惜，無限遺憾。

1963年初《茶館》復演，條件是加政治「紅線」，由焦菊隱牽頭，復演的《茶館》中加入了大量生硬的符合階級鬥爭路線要求的文字，對此老舍心有不快。觀看綵排時，他興緻不高，沒有同演員交談，並對人藝黨委書記周瑞祥表示「我對這個情況不熟悉，你們看著辦吧。」（摘編自陳徒手《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

老舍先生珍惜自己的文字，他十分厭惡別人擅自修改他的作品。據舒乙回憶，「……一些編輯改了他文章中的標點符號，他反感，說千萬不要改，你改了，我要罵人。有的老編輯就說，老舍先生怎麼這麼狂。」（引自陳徒手《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在1962年廣州文藝座談會上，他更是直言「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如改一字，男盜女娼」，令在場的許多人瞠目結舌，他內心的自尊與驕傲可見一斑。然而在歸國的這些年裡，他已經做了太多的妥協：他停止了《四世同堂》的連載；他大幅刪改《駱駝祥子》；為配合政治運動，他對《春華秋實》十二易其稿……到了六十年代，極左的浪潮洶湧襲來，無人可擋。面對焦菊隱等人對自己得意作品《茶館》的修改，他默許了。

然而，加了紅線的《茶館》依然沒有逃脫停演的厄運。1963年初，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正式開展，政治形勢更加緊張，同年一月四日，上海市委書記提出「大寫十三年」口號，文藝創作的題材被限定在建國以來這十三年中，三月，張春橋開始鼓吹「題材決定論」，為「大寫十三年」背書，越來越左的政治環境已經容不下一部《茶館》了。在上演五十三場之後，《茶館》再次停演，取而代之的是《年輕的一代》、《霓虹燈下的哨兵》等一大批「十三年」話劇。

外部環境愈加嚴厲，作家的身上背著千斤重擔。《茶館》再次停演，人藝、青藝不再找他寫新戲，江青重申老舍是「資產階級作家」。面對疏離、邊緣化與冷暴力，老舍只能在夾縫中艱難生存。「大概那時的文藝界沒理可講」，老舍沉默、沉默、再沉默。

進入1964年，政治環境繼續惡化，滑入深淵已無可避免。在1964年的春節談話中，毛澤東稱「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反右擴大化的風暴蔓延開來，文藝界受到衝擊。茅盾受到批判，被迫停止寫作，十餘年的沉寂里，「民主人士沈雁冰」取代了「作家茅盾」；曾經的運動積極者邵荃麟等人遭遇劫難，被劃右派……1964年的老舍更加孤獨。

作協、文聯不再聽他的話，人藝春節聯歡會不再邀請他，許多人對他避之不及，許多人對他冷言冷語。1964年文藝界整風，北京文聯準備將他推出去，最終僥倖逃過一劫，但邊緣化和冷漠對待卻無可避免。1965年一次文聯下鄉活動，他申請參加，遭到拒絕，回家後，他帶著微笑對家人說：「他們不曉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會寫單弦、快板，當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字字泣血。

歸國十六年，風風雨雨，強顏歡笑，歷歷在目。曲罷弦盡，滿眼凄涼。

老舍大概認識到，自己還是個資產階級，多年來的努力並未改變什麼。雖然自己放下尊嚴，趨時逢迎，緊跟配合，但依然失敗了。

他變得消沉起來，「他開始出遊、下鄉，客人少，說話少，產量下降。」（舒乙語，摘編自陳徒手《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1964年他只發表了十篇短文，不及上年的一半，1965年九篇，1966年更是只有一篇，此時他的作品更多只是贈答友人的舊體詩。然而即便政治現實如此令人失望，他依然難以遏制自己的創作熱情。1965年他去密雲檀營旗人村體驗生活，準備寫一部反映解放後旗人生活的話劇《旗人村》。在那裡，他還興緻勃勃地指點青年編劇藍蔭海「要注意新鮮的語言」，用「農民的話」。（摘編自陳徒手《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

可是《旗人村》後來也不了了之了。

1965年老舍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赴日訪問，在日本引起轟動。他去東京拜訪老朋友日本作家水上勉，水上勉表示希望拜訪黃梅東山五祖寺，老舍說：「如果你去中國，我陪你去黃梅。」可惜老舍並沒有等到那一天。歸國後，老舍寫了一篇很長的訪日遊記，卻無處發表，石沉大海，最後連手稿都遺失了。

「悲劇就在這裡，到了最後，上面仍然認為他是資產階級分子，別人還是不相信他，只能自己死掉。」（舒乙語，摘編自陳徒手《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

時間的指針撥向1966年，作家老捨生命中的最後一年，這年一月，老舍在家中接受了日本放送協會（NHK）記者的採訪。他操一口老北京舊官話，聲音沙啞，精神還算不錯。在採訪中，他自嘲《茶館》中的生活是遊手好閒的生活。他表示以後身體好一些，會到工人、農民中間長期住一段時間，以了解新社會的生活，寫一些心底的東西來。他還說解放後要寫的笑聲，是人民心底發出的笑聲，不是解放前那種啼笑皆非的笑聲，不是苦笑。

四月，老舍公開發表了最後一篇作品，快板書《陳各莊上養豬多》：

「……今年好，想來年，

徹底革命，不只看眼前。

……看得遠，站得高，

時刻不忘比學趕幫超。

年年生產更上一層樓。

求進步，爭上游，

越進步，越學習，

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大紅旗！……」

在這裡我們已經看不到昔日文豪的任何風采了，只剩下在社論、新聞與演講稿中隨處可見的政治語言。

同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發《五·一六通知》，文革開始了，紅色中國終於墮入了建政以來最黑暗的深淵，進入八月，局勢徹底失控。八月五日下午，女師大附中校長卞仲耘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十一天後，殺人者之一竟然在天安門上接受了最高領袖的接見。八月八日，中共中央下發「十六條」，鼓勵群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清華大學門前的「清華園」被砸毀；故宮博物院的匾額被拆下砸毀，取而代之的是白底紅字的「血淚宮」；郵政公司遭衝擊，數十萬珍惜郵票被付之一炬。暴風雨終於來了。

老舍對這一次動亂的嚴峻程度已有所體會，七月時，他咳血住院，竟無一人前來探訪。去世前幾天，他對林斤瀾說，後悔年輕時干文學了。

八月二十三日，紅衛兵聯合文聯造反派組織批鬥會，老舍經歷了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他與蕭軍、林斤瀾等三十多位文藝界人士在文聯大院慘遭毒打，老舍被打得皮開肉綻，頭上纏著水袖，鮮血浸透而出，眼鏡掉在地上，胸前掛著寫著「反動權威」的大牌子，周圍是燃燒的戲裝與傢具，火光中映著打人者們扭曲的臉。直到當天凌晨，遍體鱗傷的老舍才回到家中。老舍被打讓家人震驚憤慨，他的兒子舒乙一大早便穿上老舍的血衣去國務院接待站「告御狀」。留在家中的老舍支開妻子胡絮青，徒步來到城市西北角的太平湖，他腿腳不好，花了一上午才抵達那裡。老舍在湖畔的長椅上坐了一整個下午，直到傍晚時分，天光暗淡，暮色四合，他起身緩緩走入湖水中。

那時恐怖的紅八月尚未過去，北京有上千人被打死，這座曾經「東風和暢，百花競開」的古老城市在一片血色中啜泣悲啼。

老舍先生是熱愛生活的，他在他名為「丹柿小院」的家中種滿了花草，他很喜歡老北京的小玩意兒，家中有一個多寶閣，專門放置這些東西。

老舍先生是熱愛生命的，他喜歡螃蟹燒臘與小白梨，這些風物出現在了《正紅旗下》中。他喜歡請客，在北京夏季晴朗的夜晚，丹柿小院里常常傳出他爽朗的笑聲。

老舍先生是謙和有禮的，無論是稱呼批判對象還是稱呼青年演員，他都會用「您」這個敬語。他受旗人傳統影響很深，不在背後說人壞話，沒人在和他說話時會感到緊張。

老舍先生是多才多藝的，除了小說與話劇，他還會寫舊體詩、散文、歌劇、舞劇、快板書、單弦、大鼓等。他練過相聲，嗓音動聽，人藝演員都愛聽他念劇本。

老舍先生是反對破壞性的學生運動的，早年他做過小學校長，當過政府的勸學員，親眼目睹過「五四運動」中學生吊打老師，焚燒書本。只是他從沒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

老舍先生並不孤獨，在他身後，還有一串長長的名單：趙樹理、吳晗、傅雷、顧聖嬰、熊十力、邵荃麟、趙樹理……

舒乙拿到了文聯開具的正式文件，白紙黑字寫著「舒舍予自絕於人民」。從此「老舍」這個名字被刻意淡忘了，只用開批鬥會時才會提及。1970年《貓城記》在蘇聯出版，並很快成為暢銷書，當時中蘇交惡，老舍的名字被掘出來「鞭屍」，這時他的名銜是「反動文人」。

江青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許多像老舍這樣的作家和藝術家的作品成為「毒草」，禁止傳播，禁止閱讀，禁止上演。「八億人民八台戲」、「樣板戲，老三戰，西哈努克到處轉」成為那個動亂的年代八億中國人文化荒漠的真實寫照。

「革命」才剛剛開始。

文革結束了，中央落實政策，老捨得以平反，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三百多名作家到場參加。老舍沒能留下骨灰來，他的骨灰盒中安放的是他用過的眼鏡、鋼筆，他血衣的一角殘片，以及他最喜愛的菊花。他的墓碑上刻著：文藝界盡忠的小卒，睡在這裡。

他曾說，「我想寫一出最悲的悲劇，裡面充滿無恥的笑聲。」我想老舍先生如果在天有靈，大概會把這句話刻上墓碑。他曾自述自己「剛強」、「好罵世」，這也許會是他對那十年動亂最強有力的控訴。

正義終於到來，只是有些遲了。

老舍的作品《我的母親》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駱駝祥子》成了中小學必讀書目；他的名字與茅盾一樣為文學獎冠名；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他出了全集；丹柿小院成了北京城著名的旅遊景點，遊人如織，絡繹不絕，花開花落，年復一年，有專人負責管理這個曾經溫馨的家。老舍的書桌前掛著「人民藝術家」的獎狀，桌上的日曆定格在1966年八月二十四日。

現在，還有人傳說他曾有機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文革後的老作家們都不同程度地變了：沈從文變得「木然」、「無所思無所欲」；茅盾再沒寫出過優秀的長篇小說；丁玲滿口陳舊的階級鬥爭語言。只有巴金還抱著病軀筆耕不輟，他在《隨想錄》中收錄了《懷念老舍》，裡面寫道：

「……我出了劇場腦子裡還印著常四爺的一句話：『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完全沒有想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追逐我。我聽見了老舍同志的聲音，是他在發問。這是他的遺言。我怎樣回答？……」

巴金的回答是：

「我會緊緊捏住他的手，對他說：『我們都愛你，沒有人會忘記你，你要在中國人民中間永遠地活下去！』」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沒有回答。

為什麼老舍會選擇自盡呢？

歷史作家陳徒手說：「1949年以後他沒吃過什麼苦，突然間這樣他受不了。」

其實我想老舍之死是作家歸國多年來思想矛盾鬱結無解的爆發，那些困擾他的問題，到死也沒有解答，也無人解答，最終不需要再解答了。

老作家林斤瀾曾說：「（老舍）如果當時能扛過『恐怖紅八月』，再多扛幾天，可能就不會找尋死路。」（摘編自陳徒手《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斯人已逝。

這樣的事不要再有了。

2015年2月19日

參考資料：陳徒手《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李偉《榮耀與屈辱：老舍的最後十七年》、錢理群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名著》，部分資料來自於互聯網。題圖來自《三聯生活周刊》官網，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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