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天主教的拉丁美洲沒有經過宗教改革也比伊斯蘭教的中東地區和諧？
02-07
網上有些人說伊斯蘭教是邪教的時候，總會有另一些人說基督教在沒改革之前一樣也很邪惡，那為什麼信奉天主教的拉丁美洲雖然沒有像歐洲那樣經歷過宗教改革，也有不少國家並不富裕而且貧富差距很大，卻也還是比信奉伊斯蘭教的中東地區要和諧呢？
（拉美國家雖然有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弊病，但去巴西、墨西哥、秘魯旅遊似乎還是要比去伊拉克、敘利亞、葉門旅遊安全）
因為對宗教改革的評價是有很大問題的，宗教改革前、文藝復興時代的天主教，有點類似中國明清的佛教，地位早已早已不如英諾森三世時期，對宗教的追求也接近於零，就想著怎麼奢華享受甚至傳宗接代。這一時期天主教的怪狀可以參考十日談，倒也成為了文藝復興藝術的推手，地位應當在美第奇家族之上。而宗教改革，類似於伊斯蘭教的瓦哈比運動，激發了天主教的警惕性，雙方都在宗教理念上不死不休。今天我們學到的大部分天主教罪行，恰恰是在宗教改革之後犯下的，諸如宗教裁判所、火刑、獵殺女巫、對異教徒的大規模屠殺（此前最虔信的西班牙對猶太人不過是趕走罷了）均是如此，而且這些罪行是雙方面的，新教徒手上的鮮血不必天主教少。具體可參考修木讀史的系列文章雜談:宗教改革之一 後果比革命還嚴重的改革
一、後果比革命還嚴重的改革
在貼猶太人系列的過程中，讀者常常問到的一個問題，是關於天主教與新教（國內有人又稱為「基督教」）的差別。最近看到天涯上李杜韓的文章（淺說基督教新教教派分裂的歷史成因（修定稿））， 對此有一個介紹，基本是神學的角度。這裡想從更為歷史的角度，也做一個粗略的介紹。（註：「新教」在英文里稱為「Protestant」，直譯為「抗議
西方的基督教會，在十六世紀（1500年代）發生過一次大分裂，在歷史上稱為「宗教改革」。英文稱之為「Reformation」（注意其中大寫的 「R」，使之成為專指這一件事的名詞），翻譯為中文卻變成「宗教改革」，其實是沒有道出這一名詞中所意味的激烈程度。不論是從對政治與宗教秩序衝擊之嚴
者」。在中文裡，「抗議者」有幾分不服管教的意思，新教的「新」又顯得不夠響亮，因而不少新教教派將自己稱為「基督教」。對閱讀西方歷史的人來說，這樣的 稱呼可以引起很大的混淆，因為歷史上「基督教」是所有相信基督的教派的泛稱，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及新教的各個教派都應該算作基督教的一支。）
重，流血之慘烈，時間持續之長久，還是影響之深遠上來說，這一事件都可以算得上是一場「革命」，而不僅僅是一次「改革」。 在此之 前，西方的基督教是統一在羅馬教皇領導之下的天主教會。追根溯源，羅馬教會是耶穌的大徒弟彼得所創辦的，身為羅馬大主教的教皇可以算得上是彼得的繼承人。
蠻族入侵之後的西方，王公、貴族多半是連字都不識的蠻族武士。他們奪得政治權力之後，需要教會的幫助，來建立他們的統治。教會為他們在政治組織上提供讀書
識字的官員，在合法性上提供神學的依據，也在一般百姓之中宣揚教化，提供精神上的依託。因而，雖然羅馬教皇沒有掌握多少武力，卻有一個遍及整個歐洲、至上
而下的嚴密組織，從羅馬的教皇，到各地大主教、主教、神父，及修道院的修士、修女，掌握著許多田產，可以自行徵收教區稅，還享有「治外法權」（神職人員犯 法，不接受當地法律的審判，而只能在天主教會開的法庭上受審，有些類似於我們的「刑不上大夫」。） 羅素曾說過，中世紀教會的地位 很有幾分矛盾。基督教教義的重點本不在現世，而是在死後的那個世界（天堂或是地獄）。但是教會卻享有許多政治與經濟上的特權，因而神職人員在現世之中擁有
許多利益與享受，有著許多世俗的追求與牽掛。到十六世紀，歐洲已經從連續不斷的蠻族入侵之中緩過氣來，開始有一些財富的積累。這其中最為富有的，正是羅馬
教皇所處的義大利，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靠近當時在經濟上遠比歐洲發達的西亞、中東（穆斯林）地區，掌控著相關的貿易。飽暖思淫樂，教會人士與當地的貴
族一樣，都享樂了起來，也因此帶來了文藝復興。那些被現代人當著經典的名畫、雕塑、建築，在當時是主教們與貴族們拿來擺闊氣、顯地位的奢侈品。再加上羅馬
教皇也捲入了歐洲諸候之間的政治角力，有時要資助十字軍，有時自己要養兵打仗，以至天主教會在財政上總是入不敷出，要設法在各地弄錢。 教會最為人所詬病的弄錢方式，是販賣贖罪證（indulgence）。按天主教的教義，那些死後有資格進天堂的人，並不能一步登天，而是首先要在煉獄地
呆一陣子。在那裡先要為有生之年難免做下的錯事受罰，把靈魂凈化之後才能進天堂。羅馬天主教會，做為人間與上帝的中介，有一些特殊的門道：如果死者的親人
願意出錢，購買由教會所印發的贖罪證，那麼死者的靈魂就可以在煉獄之中少呆一些時日。教皇每過一陣子，就要派人去各地用這種方法弄一些額外收入。據說有位
名為Tetzel的修士，在德國賣贖罪證的時候還編了句順口溜，「錢櫃中金幣響叮噹，煉獄裡靈魂升天堂。」後來有人甚至聲稱聽到Tetzel誇口說，「你
就是奪去了聖母的貞節，也可以買贖罪證擺平。」（Tetzel矢口否認自己說過這樣的話，但是這個故事卻曾廣為流傳。） 宗教改革 的發起者馬丁路德，是當時德國中部一所不知名大學的教授。那時候的大學基本上是一個宗教機構，教的主要是神學，內中的教授多半是修道院的修士，都是虔誠的
教徒。路德去過羅馬，知道那裡神職人員的腐敗墮落，但是他最先並沒有造反的意圖。他走上這條路，開始只是因為個人心理與性格的原因。路德雖然在各方面都算
得上是一個品行端正的模範修士，做過許多善事，卻在內心總是有一種罪惡感，對自己缺乏信心，不敢肯定上帝會如何評判他，不敢肯定自己能不能進天堂。按照現
代的標準，他應該算是一位沒有足夠自信的完美主義者。終於有一天，他為這個幾乎讓他發瘋的苦腦問題想出了一個答案，叫著「因信稱義」：只有完全相信耶穌的 人，才可以進天堂。進天堂與你做善事，做懺悔，做祈禱，都沒有關係。（當然，完全信耶穌的人，日常生活之中肯定得是像路德那樣的模範，都會去做這些事。）
而且作為凡人，誰也不可能知道上帝到底會怎麼評判，也用不著去想這件事。信徒們只有全心全意地信上帝，相信上帝會做出正確英明的判斷，無條件地接受上帝作
出的判決。 簡而言之，在進天堂這件事上，路德是想通了：這事就交給上帝，自己不再去操心了。但是這樣一來，像Tetzel那樣被 教皇派去德國販賣贖罪證的人，在路德看起來就特別地鬧心。做善事的人都不一定進得了天堂，這些做了壞事的人，拿錢贖罪，就可以進天堂？這已經不是騙錢的問
題，簡直是在褻瀆神靈！從神學上來說，路德的「因信稱義」算不得一個大發明，「稱義」或「釋罪」（Justification）是一個在《聖經》里提到過 的問題，早期的教會長老也討論過。內中當然有過不同的見解，但是到十六世紀也就只有學究之間在辯論，一般人通常是不會注意的。只是當它與反對賣贖罪證扯在
一起的時候，所涉及的就不單包括教會的財源，還挑戰了羅馬教皇的道德權威。正好王公貴族、平民百姓、甚至教會人士之中，對教皇、教會的腐敗墮落不滿者大有
人在。因此，這一神學上的爭論，進一步引爆了對天主教會的不滿情緒，最終導致教會的大分裂。二、教義爭端的沉重
中世紀的歐洲，政治與宗教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王公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他們的權力是上帝給的，宗教是王公政治權力的思想基礎。教義上的爭論，一旦與
政治問題掛在一起，那自然是「大是大非」的問題，絲毫不可以含糊的。因為它所涉及的不只是修士們之間不同的看法，它本來就關係到死後是進天堂還是下地獄這
種信徒概念中靈魂深處至關重要的問題。把政治參進來以後，它還關係到統治的合法性、權威、稅收等等一系列問題。這樣的經歷，我們 在近代也是有的。「姓社還是姓資」，「馬克思主義對修正主義」和「真理標準」之間的爭論，還有革命運動過程之中的種種路線鬥爭，都是思想與政治扯在一起的
當然，也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從讀書人地位的變遷來看待這個問題。中世紀的歐洲，也是一個生活水準低下，剩餘不多的農業社
爭議，其中並沒有多少自由討論的空間。爭到激烈之時，不單單是義正辭言，甚至是要帶帽子、抓人、動刀動槍的。因為對參與者來說，它本來就牽扯到組織、路線
和人事這些利益攸關的問題，所以爭論的分量很重，動不動就是「革命事業的成敗」，甚至「民族的存亡」，「國家的根本利益」，是絲毫不能馬虎的「大是大 非」。
會。廣大農民辛苦耕耘，養活了為數不多的政治權貴與讀書人。那時的讀書人幾乎都與教會有關，如果不是神職人員，至少也是研讀過神學。而當宗教作為社會、政
治的思想基礎，他們之間的爭論關係重大，正好襯托出來的是他們在社會上地位的重要。等到西方工業化，資本主義大發展，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賺錢、消費之上以
後，現世的享樂要遠比死後的那個天堂或是地獄來得實在。現實的問題與宗教脫鉤，政治世俗化，不再以上帝的名字為合法性的依據，宗教就成了大多數人都不感興
趣的話題。此時，教義上的爭論就只有學究們有興趣，其他人大都無所謂，愛咋的咋的。於是，宗教地位是降低了，讀書人地位也降低了，言論自由的空間卻相應擴
大了。大家對思想信仰上的分歧，也就沒有那麼在意，不願把個教義信仰什麼的搞得那麼嚴重。這其實是建立一個所謂開放、自由、容忍的社會所必需的基本條件。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歷大致也是走向這一方向。文化革命期間，單位里的筆杆子們，可以引用馬恩列斯毛，揮筆成章，往大字報欄上一貼，真可謂叱吒風
雲，令人油然生敬。當然，政治風向一轉，站錯路線的人也就免不了挨整的挨整，挨批的挨批。那時候，單位里每個星期兩個下午是專門用來學習張春橋、姚文元手
下的筆杆子們所寫的那些社論、評論。影響所及，到了八十年代，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們，對各類新思潮也是趨之若鶩。改革理論家們的論述，在現在看來顯
然是落後過時，在當年卻是名噪一時。進入九十年代之後，中國逐步變成了一個「物慾橫流」的消費社會，那些理論家們寫的東西，不管是出自自由主義者、文化基
督徒、新儒家還是新左派，在社會上已經不能引起多大反響。這自然會使一些文人們感到失落，因而也就時常可以聽見他們抱怨「人文精神」的衰落。不過，不也正 是在他們的地位與影響降低、人們不再為那些大理論、大是大非感到緊張、激動的現實之中，反倒給社會留下了思考、討論、發牢騷、講怪話的自由空間？ 歐洲歷史上，政治鬥爭與教義爭論之間的糾纏，在馬丁路德跳出來反對羅馬教皇之前，就已經有過。按照西方歷史書籍上常見的說法，西方社會有一個特殊的地
方，那就是掌管思想的教會總是獨立於掌管政治的王公貴族之外，也就是所謂「神權」與「君權」的分離。按理論上來說，教會人士雖然要為王公貴族們出謀劃策， 但是他們在教會組織內部的職位升遷，卻要得到羅馬教皇的欽定。因此，圍繞著主教、大主教的任命，教皇與王公們經常斗得不亦樂乎，而教會可以算是代表著一個
獨立於政治之外的力量。這樣的說法，當然是以拜占庭、俄羅斯為參照物所得出來的對比，因為歷史上那兩個地方的基督教會（東正教），在組織與人事上完全聽命
於皇帝或是沙皇，自己沒有留下多少獨立自主的空間。 但是如果把天主教的教士們拿來與我們歷史上的讀書人相比，那又是一個相當不同
的角度。天主教會的主教、修士與神父們，也是讀書人，基本上都受過教育，而且歐洲的教育本來就是壟斷在教會手裡。從這點上來說，他們這些讀《聖經》的教士
們倒是與古代中國讀聖賢書的文人們有相似之處。天主教會那個以教皇為首領，橫跨整個歐洲的組織架構，也是一個文人體系，與古代中國的官僚體系又有幾分相似
之處。教士們之間討論問題或是書寫文章，用的都是拉丁文，像我們歷史上讀書人咬文嚼字所用的文言文，而不同於英語、法語、德語這樣口頭用的白話文。但是，
這二者之間也有顯著的不同。最明顯的一點是在政治角色與作用上。古代中國的文人，擔當著管理國家的重任，幾乎壟斷了政治職位。儒家思想之中，有一套在當時
社會與技術條件之下行之有效的治國平天下的大計，是由文人來管理實施。相形之下，天主教會在中世紀西方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只能算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所謂「成事不足」，說的是天主教會雖然有一個跨越整個歐洲的組織框架，卻沒有獨立管理政治與社會的能力與主張，在政治上只是王公貴族的附庸。這或許是因
為基督教義本來關注的就是死後的世界，教會的教導多半是如何進天國，對現實世界反而沒有什麼具體的管治方略，或是分析批判。按照當時大家所接受的教義，人
類的始祖亞當、夏娃不服從上帝的指令，偷吃禁果之後，就犯下了世代相傳的「原罪」。自那時起，人類生活的現世只是在那「一汪汪淚水之中」短暫的停留，人類 的社會是沒有什麼希望的，戰爭，溫疫，受苦受難都是應得的懲罰。這是一種極為悲觀的世界觀，裡邊容不下對「太平盛世」的期望，但是卻與當時現實生活的狀況 相當的符合。它所唯一期望的是死後的那個世界，天堂之中的永生。 實際些說，在歐洲絕大多數地方，教會也沒有真正掌握政治權力。它
在王公貴族政治之中起著一個很重要，但卻只是輔助性質的作用。這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說教皇在羅馬周邊，義大利中部，倒是有一塊不大不小的地盤，可以自己做
主。但是教皇的治理水準跟歐洲那些成天迷戀著打獵、賽馬、比武，行為氣質上大多是武夫草莽風格的王公貴族們相似，沒有任何出眾的地方。而且，文藝復興期間
那幾位教皇的私德還真是讓人搖頭，荒淫腐化到連基本的人倫都不顧。在政治的理想與成就上來說，基督教會是完全無法跟讀四書的古代中國文人相比。 所謂「敗事有餘」，說的是羅馬教皇的確擁有一定的勢力，可以讓那些與他作對的王公貴族們難受。中世紀的歐洲王公們相互聯姻，都是血親。某個王位沒有直系
王子繼承的時候，有資格搶位置的人通常都有好幾個。當時在歐洲多不勝數的戰爭，直接起因多半都是他們之間的爭位。王公結婚的時候，一定要得到教會的認可，
否則的話生下的孩子就是沒有合法地位的私生子，繼承權得不到別人的承認，將來鐵定得出亂子。而在最極端的情形之下，教皇還曾因為對主教任命權的爭議，將神
聖羅馬帝國（大致為現今的德國）的皇帝逐出教會，等於是公開鼓動皇帝手下的諸侯們造反。教皇與皇帝之間這些角力，造就了四分五裂的德國與義大利，使二者都
淪為其它大國（西班牙、法國、英國、瑞典等等）角逐的戰場。三、為女人發動的改革
馬丁路德挺身捲入這一場教義之爭，要有相當大的道德勇氣與獻身精神。中世紀的歐洲言論自由的空間很小，在教義之爭站錯了隊的人，弄不好就被當作「邪惡」的 化身，送上柴火堆，活活燒死，沒有么情面好說的。這在他之前，已有先例。不過，路德比較幸運，他對羅馬教會腐敗的批評攻擊，在許多人之中得到共嗚，包括對
社會現狀不滿的底層農民，也包括城市裡的工匠商人。但是，最重要的，則是王公貴族之中，也有人同情他的主張，暗中給予他保護。所以，教會沒能夠將他抓去羅
馬受審，而歐洲政治與社會卻發生嚴重分裂，一方是支持教皇的天主教徒，另一方則是反對教皇的抗議者，也就是新教徒。王公貴族支持宗教改革的動機要複雜一些，有的是出於信仰，或是對教會的不滿，有的是為了利益，看中了教會的財產，或是不願意再向羅馬繳款。這其中，最為富
但是不久，亨利在婚姻上遇到了麻煩。他的原配，來自西班牙王室的Catherine公主，已經生下一個女兒。其後，她雖然又懷孕好幾次，但是孩子都沒能存
有戲劇性的是當時英國的國王，享利八世，他與羅馬決裂的原因是為了女人。 宗教改革之初，年輕氣盛的亨利原本站在羅馬一邊。他還寫過文章，駁斥馬丁路德的謬論，捍衛教皇的權威。為此，教皇還特別授予他「信仰保衛者」的稱號。當 然，這些文章只是簽上了亨利的名字而已，真正的作者應該是以前教過他的老師，後來擔當過下議院議長的Thomas More（莫爾）。這位深受文藝復興、人本主義影響的莫爾，還寫過一本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為商務印書館漢譯名著中的一冊，書名為《烏托邦》。
活下來，無法給亨利帶來一位兒子做繼承人。Catherine在亨利八世登基以前就來到英國，原本是嫁給亨利的哥哥亞瑟，算是亨利的嫂子。但是婚後不久， 體質一直虛弱的亞瑟因病故去。中世紀歐洲王公貴族的婚姻，都不是為了感情，而是為了財產或是外交上的保障，為的是取得盟友，擴大勢力。西班牙在當時是歐洲
勢力最強的王國。好不容易安排上這一段聯姻，還收了女方一筆嫁妝，廢了實在可惜。所以老國王安排寡嫂改嫁給了弟弟。婚姻屬於教會管轄，當時為了 Catherine改嫁之事英國還專門派人去羅馬求得教皇的特許。 現在亨利八世抱不到兒子，就把責難算在Catherine頭上，說是這一段婚姻違反了《聖經》中的規定，應該作廢。亨利的算盤是離婚後再娶。對象也已經選
好了，是一位英國貴族女子，名為Anne Boleyn，當時不但與亨利處於熱戀之中，而且已經懷上了孩子。鑒於Catherine死不肯離，亨利再次派人去羅馬，請教皇出面，收回原來的特許，廢 了他的婚姻。這其實是要求教皇打自己的耳光，許了又廢。說來，這種事情上教皇並不是不願意通融，他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必要無謂得罪這位血氣方剛的英格蘭國
王。真正讓教皇為難的是Catherine的娘家西班牙勢力很大，得罪不起。兩難之下，教皇只好使用古今中外的文官們碰到難處時都玩過的把戲：拖住不辦。 亨利眼看Ann Boleyn都快要生了，盼來一個兒子當繼承人，卻要成為不合法的私生子，一急之下，宣布與羅馬斷絕關係，加入了新教的行列，
這個不再服從羅馬管轄的教會，稱為英格蘭教會，其首領不再是羅馬教皇，而是英國的國王（或女王）。 從宗教內容上來說，這是一次半桶水的改革，英格蘭教會的組織架構，禮拜儀式等等，都與原來的天主教差不多。只是把這個首領給換了之後，「神權」與「君權」 合在了一起，亨利就可以先讓聽命於他的英格蘭教會宣布他與Catherine的婚姻無效，然後下令改立Anne Boleyn為王后。 面對當時因為宗教改革而鬧得不可開交的歐洲局勢，教皇對遙遠的英格蘭所發生的一切也是無可奈何，唯一有些宣傳作用的是將亨利逐出教會，並且剝奪了早兩年授
予亨利的「信仰捍衛者」的稱號。這要在四分五裂的德國，馬上可以引起鄰近的王公舉兵討伐來搶地盤，或是手下的貴族們造反奪位。但是英格蘭處在島上，在地理
上要比歐陸國家來得孤立。而亨利開始宗教改革之後，也沒忘記給手下的貴族相當的好處。天主教會擁有許多田產，大多是前後幾百年間別人捐獻給教會的，多半掌
握在修道院手中。改革後，這些修道院都被關閉，修士、修女們被趕出院門，強迫還俗，田產則被瓜分給支持亨利的貴族士紳。因此亨利的宗教改革也帶來一場土地
革命，產生了一個經濟上得到不少利益的貴族階層。他們將在以後的歷史中堅決捍衛改革的成果，反對天主教的復辟。 亨利也意識到，這樣強行將教皇的權威、教會的財產奪過來，會有人不服氣。為了讓改革更具有合法性與權威性，他要求貴族們為他背書，所有的宗教改革法令都在
代表貴族利益的國會投票通過。面對這麼強勢的一位國王，貴族們自然是唯唯喏喏，只當橡皮圖章而已，反正他們從中也得到不少好處。只是這樣的行事方式，讓貴
族們有了一種習慣與期望，國王有事得跟他們商量。這在以後將給其他的國王主政帶來許多麻煩。亨利還在國會通過一個決議，由國會授予了一個「信仰捍衛者」的 稱號，並且還規定可以代代相傳。現代的伊利莎白女王至今依然保留著這個稱號。而將來那個因為黛安娜王妃而鬧得灰頭土臉的查爾斯王子，如果有幸得以繼承王位
的話，也會帶上這個稱號。 任何一場革命，都會有支持者與反對者。亨利的老師，莫爾，就陷入了兩難的處境。亨利對他很是敬重，他也為國王做過許多事情，包括代筆寫批判路德的文章，從
教皇那裡贏得「信仰捍衛者」稱號。但是在信仰上，莫爾卻無法接受與天主教會的決裂。他是位高權重的人，要顧及身家性命，自然不能與國王頂牛。他的折衷辦法
是，一方面辭去了所有的官職，並寫信恭祝國王、新王后康安，另一方面卻借故沒有出席新王后的加冕禮。這個折衷卻過不了國王這一關，不久，莫爾就被安上個莫
須有的叛國罪，關進了臭名昭著的倫敦塔。審判官要他起誓忠於國會新制定的繼承法。這一法律條文在開篇里聲稱國會（而不是教皇）有權為宗教事物立法，讓莫爾
在良心上無法接受。他因此拒絕宣誓，並承擔了嚴重後果，被判處叛國罪成立，要受絞刑，之後還得分屍。亨利為自己的老師在最後一刻開恩，改為砍頭。刑後，身
體部分被家人收走，頭顱則在倫敦橋頭掛了一個月。 自然，他不是最後一位犧牲者。隨著時局的變化，亨利去世之後，他的三個子女相繼登基，各自採用不同的宗教政策，反反覆復三個來回。亨利手下的好幾位重臣、
主教，不論是支持宗教改革的，還是反對宗教改革的，最後不是上斷頭台，就是上柴火堆。由此演變出來的各式故事，為當代英、美兩國的影視業提供了許多上好的
故事材料。 ============================亨利八世畫像。他後來為了能找到一個幫他生兒子的王后，娶了廢，廢了娶，前後立了六位王后。筆者曾聽過一位美國歷史教授評論說，這位國王從畫像上來看完全
是一副強盜的蠻橫模樣，「He is the last person
you』d want to run into in a dark alley.」 （譯文：「他是那種，你走在黑暗的衚衕之中，最不想迎面碰到的人。」）四、為信仰而戰
宗教改革在其它國家，同樣引起了各式各樣的流血衝突與爭端。在歐洲，英國的地位有些特殊。它是一個島國，地理上相對來說比較孤立，英格蘭內部有什麼問
戰爭在歐洲歷史上是常態。十九世紀之前，和平時期能夠達到十年左右，那就幾乎快要創下記錄了。在這一點
題，外界要插手的難度比較大一些。到了歐洲大陸之上，國內與國際的界線就不是劃得那麼清楚了，甚至說「國家「概念本身在十九世紀之前就不是那麼清楚。某一 地方的爭端總是會引起周邊其它國家的插手，這在歐洲中部的神聖羅馬帝國（在範圍上包括現今的德國、奧地利、捷克，也曾包括與英國隔海相望的荷蘭、比利時等
等）與義大利尤為顯著。
上，基督教也與儒家不同。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有一種和平主義的傾向，「天下太平」是最高的政治理想，以仁義、道德感召天下是正道，「窮兵默武」是不可為的 下策。基督教的教義之中，也有和平的思想。特別是新約之中，耶穌曾經有過一個很著名的說法：如果別人打我的左臉，我會把右臉露出去讓他再打一下。但是一種
思想觀念能對實際有多大的影響，還得看當時的歷史條件。古代的中國，能夠形成一個大一統的國家，避免政治四分五裂所引起的紛飛戰火，仁義道德才會得到宣
揚。在一個政治上無法統一、戰爭打個不停的歐洲，信奉和平主義的人，命中注定只能去給人當奴隸。宗教改革之後，曾經產生過一些堅持和平的新教教派，他們基
本上都是受人迫害的對象。去網上搜一搜「基督教和平主義」（「Christian Pacifism」），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俄國作家托爾斯泰與美國人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兩位都是現代才出現的。讀二十世紀以前的歐洲歷史，很少看
到教會為和平而呼籲。多半看到的是為十字軍祝福，為勝利祈禱，為剷除異教邪端加油，就象英國國歌里唱的「上帝護佑女王」，或是美國右翼政客們最喜歡在他們 演講結尾用的那句口號「God Bless America!」（上帝祝福美國）。 西方歷史在戰爭的描述上面，也與我們不大一 樣。中國的書藉對戰爭的描述通常都來得很負面，「狼煙四起「，」兵荒馬亂」，「人命如草介」，「百姓置於水深火熱之中」，都是一些標準的詞句。再加上讀聖 賢書、吟詩作畫的中國文人們，喜歡把數字當作形容詞，甚至感嘆詞來用，「死傷無數」，「血流成河」，「浮屍遍野」，動不動就成千上萬，甚至百萬、千萬地往
上數。反正後代的人們，對於當時損失與傷害的具體數字與狀況，既不在意也不想弄清楚。這大概也應該算是大一統的歷史條件給我們留下的一種思想傳統，分裂與
戰爭是政治的失敗，對戰爭之殘酷的誇張與對太平盛世的期盼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 西方的歷史記錄之中，也有類似的描述，但是沒 有那麼誇張。而現代的史學家們，則花了不少精力來查證當時的戰爭到底是什麼樣的規模，對造成的傷害有一個更為清楚的估量。因為戰爭在西方是常態，他們對戰
爭的態度也就沒有那麼負面。而且說來，西方之所以在近兩三百年可以後來居上，時常不斷的戰爭是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戰爭的需要刺激了政治組織、金融資
本的發展，像火藥、航海、印刷這些技術傳到歐洲之後發展得更快，也是因為戰爭的壓力。從這個角度去分析，戰爭並不是我們通常理解中對社會進步的破壞，反而
成了進步的動力。因此他們把西方的政治分裂，稱為「政治的多樣性」。而和平主義，作為一種有影響力的思潮，要等到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人用他們發明創造 的那一套工業化手段把歐洲打了個稀巴爛之後，才使大多數人意識到戰爭有多可怕。 當然，不論在古代還是現代，任何戰爭都會帶來破壞 與死傷。但是，宗教改革之前的戰爭，破壞的程度相對來說要小一些。那多半是歐洲王公之間，爭地爭位之戰，雙方爭的是面子（或者，按照西方人所喜歡的，聽來
比較正面的說法，榮譽），作戰雙方對普通百姓無仇無恨。雖然軍隊騷擾百姓的事情相當普遍，但那只是組織紀律差、後勤供給不足所帶來的問題，並不是故意跟人
為難。況且城池攻下來之後，將來還有個統治的問題，所以做得也不致於太出格。 到了宗教改革的時候，情形就大不一樣了，因為此時的 戰爭有了一個新的因素，教派的不同，戰爭就有了「聖戰」的架勢。為信仰而戰，就象二十世紀的為主義而戰，面對面的對手，已經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理解的敵人，
而是惡魔的代表者。雙方都會產生為了信仰而寧死不屈的勇士，因而戰鬥就越發的慘烈。戰爭過程之中，對不同教派平民百姓的態度也相應地變得更為殘忍。此時戰
爭的目的已經不只限於攻城陷池，還為著改變當地民眾的宗教（或嚴格來說，教派歸屬）。當國王的，對與自己不同教派的臣民，放心不下，但心他們存有不忠的企
圖。因而攻城掠地之後，要關閉敵對教派的教會，推倒他們的教堂，還要強迫他們的信眾改邪歸正。拒絕服從者，不但要承受各種迫害與歧視，搞不好還要被強行驅
逐。 基督教兩千年的歷史之中，經歷過各式的迫害與歧視。程度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卻是這一段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相互歧視與迫
害。北愛爾蘭的衝突的根源就在於改信新教的英國長期對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歧視，傷痕至今都沒有完全平復。發生在十七世紀的德國三十年宗教戰爭
（1618-1648年），在德國的許多地區造成的人口損失多達30%，最嚴重的地區甚至達到70%，與兩次世界大戰的損失相若。可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 人類的屠殺手段已經高度機械化，有機關槍，坦克，轟炸機。相形之下，在十七世紀中葉所使用的火槍，換一發子彈都還要兩分鐘的時間。這如果是沒有相當程度的
宗教狂熱與仇恨，很難想像如此悲慘的結局。 =============================法國畫家Jacques
Callot的一幅名畫，描寫宗教戰爭期間，執行死刑的情景。畫中在梯子上的三個人，最上者為行刑者，正在往中間那個罪犯頸上套繩索，而下邊那個是一位教
士，舉著十字，做死前的祝福。這樣的行刑方式要遠比二十世紀的戰爭來得費事，但是在德國不少地區的傷亡卻趕上了世界大戰的水平。五、天主教的鎮壓與革新
宗教改革的另一個結果，是終結了文藝復興。因此，也有人說，宗教改革是對文藝復興的反動。所謂文藝復興，在藝術上講的是義大利的工匠們，模仿古希臘、
與後來在十八世紀出現的強烈反對基督教會的啟蒙主義者不同，人本主義者並沒有將自己放在與教會對立
古羅馬的藝術風格，創造了許多經典的繪畫、雕塑、教堂建築。這其中，教會是最大的贊助者。在思想上，文藝復興也是以模仿古人為主，產生了「人本主義」，贊 賞古希臘古羅馬對現世的投入，集體精神，積极參与公共事物。這在中國人看來，並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即使是古代的中國，讀書人都還有「修身齊家平天下」的 重任在身，動不動就「先天下」而憂了一把。就連一般人，也都還承擔著一定的責任，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種新思潮的不凡，往往不在於它自身的內容 上有多麼新奇或是深奧，而在於它所挑戰的對立面是什麼內容。理解人本主義的意義，要看到它所出現的時代背景。當時西方人的思想是處在「神本主義」的統治之 下，認為人是邪惡的，祈禱與懺悔才是人生之正道，國家的興亡是上帝決定的。「人本主義」正是為這種建築於教會的「原罪」教義之上，對人類與社會極為悲觀的
世界觀，提供某種程度的解脫。
的位置上，雖然他們也時常批評教會的腐敗。基督教的教義，本來就是猶太人的宗教與希臘哲學的混合體。在當時的歐洲，神學是顯學，那些人本主義者們都是教會
教育出來的，許多人都在教會裡擔任主教，在神學院里擔任教授一類的職務。象前面提到的莫爾，擔任過下議院的議長，國王的老師，在政治上的地位相當顯赫，最
後還為天主教信仰獻出了生命。 人本主義者中最為出名的要算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rdam）。他的父親是一位教士，按理是不應該結婚的，但是卻生下他這樣一位兒子。《聖經》之中，耶穌遇難前雖未有成婚，但是並沒有反對婚姻。
只是後來到了中世紀，天主教會為了顯示教士們對上帝的忠貞，為信仰的獻身精神，規定神職人員，從教皇、主教到神父、修士、修女們都不許結婚。可是社會的現
實卻是主教、神父都是當時各地的顯赫人物，有權有勢，自然不缺女人。金屋藏嬌，生兒育女者，上至教皇，下至鄉村中的神父，基本上都是半公開的秘密，因此引
發不少批評。許多改革者提議，與其這樣自欺欺人，還不如廢除不準結婚的規定。宗教改革後，新教的各個教派就是這麼做的，而且路德還帶頭與一位前修女成婚育
子。天主教會卻抓住這一點，號稱修士、修女們本都是兄弟姐妹，攻擊路德的婚姻相當於兄妹之間的「亂倫」。天主教這一條不準結婚的禁令一直延續到如今。前兩 年，美國有人出來揭發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對那些參加教會唱詩班、暑期營等活動的小男孩下手。當受害者向教會高層揭發報告時，卻都被遮擋了
下來。直到這些男孩子們長大成人，才終於通過媒體捅了出來，而且案例的數目還相當可觀，讓天主教會很是難堪。天主教會內部至今仍有人提議，不準結婚的禁令
太違反人性，應該廢除，才可以減少種種的扭曲行為。只是這種聲音在教會內部依然是少數。 教士的孩子並沒有合法的地位，伊拉斯謨說 來應該算是私生子。儘管如此，小時候他還是能與父母一起生活。只是不幸，父母都在一次溫疫之中病逝。年幼的伊拉斯謨被交給修道院撫養，在教會學校上學，受
的是當時最好的教育，畢業後也當過一陣子修士，跟教會結下不解之緣。他做過《聖經》的翻譯工作，但是編輯的是希臘文與拉丁文譯本。他的拉丁作品文筆優美，
被人稱為「人本主義學者中的王子」。有了這樣的名聲，伊拉斯謨遊走各國，所到之處，都是王宮、莊園、教堂之中的座上賓。受亨利八世的邀請，他也曾在英國呆
過幾年，並且就住在他的好朋友莫爾的家中。 伊拉斯謨的著作，也將矛頭對準教會的腐敗。只不過，他與路德不同。路德講的是教義，伊
拉斯謨寫的卻是諷刺作品，連教皇都成為伊拉斯謨的嘲諷對象。當時有一位名為Julius二世的教皇，雄心勃勃，時常領兵在義大利東征西討，擴大羅馬的地 盤。Julius去世後，在英國的伊拉斯謨，寫了一本題為「Julius不可以進天堂」的小冊子。內中描述，Julius來到天堂的大門口，遇上守門的聖 彼得，二人爭辯起來。按《聖經》新約的描述，彼得是耶穌的大徒弟，後來傳教至羅馬，是羅馬教會的創始主教，可以算是「第一任教皇」。Julius誇口自己 為羅馬徵得土地，撈得錢財，起了許多建築，應該可以進天堂。聖彼得卻一路數落下來，發現這位教皇殺父母，亂倫，下毒，謀殺，販賣聖職，褻瀆神靈，私養妻
妾，還在妓院染上性病，簡直「是最為邪惡的人」。Julius聞後，怒罵聖彼得是「小小的教士，討飯的漁民，猶太人」，竟敢在他面前耍威風，他以教皇的權 力，將聖彼得逐出教會。倆人大吵起來，最後Julius被攔在天堂門外。類似的著作，在當時的歐洲各地暢銷一時，為伊拉斯謨贏得了名聲，卻也讓他得罪了不
少教會人士。只是礙於他名氣大，是王公貴族們所喜愛的名士，所攻擊的不是教會，只是死去的教皇以及教會的腐敗現象，所以他的對手們只能懷恨在心，一時拿他
沒什麼辦法。 象莫爾、伊拉斯謨這樣的人，都算是體制內的改革者。他們痛恨神職人員之中的許多腐敗現象，不滿教會儀式之中的迷信成
份，甚至私下對基督教的「原罪」教義也很不以為然。對教會他們有許多尖銳的批評，也有改革建議，寫成著作在歐洲各地廣泛流傳，造成很大的反響。但是在內心
深處，他們都還是天主教徒。某個教皇雖然不好，那只是壞人當政。在他們心目中，天主教會還是有存在的必要，也有改革的可能。 馬丁 路德開初與伊拉斯謨也是朋友。路德曾寫信給伊拉斯謨，稱許他的才華。路德惹出麻煩以後，伊拉斯謨也曾為路德辯解。但是路德不是改革者，而是激情滿懷的革命
者。在路德眼中，教皇是偽稱代表基督的騙子（antichrist），天主教會是邪惡的化身。伊拉斯謨雖然看法尖銳，言辭犀利，卻處世圓滑，跟什麼人都談 得來。甚至在他出版那些諷刺作品之後，還能與在位的羅馬教皇保持良好關係。他有讀書人的傲慢，對自己的文字能力充滿信心，覺得教會的問題、改革者之間的分
歧都可以通過討論來解決。成天周旋在上流貴族、教士之間的他，其實並不清楚中下層社會對教會不滿之強烈，也估計不到自己的那些著作對教會威信的傷害程度。
馬丁路德雖然也是教士，卻完全是另一類人，虔誠，執著，性格衝動，無畏無懼，跟著感覺走，一旦認準了道理，就義無反顧。他只是意想不到，這樣的橫衝直撞要
給歐洲社會帶來多麼嚴重的撕裂，造成多少無辜的死傷。 宗教改革開始之後，最先倒霉的，也是這些人本主義的改革者們。天主教會一
方，許多保守派將教會的分裂怪在人本主義者身上，因為他們曾經批評過天主教會的腐敗，傷害了教會的權威。有人甚至說，宗教改革這把火是「伊拉斯謨堆起的干 柴，馬丁路德劃著的火柴」。伊拉斯謨走在路上，還曾遇見路人指責，「伊拉斯謨下的蛋，馬丁路德孵的雞」。對此，伊拉斯謨辯解說，「沒錯。但是，我原本下的 是一隻母雞蛋，路德卻孵出來一隻好鬥的公雞。」 對新教一方，人本主義者們無法認同路德的激烈做法，因而被新教徒看作是站在了邪惡
的一方。這樣一來，宗教改革讓人本主義者們里外不是人。莫爾開初還可以為英國國王亨利代筆寫文章批駁路德，可是不曾想亨利為了女人也加入了新教改革的行
列。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莫爾落得個身首異處。伊拉斯謨處境沒那麼慘，開始的時候他還想保持中立，促成雙方的和解，結果雙方都認為他在為敵方說話。在他任
教的Louvain（比利時），以前拿他沒辦法的冤家對頭，終於有了給他難堪的機會，準備開除他的教職。伊拉斯謨搶先一步，自行離開，先去了德國科隆，而
後來到瑞士城市巴塞爾。沒過多久，瑞士的宗教改革開始熱鬧起來，他又去了奧地利，卻受不了當地天主教會對他的懷疑眼光，只好再回到巴塞爾。原本走到哪裡都
是座上賓的他，如今走到哪裡都要引起爭議。已經年過六旬的伊拉斯謨，拖著一身的病痛，竟然無法找到一個平靜的安身立命之處，回到巴塞爾沒過多久，就因病故
去。死後所安葬的那所教堂，原本信的是天主教，到那時也已經改奉新教了。 在人本主義者中，伊拉斯謨算是幸運的。其他人所要面對 的，是天主教會的異端裁判所。這是原本就有的一種宗教法庭，同時負有偵破、起訴與審判異端的任務。到了宗教改革期間王公貴族們為著信仰而舞刀弄槍的時候，
天主教會也沒閑著，異端裁判所成了他們剷除新教，重新樹立天主教會權威的工具。任何人只要被發現攜帶新教的資料，就可以算作重罪。要是宣揚異端邪說，那就
是死罪了。教會還鼓勵大家檢舉揭發，告密者在受害人被定罪之後，可以分得受害人三分之一的財產。被抓的不只是普通百姓，也有神職人員，甚至主教。這些教士
們處在教會內部，是審查之中的當然重點。在天主教裁判所眼裡，新教是異端，人本主義者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喜愛經典作品，強調對
但是這種種暴力與殘殺，卻最終無法挽救教會的分裂，歐洲的南部（西班牙、法國、義大利與奧地利
現世的投入，本身就是一種對上帝不敬的傲慢，是墮落的異教徒。那是歐洲的「焚書坑儒」時代，被燒掉的不但有新教的書藉，也有人本主義作者的著作，甚至還有
未經天主教會認可的《聖經》譯本。伊拉斯謨死的是時候，他死後不久，也被定為異端分子，著作被列入收繳、焚燒的清單之中。那些還活著的人本主義學者，在裁
判所里走一遭，真是跟過地獄差不了多少，那裡有諸如割鼻子，腦門烙印，砍斷手腕等等各式酷刑。最重的懲罰當然是死刑，其中砍頭者是幸運的，上柴火架更是
慘，最慘的還被架在火堆上慢慢烤。
等等）依然基本維持著天主教，但是歐洲的北部（英國、荷蘭、德國北部、瑞典等等）卻變成新教的勢力範圍。在宗教改革的刺激下，天主教會也終於下定決心，洗
心革面，來了一次天主教會的宗教改革，清除教會內部的腐化問題，改革組織架構，重整財政，設立新的修道會，加強對神職人員的訓練與教育，也加強對信徒的教
育。這些措施雖然幫助天主教挽回一些地區（比如捷克、匈牙利及德國南部的一些地區），但是卻無法挽回教皇的地位與影響，也無法重組一個一統歐洲的教會。到
德國三十年宗教戰爭之後，教皇已經完全喪失了昔日的地位，在歐洲的國際政治之中成了旁觀者。而各天主教國家教會內部的人事、組織也基本由國王說了算，教皇
已經基本上沒有發言權了。六、新教的理想與現實
作為反抗者的新教，可以算是革命者，相當的理想主義。新教沒有天主教的那些腐敗問題，在虔誠信仰的鼓舞之下，新教徒們在道德上可謂是高標準，嚴要求。
加爾文是 法國人，他父親原本就想著讓他當教士，後來卻讓他去學了法律。這樣的經歷與路德相反，路德的父親，原本是希望路德可以去學法律，不曾想路德自己卻跑去學神
這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與馬丁路德齊名的另一位改革者，加爾文（John
Calvin）。他的根據地，設在瑞士的日內瓦。現代的瑞士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富裕的風景勝地，有著像日內瓦、蘇黎世這樣聞名的大都市，以銀行、保險、精
密儀錶行業著稱於世。在那個時候，瑞士是山高路險，王法管不到的窮山溝溝。最著名的產業是僱傭兵，受雇於歐洲各國，靠流血打仗謀生。宗教改革之後，小小的
瑞士分裂成為多個更小的區域，各自進行他們的改革與反改革實驗。日內瓦在當時是個規模不大的小鎮子，人口只有兩萬左右。
學。宗教改革帶來一個神學爭論的時代，就像我們文革時期那種搖筆杆子打筆仗就可以讓人譽滿天下的時代。此時已成年的加爾文，又開始對神學有興趣，寫了幾篇
支持改革的論述之後，很快就被人譽為改革派中最偉大的神學家。當宗教改革在法國遭到迫害的時候，加爾文為避難逃到瑞士的巴塞爾（也是伊拉斯謨的避難地），
後來被日內瓦的改革派請去主持那裡的教會。 加爾文是一位道德上的楷模，做事極為勤懇，每天可以工作18個小時，佈道，講課，尋查 教堂與學校，管理大小事宜。他生活簡樸，嚴於律己，但是也嚴於待人。他要把日內瓦建成新教的羅馬，以這個新教城市的嚴格管理與崇高品德，來見證改革教義的
偉大，讓那個教皇統治下充滿奢華腐敗的天主教羅馬相形見慚。加爾文為日內瓦立下一系列禁令，賭博，玩牌，講髒話、醉酒會被罰，自然是不在話下。連請客吃
飯，唱歌跳舞，戲劇演出，掛畫像，甚至教堂的敲鐘、音樂，照明的蠟燭，也被列入不宜事項。被立法規管的，還有新生嬰兒可以取什麼樣的名字（必需是《聖經》
舊約之中的名字），飯桌上可以上幾道菜，衣櫃里可以有幾套衣服，以及衣服可以用什麼顏色。按當時歐洲的習俗，貴族所穿的服飾不許平民百姓穿，只是在許多地
方大家都不大遵守，但是在日內瓦卻得到嚴格執行。加爾文手下有五位牧師，十二位長老，組成一個宗教法庭，定期到挨家挨戶中查訪，以確保這些規定得以遵守。
後來有人稱，加爾文統治下的日內瓦是世界上第一個警察國家。 不守法者，是要挨罰的。每周的佈道、禮拜，是頭等大事，人人都要出
席。缺席者，首先是警告，然後是罰款，最嚴重者還會被關進監獄或是趕出日內瓦。加爾文是勤懇工作的人，忒喜歡佈道，一周講上個三四次是常有的事。他願講，
你就必須去聽。對普通人來說，每周參加四次政治學習是什麼滋味應該不難想像。在後來留下的檔案中，有各式違反規定而受罰的記錄。有一位父親，因為堅持給孩
子取名為「Claude」（「克勞德」，法語地區常見的名字，但是《聖經》之中沒有），蹲了四天牢房。有一位女子遭受了類似的懲罰，只是因為頭髮卷得太
高。未婚女子懷孕，所受的刑罰是推進水裡淹死。致使她受孕的男子，被指認出來以後，也是同樣的命運。 只有兩萬人的日內瓦，在
1558-59一年之中，有414起道德敗壞案件被起訴。唯一可以起到一些緩和作用的因素，是加爾文手下只有這十幾位長老，就算再勤勤懇懇，也還是有照看
不過來的時候。有的女子懷上之後，找上男方，說要指認他。為了免卻麻煩，倆人就趕快草草成婚。也有的女子，東躲西藏，終於把孩子生下來，卻不敢自己養著，
只能趁夜深人靜的時候，把孩子放在教堂門口。但是真正給長老們帶來麻煩的，卻是少數膽大妄為的女子，偷偷把孩子生下之來後捨不得扔掉，就自己帶著。長老們
雖有超高的道德標準，卻也意識到在這時候將母親殺害，留下一個沒爹沒娘的無辜孤兒，實在是說不過去。 最為嚴厲的懲罰，當然是留給 那些不認同新教教義的異端分子。天主教與新教的敵對，是同一陣營，不同路線之間的敵對。他們都相信上帝，都敬奉《聖經》，都認為只有一個上帝，只有一個真
理。同一種世界觀與思維方式，卻在教義上產生不同的解釋，其間的分歧則要通過暴力的方式來解決，也因此結下了血海深仇。按照加爾文自己的說法，「當教皇黨 用如此殘暴的手段來維護他們的迷信，我們這些基督教的守護者，如果不能以更加堅定的手段來維護真正的信仰，還有臉見人嗎？」這位自以為獲得基督教真諦的改 革者，早就把耶穌「打左臉，伸右臉」的教誨忘到腦袋後邊去了。 新教徒對付異端的手段，一點也不亞於天主教的裁判所。對於那些人本
主義者們，新教徒一樣是深惡痛絕。人本主義者們多半是養尊處優的教士、學者，他們雖然在思想上只是復古，在信仰上依然仰仗《聖經》，沒有什麼特別的創新，
但是在世界觀上更傾向於現世，在對《聖經》的理解上更為理性，批評天主教會的角度也是現實理性的角度。新教徒雖然不尊教皇，卻認為自己是真正的信徒，要表
現出的是更為忠貞、強烈的信仰。在新教徒的眼裡，這些人本主義學者們學的是古希臘，古羅馬，完全屬於那種在新教的「革命理想」看待之下，腐朽沒落的東西。七、新教的再分裂
新教徒們為了反抗羅馬教皇的權威，勢必要訴諸另一個權威，這個權威就是《聖經》。在他們眼裡，那是聖靈鼓舞下，由先知們記錄下來的，是上帝的旨意。套
以《聖經》為最高準繩，自然是相當理想主義，相當響亮的一種叫法。這本《聖經》雖然是在聖靈鼓舞下寫出來的，按理論上說，絕不可能出錯，也絕不可能出現
用我們現代的話說，《聖經》是經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權威性不容置疑。推到這樣的高度之後，關於《聖經》的討論，基本上沒有什麼自由的空間。在這一點上，
新教各教派要比天主教會來得極端。所幸的是，新教是造反起家，不像天主教那樣擁有那麼大的財富和勢力，組織上也遠沒有天主教會那麼嚴密。新教教派的倖存與
否，往往要看當地王公貴族的臉色，「神權」必須仰仗「王權」，在政治獨立性上遠不如過去的天主教。在新教地區，往往是王公貴族制止了新教徒們的極端行為。
內在矛盾，可是無情的現實卻是，各人有各人的讀法。路德、加爾文可以創造新教義，其他人也有他們各自的解釋與理解，而且後來者還總是認為他們的解釋更加符
合《聖經》的本意。有的原本是大家都接受，完全沒有爭議的教會傳統，現在有人細讀《聖經》之後，發現裡邊根本就沒有提到過。比如說給新生嬰兒做洗禮，或是
三位一體（上帝、基督、聖靈是同一個神），都是教會在後來發展創造出來的。有的則是《聖經》里某些字句段落，拿出來從另一個角度，可以得出另一番解釋。因
而，有的人說一夫多妻制合理，在《聖經》舊約中的長老都不只一個老婆。有的在《聖經》里發現譴責私有制的字句，要求廢除私有財產。還有的乾脆連婚姻都要廢
除，大家隨便組合。 基督教原本有一個聖餐儀式，源自新約中所描述的耶穌與徒弟們的最後晚餐。在餐桌上，當時已經預見自己即將受難
的耶穌，將麵包分為好幾瓣，說了一句祝福，然後分給了他的徒弟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掰開，為的是紀念我。接著，他拿起一杯酒，又說了一句祝福，
交給大家輪流喝，說：這是我的血，見證了所立的新約，為的是紀念我。後來教會的聖餐儀式，也要這樣大家一起分吃麵包，一起喝酒，麵包就是耶穌的肉體，酒就
是耶穌的血。古羅馬時期，有些非基督徒不明就理，還以此指控基督徒吃人肉，喝人血。 沒想到的是一千多年之後，宗教改革卻在聖餐這 個問題上引發了教會內部，特別是新教內部，各式的爭議。有的人認為這個儀式源自耶穌親口所說的話，絕對沒有問題。有的人卻認為麵包里有他的肉體與血，完全
是一種迷信的說法，那裡邊應該有的只是耶穌的精神。於是針尖對麥芒，二者之間沒有半點可以妥協的餘地。一方說，什麼肉體與血，那是教皇黨的迷信。另一方
說，連耶穌說的話你也不信，這叫褻瀆神靈。 再往下，當然還要衍生出各種儀式上的不同。有的人認為，麵包應該是沒發酵過的。有的人
認為，應該用水，而不該用酒。有的人認為該用果汁。有的人認為聖餐只有受洗之後才能參與。有的人認為誰都可以參與。就為這些在旁人看來是無聊的問題，新教
的各教派之間不但是爭得面紅耳赤，甚至要爭到大打出手。 宗教改革沒過多久，德國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起義者的頭領之中，
有好幾個路德的早期追隨者。他們比路德更進一步，把神學教義上的反抗，推廣到對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反抗。當時要依靠王公貴族保護的路德，公開站出來劃清界
線，強烈遣責這些起義者，完全站在了鎮壓者的一邊。在這一點上，宗教改革的確只是改革，它只有教義上的革命，對社會進步與政治正義完全沒有關懷，也沒有期
望。到此時，路德心裡恐怕是免不了失望。他所發起的這宗改革，其進程已經完全不是由他所可以控制，其後果也已經大大出乎他的想像和他所能接受的範圍。 加爾文與路德都是爭論起來極為激烈的性格。據說，加爾文碰到任何對他的教義提出問題的人，都是怒氣衝天，一系列的粗魯詞語會脫口而出，「驢」，「渣
滓」，「狗東西」，「蠢才」，「臭氣熏天的野獸」。路德則是另一種風格，他特別喜歡描寫廁所裡面看到的那些髒東西。他的爭論文章有不少流傳後世，裡邊經常 使用這些讓人看後吃不下東西的詞句來形容、攻擊他的對手。 也許這只是個風格問題，跟教義與信仰沒有直接關係。信仰所關注的是內心
的世界，無法實驗，難以測量。它最佳的驗證方法，是你的主觀感覺，別人也有，得到別人的認同，因而對信教的人來說，組織特別重要，傳教也特別有滿足感。所
以教義的爭論關係到組織，也關係到權威，這是無法馬虎的事情。可是偏偏是主觀的感覺，最容易因人而異，出現不同的理解是最為自然不過的事。路德的革命，從
挑戰羅馬教皇的權威開始，其後的發展是他自己的權威也受到各式的挑戰。宗教改革造成天主教會大分裂之後，新教自身也跟著持續這個分裂的過程，造就了數百個
不同的新教教派。他們之間相互敵視的程度，不亞於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敵對。 說到這裡，要再一次提到英國的特殊。在歐陸國家之中， 天主教與新教的衝突是宗教改革的主線。在英國，主要的衝突卻來自新教各派之間的敵對。亨利八世改革後的英格蘭教會，雖然將首領從教皇換成國王，在組織與儀
式上卻繼承了許多天主教的傳統。到加爾文等人的教義傳到英國的時候，興起了更為理想主義，更為革命的「更新」教派。在他們眼裡，英格蘭教會的改革不徹底， 留有太多「教皇」黨的痕迹。這些後來被稱為「清教徒」的激進改革派，受到過鎮壓，發起過反抗，後來還要成為十七世紀英國那場血腥內戰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些「清教徒」的一小部分，還成為早期飄洋過海，開懇美國的移民（主要集中在麻省周邊，又稱為「新英格蘭」的美國東北部）。有的美國人會很驕傲地宣稱， 「我們的祖先是逃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創建了美國。」一副苦大仇深，心中裝滿追求自由的理想主義的樣子。迫害他們的，不是天主教會，而是屬於新教的英格蘭 教會。而且，清教徒到達新英格蘭之後，並沒有造就一個容忍信仰自由的樂土。獲得自由並在殖民地主掌權力的清教徒們，同樣是容不下不同的教義，也同樣去歧
視、迫害其它基督教派的信眾。八、新教徒與紅衛兵
在荷蘭城市Utrecht的聖馬丁大教堂，是荷蘭中世紀時期最大的教堂。宗教改革鬧起來之後，內中的雕像為新教徒群眾以反對偶像崇拜為由所破壞，被砸去面孔的人像保存至今。
======================== 新教雖然沒有天主教的財富與組織，卻比天主教更有群眾基礎。新教的反抗態度時常可以激勵普通民眾加入他們的行列，其行為很有幾分像我們文化大革命時期 「破四舊」的紅衛兵。按照舊約猶太人的傳統，上帝原本是不允許對偶像的崇拜，猶太教堂之內幾乎沒有什麼畫像、雕塑之類的藝術品。可是在公元300年間，基 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有勢力，有財富。古時的傳媒工具還不發達，藝術品是顯示地位、傳播影響最為有力的工具。於是，教會成了藝術的最大讚助者。按照羅馬教
會的重新解釋，耶穌曾有過肉身，因此可以出現在繪畫之中，只有上帝是不準畫的。 到文藝復興時期，各地的教堂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 更是在藝術品上下過血本。教堂內部的牆壁上、柱子上有壁畫，教堂外部的屋椽上有雕塑、銅像，甚至連窗戶玻璃都是彩色的，天花板上都畫著圖畫。到了宗教改
革，新教徒們返樸歸真了，這一切宗教藝術都成了奢侈，違反了《聖經》中不許崇拜偶像的戒令。那些受新教鼓舞的群眾們，衝進教堂，激情滿懷地將屋角牆頭的壁
畫硬是給颳了去，玻璃門窗給砸了去。雕像不容易毀掉的，至少也要把其中的人物面孔給摳掉。 他們的改革熱情，並不完全是出於破壞的 慾望，還有一個相當合理的理由：當社會上有如此多的貧窮百姓吃不飽穿不曖的時候，教會怎麼可以花這麼多錢去裝飾教堂？這些錢花在救濟窮人身上該有多好？於
是，良好的願望卻造成了歐洲歷史上一次藝術品的浩劫。英語之中，有一句發人深省的諺語：通往地獄的道路之上，鋪著的都是好心。(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那個場景，也為我們前面提到的論斷提供了最好的註解：宗教改革是對文藝復興的反動。 它對後來歐洲藝術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天 主教地區延續了視覺藝術的傳統，因而歐洲近代的建築、雕塑、繪畫大師，大多出自天主教地區的法國、義大利與西班牙。而新教地區的教堂（德國北部、英國
等），通常都找不到幾件色彩鮮艷一些的擺設，有的教派樸素到連點蠟燭都不準點，自然沒有什麼視覺藝術。卻也因此，新教教堂對音樂特別用心，因而後來歐洲古
典音樂會在德國特別盛行，與此也有些關聯。 筆者第一次對宗教改革產生興趣，是源於十幾年前與一位美國友人的聊天。當時聊的是文化
大革命中的一些景況。友人聽後，評論道，「你們的文革，很像歐洲歷史上的宗教改革；你們的紅衛兵，很像那時的新教徒。」這句話，讓筆者感到驚訝與好奇。我 們中國人，對文革的評價很是極端。七十年代初期，廣播報紙里成天說，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驚天動地的大革命，照歌里所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嘿！就 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可是沒過幾年，一切又都顛倒了過來，文革變成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內中的經歷都成了「傷痕文學」的材料。。雖然在定性
上南轅北轍，但是二者卻在一點上完全一致：文革是「史無前例」的。 看了西方歷史之後，才意識到，原來它與西方的經歷還有某些相似
之處。當然，我們國家大，歷史悠久，所以通常不會把我們的經歷拿去和別人的相比。我們歷史上有太多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明爭暗鬥，野史密聞來吸引我們的
注意力。除非是想著去拜一個神靈，或是去抄一個主義，或是去找一條大國崛起的捷徑，否則西方歷史多半不是一個讓中國人感興趣的話題。當然，在中國歷史的範圍內，文革的確是很特殊的事件，相信對這一點大家都可以接受。連哈佛的那位已經故去的知名漢學家費正清（祖上是清教徒出身的美國
在現代中國學生所接受的歷史教育之中，這一現象所受到的評價相當負
人）都說過，他無法想像受孔夫子熏陶兩千多年的中國人，可以做得出紅衛兵所做的那些事情。我們的古代，當然有過分裂、動亂、王朝更替的時期。古代的中國文
人，也有過不同的思想觀點，諸如儒家、法家、道家之類的，之間也發生過爭吵，但是這都不是那種世界觀上的根本分歧。政治的明爭暗鬥可以很殘忍，為的卻只是
誰掌握權力，誰當皇帝。至於說一統天下的帝制，科舉，文官治理，尊孔孟，這些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根本問題上，並沒有真正發生過嚴重分歧。任何得天下者，
農民起義也好，外族入侵也好，都可以引用一套現成的辦法，治理一個跟歐洲差不多大小的地域，養活著比歐洲多出一大截的人口（比如說，1800年，中國有三 億，歐洲只有約兩億），而且可以實現一個上百年的太平盛世。
面。它被稱為是「農民起義的局限性」：反抗封建統治的農民，起義成功之後，自己也當上了皇帝，跳不出時代的局限，只能延續封建專治的傳統。這當然可以算是
最典型的超越時代的判斷：以二十世紀的眼光，去要求社會、歷史與經濟條件都相當不一樣的古人。如果是與同時代戰亂不止、四分五裂的歐洲相比，或是與世界上
其它任何一個地域相比，得出來的應該是另一番結論：在當時的那種條件下，只有我們的老祖宗找到過一個成功治理大國的辦法。 他們能 做到這一點的思想因素，是因為儒家傳統畢竟是以理性為基礎，來詮釋農業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其論證所依賴的都不是鬼神的權威，而是人
之常情。當然他們所讀的聖賢書之中，用了太多的名言雋語，或是比喻例證，在我們現代人看來難以理解，內容過於含糊。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完全 是讓大家靠直覺去體會，沒有具體分析這四個角色的界限與區分，連名詞都沒有偷換一個，就這麼同一個詞重複一篇。但是即使內容含糊，大家理解不完全一樣，總
體上並沒有根本的分歧，內中也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也許其優勢，也要在與歐洲中世紀的思想比較之下，可以看得更為清楚一些。當時歐
洲的思想，建立在對基督教義的信仰之上。來自猶太人的一神論，本身就是一種沉重的理論：世界上只有一個神，而且是一個非常嚴厲、愛吃醋的神，容不得半點偏
差。基督教義之中再加上原罪，對現世幾乎是無能為力，對後世還有一個讓人恐懼的天堂地獄之分。一本《聖經》之中，內容講得很具體，也很繁雜。許多內容講的
都是奇蹟，只能通過啟示去理解，難以用常識、理性來看待。理解上一點點偏差，都可以導致下地獄，涉及到靈魂的最深處。人們與上帝的交往，所通過的是教會主
持的各式儀式，比如說洗禮，懺悔，還有前邊提到的聖餐。就以一項聖餐來說，內中的規定雖然十分細緻清楚，卻要帶上一個完全有悖於常識、解釋起來很有幾分吃
力的理論：麵包是耶穌的肉身，酒是耶穌的血。所以，當教義上發生分歧的時候，所產生的裂痕要從信徒內心深處的世界觀，撕到禮拜儀式的組織，撕到教會與教皇
的權威，撕到王公統治的合法性。它雖然在內容上相當狹隘，只有教義，根本不涉及社會公平、政治正義，但是卻可以帶來極為沉重的後果：一百多年的宗教戰爭，
與幾個世紀的基督教各教派相互之間的迫害與歧視。九、近代中國的「宗教改革」
如果說我們也經歷過這樣一次大撕裂，那就不是簡簡單單的一次十年文革了，而是應該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的百日維新，也是一個延續了一個世紀的過程。百日維
與歐洲的宗教改革不同的是，這一裂痕的產生，主要來自外部的衝擊，而不是內在的矛盾。西方在十九世
新中的君主立憲、廢除科舉，本身標誌著的是一個政治概念上的大轉變。到辛亥革命，要進一步演變成共和與立憲之間的大分裂。而到五四運動，再進一步變成對傳
統道德與價值的批判，從而造就了從個人世界觀，到思想價值體系，到政治組織上的一次大撕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近代的中國也經歷過一次我們的歷史上罕見的
涉及靈魂深處的「宗教改革」。
紀走上了工業化，在社會動員能力上，在軍事、經濟、技術實力上，都實現了一次人類自從產生農業定居社會之後史無前例的飛躍。說來，西方的對外擴張，從航海
大發現的1500年代就開始了。這期間，美洲、中東、非洲、印度、東南亞，都先後被佔領，殖民。只有東亞的中國與日本，是歐洲人始終無法征服的地區。但是
到了十九世紀中，有了工業化的基礎，有了蒸汽機驅動的戰艦，他們才得以敲開東亞的大門。接下來的歷程，是現今的教科書中，讓每個中國學生都讀得痛心疾首的
一段歷史：割地陪款，喪權辱國，而當時的主政者更是落下了閉關自守，愚昧昏聵，腐朽無能的罪名。這些嚴厲的指控都不能說是沒有道理，但是嚴辭厲色之中卻難
免有失中肯。 中國有一句老話：「失敗是成功之母」。西方有一句相近的話，卻是倒過來說的：「成功之中含有失敗的種子」。在農業社 會的生產條件下，中國有一個相當成功的儒家政治制度，是在世界歷史上少有的泱泱大國。可是當別人走上另一條完全不同的工業化道路之後，以往的成功卻不可避
免地成為轉變的阻力。上千年的歷史之中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不是一轉眼之間就可以放棄的。這麼大的社會、經濟、思想、政治的轉變，也一定會有相當的代價。
即使是在先走一步的歐洲，工業化也是一個充滿動蕩的痛苦過程。而被人逼上這條道路的中國，原本就內在條件不成熟，既無資金，也無經驗。就算是那些極少數睜
眼看過西方的人，知道的多半也只是一些一知半解的理論而已。 這其中的難處，也許換一個角度來看，更容易體會一些。那些主張變革的
人，同樣無法迅速改變落後挨打的局面。變革雖然是必需的，可是變革所帶來的效果，往往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百日維新的舉措，雖然沒有在光緒年間實行，卻在
慈禧去世之後的宣統年間，攝政王主持下，得以實施。這段經歷現在知道的人不多，是因為其效果實在不怎麼樣，最為直接的後果是各地鬧起護路運動，加速清朝的
滅亡。辛亥革命成功之後，非但沒有帶來民主共和，反而帶來軍人執政，軍閥割據。北閥成功，卻依然不改政治之昏庸無力，軍頭擁兵自重的格局，還要再加上新起
的主義之間的戰爭。 就算新中國建立之後，不也還是要走上三十年的彎路，直到最近十幾年來，才算是進入小康？放眼四周，即使在管理
遠為容易，條件更為優越，二戰之後站對了邊的香港、台灣、新加坡、南朝鮮這些彈丸之地，其經濟起飛也要等到六十年代末才開始。比起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也
就早了十幾個年頭。十幾年的時間，在二十世紀初那些急於讓中國擺脫落後狀態的熱血青年來看，是太漫長了。但是在一個世紀之後的我們，如果能心平靜氣地想一
想，應該算不得一段很長的時間。 內部的變革不易，還更要加上外部極為惡劣的國際環境。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歐洲人幾百年衝突下練
就出來的組織動員、軍事技術手段，已經在鋼鐵、機械、電力、鐵路的帶動之下，擴展到了全世界。傳統的中國，在這個叢林世界之中，已經成為一頭遲早要落入虎
狼之口的老黃牛。近代中國的「宗教改革」，正是在這樣一種守舊是落後挨打，變革卻是效果不彰的困境之中，激蕩出來的大撕裂。甲午戰敗之後，「立憲」意味著 告別中國政治的傳統。到辛亥革命時政治上的主張更為激進，演變成「保皇」與「共和」的兵戎相見。激情滿懷、流血犧牲的革命帶來的卻是軍閥割據，所以到五四
新文化運動時，就要從思想上、世界觀上根本清算兩千年的封建遺毒，吃人禮教。政治上的敵對，終於變成了精神上的分裂。中國的變革，已經不單單只是改變政治
制度，更是要在政治革命之上，加上「宗教改革」：改變人們的精神觀念，價值傳統。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 義。」是一句許多人耳熟能詳的描述，給人一種接觸福音之後深受鼓舞的感覺。在對社會與歷史的理解上，馬克思主義注重的是生產與社會條件，所謂生產力與經濟
基礎。於此之前，西方曾經流行過以「上帝意志」或「自由精神」來理解歷史。在我們的傳統思想之中，則是慣於從人事的角度來理解歷史，「賢帝庸君」或是「忠 臣奸宦」。與這些傳統理論相比，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要更為深刻，細緻。其實，近代中國變革的不易，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觀察，更容易理解。沒有內在的經濟基
礎，沒有相應的社會條件，沒有資金，沒有管理經驗。只有落後挨打的現實，只有少數青年學生、讀書人的一腔熱血。十月革命雖然是驚天動地，但是在當時的中
國，真正聽見那一聲炮響的人，恐怕是少之有少。 通常來說，讀歷史的人，有一項一般人在現實生活中不大容易獲得的特權，可以名正言
順，從容不迫地做「事後諸葛亮」。但是二十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關注的卻不只是歷史，它對歷史有一個像力學原理一般的高度概括。於此框架之內，不但可以解
釋歷史，還可以預言未來，作為改造社會的根據。那些聽見了炮響的熱血青年，正是聽見了這個激動人心的預言部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理解之上，有一個社會發
展規律，不但提供了一個願景，指明一條出路，還提出一個像中國這樣落後國家趕超西方的可能。 產生於俄國革命列寧主義，更是提供了 一個實現這一理想的組織與發動方式，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作為精英，以民主集中制統一思想與行動，以革命理論去發動群眾。其實，不論是在俄國還是在中 國，這個先鋒隊的早期成員都不是無產階級，而是為政治理想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若是按照階級成份來算，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員們其實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但是這個以精英率領群眾的模式，正是符合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中國的變革，並不具備內在條件。它是在外敵逼迫之下，在普羅大眾都不知道工業化、現代化為何
物的現實下，由一小群知識精英率領，通過引進灌輸新的理論與信仰，做極為艱難與深刻的轉變。因此，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採用了列寧主義的組織方
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聽到炮響的人，倒是與《聖經》舊約之中的「先知」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作為改造社會的政治運動，馬克思主義 就不僅僅是一種分析方法，而是一種信仰。建築於理性的科學，畢竟有它的局限，那些可以在實驗室里反覆實驗的科學規律畢竟是簡單的，那些可以在自然界反覆觀
察的現象畢竟是有限的。以一個社會的複雜，要想找到一條歷史發展的根本規律，這本身就是一種帶有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的簡化，其中信仰的成份多於理性的成份。
預言歷史、改變歷史，光靠理性的歷史分析肯定不夠用，還真得要有信仰。當然，在那個內外交困的年代，事後諸葛的冷靜分析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反倒是信仰可
以為有志青年指出一個方向。那些甘為革命拋頭顱酒熱血的先烈們，與那些甘為宗教改革而走上柴火堆的新教徒們，有著一樣的視死如歸的凜然氣概，雖然前者為的
是革命理想，後者為的是他們心目中所理解的那個上帝。 當然，這一革命理想在意義上來說，要遠比宗教改革來的更為深遠。歐洲的宗教
改革雖然觸及靈魂的深處，卻只限於教義、教會組織與儀式。馬列主義不但提供了革命理論，行動綱領，組織方式，還提供了一套思想架構，來重造政治，改變社會
不公，改造人們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中國就是在這些充滿理想主義的激進革命者帶領之下，走上了徹底革新之路：用血肉去拼別人的鋼鐵；用農業社會的節衣縮食，
去拼別人的工業化生產；用貧苦百姓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下的人民戰爭，去拼別人工業社會有效的全民動員。中國革命成就之偉大，也不是宗教改革可以比擬的。革命
的勝利造就了新的政治架構，帶來了和平歲月，解決了社會的不公，為發動中國的工業化建立了基本的條件。雖然當時的工業基礎還相當薄弱，卻在建國不久之後的
朝鮮戰爭中，第一次以現代的組織動員能力，與在二次大戰之後幾乎是不可一世的美國打了個平手，改寫了鴉片戰爭之後一百多年來，中國每戰必敗的命運。十、理想主義遭遇現實
前文中提到「成功之中含有失敗的種子」，講的是傳統中國社會轉型的困難。其實，對革命者來說，類似的問題一樣不可避免。中國所進行的社會改造，是一個復
在戰爭時期，信仰是革命低潮時得以堅持不懈的思想基石。到和平時期，信仰則成為理性思考的絆腳石。
雜、深刻卻又相當迅速的過程。革命的成功，為中國奠定了一個變革的基礎，卻也為革命者帶來新的困難與挑戰。激情滿懷的的理想主義者們，在勝利之後不久就走
得步履蹣跚，也多半是因為過去的成功。
經濟建設中許多實際問題的討論，在革命者之間無法心平靜氣地進行，很容易上綱上線，上升到「正統」與否的高度，變成類似於基督教會之中的教義之爭。在戰爭 時期，生死攸關的形勢，需要堅強的紀律，統一的思想，領袖的權威。到和平時期，同樣的組織方式，使得不同意見的表達，很容易被理解成對領袖權威的挑戰。新
形勢下革命者對許多問題都沒有經驗，領袖們本來就容易犯錯，卻缺乏不同聲音，沒有糾正機制。戰爭時期，有著明確的敵人，明確的目標，建立在革命熱情之上的強力動員是致勝的法寶。到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上，目標本身的制定就存有爭議，執行過程之中的困難並不是靠動員群眾就可以解決的。而像大躍進時期那樣果真轟轟烈烈地動員起來搞經濟建設，其結果卻是一場大災難。
戰爭時期，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觀，可以有效動員底層民眾的支持，進行社會改造，建立基層組織。可是一但來到城市之中，這種過於簡化的階級觀，要造成許
戰爭時期，大家為著理想，為著信仰投身革命，連命都顧不上。可是到了一個和平的社會，革命幹部們自身，也有了官位，還拖家帶口的，各人有各人
多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知識分子」問題。傳統中國社會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它不像歐洲社會那樣以血統論優劣，而是有一個擇優錄取的科舉制度。雖說科舉制
度本身有不少弊病，但是由此所形成的注重教育與尊重讀書人的文化，卻與現代社會的需求相當匹配。革命的成功，切斷了這一傳統，讓原本在社會上有著特殊地位
的讀書人找不到位置。執政者雖然在建設中需要他們的學識與才智，在觀念上卻無法信任他們對革命的忠誠，而以工農為主的中低層幹部更是在思想與文化上與讀書
人格格不入。
的利益。那種否定個人利益的理想主義，在革命者內部都已經不合時宜。五五年一次評軍銜，要在那些最具有覺悟與資歷的老將之中，激起各式的牢騷與是非，讓人
體會到理想主義的蒼白。讀過《毛選》第五卷的人都知道，毛澤東身為最高領導人，眼見這些革命者，變成享有特權的官僚，喪失過去的革命熱情，焦慮之情，溢於
言表。所謂「成功之中含有失敗的種子」，還有另一層意義：造就過往成功的思想與行動方式，有很大的慣性，除非碰到重大的挫折，否則難以回頭。公平來說，這種
慣性並不應該只理解成為教條主義的僵化思維。畢竟那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之中，系著幾代人的艱苦奮鬥，熱血犧牲，系著他們的青春歲月，系著他們的激情理想。
它所造就的，並不只是一種思維方式，還包含著他們的自尊自信，自我價值，包含著他們整個人生觀與世界觀。和平時期的問題再難，也難不過戰爭時期的流血犧
牲。他們不會因為那麼一小點困難與挫折，就放棄對理想的堅持。恰恰相反，以他們的思維方式，困難與挫折往往意味著的是熱情不夠高，決心不夠大，信仰不夠堅
定。其解決方式，正應該是「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或者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因而就有了毛澤東所發動的那一場文化大革命。它不是必然，但是分析理想主義的思維脈落，卻不難看出它的自然。而且這一次，理想主義更是被運用到政治組
織上來，把原有的黨政機構撇在一邊，發動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上街革命，也交由他們來進行一次政治大重組。作為帶領中國成功進行過一場政治革命的領袖，
他對政治組織的建立也是出於理想主義的簡化，認定群眾的熱情與覺悟是官僚僵化的解藥。說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革命還正是產生於青年學生們所領導發動的群
眾運動之中。可是這其中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不同，五四青年要經過近三十年腥風血雨的磨鍊，要用前仆後繼的犧牲去練就鐵一般的組織紀律。文革之中的紅衛兵，
所衝擊的是一個被最高領袖一張大字報給弄得不知所措的黨政機構，很容易得就獲得了權力。他們有滿腔的革命熱情，要說寫大字報，破四舊，遊街，抄家，帶高
帽，那是有極大的能量，但是要說組織或是管理能力，卻不是這些二十齣頭的小年輕們所可以勝任的。在這一點上，他們也的確是像歐洲宗教改革時期的新教徒，敗
事有餘，成事不足。拿著一本小紅書，就以為自己拿著真理，各自依據各自的理解，互不相讓，爭得面紅耳赤，直到大打出手。不出兩年，最高領袖就不得不依靠軍
隊，全面接管各級政府，把紅衛兵們趕回校園，趕去農村。文化大革命，雖然正式說來歷經十年，其實在1969年軍隊接管之後，就已經在政治與組織的實踐上宣 告徹底失敗。其後的年間，文化大革命的正確只是由最高領袖的威望支撐著，只有「馬列主義大普及，上層建築紅旗飄，革命大字報，烈火遍地燒」來作為「文化大
革命就是好」的依據。但是從長遠來看，文革卻是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的理想主義與政治激進化的終極進程。在這個過程之中，總是有更為激進的後來者，認定前輩們的所作所為不夠徹
紅衛兵的暴力，並不完全是出於年輕人的魯莽，其中也有理想主義的因素。歐洲宗教改革時期，建築在「神本」之上的狂熱信仰有兩個不可分割的方 面，其一是產生那些不惜自己的生命，站在柴火堆上為真理獻身的烈士，其二則是那些把其它信仰當著邪惡，用最殘忍的手段去對付異端的暴力鎮壓。中國近代的變
底，不夠革命。百日維新派嫌洋務派不觸及根本，國民黨認為康梁是保皇黨，馬克思主義者認定國民黨是反動派。這一回紅衛兵小將們要把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前輩
當做修正主義者與走資派，用湖南農民運動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方式也來整治了一回。
革與「宗教改革」之中，從戊戌六君子開始，同樣在每一時期都產生過一系列的革命烈士，「殺身成仁」，「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生得偉大，死得光榮」，一副大義凜然的革命氣概。這樣的理想主義，不是「神本」，卻是「義本」，內中同樣都是容不下「人本」。而站在他們對立面的，是邪
惡，是不共戴天的反動派，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敵人。受革命教育長大的紅衛兵，自然不會把被鬥爭者當作人來看待，也根本就不可能遵循什麼法律規則或是程序，因
為他們所做的是驚天地，動鬼神的革命。信仰鼓舞下的理想主義，可以砸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讓中國社會脫胎換骨。但是這其中也肯定有相當沉重的代價，它不
僅包括辛亥革命以來數次內戰的流血死傷，也要包括這一次在和平時期把理想與信仰推向了極端的文化大革命。十一、理想主義過後
前文中提到「成功之中含有失敗的種子」，講的是傳統中國社會轉型的困難。其實，對革命者來說，類似的問題一樣不可避免。 中國所進行的社會改造，是一個複雜、深刻卻又相當迅速的過程。革命的成功，為中國奠定了一個變革的基礎，卻也為革命者帶來新的困難與挑戰。激情滿懷的的理
想主義者們，在勝利之後不久就走得步履蹣跚，也多半是因為過去的成功。 在戰爭時期，信仰是革命低潮時得以堅持不懈的思想基石。到和平時
期，信仰則成為理性思考的絆腳石。經濟建設中許多實際問題的討論，在革命者之間無法心平靜氣地進行，很容易上綱上線，上升到「正統」與否的高度，變成類似 於基督教會之中的教義之爭。在戰爭時期，生死攸關的形勢，需要堅強的紀律，統一的思想，領袖的權威。到和平時期，同樣的組織方式，使得不同意見的表達，很
容易被理解成對領袖權威的挑戰。新形勢下革命者對許多問題都沒有經驗，領袖們本來就容易犯錯，卻缺乏不同聲音，沒有糾正機制。 現代的我們，時常羨慕西方社會對不同意見及信仰的寬容態度。這些態度的形成，最為直接的原因是世俗社會的形成，與現代化之後現世社會生活水準的大為改善，讓宗教的地位大為降低，人們不再把信仰看著那麼神聖的東西。宗教改革對此也有貢獻，因為教派之爭傷害了教會的地位。 宗教改革過程之中，種種的暴力、狂熱與迫害，並不完全是出於邪惡的目的。以基督徒的世界觀，天主教與新教雙方都可以聲稱他們所做的，為的是挽救迷途的靈
魂，因為把教義弄錯了，那可是要下地獄的。所以不管手段多麼殘忍，流血多麼慘痛，他們是真心誠意地想要讓人改邪歸正，回到真理的一方。這些理由，站在他們
的信仰上來考慮，不能說是沒有道理，卻也印證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一句來自西方的諺語：通往地獄的道路之上，鋪著的都是好心。 歐洲人 是在宗教改革的流血衝突，鬧騰一百多年之後，打累了，鬧夠了，才開始意識到，宗教信仰這種東西還真不是說改就可以改的。於是有了一個態度的轉變，從出於拯
救靈魂的火熱心腸，「我要幫他們改邪歸正！」，變成了一聲很有幾分冷漠，無可奈何的嘆息，「如果他們想要進地獄燒火，那是活該！」（「If they want to burn in hell, let
them be damned！」）西方人對信仰自由的尊重，其思想根源正是來自這種無奈。當然，現代的人權主義者表述起來，不願意說得這麼負面。他們也喜歡把一切都講得
堂而皇之，天賦人權，良心自由，不可侵犯等等。但是西方人可以容忍宗教自由，在於首先放棄了那種「我手中握有真理，不信我的上帝你就得進地獄」的自大與狂 熱。 我們所經歷的過去一個世紀，也有信仰之爭。這個信仰要比宗教信仰來得廣義，內容包含了不只是世界觀，還有強國之道，社會公
平，與政治正義。這其中有許多概念也要比對神靈的崇拜來得理性，至少是理性探討的範圍更寬一些。但這也還是信仰，人類社會的複雜，任何政治理論的實踐都會
產生大家事先所無法意想的結果。也許實踐可以是檢驗真理的一個很有用的標準，但是「實踐結果」的本身就不是一個可以完全客觀討論的觀念，內中免不了有許多 主觀的成分。如果說要形成一個寬容的討論空間，也許我們都該有這種認知，在信仰與主義這個問題上，還真是不可以太自以為是，或是太過認真。 二十世紀在中國，是理想主義盛行的時代，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把狂熱信仰推到終極之後，才算冷卻了下來。在這一點上，文革倒是與歐洲的宗教改革，有異曲同
工之妙。文革的極端，讓理想主義喪失了社會基礎。文革之後的改革，雖然也曾出現過各式的理論爭議，卻多半能由現實的一方勝出，走出教條的思想禁棝，也是得
益於文革把政治理想推到了荒唐的高潮。現在的我們，還能為理想、信仰所感動的人不多，因此也有人批評現在的中國是處在物慾橫流，道德衰敗的時代。只是，在
對歷史的理解上，我們仍然沿襲著激情的傳統。 比如說，中國兩千年來的大一統政治，就時常被人稱為是「秦始皇式的封建專治」，幾乎 一無是處。老祖宗在天有靈，一定會大呼冤枉。秦始皇可是傳統說教中被批評了兩千年的人物，是傳統政治中的壞典型。怎麼到如今，他們卻被這革新的一代，跟秦
始皇划到一個類別里去了？二十世紀初，急於變革的理想主義者們，對歷史傳統的一頓狂轟濫炸，以至於到了一個世紀之後，不處在危急時刻的我們，也無法平心靜
氣地看待歷史。因此，一方面我們為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化而感到驕傲與自豪，另一方面卻把造就這一歷史的傳統中國政治，及相應的大一統，文官制度，科舉等等
政治元素說得一無是處。這可以說是理想主義留給我們的一項後遺症：嚴重的精神分裂。 對於中國近代歷程的理解，那就更是充滿著強烈 的情緒。革命，戰爭，反革命，迫害，民族危機，社會動蕩，這一個多世紀有太多的起伏，太多的恩怨，讓人難以釋懷。然而我們現在所處的畢竟是一個相當不同的
環境，不再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那個內外交迫，危機重重，欲轉變而不能的社會。現在的中國，有了工業化的基礎，有了交通運輸通訊的設施，有了相應的經驗與技
術，也有了求富求強求轉變的內在觀念與動力，來推動現代化的進程。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不肯轉變之下會落後挨打，而是經濟與社會轉變得太快所引發的脫節、不
公與動蕩。這樣的局面，正是那幾代理想主義者們拋頭顱撒熱血，歷經各類動蕩與曲折，所換來的。他們的犧牲，讓我們有了一些奢侈，可以少一些激情，多一些思
考的空間，來同情地理解前輩們，不論是革命者、反革命者還是旁觀者，所處的特殊歷史環境及行為方式。十二、推薦資料
關於歐洲宗教改革的歷史，這裡推薦一部相關的電視劇，和幾本面向普通讀者的書藉。 Richard
Marius寫了兩本評價不錯的傳記，一本是關於摩爾，另一本是關於馬丁路德。這其中，既介紹了他們的生平，也介紹了他們的思想，當然又都不免會觸及伊拉斯謨，及他們之間的恩怨與爭吵。 1. Marius,
Richard, Thomas More: a biogra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Marius,
Richard, Martin Luther: the Christian between God and dea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rius生前執教於哈佛，他既是一個小說家，也是宗教改革歷史的研究者，在哈佛教的卻是寫作。他的出發點比較現代，把摩爾與路德都當作常人，從心理
學的角度分析二者各自的信仰，內心的恐懼，優點與弱點。對摩爾，他談到了摩爾為政時對新教改革者的迫害與鎮壓。對路德，他批評了路德晚年強烈的反猶太偏
見。因此，他這兩本書也曾受到摩爾與路德各自所擁有的當代崇拜者們的批評。 William
Manchester寫過一本介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大航海的書，只有三百來頁，卻貫穿十五、十六世紀歐洲人思想上所發生的巨大變化。雖然總體來說，寫得很概括，但是內中卻含有許多那一段時期有趣的細節。 3. Manchester, William, A world lit only by fire: the medieval mind
and the Renaissance: portrait of an age, Little, Brown, 1993. Manchester是不少中國讀者都熟悉的作者。他曾寫過一本美國現代史，名為「光榮與夢想」，（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2），八十年代就已經翻譯成中文。關於「A world lit only
by fire」， 據作者自己所述，他原想講一講麥哲倫環球航行的故事。結果寫前言的時候，越寫越長，前半部分就把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都寫了進去。後半部分依然是關於麥哲倫
的航行。兩部分都相當有趣。 他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依據Will
Durant所著的「文明的故事」系列中關於宗教改革的那一本。「文明的故事」整個系列都曾被台北幼獅出版社翻成中文，譯本也曾由北京東方出版社在中國大陸發行（1999年）。 4. Durant,
Will and Durant, Ariel,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 6, The Reformation,
Simon and Schuster, 1935- 5. 中譯本：威爾。杜蘭著，《宗教改革》，東方出版社，1999 亨利八世所主導的英國的宗教改革極為富有戲劇性，內中有信仰，有權斗，還有女人，因此曾被多次搬上熒幕。最近的一次，是正在美國拍攝放映的電視連續劇，
名為「The Tudors」（中文譯名：《都鐸王朝》），已經放映了三個季度（按美國媒體的習慣，放映電視節目的一個季度是指從秋天開始的一年），約三十集。據說新拍
的第四季度將在2010年播放。 前三季的中文字幕版可以在優酷上看到，鏈結在這裡(tudors 搜庫-專找視頻)
（好萊塢最喜歡拍的故事，當然是既有「姓艾」又有血腥。所以要警告一句，未成年者不宜觀看。） 整部電視劇只是在主線上尊重那一段歷史，在細節上則做了許多簡化與戲劇化處理，有不少拍戲的時候一定要做的編造。不過，故事倒是編得還可以。對不熟悉西
方歷史的中國觀眾來說，可以在視覺上直接感受宗教改革時期的宮庭排場，宗教儀式，政治運作，還有鎮壓與反叛，很值得一看。
因為拉美地區的戰略地位沒有中東地區險要且中東地區有石油，中東如今的亂局很大程度也是因為其本身的矛盾被外界利用的結果，基本世界上每一個強大勢力都想在這個地方插一腳。而拉美地區原來主要被美國控制，所以沒有多亂。
我不懂基督教天主教什麼的。就我觀察拉美的同學們，他們沒有信仰。即使他們有宗教，經常說God God 什麼的，但是真是沒有信仰。他們就是過的舒服，有錢花，有酒喝就行。沒錢怎麼辦？搶啊，販毒啊，找阿拉伯土豪那個什麼吖。基本都這樣 。
君不見幾乎與基督新教改革同時進行的天主教改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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